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学》案例集
案例一 　 “小政府典范”为何走上机构膨胀的老路
石狮市是福建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建立县级市后的“小政府、大社会”作为全国地方机构改革的模式之一，在90年代初是福建省的一面旗帜。然而仅仅10年间，该市的党政机关人数却快速反弹，行政人员由1998年建市初的600人增长到1300人，事业单位人员（不含教师）由400人增长到1200人。当年的“小政府典范”重新走上了机构膨胀的老路。
1998年，石狮正式建市。建市以来，经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1999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7.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141.2亿元，财政收入4.85亿元，分别是1998年的22倍、34倍和18.5倍。应该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党政机关人员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一些部门和人员的设置无可厚非。然而石狮市却呈现出“非常规”的机构膨胀，行政机构增加一倍多，行政人员翻了一番多，事业单位（不含教师）人员增加了2倍。仅有29万人的石狮市，“小政府”已基本无“小”可言。
为何原本“轻装上阵”的党政机构却由小变大？石狮市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说，“上面”设置的部门，如果“下面”不对口设置，“上面”布置的任务如果没有相应的部门来承担，尽管工作都有人做，但上级部门总是认为我们没有充分重视。在这种“压力”之下，为了同“上面”对口配置，就“生出”了多个部门。1990年市委设立了组织部和宣传部，1992年政府又设立了外经委、监察局、计生局、教育局，1994年税务分设机构……截止2000年，石狮市直机关已达35个。
为了缓解行政机构急速膨胀的压力，石狮市采取了增加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的做法。如在经济局下设置了交通处、价格事务所、技术监督所等13个事业单位，但实际上，这些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大多有行政执法权，都是得罪不起的“大爷”。一个交通处就有近50人，和其它县市的交通局没有什幺区别。名义上行政机构减少了，但“换汤不换药”，这些事业单位和中介组织行使的还是政府的权力，一些群众干脆形象地称之为“二政府”。
精简后的石狮市还面临着安置多余的行政人员的压力。建市以来，石狮先后组织了4次公务员考试，每年还吸收一批大学毕业生和军转干部，年均100名以上。由于沿袭原来的用人机制，“小政府”没有一个正常的“出口”，结果人员越来越多。截止2000年，该市市委常委多达15人，正副市长9人；市级党政机关行政人员365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50多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石狮市只好用增加机构的办法来“分流”人员和“领导”。刚建市时，石狮市仅设3个乡镇，现已增加到7个乡镇、2个办事处，各级单位的临时人员多达上千名。这样的人员配置使得在实际工作中办事效率大大降低。
1．建国以来，我国曾进行过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其结果总是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被称为机构改革的怪圈，石狮市的改革也未逃脱这一结果。请结合本案例分析石狮市党政机构规模"由小变大"的原因是什么?
2．根据所学理论,分析说明机构的精简要受制于哪些因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机构反弹膨胀这一难题?
案例二 　一个镇政府的吃喝帐
95.11.13 清查行动中全所工作人员及治安队加班费 810元
95.10.9 招待县协作办来人 169元
95.10.9 县协作办主任一行 220元
94.6.15 石坎工业经济发展公司 170元
94.10.4 接待法庭处理山庄事宜 138元
94.11.29 县宣传部来人 160元
94.11.12 县组织部来人 190元
94.12.19 县人事局来人 223元
95.1.25 老干局来人 139元
94.10.2 招待惠州市中级法院来人 485元
94.11.8 县来人 198元
94.11.2 兰田镇来人 285元
94.12.20 县武装部来人 163元
这是广东博罗县石坝镇一家名叫“友好”的个体酒楼保存下来的尚未兑现的就餐发票，总共352张，时间从1994年至1998年初，总数约10万元（上表为部分账目）。债主是酒楼老板周振成，欠债人是石坝镇政府及下属单位。
票据除了个别是收据或白条外，全部是工商部门印发的正规餐饮发票，印有编号，每张发票都写着用餐原因、经手人姓名和用餐日期，有的还有领导签名。正面的金额是由周振成填写的。发票是怎幺吃出来的？
周振成原是石坝镇农民，1986年洗脚上田，在镇里的公路边开了这个“友好”餐馆。初时来酒楼吃饭的多是过路客。渐渐地，不少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学校到此请客，后来，镇政府也登门请人吃饭。
开始时，镇政府吃饭是吃一顿结一顿，后来次数多了，就跟其协商，吃了饭的人先在发票背后签上姓名和用餐原因，然后隔一段时间由周凭发票到镇财务收钱，但发票必须有领导签字才有效。周说有权签单的人有正副镇长、主抓纪检教育治安等的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林业站领导等。
周振成收过一次钱，8万多元，是1992年到1994年的累计数，那次是因为他和镇委书记为拆违章建筑吵了架以后，周一怒之下要镇里把欠他的钱全部还清。
周说，打那以后，书记很少亲自带人到“友好”吃饭，除非要陪上面的人。他也不想再做政府的赊账生意。但有的人还是来，他也不好拒绝，他们依然签单，他也只好照旧把发票写好找镇长签名。
对用餐的原因分类，80%是招待上一级政府部门，还有媒体记者，其次为工作餐与会议餐如计划生育办公室加班等，还有个别是招待前来考察投资环境的港商、本地客商以及邻近政府的工作交流。
陈月华是现任石坝镇党政办公室主任。他说，那些饭是上届政府吃的。1998年石坝镇领导班子换届，新班子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止住在老百姓中影响极坏的吃喝风。在政府里开设了饭堂，用于招待到石坝镇办公事的人。现在镇政府每月的接待费基本保持在三四千元的幅度，是上一届班子的五分之一，饭堂平均每天开两次餐。去年，镇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拿出了100万元偿还上一届班子欠下的债务，并决定在今年9月份之前把酒楼的欠款还清。
无独有偶，石坝镇干部吃垮的饭店还不止“友好”一家。在日《南方农村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石坝干部吃垮一家饭店》的文章后，又有三家饭店老板向记者披露了当地干部公款吃喝的内幕。 思考题：
1．上述现象反映出当地政府存在的哪些问题？为何会产生这类问题?它会带来什幺影响？
2．根据所学理论,谈谈如何消除和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案例三 　打造西部最佳“软环境”——重庆市转变政府职能纪实 　
过去：错位、越位和缺位
重庆直辖之后，百业待兴，但行政管理体制与直辖市的要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管理就是审批、权力就是收费”的观念没有消除，一些吃、拿、卡、要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兴致勃勃的投资者感叹：重庆手续多、收费多、罚款多、软环境差。
某地为了建一座大桥，盖了20多个章，跑断腿，磨破嘴，东找人，西找门，结果还是拖了一年多才办成。过去，重庆光市级部门设置的各种行政审批项目就有1200多项，在基本建设领域内有117个审批环节。有一次，市长包叙定看见一辆中巴车严重超载，立即指示查处，但有关部门只罚款200元了事。这种“以罚代法”的结果使重庆市主城区仅1997年一年的罚款就达1120万次，平均每10个城区居民中就有1个被罚过款，一年的罚款收入达10多亿元。
一方面市政府职能“越位”和“错位”，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另一方面又是政府职能“缺位”，该管的事没管好。朝天门码头、火车站等窗口地区和行业，环境脏、市场乱、治安秩序混乱等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影响了重庆对外形象和市民的生活。
重新定位：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重庆开始了政府职能的转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把市场能做的事“让位”给市场去做，政府退出不该管、也管不好的领域，从“大包大揽”转变到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在“缺位”的地方“补位”。
行政审批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职能的最集中体现，减少行政审批就是放权、舍利，是“自我革命”式的痛苦过程。在重庆刚开始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时，有一半部门提出最多只有1-2项可砍，还有不少部门认为一项都不能砍。有些部门领导甚至为此拍桌子、吵架。但市政府从重庆发展考虑，一举取消了个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自行设置行政审批项目的权力，砍掉了110项不该由政府当“裁判”的行政审批项目。接着，重庆市又一鼓作气，取消了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占收费项目总量的40%左右，并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确保政府运作的透明化。
重庆市政府从“错位”和“越位”的领域退出，并没有削弱管理能力。政府从原本繁杂的事务中抽出身来，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如整顿了朝天门和火车站附近的秩序等。取得了显着成效。
如今：改革继续深化
虽然重庆去年因取消249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少收入5亿元，但良好的政务环境却激发了市场活力，为重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1-5月份，新批外资投资项目77个，到位外资额665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2%。
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如今，随意走进一个政府部门，公开的办事指南让人对办事程序、办理部门一目了然。计委、建委、工商局等部门还推行了“限时办理制度”，不仅使机关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从今年9月起，重庆又拉开了旨在转变职能，改进作风的“发展环境整治行动”，继续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破除行政垄断，规范一批政务管理行为，抓好一批窗口地区和行业整治，公开评价一批市政府部门，重点整治一批旅游景点环境，严厉打击制假贩假行为，整治一批扰乱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突出问题。通过这些努力，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务运行机制，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我国西部发展环境最好的地区。
1．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哪些变化，应承担哪些职能？
2．重庆市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作了哪些工作？这些做法产生了什幺效果？请结合重庆市政府改革的经验，谈谈西部开发中地方政府应如何促进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案例四 　考核考活了一个群体
1997年5月至8月，湖北襄樊市国家税务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气氛，因为他们进行了一次触及每个人命运的深刻的人事制度改革。
5月14日，序幕从城区国税分局局长竞争上岗开始。在不少领导以增设机构、安排“官”位作为“领导艺术”的情况下，国税局却从税制改革的实际情况出发，大刀阔斧地“减肥”。城区原有的9个分局减为7个，现又要将7个分局撤并为5个，5个分局长的位子公开竞争上岗。竞争规则与条件十分明确且尽人皆知，有竞争资格的竞争者需通过群众民主评议、综合知识考试、公开演讲、党组通过四关。民主评议不过关的取消资格，考试不及格、演讲分数不过半的取消资格，群众通过、分数过半者按分数高低依次上岗。
在竞争刚开始的时候，不少人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然而这次实实在在的动了真格。竞争结束，省国税局派来的工作组当天晚上写好了给省局的请示报告，第二天就公开宣布了竞争结果，5个当选局长即时就任。
在不少人从分局长竞争上岗动真格的惊讶中还没回过神来时，竞争已经轮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5个副处级的分局长座次敲定后，紧接着就是正科级、副科级位子的竞争，直至普通办事人员，无故不参加竞争的，视为下岗。这叫全员竞争上岗。经过竞争，有60人脱颖而出，被新提拔到科级领导岗位上；原有的227个科级干部除64人调整到非领导岗位外，还有50人在竞争中落马。普通办事人员则分为主办、协办、见习三种，职责、收入各不相同，每种职务又各分三级，全部竞争上岗。本着宁却勿滥的原则，竞争不上者则待岗培训，培训后仍不能上岗者另谋职业。
众所周知，改革最艰难之处在于人事。改革必然导致利益的调整，而对既得利益的触动则势必导致阻力的产生。对既得利益触动最大的就在于“位置”的调整，税务系统更是如此。税务系统作为待遇好、有实权的“好单位”，其中很多人都有背景，“官”满为患是常见现象，触动“官”位的改革比抓农村计划生育还难。襄樊国税系统的人事制度改革虽然是一次剧烈的变动，但运行的却相当平稳而顺利。局党组成员与局领导不仅在改革告一段落后如释重负，改革过程中也轻松自如地指挥调度。全局大多数人对改革表示满意。
襄樊市国税局的干部总结出这样的经验：改革最难的在于人事，人事最难的在于领导，领导最难的在于第一把手。50多岁的黄某当了局长之后，从年龄上看，他是该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了，一般说来，升迁无望，就该为自己找条后路，平稳过渡算了，得罪人的事是不会去干的。然而黄东升非同一般，他想的是：既然是最后一班岗，可以无所顾忌地痛快干一场了。
提起这次改革，黄某感慨良多，他说这是逼出来的。1996年底，湖北省国税局作为税制改革精品试点单位，刚任局长不久的黄东升担忧的不是税制改革任务能否完成，而是干部队伍。干部之中，后台比局长硬的占70％，前几年有的初中文化也当税务干部，有关系有门路大小都得给个官照顾照顾，过几年还得提拔提拔，到黄东升任局长时，已经没什么位子可以用于照顾了。但是，黄东升上任不久，其得罪不起的人仍然频频打电话写字条要求照顾这个那个，如果这些人都照顾了，襄樊国税系统再增设三套班子也安排不了。如果人事不动，正常的工作都难以进行。
在省国税局的部署和支持下，襄樊市国税系统进行了这次成功的人事制度改革。基层单位由141个调整为66个，为税制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成功的实践至少给人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人事制度改革不是人为地要改，而是非改不行，不改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二，改革只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阻力是可以克服的。
其三，严守规则不允许有例外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
襄樊市国税系统的改革方案也许有不尽完美之处，其结果也未必尽善尽美，作为一种尝试，值得探讨甚至改进之处一定不少。但无论如何，其改革使整体干部队伍有了活跃的动力，有了竞争与激励机制，却是大家公认的。襄樊国税系统的人事制度改革为全局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两个主要的税种--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都有不俗表现。1997年7月，两税比上年同期增长21.19％，增幅居全省第二位；其中增值税增长34.42％，居全省之首。更为值得重视的是，依法治税的意识和力度大大增强，队伍活力大大提高，工作更加积极，廉政意识也有提高。湖北省国税局局长刘楚汉总结说：过去一潭死水的地方，现在活了；过去没有精神的地方，现在精神抖擞；过去甘于落后的干部，现在坐不住了；过去吊儿郎当的干部，现在生怕上不了岗。
1．为什么黄东升说:“这次改革是逼出来的”？ 这次改革的艰难之处在哪里?
2．这次改革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对我们有何启示?
　决策为何连连失误
安徽淮北市的人民路，过去是条不出名的市郊马路，去年却出了一番风头。淮北市民被告知，路东和矿山集镇塌陷区将建起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相距不远处，还要建起投资30亿元的“温哥华城”。淮北这座煤城将彻底改变其工业城市的面貌，成为一个供人们休闲旅游的“绿色家园”。然而时隔半年，“绿色家园”成了半拉子工程，打基础留下的大坑像是几个深深的问号，至今静静地躺在那里。
淮北是我国五大煤矿基地之一，过去地方经济对煤电产业的依赖性很强。着眼于淮北的未来，当地提出了城市转型的思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旅游城市。为实现这个目标，淮北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
然而，几个大的招商项目接连搁浅，让人不能不重新审视城市的转型之路应该怎幺走。
画在纸上的绿色家园
2000年，北京一家民营公司找到淮北市有关领导，希望在淮北建一个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高尔夫球场，称为新世纪生态家园高尔夫6＋1球场。项目直接投资30亿元，间接投资超百亿。面对这幺大的外来投资，淮北人喜出望外，像接待贵宾一样，先后6次接待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和公司决策人员，并划出9800亩土地，承诺以每亩10元的价格给投资商，供他们在距市区10公里的矿山集镇塌陷区兴建6个连体国际锦标型球场，在市郊人民路东段建一个公益性娱乐球场。
2001年4月，该项目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启动仪式。谁知工程奠基至今一年多，工地成了一片荒地。而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至今没有收到这个项目的用地许可申请。
正当高尔夫球场工程搁浅，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时，有人又介绍来一位加拿大客商，带来的项目计划是，建设一个国内一流的生态住宅区，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国际新闻中心、豪华公寓及其它公共配套设施，取名为“温哥华城”。眼看投资巨大，淮北市又决定辟出4150亩建设用地，将其列为“重中之重”项目，希望3年内初步建成；2001年10月之前，先建一个别墅群。
淮北有的是煤矿塌陷地，但许多已复垦，种上了庄稼，要实施这两大工程，许多已经复垦的土地贡献了出来。“温哥华城”的建设需要郊区余庄、梁庄、暗楼村的部分土地，当地居民给予全面配合。去年8月11日，“温哥华城”一期工程—别墅苑举行了奠基仪式。然而到10月，这个工程挖下4个大坑之后，就动不起来了。记者日前在工地上看到，4个大坑在太阳下暴晒，其中一个占地近20亩的大坑灌满了水，周围杂草丛生。钢筋水泥基础已打了一半，一些裸露在外的钢筋锈迹斑斑。
命运坎坷的招商项目
淮北是个有19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00多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200多元，该地区知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不多。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可行性何在？多少人会来此玩高尔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答复是：可以建飞机场，请东南亚的大财团老板开着私家飞机来淮北打球。此语一出，引来哄堂大笑。
同样，建设高档的“温哥华城”，在淮北有多大的销售市场？
不切实际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坎坷的伏笔，这样的结果，作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候都分析到了吗？其实，这些工程开工后，外商并没有再投入多少资金，而是用这些土地进行“再招商”。前不久，记者遇到“温哥华城”工地上的人员，他说，这工程去年10月就停工了，挖坑的钱还是市里拿的呢。
不该付出的“学费”
上述项目没有上马前，淮北的宣传广告早已铺天盖地。一年内，淮北举行了3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做广告，请明星，开新闻发布会，花费谁也说不清。有知情者说，仅几个新闻发布会和奠基仪式，就超过200万元。当地一些干部的说法是：“外商出面，淮北拿钱，捞个虚名。”
在淮北采访时，许多人对我们说，搞经济工作，难免会有失误，我们也能体谅。但如果是为了追求形式和制造“政绩”，人民是不愿意承担这笔学费的。淮北的市民告诉我们，群众心里自有衡量干部政绩的一杆秤。去年淮北市人大常委会对副市长进行述职评议，有32名人大常委出席会议，负责这些引资项目的副市长不称职票达到16张。几个招商项目的流产和搁浅，如今已引起淮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他们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开始走一条务实的招商引资之路。最近一段时间，淮北开展了热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市里领导提出，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要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和调研。据悉，市里正在启动南洋工业园，将有制衣、新型建材、机械制造、电子等行业的50家外商投资企业进驻淮北。
1．你认为造成淮北市决策连连失误的原因是什幺？进行一项决策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如何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这一案例对政府的决策活动有哪些借鉴？
案例六 　科学行政决策的借鉴
××县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自1990年开始，该县经济的发展速度开始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县政府为寻求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于1993年底和1994年初，带领有关人员调查了全县20个乡镇和300个村，考察了50多个山头和近百家农村企业，初步分析认为，该县与其他丘陵、平原县比较，具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山场广阔，共有山地面积366万亩，占总面积的72%，而且劳动力资源丰富，消费市场广阔，如果开发利用，办成林业和多种经济基地，农村经济就会有一个大发展，这是农村经济一股潜在的强大劲流。
在此基础上，他们召开了两个会：一是智囊研究人员、咨询参谋人员会：二是各部门、各战线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会议。通过这两个会议，对全县农业企业的现状、山地开发的潜力及其可行性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详细的分析论证。并组织专门班子，以国土规划和农业区划成果为依据，拟定几个开发山区的方案，供县委、县政府抉择。
最后，县委、县政府领导在综合比较各种方案的基础上，作出了"开发山地资源，兴办农业企业，建立商品基地"的决策。同时又组织专门班子制订出全县开发出山地资源的总体规划，并拟定分阶段实施该规划。
决策方案制订中，县委、县政府立即将方案付诸实施。一方面多渠道筹措山地开发资金，并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组织专门人员具体管理山地开发工作。
由于该县决策正确、措施得力，因而在发展山区经济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某县县委、县政府为什么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他们的成功对于实现我国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何启示？
案例七 　深圳机场选址方案之争
1987年，关于深圳机场的选址方案有两种：一是在市北建黄田机场；二是在市区南面填海建白石洲机场。建黄田机场的理由是：客源主要来自内陆地区，不会影响城市的发展，便于飞机安全飞行。建白石洲机场的理由是：与香港共用，争取更多的国际客源。机场到底建在哪里，争论非常激烈。反对建白石洲机场的人认为，机场建在白石洲，妨碍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机场自身也无扩展的余地，机场的噪音严重影响深圳大学，而且对附近的红树林和鸟类保护区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赞成建白石洲机场的人认为，与香港争客源是最重要的，上述问题可以采取安装双重玻璃窗和“驱鸟器”等措施来解决。最后决定以“白石洲机场方案”作为首选方案向中央领导汇报，但反对者拒绝在该方案上签字。最后，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赴实地考察，在多次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否定了“白石洲机场方案”，批准了“黄田机场方案”。从深圳机场建成以来的运行情况看，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1． 行政决策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2． 深圳机场选址决策过程给我们留下的启示是什么？
案例八 　冷峻曾荫权当选成为众望所归 强势港府呼之欲出
打着紫红色“煲呔”(领结)的曾荫权意气风发。这位有38年资历的“香港最资深公务员”,6月16日名正言顺地成为候任特首,有望在几天后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委任。
过去两周来，60岁的曾荫权带着明朗的笑容，为自己赢得了714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支持，在特首选战正式开幕之前就淘汰了两位对手。曾荫权面对传媒这样解释自己“一票都不能少”的原由:“如果我可以在第一回合击倒对手,我便绝不会待最后一回合才这样做。”
巧合的是，2002年董建华连任特首,亦取得714名选委支持。如今，他留下的两年多任期，将由曾荫权完成。
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政府表现，较去年底攀升13个百分点，回到1999年4月的水平。香港学者认为，这一结果反映了“曾荫权效应”。
“孤独的推销员”成为众望所归
未能上大学的曾荫权中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辉瑞药厂的推销员。　　就是这个气质强硬冷峻的“孤独的推销员”,却在特首中途易人之时浮出水面,并且获得了香港各阶层大范围的认同和支持。有评论者认为，这是香港各方放弃私利、向坚持“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的方针努力达成平衡的结果。
在选举委员会796名委员中，曾荫权获得714位委员的支持。而另外两位参选者。李永达和詹培忠均无法获得100位委员的提名，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23条和第28条，曾荫权自动当选特首。
在选举委员会中，有15个界别的委员全票提名曾荫权，其中包括地产及建造界，以及金融界、商界、工业界、旅游界、航运交通界、批发及零售界等。但他在法律界和教育界的得票较弱，提名率分别为45％和35％。
在200名工商界选委中，曾荫权囊括了197张提名及支持票。表态“挺曾”的富豪包括地产界“猛人”长实主席李嘉诚，新地主席郭炳湘，恒地主席李兆基，信德主席何鸿等。金融界巨子有汇丰银行亚太区主席郑海泉、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等以及中资界巨子中信泰富主席荣智健。而代表基层市民的40名劳工界选委中，亦有36人提名挺曾，所谓民主派议员则有3名。
分析人士指出,最难得的是,原来是李永达的“票仓”社福界,反而大多都支持曾荫权。而社福界的服务对象以草根及弱势社群为主，这说明曾荫权的普遍认受性很高,绝非仅由大商家捧出来,有广泛民意支持才可能领导一个强势、高效的政府。
而代表民意的立法会，只有泛民主派的21票支持李永达，出人意料的，是刘千石、郑经翰、陈伟业提名曾荫权。分析称，曾荫权将来与议员的沟通应该比较乐观。
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曾荫权出任署理行政长官期间，其表现获得市民好评，现在香港经济复苏，这些好景象与曾荫权的有效管治有关。香港各界知名人士也在曾荫权正式参选后纷纷表示支持,认为他是“能够与香港市民、各大政党和中央沟通的合适人选”。 　6月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说，曾荫权对香港和对国家有着赤子之心，他的才干和经验，以及香港市民对他的支持，显示他是带领香港前进的适当人选。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表示支持曾荫权参选。她说，曾荫权是个有承诺、有能力的人，相信他能做一个好的行政长官，满足市民对新的行政长官的期望。 　强势港府呼之欲出
香港分析人士人为，市民支持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是期待他能以成熟的驾驭能力，构建行政主导的强势政府，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
在曾荫权以“强政励治”为口号的施政纲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何“提高管治能力”，其核心是强化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执行，做到议而必行，行而必快，让市民看到，政府的施政是有成效、有信心的施政。
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的著名学者许崇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国际性都市，各种势力、利益交叉，各类矛盾在这里集结，而且在回归祖国建设特别行政区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激荡和震动。如果不建立一个强势政府，就不足以应对纷至沓来的矛盾和隐患。
许崇德说，基本法已经为行政主导铺平了道路，行政长官作为一区之首，位高权重，极宜敢于用权、善于用权。　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则说，要推行“行政主导”，特首必须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从曾荫权参选过程中与各派人士打交道的细致工作以及取得不同派别人士提名的成果来看，曾荫权是协调处理好香港各方面关系、整合各阶层意见、使之统一并为香港建设出谋划策上来的最佳人选。
在特首选举展开初期，也有人批评曾荫权全力以赴争取提名票“太霸道”。
香港《文汇报》刊发评论说,没有人会指责第一回合就击倒对手的拳击运动员是霸道,也没有人会非难第一个冲向终点的赛跑运动员是霸道。曾荫权要在提名竞赛中就击败对手,无可厚非。尽力争取每一张提名票,体现了他对每一名选委的尊重。
作风亲民，与中央默契　
6月9日，谋求竞选特首的曾荫权在已明显获得选举委员会多数支持的同时，也来到社　区了解民情，重游儿时故居，探访渔户和市民。
人们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贯衣冠楚楚的“煲呔曾”，这回只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衬衫，敞着领口，手拎红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从街边果摊买来的西柚。
评论称，曾荫权面对的虽然只是被称为小圈子的800名选委，但他依然到各区巡视，尽量拉近与市民的距离，表现得相当自然、相当亲民。这在港府高官群体中相当醒目。
人们还注意到,曾荫权的施政纲领中反复出现“和谐社会”、“以民为本”的字眼,与中央高层倡导的为政之风相当契合。　身为特首，如何处理港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相当引人关注。
今年4月，就新的行政长官任期问题，当时署理行政长官的曾荫权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53条有关新的行政长官任期作出解释。
这一举措后来被称赞为“在时间紧迫情况下，确保依法如期选出特首、化解可能出现宪制危机惟一可行的正确选择”。香港《文汇报》的社评说，主动寻求人大释法，是以香港稳定大局为重，显示了敢于承担的勇气和魄力，体现了知难而上的施政新风。曾荫权在港英政府及特区政府多年的公务员经历，不是他的包袱，而成为他受人好评的政治资本。
香港《大公报》的评论称，曾荫权能获强势参选，不是没有过一些枝节以至“暗涌”。个别人士至今仍“念念不忘”其英国爵士勋章。不过，事实摆在眼前，绝大多数港人已经厌倦政治争拗，什么“前朝”、“今朝”，都是多余的说法，只要符合基本法规定，不违反“爱国者治港”的最基本要求，而且在实践上表现出经验和能力，就没有不可以接受的理由。
不久前，曾荫权在电台节目中表示，香港是高度自治的特区，绝大部分日常生活政策均由自己决定，但仍有部分环节需要中央的介入，例如政制发展问题等。他相信中央一直是用无私、爱护和谅解的态度来看问题。
1、 根据案例说明行政权威形成的因素。
2、 分析行政领导者个人素质和群体素质。
　一起人事任免争议
1997年2月初，中共某县县委向该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县人民政府党组织提交了19名乡、镇长任职和免职的建议名单。县人民政府随即据此将这19名乡、镇长予以任免，并以县人民政府正式文件的形式发至县直属各单位、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国家机关。该县人大常委会收到此任免文件后，认为该文件违背了宪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遂建议县政府予以纠正。县政府认为，对这19名乡、镇长的任免是党组织的意见，政府和人大都应坚持党的领导，无权对党组织的建议提出异议，政府文件并没有过错，所以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建议不予理睬。事隔不久，县人大常委会重要负责人又向县委作了专门汇报，县委也没有明确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县人大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就县政府的这一任免文件进行专题审议。会上全体常委一致认为县人民政府这一任免决定事先未经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故通过了将其撤消的决定。
请问该县政府这一任免决定是否该撤消？
案例分析：该县政府的人事任免文件应该予以撤消。这是因为：首先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乡、镇长的任免必须通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县政府无直接任免权，该县政府的人生任免文件是不合法的。其次，各级国家立法机关享有审查政府的法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消国务院判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撤消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乡、民族乡、镇的人大有权撤消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可见，该县人大常委会撤消县政府不适当的人事任免文件是有法律依据的，是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
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该县政府以坚持当党的领导作为这次人事任免的依据是不正确的。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表现为选拔、推荐人员，提出人事任免建议，但这种腿、建议只有经过法定程序才具有法律效力。案例中，县委对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汇报没有明确表态是不对的。
发生此类事件的根本原因在该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人员缺乏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在“议行合一”体制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国家立法机关，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处理国家事务的机关，各级人民政府是同级国家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对政府来说，认真贯彻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主动接受立法机关的监督，既是在坚持民主原则，也是在坚持法制原则。
市长专线电话的设立
某市市长专线电话开通于1990年元旦。1991年8月，市长在市长专线电话办公室的半年工作小结上批示：
"你们的工作好坏实际上反映了市政府工作的状态，一叶知秋，请你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兢兢业业地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并提高工作质量，做人民喜怒的晴雨表、遥感器，使政府的工作能及时、完善地改进。"可见，市政府领导对专线电话这一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渠道，寄予很大的期望。实践证明，市长专线电话这项工作既是广大群众关心的工作，也是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的工作。几年来，市长专线电话办公室坚持全心全意为基层、为群众服务的宗旨，依靠各区政府和市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尽力为群众解决生活等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
市长专线电话开办以来，累计接听群众来电33327次，办结回复率高达98%，基本上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群众高兴地说：专线电话既快又灵，是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部门。
为了使大量的群众意见及时解决在基层，在市长专线电话的带动下，各区、局、总公司及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单位也都先后公布了单位负责人公开投拆的电话号码，这些公开电话与市长专线电话保持密切联系，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市长专线电话为中心的、各级领导和办事部门与市民对话的电话网络。纳入专线网络的主要是8个区政府，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局、总公司及有关单位共76个，入册的联络员78人。许多同志不辞劳苦，埋头苦干，处处为群众着想，认真为群众办事，无论是电话交办，还是文字转办，都尽职尽责，办理速度快，质量高，为共同办好市长专线电话出了不少力。
从行政沟通的角度看，某市市长专线电话的设立对于搞好城市行政管理有何作用？
案例十一 　中国的第五海--"会海"
中国有一个另类的海，它比常识中的四个海更震撼国人，它叫--"会海"。
北京一个会，到了省级就要掀起几十个浪头。一浪的"会海"顺势而下，席卷300多个地市、2000多个县区、5万多个乡镇，还有成千上万不同级别的行政部门、数百万个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以及难以尽数的非常设机构，层层开会传达，级级发通知下文件。
据估算，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一年中在概有40%的时间参加上级各部门召开的会议，40%的时间在本部门开会，只剩下20%的时间处理日常工作。
现任为什么副职越来越多，会议多是原因之一。 一位副市长，每月参加会议的时间占去工作时间的70%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会是可以不去的。
中国的会议真的多了么？据非准确计算，①根据《广州日报》的相关报道整理。我国每天召开的各种会议大约有240万个。据美国布斯阿伦和汉密尔顿联合适量咨询公司调查，美国每天大小会议高达2000万个。算起来中国的会才是人家的1/8，若按"人均"计算，只有人家的1/50。为什么大家又感到会议很多，穷于应付呢？在中国，开会的老开会，不开会的老不开会，中国98%的会议是被全部人口的2%开掉的。占人口80%的农村，存在一个和会海截然相反的问题--"会荒"。
不仅如此，我国的会议，常常不"正业"，我国的会议有一半以上是非决策性会议，即会议不是解决人们"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而是一些象征性、交流性、协调性、"漫谈俱乐部"式会议，甚至还有些被称为"转转会"、"接力会"之类的旅行消遣式会议。
同时，人们还普遍反映我国的会议方式不合理，存在方式过于单一，会议效率低，会议不计成某，浪费大等问题。
1、 会议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会海"甚至"会害"的情况？
2、 对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降低会议成本，你有何建议？
案例十二 　舆论监督的作用
某县印刷厂附近的下水道堵塞，造成污水四溢，臭气熏天。附近1000多户居民深受其害，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某报记者对此作了专门的采访，并在该报的监督专栏里对有关部门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终于促使有关部门马上采取措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解决了下水道堵塞问题。
1．请从行政监督的角度看，上述报纸的报导和批评属于何种监督？
2．这种监督具有什么特点？有何作用？
1．上述报纸的报导和批评属于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指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工具，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而实施的监督。
2．舆论监督的特点：
（1）广泛性。舆论监督是社会各方面都能普遍运用的监督方式，它是以社会所有阶级、阶层、组织、利益集团及全体公民为主体的一种社会性监督；
（2）公开性。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介实施。监督的内容与对象一开始就摆在社会公众面前，形成一个开放的监督过程；
（3）及时性。舆论监督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地、直接地把这些问题反映出来，形成舆论压力，及时产生效应；
（4）评价性。舆论监督总是以拥护或反对、赞扬或谴责的方式对被监督对象的行为作出公开评价，表达民意，对被监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从而达到监督效果。
舆论监督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和各种不当行为进行实事求是的、及时的、公开的揭露、批评，可以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影响，有效地改善和加强政府的工作。
案例十三 　项目审批何其难
据报道，某市一家工厂的一个基建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公章。每个公章代表一个局、处、科或股的"舍我莫过"的关卡，要办事就得逐庙逐神一个个礼拜磕头，甚至还要烧香进贡。无独有偶，该市的另一家集团公司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项目，从1998年9月到2000年7月底，历时18个月，累计办理各类审批手续28项，前后盖了86颗图章，涉及33个审批部门，除土地批租费外，开发企业共支付拆迁费、墙改费、人防费等450多万元，但项目的审批手续却还未完结。
[案例思考]
请用行政改革的有关理论说明上述项目审批何其难的现象反映了当前某些部门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
案例十四 　
广东云安：红头文件抗衡判决书
广东省云浮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与阻挠其中标的广东省云安县建设局的红头文件苦斗了两个回合，并两次胜诉。但败诉的云安县建设局既不上诉，也不执行判决，而是抛出了第三个红头文件。
第一回合：法院撤了红头文件
日，经云安县建设局审查批准，云安县人民医院在《云浮日报》上发布招标公告，为门诊二、三号楼的土建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总造价350万元。根据招标公告公布的时间，从6月25日至6月30日，县医院在云安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设点，接受投标单位的报名并发放招标文件。在7月10日14时30分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共有43个单位报名参加投标。7月10日下午，县医院在县监察局、公证处和建设局等单位相关领导以及工作人员的现场监督下，公开进行第一阶段即经济标部分的开标。经评委现场打分，云浮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下称“云浮三建”）等8家投标企业入围，在经济标部分胜出。　　
7月21日，本次招投标活动进行第二轮开标（技术标评分）。最后，综合经济标和技术标的得分，云浮三建以92.3分的高分夺冠。在场的评委和监督人员均签名予以认可，云安县公证处于当日对本次招标结果的合法性发出确认公证书，云安县人民医院和云安县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随即向云浮三建联合核发了《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　　
就在云浮三建与云安县医院准备签订合同时，云安县建设局于日向双方发出《通知》，以招标文件从发出之日到报名截止时不足20天为由，认定本次招标结果无效。云浮三建不服，将建设局起诉到法院。被告很"牛"，在法定的举证时间内拒不提交任何证据。云安县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被告作为行政机关，负有举证的责任，不举证应当视为其所作出的《通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国家部委联合制定的《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第73条第1款的规定：“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根据情节可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招标无效。”该条款列出10种情形，其中第四项为“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自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少于二十日的”。显然，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宣布招标无效，否则，被告只能根据查明的事实以及违规情节的轻重作出相应的处理。因此法院认为，本次招标活动从日发出招标文件，到7月10日下午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共16天，云安县人民医院的招标活动确有不妥之处，但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而整个招投标过程是在被告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现场监督和见证下完成的，招投标单位主观上没有违规的故意，被告在《通知》中也未认定上述时间不足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由此认定原告的中标结果无效不当。日，云安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云安县建设局的《通知》。
第二回合：法院再撤红头文件
云安县建设局没有提出上诉，却在日发出第二个红头文件，其中除了重复已经被法院第一次判决撤销的事实外，又以云浮三建故意隐瞒被有关部门处罚的“不良记录”为由，第二次撤销了云浮三建的中标结果。10天后，云浮三建再次将云安县建设局告上法庭。　　
据了解，日，云浮市建设局认为云浮三建在承建该市电力调度中心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并对其“不良记录”予以通报，并从《通报》发出之日起，停止云浮三建1个月的招投标资格。7月24日，云浮市建设局再以书面通知的形式作出解释：“……对施工企业在受处分之前已报名投标的工程项目，施工企业对该项目的投标资格仍然有效。”云浮三建有关负责人证实，所谓的“不良记录”，主要是该公司在建设云浮市电力调度中心工程时，提升机（俗称"塔吊"）钢缆被建设部门安全生产检查组认为不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云安县法院的判决指出，云浮市建设局日对原告处分的《通报》本身不具有溯及力，且已经在书面解释中表明，受处分的企业在此前报名参加的投标资格仍然有效，因此，云安县建设局以此为由，认为原告在云安县医院的招标中没有投标资格缺乏事实依据。法庭调查证实，被告在云浮市建设局7月16日作出《通报》的当日就已经收到该文件，对云浮三建所受到的处分一清二楚，5天后的7月21日第二阶段开标时，云安县建设局主管招投标工作的副局长江沙就端坐在现场，但并未将这一情况告知评委。作为主管部门，既然早就知道此事，且对招投标活动履行全程监督职能，却事后说是原告故意隐瞒，令人费解。因为原告根本就无法隐瞒。　　
云安县法院的判决还认为，招标单位在招标文件的要约条款中，也没有要求投标人告知受处分的情况，云安县建设局也未说明原告应向哪个部门及如何汇报曾受过处分的经历，原告已经完全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了相关内容，不存在故意隐瞒事实的行为。　　
日，云安县法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云安县建设局撤销原告中标结果的《决定》违法。
第三回合：红头文件再次抗衡司法权
如同第一次判决一样，云安县建设局对第二次判决也没有上诉。两次判决均先后生效。日，云安县建设局将上述两个已经分别被生效判决撤销的《通知》和《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捆绑"到一起，发出第三份红头文件，第三次认定县医院门诊楼工程招标结果无效。这种与司法机关直接叫板的做法，使得已经生效的行政判决形同废纸。　　
在庭审阶段，原告搜集并向法庭提交了7份招投标个案材料，大都存在与云安县医院的招标过程相似的招标文件从发出到截止不足20天的问题，这表明，类似情况在当地招投标活动中非常普遍。据某副局长说：“那些问题都是在市里发生的，不是在我们县，别人错了的我们不能错。”　　
但是，与此类似的7起招投标个案中，就有位于云安的天山水泥有限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的招标项目。这起标的达800万元的项目，从日发出招标文件，7月4日截止，7月15日开标，不足20天，且与云安县人民医院的招标项目几乎同时进行，云安县建设局却对此充耳不闻。　　如同判决书所言，云安县医院门诊楼招标项目，从发标到开标等一整套流程，不仅通过了云安县建设局的审查批准，而且始终在包括被告在内的相关职能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进行的。“评标时我也参加了，但没有检查招投标时间，忽视了。”该副局长说，“除了这些外，整个招标程序基本是合法的。”　
该副局长反复强调，这次招标之后，纪检、监察部门接到了投诉，社会影响很大，县建设局才作出取消招标结果的决定。但据发现，一份有云安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盖章、该副局长等9人签名的《证明》，称云浮三建“故意隐瞒事实”，误导评委等，而云安县建设工程交易中心本身就是建设局的下属单位。云浮三建负责人陈某情绪激愤地说，那些所谓的评委签名、投诉，“大多数签名者受建设局领导”。　　
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当地政府部门人士说，云安县建设局之所以要事后强行插手县医院的招标项目，与法院对着干到底，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撑腰，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县医院的工程。有领导无所顾忌地说：“法院判一次，我们就撤它一次（指撤销招标结果），坚决不让三建做这个工程！”　　
或许就是这样的思想动因，云安县建设局既不上诉，也不执行法院判决，而是以红头文件与法律对抗到底。而该副局长又说：“是否执行法院的判决，我们需要请示县纪委。”思考题：
1．红头文件对抗法律判决反映出政府行政决策中的什么问题？你认为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如何？
2．结合本案例谈谈如何规范政府行政行为，促进决策的科学化？
案例十五 　
任前询问制
目前,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向全省人大系统推介了衡阳市人大常委会首创的“任前询问制”的经验。在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拟任干部作完任职前发言后，必须回答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然后再投票表决。这种“任前询问制”创新了人大任免传统模式。
2003年初，市人大常委会联工委就此深入部分（县、区）和市直有关单位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调查表明：对官员的任免，在少数人当中存在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干部的任免是党委“定调”，人大“划圈”，个别地方甚至流行“只怕人大一天，不怕人大一届”的观点。
针对这种情况，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试行“任前询问制”。日，在衡阳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被提请任命的市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人选须到会作任职前发言，并回答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询问。新闻媒体可摘要刊播。”
日，衡阳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如期举行。拟任市对外经贸经济合作局局长的龙杰在作完任职前发言后，遇到了历届官员都没有经历的新“面试”——回答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试行“任前询问”的实践表明，对拟任干部进行任前询问，让他们面对国家权力机关，现场作答，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询问，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考验和挑战。有的拟任人员经历一次询问后，曾用“直冒虚汗”来形容面对提问时的心情。
在一年多时间的探索实践中，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从询问前、询问中、询问后这三个主要环节上进一步完善了“任前询问制”。
询问前的调查、准确注重全面性。每次实行“任前询问”前，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成几个组，采取调查、暗访、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深入到拟任干部的拟任部门或原工作单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以利在常委会会议上提问时，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询问中注重针对性。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对拟任干部进行询问时，都力求客观、公正、重点突出，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在询问时，着重考察和检验拟任干部的人大意识、法律政策水平、对本职工作的熟悉程度、对开展工作的整体谋利和宏观决策能力，规定：对每一位似行干部进行任前询问时，重点围绕上述内容，提4—5个相关问题，而不是漫无边际，泛泛而提。
任后监督注重实效。市人大常委会要求，每一位任命干部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法制意识和自律意识。与此同时，市人大常委会还定期采取听取工作汇报、执法检查、开展述职评议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大对任命干部的任后监督，督促每一位任命干部兑现诺言。
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单保重表示，“任前询问”实现了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行使人事任免权的有机结合，市人大常委会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总结完善，并在全市人大系统普遍推广。
1.“只怕人大一天，不怕人大一届”观点何以存在？这一观点反映出了我国监督体制中存在什么问题？
2.“任前询问制”的引进对我国监督体制的改进和完善有何作用？
3.“任前询问制”对人事制度改革有何积极作用？能否在全国普遍推广？
案例十六 　
乡政府为何遭冲击？
2000年10月某日晚，河北省鸡泽县风正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中风正村部分村民陆续聚集在一家小卖部门前。在写好的关于减轻税费的上访信集体签名。第二日清晨，40余名村民在主要组织者带领下来到乡政府。要求减免税费，还反映了原村班子在企业、果园、土地承包款以及救灾款去向不明等一系列群众不满的热点问题。但是乡党委书记、乡长都躲了起来，其他乡干部见一、二把手都躲了，自然纷纷走开。直到上午，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整天未在乡里露面。当晚8时40分许，村民们很快再次被组织起来，气势汹汹地冲进乡政府大院，直奔乡主要领导办公的后小院，但没有见到一位主要干部。后来，一名乡干部出来后与村民发生口角，村民们情绪激愤，局势陷入混乱，有人趁夜黑停电用砖头打砸门窗玻璃，失去控制。邻近东六方、北风正等村的群众也闻声赶到，推波助澜，局势更加混乱。少数不法分子趁火打劫，抢光、砸坏财物后纵火焚烧，致使风正乡党委、政府许多间房屋遭受不同程度损坏，部分档案、户口册、卷宗文件、计生账目等资料被烧成灰烬，一辆消防车及7辆摩托车被砸坏，乡政府财产及乡干部钱财、用品、衣物也在混乱中丢失。事发后参与组织打砸抢烧的几名主要不法分子被判处3-5年的徒刑；风正乡党委书记乔玉景受到撤职处分，乡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县委一名包乡常委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至此，乡政府遭冲击的事件告一段落，但引人深思的是，近两年来，鸡泽县风正乡数次发生农民冲击和打砸基层党委、政府机关的恶性事件，此次中风正村村民再次突然打砸抢烧乡政府，在当地产生的反响更加强烈。为什么一个只有两万余人的乡，却屡屡发生群体性事件?
许多村民认为，干部变相加重农民负担是引发这起恶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该乡的税收名目繁多，多达40多种。今年上半年，全村遭受了旱灾，下半年1700余亩地又连遭水灾，800亩土地绝收。县、乡在征收“三提五统”和农业税时，改变了往年一次清的办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村民反映，前年人均税费35元，去年为99元，但今年征收费税的干部却说，夏季收88元，占全年的70％。这样算下来，今年要交125元左右，比去年多，严重违反了国务院不能超越“三条红线”的规定。村民们说，如果比往年少也不会去乡里上访。
鸡泽县委宣传统战部部长梁趁军认为，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乡干部的官僚主义。一些乡镇领导对农村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关心，拒绝与群众见面更使热点问题热上加热。他说，9月8日到9日，中风正村民有组织地到乡里反映问题，并三次很不正常地以点炮为号集合群众，乡领导居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解决对策。当村民要求见乡主要领导反映问题，乡党委书记、乡长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与村民见面，不愿听取群众呼声，引发了群情激愤。已经停职的乡党委书记乔玉景坚持认为，他不与群众直接对话，他的工作是管理村干部，只有村干部才能直接与他面谈。参与“9?9”事件的田宪增等村民回忆说，事前只是想减点费税，谁也没想到会闹这么大，多数人只是凑“热闹”，跟着起哄，有的村民对干部有意见，就趁机发泄出来。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也认为，带头搞打砸抢烧的毕竟是极少数，但村民的群体意识、从众心理和不满情绪酿造了这场悲剧。
此外，村级组织涣散也是造成此次事件的原因。鸡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正时说，少数村民组织和串联群众上访，动静并不小，中风正村新旧两委班子均了解情况，但都假装不知道，纵容群众向政府发难。他说，新班子想趁机利用群众行动揭揭老班子的底，而旧班子则想通过这件事杀杀新班子的威风并向乡里施压：离开我们不行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酿成了这起突发性的群体事件。
1、请结合案例思考为什么河北省鸡泽县风正乡乡政府会遭冲击？
2、你认为在这种突发事件中，乡镇领导应该发挥什么样的领导职能？运用什么样的行政领导方式解决此起突发事件？如果你是乡镇领导，你会如何做？
　贪官王昭耀的悔过书
王昭耀简介
王昭耀，１９４４年出生于山东省梁山县，１９６８年从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水利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安徽砀山县园艺场工作。王昭耀喂猪、照料果树，样样都干。１９８１年，３７岁的王昭耀被提拔为砀山县副县长，此后，从县处级到省部级，王昭耀只用了１２年。１９９３年，王昭耀任安徽省政府副省长，１９９８年，王昭耀被任命为安徽省委副书记。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忘记了党的培养，放松了理论学习，忽视了世界观的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上的权力观、经济上的利益观、思想上的荣辱观，都产生了扭曲。我把共产党员的称号看作是披在身上的华丽外衣，把四十年前举起右手向党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忘得一干二净，背离了党的宗旨，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忘记了党的好作风，被不正之风刮倒，被糖衣炮弹击中，被金钱名利俘虏，辜负了组织，背叛了党。胡锦涛总书记教导说，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权力，本来只能好好为人民服务，而我却以权谋私、以权谋利，为个人、家庭谋取私利。在干部调配任用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在企业争取资金项目上帮忙办事，收受好处。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例如，涡阳县副县长栗某某为了个人职务安排，多次到我家里来，见我喊“王叔”，见我爱人喊“阿姨”，逢年过节给我家送钱，他最终解决了职务安排问题。阜阳市粮油农公司经理孙某某，为争取贷款，也三番两次到我家里来，给我家送钱，他最终也解决了贷款问题。
不论是栗某某，还是孙某某，他们看中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是为了拉关系、找靠山、铺路子，是利益驱动所致。一些干部给我送钱，是为了当官，一些老板给我送钱，是为了发财。他们不是为了关心我，尊重我，恰恰相反，这金钱，是毒药，是陷阱，是腐蚀剂，恰恰是这些人、这些钱，把我送进了监狱。
“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在阜阳工作了四年，前三年，干得是好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客观上，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主观上，自己的思想产生了蜕变，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自己心里想，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去，苦得要死，累得要命，一点实惠都没有，别人家有孩子出国了，自己家孩子连一个出国的都没有；别人家有的家属做生意赚了大钱，自己家连个做生意的都没有，认为自己“太吃亏”，“太傻”了。外界也有人对我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于是，我逐步淡忘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曾经向广大干部群众做出的承诺：“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办事，老老实实做人”也被忘记。本来在我的主持下，地委制定了廉政建设“约法三章”，原来我一直坚持得很好，可到了后来，别人给送点烟酒、土特产品，我也收下了，后来就是送钱。一旦反腐、防腐的心理防线被突破，就会祸水横溢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接受别人钱时的情景。１９９２年，界首市原政协主席张某某，为了个人职务的安排，找到我，给我一万元。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受别人的钱，一开始，我坚持不要，推来推去好长时间，后来，张某某对我说：“王书记，请你放心，这个钱绝对不是公家的，是我个人的，我没有别的啥意思，我从心里头敬重你。”后来，我见他“情真意切”，赌咒发誓，就把钱收起来了。收下这个钱之后，有好几天，心里头一直沉甸甸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思想斗争很激烈，收下吧，这是违法违纪，不收吧，又盛情难却。就这样，思来想去，一直到后来，自己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台阶：“下不为例。”结果，就是这个“下不为例”，就是这个“侥幸心理”，就是这个“第一次”，一旦反腐、防腐的心理防线被突破，一旦政治上的贞洁失去，一旦廉政的大坝决口，就会祸水横溢，也就是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灾难降临的开始。
从那次后，张某某在长达八九年的时间里，多次给我送钱，我也先后帮助他解决了职务升迁、企业项目和贷款问题。也就是从张某某之后，接着就是“张三、李四、王五”，渐渐习以为常，甚至麻木不仁。以致到后来，自己产生了一种谬想，认为“钱”这东西，有比没有好，多一点比少一点好，现在不用，留作将来用，自己不用，留给子女用。这实际上是小农经济思想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是私有制观念在脑子中作怪，是极端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自己出于对金钱名利永不满足的欲望，而沉溺于物欲名利之中太深，看不到潜在的隐患。而别人在灾难到来之前，也难于向你说明白，即使会说，也难于打动你。结果就是这样，我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以至于积重难返，不可自拔，直至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应该自己得到的不要奢望
１９６８年，大学毕业后，我从北京来到安徽，在安徽干了三十七年。三十七年来，我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大江南北，淮河两岸。这里到处有我留下的足迹，有我洒下的汗水。我的一生与江淮大地紧紧地连在一起，与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紧紧地连在一起。三十七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论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农家小院，不论是兄弟姐妹，还是大爷大娘，曾经关心我、支持我、哺育我的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江淮大地的父老乡亲。不是爹娘，亲如爹娘，不是故乡，胜似故乡。人民对我的养育之恩，比山高，比海深，当涌泉相报，永远不能忘。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我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深刻教训，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什么时候你与老百姓的心贴到一起，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人民就拥护你、支持你；什么时候你脱离了群众，损害了群众利益，人民就反对你，抛弃你。你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群众心里头都有一杆秤。群众在你心里头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头就有多重。
1、请结合王昭耀升降案例分析：作为一名行政领导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请剖析王昭耀腐化堕落的原因。
案例十八 　河北清河县、吉林江源县的“老板公务员”
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者交叉兼职，已成为当前干部人事工作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在河北省清河县、吉林省江源县采访时发现，近十年来，两地共将40多名私企纳税大户破格提拔为副科级公务员，且许多为县机关部门或乡镇的副职等实职；他们担任较重要领导职务的同时，多数还在企业交叉兼职。
河北清河县私营经济发达，为鼓励所在地企业多纳税，这个县有个不成文做法：私企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到2001年，3年累计纳税100万元的税额又提高到600万元。据最新统计，目前至少有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了领导职务。来自孙庄乡三十里村的张立栋过去一直是经销硬质铝合金的个体户，生意红火。后来，完成纳税任务的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却被奖励到县工商局任挂职副局长。1998年工商系统垂直管理后，“离开”工商队伍。1999年，同样因为纳税成绩“好”，他又被奖励到县法院任院长助理，2002年任副院长。
吉林省江源县从1993年也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不过，与河北清河县不同的是，这个县是将纳税大户作为发展经济的“土专家”来使用，以弥补当地党政人才的不足。在当地素有“页岩瓦大王”之称的王克琦，是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副镇长的企业主。1993年，他经营的石人镇第一页岩瓦厂利税超过50万元，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被提拔为石人镇副镇长。对此，王克琦说，自家祖祖辈辈是农民，靠创业当了国家干部，也算“祖坟冒青烟”了。后来，在上级党组织的教导和帮助下，他渐渐意识到作为农民的“父母官”就得想法给农民办事，目光要瞄准发展全镇的页岩瓦产业。实际上，副镇长这个职务恰恰给了他一个实现“抱负”的空间，因为跟一些部门洽谈项目，副镇长比私企厂长“有面子”得多。石人镇党委一位负责人说，王克琦当副镇长，镇里获得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从而带动了一项产业的发展。为发挥王克琦在页岩瓦经营方面的特长，镇里安排其主抓全镇的页岩瓦产业发展，以他个人的第一页岩瓦厂为龙头，将页岩瓦生产培植成当地的支柱产业。王克琦上任后，带领技术人员三下山东淄博学页岩瓦生产新工艺，鼓励本乡农民投资办厂，自己则担任技术顾问，为新建的页岩瓦厂写可行性报告，先后无偿将本厂20多名管理和技术人员派到新厂指导、培训，年培训200人次。目前，全镇已经建立17个页岩瓦厂，年利税达1000多万元，成为全县1／4的财政收入来源。政府拿出一个副科级编制，每月支付800多元工资，得到的却是一个响当当的人才、上千万元的收益。如果不是这样，王克琦个人可能成为亿万富翁，但不会为政府做这样大的贡献。记者采访当地一些群众时，他们大都认为，王克琦确实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比那些“根红苗壮”但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干部强得多。
问题与思考
你如何看待河北清河县、吉林江源县的“老板公务员”？你赞成这种做法吗？为什么？
案例十九 　 廉洁公务员退休拿30万 浙江试行廉政保证金制度
一个22岁、刚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按照规定，他要每年缴纳保证金500元，初定他的贴补系数为0.3(如果表现优秀，这个系数会逐步提高，可能会调到0.6、0.8，甚至达到1)，那么单位每年贴补的数额就为150元左右(包括利息)。而按照正常的公务员升迁，一个公务员从踏入机关到处长这个职级上退休，初步测算，可一次性拿到近30万元。
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将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和宁波市慈溪市率先进行试点。据记者昨天得到的最新消息显示，杭州市下城区已将有关方案送交杭州市纪委最后核审，如果不出意外，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制订者：廉政公务员可拿30万
朱钟毅，杭州市下城区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是此项制度的主要制订者之一。谈起即将实施的廉政保证金制度，朱钟毅这样向记者作了介绍：主要以公务员个人负担为主，单位则按照一定系数贴补，个人负担部分以及单位贴补的系数是按照工龄、行政职级等因素来确定，并不固定。
为了形象说明这项原本复杂的制度，朱钟毅举例说：比如一个22岁、刚刚参加工作的公务员，按照规定，他要每年缴纳保证金500元，初定他的贴补系数为0.3(如果表现优秀，这个系数会逐步提高，可能会调到0.6、0.8，甚至达到1)，那么单位每年贴补的数额就为150元左右(包括利息)。而按照正常的公务员升迁，一个公务员从踏入机关到处长这个职级上退休，初步测算，可一次性拿到近30万元。
“官员清正廉洁，廉政保证金将全额奉还。但是如果官员违纪违法受到处分，将扣减廉政保证金。”朱钟毅介绍说，处分不同，扣减程度也不同。被警告的干部将给予扣除被处分时止以前累积保证金总额的20%，严重警告的扣除40%，撤职的扣除60%，开除的扣除100%。 据记者了解，宁波慈溪市也正在探索类似的做法，不过其称呼为“廉政公积金”，全部由财政支出，公务员个人不负担费用。
请问你对浙江省试行公务员廉政保证金制度有何看法？你觉得这种制度可行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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