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难道真的要遵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么？_山西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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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难道真的要遵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么？收藏
有人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不能背离发展规律”这句话，在我看来，说这话的人简直就是“禽兽不如”！“禽兽不如”这四个字，不是针对具体人的，而针对的是这种思想或者是观念。 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法则。人如果没有道德，真的连禽兽都不如。羊是懦弱的象征，但羊知跪乳之恩；乌鸦更是不受人爱见，但有反哺之德。我们常说狼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动物，但没有对同类像对羊一样的残忍过。而人类，却是吃饱了以后才去杀人，在饿的时候又滥吃无辜，真是不如禽兽。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的是物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指同种中的竞争。一块地上长满了草，庄稼自然就得遭受被淘汰的命运。树冠浓密的森林里，灌木、草本植物和苔藓地衣之类的物种，只能屈居其下。哪有参天松柏不让同类与之比肩的森林呢？ 老虎吃兔子的结果是：兔子在大自然中为了生存下去，一代比一代跑得更快，而老虎，也越来越矫健。被大自然淘汰的，是病老虎，瘸兔子。老虎的减少，不是老虎自己吃掉同类的结果。干旱的草原上，植被稀疏，也不是草与草之间互不想让的缘故。 无论在动物界还是植物界，都是种与种之间在竞争，这种竞争，促进了物种的进化。同种之间，只会越繁衍越多，而不会互相竞争而导致减少。百万年以来，人类与其它物种不断竞争，才有了现在的高度文明。 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竞争，破坏了人类之间互相帮助共同战胜大自然的能力。甚至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物种之间的竞争模式认为是人类“不能背离的发展规律”。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这也是指不同种类之间都是生物链上的“一环”，而不是“大鲸鱼吃小鲸鱼，大老虎吃小老虎”的同类自相残杀。 同类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 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曰:“人之生也，不能无群。”荀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人没有牛的力气大，跑起来的速度不如马，但牛马还是被人役使，这是为什么？”答案是“人能自己组织起来，牛马不能组成他们的社会”，又说“人要想生存下去，不能没有组织”。正是对群体形成最朴素的意义解释。不仅是人，动植物同样也是以“群落聚集”的方式，才不断繁衍茂盛的。 在私有制社会，人类一方面在建立相互之间的“依存互助关系”，但另一方面，有不断破坏这种关系：有钱的吃穷人，有力的吃弱者。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与互相之间的斗争。这种人吃人的私有制社会，是对人类道德的最大破坏因素，是人类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所在。尔虞我诈，互相欺骗，也只有在私有制的社会，人才会做的出来的最无耻的事情。 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来者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改造社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目的就在于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与大自然去“竞争”，获取自己的“劳动产品”，自食其力获得的劳动产品归自己所有。——仅仅是，不允许任何人再利用自己所获得的“劳动产品”作为资本，去剥削和奴役别人。剥削别人和奴役别人的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延续了数千年。 自古以来，人类都有关爱老人和小孩、弱者的天然美德。但是，在这种天然美德存在的同时，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禽兽不如的自相残害行为，在私有制社会长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禽兽不如的行为，使人的道德更崇高，使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着，让人活的有志气，不再卑躬屈膝地祈求别人而苟延残喘地生活着。 希特勒崇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极端追求武力征服世界的人。他认为犹太人是低下的，正是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以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人们探索人类由来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的他也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是人类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谋取个人私利找来的借口，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借口。 有人说，地主资本家，都是自己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财富，不该被剥夺。这句话很对，只要是省吃俭用的人，在土改时候，他的财产一律未动，因为他没有利用自己的这些财产去剥削和奴役别人，家里既没有雇佣长工，也没有雇佣短工，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剥削过别人，划分成份的时候，都属于中农成份。但凡被划为“地主”和“富农”的，家里肯定雇佣过长工或者是短工，利用自己的财富剥削过别人。 还有人还说什么在市场经济下，是人人“机会均等”，这就更是屁话不如的无耻谰言了。 十几个或者全世界的人，不管男女老幼，有无腿脚，都必须在百米跑道的起点一起奔跑，这就是所谓的“机会均等”。但奖牌只有金银铜三块，先到终点者先得，后到者无缘，“赢家通吃”，参与赛跑的其他人，只能“空手而归”。 假如有人愿意接受冠军的指使，替冠军拎过鞋子，递过擦脸的毛巾，帮他擦过屁股，这个人也会得到冠军金牌的一部分，因为你伺候过冠军，被冠军使唤过你。毕竟，被人呼来喝去的“使唤”，谁的心里也不会感到痛快。因为知道自己不可能获得冠军的大有人在，如果你不比别人更卑躬屈膝地巴结冠军，说不定你连伺候冠军的机会都没有。倒是冠军耀武扬威，得意非凡。用“机会均等”这句话，忽悠了天下无数的人。我要是短跑健将，也会赞同这句话的，因为我必须为自己独吞金牌找出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来。 但社会主义则不是这样的。 尽管金牌只有一块，在10秒的规定时间内，跑100米的和只能跑10米的同样都可以分享金牌的一部分。跑了100米，给你十一分之子十的金牌，跑了10米的，给你十一分之一的金牌。因为每个人都参与了跑步，都为发展体育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都应该享有这块金牌的一部分。只不过，在金牌的分配上遵循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只要你参与了，就“论功行赏”。社会主义还有一条分配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就是说，你有劳动能力，能参与“百米竞赛”，但你不去参加“百米竞赛”这个劳动，那金牌在分配中，自然没有你的一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取比社会主义阶段更多的产品，这时候，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了。知识链接：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出自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 很多人认为这是达尔文在“进化论”中得出的结论。但要是有谁“认真”一下，就会发现达尔文根本没写过《进化论》这本书，一直到现在，人类所有公之于众的书籍中，从来没有《进化论》这本书，我也期待着这本书面世呢。 达尔文倒是写过一本叫做《物种起源》的书。这本书，现在就在我的书架上，我也很认真地阅读过，里面没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或者是类似的话。 事实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出自于赫胥黎的《天演论》（本书应直译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界的生物不是万古不变而是不断进化的；进化的原因在于“物竞天择”，“物竞”就是生存竞争，“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不过人类文明愈发展，适于生存的人们就愈是那些伦理上最优秀的人。进化论学说的基础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奠定的，赫胥黎坚持并发挥了这一思想。自此书出版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词，就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
名义上的公有制，实际上的官有制。忽悠，继续忽悠。。。
饿死人最多的，吃不饱饭的都是所谓的公有制国家，而不是私有制国家。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指的是物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指同种中的竞争。”这种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公有制------官有制私有制------民有制国有企业-----官办企业私营企业-----民办企业人民政府-------官府人民法院------衙门人民日报-------日人民报这种洗脑愚民的文字游戏已经玩了几十年了，你还在这里玩，哈哈。
既然是自然规律,人属于其中一个环节怎能不去遵循它。
又见令人无语的言论，搞笑啊。
看来我们这个群体快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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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其实几乎没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时间：日 09:30
（神秘的地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在晚晴洋务运动时期就被严复先生翻译并介绍给国人的思想，在我国妇孺皆知，被很多人当做达尔文进化论的精髓。“其实，这是一个谬误！”旅美知名生物学家苗德岁，昨天在南京的一场讲座上纠正说，其实除了在《物种起源》第五版序言中引用过这一句话，达尔文从没说过这样的话，甚至他自己都怀疑“适者生存”是否靠谱。而在这位早年毕业于南大的苗教授重新翻译的《物种起源》中，类似这样的“找茬”和澄清还有很多……
《物种起源》中几乎没提“适者生存”
是严复在《天演论》中加进去的
苗教授可不是个随便说诳语的“砖家”。他年轻时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系，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完硕士后，于1982年赴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等众多名校进修，现在是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员兼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系教授，还是唯一获得“北美古脊椎动物协会罗美奖”的中国人和亚洲学者。
既然是进化生物学的教授，苗教授不仅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烂熟于心，而且通晓达尔文前后撰写的6个不同版本。他指出，被中国人熟知的“适者生存”这段话，其实出现在《物种起源》第五版中，但其他版本当中都没有明确提及。
而且，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其实出自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在1895年编写的《天演论》。他是从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中，抽出来介绍达尔文演化论的部分内容，并加进去他自己的很多见解和想法。但这并不等于是达尔文提出了“适者生存”。苗教授笑谈，“达尔文都快成了盘菜，谁都能往他身上撒作料”。不仅中国人有误读，甚至在英美等国的科学院大理石地面、网站主页上，都会出现一些达尔文从没说过的“名言”。
生物界“适者生存”？
达尔文后期自己也怀疑
苗教授研究发现，达尔文不仅没有自己提出“适者生存”，甚至因为当时的科技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连达尔文自己都有点怀疑生物的进化到底是不是因为“适者生存”。
在崇尚“上帝造物论”的时代，《物种起源》这本书一问世就遭到了各种攻击和批判，达尔文花了无数的精力去辩解和解答，以致自己都心生动摇。毕竟他自己也有心存疑惑的地方。比如：啄木鸟在树上吃虫子，发出哆哆的啄木声，但达尔文在南美洲的大草原上，发现有一种鸟和啄木鸟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但那里没有树木，而且这种鸟在空中捉虫吃。当地还有一种鹅，它就生活在陆地上，并不会游泳，可是也长了蹼……这些动物，其实都是生物进化后的结果，但它们并不是为了适应环境，只是祖先有这种生理特征，被保留了下来。
再比如人类，进化到没有尾巴，却还有尾椎，另外还保留了没用的盲肠和智齿，而且盲肠炎和智齿反而有时候把人折腾得很痛苦。达尔文认为，如果说适者生存，那生物就应该在环境中不断改变进化，变得非常完美，只有完美的才能存活下来。但事实上，很多活生生的物种，其实进化得都不完美，有残留。
苗教授向听众们解读：“生物的进化究竟是谁起了主导因素，是生态环境，还是生物自身天然的因素？达尔文到后期也感到很矛盾，所以会怀疑适者生存是否靠谱。”
与“适者生存”无关
那《物种起源》到底说的是啥
既然说的不是“适者生存”，那这本影响了世界的《物种起源》究竟说的是什么呢？苗教授介绍，1831年达尔文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贝格尔号皇家军舰的南美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分析、思考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最终于1859年出版了震动学术界的《物种起源》，向世人发表了一个震撼世界的进化论。
苗教授强调《物种起源》归纳而言就是：生物为抢夺生存下去的资源而展开斗争，因为每一个参与斗争的生物个体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时间越长就会产生遗传变异，所以最终就会在自然选择或人工的选择下，变成不同的物种。比如，达尔文从没有直接表述过人是从猿猴变来的，而是说“人和猿类在遥远的过去有共同的祖先”。说白了，达尔文就是根据不同地区发现的不同生物种类，推演它们在遥远过去的共同起源，以及这其中的进化过程。
最新翻译的《物种起源》
或许最接近达尔文的本真思想
几年前，应南京译林出版社邀请，苗教授重新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100多年来被无数翻译家翻译过的科学和哲学巨著，还有重新翻译的必要吗？苗教授解释说，国内翻译的《物种起源》都是参照1872年出版的第六版。而当时，达尔文为了回应同时代人的批评（尤其是有关地球的年龄以及缺乏遗传机制等方面的批评），做了连篇累牍的答复，甚至于“违心”的妥协，越来越偏离其原先的立场。现在看来，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那些对他的批评很多是错误的，而他的答复往往也是错误的。
而这次苗教授的翻译选用的是国际上近几十年来最推崇的第二版牛津修订版，在这个版本中，达尔文构思精巧、立论缜密、申辩有力、行文顺畅、文字凝练，是在真正地向世界传播他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加上苗教授还做了些勘误矫正，所以这次的翻译或许更接近周游世界归来的达尔文最本真的思想。
“托福”考试题目
为何总是否定生物进化论
现在国内打算留学，复习参加美国托福和GRE考试的学生不计其数。但是很多年轻学生惊讶地发现，在ETS（即托福GRE考试的美国主办方）所有涉及生物学的题目中，阅读材料里都是对生物进化论持否定态度。“见到生物进化论就选否定”，甚至成了这些考试的攻略秘籍。“为什么在生物学研究和生物技术世界领先的美国，却会在招收海外学生和研究生的考试中出现这种倾向？”南京晨报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算是问对人了！”苗德岁教授的口气里有点义愤填膺。这位在美研究进化生物学30多年的教授说，进化论经常会受到所谓“神创论”派的攻击。笃信神创造世界的保守派，想尽办法往学校教育里掺入他们的信仰。比如苗教授所在的堪萨斯州，位于美国中西部，较为封闭保守。神创论派的议员们甚至通过了一项议案，要求公立学校必须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还要教授神创论，两门课还都是2个学分，不进修完毕不能中学毕业。
苗教授和很多自然学科的老师，以及学生非常气愤，他们干脆在堪萨斯大学的广场上搭起讲台，轮流上去高声朗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示抗议。最终，那些保守派的议员们在次年竞选中败北，这项议案不了了之。
苗教授认为，相比之下，在欧洲的学术氛围反而更好，就连教会都承认“进化论是自然科学，神创论是宗教，二者互不相干”，所以不会在学校教育里掺杂“私货”。
你所不知道的达尔文：
富二代讲义气
在普通人眼中，达尔文是留着白胡子的科学巨匠，但对他的成长过程和个人性格知之甚少。苗教授以风趣、逻辑缜密的语言，辅助以大量翔实的老照片，向观众展示了他鲜为人知的经历，让我们了解他的成长，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家庭对于他杰出成就的影响。
按现在的话说，达尔文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非常聪明的学者，而且非常富有。当他“姐弟恋”成功，和表姐结婚的时候，双方家长赠送了7万多英镑，而且每个月双方家长还补贴1200英镑家用。
这位有钱又聪明的公子哥，念了一段时间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后来觉得无聊弃学而去，又进了剑桥。别人误以为他游手好闲，谁知他迷上了生物学就居然开始了长达5年的环球之旅，在这5年里，达尔文采集了世界各地大量的标本。这些从没有见过的标本，被无偿送给了英国和欧洲的所有生物学“大咖”们做研究，从此这位才27岁的年轻人就和白发苍苍的学者们都混成了好哥们儿。
当上“英国好哥们”的达尔文从不争名夺利，即便发表《物种起源》和他的生物进化论，还不愿抢在有类似想法的学者的前面，生怕抢了别人名利，相当重义气，地道的英伦绅士范儿。
本文摘自《南京晨报》日A06版，作者：王晟，原题为《达尔文没有提出“适者生存”，晚年怀疑“适者生存”是否靠谱》
赞助商链接[转载]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
在今天中国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我们，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都非常相信我们按照一条发展的道路走，走下去，如果你该强大，你该成为帝国主义，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个叫做优胜劣败。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念本来是很不中国的，它到底是怎么中国化，又怎么传到中国来的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是我觉得今年被翻译进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研究之中，特别值得大家留意的一本书，叫做《中国与达尔文》。《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的作者叫浦嘉珉。这是个他自己改的一个很汉文的名字，他是位美国学者，美国的汉学家。浦嘉珉这本书，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直到今天过了25年，仍然让很多人参考，很多人注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很仔细的研究。要研究的话题，就是到底达尔文跟他的整套思想是怎么样进入中国的，然后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里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变的情况，做的非常仔细，做了很多大量的文献考察，才完成了这本书。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如果你对海外的汉学研究熟悉，你也许听说过史华兹这个人，以前哈佛大学很有名的学者Ben
l．Schwartz。这位浦嘉珉就是史华兹的学生，而史华兹名著就是研究严复。我们知道严复是大翻译家，很多影响今天中国人重要的思想观念，都想由他首先翻译进来的，但是这个翻译在史华兹的研究就发现，它不是一个百分百透明、客观、准确的翻译，而是带有很多严复个人的一种理解。而这个理解很可能是来自某种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这些理解就使得经过严复笔下出来的那些西方思想有了一副中国面孔。而这个中国面孔跟它原来的西方面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达尔文身上，第一个把达尔文引进到中国来，在文字上面让大家普及的知道他的是谁呢，同样的还是严复。好，我们这里就说到，浦嘉珉就说，严复在翻译达尔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或者介绍达尔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时代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1895年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初次激起火花的时候，那一年就是我们新的民族心境，空前的忧虑、失落和忿悲，造成这种心境的原因也是最终激发严复写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打输给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之中得到了惨败。这场败仗，我们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了解，对当时中国人的心理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回，我们输的不再只是输给西方白人，而是输给我们过去从来看不起的，我们的亚洲邻邦。同样是黄种人，同样是亚洲人的日本，而日本的现代化跟我们的现代化，大概不是差的很远，这个历程。为什么我们自以为很强大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军的底下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呢？这就是当时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从这里面又重新追溯回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曾经一度中国人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看的就是船坚炮利，西方有这个，我们中国没有。但是经过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开始追溯到一些很根本的文化制度的问题，这时候严复就写了一篇叫《原强》的论文出来。《原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第一次引借达尔文思想，后来他又翻译了《天演论》。《天演论》是赫胥黎的著作赫胥黎是普及达尔文思想最厉的一个人，这我们都知道。好，我们看看，他在里面就说到。浦嘉珉就说，“根据严复的想法，西方的秘密在于进步的信念。中国人相信周而复始的循环体系，因而毫无进展。西方人相信进步，所以他们获得发展。但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积极思考的力量吗？仅仅因为念叨着我认为，我能够做到。我认为，我能够做到，西方人就遥遥领先了。”然后他判断，严复说，“西方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中国伪天数，而西方持人力。”也就是说，西方强大的地方是相信人的力量，人的力量该拿来干嘛呢？要跟自然斗争，要跟别人的国家民族斗争，要不断的斗争里面求取一种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斗争，你就活不下去。所谓的“适者生存”嘛。好，我们看看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本来对中国人来讲，是应该很难适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争”这个字，争夺的“争”是个有负面意义的事情，是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这是个非常时期，所以达尔文主义被引进之后，我们才会那么容易接受它。如果换了在别的时候，说不定也要掀起某种类似西方一样的那种争论。就是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对达尔文的巨斥，所以我们在看到达尔文来到中国的时机是恰到好处的。不止如此，而且当时达尔文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变的很容易接受它，是因为我们过去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强大传统。我们不那么坚持人类要比别的万物更优秀、更聪明，有个本质上的分别。所以在某程度来讲，中国要接受达尔文好像比西方要接受达尔文更容易了。
19世纪中叶以后，富强一直是中国人追逐的梦想。如何实现富强？
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主宰了中国人的灵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清末民初许多知识分子信奉的富强之路，同时也成为他们新的人生信念。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如此评说：“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所至，产生了一个崇尚物质、崇拜强权的力的秩序，它颠覆了传统中国的温情脉脉的礼的秩序，代之以残酷无情的优胜劣汰、强权主宰、赢者通吃。这一以竞争为动力的富强之路，最后究竟造就了民国，还是毁了共和？
本文将通过清末民初思想观念与社会秩序的互动研究，总结那段深刻的历史教训，以重新思考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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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礼的秩序到力的秩序
清朝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三千年大变局”。自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礼崩乐坏。原来维持了中国数千年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统治者以仁政治理天下，士大夫精英以德性教化百姓，而民众各安其位，与世无争，维持了一个普天之下的礼治秩序。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天下的礼治秩序受到内忧外患冲击，大乱阵脚。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之下，一个新的秩序观念产生了，那就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力的秩序。新秩序的建立有一个从旧秩序中蜕变的过程。1860
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设想的是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变，引进西方的富强之术，这是张之洞所谓的“中体西用”之路。然而1895
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引发了激进的制度变法和观念启蒙，其背后的理论纲领正是从达尔文到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进化论是对社会秩序的一次颠覆性革命，从此礼的秩序失去了正当性基础，逐渐为一种更富竞争力的力的秩序所取代。如果说，力的秩序在晚清还仅仅是观念形态的话，到民国建立之后，礼教秩序随着王权的崩塌全面解体，力的秩序大行其道，杜亚泉在1916
年的《东方杂志》中写道：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其弥漫于吾社会之间者，物质之势力也。物质之种类甚多，而其代表之者则为金钱，今日之独占势力于吾社会者，金钱而已矣。杜亚泉这里所说的物质势力，相对于精神而言，当作广义解读。在天下的礼治秩序之中，物质之力并不具有道德的正当性，秩序的正当性源头来自具有超越性的人文精神。当清末民初中国由天下转化为国家之后，作为亚洲第一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却失去了道德与精神的正当性源头，各种物质势力猖獗：军事势力、金钱势力、政客势力..各种势力争相竞争，有力便是一切，优胜劣败，强者生存。从1895
年到1915 年，短短20
年间，礼的秩序迅速解体，代之以一种新的力的秩序。力的秩序的形成，虽然发端于1895年之后历史进化论的引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自强运动之中，富强之力便悄悄地镶嵌入传统的礼治秩序，内化为旧秩序的一部分。以力为为轴心的富强追求，并非纯粹由进化论带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思想传统在历史大变局中自身调整、不同趋势内在消长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西方的进化论进入中国之前，儒家的主流价值已经发生了一个从经世到富强、从义理到时势的变化。在古代中国，作为帝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一直将对德性的追求作为人生和政治的最基本价值。在儒家民本主义价值观主导下，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一直在国家富强之上。及至晚清，风气大变，国富压倒民生，功利压倒道义，自洋务运动之后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风气和潮流。一般而言，在古代诸子百家之中，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法家。汉武帝之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儒家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法家对于政治的影响并未消失。相对于儒家的道德政治和民生政治，法家走的是功利主义的现实路线，先秦的法家从商鞅到韩非子，无不重视富国强兵，追求统一天下的霸业。而儒家在其自身历史发展和演化之中，也不断吸取其他各家的思想资源，成为一个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思想传统。在儒家思想内部，除了修身之外，还有经世的另一面。修身思想来自于自孔孟开始到宋明理学被发扬光大的道德政治传统，而经世思想则从先秦的荀子发端，中经西汉的贾谊到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儒家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外患严重，国力衰落，儒家内部功利主义经世传统重新崛起，与朱熹的正宗理学形成了抗衡，从宋代的王安石、陈亮、叶适，到明代的张居正、顾炎武、黄宗羲，皆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注重实学和经世致用。功利主义儒家特别是王安石、张居正虽然也注重富国强兵，但与法家不同，国家富强本身只是实现天下之治的手段，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在义理上最后还是要落实在民生上。儒家的经世思想传统，在晚清日趋严峻的内忧外患逼迫之下，无论在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内部都强劲崛起。张灏分析过晚清经世致用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大学》为本的致用精神。《大学》的修齐治平，从修身出发，最后落实在治国平天下，经世成为修身的最终目标。另一种模式是以制度安排为本位，“这种类型的致用精神是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而以客观制度的安排和调整为其达到目的的途径。这种致用精神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冯桂芬”。在这里，值得重视的后一种经世模式的出现，这种“以功利主义为本，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经世模式后来压倒了前一种道德政治的经世模式，成为晚清的主流思想。在自强运动之中，曾国藩虽然注意发展洋枪炮，但作为理学家的他，其最后目标还是落实在民生。到了更现实主义的李鸿章，其洋务的政策举措，只剩下法家式的国家富强。李鸿章幕下的马建忠说得很明确：“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在晚清，国家富强逐渐成为中心，民生降到了第二位。19
世纪中叶洋务派与清流派的争论，部分与此相关，洋务派追求的国家富强，而清流派从传统的民生和道义立场，对此大加批评。不过，浮士德式的追求财富和国家富强一旦从潘朵拉盒子里面释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无法收回去了。清流衰落之后，经世和富强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成为最高评价，爱民主义从此鲜有人提。列奥施特劳斯在论述西方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时，将第一次浪潮看作是“将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以及设想自然必须披上作为单纯人工制品的文明产物之外衣。”作为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代表人物，霍布斯用自我保存来理解自然法，用人的权利代替自然法，其结果“乃是对经济的日益强调”。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亦是如此。在日益严峻的国势衰落面前，儒家原有的功利主义精神被释放出来，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第一步是从德性政治转变为重视经济民生的功利主义，第二步便是从重视民生的功利主义发展为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中国历史上儒法之间的王道和霸道之争，其实质就是政治正当性究竟应该以民生还是以国富为基础的争论。当晚清强大的功利主义潮流崛起的时候，儒家的经世精神与法家的富国强兵论产生了奇妙的合流，虽然新的王霸之争以清流和洋务的冲突一度展开，但并没有持续多久。相反地，在新崛起的维新派思想家视野之中，国民的权益和国家的富强不仅不相冲突，而且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观之，国民之私利与国家的富强，反而可以“合私为公”，相得益彰。王韬在19
世纪中叶就敏锐地觉察到“， 处今之世，两言足以蔽之：
一曰利，一曰强”。于是，从儒家的经世传统与法家的富国强兵传统内在结合，产生了不可阻挡的以国家富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潮流。虽然自强运动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将富强阻击在用的层次，但在日益加深的亡国灭种危险局势下，只有富强才能保种保国，乃至最后保教，也是张之洞们所不得不承认的。正如王尔敏所指出的：“近代思潮之自具特色独成风气者，尚亦具有统一宗旨与共同趋势；抑且尚能综括全貌，可以一言以蔽之，则所谓足以纲纪一代思潮而构成一代主流之核心者，实为富强思想。”富强这一新的纲纪，不待康梁一代登上历史舞台，实际在自强运动之中，已经呼之欲出了。除了从经世到富强之外，儒家价值的另外一个变化是从义理到时势。宋明理学，乃是义理之学，儒家义理，万世不易，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义理，既是王朝正当性的世俗源头，也是天下士大夫清议的共同价值。然而到了晚清，义理开始被一个新的概念时势所取代。当李鸿章脱口而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就意味着顺应时势、及时应变是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了。晚清的各种文献之中，“世变”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流行词。世道变了，变化的不仅是外部的时势，而且是历史的内在之道“运会”。“运会”说来自宋儒邵雍，其基于有秩序之时间变化的观念，一年之中有年月日时四种数字，30
年为一世，12 世为一运，30 运为一会，12
会为一元。然后配合演衍，表示世、运、会、元之始终，以此说明“世变”并非偶然来由，而是出自天地自然的客观运转，人们无法抗拒，只能顺应时势，及时应变。
世道的变化，与时势有关。根据汪晖的研究，时势是一个将历史的断裂转换为连续的概念。宋儒以理释天，将时势替换为理势，用来解释圣王之势为什么会转化，以此在历史变迁中论证天理的普遍存在，论证三代理想的变迁和发展。不过，在宋明理学之中，时间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念，一直到明清之际，时间意识才真正产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将义理置于历史的变化之中，王船山的“理势”概念则将理同时视作势，制度不仅要符合天理，而且也要符合势，符合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儒家义理之中，时势原本是以古代的三代为理想，是现在向古代的回归，而到明清之际，时势的内涵则改变了变化的方向，如果说“世运”说还带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的话，那么，晚清所复兴的公羊三世说突破了历史循环论，有了向未来的趋势，康有为认为：“《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世不同，道就不同。儒家义理不再是万古常青、永恒不变，而是要与世俱进。这就是世道的变化。于是时势的重要性超过了义理本身。与其钻研古人的义理，不如了解时势的变化。王韬说：今日“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
其断不拘泥古昔， 而不为变通，
有可知也”。康有为因此还将孔子本人称为“圣之时者”，是最了解时势的圣人。为了挽救时运，一种新的“运会”说———以富强为轴心的历史进化论，一经严复引进中国，便迅速成为涤荡神州的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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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力本论中的竞争与强权
进化论进入中国，乃是一场颠覆性的思想革命。20 世纪之初，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
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进化论的核心是生存竞争说，它改变了中国人对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想象，使得重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成为迫不及待的现实。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之中，欧洲的思想家们是以人性论为基点论证新的社会秩序，而在近代中国，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则是通过自然和历史的进化过程，来推导新的民族国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进化论所提供的是一种力本论的宇宙观，它与儒家以德为本的宇宙观截然不同。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力的位置一直是缺席的。在原始社会，为了获取事物，与大自然奋斗，力作为一种感性的生命力量，尚有其一席之地。然而，当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西周和儒家的思想中很早便出现了德的概念，德成为从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乃至心灵秩序的核心，世界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它是有德的，宇宙的德性与人间的德性相通，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内核。以德为中心的世界是一个礼的世界，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意识一致。只要天下不亡，这个世界就依然以华夏的礼为核心，按照普遍的、同一的德性原则来安排宇宙、社会和人心秩序。然而，19
世纪中叶以后，天下在西方的船坚炮利冲击下轰然倒塌，以华夏为中心的礼的世界彻底崩溃了。严复介绍进中国的斯宾塞的历史进化论，为力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想舞台。早年章太炎也是进化论的信徒，翻译《斯宾塞全集》，首译斯氏的《论进境之理》。进化论以牛顿的力学世界观为基础，将力看成是万物变化的源泉，也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严复讲“鼓民力”，在他这里，力的含义还比较狭窄，局限在感性生命的体力层面。力本论的最有影响的传播者是梁启超，在梁那里，力的内涵则要宽广得多，有“心力”、“胆力”和“体力”三种，涵盖了知性、意志和体力三个层面，
之所以如此， 乃是梁启超在1898
年的时候，其宇宙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说动》一文中，他将力视作为宇宙的本原，认为整个宇宙充满了一种宇宙力。力是万物的动力，是世界的源泉，世界之所以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其渊源就在于这种无所不包的动力。梁启超的本意并不在真的对自然的宇宙秩序感兴趣，他的关怀点仅仅在于：当德的世界崩溃之后，中国人应如何适应这个为“物竞天择”所主宰的世界？
既然宇宙秩序与社会秩序、人心秩序相通，那么，当宇宙将力作为自身的发展动力的话，那么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也应当如此。人的“心力”、“胆力”和“体力”，作为宇宙力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世界观的核心。在进化论狂飙的推动之下，加上梁启超的鼓荡，一股力的宇宙旋风在晚清平地而起。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有机的伦理世界转变为机械的物理世界，物理的力代替伦理的德，牢牢占据了宇宙与社会的主宰位置。在这个力的物理世界之中，不再是精神与伦理，而是物质和实力；不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形而下的器，成为世界的主体。1860
年开始的自强运动开创了富国强兵的先声，戊戌变法之后，到处都是工商富国、军国民教育。1905
年，康有为周游西方列国之后，发表《物质救国论》，大发感叹：未出国门之前，以为西方致强之本，在哲学精深，道德文明。如今到欧美12
个国家转了一圈，发现中国数十年的变法皆为“误行”。欧美的道德风气不如印度、中国，欧洲之所以强，乃是有物质之学：欧洲百年来最著之效，则有国民学、物质学二者，中国数年来亦知发明国民之义矣，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人擅长形而上者，而拙于形而下者，“以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儒道佛诸家皆重精神，轻视物质。及至晚清，在西方物质力量压迫之下，唯心论被颠覆，唯物论大兴。文化传统的支流墨家与法家中的功利主义浮出水面，与外来的“物质之学”融合，形成物质主义狂潮。在晚清流行甚广的，莫过于杨度鼓吹的“金铁主义”，金代表经济(富民)
，铁代表军事(强国)
，对内实行“富民”和“工商”立国政策，对外执行“强国”和“军事立国”方针。“金铁主义”的结果是金钱与铁血压倒一切，杜亚泉所说的“物质势力”嚣张。代表精神势力的士大夫阶级日益衰落，而原来被排斥的边缘阶级商人阶级与武人集团在“金铁主义”推波助澜之下，逐渐占据了清末民初的舞台中心。当礼的世界转向力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新世界最令人诱惑之处乃是进步。欧洲的启蒙运动的魅力之一便是向善主义，相信凭借人的理性，社会将不断趋向进步与善。这里所说的“善”与中世纪之善截然不同，不再是归宿于上帝的救赎，而是世俗的进步、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愉悦。进步主义在19
世纪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到处凯旋而达到巅峰，通过进化论传入中国，与康有为所复兴的公羊三世说结合，使得世人对未来充满了物质乌托邦的憧憬与想象。古代中国人向后看的“三代”理想被乐观的进步主义所替代，相信只要顺应时势，迎头赶上，未来就是遍地黄金的极乐世界。那么，进步的动力何在？
曰竞争也，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说：“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之所以如此，乃是人性的缘故：“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儒家哲学对人性的预设，一直以孟子的性善说为正宗，人之本性为善，为无争，方能维持一个礼的秩序。历史进化论颠覆了古典的人性预设，人与动物一样，都以自我保存、生存发展为终极本性，因而生存竞争便成为社会的主轴。严复在《原强》之中，提供了一幅从自然到社会的普遍竞争的进化图景：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者役焉。这个新的历史图景，是何等的严峻、何等的残酷，弱肉强食，赢者通吃；没有善恶，只有优劣；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真正的优胜者，乃是强者。梁启超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优而强者，遂常占胜利。劣而弱者，遂常至失败。此亦当然之事也，若是者名之为优胜劣败。在晚清，最早引进进化论的是严复。严复比较复杂，他的进化论之中，有强权的逻辑，也有天道的善恶。真正对社会发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是“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梁启超将竞争的强者逻辑发挥到了极点。1900
年，他在《现今世界大势论》中纵论一个强权时代的到来：前代学者，大率天赋人权之说，以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权利，此天之所以与我，非他人所能夺者也。及达尔文出，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谓天下惟有强权(惟强者有权利，谓之强权)
，更无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于是全球之议论为一变，各务自为强者，自为优者。一人如是，一国亦然。在梁启超看来，18
世纪流行的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等到19
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出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弱者只能沦落为被奴役的命运。这种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达尔文的本意，也非斯宾塞的真旨，更为赫胥黎所反对，其源头为日本，来自于日本明治时期思想家加藤弘之。加藤弘之原是天赋人权的主张者，后来读了达尔文等的进化论和德国国家主义政治学家伯伦知理著作之后，思想发生大的“转向”，成为强权论的积极鼓吹者。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深受其影响，1899
年他在《论强权》中干脆利落地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别无他力，强者常制弱者，实天演之第一大公例也。然欲得自由权者，无他道焉。惟当先自求为强者而已。欲自由其一身，不可不先强其身，欲自由其一国，不可不先强其国。在这里，梁启超与加藤弘之一样，混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概念：权利与权力。所谓权利(
，乃是自然法通过人定法所保障的正当权益，是人所以为人、公民之所以为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权利与人的自由有关，具有道德的正当性，因而也成为自然权利。而所谓权力(power)
，则是对其他人的主宰和控制的能力，是一个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外一个人的可能性。权力产生不了自由，它导致的只是宰制甚至奴役。权利与权力这种明确的分界，是自由社会的基本常识。然而在一个缺乏自由与人权的威权社会之中，权利和权力便会等同一体：权力越大，宰制他人的能力越强，自身的权利也就越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利不是来自于不证自明的天赋人权，缺乏正当的道德理由，而只是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下的结局，谁有能力控制和奴役别人，谁就拥有了权利，因而也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权利的大小便等同于权力的强弱，一个人的权利不是建立在平等的道德理由上，而是对他人控制的不平等的基础上。在英国近代早期思想之中，有两种不同的自然权利。霍布斯思想中的自然权利，乃是一种自我保存的能力，而洛克所说的自然权利，指的是人人平等拥有的人身、财产和言论自由。洛克式的权利是一张人权的清单，而霍布斯的那种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在自然状态之下具有相互冲突的竞争性。这两种自然权利观后来在西方思想史中演绎为两种不同的历史脉络。洛克的自然权利观成为自由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形成了西方人权的普世价值；而霍布斯的自我保存为核心的竞争性权利观，后来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的权力意志相结合，蜕变为强权主义的基本预设。梁启超所接受的，恰恰是霍布斯式的权利观念。在日本流亡期间，梁启超借助日文对霍布斯有过一番研究，且非常欣赏：“霍氏所谓人各相竞，专谋利己，而不顾他人之害，此即后来达尔文所谓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是动物之公共性，而人类亦所不免也。”“霍布斯之议论，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种权力即权利、权力即自由的强权逻辑，再加上加藤弘之的影响，成为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强权云者，强者之权利之义也..天下无所谓权利，只有权力而已，权力即利也..强权与自由权，其本体必非二物也。其名虽相异，要之，其所主者在排除他力之妨碍，以得己之所欲，此则无毫厘之异者也。强者拥有权力，有了权力可以“排除他力之妨碍”，于是就有了权利和自由，“以得己之所欲”。梁启超的这一强权逻辑，到1902
年撰写《新民说》，亦是如此：“权利何自生？ 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利而无所厌，
天性然也。”人的本性既然在于成为强者，不断伸张权利，得己所欲，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权利观念如此淡薄？
梁启超认为被儒家的“仁”的思想所害。西方讲“义”，我不害人，也不许别人害我。中国讲“仁”，我利人，人亦利我。要保障自己的权利，只能盼望仁政。久而久之，强者风范消失，“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民脑质中者固已久矣”。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等级制的官僚帝国，但中国的等级制与欧洲不同，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通过科举和发财等个人努力可以上下流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各个阶级有各自的职责，各有其尊严所在，所以能够各安其位，各守其职。但在中国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制中，平民阶级虽然可以向上流动，一夜鲤鱼跳龙门，但稍微有点才气和野心的，是很不安分的，因为那个社会唯有往上爬方有尊严，在底层永远是受屈辱的。中国人没有基于抽象的造物主、自然法或者法律的平等传统，因而也没有普世性的权利观念。在一个官僚为中心的社会之中，唯有权力独大。有了权力，便可以操控别人，你所享受到的作为人上人的“权利”也就越多。事实上，这种人上人的“权利”与其说是权利，不如说是特权，官僚士大夫特有的权利。权利是平等的，不依赖是否有权力，而特权总是以一定的权力为前提。中国人只有以权力为基础的特权概念，而缺乏普遍平等的权利概念，即使到了晚清的梁启超，也无法区分权利与权力的差别，误将权力认作权利。而这两个发音完全相同的不同观念，至今在中国人大脑当中还是混沌一片，对平等的权利的维护，最后都搞成对人上人的特权乃至控制他人的权力的追求。作为启蒙之子的梁启超，在晚清的影响胜过任何同辈，他的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一种潮流。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温良恭俭让的礼的秩序被彻底颠覆，在生存竞争的普遍态势之下，冲突、争夺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循物竞天择之公例，则人与人不能不冲突，国与国不能不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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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浮士德精神与能者生存
&&&&&&&&&同样为了国家富强而建构力的秩序，1895年前后的重心是不同的。自强运动重视的是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器物为中心的富强，而到戊戌维新运动，富强之路从物转向了人，转向了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国民的能力。正如史华慈所说的那样，严复发现西方之所以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
关键性的差别不是一个物质问题，而是一个能力问题。西方赞扬人在德、智、体诸方面的能力，它不支持消极的、隐退的态度，而支持奋发进取和表现能力的精神。西方发现了人类具有无限的能力，并且毫无畏惧地不断去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梦想不到的人类潜力。西方人头脑中所具有的关键性的价值词语是：力本论，有目的的行动、能力、绝对自信和发掘所有的能力”。史华慈将严复发现的这种西方精神称为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浮士德精神”，正是这一精神导致了西方的富强。而严复所赞赏的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浮士德精神”提供了一副宇宙神话的证明，而自由民主制度，不过是最终解放个人潜能的制度化环境。从物质之力到人之潜力，这的确是一个大转向。西方的富强，不仅是物质的强大，而且是精神的焕发。资本主义的发生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需要制度，更需要一种精神。“浮士德精神”正是生气勃勃的资产阶级一代象征。与中世纪的基督教重视“救赎”，儒家传统看重“成德”不同，近代的“浮士德精神”在乎的是“成才”，是人的能力完美展现。深刻影响严复和近代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斯宾塞，其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后的归宿点并非国家，而是人的个性，但他所说的个性乃是以“能力”为中心，是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而这种潜能正是认识与改造世界、获得世俗意义上幸福与快乐的能力。斯宾塞坚定地相信，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所谓最优秀指的是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下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其伦理原则用通俗的话描述，
就是“赶快干活， 否则完蛋”。斯宾塞作为19
世纪英国思想家，集中体现了自由竞争时代资产阶级自信、竞争、进取、冒险、永不满足、生气勃勃的近代“浮士德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深深打动了严复、梁启超等一代中国思想家。路易斯哈茨在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之中发现了连欧洲人都未曾清晰意识到的富强的两个秘密，一个是“充分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个是“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严复、梁启超们将“浮士德精神”与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结合起来，致力于重新打造建构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民精神。这种浮士德式的新国民精神何以产生？
严复和梁启超深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在于提高民德、民智和民力。德智体，在儒家学说之中本已有之，但在晚清启蒙思想家那里，不仅体力，连德性和知性本身也被视为一种“力”，一种具有生产力的能力，即所谓的“德力”和“智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有所区别：“具生利之力亦有二种：一曰体力，二曰心力。心力复细分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于是，民智、民德、民力的开拓，以后便逐渐演化为培育德力、智力、体力全方位发展的“新人”。在生存竞争的力的秩序之中，不仅知识是一种力量，
连德性也是一种能力。德、智、体诸人格元素，最后统统归结为争取成为优胜者的生存能力。德性也好，知识也好，日益丧失其内在价值，一切只是从生存竞争出发，看其具有多少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价值。适者生存变成了能者生存或强者生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人，来自斯宾塞的学说。斯宾塞心目中的个人，既非具有浪漫情怀的意志个人，也非追求眼前快乐的享乐主义的个人，而是一个具有能力的生物，是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充分发挥自己所有潜能的个人。这是一种能力主义的个人，是适应生存竞争时代的能者和强者。这种能力主义的个人也有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既与世俗的享乐主义不同，也有别于传统的道德与精神之乐，而是一种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精力得以充沛外溢之乐。斯宾塞对心目中的“快乐人”有一番生动的描绘：他一觉酣睡到天亮，跳下床铺，一边穿衣一边唱歌或吹口哨，下楼时容光焕发，稍有刺激就会哈哈大笑，真是一位精力四射的健康人。他不仅意识到自己已有的成功，而且由于自己的能量、敏捷、多谋对将来也充满信心。就这样，他满心喜悦地开始自己那天的工作而没有丝毫厌腻之感；他每时每刻都体会到高效率工作带来的满足；回家时还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进行好几小时的休闲活动。好一个竞争时代的“快乐人”！
他的所有自信、快乐都来自他的高效率和事业的成功。这正是新教运动之后布尔乔亚人格的典型写照。正如史华慈十分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斯宾塞虽然确信个人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最终收益人，但他所指的个人“，
不是任何作为个人的个人，而是只有那些具有最高的德、智、体能力的个人，才将得到尊重。在他的信条中，决不尊重不称职者和失败者”。在一个不相信眼泪、只问成功与否的生存竞争社会，真正得到尊重的不是多数失败者，而是少数赢家，而这个赢家，被时代视为豪杰，创造时势的一代英雄。到了晚清，新的英雄豪杰代替了传统的有德君子，成为时代的人格象征。儒家学说之中本来有修身与经世两个实践的面向，但在晚清思想界，由于受到内忧外患的形势逼迫，虽然修身依然重要，但经世思潮已经占据主潮。为了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最重要的不是德性，而是能力；不是立德，而是建功。古代君子的德性具有客观性，来自于超越的天命或天理，而英雄豪杰的成功究竟以何为本？
梁启超认为：豪杰也有其凭借之道，这就是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公理和时势：“豪杰者服公理也，达时势者也。苟不服公理，不达时势，则必不能厕身于此十人数百人之列。”天下英雄，皆时势所成，“英雄者，乘时者也，非能造时者也”。古代士君子的精英地位来自他们秉承天命，具有道德和文化的权威，而现代的英雄豪杰之所以影响天下，乃是因为唯有他们才能够通晓普世之公理，顺应时代之大势。这些具有“浮士德精神”的英雄豪杰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温良恭俭让的仁者，而是雄心勃勃、气势逼人的强者，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强大的竞争力和百折不屈的战斗毅力。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几乎用所有的篇幅，论述和打造适应新的竞争时势的英雄人格。这种英雄人格后来迅速发展为尼采的强权主义的超人意志。1902
年，尼采过世不及两年，被介绍进中国，后经王国维、鲁迅、李石岑、陈铨等几代知识分子的引荐鼓吹，在整个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尼采思想一直是显学。尼采骨子里是一个价值虚无主义者，他一手推翻从古希腊到基督教的西方古典传统，断然宣布“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善恶、真假都不再有客观的依据，只能凭借人本身来发现和创造。而这个人，不是芸芸众生，而是有着强力意志和生命创造力的超人。尼采的价值虚无主义和超人学说，对于正欲冲决一切传统网罗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他们从尼采那里惊讶地发现，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所竞争的不仅是生存能力，而且是压倒别人的权力意志：“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当传统的制度与文化礼崩乐坏，没有什么客观的价值可以依傍的时候，个人的意志便超越伦理和知性分外突出。尼采的权力意志人格，一反儒者的柔弱仁慈，具有强烈的企图心、扩张性和好斗力，用陈独秀后来的话说，便是一种“兽性主义”：兽性之特长谓何？
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兽性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在清末民初，当传统的礼的秩序崩塌之际，由进化论所催生的力的秩序，不仅造就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新的时势，也开始铸造一种由能者与强者为标志的新的国民人格。对力的推崇、对能力的赞许和对强者的膜拜，成为这个竞争时代最嘹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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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一百年误读 二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讲述看冰故事。和冰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各种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机械玩意儿，紧接着，火车、轮船以及梅毒络绎来到马孔多，开始了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同样可以移植到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境域。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人身上长出猪尾巴，并非稀奇古怪的事，只是“返祖”之一种。这一切皆拜达尔文所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物种演变以及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成为科学，从小学生的科学课堂讲起，足见其影响深远。从李鸿章到鲁迅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举行春季考试，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写下了如此答卷：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苏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的确到位。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李鸿章在这里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当时的李鸿章，贵为北洋大臣。尽管他将《物种起源》的“宏旨”比附为中国的老子，有点滑稽，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新兴科学“物种进化”理论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修身和治学分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几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初始阶段。明朝的王阳明，曾经蹲在家里“格竹子”，呕心沥血数天数夜，没有“格”出来。而在1889年，上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下至普通学生钟天纬，都可以款款而谈达尔文，并且迅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文在欧洲引起的反应，确实毁誉参半。一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律，禁止在课堂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被称为“反进化论法”。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才废除各自的“反进化论法”。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Pinciplesof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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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复到胡适
欧洲对达尔文的拒斥，源于欧洲宗教的“上帝造物”学说，上帝及其所造物与人是神圣的，《物种起源》则打破了“造物”的神圣性。中国人能够容易地接受达尔文，因为中国的思想体系里不存在“造物”概念，儒家不讲宇宙论，敬神鬼而远之，道家宣扬万物平等、庄生化蝶等思想，导致李鸿章认为《物种起源》“宏旨若中国老子”。真正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不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而是严复的《天演论》，时间是1895年。不久，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京津，出身海军的严复投书天津《直报》，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在《原强》中，严复开篇就说：“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承其家学，少之时，周历瀛寰，凡殊品诡质之草木禽鱼，穷精眇虑，垂数十年，而著一书曰《物种探原》？？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这篇文章里，出现了此后一百年间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物竞天择”。国难当头时，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天演论》的原本为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1893年发表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伦理学”所讲述的，就是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因应“国难”，严复只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断然把后半部分删掉，代之以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斯宾塞。达尔文在中国的误读由此开始。《天演论》出版之后，立刻风靡中国知识界。第二年，梁启超在上海读到《天演论》，他在“物竞天择”的基础上，阐发出了“适者生存”的概念，进而发表了一系列宣扬社会进化论的文章，比如《新民说》、《新史学》，影响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这其中最振聋发聩的，要数《新民说》，高声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后来，梁启超如此总结自己对达尔文的认识，“达尔文养鸽莳果数十年，著书数十万言，结果不过贻吾辈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大字而已。然试思十九世纪学界中，若少却此八个大字，则其情状为何如者？”当时有一个小孩叫胡洪梓，十多年后，这个孩子改名为胡适，名字取自“适者生存”。当时还有一个孩子叫毛泽东，他也信奉梁启超的理论，和同学蔡和森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名字叫“新民学会”。从康有为到陈独秀《天演论》在中国掀起惊涛骇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则命运多舛。1901年，马君武开始翻译《物种起源》，至1919年翻译完毕，当时时值中国的五四运动期间，1920年马君武的译本《达尔文物种原始》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马君武持续近二十年翻译此书的目的，说起来很好玩，也很尴尬，在译本“序言”中，马君武写道：“此书为全世界文明国所尽翻译，吾国今既不能不为文明国，为国家体面之故，亦不可无此书译本。”在《物种起源》受“冷落”的同时，另外一些外国著作被翻译进中国。1901年，杨荫杭翻译了日本明治维新领袖加藤弘之的《物竞论》，该书原名《强者的权利竞争》，否定了美国的“天赋人权”观，声称“优胜劣败是永世不易的自然规律”，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另外一个日本人有贺长雄的《人群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也被翻译进中国，并直接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以至于当马克思的社会进化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能够很顺利地被李大钊等人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社会进化论。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宣称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康有为的《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未来乌托邦世界，没有国家，没有贫富，世界各种族平等相处？？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里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康有为虚构的大同世界，影响着毛泽东一生。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湖南人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则提出了革命与兽性的关系：“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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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两面的种族进化论
达尔文的误读，在中国被一步步激化。在这个过程中，种族进化论在中国也有庞大的市场。只不过，这个市场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由于中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造就了“保国保种”的思想流行。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痛心疾首：“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当西人东渐之后，亚种劣而欧种优，故忧亡国，更忧亡种。”对应于西方人的白皮肤，中国人因为是黄皮肤，在当时自称“黄族”，并由肤色，为自己找了一个老祖宗，就是轩辕黄帝。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论》中写道：“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从商周以降，在中国的民族传说中，黄帝从来没有被抬高到如此位置。另一方面，由于黄色距白色较近，黑红等色距白色较远，肤色延伸出当时中国特有的种族主义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白种之强固局优胜，而黄种之多且智”，在20世纪初期流行着“中国文化西来说”，宣扬中国人由白种人演化而来。在竭力弥合黄种和白种差异的同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又不停张扬黄种与黑种红种的差异性。当时激进革命杂志《江苏》上有一篇雄文：“红黑二种，奄奄待尽，已无望矣。其雄峙东亚，土地之广生聚之蕃，足比美与白人者，惟我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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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来，达尔文的“战争”
自从《物种起源》发表后，围绕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议包含着科学与非科学的两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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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层面：达尔文的胜利
从科学上说，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持这种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木村资生是一位较早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古生物领域中“间断平衡说”就是针对渐进的观点提出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比如随机漂变和自然选择两种方式并不矛盾，它们因环境和群体大小等条件的变化，交替起着主导作用。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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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科学层面：排斥与曲解
其实，《物种起源》所引起的争斗在世俗层面上，比科学层面有着更多戏剧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早在《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1860年)，达尔文的忠实捍卫者、年轻的解剖学家赫胥黎(Huxley)就曾在英国科学促进学会在牛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与牛津主教进行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舌战。在回答大主教提出的：“到底你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的问题时，赫胥黎坚定的科学态度和信心，彻底挫败了主教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种种非科学的因素一直伴随其间。1926年，美国曾有一名中学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理论，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到了1980年，在竞争世俗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美国总统时，两位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始故事。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种现实都提示我们，尽管达尔文当时苦苦思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中找到了答案，而进化论却没有像他早期的支持者们所坚信的那样，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这种与世俗观念的争斗、无休止的争斗，长期以来也让生物学家们苦恼不堪。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改变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中写道：“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
尽管教廷对达尔文的接受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却都竭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于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塞，他以“适者生存”为口号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此，达尔文理论迅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滥用”。几乎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一些学者甚至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批评现代社会庇护“不适应环境”的成员，使他们免受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力的剥削提供了理由，这种解释被赫胥黎批驳为“野蛮行径”。这种种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使达尔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不白冤屈”。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与努力维护《物种起源》的科学价值一样，赫胥黎一直努力维护着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支持者的狂热。然而，赫胥黎却没能再为达尔文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甚至他自己的孙子，也倒向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于是100多年来，从纳粹思想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流行文化，类似的曲解和误用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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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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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前的物种观念
&&&&&&&&在19世纪的正统宗教和生物学思想中，物种概念包含着三个基本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可再分观念。即物种“猫”的概念中，包含所有个体的猫，而其他动物都被排斥在外，与之毫无关联。这种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受到人们日常经验的支持，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表现出对这种观念的支持：正是那些在个体猫上未能全部表现出来的猫的本质属性，才是理性思维所要思考的内容。最终，《创世纪》教义将柏拉图哲学与普通经验结合起来，提出了上帝造物的思想。
上帝造物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万物是由上帝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亚当给它们起了什么名字，它们就叫什么名字”。林耐(Linnaeus)的分类学方法，沿袭了这种物种间并无关联的、不变的思想。18世纪，随着动植物标本采集量的增加，以及对物种的系统研究分析，原本用来区分不同物种的差异变得不再成立。在开始写《自然系统》时，林耐坚信“种”作为分类单元的绝对性。但到了晚年，他也发现区分一个种和它的变种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在“种”之上又增加了“属”的单元，但他始终没有公开质疑“物种不变”的正统思想。二是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完美。这种观念在当时受到自然神学的支持。1836年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归来之时，一位剑桥哲学家仍然认为：“整个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从周边到中心，总是把雪莲放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在这种表述中，他强调的不是生物的适应性，而是造物的神奇。而这种思想在达尔文归来的60年前就曾受到怀疑论者休谟(Hume)的挑战，他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写道：“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适应状况良好，就去否认以前可能存在的不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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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尔与拉马克
许多人认为，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受进化地质学的影响最为深刻。在登上小猎犬号时，他随身携带着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Lyell)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当小猎犬号(Beagle)航行到南美时，他又得到了《地质学原理》的第二卷。在达尔文的自传中，他曾这样写道：“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考察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便清楚地体会到莱尔地质学研究方法的优越……”他在另一篇书信中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影响：“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莱尔的启发，对此我总是感激不尽……它(《地质学原理》)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拉马克(Lamarck)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推理进化论者，他早在1809年发表的《动物学哲学》一书，就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能影响动植物的习性与构造，使它们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化地质学与进化生物学，在19世纪初有着显著的区别。此时的进化地质学已经脱离了思辨哲学的范畴，进入科学范畴，也更早地成功挑战了《圣经》的创始说。凭着对自然界和特殊地质变化过程的明确认识，进化地质学家提出需要数百万年的地球发展史，才能解释地球上复杂地貌的形成过程。而根据《圣经》记载，从创世到基督诞生只有4000多年。于是在与神学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进化地质学家凭着无可辩驳的证据，最终获得了胜利。而进化生物学的状况则相差很远，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生物学基本上仍是一种理论推测，没有任何进化演变过程或机理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因此专业地质学家连同神职人员一起质疑它的理论基础。尽管像莱尔这样的进化地质学家愿意接受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却无法接受拉马克的进化理论，认为那不过是凭空臆想。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进化机理，莱尔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进化地质学家，对当时所有的进化生物学思想都不予以认真考虑。直到他最终被达尔文发现的进化机理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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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理论的诞生
在跟随小猎犬号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有意识地收集生物进化的证据。在加拉巴哥群岛考察时，达尔文发现每个岛屿上的陆龟及雀鸟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又有些许的不同。他又发现加拉巴哥群岛的生物与南美洲大陆的种类非常相似。于是他开始怀疑岛上生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千百年来适应各个岛屿不同环境的结果。同时，他开始注意挖掘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使他确信生物的进化确实发生过。考察经历和收集到的证据，使达尔文确信生物是可变的，但促成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1838年，他偶尔读了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马尔萨斯是一位神职人员，他指出：生物的数量往往以几何级数增长，会耗尽环境资源，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人类社会。尽管《人口论》是那个复杂时代的产物，充斥着完美创世的理念。但“生存斗争”的思想却提示了达尔文，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石之一。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当种群数量不断增长，它们所在环境的资源即将耗尽时，自然界自有办法解决资源的供需矛盾。在某个遗传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物种中，自然选择会“清除”一些优势特征较少的个体。另外，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群体长时间隔离，它们很可能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且不能相互交配。日，《物种起源》正式发表，达尔文进化理论诞生了。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第一，他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由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其次，他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来。“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与他的前辈理论的最大差异，它解决了进化机理中至关重要的附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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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在翻译时，严复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与评论，从中不难看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作为桐城派古文高手，严复的注释与评论极有煽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论》中，严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他在翻译此书时，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又自己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对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天演论》的感召，胡洪骍给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也将自己的字改为竞存。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其实是不全面的，过分侧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中国早期翻译《物种起源》原作的译者，不是革命者就是人文学者。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一些人认为，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对“进步”却抱有疑虑。其实进步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的观念，达尔文对此并不赞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即使进化过程不会完全逆转，但应该是可以倒退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的理解却恰恰相反。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150年来，进化论面对的最持久、最强劲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缺失的中间环节”，在应对这种挑战上，古生物学的贡献是最大的。早在1861年，德国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就为刚刚发表两年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从恐龙到鸟的“中间环节”。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早期的羽毛、最早的龟类化石等等将所谓进化的缺环“越填越细”。特别是带毛的恐龙，为被达尔文称为“讨厌之谜”的羽毛起源问题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中间环节”。然而，从整个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目前国内与国外在进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差异，国外进化学者的队伍比我们要壮大得多，除了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长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这些工程往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目前中国学者所作的研究，相对显得微观、局部，周期较短，因而大多不会涉及较大的进化命题。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在将来，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个“达尔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科学家一定不在候选人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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