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陆续建成一批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入学至高中三年级毕业），它极大地优化了教育布局、整合了教育资源、加强了教育衔接，并促进了中小学素质教育和一贯制教育等教育理念的发展。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相较于其他普通独立中小学来说，其建设规模普遍更大，学生的年龄差距加大，教学理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如何建设同时满足6-18岁学生需求的学习空间，适应新的教学理念，促进不同年龄学生间的交流学习，充分发挥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优势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探索。

国内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多采用“六三三学制”。1980年后，多地进行了改“六三三”学制为“五四三学制”的试验，直到今日，两种学制仍然并存，但多数还是采用“六三三学制”。在两种学制的指导下，中小学一般采用分段式独立办学，即独立建设完全小学、初级中学及高级中学。而有些学校，如北京立新学校（现为北京实验学校），在建国初期不断推进教育制度的改革试验，逐步发展为我国的第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20世纪80年代，北京景山学校进行了整体教育改革的研究与试验，逐步建设为包含小学、初中及高中的一贯制学校；80年代中期，深圳开始了对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改革与探索。进入90年代中期后，全国中小学加快了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陆续开展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实验，并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前沿城市率先进行。

通过部分学校对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不断探索，其办学优势逐渐显现出来，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来，越来越多的学校认识到了促进不同学段衔接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十二年一贯制办学模式的试验。积极推进小、初、高系统化课程设置与育人模式的改革，由此推动了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发展。

国内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发展背景和现状

目前，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办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传统的一校一址学校到一校多址、上伸下延、对口直升等出现了多种类型的一贯制学校。《北京市教委关于印发2015年工作要点的通知》，第17条中写到要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进一步加强普通初中校和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设。2017年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教育新闻《北京市九年一贯制学校发展论坛在朝阳举办》中提到，九年一贯制学校与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已经成为北京基础教育发展中重要的学校类型。由此可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培养越来越受到认可与重视，有着良好的发展趋势。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有利于促进各学段的衔接，整合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推进教育教学的改革，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同时，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之处，学校的学生年龄跨度大、办学规模扩大，不同学段的教师融合后的教师待遇、考核制度以及人事编制等问题给教师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在学生培养方面，长期处于固定环境中，不利于培养孩子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但总的来说，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仍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具有发展与不断完善的潜力。

▌国家对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探索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明确指出实行九年义务教育。2006年，陕西省吴起县率先试行十二年义务教育。随后，中国特区、民族地区、广东等多地近几年都尝试了高中免费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4年，台湾地区正式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2017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代表热议十二年义务教育，他们认为实施义务教育是为了提高全民教育与知识水平，推动社会的发展。义务教育的年限体现了国家对基础教育的重视程度，反映了国家的基础教育水平和国民素质的高低，因此，国家应把十二年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目标。虽然这一提案还有待论证，但是各地对十二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已有了初步成效。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提议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提供了动力。

▌既有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设问题较多

目前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校园建设仍处于不断探索和实验中，面临着不少的问题：

• 部分学校将小初高三学部分设，并分别建设教学及活动空间，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造成教学资源浪费；
• 现有规范中缺乏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设的相关指标与建设标准，既有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往往根据对应学段的独立中小学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并不是最科学的；
• 共享资源与功能空间的布局设置未充分考虑各学段使用需求情况，应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生理情况差异性，并保证三学部公平使用教育资源；
• 现有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多数采用普通独立中小学的设计思路与方法，未能充分体现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整合教育资源和校园空间集约高效利用等办学特色；
•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拥有十二年大循环教学和全员育人导师制等特色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空间已不适应特色教学模式的需求。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校园规划设计内容主要涉及学校的选址、校园环境建设与校园总平面布局（包括道路及广场、停车场、建筑用地、体育用地以及绿化用地四个方面的规划布局）。下面主要针对校园总平面布局进行探讨。

校园规划应确保各功能分区明确、整体协调且布局合理。各类教育设施应配置齐全、使用安全、外形美观。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因其办学特点，在校园规划时应在如下几个方面加以重视或强调：

1、考虑不同年龄学生的身体条件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包含了小学、初中、高中阶段6-18岁的学生，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在校园规划设计时需要着重考虑。中小学生课间活动时间较短，一般为10分钟，课间活动可到达的区域有限，华南理工大学硕士陈淑群在《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校园共享空间规划设计策略研究》中提到，各类共享空间到教室的适宜步行距离不宜超过300m，运动空间可酌情稍远于300m。小学生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距离设置应该更近。

因此，在校园规划设计时应在三学部教室周围就近设置独立的活动场地。三学部共用的出入口、操场、运动场、图书馆等公共教育资源与三学部教学楼的距离不宜过远，且应优先考虑小学部的使用。

▲ 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各功能区布局示意图（左）及鸟瞰图（右）（来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的教学区、生活区及运动区分区明确，教学区包含了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及国际部四个学部，由南向北依次排列，并采用两列建筑交错布局的形式将综合楼排列其中，形成了各学部围绕综合楼布置的模式，从而使各学部与公共教育资源的距离相近，且使用方便；教学区与运动区分别布置在用地的西侧与东侧，相邻且平行的布局方式使各学部学生可以快捷到达运动区。此外，小学部的东南侧设有一个200m的小型操场，可供小学部独立使用，缓和了中学生抢占运动场地的现象；学校南北两侧相邻道路上均设有校园出入口，方便了小学部和中学部的使用。校园用地的西侧另设有幼儿园、交流展示中心及大片绿化景观，方便了对外开放，为学生提供了优美、舒适的学习环境。

此外，校园规划应重视丰富中小学生的课余生活，为中小学生创造变化多样的公共开放空间设施。公共开放空间包括了道路空间、广场空间、绿化空间及运动空间等，满足学生们通行、游乐、休憩、交往等多种功能，各公共开放空间的设施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条件进行设置，使所有学生都可以参与其中。

如深圳海岸小学，将室外休息设施设置为不同高度的座椅，适应了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尺度需求，创造了丰富的交往活动空间。法国国际学校将整个首层地板向外挑出，结合室外地面的高差，自然形成休憩平台，方便了所有学生的课间休息，此外，配合校园绿地及休息座椅，为学生创造了舒适方便的公共开放空间。

▲ 多样的公共开放空间设施

除了休息设施的设置要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尺度差距外，游戏设施也应满足不同年龄学生的使用需求。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学校运动场设置有跳格子、跳房子等地面游戏空间、排球场、篮球场以及高低不同的攀岩场地，方便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使用。

2、提高建筑和土地的使用效率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包含了小、初、高三个学习阶段的教育设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独立中小学校来说，有着更齐全、更多样的教育设施。若将这些教育设施按照三学部教学特点重新整合，减少重复建设，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标准更高、质量更好的教育设施，不仅可以提高教育设施与土地的利用效率，也会大大提高学校的整体教学质量，为所有师生创造更加优质的教学环境。

人大附中北京航天城学校进行了教育资源的整合，将办公及管理用房和阅览室、科技活动室、实验室等公共教学用房整合设计为综合教学楼，布置于小学部与高中部之间，方便各学部使用。将各学部食堂与宿舍整合为生活服务楼，布置于校园用地的东北角，与教学区分区明确。

学校操场及运动场集中布置于校园用地的西南角，东侧与北侧分别与小学部和中学部相邻，既方便各学部的使用，又巧妙地将小学部与中学部隔开，避免两者的相互干扰，同时又将各学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各学部快捷且公平使用。由于用地的限制，将报告厅、风雨操场、冰球馆及大排练厅等大空间置于地下，并与各学部连接通畅，有效地解决了用地不足的问题。

▲ 人大附中北京航天城学校各功能区鸟瞰示意图（来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这种整合教育资源的方式有效的弥补了独立中小学校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通过教育资源的整合，使三学部共同使用各个资源，有效的提高了教育设施的使用效率，同时，教育资源的整合有效避免了教育设施的重复建设，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

3、推动学校资源对外开放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用地紧张局促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环境资源严重紧缺。由于资金和土地的限制，社区中很难完善市民日常生活需要的体育与文化设施。

因此，国家鼓励学校的相关设施对外开放，使其不止为学生学习而服务，也可以作为社区的体育与文化设施而服务市民。目前，中小学校教育设施对外开放探索中已经有了开放体育运动设施、礼堂等文化设施以及资源中心等教育设施的探索。由于管理实施的不便，礼堂及资源中心等文化教学类设施开放程度不大，而体育运动设施的对外开放有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各个国家对于学校体育设施的开放均陆续出台了多个文件，分别提出了学校的体育设施要对社会不同程度的开放。

▲ 国内外学校设施对外开放支持政策统计表

由此可见，学校设施对外开放已普遍受到了国家与民众的认可与欢迎。对于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来说，其建设规模往往较大，教育资源也相对来说更完善。若将学校资源向社区开放，不仅可以提高学校资源的利用率，充分发挥校园资源的作用，也有利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因此，在今后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中，生活服务楼综合教学楼中学部小学部要探索学校设施对社区开放的可行性。在不干扰学校教学与保障学生安全的情况下，推动校园社区资源共享模式的发展，为社区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如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将体育馆独立设置在校园用地的东北角，操场及运动场在体育馆南侧临街布置，体育馆东侧设有前广场与直接对外的出入口，方便运动区的对外开放。同时，前广场设有多个停车位，方便外来人员停车。

▲ 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体育馆总平面布局示意图和效果图

此外，多数新建设的学校建有地下停车场，可以满足学校内部教职工的使用以及外来人员的临时停车。由于学校教职工及外来人员的停车时间与社区居民的停车时间不同，所以可以向社区开放共同使用。早上社区居民要上班将车开走，学校教职人员与外来人员来学校停车，晚上学校教职人员下班将车开走，方便社区居民过来停车。通过制定合理的时间管理体制，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差交错停车，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也有效地解决了社区停车位紧张的问题。

4、满足校园安全设计要求

校园安全是全社会安全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与每个师生、家长以及社会都有着密切的联系。201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文件明确规定要加强中小学校的校园安全工作。校园规划中的安全包括紧急情况以及日常情况两个方面。紧急情况一般是指校园在发生火灾、地震等突发灾难时的防灾避难。日常情况指师生在校园的日常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要从校园整体规划、建筑安全设计、避难场所的设置、防火疏散问题的解决等方面进行安全设计。

《新标准》中明确规定了校园选址的要求；明确了中小学校抗震设防为乙类（重点设防类）；调整了建筑、消防通道和室内外通道的设置。更加注重校园安全和学生健康，强调校园及建筑自身设计的安全，师生在校期间的安全，提出校园应具备防灾避难能力。并增加了对学校建筑的抗震要求以及对运动场地、停车场和卫生间等的设置要求。

在校园规划设计中，为了应对紧急情况的出现，建设安全校园，要充分考虑校园防灾避难的功能，可将体育馆、运动场、广场及绿地等合适场所作为学校的应急避难场所。《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GB》中规定，紧急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1㎡，可以供人睡眠的固定避震疏散场所人均有效避难面积不小于2㎡。在进行校园紧急避难场所的规划与有效避难面积的计算时，应除去建筑物倒塌面积。

▲ 建筑物倒塌范围统计

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布局应便于师生快速到达，并应完善应急避难标识系统的设计。

对于师生而言，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如何快速安全的到达避难场地在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中需要着重考虑。为了确保中小学生能够快速逃到安全区，应对疏散流线进行系统的安全设计。疏散流线分为水平疏散和垂直疏散。

水平疏散强调道路的通畅与可达，完善道路的无障碍设计，地面铺装应尽可能采用平整、柔软、安全、耐久性好并有一定防滑能力的铺装材料，减少师生在紧急避难时发生磕碰受伤，也对可能发生的踩踏情况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学校道路用地与消防通道的设置要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垂直疏散又分为地上空间疏散与地下空间疏散。《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中规定，小学教学楼高度不超过四层，中学教学楼不超过五层，方便发生紧急情况时学生能快速下楼避难。此外，随着学校集约化建设的发展，多数学校均建设有地下空间，地下空间与地上空间的疏散楼梯最好分开设置，合并设置时要在连接处进行有效的分隔，避免地下空间发生火灾时蔓延到地上。

根据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校园的整体空间结构，将规划布局模式分为单体式布局模式和集群式布局模式两类。

当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规模较小或建设用地不足时，多采用单体式布局。即以教学单体或通过连廊、室外平台等将各个建筑空间组合成综合体的形式存在的一种布局模式。这种布局模式具有高度集约的特点。采用这种布局模式的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有英国St Mary Magdalene Academy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深圳的平和实验双语学校等。

当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规模较大或建设用地较松散时，多采用集群式布局。集群式布局指将不同功能的建筑进行适当的功能分区，相同或相似功能布局相对紧凑，从而形成集群，通过连廊、广场、庭院等公共空间将各个集群有机组织在一起的布局模式。采用这种布局模式的学校有菏泽华樾实验学校和遵义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等。国外部分十二年一贯制学校也有采取集群式布局模式，如奥地利Sonnwendviertel教育园区等。

▲遵义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总平面布局示意图

由于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包含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部，建校规模普遍较大。为了便于三学部的教学管理与课程组织安排，多采用集群式布局模式。参照其他类型中小学校校园规划布局模式，对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各功能区布局类型进行整理，并将其分为核心区辐射模式、分区组团模式、带形轴线模式、网格排布模式和综合布局模式。▌核心区辐射模式

特点：这种布局模式以教学等主要建筑或校园景观为中心，其他功能分别围绕核心布置在外圈。这种布局模式高效紧凑，使得各学部与中心区距离相近，具有很好的向心性。但也存在功能混乱，各学部不便管理的问题。其他案例还有日本群马县立白银学园及群马县立渡良濑保育学校白银分校等。适宜用地：适合布局紧凑的小规模用地

特点：这种模式分区明确，围绕多个中心形成组团。再将各个组团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合理化布局，形成的空间具有一定的弹性。加强各组团的内在联系，促进各学部的教育资源共享，节约建设成本。但这种布局也存在空间组成较为松散，部分空间距离较远的问题。其他案例还有奥地利Sonnwendviertel教育园区、遵义师范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美国纽约莫礼丝尼亚学校等。适宜用地：适合布局松散的大规模用地。

特点：以一个或多个带形共享区域为轴线，三学部各类建筑围绕轴线两侧布置。这种布局有利于各学部公平使用教育资源，但如果带形轴线过长，会产生可达性不均一的问题。其他案例还有日本国际圣玛利亚学校等。适宜用地：适合地形狭长的用地。

特点：单个或多个轴线及道路将建筑分为多个排布较均衡的区域，总图呈网格状布局。该布局模式利于学校的分期建设，空间弹性好，分区明确，易融于城市结构。但空间布局较单一缺少变化。适宜用地：适合形状较方正的用地。▌综合布局模式特点：综合了上述所有布局模式的特点，根据地形因地制宜建设。有利于灵活的适应复杂的用地条件。代表案例有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等。适宜用地：适合所有类型用地。

在校园规划设计过程中，宜根据校园用地形状、学生规模、教学模式及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因素，选择适宜的校园规划布局模式。

建设规模小、用地集约或地形近方形的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适合采用集中式布局，共享教学空间、共享联系空间及操场等空间宜集中布置，适合三学部共同使用且起到促进三学部联系交流的作用。

建设规模大、用地松散或地形狭长的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适合采用分散式布局，共享使用用房多以综合楼的形式设置，考虑到同时方便三学部的使用，其位置宜布置在三学部之间；操场尽量集中布局，当不能满足三学部同时方便使用时，可以各学部分设，或其中两个学部合设，另外一个学部独自设置。

此外，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校园规划布局应本着促进资源共享利用的原则进行建设，促进三学部间的交流学习，深入贯彻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教育理念。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筑特点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建筑主要特点如下：

1、与学生年龄特征相符的空间尺度

建筑的空间尺度要以学生的基本尺度为参照，应符合不同年龄学生的心理与生理两方面的需求。学生在空间的使用过程中主要有静态与动态的两种存在方式，因此在建筑设计时，要以学生静态的尺度为基本参数，合理分配动态的活动尺度，满足学生在建筑内的所有活动需求，为学生营造舒适宜人的学习生活环境。

国家体育总局2015年印发的《2014年国民体制监测公报》中对中小学生的各项体制指标平均数进行了统计，

▲ 中小学学生身高及各部尺寸

从中小学生男女平均身高及各部尺寸统计上可以看出，国内不同年龄的中小学生的身高及各部尺寸差距较大，因此教学设施与运动设施应参考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尺度进行设置，且应有三学部各自独立的活动空间。

例如日本浪合学校包含有幼儿园、小学部及初中部，所有儿童及学生在同一个食堂内就餐，为保证幼儿园学生与小学生、初中生的视线齐平，将幼儿园就餐地点的地面略抬高一些，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的就餐环境。杭州未来科技城海曙学校包含幼儿园和小学部，为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活动和不同身体尺度对空间的需求，采用不同的建筑尺度进行建设。即幼儿园到小学的建筑高度逐渐变高，形成了变化丰富的天际线。小体量的院落组合使校园环境更加亲切宜人。此外，面临北侧城市主干道的教学楼体量较大，使城市界面更加完整，

▲ 杭州未来科技城海曙学校总平面示意图（左）和鸟瞰图（右）

2、独特而多样的空间联系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各学部之间及其与公共教育资源之间一般通过走廊、室外平台、公共大厅、公共活动区、室外道路等公共空间进行联系。可适当加大公共联系空间的面积，使其不仅作为学部间的联系通道也可作为学部间的活动交流区。

在进行设计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1)各功能区的联系空间应保证三学部学生公平和谐的使用教育资源，并尽量照顾小学部。

(2)结合课程设置，充分发挥其第二教学空间的作用。

(3)在管理机制上，由于学生年龄差距大，心理行为发展存在差异，因此应正确引导学生公平使用公共空间，避免出现抢占现象。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通过二层的室外平台将三学部与屋顶操场、图书馆、礼堂等公共教育资源有机联系起来，使各功能区的流线更加清晰简洁，加强了各学部之间的联系，同时为三学部提供了更多的室外活动空间。

▲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生态城附属学校二层公共联系空间平面示意图（左）与照片（右）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入口处设有一个百米长廊，两层通高的大厅作为进入学校建筑的第一个共享大空间。整个百米长廊可用于举行校内各类大型活动，如开学典礼和文化节等。同时也起到了串联起各个教学楼及校园其他空间的作用。

3、适应教育教学的建筑空间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改革，学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与个性化培养，传统的固定的教与学的教学模式转变为灵活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动态的、互动的、主动的教学模式。这就要求教学空间具有丰富的空间形态以应对多样的教学需求。

在新教学模式下的教学空间增加了游戏空间、安静空间、计算机角、教师空间及其他多用空间，为师生在课上课下的活动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实现了学生由被动式受教向主动式学习的转换，提高了学生的创造性与能动性。

代表案例有日本筑波市立东小学，学校采用开放式教学空间，取消传统意义上的走廊空间，采用单元式布局模式，每个单元设有普通教室、教师空间、室内外开放空间及辅助空间，使课堂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 日本筑波市立东小学低年级学区平面图(左）和高年级学区平面图（右）

多样的建筑空间除了上述多功能教学单元的形式外，还有多功能交通空间的形式。《新标准》中对于中小学校教学用房及其辅助用房的面积均大于《原标准》中数据，在两个使用面积系数K值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得出《新标准》中规定的交通空间面积更加宽松。

因此，在满足疏散及日常通行功能的基础上，可适当扩大其宽度，或在其中一段设置各类活动空间，使单一乏味的交通空间变成多功能的第二教学空间。如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的教学楼设计，采用普通教室围绕中心开放学习空间布局的方式，为师生创造多元的学习空间。

▲ 潍坊市未来实验学校教学楼平面图与中心开放学习空间示意图 （来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各个学校陆续开展了走班制的教学组织模式，流动的上课模式对于交通空间与储藏空间有了更高的要求，多数学校拓宽了走廊的宽度并在走廊内靠墙设置储藏柜。除了可以设置开放学习空间、储藏空间外，还可以根据需要设置讨论空间、阅读空间、休息交流空间、作业展示空间、教师辅导空间等与学生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空间。

随着教育理念的改变，教学模式与教学方式也在不断地调整。新教学理念的授课方式除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外，还增加了实践操作式教学、实验展示式教学、探讨交流式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等。在新的教学方式下，学生们不仅可以通过实验模拟与实践操作直观的了解与获取知识，更能积极的启发学生们主动发现问题，思考问题，通过互动交流与师生讨论等形式解决问题，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让学生主动发现学习的乐趣并积极的投入到学习中去。教学模式的改变要求教学空间更加灵活化，需要灵活的桌椅排布与空间调整，为教师展示教学与师生互动创造空间，从而适应不同的授课方式。

▲ 教学理念、教学方式与教学空间关系示意图

教学理念的变革带来了教学方式的变革，而教学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对教学空间提出新的、符合变革的要求。即多样的教学方式对教学空间灵活性的要求。

如红岭实验小学将普通教室设计成两个组合的鼓形平面的教学单元，每个单元组合可以通过开闭连接部的灵活隔断来满足合班和分班等不同空间需要。鼓形平面比传统矩形学习单元使用起来更加灵活，更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需求，为互动式教学提供多种可能性。课室经过连接后产生的富有韵律的折曲线墙面与走廊形成的线性活动场地，为小朋友们课间提供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半户外活动场地。

除了重视教学空间日常使用的灵活性外，还应提高校园的教学空间灵活调整与功能置换，延长校园的使用寿命。根据我国中小学教学空间利用现状，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在校园规划布局与建筑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未来学校招收三学部学生比例变化的情况，便于学校根据需求将某学部多余的教学空间置换给其他学部使用，提高学校教学空间的使用灵活性。

4、整体统一且相互独立的建筑形象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筑形象受线条、材料、色彩、屋顶形式、特殊的造型元素以及门窗形式等的影响，不同年龄段学生存在审美差异，因此在建筑形象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各影响因素，做到不同学部的建筑既符合对应年龄段的审美特点又在整体上有机统一。

目前各中小学校统一建筑形象的方法多数采用相同的建筑线条（包括水平线条、垂直线条、弯曲线条）、相同的建造材料以及相同的屋顶形式（包括平屋顶、坡屋顶、异形屋顶等）。各学部可以采用不同的色彩、丰富的造型元素来适应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审美。

例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对色彩的感知是不同的。在小学生的眼中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建筑外立面可通过多样的、明快的色彩来迎合小学生的视觉需求，营造活泼开朗的氛围。中学生的行为及心理较小学生有了一定的成长，对于色彩的感知与审美要求有自己的理解与偏好，普遍来讲，中学生更喜欢冷静、沉稳、朴素大方的颜色。

因此可将不同学部外立面设计成不同的色调来迎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审美需求。增强学生的空间感与归属感。如北京市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在教学楼入口处、室内外楼梯及走廊的墙面采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学部的区域。其中初中部采用鲜明的橘黄色，高中部采用温柔的粉色。

▲ 北京市一六一中学回龙观学校初中部大台阶处外墙（左）及高中部入口处墙面（右）

从已建设的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来看，此办学模式有利于教育资源的整合，加强了小初高学生教育教学的衔接，缓解了升学压力，促进教师资源的优势互补，有效地节约了学校建设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普通中小学的教育缺陷，逐渐成为中小学校的一个重要类型。结合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发布，以及现实中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将是未来中小学校建设的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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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家安全学”是研究国家安全的一门学问，它包括对国家安全基本概念的界定，对研究对象以及相关学科各分支领域及主要议题的探索。本期“学术圆桌”邀请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潇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丰围绕中国国家安全学的理论发展问题，探讨哲学层面的元理论构建、国内国际安全研究的现状及重点议题的研究趋向等问题，旨在彰显中国国家安全学在起步阶段积极寻求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风格。

余潇枫：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

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一般指安全哲学，它不是对安全理论作出指标性规定或对安全实践作操作性的指导，而是对“国家”和“安全”本质含义进行设问，对国家安全是何种“实在”及其本体论基础进行阐发，阐明国家“安全性”的实质，对国家安全的核心概念、基本假定与基本命题作前提性探究。

首先，元理论关注理论的元概念。

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对象由“国家”和“安全”两个元概念组成。国家是领土、人口、文化、资源与法定政权的集合体，通常是行使主权的法律实体；安全是客观上无威胁、主观上无焦虑、主体间无冲突的状态与能力；而元理论需要对这两个元概念的本质含义进行探究。以国家概念为基，还需要阐明国家内涵及其类型，如民族国家、文明国家；现代国家、传统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第一世界国家、第二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等。以安全概念为基，还需要阐明安全内涵及其类型，如广义安全与狭义安全，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积极安全与消极安全、有意安全与无意安全等。对安全再作引申，还有与安全相关的补充性概念如威慑或震慑、战略或方略、遏制或防控；平行性概念如权力、主权、政权、认同、共同体；竞争性概念如和平或平安、风险或危险、威胁、紧急或危机等。如果与横向领域关联，结合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多样性情境，那么可以形成一个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概念群”，对此作整体结构性分析，就能揭示出学科研究对象谱系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其次，元理论探究理论的本体论基础。

元理论作为“理论的理论”，需要对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本体”进行阐发，探究国家安全是何种“实在”？客观实在论认为，安全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安全威胁完全是客观的和可评估的，国家安全则是一种没有危险或威胁的客观状态；主观实在论认为，安全具有主观性，是一种主观的难以评估的实在，国家安全也同样具有主观性，并且国家决策者对安全的主观认知直接支配国家安全决策，从而影响或改变现实安全状态；主—客观实在论则持二元论立场，认为国家安全既是客观的存在，也是主观的感受，或者是主—客观共同交互作用的结果。话语实在论者超越了对安全实在的客观、主观、主—客观认知层次，认为安全是一种特定的言语行为与话语结构，国家安全不再是对国家面临威胁的简单分析，而是对国家的特定身份如何产生及再现的探究。意向实在论比话语实在论走得更远，认为安全是“意向性实在”，国家安全是一种多种可能性叠加的“社会波函数”。

其实，国家的本质与人的本质一样，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广义安全论的视角看，安全总是作为一种“关系”而得以呈现。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天人合一的世界是一个关系构成的世界，正是关系建构了世界而不是相反，用之于国际关系则是关系建构了国家与国家安全。所以，凡客观的、主观的、主—客观的、话语的、意向性的“实在”，均可被归入不同层次与类型的广义关系之中，或者说广义安全论秉持的是“关系本体论”，国家安全的实质是“关系”，国家安全学的本体是“关系性实在”。从权力政治角度看，处于结盟中的国家更容易参与到联盟的国际冲突中，甚至结盟关系有时会超越地缘关系对国家利益的诉求；从资本政治角度看，已完成工业化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之间，会因产业竞争、商贸竞争乃至整体的工业化竞争而引发更多的国家间竞争、冲突乃至战争。

最后，元理论设定规范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前提。

理论构建总体上可分为元理论、规范理论、应用理论三种形态，元理论是整座理论大厦的“地基”，三种形态各有其自身的理论使命，相互之间又形成既独立又促进的关系，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往往也是一个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元理论阐明国家安全学的元概念涵义与本体性前提，规范理论则依据元理论对学科理论作出应当性规定，并以此价值尺度对研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判定与校正，如对“关系性实在”及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等假定进行基本原理建构；对国家安全演化及其变量结构与特色学说进行学理性解析；根据国家安全的经验事实，从一般原则中推演出能够指导行为的安全规范与指令；对安全原则规范的理论论证与实践运作进行归纳与分类等。应用理论是指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有实证性、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更多地依据规范理论回答与解决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与挑战，不仅要体现一般理论法则与模式的要义，而且要形成一套维护国家安全的预警系统、安全化进路、权衡机制、行为法则和操作程序等。鉴于安全研究的“全域性”，国家安全学的应用理论可以形成众多的分支与专题类型。

国家安全学的“元理论”建构越来越被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们所重视。如巴里·布赞、亚历山大·温特等学者均有论述。中国学者也有很可贵的探索，如王缉思阐明了“安全、财富、自由、公正和信仰”为五大世界政治终极目标，其中安全是首要目标。王逸舟提出安全研究新面向：目标群多样化、形式开放化、议题综合化、关切复合化、行为体多元化和资源非垄断化等。更有学者展开了对安全核心概念、基本假定与基本命题的研究，如张宇燕和冯维江论证了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安全利益是国家第一需要，安全成本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等基本安全假定；论证了绝对安全无法实现，为绝对安全增加投入会陷入安全困境，国家追求相对安全当止于均衡安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大禹改进”等重要安全命题；再如本文作者提出的命题：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和合主义范式的核心是“共享安全”等。

王逸舟：国家安全类型及其研究路径

目前国内最常见的一种，是按领域和层次划分的国家安全。综合各方面的解释，目前中国学者所说的国家安全，主要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等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清单是根据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化和需求的扩大，在现实中不断调整和充实的，它反映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国家安全认知的拓展。不难看出，这些安全问题种类各异，产生的原因和后果不一，处置起来极不相同，参与解决的单元形形色色；有些直接危及民众的生命、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如军事安全），有些后果表现为全社会层面的恐慌情绪和对个人隐私的不当掌控（如网络安全），有的是特殊专业领域处置的难题（如核安全），有的是文化教育宣传等部门主管的事宜（如文化安全）。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国土资源与人口民族规模不等的世界各国，必然有不同的国家安全清单。从研究方法看，这一类研究最难之处是赋权和排序，即如何给种类繁多、情况各异的安全问题赋予权重，如何安排政府现有资源的投入顺序，如何确定哪些问题是当下急需处理的、哪些是中长期的挑战。

根据安全问题出现的先后，从历史沿革角度把国家安全问题分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类。所谓“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间战争和平相关的安全问题。在国际政治学和外交理论里，传统安全之所以被称作“高阶政治”，很大程度是因为它关乎国家存亡和政局稳定，被置于最重要、高等级的决策议事日程。比较而言，“非传统安全”是在二战之后的全球范围长期的和平年代出现的，更多指战场之外发生的重大威胁，即无法依靠军事手段根除的国家安全风险或隐患。与传统安全的一个不同在于，经常被叫作“低阶政治”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管是它们的形态还是其影响，都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定位。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上述情形，国外学术界提出了“安全化”理论。它主要探讨哪些问题应当提交最高决策层（“安全化”），哪些够不上顶层的国家安全（“非安全化”），哪些问题曾经是国家必须操心的安全但后来危险性下降，因而不必列入高层议事日程（“去安全化”）等诸如此类的动态分析；这种学说还讨论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有什么关系、彼此是否可能发生转化等理论难点，为国家安全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按安全问题涉及的地域空间范围，对比发现国家安全的特性。以中国《国家安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例。《纲要》强调，中国既重视内部安全、也重视外部安全，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它提示了国家安全与其他层面安全的辩证关系。从覆盖范围观察，国家安全问题并非孤立产生，它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周边安全）、更大区域范围的和平（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形势（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密不可分。虽说不同层面的安全问题各有其因、各有其果，各种安全存在内在联系，并且与各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安全命运共同体。我们甚至可以预想，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类走向太空新的疆域，考虑地球现有物种与外星系生命体可能的相遇碰撞，整个地球村的维系说不定会列入世界主要强国将来的国家安全议程。从国内看，国家的整体安全同样不是单向度的、平面的，而是多层次的、有关联的；国家安全离不开内部的和谐稳定，离不开各个基层的有效治理，离不开公民维护自身安全的意识和手段。这种开放性的国家安全研究，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尤为必要，毕竟我国家融入全球体系的时间不长，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才刚刚提出，国家与全球安全和个体安全之间的关系仍有很多理论与现实问题有待探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比较流行，可称作“国家安全文化”的研究路径。这里讲的“文化”，并非汉语一般意义上的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是特指思考问题的逻辑与背景，指不同民族心理和战略思维。就国家安全议题而论，“国家安全的文化”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构造自身的安全命题，它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和思想基因。某种程度上它与更早出现的“战略文化学派”类似，都看重国家安全战略策略与历史文化心理的关系。用此方法考察，美欧尽管国家安全观本质相通，但安全文化亦存在差异：前者更注重军事技术、战略博弈和进攻手段，后者较多谈论利用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区域联盟以及非军事的制裁。通过这类研究，两次世界大战留给欧美国家的不同印记乃至新老大陆几百年来的异同一一呈现，甚至出现了“美国安全学”和“欧洲和平学”等提法。同“安全化理论”一样，“战略文化分析”是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比较有纵深感、有学术味道的一种探索方式，对研究者的理论学养和逻辑思维有一定要求。

姑且叫作“功能分析”，它从横向角度，尝试把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各个要件找出来，看各自所属领域和作用方式。在这个路径下，讨论的对象可以包括：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国家安全的基本理论，国家安全的不同目标，国家安全的战略策略，国家安全的文化特色，国家安全的领域层次，国家安全的制度建设，国家安全的治理手法，国家安全的统筹过程，国家安全的教育培训，国家安全的研究机构等。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容纳几乎无限的课题，让有兴趣有专长的人各尽所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它的不足是难以形成有共识的评价标准，经常是各说各话、互不通气，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和精力的分散。从积极意义上讲，朝向高标准、学术严谨的国家安全学，已有的各功能性问题的讨论，各专业研究的持续开展，都可看作初级阶段的有益工作。事实上，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正是通过不同方向各自的努力逐步推进的，比如国际战略研究和教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史研究和教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区域国别问题专题研究和教学等课程，都奠定了从国际范围思考国家安全挑战的学理基础；而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的教学和科研，则从国内一般学科建设的角度为国家安全学提供了大量基石和要件。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不是单一的理论观念，而是某种复合性的知识架构，它需要的不仅是某一领域的因果逻辑，更是跨学科多领域的分析工具。

刘丰：美国联盟政治研究与国家安全

联盟与反联盟是国际政治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在民族国家体系下，联盟内部展开合作与抗争，联盟之间形成竞争与对抗，是最为常见的交往模式。主要大国的结盟和再结盟过程，有时能够维持彼此间关系的平衡，有时则会导致地区和国际冲突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向。联盟政治既是国际安全分支学科中的一个成熟研究领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积累，也需要面对国际政治变化所提供的新事实并加以完善。

在国际安全领域，联盟是国家之间进行安全合作的一种基本方式。缔结联盟的国家以正式或非正式协议的方式确定了彼此负担的安全义务，协调参与方在面对特定安全形势时相互提供支持和应对第三方的行为。根据承诺内容的差异，联盟参与方保证提供军事支持以抵御第三方，或者至少保持中立，或进行磋商。

联盟基于明确的军事安全义务和承诺，因此，应对安全威胁是联盟最为基本的功能，是否具有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安全合作形式的主要标志。联盟的承诺可能是秘密的、口头的，也可能是公开的、书面的。联盟的形成和维持并不依赖于具体的制度形式。在二战之前，联盟的制度化程度总体是很低的，更多体现为和平时期的战略协调和战时的联合作战。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是高度制度化的，但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具体形式也有很大差异。

联盟可以弥补一个国家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的能力不足，缩小相对于对手的实力差距，或者减少需要面对的对手的数量，以便于集中应对主要威胁。与此同时，由于联盟明确或潜在针对第三方，联盟的缔结和存续不可避免会引发与联盟之外国家的紧张甚至对抗。当然，在实现安全功能之外，联盟还可以显著增强盟友之间在更广泛议题上的战略协调，在处理彼此关切的国际问题时采取一致立场。在实力差距较大的非对称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会以提供安全保护作为条件，换取中小盟友对它的服从，为其实施地区或全球战略提供支持。

联盟与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及其后果紧密交织，从而导致国际安全领域绝大多数议题无法脱离联盟的模式单独探讨。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领域，联盟政治研究涉及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联盟现象本身的动力。与任何政治组织形式一样，联盟有其形成、维持、转变和瓦解的完整周期。安全需求既是联盟的基本功能，也是导致其生命周期呈现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动力。共同而紧迫的安全威胁使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之间达成合作，也可以让宿敌超越分歧，短暂或持久地维持联盟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共同安全威胁仍然存在的情况下，联盟关系也会发生破裂。探究联盟发展演变的过程，探求其产生、存续和衰败的内在逻辑，是联盟政治最经典的议题。

第二，联盟与国家行为。结盟和不结盟之间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如果一国选择结盟，会面临结盟时机、对象和类型等不同考量。联盟一旦形成，则需要考虑如何经营和管理。对内而言，联盟需要提升彼此间军事合作的强度，在训练、情报、后勤、作战等领域强化合作。对外来看，也要规避卷入冲突的风险。分担责任、彼此约束、威慑对手，这些既有矛盾又有冲突的需求增加了联盟管理的难度，也使得国家间互动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即使一个国家在安全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也面临如何应对一个敌对联盟压力的问题，产生了内部制衡和分化对手联盟的需求。

第三，联盟所引起的国际政治后果。联盟与战争、冲突、危机等重要国际现象联系在一起，其影响突出体现在重大国际安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20世纪以来重要的国际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这两场全球性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地区性战争，都是某一联盟对抗另一联盟（国家）的战争，其他的国际冲突中也只有较少一部分是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进入21世纪，联盟仍然在大国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领导的联盟实施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多场军事入侵行动。北约的持续扩张则引发了最近的俄乌军事冲突。

联盟政治研究的拓展空间

过去几十年间，学术界对联盟政治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多有探讨，从不同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对联盟动力、联盟行为和联盟影响的研究。当然，在新的背景下，也存在以下可以拓展的方向。

第一，丰富联盟经验案例的范围。现有研究主要依赖欧洲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尤其是一战之前），以及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来展开理论构建，存在经验事实有限的突出问题。尽管当今国际体系中除了美国领导的多边和双边联盟之外，并没有其他竞争性联盟出现，但是在不同地区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国家间联盟现象。将更多的历史案例纳入进来，可以拓展经验检验的案例集，有助于检验和修正许多既有理论论断。

第二，考察联盟与其他安全合作行为之间的转换。当前，国家间安全合作形式具有多样性，除了以明确安全承诺为基础的联盟仍然存在，安全机制、联合阵线和安全伙伴关系等在不同地区的安全架构中也很常见。即使是美国有众多正式盟友，也越来越倾向于以双边或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形式开展安全合作。安全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传统联盟范畴，很大程度上是在已有联盟基础上开展更加偏重具体领域的协同合作。考察主要国家对这些安全合作形式的偏好和权衡，可以更好理解国家随着国家安全环境变化采取不同战略选择的动因。

第三，关注中小国家在联盟中的能动性。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一战、二战和冷战时期联盟形成的过程，更多强调非对称联盟中大国的结盟动机和主导作用。实际上，中小国家通常会利用大国竞争和对抗提供的空间，在联盟中争取一定的自主性。在联盟维系过程中，中小国家会就承担的防卫责任、提供军事支持力度以及政策立场协调等问题与大国展开讨价还价。这些互动过程使得联盟内部关系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制约了大国影响中小国家战略的成效。

第四，联盟在非安全领域的延伸效应及其限度。随着大国竞争更多以非战争形式呈现，也由于经济和安全之间的关联性变得愈发紧密，联盟的战略协调功能在安全以外的领域不断扩展，在技术竞争、供应链和海上安全等涉及大国战略竞争的议题上尤为明显。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构筑壁垒，重组关键产业的全球供应链，频繁使用经济制裁和强制性手段，这些措施都依赖于盟友的参与和配合。联盟的延伸效应使得联盟内外的互动形态变得更加丰富，但也需要注意到非安全领域的协调效果很大程度上受到安全关切和获益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