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徐公子，创业不迷路。

王传福这个名字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他不仅是比亚迪公司的董事兼总裁，也是近几年各大财富榜的常客。也许很多人认为王传福一定是个含着金汤匙出身的富二代。出生在富裕的家族，可以继承家族的企业。但其实王传福作为中国充电电池行业的巨头掌门人，跟富二代根本完全不搭边。不过很幸运的是，他在任何时候都有全力支持他的亲人。

　　那么他是如何成为一个拥有300多亿资产的传奇人物的呢？

王传福出生于1966年，但所有关于他的文章和书籍，对其历史的叙述，都是从1979年开始。

那一年，王传福13岁，在安徽省无为县为民小学读六年级。

他的父亲罹患肝癌，被病痛折磨良久，不幸过世。这个有8个孩子的木匠，唯一留下的财产，是三间家徒四壁的残破瓦房。

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母亲艰难维持生活，姐姐们相继出嫁，18岁的哥哥辍学做小买卖，最小的妹妹因无力养活而送人……

这就是王传福的人生开局。

为了改变家庭和个人命运，王传福比其他孩子更加刻苦地学习。他发誓一定要考上中专，找一份吃“国家粮”的工作，让母亲和哥哥能过得好一点。

然而，他的悲惨命运依然没有见底。

两年后，母亲也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当时正值初中毕业考试（那时的初中为两年制），王传福考到一半，突遭此变，急奔回家，缺考了最后两门，错过了中专的录取。

于是，15岁那年，王传福不仅父母双亡，前途也一片黯淡。

母亲去世之后，王传福的生活着落在哥哥身上。而哥哥正好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王传福不愿意成为哥嫂的累赘，就要求分家而过，自己辍学谋生。

哥嫂把王传福大骂一通，拒绝了他的分家提议，要求他一心向学，勿虑其他。

王传福擦干眼泪，背起行囊，去了无为二中。

哥哥和嫂子辛苦做着小生意，还要时时防备有关部门对“投机倒把”的扫荡，艰难地从牙缝中每周省出10元钱，来资助正在长身体的弟弟。

高二那年，家里破旧的房子被暴风雨吹倒，更是让这个苦难的家庭彻底陷入困顿。

有一次，王传福回来以后，嫂子实在拿不出下周的生活费，只好挨家挨户去借，好不容易，才凑到4块多钱，让王传福熬过了艰难的一周。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传福深知，唯有学习可以改变命运。他的刻苦和优秀，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班主任在三十年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记忆犹新。

高考前，王传福差点马失前蹄，在预考中，由于疏忽大意，他漏做了一张试卷。按照当时的规定，预考合格以后才能参加高考，淘汰率高达60%。

好在学霸终究是学霸，尽管少做了一张试卷，王传福依然名列前40%，顺利通过了预考。

高考中，王传福创造了奇迹，他成为无为二中理科班当年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也成为了村里人久久传颂的传奇。

那是1983年，王传福17岁。

王传福本来报考的是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专业，但是却未能录取，被调剂到位于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现为中南大学），就读冶金物理化学专业。

哥哥和嫂子非常高兴，把结婚时最重要的“大件”——一块“上海牌”手表都送给了弟弟。后来，为了离弟弟近一点，他们又干脆把家搬到了750公里外的长沙，在学校附近做生意。

上了大学的王传福，比小时候活跃了一点。在老家，他被人称为“哑巴子”；但在大学，他会积极参加在食堂举办的舞会，获得过“舞林高手”称号。和人打交道也颇有一套，大二就入了党，并在同级学生里面第一个被吸纳进系团总支，甚至，他还曾帮辅导员介绍对象。

不过，他的活动也就仅限于这些。每到周末，如果不用学习或做实验，他就会去帮哥哥嫂子打理店铺。中南大学就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岳麓山下，王传福却整整四年，都没有爬过这座名山。

1987年，王传福被保送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以下简称“有研院”）读研。在那里，他受到导师赏识，三年之后留院任职。

不久，由于研究成果突出，王传福被破格提拔为有研院301所副主任，主持全所工作。这是一个副处长的岗位，却拥有处长的实权。此时，王传福才26岁，是全院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前途一片光明。

除了行政工作以外，王传福还作为副教授带博士、硕士。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方面多发文章，提高学术造诣，另一方面教书育人。

显然，在有研院继续工作下去，他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而且，此时的王传福刚刚新婚燕尔，小日子正过得美滋滋。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这种日子可以一直幸福地过下去。

不过，平凡的幸福注定不属于不平凡的人。

1993年，有研院和包钢集团合作一个项目，需要在深圳成立一家镍氢电池制造公司，王传福被派往深圳负责筹建。

新成立的公司名为“比格镍氢电池有限公司”，王传福任总经理，包钢派出一个人担任副总经理。王传福又把自己的同班同学杨龙忠请来，担任市场经理。

当时的深圳，正是小平南巡后第二年，一片生机勃勃，与北京的氛围完全不同。王传福一到深圳，就被猛烈的市场大潮冲击得眼花缭乱，科学家的梦想很快褪色，而商人的愿望却一点点浮上来。

在南方火热的市场里，王传福看到很多人在用 “大哥大”，这个砖头一样的手持无线电话，售价高达2-3万元，其里面一块小小的镍镉电池，就要卖上千块。而电池，恰好是王传福的研究专长，他的心被撩拨起来。

1994年，王传福在《国际电池行业动态》上看到一则消息：日本出于环保考虑，将放弃传统的镍镉电池产业。

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痛点是贫穷，对于环保还没有那么在意。日本放弃的这个大产业，对中国而言，是一块大肥肉。

王传福意识到，随着日本的政策转向，世界将面临镍镉电池的巨大供需缺口，如果谁能承接这个产业，将是一个巨大的造富机会。

由于比格公司属于有研院下属公司，王传福虽然是总经理，却不能决定如此重大的事项。他马上向院里请示，建议全力进军镍镉电池。

可惜的是，90年代国企的僵化体制，让王传福的请示泥牛入海。他很快明白，如果继续在比格公司干下去，将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去做，从而错失良机。

“吃国家粮”，是王传福从小的梦想。哥哥嫂子现在在他的帮衬下，生活好不容易好了起来，而自己也才结婚没多久，妻子有孕在身，正是需要生活稳定的时候。要放弃这份体制内前途无量的好工作，他并不甘心。

但另一方面，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镍镉电池产业转移的机会从面前遛过，却又更不甘心。

在数个难眠之夜以后，王传福最终决定，放弃铁饭碗，辞职创业！

这一年，王传福28岁。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是一个事业的起步，又谈何容易？何况还是重金投入的电池行业。当时，镍镉电池的一条生产线，就价值几千万元。

王传福第一步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问题——而且是巨额资金。

他先是去找银行贷款，但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年轻，想贷那么多款，完全是天方夜谭，数次碰壁之后，王传福放弃了。

接着，他辗转找到了香港汇亚基金负责人王干芝，希望能拿到50万美元风险投资。王干芝虽然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是在公司投委会，却被否决了。后来，这个放弃的投资机会，成为王干芝的终生遗憾。

最后，王传福找到自己的表哥吕向阳和朋友夏佐全。

吕向阳曾在央行地方机构工作，比王传福早两年下海，已经掘到了第一桶金，他慷慨地借给表弟250万，作为公司启动费用——哪怕是在25年以后的今天，250万也不是小数目，何况是90年代中期。这笔钱日后给吕向阳带来丰厚回报，把他带入到全国富豪榜前50的位置。

夏佐全是湖北人，曾在保险系统工作，90年代初开始做证券投资，刚刚积累了一笔小财富。在和王传福长谈了两天两夜后，他把自己的积蓄几十万元一股脑投给了王传福，做了公司第三大股东，后来干脆也到比亚迪公司当了副总。几年后，他也因对王传福的投资而成为亿万富翁。

1994年11月18日，一个小小的作坊在深圳布吉的冶金大院成立了，这个作坊的名字，日后将响彻全世界，它叫“比亚迪”。

比亚迪创始之地：深圳布吉冶金大院

起步之初的条件无比艰苦，十几个人以厂为家，吃、住、研发都挤在一间七层楼的顶层上，晚上一字排开地睡大通铺。

为了尽快研发出镍镉电池，王传福全副身心都扑在厂里，关键时期，正值女儿出生，王传福都没能去医院陪伴妻子，直到好几天之后，才得以回家看一眼。

工作的辛苦还在其次，最大的难题是买不起自动化生产线。虽然有300多万的启动资金，在当时的中国算是一笔巨款，但是对于引进电池生产线，却是杯水车薪。

万般无奈之下，王传福想了一个办法：机器不够，人来凑！

他把生产拆分为几十个不同环节，别人用机械手的地方，他用“夹具+人工”的方法来代替。除非是完全没办法替代的，才用机器。

用王传福的话来说：一个设备20万美元，按照5年折旧，等于一个月2万人民币，用这些钱，我能请多少工人？（当时工人的月工资才几百元）

就这样，王传福充分利用了中国最廉价的人力资源，把原本需要一次性投入的固定成本，化解为分月拨付的可变成本，大大缓解了创业初期的资金紧张。

他只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这创造了巨大的成本优势，让比亚迪电池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到1997年，比亚迪卖出去1.5亿块镍镉电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四大电池生产商。此时，公司成立才刚刚三年。

对王传福和比亚迪而言，比销量迅速攀升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自主研发产品、自主建造生产设备、用半自动化半人工降低成本”的研发生产模式，这成了日后比亚迪转战各行业，都能迅速克敌制胜的独门法宝。

2000年，王传福如法炮制，研发出了锂电池及其生产线，顺利成为摩托罗拉、诺基亚和TCL的手机电池供应商。

当时正是手机初兴的时代，摩托罗拉、诺基亚和TCL在市场上的地位，比现在的苹果、华为、小米不遑多让，进入这些公司的供应商目录，等于产品质量在全世界获得了认可。

由于比亚迪的生产成本仅为竞争对手的1/4到1/3，质量又受到世界最顶级公司的认可，很快就发展成全球第二大手机电池生产商，仅次于日本三洋。

2002年7月，成立7年多的比亚迪在香港上市，王传福和吕向阳双双进入《福布斯》大陆富豪榜前50名。

2002年比亚迪在香港上市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业之初，王传福和杨龙忠、吴经胜、何龙等一众兄弟口头约定了股份。在中国民营企业上市的过程中，这种口头协议，往往会在上市时被创始人以各种借口赖掉或打折扣，所以承销商也按惯例问王传福，怎么处理这些股份。

王传福毫不犹豫地说：当时怎么说的，就怎么办。

就这样，比亚迪创业初期的34位高管，合计分得22%股票，也一个个成为千万富翁。

2003年，比亚迪超越日本三洋，成为世界电池之王。

上市致富和登上行业之巅，都没能让王传福高兴多久。

很快，他就变得忧心忡忡。

他忧虑的不是自己做不好，而是觉得，电池行业这个池塘太小，容不下自己这条巨龙。他认为，就算比亚迪把全世界的手机电池都包了，一年也不过几百亿的产值。

几百亿，对于王传福来说，只能用“也不过”三个字来形容。

几经思索，他相中一个正在爆发的大行业：汽车。

在公司内部的股东上，当王传福提出要做汽车时，大家面面相觑，但是无人敢当面提反对意见。因为在比亚迪，王传福一向说一不二，其他人根本没有置喙的空间。但私底下，一些高管并不看好。

资本市场的反应则直接而激烈。当得知王传福想造车的时候，香港的投资者把电话打到王传福的手机上，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

但王传福的性格是，只要决定了一件事，就会不顾其他人意见和外界反应，一意孤行到底。他无视高管私下的劝说和投资机构的威胁，执意推进自己的设想。

2003年1月，比亚迪以2.7亿元收购了陕西秦川汽车77%的股份。消息公布，比亚迪股价马上暴跌，两天内蒸发掉27亿港元。

秦川汽车是和日本铃木合作，生产一种名叫“福莱尔”的经济型轿车。比亚迪收购秦川后，一边继续销售福莱尔，一边紧锣密鼓地研发新车型。

很快，王传福就理解了投资人为什么不看好他转向汽车行业。

造电池和造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业务模式：一个是B2B，一个B2C；两者需要截然不同的运营逻辑，并不是技术和生产问题解决就行。

福莱尔的销售一路下滑，2004年同期亏损的998.1万元扩大至7171.3万元，2005年上半年全部销售才5000辆左右，仅为上年同期的一半。

不过，王传福并没有太看重福莱尔的销售，他把重点放在自主研发上面。

王传福挖来了曾任上汽仪征副总工程师的廉玉波，砸了2个亿的研发费用，开发出一款代号为“316”的车型。

王传福和廉玉波满心以为，这款精心设计的车，消费者应该会喜欢。但是当一众经销商从全国各地过来冒雨围观时，一个个目瞪口呆，然后不吭声地走掉了。用当时销售副总夏治冰的话说，“到场看车的经销商都被‘吓哭’了。”

王传福当机立断，当晚就决定把316项目全部砍掉，从头做起。

这回，他决定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参考借鉴。

他们参考当时市场上畅销的车型，很快设计出一款新车，命名为F3，于2005年9月推向市场。

这款车一眼看上去，十个人有九个会认为是丰田的花冠（即卡罗拉），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甚至，很多零件完全可以和花冠通用。

比亚迪F3和丰田花冠对比图

在生产上，王传福复制了做电池的那一套方法，自己开发生产线，大量利用人工来替代机械手，从而把成本大幅降低。最后，F3的售价只有花冠的一半。

丰田的人目瞪口呆，他们打破脑袋都想不明白，怎么可能有一辆车造得和自己这么像，却只要一半的钱就能买到，还专门弄了辆F3回去研究。

消费者则不管这一套，他们蜂拥而至4S店，把F3买回家，其中一些人回头就把F3的标志去掉，换上丰田的LOGO。

不到一年，F3销量就超过10万台，成为历史上销量最快超10万的自主品牌。

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让比亚迪进入汽车自主品牌产销第一阵营。

此后，比亚迪又有样学样，陆续推出了模仿通用凯越的F3R，模仿雅阁和凯美瑞的F6，都大获成功。

2007年8月9日，比亚迪坪山基地落成，王传福召开了盛大的发布会，宣布比亚迪的目标是：2015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

今天的我们听到中国企业家说这种话，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当时，在汽车行业，由比亚迪说出来，就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

须知，汽车是现代工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产业，日本的丰田本田、德国的大众宝马奔驰、美国的福特通用等，如同一座座大山横亘在中国人面前。在当时，连最狂妄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几年之后国产汽车品牌能打败国际品牌。

一家做电池出身的工厂，只是有一款售价6万块钱的仿造车卖得比较火而已，就敢宣称日后要成为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和我们看罗永浩说锤子手机要超越苹果，没什么两样。

他说：“我们造车像造玩具一样，很快，一辆接着一辆。”

其实，王传福进入汽车行业，却又不是为了做汽车。从F3做到F6，只不过是开路而已。

他真正想做的，是新能源汽车——因为做这个，可以把他的电池用上。

自始至终，王传福都没想过离开电池，他要的，只是把电池装进不同的盒子——不管是电动工具、大哥大、手机，还是汽车。

早在2003年，刚刚收购秦川汽车的时候，王传福就向外宣布，要做国内最大的电动汽车企业，并称“对电动汽车有200%的信心”。

王传福的动作很快，收购秦川的第二年，他就把纯电动出租车EF3、电动概念车ET、混合动力轿车Hybrid-S推上了广州车展。

要知道，那一年，马斯克刚刚入主特斯拉，Roadster还要4年才能惊艳全球。

但是，对那个时候的中国和世界，电动汽车还太超前。从生产端看，电池技术尚不成熟；从消费端看，石油价格才不过30美元一桶，汽油便宜得很，根本就没有换电动车的必要；从政府端看，拉动经济排第一位，不管什么车只要能带来GDP就行，雾霾问题在当时根本就没人关心。

所以，比亚迪电动车昙花一现之后，又归于沉寂。相反，F3这款汽油车，却大放异彩。

但王传福并没有放弃，在F3大卖的同时，他把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投入电动车，先后研发了双模的F3DM、纯电的E6、以及电动大巴K9，成为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正是电动车，为比亚迪打开了一番新的天地。

此前，在比亚迪上市时，其股票的投资人中，有一位名叫李录。此人早年因故避祸美国，后来成为投资人，认识了查理·芒格。

在李录的极力推荐下，芒格见了王传福，并且大为欣赏。他说，

“王传福是个天才……他能掌握最尖端的技术，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芒格认为，电动车未来大有前途，从风投的角度看，比亚迪的实际价值远远被低估，于是毫不犹豫地大笔买入比亚迪股票，同时向老搭档巴菲特说，我发现了一个爱迪生和韦尔奇的合体，建议赶紧投资他的公司。

尽管芒格把王传福吹上天，巴菲特却并未完全相信。他一贯的投资原则是，不懂的就不买。甚至当年微软和苹果找他融资，他都忍着没有出手。

巴菲特派出他的副手索科尔到深圳考察。索科尔一到比亚迪的工厂，就被惊呆了。王传福居然管理着整整10万工人，索科尔认为这几乎没人能做到。

更让索科尔震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是：王传福为了证明电池有多环保，当着他的面喝了一杯电池液。

不久，巴菲特也被王传福折服了，被王传福描绘的电动车未来说服了。他愿意给王传福投5亿美元，占股20%。这是他在中国除了中石油以外最大的一笔投资。

但是，王传福却拒绝了！

老王说，钱我需要，但是没那么多股份给你，最多给10%。

这可能是巴菲特多年投资生涯中，少有的一次被拒绝。但是王传福的做法，更让他觉得此人可靠。

最后，双方商定，巴菲特投资2.3亿美元，占股10%。

2009年，正是巴菲特如日中天之时，上一年度的福布斯富豪榜，他超过蝉联多年的比尔·盖茨，成为新任世界首富；他的午餐会，也拍出了创纪录的263万美元天价。

所有，在巴菲特的影响之下，比亚迪瞬间成为全世界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其股价一飞冲天，直接把王传福带到2009年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双料首富的位置，财富高达350亿元。

这一年，王传福43岁。

任何事情到达巅峰之时，就是其开始经历挫折之时。

2009年王传福的事业和财富都达到了顶峰，但从2010年开始，比亚迪陷入了困局。

为了确保新能源车有足够的资金，王传福大幅减少传统车型的研发投入，试图通过扩大现有产能而更多攫取利润，结果导致销售体系失控，大量经销商退网。

2010年二季度，比亚迪营业收入环比下滑8%，净利润更是大幅下滑58%；第三季度，出现了严重的现金流紧缺。

挣扎到2011年，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好转，反而还在恶化，上半年利润骤降了88.6%。经营上的问题也传导到管理上：销售总经理夏治冰引咎辞职，销售部门大规模裁员，产品接连出现品质问题。

媒体上大量涌现比亚迪的负面报道，《比亚迪大败局》、《比亚迪教训》等文章广为流传。一时之间，人们都在问：比亚迪怎么了？

2012年，王传福在媒体上公开认错。他宣称：“过去我们片面地追求数量和规模的扩张，忽视品牌质量的提升。我们在三方面犯了错误：经销网络、媒体关系和品质问题。”

对于性格执拗、说一不二的王传福而言，公开认错，殊为不易。

在此前，他总觉得自己的产品供不应求，确保及时交货是第一位，而对品质不够重视。但是接连出现的问题，让他开始研究苹果的用户体验思维，并花大力气提升比亚迪产品的用户体验。

此后，随着比亚迪产品的品质和体验跟上来，加上国家对新能源车的日益重视，比亚迪终于渡过难关，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2015年，离王传福发下“成为中国第一”的宏愿，已经过去8年，但是比亚迪没能完成目标。

在当年的汽车销售排行榜上，按公司来看，比亚迪仅仅排在第16名；按车型来看，比亚迪卖得最好的F3，也仅仅排在第28名。

不过，如果从新能源车这个品类来看，王传福已经实现了他当初提出的目标——2015年，比亚迪新能源车卖出去61722辆，在全球占据了11%的市场份额，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新能源汽车之王。

此后，这个排名一直保持了3年，直到2018年被特斯拉超过。

2016年，王传福又开始觉得，新能源汽车可能对他也还不够大，他想做点更大的事。

所谓云轨，是建立在空中的单柱轻轨，配合比亚迪设计的“云巴”一起使用，运载效果等同于轻轨或地铁，但是占地较少，造价较低。

王传福希望通过这个产品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用他的话说：我们用电动车解决城市的污染，用云轨解决城市的拥堵。

对于这个设想，王传福信心十足，他说“七年前我们提出城市公交新能源化，没几个人相信。四年前，城市公交新能源化得到大面积推广，两年前成为国家战略。”

言下之意，是云轨的快速发展也不在话下。

他认为，云轨项目将再造一个比亚迪。

云轨推出后，确实受到众多中小城市的欢迎，比亚迪在一些城市拿下来单子，甚至已经开始施工。

但是，随着国家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政策收紧，从2016年至今，尚没有一个城市开通云轨。有少数已经修建部分云轨的城市，项目搁置在那里，几乎烂尾。

再造一个比亚迪，目前看还遥遥无期。

而此前被王传福认为规模太小的电池行业，2011年底腾空而出一个宁德时代，迅速发展为电池行业的超级巨头，成为比亚迪电池产品的最大对手。

目前（2020年4月1日），宁德时代的市值已经高达2659亿元，较比亚迪在H股和A股的总市值加起来还高（比亚迪除了2002年在香港上市外，2011年又在A股上市，目前港股市值1037亿港元，A股市值1558亿元，合计约2507亿元人民币）。

当下的比亚迪，传统汽车已经乏善可陈；电池行业，面临着宁德时代的激烈竞争；新能源车领域，前面的特斯拉越跑越远，后面一大堆造车新势力穷追不舍。如果云轨项目不能推动的话，比亚迪将很难再迎来曾经那样的爆发式发展。

当然，尽管如此，比亚迪在很多行业都还是隐形巨头。例如在手机代工领域，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仅次于富士康的全球第二大手机代工厂商，代工收入占到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苹果、小米等很多手机，都是从比亚迪工厂出来的。

而且，比亚迪强大的研发和生产能力，让其随时都能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疫情之下生产口罩，对比亚迪而言，只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

而如果不是比亚迪生产口罩，我们都不会想到，原来造汽车、电池和手机代工的比亚迪，居然还具有医疗器械的生产资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在疫情之下，紧急组织人力，自主设计口罩生产机，每天生产一千万个口罩，并不是为了发国难财。

相反，比亚迪的口罩，大部分免费捐赠给了各急需部门和特定人群，其余部分以不高于2.5元/只的超低价格，向市场供应。

也就是说，比亚迪不惜打乱主营业务的正常节奏，很多人放弃春节休假而加班加点，在经济上完全是一个折本的生意。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社会需要。

尽管比亚迪在业务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舆论上，其形象却只能说是一般，甚至相对负面。像做口罩这样赢来众人夸的情况，对比亚迪而言，太罕见了。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王传福本人刻意低调，不在乎外界评价，以及其在营销推广中的理工科“直男”思维外，还与一些巨大争议有关。

从造电池开始、到手机代工、到汽车生产，王传福绕不开“抄袭”二字。电池领域的三洋和索尼，代工领域的富士康，都曾经上法院起诉比亚迪侵犯知识产权；汽车领域的F3和F6，也一直是被人嘲笑的对象。

但王传福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规避，令人叹为观止。他有一个上百人的团队，专门应付知识产权纠纷。

每次研发新的产品，比亚迪都会先看有什么可以借鉴、有什么需要回避，能抄则抄，不能抄则绕。所以不管是三洋、索尼还是富士康，在诉讼中都没能从比亚迪这里讨到好处。

而丰田，则根本都没有办法提起诉讼，因为比亚迪的抄袭，刚好处在不违法的边缘。例如，假如法律上认定汽车外观有5个面雷同就是侵权，比亚迪就会抄袭4个面，改动1个面。这样即使人人都能知道比亚迪和别家的车很像，法律上也无法认定侵权。

比亚迪的一位内部人士曾向《新财经》记者张程透露，“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如果想用一种技术，先看有没有专利，有就调整、规避掉，没有就拿来用。我们甚至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见《王传福:“一切皆是纸老虎”》，张程，原载《新财经》，2009年8月）

对此，王传福并不觉得有问题。他把这种模仿称之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认为这是市场上的后来者要追上先发者，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比亚迪自我研发的“316”车型的失败和F3车型的成功，就不得不承认王传福说的有道理。如果继续走316而不是F3的路子，可能比亚迪早就死掉了。

但是，当一家公司已经有了足够的自我生存能力之后，就必须形成自我创新能力。否则，就算凭模仿能走过起步期，等到走到行业前列，前面已经无人可抄的时候，就是企业的死期了。

目前，比亚迪的研发费用仅为几十亿元级别，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6.5%，与华为的千亿规模和14.1%占比相比，差了一个数量级。

最新的消息是说比亚迪研究出了“刀片电池”，王传福宣称，要将“自燃”从电动汽车的字典里抹去。如果王传福没有吹牛的话，毫无疑问，这将对目前的动力电池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但其后续影响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王传福在“刀片电池”发布会

二是品牌形象和产品品质。

比亚迪汽车的起家，是靠山寨和低价，在用户心智中，其形象就已经长期被这样定位了。

而早期比亚迪盲目关注于扩大生产，忽略了品控，造成在消费者心中口碑一直不好，对品牌形象也造成了巨大伤害。

2012年以来，比亚迪加强了对品质的控制，也想了很多办法提升品牌形象，但总体而言，在人们看来，比亚迪仍然属于低端车型，与特斯拉形成鲜明对比。

虽然比亚迪的电动大巴在全球很多城市为比亚迪攒了好口碑，但是在国内市场上，对比亚迪汽车的投诉率依然居高不下。据2019年中国消费协会公布的一个报告，2018年度被投诉最多的汽车品牌，比亚迪名列榜首。

看来，比亚迪要提升形象和改善品质，还任重道远。

此外，王传福多次建议国家全面限制燃油车，优先发展新能源车，也引起了传统车企和车主的众怒，被骂为“吃相太难看”。

比亚迪大幅领取国家新能源产业补贴，也惹来诸多非议。2018年，比亚迪获得的国家补贴占到净利润的3/4。而根据今早（4月1日）比亚迪发布的2019年业绩快报，其净利润同比下滑了44.4%，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对购置新能源车的补贴减少。

如果不靠国家对车企和消费者的新能源补贴，比亚迪新能源车仅凭其本身的产品能力，可能会过得非常艰难。

从父母双亡的少年，到营收千亿的民族产业之光，他的人生开局，可谓悲苦至极，其日后的成功，也可谓辉煌至极。

他的一生，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用双手改变命运的典范。

他自强不息的战斗意志、攻坚克难的钻研精神、服务社会的大格局，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但是那些引起争议的地方，却又很值得我们注意。

在梳理王传福和比亚迪的成长历程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人、这家公司，和中国这个国家好像！

——都有过无比凄惨的过去；

——都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获得了新生；

——都有过从山寨起步的不光彩历史，但又都形成自我创新的能力；

——都不擅长对外打造形象，常常被外界黑得一塌糊涂；

——在产业上，都追求全面掌控能力；

甚至，比亚迪电动车的名字，就叫做“秦”、“唐”、“宋”、“元”或者“汉”……。

我认为，王传福是一个远远被人们低估的企业家，比亚迪是一家远远被人们低估的企业。

不管从能力上，还是社会价值上，都被低估。

他是一个崇尚自我奋斗，凭双手改变命运的实业家；它是一家实力无比强大，对社会无比重要的，创新型制造企业——这都是当代中国最宝贵的财富。

创新的能力、制造的实力，是国家强盛，社会繁荣的基础。王传福和比亚迪，从无到有，一点一滴积攒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制造实力，在每一个他们进入的行业，都走到了世界前列。

他们的社会贡献，不仅仅在于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或者解决20多万人的就业和缴纳20多亿的税收，也不仅仅在于解决城市的污染和拥堵问题。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但除此之外，比亚迪还是一个能随时响应社会紧急需求，在关键时刻立下大功的企业。

如果说疫情之下，比亚迪可以用一个月成为口罩之王。那么下次如果有其他需要，它也可以随时转型做别的东西，例如，装甲车。

这些年，中国财富急剧增长，互联网、房地产、金融，各行各业都有无数的英雄出来。他们的财富累积到天文数字，他们的名字被众人呼喊和铭记。

而制造业，被认为是既“苦”又“穷”，没有前途的一个行业。

创业者不愿意投身于制造业，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制造业，打工者不愿意委身于制造业。

惟其如此，那些仍然坚守在制造业的人，那些在制造业做出巨大成就的人，那些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组织生产的人，就更值得我们歌颂和铭记。

谨以这篇记述王传福和比亚迪成长历史的文章，向奋斗者致敬，向投身于实业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