《知青party》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征文选登之二十九
插队知青的回忆
花甲润青（河北唐山知青）
1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39年前，我和全校、全市以及全国的应届中学生一样， 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号召，打起背包，登上解放牌卡车，奔向农村，开始了我4年的插队知青生活。
我是1965年考入我市一所重点高中的。第2年，在我即将升入高二年级学习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日晚，我们全家刚吃罢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预报，将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20点整，中央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发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时，播发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通讯。广播过后，老工人出身父亲低声对我说，看来你得到乡下去，留不到市里了。那一晚，全家都沉默不语。谁也不挑头说话。几天过后，就是交户口簿、注销城市户口。记得，当时我拿家里的户口簿时，母亲已是卧病不起，她极不乐意让她的大儿子离开她！
1月8日上午，全市5700余名学生受到了全市父老、姐妹的夹道欢送。当时，我只知道要去丰润县**公社，大卡车路过韩城时，我方知向西行了。又过一镇，我向车下赶集老汉打听，才知是新军屯，此时离唐山已50里了。后来卡车又下了道，摇摇晃晃驶进公社所在地。分配之后，我们三个来自唐山市区、同一所学校但不同届的男同学被分配到马庄。马庄赶马车来接我们的老大爷说：昨晚才听说来学生，队长带人给你们找房呢，我先接你们上庄里去！
这年的1月8日，我的人生开始了新的轨迹。4年的知青生活是我走向奋斗的开始！
润青----是一个曾在丰润县插队的老知青！
插队后第一天没挣到“工分”
&39年前的1月9日，是我们插队生活的第2天。
我们小马庄仅分我们3名男同学。而大庄俗称东六村(曹庄、杨庄、侯庄、王庄、马庄、小合六)，共分25名知青。这六村足是一个较大的村庄,间距1、2里。由于历史的沿革，各项工作和活动有分有合。可能是为落实“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的最高指示，几年不开的东六村大会9日在小杨庄召开了。主题是欢迎知青。我们3人和社员们一道边走边谈，去参加这个大会。
第一次参加农村的大会，也很开眼。散散漫漫的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天冷个个嘴吹着白气尽是神聊。我们始终也没搞清那位领导讲什么。半个小时光景，只觉安静了，才知道要演节目。还别说，看节目的这些贫下中农们挺认真的，话也少了，这大概是农村当年文化生活贫乏的结果吧！而这些节目中，有的忘词，有的跑调，回想新年联欢我们初中班，以后的高中班自己的节目也比这强，更何况校宣传队呢！可能是知青们欣赏口味高，感觉都不好，大家陆续不想再看了。有人提议相互看看住的房子，同学们都响应服从，我们3人也随大流儿，先后去了其他5村。
第3天早上出工，我们队的记工员分发昨天的工票，没发给我们3人。我们当时还没有这个要工的意识，一个孩子为我们挣要，记工员说，昨天记工时，他们都不在，不能算出工！天呐！开会、看节目都给工，昨天知青怎么那么傻呢？坚持看完不也出工了吗？我们3人好后悔！
从这之后，我们3个知青开始重视挣工分了，特别开始注意改造我们的老农们如何巧挣工分了！
知青生活的第1次“开伙”
进村的第4天，林队长告诉我们，你们的炊具都已置办齐了，别再吃派饭了，今天中午你们自己开伙吧！从队部抬筐煤，早收会儿工吧！
我和大雄、小飞抬着煤，急匆匆回“家”，开始做饭准备。一切都要除锈，特别是锅，我们用砖头磨了又磨，用热水烫了又烫，唯恐不讲卫生。我们3人在家都没用过大锅，学生出身的我们，在家大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雄住校吃食堂，我和小飞仅在家的煤炉子火上偶尔煮过粥，且百天不遇。我只好硬着头皮揽下锅上贴玉米面饼子的“上灶活”，小飞接下点灶烧火的“下灶活”，大雄则当我俩的助手！
我们你一嘴，我一嘴的商量着开始贴饼子了，我用手把玉米面和好并做好面团开始放到铁锅内，前3个大小不一，我说不行，他俩一再鼓励。贴第4个时，我们发现前3个开始从锅边下滑，大雄说时迟，那时快急忙帮我按住，但仍不见效。我急忙跑向正屋向房东老奶奶问个明白。老太太说：“傻孩子，锅里边的水得‘响边’才能贴呢！”我即刻返回，叫小飞先不烧煤（拉风箱烧煤当然也是头一回），先烧柴火把锅烧热！果真水边冒泡后，贴的玉米饽饽不向下溜了。老太太也过来看我们，笑着说：“那不是有话嘛，凉锅贴饼子，蔫溜儿嘛！真难为你们啦！没事，有空我教教你们！”
吃完我们自己做的第1顿饭，下午出工的“牌子（废钢磨扇当的{）”又响了。来不急收拾和休息，又到饲养处等分配活计。一位乔男士和几人凑过来说，听说洋学生们吃的水煮饽饽！我有点不好意思,心想他们的消息怎么那麽快呢！还是当都关注我们吧！
从这以后，我们知青除了天天不误工参加劳动外，每天3顿饭都要自己做。号称“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房东奶奶风匣（箱）一响，我们即刻起炕做饭。虽羡慕和我们同龄的青年，家中的老人做熟饭才叫醒，但我们也没觉得累，我们3人的信条是，别让庄里的人小瞧咱们！
论“辈”专题会
插队进庄一段时间，我们对庄里的人们之间的称谓极不习惯。在学校，我们通称老师、同学。偶见到学校员工，我们都称师傅。在居家邻里，我们称邻居为大伯、婶婶。可到农村，二爷、五叔、三哥，都是正常的称呼，加上庄里世辈差异较大，对每家每户的称谓，知青叫起来实在困难。看来我们得“入乡随俗”了。为此，我们3人利用一个晚上，躺在被窝儿专题论“辈”。回想起来这事虽小，但对我们城里插队知青，尽快融入普通农村这样的新环境，还真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我们先把同龄青年人的岁数作为我们平辈的基本调子，来确定其父母的称谓。先从我们一小队庄东开始，一户一议，一人发表意见，大家平衡称谓，同时兼顾他们与庄里人的称谓。3人有说有笑，一条街住户的辈分很快讨论下来。可谁知，议论北小街二队几户时遇到了新问题。因为郑家辈大，庄续辈分有50岁的孙子，二、三十岁的爷辈人，我们只得推翻前几家的辈分重新确定。小庄有五辈人的差距，我们都要兼顾。大家又是一阵笑声。那天晚上，我们都很兴奋，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
第二天出工，我们3人有了底气，见谁都有话了。这主要是有称呼显得亲切。社员们都很高兴，他们觉得和他们近了许多。我们对同龄的小辈人直呼其名，不占“便宜”，对不好论辈的，谓“各论各亲”。那天大家都认为我们确定的恰如其分，他们都很快活！
&的确，论“辈”专题会为我们拉近了与农村人的距离，为我们举目无亲的知青，攀上了“亲戚”。
闯过劳动关
插队知青最关键的是闯过劳动关。我们3名知青相互鼓励、克服困难、抱定必成的信念，逐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也一次又一次的获得愉悦，从中真正体悟到了其中的乐趣！
第一天出工，队长分派一位叫恩惠大伯的老农带我们仨知青猪圈起粪。我们自以为镐、锹都用过，不会有什么问题，跳进猪圈马上干起来。寒冬腊月，一镐下去，冰冻的猪粪上仅留下一个白点，一连几镐毫无效果，可猪粪往我们的嘴里、衣领里跑了不少，溶化后，味道是我们从来没有领教过的。我们仨人只是吐、掏，村里许多人看我们只是笑，我们真的出了大洋相！
恩惠大伯连说，不急不急，我先干，你们先看看再说。只见老人家掏出袜护的（栓在脚脖子上护脚面的布罩）和套袖，先把自己“武装”起来（后来体会到许多老农也讲究卫生，干活四置、有条理），拿起镐一下接一下的刨下。奇怪的很，猪粪不再四溅，半尺见方的粪块，一块接一块的被刨下，我好佩服。半天的劳动我也掌握了活计要领，主要是我们弯腰不够，后手较高。惠大伯手把手的教，我们又认真学。大家都很高兴。说实话，那天我们4人干了平时社员2倍的活，队长也很高兴，嘱咐我们干活别急，悠着点！几位大妈、大婶也给我们送来袜护的和套袖。
还有一次我挑大粪过几户人家的堂屋，越是担心洒出，可偏洒出，弄得我非常尴尬。几家主妇笑着说，学生干的我不怪，要是社员干的，我吃他家去！宜民大叔见我说，你挑大粪过堂屋，脚步放小、放慢，你试试！嘿！真灵！他们干活真有门道！
拜年时间的风趣
生产队的饲养处是集体所有制形式下，队长分配农活的地方，也是大家“侃大山”、消息传播的宝地。那几年，知青是要过“革命化”春节的，要同贫下中农一起过三十。正月初五，我们在饲养处和社员一起谈及回家的日子，其中提到回家给亲戚们拜年是否迟了的问题。饲养员王远大叔说，初五、六正好，初八也不迟。庭贵大叔接插说，十五之前拜年都算亲戚，不晚。一中年大哥说，正月里不都可以拜年吗？不出正月都算拜年！驼背的庭文大叔慢条斯理地说：“青草没驴蹄，拜年还拜不齐！”大家一阵笑声。一直没说话的“侃”头进勋大叔从墙角边站起来说：“青草没驴眼，拜年还不晚！”全场又是一阵欢笑声。知青大雄叫真的比划，驴眼？得这么高！到几月？进勋大叔说，八月十五之前！再晚，该拜“秋”了！阵阵欢乐，是我们在城里感受不到的！
我们分了菜地
春节后返城仅过五、六天，知青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大家以为是被注销城市户口的非市里人了，再呆多久也不是“家”，大家约定都陆续回到了农村。
农村的春忙，大约都在十五之后。天气一转暖，社员们都开始忙活自己仅有的一点点菜地。一天早上，宝林队长告诉我们，给我们仨知青调剂了9厘菜地。“我们也有地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自此，在起床、做饭、出工、再做饭......的循环中，我们还有菜地，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但我们还是那种信念：“别让庄里人小瞧咱们仨，社员能干的，我们也应能干！”看见别人翻地做畦，我们也干起来。看看人家畦的宽度，我们用秫秸杆量来，做了8个畦。向老农请教种菜种类后，我们在饭桌上、被窝里讨论“种植计划”。还是老房东志远叔和我们一起，决定了种一畦蒜、两畦豆角、两畦黄瓜、两畦西红柿、一畦杂样（几沟如小葱、根臼菜等）。其理由是春夏季的长年菜。蒜出后，育菜秧，其他畦拉秧下来都栽大白菜。从那时起，我开始记牢了每一种蔬菜种菜的时令，并至今不忘。我还真正理解了“不违农时”的含义。
我们这儿都是“九里（数九）栽蒜”，出九后蒜种干瘪，出苗不好。一天集日，我们三人赶集买来蒜种，学着别人的方法剥皮选优，浇灌畦水。老农告我们，蒜种要深按泥中，否则要“诈尸”（长起后倾斜侧倒）。我们都一一做了。由于天气还较冷，我们担心蒜种冻坏，老农们说没事儿，“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节气到了。果真，我们种下的大蒜开始整畦的见绿了。这是我们菜地的第一项成果，我们高兴极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老乡们为我们这几畦菜地忙活起来。有教我们育黄瓜秧的、有从新屯集上为我们捎来西红柿秧的、有给我们送来好豆角种的。连西队大叔、婶子们都来了。他们把家里栽剩下的茄秧、小葱也带来了。我当时想，这哪里是我们的菜地，这是乡亲们集体的菜地，他们为了我们生活的更好，舍得拿出东西来帮我们。
我们的菜地基本是我管。担水浇菜我不犯憷。因为家里吃水从小就是我担。小飞是灶下风匣烧次煤的好手。大雄当然做饭，且很快熟练有余。不论清早儿，还是工余，我们做饭、收拾菜园不误。菜园活忙，我们一起干。活闲，我们一起做饭。社员们都很羡慕我们。
菜地对我们来说，也给了我们好多知识和乐趣。黄瓜、西红柿怎样长成，我们都没见过。黄瓜秧昨天刚绑好，今天又长了两三寸，真是喜人。一天中午吃饭，我告诉他俩，明天我们可以吃黄瓜了。他俩放下饭碗，急促跑到菜地看看。第二天，我摘了三条一尺半长的黄瓜拿到饭桌上，大家拿起就吃，真有说不出的快乐。那种吃自己的劳动成果，加上刚下架的清香味儿，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我们的菜地，蒜头极大。黄瓜、西红柿足够我们吃，还有零嘴可叼。豆角、茄子、辣椒应有尽有。秋后的大白菜，我们又是大丰收，8畦白菜仅有极少的“半心菜”。足够了我们一冬的吃菜。和我们同龄的房东王二经常开玩笑地说，你们的猴尿都浇地了吧！咋长的这么好！我也说了句农村时髦的话回敬他，“人勤地不懒呗！我们仨勤快！”
时至今天，我还留恋我们的菜地！
开始学农活
开春之后，农事多了起来，我们在村里的备耕农活逐渐减少。一次种春小麦，队长分派我和同龄的两青年人履粪（撒粪）.这活儿没见过，我就学着他俩的样子，拿起粪箕随大家朝地里走。半路上，他们边走边告诉我怎样履粪。到地头后，振九和振国俩人挑选了地的两头，把我夹在中间，目的是带我干活儿。
开始种春麦之后，我大开了眼界。十几岁的孩子二头儿牵墒（牵牲口，我们队牛下地），恩惠大爷扶架耠子（开出一条沟来），近勋大叔播春麦种，我们三青年履粪，之后一壮年庆祥赶着小驴，拉着他踩在耥子上把地耥平，十几岁的孩子拉石磙压实，好一个流水作业！地头的振九开始履粪了。只见他从地中间的粪堆上把粪铲到粪箕里，拎起后在点过种的麦子沟里均匀的撒上，再向第二个粪堆走去，做着同样的动作。我真羡慕他熟悉的活计，点种的刚离开他的管段，他的活儿就干完了。
看到该我这段履粪了，我也同样去做，可手就是不听使唤。要么半粪箕的粪下去，要么一点不下。眼看点种的进勋大叔又到对面点种，我着急了。大叔说，别急，活计都是学来的，慢慢就熟了。这时，振九、振国两头帮我，才算逐渐给我解围。中间休息时，我哪敢休息，只得到地头拿土再练习。队长也劝我休息休息。下半时我稍熟悉了点儿，可右臂又不听使唤。晚饭后，我不顾臂痛，又在南坑边用沙子练习起来，加上再练左手，直到很晚。好在我们队春麦种的不多，仅一天半就种完了，我咬牙顶下来，可肩头肿的穿衣服都疼。
四月底、五月初是我们这一带种大田的时间。听说种玉米履粪要履“s粪”，也就是一粪箕的粪要分别撒在每s（3、5粒）玉米种上，不同于种麦子撒混粪。我让他们做过示范后，晚饭前我又用沙子演练起来。由于有种麦撒粪的基础，我很快基本掌握。种玉米我还是和俩“师傅”干履粪活计。一开始，我又闹了笑话。国祥大叔仍然把玉米种点在沟里。我对队长说，不对吧，我们学校秋后帮郊区收玉米，玉米都是在背上长的，那点种咋就撒在沟里呢？我话一出口，引来大家一阵大笑。一个看热闹的孩子边提裤子边说，傻吧！还得青呢！队长说，栽白薯先做大背，玉米得耪三遍地后，下上化肥再青不就到背上了吗？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书虽念到高中，但种地知识完全空白！哈哈！这次种玉米履s粪，我进步多了，加上和大豆间作（豆不撒粪），我也比较从容应对。粪堆底子清理的也干净，我也轻松了许多。队长夸我学活快，他那里知道我提前付出的汗水。听说西队种地的人见我们队种地，还打听过我是谁家的孩子，他们争论绝不是知青，活计不会这么轻巧。十几天的种地，我一直履粪。社员们见我学活儿快，国祥大叔还叫我点种试试。恩惠大爷还让我学扶耠子，教我如何看“兔子头”（耠子前边的标杆），并亲自给我牵牛，保证垄沟直。
那些天，是我最高兴的！
天气转热，我们队栽的白薯秧都已成活了。一天下午开始，我们队主要劳力都耪薯秧，自然我们仨也不例外。我们知青是第一次用锄，还真觉得新鲜。站好垄之后，只见社员们行走自如，薯秧苗似动非动，锄已将板土破碎，很快进地间已有十几米。而我们仨，还在地头上“雕花”呢！宝林队长走过来，教我们怎样拿锄、迈步。我还真觉得有劲使不上，锄把听使唤，锄板不听使唤。十几棵苗过去，撂倒两棵，怪可惜的。大雄杀苗更多，他也是非常着急。因为当时栽白薯是我们担水栽种的，也有我们的汗水！队长看着我们对大雄说，你不干活在地头呆着，我给你们划工分都值，省得补苗了！大雄顿时红了脸，我也非常上火、真是无地自容！
进勋大叔走过来开玩笑地说，糟蹋剩下的才是庄稼呢！别急，慢点干看准了！他边干边看着我们干。他和我说，你用我的锄试试。这是我发现他用的锄锄板下边俩角是圆头的，而我们是新锄，大新角，加上我们没干过，肯定杀苗。地头休息时，我见社员们用的锄，有的是爷爷及家里曾经用过的，都使出来了。我积极建议和他们换用，下半时耪地，我们仨损苗很少，巧的是，他们用我们的新锄，也杀苗了！
当天晚饭前后，天长黑的晚，我们仨在我们的院子，用秫秸杆插在地上，又练习起来。记得我曾把新锄的下角磨圆，掌握“不深不浅，将没锄板”的原则，没几天，我也得心应手了。到耪玉米苗时，我足以和同龄青年恍上晃下，甚至可以打“头”了！插队几个月的学农活儿，我们为什么学得快，还是确立了“不让庄里小瞧咱”，“别人能干得我们也能干，并干得好！”再有就是动脑筋，知识青年嘛，还要吃苦，学农活儿偷着练，笨鸟先飞！
巧看定亲新媳妇
一天下午出工前，饲养员志远大叔告诉宝林队长,大牲口吃的秸草没了，要安排铡草的。可能是我们知青干活不偷懒，又有傻劲儿，队长留下我和驼背庭文大伯铡草。庭文大伯是入草的好手，既不空刀，草口又匀，铡草的也不累。我这个新手当然受益。
我和庭文大伯刚铡一个半谷草，宝林队长走过来对我说，铡刀快吗？我答道，还可以！他看我铡了几刀后对我说，这刀得磨了，要不太累！说完他动手卸下刀片，扛刀走了。我打心里感谢他关心我。队长去了挺长时间还不来，我们只好呆着，怪没意思的。我几次说磨刀咋这么长时间，庭文大伯这时只是对我笑。过了个把小时，队长回来了，把刀交给我，我上好后铡草，觉不出磨快了，还是那个样子。我和庭文大伯铡到7、8个谷草时，副队长云桥又走到我们爷俩跟前，还要给我磨刀。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把刀扛走了。我开始摸不着头脑了并问庭文大伯为什么？大伯说，村老高家有大条磨石，今儿他家有定亲媳妇，宝林他们找个借口看新媳妇去了！我不解的问，为啥不直接看去呢?大伯说，没有直接去的，总得找个借口。主要是吃几块糖，抽棵好烟！我真觉得好笑。这时我才想起我们同龄的振九还真的没出工。又过了个把小时，云桥队长把铡刀片拿回来，我看还真磨了几刀。我和庭文大伯又开始干了起来。可是没铡几刀，又来一个人要给我们磨刀，我和庭文大伯都笑了。来人说你们笑啥？庭文大伯说，俩队长“磨”两回了，话音没落，我们仨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当天下午我们的活儿干的极少，我庆幸“拣”了半天工分！
第二天出工前，振九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有说媳妇漂亮的，有说媳妇会说话的。原来昨天大家都找借口看了新媳妇。几个烟瘾大的人高兴的说抽了他家的“两头齐”（指纸烟）。只有我们仨儿知青觉得好笑。但总算了解到了庄里人如何关注新媳妇到婆家的。
分派活计开始了，杨队长笑着对我说，你还和庭文大爷铡草，大牲口没吃的了，昨天铡的少，今儿抓紧点啊！哈哈！我自然也笑了！
村庄名字的传说
河北丰润县当年隶属于唐山地区管辖（今为唐山市管辖）。自古丰润就有“丰腴之地，润田之壤”之说。我所插队村里当年92岁的高家太爷和我们知青谈“史”时说，庄里的地都是公主府的租子地。
丰润县有“北塔无塔，破寺无寺”之说。破寺庄离我们较远，属北半县，无调查过，不敢妄说。我插队恰巧在我们公社(当年体制）的东六村，即北塔，也叫塔六庄。虽说叫北塔，确实无塔传说。村西的大庙（现已是小学校）也根本找不到一点塔基的痕迹。塔六庄分别由曹庄、杨庄、侯庄、王庄、马庄、小合六6庄组成。前5庄都好理解，想必是当年几姓氏家族迁徙定居所确定的庄名，且各姓氏仍为本庄大户家族。只有小合六与其他五村不同，可能均不是大户，聚居在一起，且又有集中六村散居之意的村子。有意思的是，马庄和曹庄之间有一条长沟，当年我们知青见到时还以为是天然塌陷或用沙所致，但传说是曹庄的先人们挖的，其意在于马要吃“槽”，憋住马腿，不让吃，确保曹庄好风水。
我们公社的西六村的名字也有说法。河溜子村正名为河浃溜村。六十年代之前，河水从庄西流过来，分成两道河，分别从庄南和庄北向东流过，出庄后，河水又汇集一起。试想，这是多么美的村庄！河浃溜庄北3里是大坡庄，与之相对的有小坡庄。小坡庄且不属我们公社所辖。是否与村落处在坡处得名有关？可惜的是，远古的坡，已荡然无存。黄粟坨和岳实庄是相挨着的两个庄。黄粟坨是粮仓的代名词，不言而喻是上古的富庄。岳实庄据我所知无有岳姓人家。当地俗叫“要食庄”，而不称岳（yue)实庄。尚张庄是尚姓和张姓集合的村庄，这是中原村庄名规律性很强的得名。有意思的是我们公社所辖的古良坨村。按字义应为“古粮坨”村，和黄粟坨的粮仓之意相近。老人们说，古良坨原名姑娘坨，是出美女的地方。由于村西北十几里有庄叫起“相公庄”（确有此庄），姑娘坨的人们觉得吃亏，把女字旁去掉，叫起古良坨了。
以上所说都无证可考，纯属乡间的传说，但当年对我们知青来说，都觉新鲜。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往往总是责怪自己没能好好的研究一两个实际事情，弄清搞透。好在还有时间，今后多研究吧！
父亲的“突然袭击”
自从我们知青1月8日在全市市民夹道欢送离开这座城市之后，无数个家庭、无数位父母、无数位亲人，无疑又多了一份农村的牵挂。我这个家庭的长子当然也不例外。父亲、母亲、姐姐、妹妹、弟弟们，以及同院居住的老街坊们的惦记，是可想而知的。父母曾多次提出要到庄里看看我们仨儿的情况，都被我借口拒绝了。我总是想，看了反倒惦记。因为春节后回家，母亲身体还没康复，我当时没把真实的生活及困难向他们说清，怕的是他们为我分神。
日上午，我们队种谷子，我无疑是干履粪活计。收工回村时，有人告诉我，我们家里来人看我啦。当我路过振九家时，振九的父亲宜民大叔告诉我，我父亲和家人来看我了，正在他家歇着。我急忙进他们屋，只见我父亲、姐夫、弟弟、妹妹都来了。父亲说，你来庄3个多月了，我们来看看。当我得知他们是一大早骑自行车来找到庄时，我越觉得内疚，还是让年过半百的父亲惦记了。父亲见到我刚收工，挺精神的很是高兴。姐夫、弟弟、妹妹、见我也觉得很亲。父亲说，到你们家看看，可以多放点菜汤不？你妈昨天烙了不少大饼，我们和你们仨儿知青一块吃午饭！话音未落，宜民大叔、婶急忙说，谁也别走，连那俩儿知青也叫来，都在我家吃！争执之后，我回我“家”，我们仨儿知青做饭、吃饭了。父亲他们只得从命了。后来我才知道，振九家临时跑到外庄换来的豆腐，接待了我这个知青的家长。我父亲说，大米（我庄仅种十几亩旱稻，也称粳米，且收成不好，专为社员过年用的）和小米的两米饭，在那时接待客人，算上上等的接待了。
父亲他们在宜民大叔家吃完午饭后，由大叔领着来到我们的“家”。我们住在生产队租借的王家西厢房。父亲进屋时我们仨正在吃饭，老人见到我们吃的贴玉米饼子和没有油水的干菜（我们买的农户家秋后不成的半心白菜晒成的，也有叫黄菜的）熬豆芽，什么也没说。见到地上的几块坯问起来是干什么的，我便说，晚上搭在炕沿边睡觉的，要不伸不开腿。父亲苦笑着说，谁让你长那麽高！其实，我还真不高，小厢屋炕只有1.5米宽，我们仨三个褥子还要搭边。由于屋小，大家很快又出来聊天。临离开时，父亲低声对我说，看到你们仨行李铺盖卷，我想起了16岁在林西学徒，那时我们担心有那一天谁的行李铺盖卷顺了，那就是被老板辞了。不仅没饭吃了，更没住的地方了。现在你们苦点，社员们不都是这样吗？干活勤快点，多学活计，等你们菜地下来菜，会好一点。老人家的这些话，我至今不忘。一个老工人朴实的话语，既教育着自己的孩子，又理解着下乡的政策。多少年之后我慢慢悟出了这样道理，我们知青这一代的父母们是多么的可敬啊！他们是怎样的承受着多重压力，去支持国家的这一政策的落实！
下午快出工了。大队、小队的干部们闻讯赶来看看我父亲他们并一致肯定了我们的劳动、为人、处事，父亲只是拜托大家严格要求我们，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点照顾好我们的话语。为了不误我们出工，父亲他们急匆匆的和乡亲们告别走了。后来听我姐夫说，老人家出庄后，在道边休息了1个小时，又嘱咐3个孩子回家后对家人和街坊都不要讲困难和艰苦，目的是让家人放心，少些挂念，多让我们锻炼！
父亲是两个知青（后来我妹妹也成为了知青）的父亲，老人家承受了多少，我都没有好好向父亲探讨过。母亲承受了多少，我同样没能好好向母亲询问过。还有兄弟姐妹们---
当年插队知青、支边是一个相当的数字，我们有多少好父母、好兄弟姐妹，在默默地支持这项政策。
&人民伟大！人民万岁！
学系绳子扣儿
系绳子扣儿，应当是每个男孩子顺手拈来的事儿，可我真正学会系绳子扣儿还应当说是当知青开始的。
开春浇地，我们几个青年人分配抬电滚子（电动机）。当年的电机较笨重，大多都在160公斤左右。得须小伙子才能抬动。老乡怕我们吃重，先让我们看着，让我们打下手。恰巧我在栓绳处，自然系绳子归我干。我自信手麻利的系好，高喊“抬！”两壮汉立即抬起，谁知电机起来后，又慢慢滑下落地。俩人不约而同地叫喊，“大嫂子扣儿”、“娘们儿扣儿”。全场一片大笑声！我还真摸不着头脑为什么！
经老农指点，我才发现我系的绳子扣儿确实有问题。所谓“大老爷们扣儿”，是锁扣，即拉紧后相互锁住。我系的扣儿，没锁住，绳子硬或松弛必然滑扣，被大家戏称为“娘们儿扣儿”。从这之后，我逢人便请教系绳子扣儿，有和饲养员大叔学的，有和兽医学的，有的是偷着看学到的。
开春有盖房的，上檩子是很有技巧。一丈多长、百十斤的檩子要由房山上两头站着的人拉向空中，而后摆放在房山上，然后再上第二根檩子。下边的人不仅把檩子栓好、栓牢，上边的人还要好解开，我就偷学了“背扣儿”。“背扣儿”即拉重物时，绳头被压住。拉绳一松劲儿，绳自然松开。这种扣儿使用起来，活儿很是顺手。
在很快时间里，我在出工前后，拜各位包括孩子们为师，学会了各种锁子扣儿、栓牲口的缰绳扣儿、栓猪的猪蹄扣儿、蚊子嘴扣儿（以后我发现纺织女工接线用此扣儿），同时我还学会了自行车驮大筐的系扣儿、抬大缸（保证不倒、又能抬起）的系扣儿、马车拉玉米桔（柴火）等的铰辊扣儿。所有这些，无疑为我的日后生活和工作带来不少方便和益处，使我充满快乐！
&绳子扣儿的系法儿，还有很多很多，劳动人民的智慧值得我们毕生去学习。
干农活的幽默
我们知青和社员们一起干活儿,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倾听他们之间的幽默对话。有些幽默对话是出于他们的文化水平所限有待于深化或提高，但是那些就地产生的幽默，令我特别佩服。用当今新词儿也应叫原生态。赵本山等人在舞台的出现，对于我来说不觉的突然，因为这个广阔天地，各个村庄都有一批土生土长，且相当优秀的幽默人士，生活在人们之中，源于鲜活的生活，“创作”着那些大家喜闻乐见的“作品”。回想大多的幽默段落，我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
一天下午，宝林队长领我们十几人耪地，快到地头时，大家几乎同时发现前边去曹庄的路上，有一老汉胸前背后挂着自行车车架和轱辘。大家一看便知车子已坏，正往家赶路。宝林队长一见是熟人，便对我们说，你们都听着，我逗逗他！在我还没想到时，队长开口了。“二哥，在哪捡来个车子，还有别的吗？”我们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那位二哥也笑着说：“好兄弟，逗二哥，是吧！我牙还掉了，你拣吧！”大家到地头一问，才知他散集回家，半路破自行车前插子断了，只得最后把车背回曹庄来。
宝林队长的父亲也是个好讲笑话的人。我们知青叫他玉贺大爷。开春栽萝卜（为打萝卜籽所栽种的萝卜），队长让一部分人从窖里挖萝卜，一部分人在地里栽种萝卜。我们知青被分配干运输的活计。由于排子车少，队长叫我用独轮车试试。我开始还算行，可是一过垄沟便现了原形。两筐萝卜全部扣在地上。我正着急往筐里捡拾，玉贺大爷路过见我说：“嗨！还是学生干活儿认真，半路还数数！”老人家一句话，我顿时大笑，烦恼和疲劳便抛到九霄云外了！
知青的生活，我也开始学习日常生活中的幽默了！
村庄里的“百家讲坛”
如今电视中的“百家讲坛”是脍炙人口的好节目，大多数人在适合自己的时间里，总要看一看。我以为，当年生产队的饲养处，理所当然的也是村庄里的“百家讲坛”。几年的知青生活，这个“讲坛”还是记忆犹新。
刚插队的那些天，听到出工敲的“牌子”声音后，我们仨知青总是像听到校园里的上课铃声一样，不顾吃多吃少扔下饭碗，便急匆匆地跑向饲养处等候分配活计。我们总是领先到达。每天要等二三十分钟，人们才能陆续陆续到场，等队长分派活计。我们，尤其是早上时间对我们知青来说甚为紧张。有一次起早浇菜，我发现队长老婆刚从灶台锅里淘粥，“牌子”就被队长敲响了。我急忙回家，告诉那哥俩儿说不急，队长还没吃呢！那天我们吃好后才去饲养处，仍然不迟。自此，我们比较好的掌握了出工的时间，既吃好、休息好，又不误出工，还有一定的时间可以听听社员们分派活计前的“讲坛”。
这个“讲坛”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主要是男士），古今中外、赶集卖菜，有啥说啥。或杜撰瞎编，或道听途说，都可以搬来。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小辫子”，听完后，大家一笑了之。开始，我们只是站立一边，听听而已。但给社员们的印象是，我们知青与他们不和炉，“格格不入”。我们知道之后深感委屈，哥仨一致表示，给他们来一个“打成一片”，何乐不为？打这儿以后，我们也进入“讲坛”，把我们所听、所见也端出来参与。后来我们发现真的又逐步拉近了与他们关系，社员们都挺高兴。我们也觉得挺快活。队长说，有知青讲啥，社员们出工来得快！哈哈，我们也很得意！
进勋大叔读过私塾，肚子里有点墨水。理所当然的是经常的主讲。一天他说，问问你们知青，啥时五谷？我们那哥俩儿先后说，麦子、稻子、玉黍...我在中学下乡拔麦子时，留意过这事儿，随即说出“稻、梁、菽、黍、稷”。进勋大叔说，“还有说‘稻、黍、稷、麦、豆’的。我说都不全，五谷应当把人吃的都包括在里才叫五谷。”我当即问应该那五个字？他说，“悬、黍、穗、角、根”。悬，是上架、树上的，黄瓜、梨都是。黍是长在叶子和杆间库上的，如玉米。穗是麦、稻、谷等。角是接夹的如豆角。我延着说，根是不是指土豆、白薯类。他补充说，还有水里的藕、荸荠。当时我还真觉得进勋大叔肚子里有点儿玩意儿，这五谷还是新解释。多少年之后，我注意修订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五谷确实是他说的第一种。而老人家的第二种解释看来是乡土注释，但也有分类道理。“讲坛”让我们知道了五谷的多种解释，哪怕是“歪批”，也会从中收益。等待分派活计的社员们通过我们的对答也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也知道了我们知青没白念书。
恩会大爷也是个土秀才。一天他对我们知青说，给学生们出个题考考。“一群小孩一堆梨，一人一个多两个，一人两个差两个，问问，多少小孩多少梨？大雄和我说，得用方程解。我想了一下，数不会太大，当即说出”4个小孩6个梨！恩会大爷笑了说，再奖励一个！“有了吃不着，没有吃着了！”打一农村用的小工具。这次我们怎么也答不出来了。在下地干活的路上，老人家说是“箍嘴”。夏季后耠青，给牲口戴嘴上，不让它乱吃庄稼的铁罩子，豆房、粉坊磨磨的牲口也戴上。由于我们见过，顿时恍然大悟！我从心里佩服这些秀才们，太有生活了！谜面出得巧！
由于我们有点文化，乡亲们对我们还是挺喜欢的，时常让我们讲点什么。一次我回城办事后返乡，在“讲坛”时间内，大家非要我讲点见闻。我把当年流行较广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的故事梗概说出，大家很爱听。我怕误活计，好像也拿了“扣子”，说明天再说。大家不答应，要求再讲点儿！队长顺着大家说，今儿天热，晚出会儿工，再讲点儿！我只好接着说下去了。
这就是人们喜欢的村庄里的“百家讲坛”！
插队间我最怵的农活儿
插队当知青，一般农活我都是陌生的,但我都比较感兴趣，也乐意学干并且干好。可我最烦的、最怵的农活要数薅苗（间苗）和棉花打叉了。
冀东地区春旱是常有的事 ，可一场透春雨过后，所种的玉米、高粱、棉花等作物齐刷刷破土而出，真是惹人喜欢。整片整片的绿苗，对于我们这些在城里长大的学生来说，简直是别有洞天。弯弯的垄苗，如画的景致引发了我们“诗意”大发，知青先来个“穷欢乐”，难免“啊”！“哇”！几声。孩子们也和我们一样欢呼雀跃。
“春争一日，夏争一时”，这是农家干活的熟语。为保证苗好苗壮，不误农时，队长说，全部薅苗。那天全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几块地里都是一样的活计。我们知青也和社员们一样站垄，还没咋地，就被他们落下十几米。我越着急，越看不好苗，举棋不定，被社员们拉得好远。大雄和小飞比我强得多。到地头的大婶和姐妹们纷纷接我们。特别是我，刚刚到整垄的一半，好不上火！
她们告诉我，留壮苗、留正苗，看准垄前的第3、4颗苗，手里薅着腿下的，蹲着向前走。我也明白，可就是做不来。我没有蹲功。最后趴在地上间苗，逗的大家笑声不断，还是落在最后。歇烟（半途休息）时，队长看我挺难受的说，哈哈！有轻活不会享，你还是倒粪去吧！人家都说薅苗是歇工，我看你们是受罪！我一听高兴极了，还是倒粪吧！那几天，我和几个年过花甲老者在庄东头倒粪，数我年轻，一点不敢偷懒，虽然累，我也觉得比薅苗轻快得多。
进入伏天之后，棉花长疯叉，打叉对我来说又是一大关。上午齐腰高的棉花枝叶上都是露水，衣服很快湿了并贴在身上，傍午时分才能用身体捂干，难受极了。下午，满地里热腾腾的，好像在蒸锅上。所有这些，我都不怕，因为社员们都那么干，我应该也那么干。我犯憷的是对疯叉的判断，和薅苗一样，举棋不定。社员们打叉速度快的惊人而我左看看右看看误了不少时间。到后来，大家还得帮助我接垄。这以后，队长大多不分派我干这。我也说，我不是绣花的料！
插队期间最苦最累的活儿
插队期间，苦活儿、累活儿的确不少，比如脱坯（为各家打炕换的坯，生产队换炕土作肥料）、淘吃水井等，但最苦最累的活儿应算是挖河和拔麦子。虽然我们过早的体验了重体力活儿，但是对我们知青来说，有这碗“酒”垫底，日后什么艰苦累活儿都能顶得住。
每年初春，我们全公社12个生产大队都要出河工挖河，主要为我们公社西六村所处的一条名叫泥河的清淤挑河。现在看来明显是“平调”。我们东六村地势高且沙土地毫不受益，只是出工，“一盘棋”嘛！我们小庄80余户，要出百余人河工，有的年分人数不足，女青年也得去。我们知青也随社员参与毫无例外。
初春还是很冷的，有些时候泥河河面上还有一层薄冰。活儿先是挖河清淤，而后才挑河坡。这无疑要在开始接触冰水，之后才能干土方活儿。大队干部先用铁锹拍开冰面，挽起棉裤腿直下河中。社员们也陆续下水干活。我们仨知青也随社员下水。当时腿肚子像多少把刀割的一般。社员们好像挺习惯似的不大在乎，而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孩子真是吃不消。头半天总要经常上来搓搓腿脚。那个年代不讲劳动保护，人人都那么干，知青也得干。其实，许多人落下腰腿病，包括我自己，这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此外，就是抬淤泥、抬大筐上坡道。淤泥用大麻袋拴上四角抬，大筐装的土高高的足有二百六七十斤。整个工地还要竞赛，累得人喘不过气来。休息时，躺在河坡就想睡觉。晚上回附近老乡家院子大队集中起伙做饭，在老乡家号房睡觉，一觉要到天亮再出工叫醒。连棒小伙子有的也尿炕，原因是睡得死。大多直到第3、4天才能适应，且浑身酸疼。知青惟一的益处就是不用起火做饭，且能吃饱饭。偶尔吃点大块肉之类的好饭。社员们也可放开肚皮吃饱。有人把刀切的馒头或横或竖的摆在扁担上，虽只是白菜熬豆芽的菜，馒头都能吃掉。回想那时真没有油水。不吃饱，费体力，真得挨饿。
拔麦子也是很累的活。近年来大多机器割麦了。当年都是拔麦。“麦熟一晌”，昨天地里还看青青的，今天再看，已是一片黄了。老农民也称做抢粮食。天还没亮，队长听鸡叫就开始敲牌子了，到地里恰好蒙蒙亮。由于我们上学期间也曾多次去近郊帮农村拔麦还有印象，自然不觉陌生。但当知青和学生拔麦大不一样了。看有的社员手出@，一把下来可捆一个麦个（麦捆），不一会儿走前10多米，我实在着急。国祥大叔鼓励我说，你的出@叫小兔子碰头，干熟了也不慢，别急！头一天早上，我手就打了俩泡。早饭后（我们三人每天要留一人做早饭）又要出工继续拔麦，一直到正午。午饭我们仨回来一起做，手上的大泡破了，再贴饼子，钻心的疼。吃完又要出工。晚上拔麦要到天黑返回。同龄的孩子们晚到家吃现成的（家有老人做饭）而我们收工再做饭，吃完大多在晚10点。有时做好饭，我们困的只能先睡上一觉再吃。有时午间赶上突然下雨，刚端起饭碗，只得放下跑去“抢场”（把场上晒的麦子堆起防淋雨）。回想那时真是连轴转。麦收时节，我们累得既盼下雨休息，又怕麦子收不好。当农民真苦哇！记得1970年夏，雨水较常年多，麦秋场的活儿一直拖到大秋做场，由于麦子无法晾晒，我们分了麦芽麦，还算口粮，社员叫苦不迭。
知青生活使我懂得了“汗珠子掉地下摔八半”、“粒粒皆辛苦”。体会了《观刈麦》作者大诗人白居易对农人怜悯的情感。特别是我从那时起，也和对农民一样，常常企盼着风调雨顺的年景。
春夏之交，生产队种植的十几亩小葱该卖了。出葱的下午，队长开始点兵，知青中只有我被招。我和队长说，装装车我还可以，别的我干不了！队长说，庄稼人啥都得会干，你有文化、又机灵，去吧！我只好服从。晚饭后，我们装满车，备好赶集的东西才回家。大约夜间12点，我觉得刚睡觉，队长就在窗下叫我出发。
车上的葱装得满满的。马宝成赶车那天显得特别带劲儿，大白骡子也听使唤。我和队长、恩德叔，一起走在后边。因为我最年轻，生怕落后，暗下决心跟上车不掉队。我们的马车顺着村间的小路走向老庄子，后沿着柏油马路从唐山北通过，大约60华里，最后到达开平镇的十字街。当地人都把它叫做“皋上”。这大概是开平城护城河之内最高的地方吧！此后，我听说冀东地区城关内的十字街大多都叫“皋上”。队长眼快，立刻吩咐车把式调头停在北面卸车。当我们在繁华的东街路北处（去年我去开平镇参加老同学孩子婚礼时，我还追寻了我第一次卖菜的地方）铺好摊位时，大约7点{了，集上也开始上人了。当天既是集日，又逢星期天，不仅农民来赶集，连马家沟矿区、唐山的市民，也来这里赶集。好不热闹！
我是平生第一次站在一堆要卖的东西后边的。我不敢看前边赶集买菜的人群，只是耷拉着脑袋看人群的双腿和鞋面，像受审似的。队长带来3杆秤，无疑我也得卖。他首先给我一杆，说，先看好斤数，别给差秤！他们俩很快卖了起来。我刚刚看好秤，一位60左右岁的老太太正好买葱。我脸发热起来，架手架脚的约了我卖葱的第一秤，并说出了钱数。只见老人家，拿着葱掂了又掂，不大相信我约的分量，朝着我们队长说，再给我约约对不！队长也没了底，恐怕我出错。边约边说，放心吧，帐差来回算。当他约出足分量时，把秤亮外，高调说“没差，高高的！”老太太交了钱。我也踏实了。队长说，看你是孩子，又不熟，肯定怀疑。大大方方的，装出成手来！这之后，我真得做出熟手的样子。约秤、算账、找钱挺快的，大约两个小时，我还真的自如起来。这时，队长又说，嘿，你年轻，嗓门大，吆喝吆喝！我心想，买菜已经上火了，再吆喝多丢人呢！他们仨鼓励我，啥都得试试，我们先喊，你跟着！于是我豁出去了，叫卖起来。我开始全然不顾，也不要了“脸面”。
很快，我们把一车葱在头晌（午前）卖光了，队长很高兴。午间我们每人两碗肉浇帽烩饼（当年每碗3两粮票、1角5分钱），很是知足。饭后，马把式赶车，我们仨人车上足睡一下午，一觉黄昏到家，挺觉得有趣的。
第二天出工，我刚一到场，大人、孩子都议论起我开平卖菜的事。大多夸我能干，鼓励我。还有人建议下次还要带我去。日后我常想，我走上教师这个岗位，在学生面前、在家长面前、在众多的人群面前讲话，也可以说，正是最初的赶集卖菜奠定了我一定的基础，这不应该否认它！
庄稼人的星期天
昨夜和今早，天下起了大雨，这让我想起了插队期间的下雨，那就是我们可以休息的“星期天”，令人难忘。上中学时期，逢周日便是星期休息。插队当了知青，才知道庄稼人的星期和休息。
春争一日，夏争一时，大秋正忙，冬闲稍息。这是我对农人没有休息时间的总结。作为我们知青来说，干上几天，总想休息一下，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总是事与愿违，累得喘不过气来。
春天天长，日出而作，备耕、种地、有干不完的活儿，可以想象人有多累。用农村人的话叫活计“越干越多”。夏天除草、施肥、耠青忙个不停。下地看太阳像钉在那里一样。早上到棉花、玉米、高粱地里干活，一身露水，湿漉漉的难受极了。下午再去干活，像钻进蒸锅，加上地垄稍长些，只得出来透透气。真正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我很佩服几个社员的“睡”工夫，不论是分配活前，还是在地头、田埂、树下，或歇烟休息，觉来得快。想睡就睡，鼾声如雷。这好像他们的习惯。可我们知青不行，睡非得有个样子不可。
除麦秋时节，遇雨需抢场外，我们最累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雨。这无疑可算作休息日。老乡们也是如此。午饭后的大雨叫“撂碗乐”，即放下饭碗，可以睡大觉。早上的雨叫“闭门乐”，可以不开门，晚做早饭，接着睡大觉。记得我们知青有几次“放懒”，竟不吃早饭了，不管肚子闹，一直睡到午前，和午饭一起做、吃。大秋时节雨水少，无疑我们没了“星期”，加上农活儿多，那时候是很累的。一年之后，我们才逐步适应了。
时值今日，每当下雨，我还是愿意把它当作“星期”，调整自己一下。
用知识和汗水浇灌农村广播事业
& &&经过两年知青生活的锻炼，使我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闯过了生活关、劳动关，逐步融合于农村的广阔天地，成为社员们认可的知识青年。我曾出席过丰润县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公社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知青代表）。1971年1月，由于农村有线广播发展的需要，我和知青李凤鸣抽调到公社广播站工作。在那里，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知青生活与工作。
上个世纪70年代，唐山地区各县先后建立起县级广播站。随后又发展扩大到公社广播站的筹建，即以公社为主体的广播系统，通过“一线一地”(最低级)的传送，把广播送到各村户家中的小喇叭（当时为压电陶瓷喇叭，成本1元左右）。我到岗时，原筹建的人员另有任务离开，公社通往12个大队（村庄）的主干线路还没有全部架设完毕，全公社小喇叭的入户率还不足20%。面对这一全新的工作，我没有畏惧，只是抱定这是公社领导对我们知识青年的信任，我只有干好这项工作，让领导放心，为知青们争气。
& &&我从小对电器都较有兴趣。1965年进入高中学习不久，学校物理教研组开办了课外活动小组。我一气报了电工和无线电两个小组。每周两次的小组活动，让我大开眼界并对低压电源和照明的配接、电子管（以后半导体）收音机都有了初步的接触。69年春我插队之后，生产队电工们的架线、场院照明、接水泵、铡草机等活儿我也曾“偷”过艺并协助干过。但这次面对全公社范围内的广播站工作，绝不是简单的在机房里播放，更主要的是线路的架设与日常对广播设施的保养维护。为了熟悉工作，我虚心向农村电工们学习。当时，农村架线条件很差，电杆千奇各异，粗细不等，水泥杆和木杆混用，有圆型的、方型的、还有方型水泥杆腿，上接木质圆型电杆。面对这些，我首先攻克上杆关，不怕天冷风吹，不论早晚，象着魔一样反复练习。没用一周的时间，我就掌握了脚扣、脚踏板等上杆工具的使用，掌握了线杆上捆扎绑线、紧线的技能，为胜任工作奠定了基础。
& &&与此同时，我还及时向丰润县广播站的领导和师傅们请教。十余次，天还没亮，我骑上自行车向50里外的县城出发，赶在领导和师傅们刚上班时请教工作、学习技能。天黑之后，我再返回公社。由于我的求教真挚，县广播站的师傅们都乐于传授我各项工作，这使我进步很快。有时他们来南半县工作，还特意绕道帮我建站，指导工作。
& &&由于我全身心、全天候的工作，很快赢得了公社领导的信任和各村电工们的好评。各村电工们对我也很尊重，积极为建站出谋划策，有时线路出了故障，大队的电工们总是积极抢修，为我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很快，公社广播站放大信号的条件已具备。在公社领导的关注下，广播信号很快在全社十二个大队（村）接通。各村的入户喇叭每天都有增加，入户率很快达50%以上。每天早上6:30分，我总是认真的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开始曲准时播放。这很快在全公社范围内传为佳话。当时农户中，有钟表是极少数家庭，大多社员还是看天亮、听鸡叫为时，广播的开通，农户们不仅把这一时刻当作他们早晨的计时，更重要的是知晓了国内外大事，还能收听到了样板戏的实况。广播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这以后我们公社的小喇叭入户率达80%以上。收听广播已成为当时农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
一条铁线把广播送到了各个农户之后，我们又按县邮电局的要求，充分利用这条线筹建公社电话通讯系统，安装我们公社自己的交换总机。
& &&71年春，全公社只有一部电话安装在公社办公室。大多数老乡们别说打电话，就电话什么样子，也全然不知。县邮电局分配给我们那台小型总机是部队退役下来，50年代天津生产的30门磁石交换机。新军屯邮电局张师傅告诉我，由于搁置多年，元件锈蚀，需要“大修”才能使用。但正值春季护线任务重，他没时间修复，只能再拖到麦秋后。我想还有两月时间，应早一点安装才是。在公社领导的支持下，同意了我去给张师傅帮工春季护线，以便使张师傅替出时间，为我们修复总机。这样公社广播站由李凤明值班负责广播的播放，白天我和张师傅为他护线维修，晚上回到新军屯邮电局挑灯维修总机。
& &&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大修”这台交换机。没有图纸，我边拆、边记录线路，以备安装使用。没有酸洗，我到镇上买来二斤食醋，泡洗铜件插孔、舌簧片等。经过三个夜晚的努力，我又组装并逐孔调试，一举成功。最后连这位参加抗美援朝的老通讯兵也向我投出了赞许的眼光。随即，我拉回了这台交换机，刷新油漆，公社领导们还以为是新机器呢。于是我又马不停蹄地赶着毛驴车，从丰润城关邮电局拉回了20部单机电话，即俗称“辘轳把儿”电话，这其中仅有6部为五、六十年代天津生产的中天牌电话机，其余大多为库底子电话，又大又笨重还不能用。如美式步话机、分离式墙挂机和“鸠山式”（《红灯记》中鸠山所用）电话。回到公社我又连续几天几夜干，一气修好14部可用电话，保证了第一批电话的安装。
& &&在机房安装中，我们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小，那时跑遍唐山几家五金商店都买不到匹配的变压器（总机因已淘汰）。更买不到“单刀单掷”或“双刀双掷”刀闸。我就虚心向电工们请教，用3个白炽灯泡两并一串，果然获得了总机所需要的振铃输出。同伴李凤明硬是用14号铁线动手做成了12个“单刀单掷”闸，保证了广播线路与电话线路的切换。我清楚得记得，71年6月间，当公社党委书记朱殿泽同志第一次用电话和古良坨大队书记通话成功时，老人家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第一次电话通话，你们功不可没。”此后，我们又找来几部电话单机，30门交换机成功地安装了25部电话。全公社12个大队之间，大队与公社领导、各部门之间的电话通讯开始了。电话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给人们也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与享受。社员们也都觉新鲜，每每围着看打电话的，并交口称赞“知青中有能人”。虽然一个多月的劳累使我们精疲力尽，但我们做出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 &&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电话刚刚稳定运转，1971年秋，我们又获得了公社社址因砖瓦厂用土的需要，须搬迁南移400米的消息。公社领导要求我们要充分准备，广播、电话要尽可能少耽误时间，保证广播、保证工作、方便社员。那些天，我睡不着觉，恨不得一下子把机房连同所架线路象在沙盘上一样拿起搬走。
& &&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召集了各大队电工和我一起研究方案规划线路，并提前着手布置新线路与老线路的对接。干起来之后，他们身上有多少汗，我身上有多少泥。由于我们努力，在公社搬迁一周后，我们就恢复了广播和电话。而且随着两间新机房的迁入，我们的布置也相当规范。外露的仅有扩大机、交换机、避雷设备等大件，其布线全部在地板下行，连县广播站、邮电局来员检查，都称我们的广播站已具备了规模，达到了“县级”。
& &&此后，我们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即建立公社广播站，自办节目，及时广播本公社的消息。当我把建议方案提出后，公社几位领导一致支持，并继续为我们物色广播员。公社领导提出的标准就是“找知识青年”。他们在我身上，觉得知青有文化、善动脑，能吃苦，还可以全天候工作。不久，经领导考查，先后调来岳实庄知青张贻玲（1974年进入唐山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和杨庄知青杜静茹。这就充实了我们广播站的队伍，使采访、编播、线路维修等项工作都有条不紊的得到落实。
& &&我们公社广播站的自办节目，大多利用工闲和社员吃饭的时间（随季节调整）播出。公社党委的号召要求、近期的重点工作、各村队的典型事迹，包括知识青年的文章等我们都有序播出。这样一来，各村社员们听到了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都觉得新鲜、可信，对我们广播站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公社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非常满意，时常到广播站看看。与此同时，我们还把较好的稿件不断向县广播站提供，加大了我们公社的宣传工作。在我们几人下村采访、维修的同时，我们还经常了解各村的工作动态，也包括知识青年的生活和工作，并及时反映给公社领导。他们认为，我们知青看问题没有倾向，公平公正，大多愿意和我们聊聊天。有些还采纳我们知青的意见。
& &&那些年我们的广播、电话交换机始终没有中断过。平时夜间某村如遇危重病人，我们的电话交换机，不间断的服务。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我们守候在机房，除正常新闻广播外，我们为社员们轮换播出几台样板戏的全剧实况。由于我们几名知青，把这项工作视为是领导对知青的信任与重视，我们都认真努力做好。全公社的社员、各级领导对我们的工作也都非常满意，给予过极高的评价。
& &&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由于我工作突出，经我村李凤江、李恩玲两位党员同志介绍，公社党委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值得我骄傲的是，我是我们公社130余名知识青年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同样，后来到广播站工作的侯庄知青张学民同志也由于工作出色，光荣地加入党组织。
& &&在公社广播站的工作，时隔近38年了。高档电视、收音机的普及入户，手机、电话的广泛应用，早已把当年农村的广播喇叭和“辘轳把儿”电话送进了博物馆。但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们，能够在中国农村的那段历史上写出一段创业的故事，是何等的骄傲与自豪。虽然那个年代我们苦了一点，但是我们的奋斗无怨无悔。我们是在用着我们学习的知识，流着与中国最基层的农民结合的汗水，在为我们的农村转变面貌奋斗着。
想起了插队的第一个中秋节
又到八月十五，热热闹闹！看看现在的过节，除市场繁荣外，还有假日，加上周六、日，半个黄金周，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多自在！
1969年的中秋节，我们知青是在农村度过的。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大运动之后，再称中秋节便是“封、资、修”的东西了。那时的提法叫“丰收节”，寓意为秋季丰收。在城里时，我家对这个节日还不怎么重视，只是母亲卖点水果和凭票供应的硬月饼（时叫“车轧苏”），姐弟们分2、3块和1、2个水果，晚上看看月亮就算过节了。插队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农民们过节也不亚于大年。现在想起来，无外乎当时生活条件差，人们盼着吃点好的.
离中秋节还有7、8天，宝林队长开始和一些骨干们商议杀几头猪、甚至杀那个猪的事啦。没过2天，队饲养处真得热闹起来。大人们也喜在眉梢，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我们知青倒是开了眼，因为长这么大，吃过不少猪肉，就是没见过杀猪的。社员中，捆猪捅刀的、接放血的干的麻利。吹猪的把猪吹得鼓鼓的，像要飞上天似的。退毛之后，开始按房居顺序分猪肉了。每人1斤半，好赖搭配，大家也没意见。我们知青户3人分得4.5斤，也挺高兴的。回到家，我细一看，给知青割的肉还真不错。好的，我们留块炒肉。肥的，我们耗油。肋板我们留了炖的。
八月十五前后，正是我们种麦子的时节。那天快中午时分，队长说，今儿过节，，每家都有做饭的，学生们没有，早回去一个做饭！小飞先回家做米饭。我和大雄到家后又炒菜，加上前天晚上炖的肉，我们过了第一个农村的中秋节。下午出工前，有社员听我们吃的是大米饭时，还以为我们只吃了大米粥（称法不同）呢。当我们说清时，好多人都羡慕我们的过节。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们知青在生产队分配上，许多方面是不平等的。比如，有4、5个孩子的农户，特别是婴幼儿的农户，和我们同样分得东西，他们消耗必然少。这次分肉，有许多家故意要肥肉，不外乎炼大油以备日常用，而我们知青只能全部消灭！(当时有冰箱，我们也会留着！）
下午的种麦大家还是那么紧张的干。履粪仍是我的活儿。唯一的是队长不再让我们早回家做晚饭了，我们理解。因为知青下工后，都是自己的时间了。那天晚上我们吃过饭，到外面看不到月亮。志远大叔说：“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啊！”第二年正月十五，我早已忘记云遮月了，所以也无法证实。这以后，我了解到我们冀东地区还真有这说法，只是气象不太准确，有的年份会“雪打灯”的！
这就是我插队的第一个中秋节！
第一次感受评工分
记得插队4个月左右，宝林队长告诉我们队里将要评定一次工分，也包括我们知青的工分（初始我们知青只是记出工天数）。说实话，当时我们仨还真的直嘀咕，一是不知咋评，二是怕评少了难看。于是我把曾经看过的电影《李双双》评工分的那段说给他俩听，大雄和小飞都有点印象。我们自然有了底。
队长的安排我还觉得挺有道理的，队里马上春耕大忙，重新确定工分有助于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一天分配活计之前，队长安排了此事。现回想那次评定工分，要比起近年来的学校的评定职称不知要简单多少，可大家的心情却都挺愉快的，真正的调动了大家的干劲。
&评定开始，先由社员在自己原来工分的基础上自认自己的分值（10分制），然后大家评议。多数人自认原分，并找出自己的不足。当年大家评议真的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大家都处于公心，没有拉分的。我还真挺佩服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平时大家和和气气，可批评起来，真是“刺刀见红”。为了大家的事业，被批评者也不在乎，不记仇。气氛很是激励人。
我自己考虑，我们知青初来乍到，不会干农活，我只是自报了一般妇女的高分9.2分，大雄和我一样。小飞说自己年纪小，自报9.0分。最后大家说，知青干活不藏奸，也挺认真应高于自报的。回家再自己做饭也难为他们了。结果是我和大雄9.6分。小飞9.4分。实际我和我们的同龄青年仅差0.2分。但我深知，这有我们知青进庄以来学活、干活的实际，但更重要的是，庄里人对我们鼓励，对知青这一新社员的照顾。
我很怀念庄里人对我们评价的那个年代！
庆“九大”的游行
1969年4月初，我们党的历史上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确定接班人的“九大”。由于那时正值文革的顶峰，极左的口号标语、极左的行动，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九大”召开的当天，连正在走“五七”道路，实则改造的县级、科级的领导们（有些是三八式、或四五式的老党员）在干校，也全然不知。他们也只能在晚间，从重要广播中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知道这次大会的消息。我记得那天晚上广播结束时，公社专门来人通知要连夜游行。我们知青下工做饭、吃饭很晚，还没来得及睡觉，我们不觉麻烦。以后听说大多社员已经躺下睡了，还得起来游行，怨声只能在家里说。而后，大队组织我们全庄社员在小村庄的两条街上游行以表示庆祝。
4月中旬的一天，去公社开会的村民兵连长凤江回来后立刻找到我们知青，询问市里游行的标语、牌子的形状等，并问我们如何少花钱又热闹的办法。这我们才知道，上级布置，只要“九大”一广播结束，次日全公社要游行并打出标牌和标语。凤江还说，领导说这是政治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忠不忠的大问题。我们村决不能落后挨批。我说，村里能拿出多少钱？连长说越少越好，不花钱更好！我们村实在穷！
这可难住了我们。晚饭后我去他家本意报告是拿不出好方来，可见他家有两个装破烂衣服的大纸箱，于是我就把做“九大”两个立体字的想法告诉他，并说花不足一元（当时彩纸0.07元）。他大惊，用什么材料？当我把想用纸箱时，他老婆死活不应并说那是从供销社等一年多时间排队要的，那是我们的家具！直到很晚，连长嫂子才答应，并要连长尽快找新的来！第二天晚上，我凭着上学学习过美术字，写了两个特大的宋体“九大”字，并让女社员缝成立体，买来10余张彩纸剪成碎末粘在立体字上。我觉得意，大家也觉得很隆重、毛茸茸的。果然，没过几天大会闭幕，我们的成果就要展示，我还真捏把汗。游行那天一早，我把两字固定到一条2.5米长、薄的脚手板上，糊上彩纸，栓上两只扁担，用4人肩扛着，很是壮观。还别说，那天公社大游行，我们村的队伍有它开道，加上两面红旗和社员手中的小纸旗真挺像样。
几天之后，凤江连长见我美滋滋的说，公社领导直夸咱村的“九大”抬牌，认为我们认真，费不少工。我还没说是纸的！我只是说，是我们庄知青的主意！我说，别的都别说了，赶紧给嫂子找纸箱盛衣服吧！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为老农解了28年的困惑
当年知青们的上山下乡，知青是理所当然的教育对象。但是，是我们把城镇的社会进步、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悄悄的带到了农村。知青下乡，除让我们这一代认识了农民和农村外，无疑也为农村加速了解城市的步伐，做着默默地奉献。这一点，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知青是改革开放、促进社会进步、缩小城乡差别的实际先驱。是当今大量民工入城、并为城市作出贡献的先遣队。以后我将专论此问题。今先举一事说说。
我下乡时，城里人已穿上了尼龙丝袜子。老惠大爷有几天对我的袜子特别感兴趣。一天分派活计之前对我说要摸摸我的袜子。我也觉新鲜，便答应了他的要求。由于老人家的兴趣甚浓，我又是新洗的，干脆脱下来让惠大爷看个够。我不解的问，有什么讲究吗？老人家说了缘由。
1941年夏，日寇在冀东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有一天，在我村西5里的河浃溜村南沟，日寇一个连的扫荡部队与我们刚刚从陕北到抗日前线冀东的新华部队相遇。老乡们说，那天仗打的特别艰苦，我军学生兵多，加上装备极差，从黄昏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日寇伤亡不小，并先后用电台调来韩城、丰登坞据点的鬼子和伪军包围我军。直到天亮我军才突围。当时南沟充满了血腥味，虽村里组织了掩埋，但老乡们直到秋后才开始到那边拾柴火。惠大爷说，他的那庄表叔在那里见到了一个空桶儿，弹力特别好，还可漏土面，于是回家洗后，缝上一头便装旱烟用，做了独有的旱烟口袋随身带。细土可漏出、旱烟又留下，着实惹了不少人喜欢。老乡们见实用，有的再去找，却很难找了。乡亲们始终也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惠大爷也终没解开这个谜。直到见了我的袜子，28年后，老人家才知道了那是当年鬼子的臭袜筒！
这，我也得知了，我们和日本无论是兵的生活装备、还是武器装备都落后不知多少！
落后就要挨打！
向九大献礼
九大结束不久，上边传来了要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向九大献礼的指示。同时，还指出，地富反坏右不准献礼，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政治权利。
大队具体传达后我们才知道，社员群众家里有什么东西都可以送交队里使用，以丰富和壮大集体经济和力量。由于我们知青“家里”没啥，经请示后批准献上3个工，即三天出工不给记工分尽义务，以示对集体的热爱。当时我还觉得三天白干太委屈了，但到年底分红时，我们知青才庆幸占了个大便宜。因为当年我们队一个工才六毛二厘，更何况我们挣不了全工，知青还是上算。
我们队上老贫农**大叔憋了几天，才迟迟拿来家里传下来的牛酿子（牛套放在牛脖子上的木具）送交队上使用。可没过几天，我清楚的记得，老人家又找到队长说，那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枣木红的牛酿子，太可惜了。咱队上也不缺，我可以不可以拿回去。队长苦笑着说，向九大都献礼了，还有拿回去的？老人家还是不肯，最后说，那队长补给我一筐煤吧，我太亏得慌，别人都献工，我还不如献工呢！于是，队长要我和他抬走了一筐煤。那煤我们知青烧过，真正的矸石面，不拉风箱不着火，风箱一停火就灭的“煤”。
一个憨厚的老实农民，被挤到这份儿上还真的难受。当时我还觉得他小气。若干年之后，我回味这事儿，才真正明白这是在那个年代里，“左”的官员们炮制的侵占农民利益的一例。
对地主的新认识
拔麦子最累的当儿刚到地头儿，国祥大叔顺口说了一句话，“这要是给**家拔麦子，他把黄瓜和绿豆汤挑来了！”我随口就问，**不是地主吗？国祥大叔说，那个地主，把好饭先给扛活的吃！我不解的问，地主不都是黄世仁那样子吗？在场的上了年纪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糊涂了！
我和共和国同龄，且又生长在城市，所了解的地主是电影里的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刘文彩，和砍伤雷锋手背，掐死刘文学的地主。几天之后，通过老农们对我们知青的介绍，特别是几年之后，我才逐步改变了对众多地主、富农的认识。
生活在我们村和附近村的地主、富农，大多是勤俭持家的好手，且是刚刚起步还没发展起来的地主。他们大多积攒点钱，便买房置地，恰又正赶上土改，各村要有一定的地主、富农的比例，这才成为地主。&
社员们说，离我们村8里**坨的某地主文革初期被遣返回原籍，老人家全家一月内没大动烟火，所吃饭菜都是全村各户送去的热饭好饭。当时有个青年人不理解这事儿，便问家长所谓，他爸爸说，不能忘记四大爷这人，咱家困难时，人家周济过咱，给了咱家半袋玉蜀，现在他落难了，不能看他不管。还听说，那庄人说不管什么革命不革命，都是抱着回报、感恩来对待“四大爷”的。
这以后，我才懂得了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中，大恶霸、大地主是少数，就一定的范围内的地主富农是被升格到恶霸行列中的.恰巧，我所了解的还真有家世地主的资产，土改前一年抽大烟，败了家，奇迹般的划为贫农的。
想搞“资本主义”，真难！
我插队的那几年，为让社员富裕、提高工分值、有点零花钱，生产大队与和小队的领导们也想尽办法搞点“花花点子”，发展“资本主义”。
我们队长在庄东机井旁开辟了十亩菜地，种上了洋葱头，并格外精心管理，且长势喜人。在几次早上分派活计时，宝林队长曾炫耀称：“夏天收获后，可卖XX钱，我们有零花了……”当年，我们不太懂，但是社员们都很高兴。可是，谁知那年夏天，“割资本主义尾巴”，要严管，自留菜地（极少）的农产品，个人售菜要有公社级自产证。集体售菜，决定禁止，因为我们不是郊区菜队。这下可急坏了两个队长，他们先后跑新军屯、韩城等镇采购站推销我们的洋葱头如何如何好，可采购站不敢收购。无奈，队里把地里快要烂掉的洋葱头分给了社员，每人近20斤左右。
各农户家千方百计“疏散”快烂掉的洋葱头。有的像编蒜辫一样，暂时储存；有的送给临庄亲戚；有的偷偷去窜庄销售。可我们三个知青，临庄无一亲戚，回城里送回家也不大可能（当时知青不得随便回家）。于是，60多斤洋葱头便成了我们一天三顿的主餐，而且只能先吃烂的。第一批烂的洋葱头刚吃完，我们发现陆续又烂了，再继续吃烂的……开始不觉怎样，没过一周，我们就都受不了了。葱头喜肉喜油，我们一无肉吃，二又吃油有限，很快吃腻了白煮葱头，且连“尾气排放”都是葱头味儿了。
没有办法，我们三个知青毅然决定：宁可让洋葱头全部烂掉，也不能再吃了！记得此后十几年，我都不吃洋葱头这种蔬菜了。――那次确实吃伤了。
我们村二队的德全队长也是个“精明”人，他在玉米地中间种上了西瓜。好大的一块西瓜地，从地头儿看去就是一大片玉米地，谁也不知道里面种上了既解馋又挣钱的西瓜。眼看着西瓜像小拳头那么大了，玉米也快长高能够遮挡西瓜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哪知有一天，公社领导突然带着人，找到大队，逼着小队干部带着耠子，把西瓜秧全部给耠平了。社员们心疼地说：“这可是青苗啊，太可惜了！”可来者说：“割资本主义尾巴，就得彻底！”（当时我们队的社员，还曾成为告密的怀疑对象，背了好长时间的黑锅。）
事情已经过去近四十年了，现在回想起那时的事情，感觉都很可笑，但是的确是当时政策的写照：不允许多种经营，只能按公社（不一定是懂庄稼种植规律的人）计划种植。本来我们庄是上地，特产红薯、花生等经济作物，可是在那个年代，只能种植并不适合这块地的计划作物了。
老农民对没礼貌知青的教育
我们插队所在的公社（如今按镇、村区划）辖管12个（村）生产大队，即每个村庄为一个大队。我们公社西六村的黄粟坨与岳实庄两村紧挨着。两庄人都知道相隔的火道（通道），而外庄人搞不清楚，还以为都是一个大庄呢。
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百余名知青来到这12个村子，且又是一所中学的老三届（届毕业）同学，难免大家相互看看。由东进岳实庄村去黄粟坨村的知青当时大多为15、16岁的毛头小伙，不大重视礼貌和习俗，见村头有老人晒太阳便高喊起来“老乡，去黄粟坨怎麽走？”更有骑自行车的知青，甚至连车都不肯下来，一条腿支着地便问起来。老乡们哪见过这般“景象”。几位老者均不做声，半晌只有一老人不高兴的说：“出庄就是！”知青们一下走出两个庄，到3里之外的村庄一打听，才真相大白。听说当时小青年还想找老头们理论，但他们自知无礼了，记下了教训。
这事儿在我们知青传开之后，我们知青们也都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大家都注意了对待老农们的礼貌。这以后我们再没听到这方面的“新闻”，想必是“必定是受过教育的青年”，知错改错！以后我也听说，不仅是对待知青，就是当地人无礼，老农们都是这样含蓄和坦率，“回敬”不知老、不知小的人！
这事儿太小了，但我记忆犹新。当今的青年男女，不应从中受到启迪吗？
最早的“卡、扣”知青返城
我插队不足半年，便从同学们中间听到了我们低年级同学的这段“故事”。
日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送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快，我们68届初、高中学生（实际仅读了一年开始&文革&)便形成了“全部拉”到农村。
我的那位小师弟是初一学生，其父是我地驻军一位首长，当时不足17岁。在学校“全部拉”缴户口时，他曾经和同伴讲他爸爸要调防，举家要随军迁走。果真他没能受到全市人民的欢送，虽然户口移到农村，庄里人不见其人，到村的同学们也不知道他的结果如何。
一周之后，部队两位4兜干部（1965年取消军衔，依兜判断干部与战士）骑着挎斗摩托来村办理户口，称其父工作调动，该生要随军迁走户口。当时村里正落实“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村干部们那肯轻易放户口。第二天，县武装部部长、公社武装部长、公社书记都来了，还是要办走户口。大队书记无词了，可贫协主席执意不放。最后，老人家说，他户口虽在我们这儿几天，好歹也是我们庄的人呢，可连人我们都没见过，咋放呢？还是公社书记解了围，向部队来员说，明天让他来庄看看，今天先办吧！两位军人这才完成了任务。
那几天，我没听到这位小师弟来庄看看。老贫协主席终没见到这位只有一周村籍的村民。或许，他已经当上兵了，或许他已随父亲的驻军到新的地方工作了。我想，那场“洪流”他和他的家庭不会置之度外，至少他的弟弟、妹妹还会有下乡的。
一顿吃不够的河工午饭
春夏之交时节，是那个年代治水挖河的最好时机。大庄稼（玉米等）基本种完，麦田正在抽穗。我们全公社12个大队（自然村）都要抽出青壮劳力前去我县低洼地区挖河，以防当年雨季的洪涝。
我们村那年共出动40余名青壮年劳力挖河，我们仨知青当在之列。我们住在了新军屯镇北郑八庄老乡家。吃饭是我们村自己起火，虽是粗粮饭、蔬菜少，但能吃饱。劳动艰苦且我们知青省去了做饭，无疑也是一件快乐省心的事。
在我们冀东地区，“春雨贵如油”。春天是难得有一场大雨的。大概是老天有眼，知道河工们挖河太累，开工的第五天，吃罢早饭便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大家欣喜若狂。那年月，玩扑克、下棋也要上纲上线，加上大家又没准备，只得仨儿一群、俩儿一伙侃大山。有的再睡大觉。
近中午时分雨还没个停，大家冒雨带着碗筷走到伙房打饭，秫米（高粱米）饭、韭菜豆腐，也令大家高兴一阵子。大概是天凉快或是“闲饥难忍”，大家的饭量猛增，两笸箩秫米饭很快就被大家盛光。大队书记找到伙食头子问个究竟，近仁和德全叔侄俩也在纳闷。“下米也不少，怎么不够吃呢？”无奈，大队干部们又让伙房再烙十几张饼补充。大师傅们立即和面，点火烙饼。烙出几张，大家便分吃，最后一锅烙完，大家还是说没吃饱！伙夫们哭笑不得，又和面切面条汤。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有人还说“差点！”恩玉书记大骂，对着大师傅说，不够也不做了，饿着！
当晚大队干部们嘱大师傅做稀玉米渣粥。晚饭时雨还在下，可人们再没有喝光，稀玉米渣粥剩下不少！
那一天，我们仨知青秫米饭饭没吃饱，烙饼和面条我们也没好意思抢着吃，晚饭玉米渣粥又稀，还没睡觉，肚子真的开始叫唤起来了！
我平生的第一次醉酒
我所插队的村子是有名的大沙岗地。社员吃水的井水位，用扁担加一根1米长的接绳便可以打上水来。但是每年春季，井底总要被流沙淤满，直接影响社员的饮用取水。生产队总要安排男劳力下井掏沙。
&&& 我们队男劳力较少，青壮年小伙子更拉不出几个，无疑我们仨知青理所当然的成为下井掏沙的主力了。午后上工开始下井，我们还觉得新鲜，可到水中直觉得两腿像几把刀子同时割得一样难受。老乡们说，井水“春扎骨头，秋扎肉”还真确切，我们开始只得在1米半直径的井底跳来跳去，以抵御这难忍受的冰凉。由于井下是圆筒，已没有方向感，可老乡们下掏筐不讲我们的左右，却告诉我们南北东西，弄出了不少笑话，我们只听得地面大笑，我们真的成了井底之蛙了。大雄、小飞也不示弱，我们七、八人下井，大约四、五次轮流，便掏出了1方多的淤沙，大功告成！可乡亲们见到我们几个人都是铁青的双腿和脚。我们也觉得双腿已不知冰凉，没了知觉。无疑，这也为我们以后的腰腿病埋下了隐患。
恩普等几位大叔先后和宝林队长说，几个青年干得不错，喝点酒让他们暖和暖和吧！宝林队长也有这个想法一拍即合。由于有“群众”基础，排除了多吃多占，宝林队长便很快吩咐队保管恩成大叔去大庙供销社买来酒和临庄的豆片。生产队又在饲养处炒了点花生米，我们下井的几人，特别是我们仨知青，便被邀为炕里头的上座喝起酒来。其实，酒不过是当年的薯干酒，七角八分一斤的散白酒！
那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喝酒，只是觉得辣酥酥的。几位大叔先后嘱我们多喝驱寒，我只知道喝了。刚喝完一盅，不知谁又给满上了而再喝。大约六、七盅之后，我觉得队长他们开始双人影像，便不能喝了，但我吃了不少花生、豆片。庄稼人称这是驴肉味儿。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精神疗法吧！解解吃肉的馋！当我下炕穿鞋时，我已找不见我的那双鞋了，我所见到的是炕沿下的一溜儿。那天收工，我们仨回家，连门都没关，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天亮！
回忆起那天的喝酒，有老农对我们青年人，特别是我们知青的关爱，怕我们身体受病。的确也有大家都想借机解解馋的想法。听说那天有几个老农也喝了不少。他们平日是没有机会和经济条件吃一顿好酒的。同时，用现在的观点看，那时的劳动保护是何等的差啊！，所谓用酒暖暖身子便是劳动保护了，放在今天，恐怕不会有人再这样干了！
知青生活，让我钟情观察！
& &&记得处暑节气过后，一次傍晚干农活，庭兰大爷随口问我，“你说说，地里草上的露水是哪来的？”我不加思索的即刻回答，“天上下的呗！”话音未落，社员们一阵大笑。庭兰大爷利用地头休息的时间让我注意观看地里草叶上露珠的变化。我认真的一看，果真有意思！原来露水是从地上蒸发出来的潮气凝结，而后汇集起来的产物。在草丛中，小珠汇成大珠，大珠连成一片，直至又流到地上。所有这些，都是能亲眼见到的，这些是我们在城里绝对不注意的。
孩子们了解到我们知青乐于看新鲜后，大多也拿出他们的所知，为我们“表演”或“实验”。比如，农村场院中常见的一线（火线）一地的违章照明用灯，孩子们总是把数只蟾蜍捡来，扔在地线处，打开灯门，看蟾蜍被通电的热闹，我们也觉新鲜。没通电前，这些蟾蜍都竞相争爬，一通电，全都四脚直立，弓着背、一动不动。可一断电，它们又起劲争爬。所有这些我们都没见过，那时我们也快活极了！日后我想，这是多么好的安全用电“跨步电压”的教材实例呀！
一天地头休息，十三、四岁的凤宝从一位抽烟袋老人接过烟袋，他从烟袋杆里用草棍儿沾出烟袋油来，随手逮住了一个蜥蜴（当地叫地鼠子），掰开小嘴让它叼起沾了烟袋油的草棍来。很快，蜥蜴开始抽搐，之后，便浑身开始哆嗦起来。不一会儿，凤宝又顺手采了一棵叫做“苦妈子”的野菜，待露出白浆后，又放在蜥蜴刚含过烟袋油的嘴里，只见小家伙由哆嗦又变回抽搐并逐渐平静下来。凤宝告诉我要看好，没过多时，只见蜥蜴小舌头吐出含服的苦妈子，撒腿跑掉了。这之后我也亲自做过这样的“小把戏”。挺好玩的！这也可能是我日后直至今天不吸烟的一块基石吧！
蜘蛛挂网是我从未看到过的。在城里，虽见过蜘蛛网，但那都是成型后的、被化作打扫卫生之列的网。一次我在我们知青菜地的寨子（玉米或高粱杆夹排起来的“墙”）旁，注目了20余分钟，观察了小家伙的全部劳动，这使我大开眼界。真是生物造化，各有各的高招！那只蜘蛛个不大，那天大概是要在我们的寨门两个桩子上挂网。小家伙先站在一桩上，大概是仔细观察了与对面桩子的距离。突然它用后退一蹬，“飞”到了对面桩子的桩根，腹部喷出一丝紧在其后。看来，他没有达到目的。休息一下，它又收回蛛丝，爬回到原出发地再来。第二次它成功了，但这桩的落点比原出发桩点显然低了20公分左右。主要是因为它是成抛物线“飞”到对面的。小家伙爬到了大致和对面等高的位置，并又拉紧蛛丝。看来，它以为有这条主线，就可以织网大干了。我逐渐看清，它腹部喷出的液体，只有遇空气后才成丝且粘力强、张力大。自此，它开始了规律性的操作，先拉框架即放射性辐射丝的主线，而后从外圈到内圈等距织成。这步速度之快，仅十几分钟就大功告成。我也为它织成高兴，欣赏不畏辛劳、反复去做的韧劲。为尊重它的劳作，那天我没干完活，就不进菜园了。第二天，我再去观察时，可惜有人在旁边路过，网破了，料想它又开辟新地，织网捕食了！
农村给了我们知青一个观察大自然的极好机会，这也是我们知青的一项宝贵财富，她对我们日后的生活、工作，特别是教师工作，丰富自己的阅历，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终生受益！
我喜欢冬至节气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节气。不知怎的，我特别喜欢这一节气的到来。
我对冬至节气的印记是从吃饺子开始的。小时候，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过年、过节吃上一顿饺子，那是最好的饭了。但我记得冬天较冷的时候，有一天爸爸说：“今儿冬至，该吃饺子，不冻耳朵！”那些年，尽管吃肉极少，可母亲总是把冬至的饺子，做到像过大年一样。比如，饺子陷里放些虾皮、粉头等，虽然没肉，我们姐弟们都很爱吃。即使白面很少的年份，母亲也要提前准备好黑面粉或高粱米（秫米）面，做好冬至那天包饺子的准备。由于能吃上饺子，我也喜欢上了冬至这个节气。
我对冬至这个节气的进一步了解还不止于学生时代。这个课堂还应归于插队当知青的那段生活。一进冬，社员们就开始议论冬至节气了。当地老乡们也有吃饺子不冻耳朵一说。一、二年间，我也入乡随俗对这个节气情有独钟了。冬至节气首先是开始数九，也就是对付冷天有盼头了。“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了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事实上，数九开始，距离天暖和还很远，冀东地区看柳枝见绿发芽，还要等到公历3月中旬左右。但一说起数九歌，就显得很快，显得就要暖和起来了，令大家一震。其次是白天不会再短了。这就给农民以更多的白天活动空间。这是对那个年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且无有任何文化生活的广大农民的最高优待。的确，当时我们村的老农们就开始准备算计干农活了。我们这个地区大多在八九、九九里栽蒜。稍晚一点，就要准备种春麦了。的确，冬至十几天后，白天明显天长，加之天公作美，阳光和煦，真的会给人们带来好心情。
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生活的时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至今还是喜欢冬至这个节气，心里觉得，冬至这个节气，总是给人们带来新的生机！
又是大雪纷飞时
元旦刚过，华北这场大雪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气势。见到这场雪，又引起我对知青年代参加的那场雪天民兵“拉练”的回忆。
由于1969年初，中苏边界“珍宝岛”地区的武装冲突，引发了我国各大军区部队调防的战备状态。当时统称为“拉练”。很快，在1969年底到1970年春，全国民兵组织也效仿“拉练”，开始了备战。
1970年刚过完元旦的一天晚上，我们村民兵连凤江连长来到我们住房告诉我们，近几天我们要有紧急集合，要求我们知青努力表现，做合格的民兵。当晚，我们没拖拉，及时躺在炕上睡觉了。好像刚睡着，只听得我们一排长王二急促拍打我们的窗户，令我们速到村西集合，不许开灯，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走过堂屋，要绕行到位！
我们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开门一看，大雪已下了半尺厚。好赖我们进村已一年多了，踏雪开路，我们仨很快绕经北街到达村西头。集合后我们发现，到场的才七、八人且大多为排班长。我们首当其中第一次紧急集合受到表扬。在前往公社集合的路上，连、排长们走在最前面为大家踩雪开路，我们急促行军，三里雪路使得我们背部已经湿了。有人问是否到公社会解散回村，凤江连长连说，不可能！公社武装部张部长刚转业不久，他办事认真，大家要做好准备！到达公社集合地之后，大雪仍下个不停。待12个大队民兵到齐之后，张部长一副指挥员的风度，高喊着：“上级指示我们，急行军10里，追上大部队，现在虽下着大雪，同志们有没有信心？”“有！”“出发！”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在下着大雪。
队伍一字排开向北急行，借着白茫茫的雪光，远远的望去是一条在白雪地中爬行的长蛇。记得是黄粟坨民兵连走在最前面，快到大坡庄时我们才隐约听到有鸡的叫声。这时大概在凌晨四点钟左右。大雪已下到没膝盖了。可以想象队伍前边的开路人是多么艰难。我们的队伍也不时有人走偏，滚到雪沟里，听到呼救声，再去营救，再是一片笑声。天已开始见亮，队伍没有进庄，却又走向小坡庄。临进庄时，又向唐河甸方向去了。记得那天大家都没带干粮，也没有一人叫饿。大家相互看去，各个都浑身冒着热气，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裤脚和鞋都冻在一起了，但没有一人叫苦叫累！没有一声怨气！
还是袅袅的炊烟告诉了大家，远处村里的农妇们开始做午饭了。这时前边传来通知，胜利完成任务。各民兵连总结。我们大家像快融化了的雪人一样瘫在了地上。连长总结之后，我们又列队回村，到村后都有下午3点钟了。大家计算了一下，那天冒雪行军有近80华里。我们按照老农志远叔教的办法，用冷水泡下鞋子和袜子，洗完后脚是热的，没有受伤。作为知青的我们，多累还得自己做饭，吃过后，我们大睡一场，大概睡到了第二天天明。
这次拉练活动，是我们仨知青在全村民兵（青年人）中的又一次展示。我们受到了高度评价。我们自己也得到了艰苦环境下的锻炼。回想起来，当年经历到的艰苦磨练，值！我常想我们的孩子、孙子现在条件好了，用不着自找苦难，吃有五味，行有车辆，更用不着艰苦的劳动，怎样对自己进行这方面的补课，难道都得去健身房减肥吗？我以为，还是多面对艰苦环境，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为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写路标后的自我教育
&1969年冬至1970年春，以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主体的，各级城乡民兵组织亦参与的“拉练”备战活动相继开始。按公社的要求，为方便部队和拉练的民兵组织，各村镇都要在村口书写村标及与相邻村的方位、里程。大队恩玉书记找到我们知青，要求我们在村东、西两头，写上路标。由于上学期间曾写过黑板报，加之一九六六夏开始的“红海洋”，我也在家或邻居墙垣上按街道领导的要求，写过“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这次我又很快答应下来。
大队还真的重视这事儿。书记亲自察看了村头要写的路标位置，派人搭上脚手架，长贵大爷抹了白灰板。我先用直尺（实际是直木板条）和铅笔“画好”大小不等的宋体字，然后再用墨汁涂写。我很注意抓紧时间，一天半时间，完成了村东、西两头的大村标和村内的一条村标。我觉得效率蛮高的。社员看后都称赞起来，我当时也有点飘飘然，非我莫属了。
十几天后，我去村西队磨坊打粮食，忽然发现村中墙上又有一组正楷大字村标。我走近一细看，“塔马村”三字结构和谐、遒劲有力，通往各村里程的小字，也显得十分成熟、自如。再比看我写的路标，宋体显得稚嫩、、单调、苍白，我顿时脸红了！过后我问恩玉书记，他便说，嗨，忘记告诉你了。公社来人检查，说我村写的不错。但村内一条太少，我看你们知青下班做饭挺忙，正好在丰登坞教书的马老师休假回家没事儿，就让他写了，不一会儿就写完了，没再让你费事！我便说，马老师写得真好！
第二天中午饭后，我又来到马呈祥老师的字前反复端详。果真字如其人。他除放假回家外，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儿子树金是我们大队的会计，女儿是赤脚医生，老伴儿持家。马家祥和度日、勤俭生活，不能不说有这样一位知书达理的当家人。再看马老师的大字，我更惭愧了！我字体的幼稚平淡，竟然还孤芳自赏，飘飘然了，记得当时，我真想再搭上脚手架，涂掉我写的字，亲自扶马老师上去，让他完成。
那件事之后，我从心里脸红了。心灵上受到了触动和教育。我们这些城里的青年学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点儿知识，有点儿小聪明，进庄后刚有起色和进步、刚刚和最基层的农民融合，正待打成一片时，就觉得了不起了，那才真正是短视的。“人世间，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应该永远作为我们不断进取的坐标！
这次写路标，也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明确了“路标”，这次的警钟，好像也为我此后的人生道路，不断地鸣响！
立冬节气一过，地里最晚收获的农作物大白菜也收进了院子，待晾几天准备下窖储存了。天，一天更短一天。农活儿除积肥、平整沟渠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那年月，政治运动不少，上级往往派出工作队，或“一批双打”、或“一打三反”，总之，每年都有“新”题目、“新”内容。
那年初冬，来我村的是三位工作队员。周队长是个老同志，是县城里某机关曾被靠边站的，刚从干校尚未明确“解放”出来的十七级干部。晚饭后，全村人在凤江家“四破五”的大房间里开会，宣讲当时的文件。东西各两间一明的大屋炕上、地下加上中间的堂屋，真的装人不少。我们知青傍晚下班，回家做饭、吃完，几乎没有刷碗的时间，就要急忙参加会议。村里劳力们干了一天，大家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