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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指数：97
成立时间：2018年
性质类别：民营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小切口双眼皮、下巴截骨前移、干细胞疗法
2、韩国MVP整形外科合作医院
热度指数：91
成立时间：1997年
性质类别：私立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膨体隆鼻、眼综合、雾化去眼袋
3、上海长宁区摩尔齿科（威宁路店）
热度指数：94
成立时间：2000年
性质类别：民营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激光去晒斑、妊娠纹修复、瘦腰减肥
4、开封女王微整形医疗美容
热度指数：93
成立时间：2014年
性质类别：民营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假体丰胸、鼻粘膜修复、注射去狐臭
5、南昌芯美昕医疗美容门诊部
热度指数：94
成立时间：1997年
性质类别：公立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注射玻尿酸丰太阳穴、额肌筋膜瓣法矫正重度上睑下垂、爱贝芙隆鼻
6、湖南省衡阳市魅力红唇整形美容门诊
热度指数：95
成立时间：2002年
性质类别：公立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倒睫、伊维兰注射丰颞、隆鼻尖
7、上海康馥丽医疗美容门诊部
热度指数：94
成立时间：2003年
性质类别：私立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割副乳、隆胸修复、硅胶假体隆眉弓
8、鞍山王静峙医疗美容诊所
热度指数：94
成立时间：2006年
性质类别：民营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下睑下至整形、肉毒素注射祛法令纹、深覆颌矫正
9、济南历下皓月医疗整形美容诊所
热度指数：91
成立时间：2019年
性质类别：民营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额肌筋膜瓣悬吊矫正上睑下垂、睫毛种植、自体脂肪填充泪沟
10、北京电力医院整形美容中心
热度指数：94
成立时间：2017年
性质类别：私立
机构地区：全国
热门项目：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肥厚鼻整形、手术祛疤、下巴抽脂
二、2022全国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整形医院口碑好实力强名单出炉详细介绍1、南阳市市辖区天后医疗美容门诊部
医院概况：是一家拥有悠久历史的医院，在本土的众多医美机构中表现的效果，致力于为广大爱美人士提供的医疗美容服务，开展与国际标准同步的服务项目，是一家集教学 、科研、临床为一体大型整形美容专科医疗机构，他熟练使用仪器，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喜爱，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将会为远道而来的我国顾客友人达到烦恼，医生的技术高超。
2、韩国MVP整形外科合作医院
医院概况：其中微整形是该医院具有特色的一个项目，所以收获了一批信赖它的求美者，拥有来自欧美、朝鲜、医生的强大医学博士阵容，受到了更多爱美者的青睐，重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和应用，作为当地综合性医院，这也是一家新型综合医院，医院还拥有多名长期治疗的知名医生，多年来没有发生事故。
3、上海长宁区摩尔齿科（威宁路店）
医院概况：脂肪填充也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最受欢迎的是双眼皮手术，拥有强大的医疗资源，赢得了顾客好的口碑和称赞，还与当地一些医学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现在已经得到了很多海内外爱美者信赖，不仅技术水平高，效果也是非常稳定的，致力于打造业界的医生型医美机构。
4、开封女王微整形医疗美容
医院概况：例如吸脂仪器 、光子嫩肤仪等，让每一位患者到此就诊都有家 的感觉，包括眼睛整形手术 、鼻子整形手术、皮肤美容等，满足了不同顾客需求，顾客都相当满意，而且技术能力很好，这家整形医院可以展开一些高难度的项目，提倡一站式管理服务，医院装修风格独特。
5、南昌芯美昕医疗美容门诊部
医院概况：当地拥有着高品质规范化的一家医疗美容旗舰店，国际化知名整形专家团队和5S国际铂金标准服务，是一家建筑面积宽广，先后在天津 、广州、深圳等地建设了连锁分院，环境舒适优雅、轻奢优雅，消毒设备和其他的先进仪器等等，在手术过程中也会提供着私密的诊疗方案，为求美者的满足及安全竭尽全力，一直以来都在科研和医疗等方面具有巨大的贡献。
三、南阳市市辖区天后医疗美容门诊部整形价格表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1548~31815
天包地矫正：1284~5053
隆乳：1134~23899
超声溶脂瘦手臂：1041~5808
眼袋后睑外翻修复：1301~14565
注射溶脂瘦手臂：1453~9303
胶原蛋白注射垫下巴：1178~19299
去红色胎记：1077~25286
外切去眼袋：1277~19322
近视眼矫正：1465~14309
唇形整形：1065~32245
鼻孔改形：1146~10774
杏仁酸换肤：1624~18620
内切去眼袋：1399~5410
复合隆胸：1343~4986
肉毒素鼻头缩小：1226~23212
永久接睫毛：1514~18570
E光去鱼尾纹：1217~25797
皮肤缝合法延长鼻小柱：1035~7014
激光永久脱毛：1529~31360
四、全国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整形医生介绍陈欣医生：
所在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科
陈欣，男，烧伤科主任助理，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副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从事烧伤及烧伤整形临床医疗工作19年。曾赴日本留学，研修烧伤外科和整形外科，分别获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形成外科研究员及特别研究员证书，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论文10余篇。　　擅长：大面积深度烧伤、烧伤整形和功能...以上关于全国做私密手术比较权威的医院排名信息仅供参考，如果要了解更多医院信息您可以咨询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

中国文化从江汉洞庭平原计算，已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考古界经30年来，已基本揭示了东亚大陆的种种文化的起源。其核心就是上帝神灵的崇拜，四方四时天，神龙可以神杀，又可神生，人间与天界通过人王可以相通。此为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所谓【易学】【儒释道家】【科学思想】【基督教思想】，离不开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修行人不过是围绕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打转转而已。-----------------------------------------------------------------------------------------------龙纹,青铜器纹饰之一。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像，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像，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等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出现为一爪的纹饰，就被称为“夔纹”或“夔龙纹”。龙，是一种幻想的动物。是殷人卜问的对象之一。古人认为它是最高的祥瑞。故成为崇拜的百神之一。在中国古纹样装饰中，龙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大量装饰在玉石、牙骨、陶瓷、织绣和服饰、景观等许多方面。在封建时代，又将它与佛教、道教的神话结合起来，赋予新的高级神秘色彩。尤其在宫廷艺术中，更是充满了龙的装饰。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龙纹的雏形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中。红山文化遗物中发现了类似龙形的玉器饰物。马家窑文化遗物中发现了绘有类似龙形的彩陶壶，体态似鱼，生两爪，披鳞。商周时期的玉器、石雕和青铜器装饰均大量地采用了类似龙形的纹样，又以独角独足的夔龙最为多见）。同一时期在甲骨文、金文中已出现数十种“龙”字，这些文字均以表现扭动的虫形身躯为特征。秦汉以来,龙的形态基本定形,头、角、四爪及尾均具备鲜明的特征，身躯由短而粗变为修长而柔细）。秦汉将龙、凤、麟、龟合称为“四灵兽”，用作象征四方方位。南北朝以后，龙的形象更加复杂、丰富，头部增大、双角耸立、项部和颏部鬣须加长,身躯扭曲,富于变化。唐宋时期，龙的造型趋于完善，并开始走向程式化。封建统治者将龙定为至尊至贵的代表。明清时期是龙纹最后定型阶段,龙的外形增强威猛、华贵和狞厉的特性。其基本形象以“三停九似”为标准：自首至膊，自膊至腰，自腰至尾是为“三停”(弯曲)，从总体上规定了龙的布局；“九似”是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从局部规定了龙的具体形象，从而具备了完整的结构。殷商时期殷商时期龙身呈璜状，玦形或璧形，还有圆雕的龙，圆雕龙前足着地，长尾盘卷，几种龙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即：眼多为“臣”字眼，还有菱形眼和圆形眼口微张，圆雕龙还露牙齿脑后紧贴颈部有倒伏状的蘑菇形角，有的背部还长出嵴齿身体满饰单钩，双钩或阳线的云雷纹，方菱纹或重环纹西周时期的龙纹形式主要有三种装饰在玉璜上和各种形状的佩饰上的龙纹。有单身龙，更多见的是二龙，龙与凤或龙与人合体的造型，其时代特征是：眼多为“臣”字形，还有椭圆形眼和委角方形眼上唇上卷，张口吐出下卷的长舌，额上突出一个似大括号形的小尖头，后有一绺上飘的鬃毛，亦可视为角或耳。采用大斜刀或大斜刀与阴线相结合的线条来表现纹饰。龙基本为侧视的片状雕，尚未见圆雕的龙春秋时期安徽长丰杨公战国墓出土出廓式龙凤形玉璜春秋时期龙的共同时代特征是：通过镂空技法修饰造型，突显龙身，变化多样文饰为寄生同体的双钩或浅浮雕的虺龙纹已不见臣字眼和蘑菇形角，出现云形耳战国时期龙的共同时代特征是：龙纹造型大多为片状，制作技法大量使用镂空，使龙体造型刚劲秀美，变化多姿。龙身上装饰云谷相杂纹，谷纹或连线谷纹，并在一些空白部位装饰水滴纹，纽丝纹，花蕾纹或二字纹等。玉龙多装饰在组佩饰的组件上，并多见相同的器型成对出现。不在流行春秋战国多见的“”形单体玉龙，龙纹主要附饰于出廓璧，透雕璧，she形佩，铺首等器形上，并出现了四灵题材中的龙。其时代特征是：杏仁形眼，身似四足兽形或随器体而变形龙头似马头，额头凸出一尖角，脑后有云形耳和飘带形长角龙口大张，上唇上卷，下唇下卷，似斧形或鱼尾形，有的口露利牙，个别的还吐舌龙纹多以透雕结合细阴线刻的技法来表现。甲骨文　神兽夔长什么样　青铜器夔龙纹图《山海经·大荒经》中对夔有这样的描述：“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可见夔应该是一头只有一条腿而没有角的牛形怪兽。《说文解字》中：“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六帖》里描述夔是“踔而行”。不过更多的古书称夔是蛇形的怪物。在商周时期，许多青铜器上的纹饰都是以夔龙为主要素材，多是卷着尾巴、张口的长形奇兽，和青铜的结构纹路相匹配，很有美感。在宋代之后的记录中，将青铜器上的类似一足、爬行的奇兽都称之为夔龙纹或是龙纹，这应该是参考了古书中将“一足”称为夔的说法。传统纹饰古典纹饰传统图案兽面纹商周青铜器上龙纹原型的区域性特征2015-03-26 14:41考古与文献可以证实，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是对中原地区上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体现着鲜明的区域性特征。生物进化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又为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的生物原型是中华扬子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于此基础上讨论龙纹饰的文化意义，实应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四灵作为类属之长，是各类现实动物的代表，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而此正是四灵纹饰与青铜食器建立关系的根源所在。龙纹是青铜礼器上重要的装饰，主要分为具象的龙纹与抽象的夔龙纹两个类型。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平面龙纹及其立体造型，多为昂首状，前额双角十分发达，虽未如后世之龙长身多足，也没有细致刻画指爪，仅以侧面图所示的两足表现前后两对龙足，躯体不长，卷尾上翘。商代中期以后，具象龙纹的姿态愈加丰富，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此处例举的五种龙纹构图方式，沿用了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中国青铜器》一书的纹饰定名。关于龙纹的不同姿态，该书相关章节已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本文不再赘言。夔龙纹则是具象龙纹的抽象化变体，以简明流畅的细长线条表现龙的身躯，角、足皆不明显，上翘的尾部也仅以稍微上扬的线条意会，狭长的夔龙纹带较为常见。由古器图录与实物遗存可证，商周时代龙的形象已经形成并固定化，是后世龙的雏形。然而，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是成熟的形式，并不是龙形象的原型。一、龙纹原型的区域性特点分析考古学家考察龙的原型是具有客观标准的，其文献依据即是甲骨文的象形文字。刻划于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是以固定语法结构叙事达意的成熟文字体系，是迄今可见的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以描摹事物使观者领会其意，然而对同一事物的简笔描绘毕竟存在差异。因此，同一个文字存在多种写法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诸多写法都极力凸显事物最主要的本质特征以便象形达意。金文则是对甲骨文的直接继承与发展。也许是由于铸刻载体不易保存，也许早期的表意符号已见于世，却始终未被认知等诸多颇具可能性的原因，迄今未见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记录，但无论是甲骨文与金文的“成熟”，还是商周礼器纹饰的“成熟”，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是历经了漫长岁月逐步演进的结果。因此，甲骨文不可能是华夏人类最初使用的交流符号，而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亦非事物的原初形态，但甲骨文与吉金纹饰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象形会意。甲骨文的“龙”字与青铜器的龙纹铸刻于同一时期，都要表达同一事物，因此二者存在必然的联系。甲骨文“龙”字的多种变体，无一例外地以流畅的曲线表达龙可以灵活运动的身躯，并都着力表现上翘的卷尾，而此两点与青铜器上铸刻的龙纹及夔龙纹的特征完全吻合。关于龙原型的探讨可谓诸说杂陈，目前已知的假说有二十余种之多，都为研究龙的原型及其文化意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其实这些假说无所谓对与错，也没有必要追求统一的结论，因为提出各种假说的依据是不同的，体现出鲜明的区域性特征。其一，所认定为龙原型的出土实物源出于不同的地域。在广袤的中华领土上，追溯人类文明的足印多可寻见史前时期的龙遗迹，比如，在辽宁省阜新县查海遗址发现了用红褐色碎石堆塑的巨龙，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了猪首蛇身的C形玉龙，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发现了蚌塑龙，湖北黄梅焦墩遗址发现了河卵石摆塑的龙，浙江余杭反山墓地发现了雕龙白玉圆牌等。其二，不同区域发现的史前龙遗迹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仍以上述实例为证：东北地区的碎石塑龙属于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C形玉龙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红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蚌塑龙属于距今约六千四百多年的仰韶文化时期，长江流域的河卵石塑龙属于距今五六千年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雕龙白玉圆牌属于距今约五千年的良渚文化时期等。龙在每种文化类型中的形象不尽相同，却都体现着彼时彼地的文化特点。因此，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三，各种龙原型的假说所依据的地域文献(含传说)差异颇为悬殊，本文不再逐一列举。龙的形态在文化增值过程中，演绎的色彩愈加浓重，以至形成了现代世俗经常使用的龙形象。当前民间最为流行的观点，也是常见于外事宣传中的一种说法，即龙是综合了鹿角、骆首、兔眼、牛耳、蛇身、蜃腹、鱼鳞、鹰爪、虎掌的特征而具有超凡威力的神物，并使之人格化，视之为中华民族品格与精神的象征。如今常见的“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说，是在龙的形象与文化内涵已然丰富的基础上形成的观点，是后起之说，与原始社会“氏族图腾”的概念，无论内涵还是外延，皆所指殊异。此说旨在强化民族凝聚力，延续并强调图腾作为“精神象征与集体崇拜”的意义而已，二者不可等同视之。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种现象，也反映了龙文化在现代的嬗变。至于夏部族的图腾非龙的观点，已为学者所证实，本文不再赘述。由此观之，龙虽然具有作为原始氏族图腾物象的可能性，却并非作为上古华夏民族集体共同尊崇的图腾形象。不同历史时期，龙形象的多元性是由地域文化的诸多差异共同造就的。因此，对龙纹饰的研究必须进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某一区域的龙纹饰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不具有普适性。厘清上述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饰奠定了基础。二、商周青铜器上龙纹饰原型的考古学佐证商人屡迁，致使历史上对各时期商王都的所在地莫衷一是，仅以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一带)与帝辛(纣)都沫(今河南淇县)最无争议。尽管如此，经目前可见的史料与考古研究证实，商代王都的地理位置皆在今河南、河北境内。先周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沣水西)，西周武王建都镐京于沣水之东，周公摄政时期营建陪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平王东迁于此，之后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东周时期。虽然很难考证夏、商、周三代确切的疆域四至，但可以肯定先民的活动范围以及政治中心选址主要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发现的上古文化遗存与古文献相吻合，并相互印证。商周青铜器上铸刻的具象龙纹饰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出土的蚌塑龙形态颇多相似，应属于同一体系，体现着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传承关系。而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中亦见龙纹饰，尤其是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盘龙纹陶盘，是中原龙山文化的陶器代表器之一。盘内壁饰以口衔麦穗的蜷体蟠龙，以朱红与墨黑交替的色块表现龙身的鳞片，此种龙体狭长的造型堪为商周青铜器上抽象夔龙纹构图的远源。由上述实例证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在原始社会时期既已形成，对龙的尊崇亦源于上古，商周青铜器反映的是中原地区的特点，所铸刻的龙纹饰是对已经固定的龙形象的继承与发展。经考古学家考证，甲骨文与金文书写的“龙”字皆依东宫苍龙七宿的星象所摹画，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45号墓陈尸、蚌塑所展现出的诸多方位元素亦与早期星象图的格局相吻合，冯时先生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已有论述。龙的原型即源于上古天象，在先民的臆想中更幻化为神，自始便具有了通灵的文化含义。与此同时，先民在自然界中寻找可与之比勘的现实生物，附神其上，作为具象龙的生物原型。古脊椎动物学家通过考察濮阳蚌塑龙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关系后认为，其原型应为扬子鳄。这一推论颇具合理性：其一，作为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鳄是迄今活着的最原始的动物，在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与史前爬虫类动物连接的最后纽带。显然在商周时代之前，鳄即已存在。其二，殷墟时期处于商王朝的最后时段，甲骨卜辞有大量猎获犀、象的记载。商代至西周前期，中原地区仍为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中《夏商以来中国东部气候的冷暖变化》等相关章节，已有科学的论证，鳄在当时也并非罕见之物。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龙纹觥”，是商代晚期器，不仅全器形制似鳄，而且腹饰鳄纹，堪为力证。其三，鳄体型庞大，强悍有力，凶残冷血而极具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虽然彼时鳄的形态未必如今所见，但从现代鳄鱼的形态仍可窥见与青铜器上龙纹饰相似的诸多特点，比如形体比例、可上扬的尾部、锐利的指爪、凸起的双目等，加之极具威力的特点，是与青铜器龙纹饰最为直接的生物原型实体。因此，中华特产扬子鳄很可能就是商周青铜器上龙纹的原型，反映着彼时彼地的特点。三、龙纹饰的文化意义考源龙纹大量应用于礼器，具有祥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龙纹饰的祥瑞意义直接导源于上古“四灵”观念的形成。《礼记·礼运》篇对“四灵”观念有着明确的表述：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沧;凤以为畜，故鸟不稿;麟以为畜，故兽不狨;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孔颖达《正义》日：“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者，问答四灵名也。谓之“灵”者，谓神灵。以此四兽皆有神灵，异于他物，故谓之“灵”。《周礼》郑玄《注》对祭祀神祗用乐“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的解释，也引用了此则《礼运》原文，并强调了德治与四灵显现的关系，即“天地之神，四灵之知，非德至和则不至”，也正是“四灵征报”的体现：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郑玄《注》日：天地以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礼义人情，其政治也。四灵者，其征报也。孔颖达《正义》日：“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则并食之。……“四灵以为畜”者，此一句明征报也。圣人既法象天地，用礼义耕人情，故获天地应以征报也。四灵并至，圣人畜之，如人养牛马为畜。……“四灵以为畜”一句，论若行以前诸事，施之得所，则四灵报应也。四灵纹饰在食器上广为应用，不仅因其具有上述吉祥寓意，而且因其代表着鸟兽之灵长，如《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所言：……毛虫之精者日麟，羽虫之精者日风，介虫之精者日龟，鳞虫之精者日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兹四者，所以圣人役之也。[谓为之瑞又，《礼记》孔颖达《正义》引《乐纬》云：……介虫三百六十，龟为长;鳞虫三百六十，龙为长;羽虫三百六十，凤为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长。可见，在表达至高无上的崇敬与礼赞方面，四灵形象是与神柢、圣人身份最相匹配的器物纹饰。同时，四灵作为类属之长，囊括了各种动物，是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运》篇的阐释颇具代表性：“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郑玄《注》日：“四灵与羞物为群。”孔颖达《正义》日：“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由，用也。灵是众物之长，长既至，为圣人所畜，则其属并随其长而至，得以充庖厨，是“饮食有用”也。因此，以“食物”为纽带，建立起四灵纹饰与食器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是四灵纹饰频繁应用于食器的重要缘由。龙与政治王权确立专属关系肇始于《史记·高祖本纪》，即：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日太公，母日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此则文献记述了汉高祖刘邦传奇的诞生经过，“真龙天子”的概念亦由此形成。之后，历代帝王皆自命为上天之子、神龙的血脉，于是龙纹饰的应用范围缩小到仅为皇室专用，并严明等级尊卑，御用龙纹饰绝对不可僭越，如明、清两代即有皇帝御服五爪龙袍与亲王服四爪蟒袍以相区别之说。四、结语综上所述，原始社会各部族图腾并不统一，龙并非华夏先民共同信奉的图腾物象。商周青铜礼器上的龙纹饰亦非龙的原型，而是龙的形象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表现，无论是源于上古天象的含义，还是生物原型的特征，都体现着鲜明的中原地区特点。龙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含义更多的表现为源于“四灵”观念的祥瑞意义，而未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专用之物。直到汉代以后，龙纹饰与政治王权的关系愈加紧密，适用场合与人物身份也有了等级森严的明确规定。--------------------------------------------------------------------------------------------------------------------中国绘画的精神含义第一部分 原始艺术的性格3. 动物与青铜纹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青铜冶铸技术的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上的纹饰大约出现在夏代晚期。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上的纹饰是实心的连珠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几何图形的纹饰。不过，有学者认为，连珠圈纹是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这些不论。我们从夏代晚期的陶器和玉石器上的纹饰来看，其纹饰多以动物图形的组合为主，但在出土的夏代晚期的青铜戈上，已有变形的动物图形出现。众所周知，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最常用的兵器，铸造量大，遗存数量也很多。在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动物图形都是以变形的形式来表现的。在博物馆里，青铜器是最能体现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纵观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它所具有的一种体积感和力量感，总是让人想起久远的厚重历史。我们从青铜器的纹饰线条上看到了奔放、流畅而富于弹性，形态充满了生命的动感。有趣的是，我们的祖先似乎把他们早期与动物相友善的关系带进了文明时代。在青铜纹饰的形式上，兽面纹代表哪一种物象，是反映当时人们何种崇拜的内容。从青铜纹饰的形式而言，它与古代历史文化的融合和延续有一定联系，特别是动物图像的文化特征，构建起动物与青铜纹饰的艺术形式。如，以龙为题材的商代青铜器是主要的纹饰，它的图像在商代以前的古文化中曾多次出现，红山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有。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或者是爬行龙纹的形象，渊源可追溯到荒古的时代，并且不只一种文化留有它的痕迹。从考古实例来看，它与商代青铜纹饰主脉的联系是存在的。虽然，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但它不是悄然而起的，而是吸收了远古时代各种新石器文化，经过长期融合、选择而产生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龙纹。龙起源于何种东西说法很多，有人说起源于鳄鱼，有人说起源于蛇，有人说起源于猪，又有人说最早的龙就是下雨时天上的闪电。不论怎么研究或是佐证，龙作为图腾形象就是一个模糊的拼凑物，它蛇身、猪头、鹿角、牛耳、羊须、鹰爪、鱼鳞，展示的是一幅远古社会的生活图景。龙，模糊拼凑的过程起始于新石器时代，历经商、周至战国时期“画蛇添足”般的生长，直到秦汉时才基本成形“龙”的框架、要素和样式，成为封建时代皇权的象征。此后的历朝历代，直至今天的“龙”还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成长。龙纹是组合交叠有序的线性艺术，其线性之美又表现出狰狞，特别是青铜器上的龙纹，铸造出一种拥有者的威严和权力。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了青铜时代，夔龙纹出现在青铜器上，龙一跃成为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俗话说：有龙就有凤。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它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是最为飘逸美丽的纹饰。关于龙的绘画艺术与精神内含，我们在后面再讨论。青铜纹饰是线性艺术的高度提炼，也是艺术与冶铸技术的完美结合。事实是，中国的青铜纹饰已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它反映了远古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宗教和社会文明。在青铜文化中，我们首先要敬佩原始先民以身边的动物物像为描绘图像，进而抽象的、想象的、夸张的把动物形象变形化、图案化。其二是有些纹饰已无法辨识和推想是哪类物像，这类纹饰的溯源只能推测是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即原始人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理解和幻想。这是远古时代各种文化的长期融合与演变，是有意识地选择、继承和发展的结果。那么，原始先民为何以这种规律化、图案化的手法来表现青铜纹饰呢？答案就在原始思维中所具有的线性特征。其实，线性特征不只是青铜纹饰的表现特点，而是中国古代艺术表现方法的奥秘和最大形式的特征。如果要探索研究青铜纹饰的线性特征，第一是原始思维在物象相似律支配下的排列组合，追求繁多事物之间有机统一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大多使所描绘的事物采取线条上的形式排列。由于原始的技术条件和刻画工具的限制，以及巫术活动的虚幻性，使得线与线性艺术的表现形式从岩画、彩陶到青铜纹饰（包括玉石器），绘画的线性特征都在竭力地发挥其表现作用，反映出原始人对事物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过程的直接感知，从而形成了建立在生存目的和认知目的基础上的秩序原则。因此，青铜纹饰在艺术表现中有意识地运用线性的首尾相继、前后相承的时间序列，寻求一致的空间秩序感。第二是原始艺术大多以线条为首要的造型手段，以精炼而明晰的轮廓线再现事物。由于原始先民的思维与现代人的思维有着很大差别，特别是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艺术，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人类思维方式和普遍情感的反映。所以，青铜纹饰的动物形象常常是变形的、怪诞的，好像是一个有着奇形怪状想法的艺术家幻想出来的。如实说，原始艺术是以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以其社会心理结构和集体无意识为前提，到集体有意识地附着纹饰象征权力的意义。那么，在原始先民的想像中，看见的感性世界和看不见的理性世界是合二为一的，他们更多的是靠感官去感知世界，他们的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比现代人更为丰富、更复杂。这一点，我们从青铜纹饰由简而繁的演变，以及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大大提升了青铜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的是其神秘的、独特的、绮丽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和极为浓厚的神秘氛围，象征了王权与神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审美角度来认识，青铜器上的种种纹饰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人对自然力的崇敬，以及强化借器物怪诞狰狞的纹饰征服人的欲望和幻想。这是青铜时代的艺术表现出的神力兼并万物的倾向，以权力强化宗教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因此，宗教和礼法的神圣化，主导了青铜艺术的造型及纹饰的神秘意味。如果，我们将青铜纹饰当作“符”来解释，我所说的“符”既是符号的，又是驱使鬼神的图形或线条。只有运用纹饰作为神人关系的中介物的图像标志，它才具有符号的意义，才能成为统一社会集团的成员和本集团的祖先神，以及所崇拜的诸鬼神仙灵所认同。在所认同之物中，可以突出图腾性质的物象，也可以是人们所崇拜的动物神。如，饕餮纹就极具宗教意味，这种怪兽有首无身，形态丑陋，具有一种不是自然物的怪物形象。在上古人类的心目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主宰人之命运的，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所以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着辟邪。在商周的青铜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以神化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古人与自然的抗争。我们浏览青铜器上的纹饰，不难发现都是以变形的手段来表现自然物象。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等，通常叫地纹。这种变形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上古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来的幻想。那些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地纹，构成了繁密而复杂的图案。这种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情感在青铜器上呈现，致使青铜纹饰表现出神秘而诡异，气势逼人。显而易见，在青铜时代，青铜纹饰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随着青铜器功能的演变，纹饰也在变化。如，商代和周初的青铜彝器是酒器的组合，虽以祭祀用器为主，其动物纹饰与祭祀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青铜彝器上怪异的纹饰把人置于恐惧与威严之下，在祭祀的烟火中瞪眼凝视，凶神恶煞，凝固了狂嗥的动物纹饰严肃静穆、诡秘阴森的气氛，表露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威慑力，体现出统治者的意志和力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变革，学术争鸣的空前繁荣，青铜器的应用则是钟鸣鼎食的组合，渐渐失去彝器和礼器的特性。回顾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凝重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诠释，中国史前艺术的演变与发展，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一个时代，而且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地影响。=============================================================================湖南出土部分青铜器赏析（一）2016年1月22日　信息来源：整理：刘澜 目前浏览：2947次师古寨湘博虎鼓兽面纹大铙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上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68、舞部36.6*26.6、于部46.8*34.6、正鼓厚2.1～2.3厘米，重55.8千克。三羊纹鬲1958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株洲废铜仓库中拣选入藏。通高22.8、口径14.7厘米，折沿、分档、柱足。颈部饰斜三角状纹组成的变形纹饰，从眼与变形线条组合情形分析，似为蝉纹；腹部饰及有表现力的羊首，突出羊角，嘴、耳、眼、腮等“拼装”而成，口设计成衔足状；羊侧有抽象化的倒立夔纹，主纹之间，饰雷纹，云纹。兽面纹股腹鼎通高18.2、口径14.6厘米。宁乡县黄材水塘湾出土。包家台子牺觥（牛尊）1977年，衡阳市郊东方红渔场第三生产队包家台子出土。通高74、宽8、长19、壁厚2厘米，重776克。现藏衡阳市博物馆。该器造型十分逼真，盖、身组合为一只牛的形象，盖子是牛头和牛背，盖的捉手是一只站立的老虎，腹部是完整的凤鸟图案，眼睛又圆又突，凤鸟的前爪在牛的前腿上，后爪在牛的后腿上，尾巴布满了牛和整个臂部。平面纹饰、立体结构浑然一体。该器年代，殷墟三期。华容东山尊1966年华容东山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73.2、腹径39.8、口径61、底径31厘米。该尊是同类器中最为高大一件。整体线条流畅，比例匀称，大敞口，圆折肩，圆折腹、高圈足；从腹部到足部有三条穿透、断断续续的棱脊，腹部和圈足间有三个很大的“十”字形镂孔。器表饰满纹饰，云纹为地，主纹线条粗大，线条之上还有云纹。肩部3个牺首和3只立鸟相间排列，立鸟身扁与棱脊在一条线上，牺首附饰在肩与腹的转折线上，牺首有曲折角，肩表饰突起的龙纹，以鸟为中心两两相对；腹部和圈足主纹为分体式兽面纹，牺首和兽面纹与所谓冠状纹或蓖形纹在一条直线上；地纹比一般铜器上的地纹要深峻，清晰。高圈足折肩收腹方罍（又称皿天全方彝）1992年出土于湖南桃源，盖藏湖南省博物馆。身于2014年从一法国收藏者购回，现盖、身都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器身通高63.6、器盖高21.5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方罍中最大，最美的一件，器身高大，但圈足的比例显得并不很高。年代：殷墟。该器颜色漆黑发亮，表面以云纹为地，四角和四面中间共饰八条粗大扉棱，扉棱中装饰有倒置的兽面纹，并间以夔龙纹，显得富丽堂皇，雄浑庄重，透出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的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器盖内铸造有“皿天全父乍尊彝”七个字的铭文。石门父乙簋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株洲废旧物资交接仓库从石门县运来的一批废铜中拣选出来，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17.2、口径22.9、底径17.5厘米。器身似盂，双兽首耳带垂珥，颈部有一周纹饰，正中为一小牺首，两边饰夔龙与涡纹组成的纹饰带；圈足没有牺首，仅有夔龙与囧纹组成的纹饰带。均用云纹为地纹。器内底铸铭文“父乙用亨”四字。寨子山瓿1959年宁乡黄材镇寨子村寨子山山腰出土，内贮224件铜斧，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42.5、口径23厘米。圆肩，圆鼓腹，圜底，矮圈足；器表纹饰均呈浅浮雕状，盖、腹、圈足均饰棱脊，棱脊将器表分成六等分，肩部被棱脊分成三等分。盖中部稍隆起形成穹窿状，钮略呈菌形，上部有虎首龙身缠绕的怪兽，钮与主纹之间的内圈饰囧纹，主纹上是六个棱脊，三个棱脊起分隔作用，三个棱脊为三组兽面纹的中线；腹部主纹为有夔龙纹相配的兽面纹；肩部转折处有三个突起的牺首，以牺首为中心，饰两两相对的夔龙纹；圈足纹饰与腹部相似。主纹线条之间有浅细云纹。年代可能晚于殷墟同类器。石门提梁壶1957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株洲废旧物资交接站从石门县运来的一堆废铜中拣选出来，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47.5、口径11.8～15.7厘米。全器横断面扁平，圆鼓腹下垂。穹窿顶盖，菌状捉首与湖南出土提梁卣相似，盖带子口套进壶口内，与提梁卣相反；提梁略呈“U”状，两端为龙首，有阴口与腹部凸起的柱状子口相扣，与湖南出土提梁的钩连方式相同，但钩连的位置较下，靠近鼓腹部；圈足已残，图录上的圈足系后配。这件壶的装饰风格非常特别。提梁、盖、腹部有扉棱，均半透空，盖上四道，腹部仅饰于主纹中轴线上。沿提梁与腹部钩连处而下，一边一组3只立鸟一字竖排；盖、腹主纹为兽面纹，盖上兽面纹两个，正向朝提梁方向，腹部兽面纹有两组，上下排列，中轴线正好在腹部扉棱线上、兽面两侧有倒立夔纹配置，从下腹部兽面的角来观察，下腹部兽面就是牛首，上腹部可能是虎纹。该壶的高领上无纹饰，腹部上下兽面之间有一道带状纹隔断开，腹部兽面的眼珠中空，疑有镶嵌物脱落，主纹之间饰去雷纹。长沙宝堤垸鸮卣1966年，长沙市郊宝堤垸东山出土。通高24.4、口径12.2*15.7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该器由相背的两鸮构成，口部椭圆形，索状提梁，环状钩连，圈足上有四矮足，颜色翠绿。双峰庙嘴上鸮卣1985年，双峰县金田乡月龙村周家组字形山庙嘴上南面坡上出土。通高23.5、腹深13、口长20、宽16.5厘米，现藏双峰县文物局。器表碧绿，外形呈椭圆形，索状提梁、带盖，盖高6厘米，底有对称的四个短肥足，器表饰满纹饰，出土时器内贮玉玦和玉璜。湘乡爵1955年湘乡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32.8、腹径11.5、口径12～27厘米。深腹，圜底，三棱状足。前有流，后有三角形尾，腹部一侧有弧形鋬，口上靠流处有两伞形柱，主柱上有圆涡状囧纹和云纹，腹部为变形兽面纹。该器器形高大，是南方地区目前所见爵中最大的一件。师古寨象鼓粗圆兽面纹大铙
1959年宁乡老粮仓师古寨山顶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70、舞部37.6*25.6、于部46.4**35.5、正鼓厚2.6厘米，重67.25千克。该铙是迄今所见器表装饰最繁复、精美的器物。钲部主纹所有粗线条上均有云纹为饰，蛇纹眼；隧部有一独立的略称扇形的突起区域，主纹为标准的分体式兽面，蓖状鼻梁、外折角、桃形耳、圆珠状眼球略呈倒“U”状的嘴角等均依规律排列，该分体式兽面两侧有倒立夔纹配置，夔头大身短，显得呆板，隧部主纹之间饰云纹状地纹；鼓部主纹为头朝铣部象纹，象身有云纹，主纹之外饰满云纹状地纹；钲的左、右、下三边缘饰六虎、六鱼、十一个囧纹状乳钉；旋上饰“c”状结构的兽面纹，中轴线上有凸起的棱；旋上侧的甬上饰几道弦纹，旋下侧的甬上饰上下两段纹饰，上段为一周云纹带，下段为兽面纹，囧状乳钉饰眼部。三亩地大铙1973年宁乡县黄材镇三亩地农民郭福达家中挖出，通高66.3、舞部23.4*38.6、于部31*49.6、正鼓厚2.4厘米，重79千克。该铙隧部扇形区域是常见的简化兽面纹；鼓部饰有规律排列的云纹；钲部中轴线饰纵向云纹带，与云纹边框自然流畅地连成整体。钲部布满云纹，双眼醒目，轮廓呈凸起的四边形状，在四边形凸起的纹饰之上，有一螺旋形眼球状纹饰，这个螺旋形眼球保留了比较早的特征。钲部主纹的云纹有序地分成七列，显现出分篆的雏形。湘博虎钺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征集，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长34.3、宽23厘米。椭圆形直銎，銎部两穿。銎背近援部饰一浮雕的虎纹，虎足与钺融为一体，虎身立于钺上，张口卷尾，銎顶，援正中饰变形兽纹，内为镂空的龙纹。楚公戈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从长沙市毛家桥中心仓库废铜中拣选，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长21.3、援长15.3、内长6.6厘米，最宽处4厘米。戈为宽援，援部呈三角形，有内无胡。戈面绿色近蓝，内黑色，并有少数绿斑，戈面饰有很多黑色椭圆形斑块，大小不一，戈身光滑平整，刀尚锋利，内中间有一菱形穿孔。内端铸有“楚公秉戈”5字铭文。长沙四绹萦簋形器1979年从长沙废铜仓库拣选出来，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14、口径19～19.8厘米。器表深灰间绿，敛口、折肩、圈足、四环耳，腹部变形兽面，雷纹为地，耳为索状，腹上部索状弦纹一周，圈足上饰三道仿篾箍。年代：西周器。湘阴双龙耳罍建国初，传湘阴郊区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通高65、口径18厘米。侈口、束颈、宽肩鼓腹下收，肩、腹之间以伸出的夔龙为耳。颈部饰夔龙纹，腹部饰三角蕉叶纹。这是一件十分奇诡的器物。百乳蟠螭纹鉴通高14、口径32.9厘米，湘乡县牛形山出土。平底、三矮兽足；兽首环耳，耳内置环。外壁纹饰分成四段，第一、三段为管状乳钉纹，管内可能有镶嵌物；第二、四段由萦状纹与变形蟠螭纹组成。注：乳为管状，比较独特。年代：春秋云雷纹盆通高21、口径24厘米，衡阳县保和圩出土。（资料来源：湖湘文库系列--《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作者：熊建华）---------------------------------------------------------------------------------------------青铜器狞厉之美[摘要]商周时代，以其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的青铜器著称，这一时期青铜器纹饰有夔龙纹、鱼鳞纹、窃曲纹、蟠虺纹、环带纹等。这些纹饰都凝聚着特定的含义，在当时的宗教和礼仪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祖先、自然的认识。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青铜器图形往往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为我们理解商周历史提供了新的历史材料。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4637933.htm　　[关键词]商周时期；青铜纹饰；象征意义；审美意义 　　[中图分类号]K87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2-0016-03 　　在青铜器的研究中，其器形、铭文、分期、工艺历来是学者研究的对象。关于青铜器纹饰的研究，我们不但要从其分布、流变、历史渊源进行考虑，还要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因此，从审美视角下探析夏商周青铜发展文化背景是很有必要的。李济说：“中国古代文明中至少有三件事物是确确凿凿土生土长的：即骨卜、蚕丝与殷代的装饰艺术。” 　　一、青铜器纹饰基本介绍 　　最早关于讨论青铜器纹饰的当属《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到宋代以后，关于青铜器的纹饰研究才算是专业化。对青铜器最早的分类与定名是宋人的《考古图》与《博古图录》。《考古图》论及五癸鼎：“鼎文作龙虎，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博古图录》论及毛鼎：“腹有蝉纹，脰饰饕餮，间之云雷，亦以贪者惩也。”由此，蝉纹、饕餮、云雷等名词出现在历代金石考古著作中。清人研究青铜器把全部精力放在青铜铭文考释方面，用铭文去“证今补史”，而忽视了青铜器纹饰的研究。 　　20世纪30以来，郭沫若、罗樾、陈梦家、唐兰、陈公柔、张长寿等专家学者对青铜器的分期断代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41 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第一次比较系统而标准地对青铜器纹饰做了定名，列举了77 种纹饰，并对纹饰进行了形式划分，对每类纹饰的名称来源、沿革予以说明，比较了同种纹饰中的不同形式。现今涉及青铜器纹饰的重要著述有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研究》，都对青铜形制和纹饰进行介绍和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祝中熹、李永平主编的《青铜器》一书，对甘肃青铜器做了系统完善的介绍。在此基础上，本文依据甘肃博物馆所藏几件代表性青铜器，以纹饰入手，分析其内在的美学意义。 　　二、甘肃省博物馆馆藏青铜器的美学意义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商周青铜器主要出土地集中在平凉、天水等地区。尤其以平凉灵台县白草坡出土青铜器最为丰富，器形也最为精美。器物上的纹饰主要是动物纹样，包含现实存在的动物和神话中的动物两类，如饕餮纹、夔纹、蟠虺纹、蟠螭纹都是神话传说当中动物的形象，鸟纹、鱼纹、龟纹、牛纹、象纹、虎纹等则是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形象。这些动物纹样都按照一定的次序对称排列，少数纹样则是动物与人的组合图案。 　　（一）青铜大圆鼎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西周时期青铜大圆鼎（图1），为甘肃灵台县百草坡出土。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此鼎立方耳，深鼓腹，圜底，蹄形三足。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梁，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现的是尾爪俱全的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装饰勾连纹，形成当时尊贵器物上常见的“三层花”，在腹内壁口处有明显的族徽，整个器物端庄典雅、气韵十足。 　　夔龙纹是商代和西周前期青铜器上的重要纹饰之一，主要表现传说中一种近似于龙的动物形象。关于夔龙，据《山海经》记载：“有兽壮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初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述“夔如龙一足”，以一足或无足的爬行龙为表现形式，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认为，夔龙是以鳄、蛇为原型，与玄鸟复合演化而成的一种族徽。夔龙纹以其独特、鲜明的结构把人们引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它以一种庄严肃穆的精神特质展现在世人面前。运用粗犷的线条构图，采用左右对称的动物抽象纹，除主纹外还有抽象云雷纹作为陪饰。运用对称美学的原理，在视觉上让人感到庄严肃穆。 　　青铜大圆鼎上的夔龙纹继承了商代的稚拙的传统，夔龙表现出翻云覆雨的灵动和简单明了的沉重。夔纹头部更多地吸收了鸟类的特征，身体比龙短而粗壮，看起来更加凶猛。在器物颈部施以简单的雷云纹作为补充装饰，这是自商代以来夔纹饰样的典型装饰特征。通过这件器物，我们可以认为商周奴隶主正是将无形的权利以固化的形式来体现其具有的身份和地位。在“国家大事，唯祀与戎”的时代，夔龙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宣传奴隶主的政治思想的强大作用。 　　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青铜大圆鼎以它特有的肃穆沉稳而不失活力的艺术特色，常常唤起人们沉重、压抑、神秘和敬畏的感觉，祭祀时以通天神，拜祖先，表现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这权威是不容置疑和挑战的。这是当年商周时代贵族们所希望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夔纹纹日趋流行的重要原因。呈现一种既心存幻想又有恐怖气息的感觉，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些青铜礼器上神兽的复杂感情，既寄托希望又恐惧受罚的矛盾心理。 　　（二）重鳞纹秦公铜鼎 　　甘肃省博物馆藏春秋早期重鳞纹秦公铜鼎（图2），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高41厘米，口径40厘米。折沿，平唇，双立耳。敛口，垂腹，平底，蹄形三足，足上有“山”字形扉棱，口沿下饰一周窃曲纹。腹部饰三周重鳞纹，颈部与腹部以两道凸弦纹相隔。腹内錾刻“秦公作铸用鼎”字样。一般青铜器鱼鳞纹在水器的盘洗内，如故宫博物院藏的龟鱼蟠螭纹长方盘，盘内的鱼纹显示出鱼在水中游动的状态，而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件青铜器鱼鳞纹则在器物的外腹部。笔者认为，夏商周时期，人类刚刚摆脱动物的状态，摆脱了刀耕火种的生活。鱼鳞纹的出现，多多少少反映出当时的人们还未完全摆脱那种渔猎生活，透露出人类野性的美，也反映出人们对鱼类等野生动物的自然崇拜，甚至有生殖崇拜的可能性，鱼自古被认为是男女情事的象征。 　　《吕氏春秋·适威》载：“周鼎有窃曲纹，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窃曲纹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和发展逐步形成“S”形或“G”形的呈带状连续反复出现的一种流行纹饰。重鳞纹秦公鼎是以“G”形窃曲纹呈带状环绕于秦公鼎的颈部。这些简化、抽象的动物纹饰以非常规则的形式呈现，体现了商周时期动物纹饰的社会特定的涵义。在周礼兴盛的时代，秩序与规则显得尤为重要，它成为统治者统治社会的重要法则，秦公鼎的出土说明秦早期对礼制的重视和建设，也说明在春秋时期甘肃河东地区已不再是蛮荒之地。 　　（三）钮钟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一套春秋时期的铜编钟（图3），出土于礼县，为钮钟，共9件。形制相同，大小依次排列。钟为长体，桥形钮上装饰简化的蟠虺纹，舞部光素，乳丁形枚，隧部饰夔龙凤鸟组合。最大的一件宽8厘米，高15厘米。该器物的纹饰与陕西凤翔出土之秦公钟相似，时代当为春秋时期。据《国语·吴语》记载：“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曰：“虺小蛇大；是虺属蜥或蛇。”仔细观察蟠虺纹的纹饰，会发现是许多小蛇状的动物相互缠绕，构成和谐的几何图形。作为器物的主纹，布满器物的全身。蟠虺纹属于动物类纹饰，蟠虺纹的形象仍然是以凶怪恐怖的形象出现的，一方面起到一种震慑作用，另一方面则又是寄托一种宗教感情，希望这些图腾动物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气。恐怖、历史、命运、野性、悲剧成为这一时期纹饰所共同带有的一种特质。笔者认为，不管是鱼还是蛇都有生殖崇拜的因素在其中。 　　（四）环带纹铜鼎 　　甘肃省博物馆馆藏春秋中期环带纹铜鼎（图4），高20.7厘米，口径23.1厘米。铜鼎为广口，宽折沿，圜底较平，立耳，三足蹄。外壁花纹为两层，上层为鸟形窃曲纹，下层为波带纹，双耳重环纹，三重足饰纹为变形兽面纹。环带纹形状特征似一条抖起的带子，波浪起伏，因而又称之波浪纹。在环带的上下凹里，常填以眉形及口形纹样。在铜器上表现为依照一定的距离连续组成环带组。环带纹常饰在鼎、壶等器物的明显部位上。这种几何形纹饰，以其动态的美，给这个沉重、严肃的青铜器加入了新鲜的飘带，使其动静结合，矛盾之中反而映衬出和谐，使人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鸟形窃曲纹则是窃曲纹的一种变异，学者已经指出，这是鸟纹套用了窃曲纹线条简略的结构，而非窃曲纹与鸟纹有什么演变渊源关系。笔者认为自商代开始纹饰趋于简单化、符号化，与青铜器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大量生产不无关系。使用这些青铜器的人群也在不断地扩大，使用地域互相影响和发展。甘肃陇右地区作为秦王朝的发祥地与中原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论在技法上，还是纹饰风格上都深受商周核心文化区的影响。 　　此外，在甘肃省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中，动物纹还有饕餮纹、龙纹，几何图形有玄纹、乳丁纹、云雷纹、涡纹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对青铜器纹饰的几点认识 　　第一，我国对青铜器的研究，主要集中中原地区青铜器的研究，对西部地区，尤其是甘青地区的青铜器研究缺乏深入研究。比如早期中原青铜器对西部地区出土青铜器的影响，尤其是在纹饰方面的继承和发展，值得我们研究。 　　第二，在青铜器纹饰方面，研究往往集中于一个或者一组，并且集中于动植物纹饰的研究。而对于一些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何纹饰则不太重视。我们应该去深入剖析这些频繁出现的几何纹饰背后的文化现象。 　　第三，青铜器纹饰的研究需要加入巫术、宗教的因素去解释可能更合理一些。夏商周时期，巫、伊、史合为一体，他们的历史中有巫术，巫术中有历史。把这些恐惧、残酷、凶狠的纹饰作为一个符号标记去分析、研究，必然能够体现它的美学意义。 　　第四，在青铜器纹饰研究方面，我们需要把一件青铜器上的文字、图像的布局做一系统分析。这些图像和文字的组合关系恰恰反映其自身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美·杨晓能著，唐际根、孙亚冰译.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2]李泽厚.美学三书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杜廼松.中国古代青铜器简说 [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4]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 [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1. 　　[5]俄军.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 [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探秘青铜器上的龙纹大变革2015/2/11 15:09:45收藏 浏览337次/0评论 收藏 分享到华夏收藏网讯 当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青铜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并且很快达到顶峰，形成了齐全的门类，包括青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文化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远古时代，龙就被先民视为神灵祥瑞，长期以来受到世人的顶礼膜拜。经、史、子、集四大类书中记载了许多龙的传说和先贤古圣对龙的崇拜、敬畏。民间关于龙的神话故事可谓世代相传，龙的各种形象也以绘画、雕塑、铸刻等艺术形式大量地出现于岩画、陶瓷、玉器、骨木器、青铜器、丝帛等等之上。可以说龙的形象自古以来连绵不绝、无处不在，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在传统的十二生肖中，龙列居其一，绝非偶然。几千年前，中国先民创造了辉煌发达的青铜文化，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琳琅满目的青铜器上也铸刻了丰富多彩的龙纹。神兽与神器的交融龙纹与青铜器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龙文化源远流长，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龙的原型。山西吕吉县柿子滩石崖上保存了一幅大约1万年前的鱼尾鹿龙纹岩画；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约6000年的仰韶文化古墓中有一条用蚌壳堆塑的龙；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晚期的陶盘，内底上有一条彩绘蟠龙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文化遗存中也存在不少具有特色的雕刻玉龙。 为什么在史前时期的很多遗迹、遗物上会出现那么多龙的形象？这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的意识里，龙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瑞兽，能兴风雨、预示吉凶祸福，所以对其崇拜有加，并用多种方式将其形象刻画出来。当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青铜文化艺术迅速发展并且很快达到顶峰，形成了齐全的门类，包括青铜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杂器等。那时的青铜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是被用作沟通天地人神的祭祀器和标明社会权力等级的礼器，因此，不能否认，在当时青铜器是一种神秘之器，具有崇高尊贵的地位。一个是作为神灵瑞兽的龙，一个是神秘尊贵的青铜器，两者一旦在历史长河中相遇，那便是天作之合，必然交融在一起，大放异彩。神秘古拙的商代青铜器龙纹龙纹的奠基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那时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水平低下，铸造出来的器物体薄粗糙，通常素面无纹，最多也只是装饰简单粗犷的几何纹，还没有能力在青铜器上铸刻像龙纹这样结构复杂的纹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代早期。商代中期，在极个别的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用粗线条勾绘的结构简单、形体抽象的类似龙的纹饰。纹商代晚期（即商王盘庚迁殷直至商纣灭国这一时间段，也称为殷墟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得比较娴熟了，人们终于能得心应手地将龙纹大量地装饰于青铜器上，使这种神灵瑞兽与神器最终融为一体。这个时期，商人大致创作了五种青铜器龙纹形态，分别是爬行龙、卷曲龙、花冠龙、双体龙、两头龙。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是在这五种形态的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因此可以说，商代是中国青铜器龙纹发展史上的奠基时代。商人铸刻的青铜器龙纹是古拙、神秘、威严的。这种时代性特征不单单是技术上的客观因素所致，更重要的是因为先民意识里充满着对龙的神秘力量的敬畏，在青铜器上他们要把龙的神秘、威严表达出来，而不是追求个人对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这时青铜器上的龙纹以夔龙纹最多，形态多样，有带虎耳的，有卷角的、曲折角的、长颈鹿角的、尖角的，有长鼻前伸的，有一足的、两足的、无足的等等，但毫无例外，它们都作爬行状，通常大口张开，神态威严。商人也常常把它铸刻到青铜器的颈、腹部位，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或者把它作为辅助纹饰装饰于器物的圈足上。蟠龙纹是商人铸造的一种特征鲜明的卷曲龙纹，其特点是龙的身躯以龙首为中心蟠卷一匝或一匝半，形成圆环或圆盘状，龙头作正视或侧视。商人通常把蟠龙纹装饰于青铜水器盘的内底上，有时龙身旁边还附一些鱼、龟等水生动物的纹饰。当然商人创作的其他形式的卷龙纹形体较小，也颇有特点。在夔龙纹出现稍后，商人创作了带花冠的龙纹，其特点是龙首无角而以凤鸟式的花冠替代，龙头作回首状，龙尾向上竖立，花冠在头前自然垂下，龙身以单行粗阳线勾画而成。商人习惯于将这种纹饰铸刻在一些大容量的青铜酒器如尊、卣、壶的颈、腹部位。这时商人又创作了一种两头龙纹，即单个兽体身躯两端各设有一个龙头，身躯成为一条斜线或曲折形线。商代两头龙纹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两个龙头同向，一种是两个龙头作相顾状。与此同时，商人也很想在青铜器上展现龙的全貌，但他们尚未掌握铸造高浮雕或透雕纹饰技术从而以立体的形式来展现龙的全貌，所以想出了一个铸刻双体龙纹的古拙办法，其表现为在中间设一个龙头，体躯向两侧展开，从而表现龙的整体图形。西周青铜器龙纹龙的第一次大变革“周因殷礼，有所损益也”。西周早期，周人在礼制、文化、技术等方面基本上是模仿、沿袭商人的成就，自我创新不多。此时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延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各种夔龙纹、卷龙纹、花冠龙纹、两头龙纹、双体龙纹继续活跃于西周青铜器上，当然，这时人们对青铜器龙纹也稍有创新。比较醒目的是夔龙纹家族里又增添了一种多齿角的夔龙纹和一种夔蜗龙纹；花冠龙纹的身躯改用宽线条勾勒构成粗体，并创作出两种形式，一种是分尾的，一种是体躯呈S形的，龙尾后面还常带有三角形的连缀。到了西周中期，周人的统治稳定下来，社会文化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继承商人的社会文化传统。青铜器龙纹变革最为显著的就是夔龙纹了，这种最具神秘感和威严性的纹饰在这一时期内忽然间仿佛消失了一般。或许是周人更加看重青铜器的权力等级象征意义，而不是其沟通天地人神的“神性”，他们开始追求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此时期，周人把花冠龙纹发扬光大，将以前的花冠龙纹和西周早期流行的凤鸟纹融合一体，形成龙身鸟尾的特殊龙纹，即所谓鸟体式花冠龙纹。周人喜欢把这种新创作的龙凤合璧纹饰铸刻于几乎同时才发明的新型青铜乐器钟上。与此同时，周人尝试创作了一种身尾分离的顾首龙纹，但人们似乎对这种龙纹的热情不足，注定它只是昙花一现。两头龙纹似乎渐多，不过龙头同向的那一种却消失了。西周晚期，周人继续强化自己的青铜文化风格。这时创作出一类形态全新的交龙纹，它是由两条或两条以上的龙身躯相依交缠构成。交龙纹图案通常采取轴对称和中心对称两种方式分布于器物表面，相交的龙数量少，但身躯粗长，蜿蜒流畅，仿佛在舞动，苍劲有力（图12）。同时继续大量地在青铜钟上铸刻不久前才创作出的龙凤合璧式花冠龙纹，而且又创作出一种成对的呈对称分布的花冠龙纹，把商代和西周早期传承下来的其他形式的花冠龙纹几乎统统抛弃了。商人创作的两头龙纹，长期以来形式没有大的变化，直到此时周人将其发展出一种新形式，即两个龙头相背，龙冠带相连或各自与身躯相交，颇似8字形。周人又把原先那种常常装饰于盘内底的蟠龙纹简化缩小，移植到其他器类如簋、壶的盖顶甚至外底上。此时，又出现了一种新式的龙纹，上唇特长，向后背翻卷，与躯干走势平行，并且通常是两条龙相背呈轴对称分布装饰于鬲腹上。活泼浪漫的春秋战国青铜器龙纹龙纹的第二次大变革春秋战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礼崩乐坏、思想文化活跃的时代。春秋早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延续了西周晚期的风格，但因时代关系也稍有变化，比较明显的例子如交龙纹的龙身由粗向细变化，交绕的龙由稀疏向密集变化；卷龙纹单体向细小变化且有密集式的分布趋势；两头龙纹甚至也开始两两交缠了。种种迹象预示着青铜器龙纹风格又将发生一场变革。春秋中晚期，青铜器虽然还有“明尊卑，别贵贱”的象征意义，但开始注重其艺术审美，并把精神诉求表达于青铜器之上。这一时期，人们把那种古拙、神秘、威严、僵硬的风格几乎清扫一空，代之以一种细腻、密集、整齐而又常常对称的纹饰风格，这种新风格的龙纹显得活泼、灵动而又略带浪漫气息。这个时期，古朴的花冠龙纹退出历史舞台，紧接着创作出一种新式的青铜器龙纹—蟠螭纹。蟠螭纹由几条小龙相互缠绕组成一个对称分布的纹饰单元，然后重复出现，或构成带状或密布于器表，龙身或肥胖或纤细，显得更加灵动、可爱；有些蟠螭纹的小龙还吐着舌头，彰显出活泼的时代气息。以前卷龙纹里蕴涵的那种古拙的风格似乎也销声匿迹了，龙的身躯由粗犷变得细腻，人们把它密集、整齐、对称地装饰到青铜器上，若不细看，很容易误认为蟠螭纹。战国时期，人们更加强化青铜器龙纹的那种活泼、浪漫风格。像蟠螭纹、卷龙纹等，纹饰变得更加细腻，往往是一个固定的空间里拥挤着密密麻麻、弯弯曲曲的小龙，形体被简化而变得抽象，甚至几乎辨认不出是龙的形象，有时候人们还在致密的龙体之间安插小型的兽头纹饰（图23、图24）。这个时期，人们发明了失蜡法、错金银等青铜器铸造、装饰工艺，用新技术新工艺铸造出来的龙纹更是别有一番趣味。秦汉及其以后的青铜器龙纹龙纹的大一统秦汉及其以后，青铜器失去了昔日作为礼器的尊贵地位，通常被铸造成简单实用的日常生活器具，越往后，其作为日常生活器具的地位甚至也被陶器、瓷器、木器、漆器等取代。但龙仍然是人们心中的神灵，统治者甚至把龙的象征意义更加强化了，把它视为皇权的象征。此时，尊贵的龙与地位一落千丈的青铜器分离。秦汉及其以后的时代，人们往往只是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铜镜上铸刻少量的龙纹。随着时间推移，铜镜上的龙纹通常被铸刻成浅浮雕状，其形态式样逐渐统一下来，由类似牛头、鹿角、虾眼、长须，蛇身、鱼鳞、鹰爪等动物形态的某一部位杂拼而成，这也许是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后使然。以前存在的千姿百态的青铜器龙纹最终遭受罢黜，为一种统一的规范化的龙纹所替代，这种形态的龙纹持续至今，没有发生质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