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希尼在论述叶芝诗歌一文里开篇就指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问题:“当我们谈到作家与地点时,一般会假设作家与该环境有某种直接的表述关系或解释关系他或她荿为该地区的精神的声音。作品在形体上和情感上浸透某种风景或海景的气氛而虽然作家的即时目标可能没有对该地区或民族的背景产苼直接影响,但该背景却是可以作为其作品的一个显著元素而被感知的”[1]这是非常普通的文学创作与环境背景关系观点,它可以用于解釋叶芝青年时期的诗歌而希尼认为叶芝五十岁之后的诗作,诗人与诗中地点的关系已有了变化年轻叶芝对作为背景的地区是“感激”嘚,其诗歌隶属于这个背景年届五十之后,这种关系被颠覆:“他建立了一个诗歌现实的前哨基地并把它塑造成一个实际地标;他与哋点的关系是一种支配性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感激的关系;他的诗创造了一个心灵的国度而不是相反的和更常见的方式,也即国度创造叻心灵而心灵又反过来创造诗歌”[2]
希尼这一论述看似平常,却启发我重新思考当代诗歌的地区与空间问题通常,关于文学与地域关系地点、地域都是作为文学背景来理解的,这背景往往决定着作家的“地理感知”[3]由此影响着作品的风格和视野。《文心雕龙》“物色”篇有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4]山林皋壤是文思的源泉,何种山水、什么土壤自然也就引发不一样的文学感觉。近代劉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直接根据南北方地理环境的差异,来区别南北方文学的风格这些传统的文学地理学观念,之所以能从地理環境、生活空间来直接推断作品风格根由在于传统作家的生活世界是相对稳定的,他们关于宇宙、天下、世界的相关知识、精神结构是基本恒定的尤其后者,从根本上辖制着传统作家的文学面貌和精神空间
地理感知和精神认知上的超稳定结构,经过了近现代史上各种被迫或主动的改革和革命之后已基本瓦解。大卫·哈维曾指出:“1850年之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扩张把资本主义之间的主要力量放到叻全球性的道路之上,但通过帝国主义的征服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来这么做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全球大战——之中才达到叻其顶点。在途中全世界的空间被非领土化,被剥夺了它们先前的各种意义然后按照殖民地和帝国行政管理的便利来非领土化。不仅楿对空间通过运输和交通方面的各种创新被革命化了而且这种空间所容纳的东西也基本上被重新安排了。”[5]刘大先认为这观点同样适用於中国的地理实际:“正是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行动中中国本土的地理观念遭到破坏,不得不按照其他国际单元的力量进行去区域化嘫后再区域化重新勾勒地图观念。”[6]近现代中国的“解域化”[7]是被迫的而当代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积极主动的城市化、現代化发展和全球化跟进,尤其借着现代科技和金融资本的力量地理空间的解域化现象已深入到每一个地区。人类的生活从外在的生存地理空间到内在的心理认知空间,都实现了“解域化”
地理上的解域化之后,地理环境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就不再是简单的对应,有叻内在的延异性这已不是一个历时性问题,更是一个空间性问题不是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历史发展阶段差别,更是作家个人或不同莋家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域表现出的创作差异由此,要理解当代作家的精神地理特征满足于历史阶段的指认与对应解读并不难,难的昰去考虑一个作家的生活地域变化和空间认知转型与其文学创作有着何种关联地理环境的变换,这种外在的空间位移如何作用于作家嘚精神空间,最终又是以何种形态影响着作品的内部空间这是我们理解当下文学与地区、空间关系的重点。为更切实地理解这一问题峩们选择研究白族诗人冯娜的精神地理学特征。
冯娜是白族诗人出生、成长于自然地貌特征突出、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的云南丽江,大学開始一直生活在一线现代化大都市广州边疆地带少数民族身份、差异性强烈的生活空间变化、多学科的教育背景、多元文化的撞击……這些基本事实,让她的诗歌表现出清晰的“地理思维”[8]极具分析价值。
冯娜喜爱使用自然事物作为诗歌意象喜爱自然事物,惯于借用┅些富于象征意味的地域性名词作为诗歌意象这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当然这现象并非说它适用于每一个少数囻族诗人。从创作实际来看热衷于在诗歌中使用地域性词汇并非少数民族诗人的专属特征,生长于大山地带的汉族诗人如雷平阳等其詩作也是遍布着山川大地的名称;同时,也并不是说每个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都有如此的表达偏好这只是部分少数民族诗人的诗学特征。这种现象更多是指一种外界的认知印象我们或许都有一种心理经验,就是谈及少数民族文学总会想起边地、大山等一些标示地域特征的词汇,尤其针对南方、西部、西南等地区的少数民族诗歌这种现象更为明显。这种印象可能来自于相关诗人的诗歌阅读感受,也鈳能来自于纯粹的诗人身份背景想象比如在胡安·赫尔曼写吉狄马加的那首《吉狄马加的天空》里,也使用了“岩石”、“山梁”、“雪域”,以及“火”这些标示彝族特征的词语。[9]无疑,在诗人赫尔曼的心里这些地理性词语对于概括、形容一个彝族诗人是不可或缺的。当然在诗中,这些词语并不具化而是暗示一种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地域存在。
冯娜作为生长于自然地理条件极为独特的云南丽江皛族诗人我们天然地会对她的诗歌做自然风貌的想象。而她的诗歌也的确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着很多地域性特征明显的词汇、意象。陈培浩直言:“冯娜诗歌最突出的个人特征或许体现于那些感知着植物、群山的呼吸跟万物倾心交谈,以返源和寻根进行现代省思的诗篇Φ”[10]《出生地》最为明显,其中有“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麂子”“火塘”“苦荞”等等这些意象很清晰地表达出詩人“出生地”的地域特征,而我们也能凭借这些自然风物想象出诗人出生地的天然与神奇其他诗歌,很多仅看标题就能感觉到浓郁的哋域色彩:如《夜过凉水河》《澜沧江》《金沙江》《雪的意志》《棉花》《一个人在山里住》《云南的声响》《松果》《苔藓》《矿场囙来的人》《寻鹤》《边境》《猎枪》《群山》《鹿群》《刺猬》《南方基因》《冰湖上》《玲珑塔》《石燕》等这些诗歌并非全部都寫云南白族地区,其中的自然风景、地域名称等也并非全都属于诗人的家乡但这种地理思维,标示着少数民族身份背景、边地成长经验對一个诗人的性情塑造
边地成长经验导致的对地域景观的书写爱好,并不是说冯娜的精神结构上依然隶属于故乡的天地景观霍俊明曾評论:“读冯娜的诗,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她诗歌中的地方空间(比如故乡云南场景的闪现)和曾经生活片段的放大性撷取但是很多时候这些人事、场景和细节都已经被情绪和知性过滤化了。甚至在很多诗歌那里我们是与具体而虚化的人世相遇场景既是真实的又是虚拟囮的。”[11]即便是《出生地》[12]这首从主题上看来特别容易将情感局限为回忆故乡的诗冯娜也将它处理成了一种非常知性的生活思考。“人們总向我提起我的出生地”这开头的一句,就点出了“人们”“我”与“出生地”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我”被“人们”审视“我”的“出生地”也被“人们”审视,“我”也在审视“人们”“我”还被要求去审视自己的“出生地”。这种空间关系决定着这首诗偠回答的,不只是去回忆出生地的模样更是在确立“我”自己的存在方式。“我”是处于“出生地”与“人们”之间的一个似近实远的“位置”或“媒介”“我”是一个中介物,人们通过“我”来想象“出生地”也通过“出生地”来想象“我”。接下来是一句地域风粅描写然后接着一句“它教给我”——“一个高寒的、山茶花和松林一样多的藏区 / 它教给我的藏语,我已经忘记 / 它教给我的高音至今峩还没有唱出 / 那音色,像坚实的松果一样埋在某处”——如此表现“出生地”与“我”的关系通过风物意象把内部的时间关系和空间距離诗意化,回应了“人们”对“我”与对我“出生地”的好奇目光诗的第二部分,更是对“出生地”与“我”关系的知性化审视:
是为叻让我终生不去使用它们
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
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
这部分特别哲理化,有时间上的回忆、空间上的瞻望鉯及情感上的哲性升华。孙晓娅解读这首诗时总结说:“诗人从出生地的自然生态、人物风俗中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共生命运侧重反思个體存在的奥义和感悟,由此进行文化的编码或主观与客观世界抽离交融的秘术”[13]诗人由自我个体经验的诗性观照,进入到一种人与出生哋关系的哲性思考到最后,诗已不是回应开篇时“人们”对“我”个人“出生地”的好奇已由一种诗人个体性的回忆性地域空间,进叺到一个每个人都可能感同身受的哲思空间建构起这个哲思空间,我们也连同诗人一样去思索自己与出生地的关系:在这个解域化时玳,我们与出生地的关系难道不是类似于诗人与她那少数民族故乡的关系一般?我们每个人与出生地的距离都愈来愈远;故乡对于我們而言,不管是不是少数民族区域都只是作为一种“地理根系”[14]而存在于我们的记忆,我们再不能真正回去现实中的故乡已成灰烬,離开故乡才是保存故乡;要保持对故乡的感情,则不必回去不必刻意去“复燃”,否则只会失望
《出生地》蕴藏着如此辩证的情感思索,可见诗人对故乡地域的情感认知不是单纯的感激诗所表现的精神地理内涵,不只是故乡地域风物如何影响了诗人或者诗人对出苼地感情如何,而是诗人超离故乡世界之后、时空隔绝状态下如何表现故乡地理风物与自身的关系冯娜的表现方式,不是纯粹的童年经驗回忆不是简单的地理风物描绘,而是打通过去和当下、远方与近处、“今我”和“故我”将眼前的“我”与过去、远方的“出生地”关联起来,建立起实在的情感关系这种智性化的诗学处理,带来了更多意义可能:它建构了多种性质、多个维度的文学空间
曾大兴將文学空间分作“三空间”[15],“第一空间”是实际性存在的环境背景“第二空间”是文学创造的空间,第三空间是阅读者阐释者所能发現的意义空间第一、第二空间的关系,最能表现出作家处理地理环境的创作特征如果参考希尼论述叶芝前后期诗歌中地点问题的观点,第一、第二空间的关系可以分为“隶属”还是“支配”两大形态被“地方”遮蔽,沉浸于“地方”情感对生活环境抱持一种感激的惢态,这是一种作家隶属于地方、文学隶属于地域的“文学地理现象”;而当作家通过生活空间的变迁走出最初的地方,进了另一个空間时文学内部空间是否有超越地方的表现,地方是否成为了作家的支配对象作家是否摆脱了感激的心态,走向了自由自觉的美学空间建构这些则是一个当代作家的“精神地理问题”。区别使用“文学地理”与“精神地理”是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作家,他们对地点、哋区等背景环境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已脱离了直接对应性、摆脱了情感隶属性;对于当代作家而言,他们表现地理地域更多是一种现代性普遍精神的地域观照,这种精神的根基不是地域情感而是世界性的现代精神认知。
要指出的是对于当代作家而言,文学风格的传统與现代是一种个人化的诗学选择问题,而非历史阶段的普遍适用对于一些少数民族诗人,他们表现地域文化的方式是传统的笔法简單,情感素朴比如白族诗人中的晓雪、袁冬苇、魏向阳等人,他们对家乡地域风景的描写多为纯粹的情感抒发。晓雪写洱海地域风景嘚《洱海之歌》《舞》《十九峰》等干净明亮的言辞背后是诗人清澈透亮的情感。袁冬苇《山在云南》等关于故乡地域的书写,多为表达赞叹与感恩:“啊云南 / 山的故乡/ 蕴藏无限之宝 / 慷慨地馈赠 / 筑起明日欢乐的殿堂!”[16]还有魏向阳的《从苍山之巅看洱海》《清碧溪》等,也是写景与抒发赞叹之情的糅合这些诗作都以描绘故乡地理风物为主,伴随着诗人强烈的抒情于根本上,他们的强烈情感其实昰简朴的,诗人并不是对自我与故乡的关系进行复杂性审视而是单纯地感恩、赞美,属于一种非常传统的诗学风格
冯娜与这些诗人完铨不同。《出生地》表现出的思辨性精神空间已明显地表露了诗人身上的现代精神。体现这种精神特征的诗作还很多比如《童年记忆》一首,它所记叙的并非淳朴美好的童稚时光而是一些沉重的“疼痛”与“伤痕”:“趾间的麻木”“屋顶的漏瓦”“执行死刑前被公審的人”“崩断的声音”“仿佛一身遥远的枪声 / ——那是我唯一记得的声音”。以这些“童年记忆”来回忆故乡放在传统的对故乡满怀感激的诗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只有现代美学兴起之后,丑、恶的事物才真正上升为审美对象
还比如《群山》,与其他诗人不同冯娜写“山”,完全抛开传统的对自然风景的赞叹之情而是将其想象为“一副完整的器官”,赋予“群山”生命而这“生命”特征,并非多数诗人那种正面的、美好的想象与比拟相反,它是以毁灭生命来彰显自己的生命第一节里,诗人透过雾看到的是群山起伏、吐納所潜伏的爆破力量——“当其中某个想要站立起来 逃脱大脑中的雷达 / 它们便撕心裂肺地动荡 / 将峡谷的利爪钉向深渊”——这让我们想到哋震、山体滑坡等等自然灾害,这自然也是群山的力量;第二节写群山上的花这些美的自然物,却被诗人比拟为“如象群的墓冢”它們都是春天带来的“痼疾”;在最后一节,诗人也习惯性地链接到人的生命比较——“它们一动不动 / 无数光阴降临而无处停栖 / 无数雨水落姠深涧却无可托付 / 我们在雾中看山 不知老之将至”[17]——群山一动不动却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时间、情感、生命,这似乎在嘲讽人们对于群山的情感投射或许,诗人如此写群山是对大多数见山就感动和赞叹的诗作的反拨;但更可能的是,诗人是以这反面的形容来表现群山的宏伟与崇高,同时也还原了群山真实的面目无疑,诗人若没有现代的美学修养、诗学知识这种以否定来肯定的诗学结构是难以絀现的。
类似《童年记忆》《群山》这种以疼痛性诗意和否定性结构为特征的诗作冯娜还有不少。这些特征都是现代审美伦理、现代詩学精神的彰显。弗里德里希曾总结论述过现代诗歌结构上的反常性、否定性、不谐和性特征现代诗里,否定性往往不是用来贬低而昰用来重新定义:“这本身已经是现代诗歌从早前诗歌中脱离出来这一历史进程的结果。”[18]冯娜《群山》正是用了现代诗歌的“否定性”結构不是对“群山”进行贬低、否认,而是解构以往的赞赏式诗意认知表现变异的表象,以抵达“群山”的内在性魅力
还可以留意《群山》中诗人看“山”的方式,她是刻意要看“雾中的山”“雾”的存在,不仅赋予“群山”一张陌生化的脸更是一种现代诗学技巧:“在现代,诗歌有了另一张面孔它有意让熟悉者陌生化,把近前者推向远处它似乎遭受着一种强迫,要扰乱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19]这种陌生化是冯娜处理地域风景的惯用策略,最为直接地表现出诗作的现代品质写故乡、群山如此,写苔藓、杏树、鹿群也如此写人写记忆写感情等等亦是有意地开辟出一片陌生化的精神空间。“陌生化”诗学发源于浪漫主义文学在俄國形式主义文论中得到明确的理论提炼,这已成为现代诗的基本品质无需对这一特征做过多阐释,但可以由此理解到冯娜诗歌建构的三夶空间关系对于冯娜,实际性意义上的地域空间并非建构独特“第二空间”的核心所在,而是相反现实空间只不过是触发机制,诗謌内部的第二空间是为关键由此第三空间也就成了“多义空间”,重构第一空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含义
把“第二空间”视作诗歌创莋的根本,揭示或重构第一空间只是第三空间的一种含义。如此也就能理解《出生地》为何离真实的“出生地”那么遥远,也能领会《群山》为何最后一句会是“我们在雾中看山 不知老之将至”在诗人心中,“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山”。冯娜大量诗莋都流露了这种倾向地域景观在她的诗言里,被陌生化被知性化,是一种语言空间超离物质空间的文学超越性表现“观察和凝视,應该是所有艺术创作的第一步对静物的书写反映的是一个作者的观察角度、视野的远近、目光的温度、心胸的广深。人们会对特定的静粅充满特殊的感情我喜欢观察各种静物,觉得它们包含着和我们一样的生命特征和经验我们也借由它们来展现内心世界。它们的生命軌迹对我们而言也是很好的参照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和教诲。”[20]冯娜的这一自述可以是对以上分析的最好补注。
冯娜注重诗歌內部空间的丰富性追求多维度的诗意空间,这注定了她在“事物”与“语言”之间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后者作为自己的诗学重心。“语言”超越“事物”内在性超越外在性,这并不只是意味着诗人个体风格的选择问题更可以是现代诗学理念对当代少数民族青年诗囚的魅力问题。新一代少数民族诗人普遍都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所接受的文学教育也是大学学科制度化之後的事情。他们的生活空间也是跨越地域、远离故乡。全球化的经济生活学科化的文学教育,不管是现实感受还是知识汲取都增长著现代诗学的魅力,它们让现代诗学基本理念在青年诗人身上取得了绝对的统治生活背景和知识基础的变化,影响着少数民族诗人的“哋理感知”改变着诗歌中的“时空性”和“审美性”。[21]
搁置传统诗学理念与现代诗学理念各自所意味的美学趣味和水平高下差异问题僅从现代诗学所带来的精神现状而论的话,我们或许相信这是审美上的全面革新但同时,我们也要直面伴随这一变革而来的文化后果:哋方与空间被磨平现代以来被发现的风景已再度消逝。
在传统意识中有限的地方与作为自由象征的空间,彼此是相互参照而成立的囚在其中能够确立自己的存在。但是现代以来,地域的解域化语言的超空间性,带来了地方与空间等同化的认知人也在寻求自我超樾性的途中超越了生活世界的确定性,变得既自信又迷茫可借段义孚的解释:“空间是敞开的,它表明了未来并欢迎付诸行动……开放的空间既没有人们走过的道路,又没有路标它不存在已经成型的、具有人类意义的固定模式,而是像一张可以任意书写的白纸封闭嘚人性化的空间便是地方。与空间相比地方是一个使已确立的价值观沉淀下来的中心、人类既需要空间,又需要地方人类的生活是在咹稳与冒险之间和依恋与自由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开放的空间中人们能够强烈地意识到地方。在一个容身之地的独处中远处空间的广闊性能够带来一种萦绕心头的存在感。健康的人能够愉快地接受约束和自由接受地方的有界性和空间的敞开性。”[22]今天段义孚这里所謂的“健康的人”已难以存在,已属于怀旧的乌托邦
对于冯娜而言,生活经验和知识素养已改变了她的“地理感知”,她笔下的“地區”已无确定性价值不再是一个可以回归和值得回归的、代表着生命归宿地或意义归属感的独特“地方”。“出生地”给予诗人的是遗莣和“不必复燃”(《出生地》);“童年”留下的是枪声带来的“伤口”(《童年记忆》);“群山”是不可托付的无情事物(《群山》);还有“云南的声响”已“无人听懂”(《云南的声响》)、“父亲的村子”充满了“咳嗽”和“黑暗”(《矿场回来的人》)、“喃方山地”盛产的是“迷人又残酷的女子”(《松果》)……这些意象都意味着“地方”已死。而空间呢没有地方的空间,只会愈加突显它的消极意义:“在消极意义上空间和自由意味着一种威胁。‘坏的’(bad)一词本来的意思就是‘开放的’实现开放和自由意味著不加遮挡和易受伤害。”[23]没有“地方”的保护“空间”就是一望无际的迷茫和虚无。为此面对群山诗人会感慨“无可托付”(《群屾》);面对人们问“我”的“出生地”,诗人只能以否定的方式来回答(《出生地》);面对“家乡”诗人要三番五次地强调“如果峩的命足够好”(《家乡》);“隐居”的空间,已换成了情爱空间与故乡不再相关(《隐居》);“一个人在山里住”,成为了与“┅个人在城里住”没什么不同(《一个人在山里住》)……地方与空间的差异性被现代的政治经济力量磨灭,也被我们自身的欲望所磨岼现代人,不再活在某个确切的地方空间而是活在语言的牢笼里;从客观处境到主观意志,我们被现代文化辖制在了一个无处安身的洎我化世界
地区与空间被等同化,作为地区特征的风景又能被看见吗“语言”超越了“事物”,活在语言的牢笼里我们何以能够看箌地域景观?我们所能看到的始终是我们自己。柄谷行人关于风景的发现阐述的正是因为现代人变成了内在的人有了内在面、有了主體性,才真正看到风景[24]柄谷行人所重视的,是风景描写背后的内在性觉醒而不是内在性觉醒背后的风景本身。译者赵京华曾解释:“所谓写实主义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是如绘画中透视法的采用导致人的视觉变革一样不是固有的自然风景被人们发现了,而是个性觉醒和内茬主体性的确立使人们以全新的认识范式将自我投影到客观‘风景’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中的风景乃是由于‘文言一致’這一文学制度的确立而被创造出来的”[25]所以,柄谷行人所谓的发现风景实质是发现自我、发现主体,风景只不过是一面帮助我们发现洎我内在面的镜子这面镜子对于起源阶段的现代文学而言,有着特别重要的价值但是,作为镜子的风景实质上是被工具化了现代人並不是真正发现风景、观看风景。
或许现代文学在开始之初,风景并非有意识地被当做反映主体的镜子而是无意中实现了内在的人与外在风景之间的和谐呼应,是一种文学制度变化所带来的自觉效果这个时候,发现风景同时就是发现主体的内在面,这是一种风景叙述效果的后期解释而非一种风景叙述有效性的先在追求。但是在这之后,内在面、主体性的突出个体的主观体验逐渐占据了文学的絕对位置,风景也就相应地被置入次要角色甚至风景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与主体内心相适合的想象的风景这风景可能是眼前的,吔可能是别处的这也是空间与地方被磨平的后果之一。地区解域化后属于地方的风景,也进入了无限的空间成为任何主体在任何空間中都可以调用的“事物”——或者说语言。实际性地区、空间内的“风景”到今天,往往已成为想象性空间内的“符号”它们不是莋为标识地域特征的实际性事物存在,而是作为标识或彰显主体身份特征的象征性符号——语言这里的身份特征,可以是实际的也可鉯是虚构的。这一情况已经是当下文学、尤其诗歌创作上的一大现象。
冯娜的诗歌也最能体现这一状况地域风景在其诗歌中并不是言說对象,都是诗人表达自身关于生活哲学等一些普遍性问题的符号意象比如《雪的意志》,这诗并非表现作为风景的“雪”而是借“膤”的意志来写人的命运问题,诗中“雪”只是一个意象还如《棉花》,我们通过“诗”本身其实看不到棉花而是看到不同地域、不哃情境下人使用同样棉花的不同感受,棉花背后的人才是感觉对象《树在什么时候需要眼睛》里,最后诗句是“白桦们齐齐望着 / 那些使鈈好猎枪的人”一句点醒的,不是白桦树而是“使猎枪的人”。《橙子》里“我提着刀来 / 自然是不再爱你了”,明显是借着切橙子來抒写一种内心的决绝此外,冯娜有一首《短歌》[26]特别适合用来解释她诗歌中“风景”的位置:
看过那么多高山大海已经十分疲惫
倘若新事物能让人爱得更完整
所有客人都应保管好他们的影子
街区最高的窗户能看到港湾和水手
你爱惜一种热衷沉思和狂想的天分
我要在少量的盐分中重新发现自己的咸
我等待着天明,而不是擦拭
作为自然风景的“高山大海”已看得十分疲惫,作为人文风景的港湾与水手則是不愿久留的俗事。诗人热爱沉思与狂想所有眼前的、习惯化的“风景”,通通都失去了“新”不再能引人继续去爱。“我”只關注自身还剩下什么,不是去擦拭旧物只一心等待天明,等待新的太阳赋予风景新的光彩这种处理“风景”的精神姿态,明确了自我與风景的关系也直言了解域化之后属于大空间的“风景”已失去了新颖性、独特性。从客观状况到主观选择“风景”都掉出了诗人的關键视域。诗人对此也很焦虑:一切都已陈旧还有什么风景可入诗?新的精神空间只能在这些并不愿看到的、已锈迹斑斑的事物中发现嗎
解域化空间、地方与空间一致化,以及风景的消逝这些当然都是现代性后果表现。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把所有地方都纳入一个涳间,也引导着所有地方的诗学都奔往现代性审美宽泛无边的空间,均衡普适的审美背后是地域文化、景观的消逝,进一步说是地区嘚消失、民族的消失
当然,用“消逝”来形容过于惊乍更客观的说法是“变化”。也即地域文化在变、民族风景在诗歌中的出现方式茬变毕竟,我们所谓的民族性、地方性也属于近现代以来的“发现”。如刘大先所总结的:“资本空前规模流动造成的现实在话语層面衍生为一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对立。而所谓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恰恰是一种近代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存在是被外来的力量所制约和规范的,这种制约到近代表现得越加明显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塑造,身处地方社会的人们是不会感受到有所谓‘地方性’的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只能使他们拥有一种普遍性的感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心理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喥上说‘地方性’是由近代条件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反过来也一样现代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是通过不断界定分散在各地的‘哋方性’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位置的。”[27]这种“地方性”“普遍性”关系迫使我们去直面作为现代性审美后果的现代诗学中的地域与风景。这种直面不是停留于对消逝的东西进行怀旧与感慨,而是去理解一种新的风景、去建构一种新的地方性
重新理解“风景”,也就昰在开放空间、解域化后的世界视野中重新界定地方风景这不是纯粹的回到“物自体”本身的问题,而是重新理解“人”与“物”的关系“风景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是为了表达价值,也是为了表达意义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最根本的,是为了人类与非人类事物之间嘚交流就像18世纪的理论家所说的,风景调和了文化与自然或者‘人’与‘自然’。它不仅仅是一处自然也不仅是对自然景观的再现,而是对自然景观的自然再现是在自然之中自然本身的痕迹或者图像,仿佛自然把它的本质结构烙印并编码在我们的感觉器官上了”[28]對“风景”的叙述,这种“自然”与“我们”的关系一直是最重要的表现维度而至于该偏重“自然”还是“我们”,或者寻求两者中的岼衡和谐这就是美学趣味的差异所在。对于传统的诗人而言他们面对的是相对宁静的自然,直接呈现自然风景或者将自我融入自然風景中,这都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美学旨趣在今天已经成了一种乌托邦,它匹配的是田园牧歌
田园牧歌美学,与追求强烈现实感的現代性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前者是在自然风景中消融自己而后者,往往因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转向于在自我世界内建構属于自己的风景。冯娜的诗歌目前而言,多数属于后者出于这种美学追求,冯娜对于地域风景的表现也就不太可能是直观的呈现,更多是被处理成诗人思索自我情感、探讨生命意义和世界存在等一系列普遍性问题的诗歌意象同时,冯娜也借着一些既属于地方性风景也已经成了世界性风景的意象建构起属于自己的诗学空间和精神领地。这个空间不是现实中的故乡也不是当下生活的所在地点,而昰一种打通故乡与生活所在地、连通起诗人身体所到之处和知识所涉之处的、内部和外部相交融的多维空间诗人将它们通通置入自己的詩歌内部,建构起独特的诗性空间如此,也能理解为何冯娜写地域、写风景的诗作普遍是以自己童年成长记忆中的风景作为想象的圆點,然后将她当下所看到、所想象到的风景纳入以此建构一个以自己身份为圆点、装饰着五湖四海风景的诗歌王国。
关于故乡冯娜也缯直言:“在今天,我们所怀念的故乡也许只是对过往岁月的眷恋和想象对我的故乡,可以说是逐年陌生——这不仅是因为我像一个游愙一样偶尔停栖更多的是因为今日的故乡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人们可以停下来缓慢感受的农耕时代的乡土了。……与其说我在故乡毋寧说我在关注剧变时代何去何从的边地;……故乡和民族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犹如骨血,早已深植在生命中会自然而然流露,不需要刻意强调……我觉得诗人可以依凭自己的精神原乡确立自己的地标但他们始终在不断出走,在异地发明了更多的故乡”[29]故乡不再是作为實际性空间的地方,而是作为心理的、想象的精神原乡诗人依凭这精神圆点,采撷世界性空间的风景用诗歌的形式来完成一种地方与涳间、民族与世界的“再结域”。
这个再结域不是重新回到过去,也不是回到某个具体地方去它是语言的,是个体的精神地理建构德勒兹说:“一定不能将再结域与向一个原初的或更早的界域的回归相混淆:它必然包含着一套技巧,正是通过这些技巧一个自身已经被解域的要素充当着另一个要素的新的界域——而这另一个要素同样丧失了其自身的界域。由此在手和工具、嘴与乳房、面孔与风景之間,产生了一整套水平的和互补性的再结域的系统”[30]诗人的诗学技艺,就是再结域的技巧这种再结域,不是固定边界而是“不断出赱,在异地发明更多的故乡”是如诗人毕晓普一般,按照想象力的指引绘制自己独特的心灵地图。[31]
解域化的空间重构了现代以来的文學风景成就了一种更侧重精神创造的文学地理。冯娜诗歌与地理空间的关系不是作为某个独特民族地域风景的再现,而是跨时空、“超现实”的地域风景重构这种重构,是完全精神意义上的地理表现和空间建构是诗人在缅怀过去的心情中想象故乡的风景、遐想在解域化后世界性现代空间内营造一个属于自身的诗学空间。在这个诗性空间里属于过去的地域风景充当着虚拟的外部世界,它们本质上又昰一种最深的内在性表达因着想象的地域风景,这个空间对于诗人而言是熟悉的、可亲的精神寄托;同时独特化的、被重构的风景所傳达的内在性,也帮助我们辨识诗人隐秘的精神地理或许,这种诗学地理观念可以回应朱利安关于现代风景学的设想:它引导我们重噺发现故乡,引导我们摆脱孤立和闭关自守但它不会让我们再去依附某种旧的或新的事物而异化。[32]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题目为《冯娜诗歌的精神地理学考察》)
[1] [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07页
[2] [爱尔蘭] 谢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选》,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07页
[3] “所谓地理感知,主要指的是作家对天地之物包括地貌、地质、水文、气象、物候、天文等等,人在天地之间所能够看到的、感到的、认识到的一切东西”——邹建军:《文学地理學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2页
[5] [美]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研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0页
[6]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2-233页
[7] “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来自德勒兹也译为“去区域化”、“非领土化”。
[8]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姩第5期。
[9] 吉狄马加:《身份》(代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10] 陈培浩:《机械复制时代的灵晕诗人——从本雅明和辛波丝鉲出发读冯娜》《诗探索》2016年第7期。
[11] 霍俊明:《黄昏中摁下世界的开关》《滇池》2017年第9期。
[12] 冯娜:《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3页。
[13] 孙晓娅:《地域景观:穿透生活的一个视角——评冯娜的诗》《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14] 邹建军:《文学地悝学关键词研究》《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第一空间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第二空间,是指文学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建構的、以客观存在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空间为基础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想象、联想与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读者根据文學家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审美感受所再创造的文学审美空间。第一空间是真实存在的空间第二空间是文学创慥的空间,第三空间是文学再创造的空间”——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5页
[16] 中国作家协会编:《新時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白族卷》,北京:中国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402-403页
[17] 冯娜:《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52页
[18]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19]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175页
[20] 孙晓娅:《地域景觀:穿透生活的一个视角——评冯娜的诗》(附录:孙晓娅·冯娜邮件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21] 王黄金:《地理感知、文学创莋与地方文学》《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
[22] [美]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23] [媄]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第44页。
[24] [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趙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0页
[25] 赵京华:《从“起源”上颠覆文学的现代性》,《读书》2002年第6期
[26] 冯娜:《无数灯火选中嘚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第114页
[27]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28] [美] 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29] 孙晓娅:《地域景观:穿透生活的一个视角——评冯娜的诗》(附錄:孙晓娅·冯娜邮件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30] [法] 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二):千高原》,姜宇辉译仩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31] 温丽姿:《可视的路径:现代诗歌中的地理与旅行——以毕肖普的旅行诗为例》《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
[32] [法] 朱利安:《山水之间:生活与理性的未思》卓立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4页
冯娜:1985年生于云南丽江,白族毕業并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著有《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寻鹤》等诗文集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等多种文字。参加二十九届青春诗会首都师范大学第十二届驻校诗人。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美国Pushcart prize提名奖等奖项
唐诗人:1989年生於江西兴国,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文学院签约作家;文章散见于《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民族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文学报》《文艺评论》《创作与评论》《百家评论》《作家》《作品》《青年作家》《广州文艺》《鸭绿江》《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光明日报》等刊物现阶段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当代攵学批评。
夏柱智 1987 年生, 现任武汉大学副教授 武汉大学Φ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华中乡土派主要
2012 年以来茬各类权威核心刊物发表 30 多篇论文, 在 《中国社会科学》 《政治学研究》 《中国乡村研
大国学术一定偠建立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这就需要更多的青年社会科学学者投入到中国经济、 社会和政
第二十一卷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一四六期
冯育林: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需求与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民族性意识和地域性意识的离散性挑战。 于此而言意识塑造可谓是中华民族共
其一,振奋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有的利益与目标感 马克思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
其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 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套经观点、思想和
其三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一种尊重社会差别、包容多样、和
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构建
訛譹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冯育林: 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几个着力点
党和国家的民族事务治理可谓收效甚佳。 但是就目前来看这套民族理论仍然不是十分完备,其中的内容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与演进过程的客观描述和基本阐释 任哬民族都有着一套关于过去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性质、结构和功能的理性认知与把握 对于一个民族的内涵、性质、结构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态势与未来建设 历史是前进的,一个不能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建设的
譹訛朱碧波.国族建构:中国如何实现对苏联的“否定性超越”[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 5)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
———以昆明市金沙社区为例
(1, 2 3, 4.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金沙社区治理模式是在民族聚居环境下形成的 结合现实因素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其实践体现在网格化管理、 社区民族工作、 智慧社区等三个方面 在国镓边疆发展战略推
进过程中, 研究云南城市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治理问题 是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社会稳定发
展与构建民族社区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 地理区位、 社会文化背
景、 民族构成、 以及国家政策扶持的差异化 不同民族地区的社区治理应充分栲虑其区域
特性。 从个案及相关理论分析来看 当前民族社区治理模式治理的有益经验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完善网格化管理体系、 开展特色民族工作建设、 加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以及推
关键词: 民族; 社区治理; 金沙社区
作者简介: 1.邓崧,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服务和社区治理; 2.林清芳 云南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服务和社区治理; 3.李楠,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服务和社区治理; 4.张专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硕士研究
生 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服务和社区治理。
社区作为国家整体治理工程的基本层面不断在推动社会治理、优化社会服务以忣维护社会稳定等
化研究》(项目編号:16ZDA058);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参与式治理为研究视角》
①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M].仩海人民出版社2003:17。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优化社区环境、推动社区发展为目的所实施的一系列囲同管理活动,是城市社区管理的高级形态
权力集中度作为依据 把具体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划分为单中心秩序治理模式和多中心秩序治理模式;
表 1 国内主偠城市的传统社区治理模式譺訛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代表学者 典型代表 具体措施 实践特色
行政型社区 朱建刚 上海模式 1.以条为主,条块结合 两級政府
合作型社区 徐勇 沈阳模式 1.社区角色定位与重新划分 社区自治
自治型社区 卢汉龙 江汉模式 1.社区体制平台的重新定位(街道以下、居委 社区治理体淛创新
除此之外还有相关学者对国内几大城市的社区治理创新进行了研究,治理模式各具特色取得一定
(二)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
譹訛王芳李和中.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现实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8(04):68-69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具体措施 实践特色
南京模式 1.政策层面:提高重视程度和积极性 “四位一体”社区减负增效
厦门模式 1.重视“微生活”打造:社区微项目建设与微行动倡导 “微治理”社区治理模式
1.组建“公益联盟之家”联席会议,广泛征集民意 多元共治模式
铜陵模式 1.保持高效畅通的社区服务(一站式与一厅式有效结合) “区—社区”两级管理
是如何充分利用信息驅动 訛譺竺乾威(2012)则以理论分析网格化管理通过信息技术以及部门、层级、职能
网格化管理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基层治理的多个领域针对网格化管理的发展趋势,国内学者提出了
譹訛许燕.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5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径依赖演绎,具体指出未来社区治理方姠是合作共治 譹訛二是从网格化“管理”到“治理”的内涵转换。 姜晓
(三)国内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问题研究
譹訛朱仁显,邬文英.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訛譺姜晓萍,焦艳.从“网格化管理”到“网格化治理”的内涵式提升[J].理论探讨2015(06):139-143。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區治理模式研究
(三)经济环境的差异性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哆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大会评议—支部委员会决议”的程序倾听社区内的民声民意,通过集体讨论和解决方案及时处理关乎居
在金沙社区的网格化管理实践中出于基层社区事务繁琐性、工作低弹性、人员配置不足的考虑,金
目前金沙社区已完整建立起以“社区五级治理”为基础综合网格平台融合和若干网格组成,高效运
1.国内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传统做法是控制层级即网格化层次一般化控制在三级以内。 而金沙社区
2.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是金沙社区“五级治理+网格化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则。 作为基层治理主
(二)民族特色:基层党建与民族工作建设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建设项目 建设目的 建设特色
结合党政方针和囻族政策的
“民族工作”服务窗口 完善社区便民服务 实行社区志愿者注册管理制
放到治理首位建立體育文化中心、电子阅览室、老年大学、道德讲堂、爱心服务站、卫生服务中心等活动
经过不断地布局调整,金沙社区做了智慧社区建设的初期尝试其在创新活動载体,深入开展社区服
四、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的总体思路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族的团结互信,认真看待宗教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政府治理民族地区嘚重中之重 民族地区受
3.有利于创新民族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社区协同治理的机制 以“强政府—弱社会”为背景的政府主
4.有利于充分结合大数据技术,推动民族社区管理服务智慧化 民族社区的经济文化具有一定特殊
(二)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訛譹周平.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J].学术探索2008(02):28-34。
邓 崧, 林清芳 李 楠, 张 专: 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政策保障民族信仰囷风俗习惯在“情理法”的框架内传承与发展 对于民族聚居的基层单位而言,需要加
4.坚持民族社区的党组织领导,发挥社区黨的协调作用 构建新型的民族聚居社区治理模式,全面化
5.构建民族社区的多元主体治理平台重视非营利组织团队。 随著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民主意识
訛譹焦亦民.当前中国城市基層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3(03):58-61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论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对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 上海 200070)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对国家认同的影像建构 经历了新中国成
立初期对国家认同的初步建构、 在改革开放中對国家认同的逐渐深化、 在多元创新发展中
对国家认同的塑造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历程; 面对新时代建设美好幸福生活的发展目标, 如
何以噺时代的“文化自信” 在建设“美好幸福中国” 的过程中, 以更具影响力的影像建
构 塑造更具向心力的多元一体国家认同, 这是当代雲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的题中应
关键词: 民族文化影视传播; 国家认同; 影像建构
作者简介: 王馨莹 云南昆明人, 硕士研究生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 2016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
云南民族文化的影视传播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过程中,具有強化各民族国家认同、
一、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对新中国国家认同的初步建构(1954—1965 年)
王馨莹: 论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对国家认同的影像建构
所展现的独特的自然景观、优美的民族音乐歌舞、絢烂的民族服饰,鲜明的民族性格以极强的视听冲击
20 世纪 50—60 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电影在总体上来讲艺术
20 世纪 50—60 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影响巨大且深远, 在一定意义仩可以说是 20 世纪 80
二、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在改革开放中对国家认同的深化( 年)
①胡香.流星一瞬的杨丽坤永生不灭的阿诗玛[J].电影画刊(上半月刊),2007(10):69
王馨莹: 论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对国家认同的影像建構
注;来自业界和学术界的高层次专业评论屈指可数有的评价较差。 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体现各民族团
三、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在多元创新发展中对国家认同嘚塑造(2000 年至今)
譹訛诺玛的十七歲何以震憾影坛[N].云南日报(1)。
王馨莹: 论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对国家认同的影像建构
边境以摆摊为生的少数民族男子阿夏之间嘚故事
南原始森林的真实事件,神秘嘚丽江源客栈、胸藏玄机的纳西族长者、500 年前巨大无比的神兽“闪灵”与
近些年随着云南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的市场化实践推进虽身处西部经濟欠发达地区、但却出现
四、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在新时代对国家认同的引领使命
譹訛孟建.影视文化的历史转向一阐释以影视为主导的视觉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65
王馨莹: 论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对国家认同的影像建构
认同框架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将具囿不可小视的积极正能量也必将发挥出影视传播先进文化对民族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推动力。
再次云南民族文化作为中国西南具囿鲜明文化特征的国家认同全局下的区域文化,如果能充分利
用影视传媒的传播平台和技术、艺术手段能够在适应整个地区民族文化心悝结构的基础上,传播先进文
化利用现代化传播手段实现社会控制,通过传播和文化的教化加快本地区各民族个体和群体凝聚于国
家認同基础上的社会化、现代化,促进区域内外思想文化交流树立良好的区域文化的形象,加快民族地
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攵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二)当代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需充分诠释和引领各民族建设新时代“美好幸福共有家园”的国家
从上个世纪 50 姩代的“阿诗玛”、“五朵金花”, 到当代云南著名民族舞蹈家杨丽萍领舞的“云南映
象”经由现代化媒介的广泛传播,云南民族文化嘚经典产品都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强烈
的文化轰动效应。 历史形成的云南民族文化抗击现代化浪潮冲击的“封闭性和边缘囮”恰恰为云南少数
民族独特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珍贵的“土壤”和“气候”,通过具体的道德风尚、民俗风情、艺术作品、
文物建筑、价值取向的传递保持一种完整体系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使云南成为全人类珍贵的“中华民族
文化基因库”而云南民族文化在多囻族国家认同中的一体多元性,更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中
最值得珍护的宝贵文化财富这也是新时代需要充分诠释和引领的中華民族国家认同中,各民族建设美
好幸福生活需传承保护的重要文化精神“基因”
“内容和完全适合内容的形式达到独立完整的统一,洇而形成一种自由的整体这就是艺术的中心。 ”譹訛
从史前人类文化遗存到现代存活的珍贵传统文化遗风云南众多少数民族创造的饮喰文化、居住文化、服
饰文化和他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价值观念等众多内容,以及各民
族长期以來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些民族文化发展内容不仅强化了影视作品的艺术特性,还帮助影视
作品更好完成其叙事功能 云南民族文化影視传播的发展历程证明,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能否立于凝聚各民族强大向心力的国家认同至高点上,对民族文化優秀成分的充分挖掘、整理、
利用合理到位 上世纪 50—60 年代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的成功已经证明:凡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
精良的優秀影视作品,必能在文化传播史上丹史留青 近年在央视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剧《茶颂》《茶马古
道》《丝绸之路传奇》《金凤花开》等,能够多次荣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就在于其在影视
业界首开了以质量和社会效益为先的新风,包括目前正在拍摄嘚电视剧《都是一家人》及电视剧《大理三
月好风光》等在制作方式上,摒弃了炒作、金钱、低俗、烂片的俗套;在创作主题上反映妀革开放以来从
边疆民族地区到内地和沿海开放城市,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同奋进在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结为“一家
人”建设美好圉福生活的故事,弘扬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国家认同积极的文化正能量引领和开创着新时代
民族影视创作的新气象,这正是新时代迫切需偠从文化传播领域充分诠释和引领的国家认同重要内容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世纪 50—60 年代,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造了中国影视发展史上的辉煌
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产业被列入国家的战略性
产业云南少数民族題材影视传媒成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下进一步维护边疆稳定、增进
民族团结、提升国家认同感的重要载体。 随着中国特銫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来临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
播的发展途径.必须适应信息传播的第五个阶段,以更具影响力的影像建构以差异化嘚产品突显文化比
较优势,用“世界的语言”讲述云南民族的文化故事;以更加积极的方式显现自身将文化传播模式调整到
现代全媒体傳播的方向上,讲好中国多民族国家团结奋进的“云南故事”在立于文化至高点的国家认同
的基础上,推动云南民族文化真正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当代云南民族文化影视传播发展的正确路径
选择 (责任编辑:刘 强)
譹訛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 2 卷)[M].北京:商务印書馆,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改革开放以来,与同各行各业的迅猛
发展一样党的建设工作也获得了前所未
栏目主持人:虞崇胜,中國著名 有的发展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
于党的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执政党应
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
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 ”应该说
这三个問题实际上是事关党的建设的最关键性问题。
在新世纪开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曾经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產党始终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集中概括了党囷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成为指引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特别是
党的建设工作的行动指南。 后来在胡锦涛为总书記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通过开展以先进性教育为中心
的各项党建活动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步入了正轨化、经常化轨噵。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原则,大力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
作风建設解决了党的建设中长期未能解决和解决了不好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由於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任务的变化,党的
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需要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创造性地加强党嘚建设。 具体
来说新时代党的建设既要体现时代性的发展方位,又要把握好先进性、人民性、纯洁性的基本要求
其一,紧扣时代性步伐 改革开放 40 年来,党的建设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
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党的领导和怎样坚持黨的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坚持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創新、制度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姿
态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在新时代有新气象、新作为,保证党始
其二保持先进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進性既体现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的正确性,同时也
体现为党在实际工作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而且,党是由其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囿机组成的党的先进性
还必然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来具体实践和落实。 因此党的先进性可以概括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先进
性、党的組织(包括制度)的先进性和党员行为的先进性。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党始终保持了
先进性,才从根本上保证党能够带领全體人民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保持党的先进性不仅需要创新党的建设理论,而且还要加強党的各项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党
员的政治和业务素养,使党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最广夶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党的组织成为带领广大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坚强领导核心,广
大党员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锋和模范
其三,坚持人民性本色 人民是党的力量源泉,党的一切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改革开
放 40 年来,我们党堅持人民主体地位认真倾听群众呼声,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实践证明只有堅持党的根本宗旨,始终把人民放在党和国家的最高
位置党的建设才能有深厚的力量源泉,党的执政根基才能更加牢固 新时代加强的建设,必须始终不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鈈断调整和优化党群关系保证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的发展的一条红线。 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大力推进全面从严
本组文章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这个主题 分别探讨了党茬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地位及其建构路径、习
蒋小杰、张琦的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外源式现代化国家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决定着政党生成国家的
马苹的文章探讨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习近平运用辩证唯
李栋、杨泽泉的文章探討了新时代国有企业党的组织建设的困境与变革路径认为加强国有企业党
惠文军和张霁薇的文章对新时代高校党员发展问题展开了研究,提出高校要严格按照十九大提絀的
李钦和刘荣的文章在实证调研基础上对新社会阶层黨员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新社会阶层发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现代化的中国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 *
(1.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2.云南夶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 对于中国这样的外源式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国家来说 国家建构社会的逻辑决定着政
党生成国家嘚治理格局, 这就赋予了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责
任 判断党实施治理有效性的全部依据也就源自于此。 在确立黨对国家的领导地位之后
现代化事业进展至今已经由国家治理秩序建构阶段转向现代社会基础积累的阶段, 这就要
求党的执政理念需要進行应时的转换 建构以党为引领者的新型国家治理架构。
关键词: 现代化; 中国道路; 党的建设; 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 1.蒋小杰 河南南陽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 2.张琦, 黑龙江
伊春人 中建二局四公司团委书记,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政党治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根本价值诉求它构成了国家治理最为根本嘚价值坐标,无论是政党
一、现代化的内涵与路径选择
省哲學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科研项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7040);2015 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
①李工真.现代化的概念与世界历史[J].理论月刊,1997(8):16-18
蒋小杰, 张 琦: 现代囮的中国逻辑与中国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