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0后”的女儿谈80年代
　　“在路上”的一代与“在凳上”的一代
　　一、把你生在了办公室里
　　唐磬：这回我们谈谈八十年代，不是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而是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
　　崔：你小时候有一次对我说：“妈妈我们谈点不懂的事情吧”。眼下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你85年出生，80年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不懂的事情”的年代。
　　唐磬：是这样的。实际上我的记事基本要从九零年之后算起。而对于这之前的事情记得非常模糊。比如，我自己出生时的事儿，都是后来听你们说，像听另一个人的故事似的。
　　崔：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期，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与你就像一个人。84年底我离开南京大学来北京电影学院报到，我怀你四个月。系主任设想了三件我可以做的工作，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告诉他我怀孕了，我至今记得他失望的表情。很长时间在电影学院，人们提到我时就说“那个刚来就怀孕的人”。
　　唐磬：当时大学毕业来北京，是你自己报的志愿？
　　崔：是研究生毕业。当时研究生很少，我本科是77级的，接着读了三年研究生。来北京只是在分配表上填上你想去的地点就行，比如“北京”、“上海”、“成都”，其余就都不用你管了。记得“毕业去向”上面我就填了“北京”这两个字。
　　唐磬：我知道现在的毕业生留京都不是很容易，你们那时候只要填上就可以来？
　　崔：当时的政策好像是，研究生的分配如同部队转业一样，对方的工作地点在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爸爸是本科毕业来了北京，这样我就“随军”了。
　　唐磬：那当时电影学院给解决房子问题么？
　　崔：一直到我上火车来北京，都没有想过房子的事情，不知道想什么去了。当时电影学院在北郊朱辛庄，不方便，所以暂时栖居在你爸爸的单位诗刊社，最早是挤在办公室一个单元的厨房里，大约三四米吧。
　　唐磬：我听爸爸说，当时做饭也是在办公室里？
　　崔：不仅做饭自己吃，还能请客呢，用电炉，火锅，许多人都去过我们在诗刊社的“家”，就像中国新诗的一个接头地点，“51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什么的。杨练、刘东、唐亚平都在那里被招待过。这回我们在杭州见到的诗人南野，他说还是你婴儿的时候见过你，应该是85年的那个夏天。
　　二、共产党员能让人家把孩子生在大街上吗
　　唐磬：也就是用白天的办公桌当餐桌咯？
　　崔：就着全国各地来的诗歌稿件吃饭，那才叫香喷喷呢。你这一说，我倒想起当时办公室里连脸盆都有，那种白磁盆，有好多呢。办公室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地方。你快要落地时，我们的房子还是没有解决，当时刚上任的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把诗刊管后勤的小龙叫去，对他发脾气：“共产党员能让人家把孩子生在大街上吗？！”于是我们得到了一间十四、五米左右的房间，是那种套式结构，我在里面坐月子，人家在外面上班、接待作者。
　　唐磬：十四、五平米？那才和我现在的卧室一样大……
　　崔：我们是从四楼的厨房搬到五楼那个真正的房间，那叫一个“漫卷诗书喜若狂”啊。刚安顿下来，你就闹着出世啦。你爸爸不生孩子，他在家把奶证弄丢了，也还是唐达成和他的夫人马中行帮了我们的忙，他们当时住在诗刊社后面的单元，把自己家的奶证送给我们，才让你没有饿肚子。那时候共产党员什么都管。
　　唐磬：奶证是怎么个用法？
　　崔：奶证就是定牛奶的证。一张纸卡片，上面写着一个月的所有日期，送完一天就划一天。在三月份就要买好四月份的奶证。你是4月26日出生，离5月份还有几天，奶证丢了就不好补办，只有喝人家的奶了。
　　唐磬：那你坐月子的时候都吃什么？
　　崔：我老说，你出生的85年是最好的年份。我进医院前每天下午在大街上逛，就像现在这样暖醺醺的季节，试图找到一点蔬菜，南方人不吃蔬菜不行，但是每天只是拎几颗“巨型”芹菜回来，北方的芹菜啊，没法吃。但是我从医院出来没过几天，即5月1日，北京首次开放自由市场，一眨眼之间什么天南海北的东西都有，你爸爸可以在红桥市场买鲫鱼烧汤给我喝。
　　三、你玩的膨化剂的游戏，我没有玩过
　　唐磬：红桥市场？去年我买做饼干的原料时，去的也是红桥市场。地下。有卖各种面粉，椰子粉，黄油，蛋糕膨化剂，蛋糕模具，小秤，还有海鲜XO酱什么的。
　　崔：你说的那个太复杂了，膨化剂？你从小到大我给你做饭没有放过膨化剂。膨化剂是干什么的？
　　唐磬：膨化剂就是做蛋糕时放在里面，使它能更蓬松，口感更柔软的一种添加料呀。这里面学问多了，比如做有些西点时该加泡打粉，有些该加苏打粉，都区分得很严格。去超市一不留神就买错了。再比如做蛋糕要用的色拉油也不能乱选，有一次我做香蕉蛋糕，用了花生油，结果香蕉的味儿没吃到，全是花生油味。
　　崔：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玩过花生油、色拉油的游戏，因为油是很金贵的，要上计划，每月每人半斤。自由市场开放以后，油票、粮票就用不着了，但是还是延续发了一段时间，于是抽屉里就有一小叠粮票，开始还能够用它们来换鸡蛋，后来就没用了。
　　唐磬：我记得搬到劲松之后，每天早上好像还有早市？现在已经很少了。
　　崔：应该有自由市场之后就有早市。那时候早市什么都有，花鸟鱼虫，蔬菜，大米、小米各种谷类。许多早市就在马路边上，等人们上班时也就散去了。现在就是有早市人们也起不来。那时候电视也不像现在这样晚，只有几个台，晚上十一点就都飘雪花了。
　　唐磬：说到电视，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每个礼拜二下午老师开会，学生就集体放假。但是周二好像刚巧电视台检修，除了农业台、戏曲台几个基本不看的电视台之外，其他台也全在飘雪花。我们从小就咬定这是一个阴谋。
　　四、五十一号兵站、永不消逝的电波、冰山上的来客什么的
　　崔：当年人们还用《多瑙河之波》，来形容电视台接受信息不好，又花又跳的。接着刚才说，后来我们就从虎坊桥诗刊社搬到了建国门内的小羊宜宾胡同。那时候没有搬家公司，是请朋友帮忙。那天我的任务是给大家买吃的，当我买了一大堆馒头和肠回家，竟然迷路跑到陶然亭去了。小羊宜宾胡同是和别人合住的小三居室，朝阳的一个大间是人家的，我们就在朝北两间住着。那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的房子，来往走动的人就更多了。
　　唐磬：都有谁呢？
　　崔：所有的人（笑），有老有小。尤其是那些长头发的、奇装异服、行为古怪的。有一次一位客人上来以后告诉我们，刚才他一进电梯，电梯工就给他按了一个十三楼。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我去十三楼？电梯工说“看你样儿就是去他们家的”，那是一个长头发的家伙。
　　唐磬：又成新的接头地点啦。我对小羊宜宾一点儿印象也都没有，当时恐怕还是一团浆糊呐。
　　崔：那时候人们来往，一方面是为了谈诗歌，另一方面就是想把自己喝醉。主要目的是把自己喝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愤怒和慷慨激扬。我给你断奶是因为一次聚会当中我和朋友喝了酒，避免让酒精影响你。那天还不是在我们家，是在国关的杨炼家，在那种老式的筒子楼里。大家都喝醉了，有甘阳，刘东，还有风入松的王炜，有人喝醉了还哭：“我是个博士生，孩子却找不到幼儿园”，这叫“酒后吐真言”。
　　五、杨炼是喝我们家小秀做的萝卜汤写出诗歌来的
　　唐磬：你们喝酒的时候我在哪儿？
　　崔：阿姨小秀（保姆）带着你呗。
　　唐磬：小秀对这些奇装异服的人没有意见么？
　　崔：当他们没有喝醉酒的时候，还是彬彬有礼的。杨炼最喜欢喝我们家小秀做的萝卜豆腐汤，那种“心里美”的萝卜，放点豆腐多熬点时间，就着馒头吃。
　　唐磬：西方有老话说“愤怒出诗人。”我想起我的一个小盆友的故事。她也喜欢写作，而且她认为人必须忧郁才能有作品。于是要写东西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吃馒头，边吃边想，别人都在吃大鱼大肉，我却只有馒头吃，满腔惆怅！我们称她的忧郁是馒头里的忧郁，看来你们也是馒头里的愤怒。
　　崔：那让我们家阿姨给她做萝卜豆腐汤啊，杨炼就吃这个写出诗歌来的。你记得小羊宜宾有个虎弟吧？
　　唐磬：不记得……
　　崔：虎弟的爸爸是一个大学音乐老师，是他第一次向我谈起了他的学生倒卖钢琴的事儿，赚得比老师多多了。
　　唐磬：好像你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倒，只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捞，还有一亿正弯腰；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崔：这是编的顺口溜，为了琅琅上口，你别信。哪有“一亿人民在思考”？有一万人就不错了。朋友中也有下海的，有一位诗人下海以后，来到我们家发表高论：“没有欲望的人是可耻的！”人们好像才刚接触到自己的欲望。
　　唐磬：那你们对下海怎么看？
　　崔：妈妈从来没动过心，觉得那不属于我的事儿。寻遍我全部的血液以及我祖上的遗传基因，都找不到一点经商的影子。我知道那件事情不属于我。我一个在海南报社工作的女朋友，文质彬彬的女孩，她说她们当时人人都在当“倒爷”，上午去一个地方看钢材，下午去另一个地方看电视机，晚上可能就批发拖鞋了。
　　唐磬：你们那时的工资是多少？
　　崔：一百块钱多一点点，一百二十块左右吧。而请一顿客需要四五十块钱，有点吃不消。经常是来客人以后，做好红烧肉，我先盛半碗起来，滚烫的就放进了冰箱里，留给你第二天吃。这叫“护食”，老虎的妈妈才干的事情。那时候你爸爸编书、诗刊社在办函授，也有点收入。
　　六、欲杀张驰
　　唐磬：你“杀张弛”那个段子是怎么回事？
　　崔：（笑）有一年春天，家里连续来人，走了一拨又一拨，有的还住在我们家，不打招呼半夜就来了。终于把最后一拨人送走的那天下午，张弛，李大卫，大仙不失时机地出现了，我说“拿什么吃晚饭啊，谁胖杀谁”！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就多了一个吃人的人，少了一个害人的人。
　　唐磬：张弛去蹭饭的时候已经毕业啦？
　　崔：应该是毕业一阵子。他是最早游荡的一族，这些人都当自己波德莱尔呢。
　　唐磬：可是胖子不适合波西米亚的服装呀。原来“波西米亚”一直很流行，只不过你们当时流行波西米亚的作风，我们现在流行波西米亚的做派。当时大学毕业的大龄文学青年都游荡去了？
　　崔：开始都是有工作的。李大卫开始在一个中学教书，不记得是被辞退还是自己辞职了。“北漂”也是那时候出现的，有人开始丢掉户口、单位，在北京做艺术梦。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就是拍这些人。
　　唐磬：那时候“北漂”和现在的“北漂”相比，心态是不是要平和一些？
　　崔：那是因为你没看见。我还觉得现在的“北漂”心平气和呢，因为我很少看见他们。
　　唐磬：我在学校和许多大四的师兄师姐们接触，还是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身上的压力。无论考研还是找工作。有个考研的师兄每天只说两句话，早上到卖鸡蛋灌饼的大爷那儿说：“大爷，来个鸡蛋灌饼！”，然后回去上自习；晚上再到大爷那儿：“大爷，再来个鸡蛋灌饼！”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崔：我们那时候考研并不紧张，最好的国家单位都在等着这届首批大学生。在全班同学当中，考研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儿，考上了也没什么成就感。
　　七、读萨特时雄心勃勃的一代
　　与同样读萨特却盯着柳树发呆的一代
　　唐磬：昨天看《SOHU小报》，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经常在食堂讨论美学和诗歌？
　　崔：我记得刘晓庆有一张照片，是她在拍古装戏的间隙，抓紧时间看书，依稀能够辨认出那本书的书名，叫《论美》，应该是西北学者高尔泰写的。我们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第一次在全校开公开课“美学”，第一节课教室爆满，人们认为美学是教他们如何学习生活美。到那儿一看，原来是从亚里士多德谈起，很快人就走光了。
　　唐磬：我们现在可不会上这种当了，顶多栽在小聪明上。有一门课叫“批判性思维”，老师头一节课就说，是“批判性——思维”，不是“批判——性思维”。
　　崔：你们老师够逗的。我们老师就不愿意把他的美学说成丑学，越学越丑，从中不会得到什么实际的美感。
　　唐磬：不过你到电影学院教书之后，可就满眼都是“美感”了。
　　崔：我写完黑格尔美学的硕士论文，来到电影学院，感到很不适应。最大的感觉就是我是从一个有传统可依，有权威可寻的学校中来的，到电影学院之后不知道传统的权威在什么地方。作为旗帜，“美”是当下发生的，你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开始。
　　唐磬：你和美人儿们都说些什么？
　　崔：我讲萨特。我在电影学院开课，第一个完整的班级是85班，就是后来所谓的“第六代”。我给他们讲“存在先于本质”，讲“人不是一把裁纸刀”。第一学期是“艺术本体论”，都是那些深刻激愤的东西，第二学期是“形式论”，有些同学变得不适应了。
　　唐磬：除了萨特，当时还都流行些什么呢？
　　崔：加缪啊，卡夫卡，黑塞，T&S&艾略特，还有一本西班牙人乌纳穆诺的小书《人生的悲剧意识》，我们也传来传去地看。我曾经买过不只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送给我的学生。我自己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读陀斯妥也夫斯基，我觉得陀斯妥也夫斯基属于我个人的阅读史，并不是当时人人都在读他的书。
　　唐磬：昆德拉现在还比较流行，其他人可能就没那么热门了。总之，这是一种从把自己绕晕了当中得到的乐趣。我第一次接触萨特“你是你所不是”以及“自欺”这些概念时，整整两天转不过脑子，在宿舍楼下的小花园里，盯着柳树发呆。
　　崔：哲学的确有种符咒的功能。但是，经过一个艰苦过程得到乐趣，比只有简单过程得到乐趣，要多得多吧。
　　唐磬：这种阅读会伴随读书笔记么？
　　崔：我写了多年的日记，整个八十年代都在写，所以读书的心得也就流进了日记。一些偶发的思想，临时的灵感都写在日记里，这个优点现在没有坚持下来，现在很少随手往纸上写点什么东西了，而那正是思想酝酿的土壤。
　　唐磬：许多朋友向我反映：“你妈妈BLOG更新太慢啦！”看来妈妈写日记倒是很勤快，可惜我们又看不到啦。
　　崔：我们的日记只给自己看。如果别人问我今天怎么样，昨天怎么样，我会对他说我是刘胡兰，对我自己“一问三不知”。
　　八、把自己灌醉和把别人灌醉的一代
　　唐磬：这点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现在除了博客，还有“播客”，“拍客”，有像“豆瓣”、“大众点评网”这样开放给所有人的表达的意见的网站，有自己录歌，自己拍DV，拍照片，玩LOMO，DIY各种小玩意儿，我们在找各种办法表达自己。
　　崔：有这么多释放自己的渠道，你们还会感到压抑么？还会激愤如当年喝许多酒么？一心为了把自己灌醉的那种喝法？
　　唐磬：激愤的人还是有的呀，不过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某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我们现在也喝酒，有就是为了灌醉别人才喝的。一般来说，大批量的喝酒还是在六月份，送大四的时候。
　　崔：那时候我也和电影学院的学生一起喝酒。不过好像现在学生中抽烟的现象没有以前多了，是不是？
　　唐磬：我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好像男生抽烟的少了，女生抽烟的多了。
　　崔：那时候抽烟对许多男生来说算是一种成年礼。是某种渴求叛逆、成人的标志，好像抽烟就老成了似的。
　　唐磬：是不是会抽烟会喝酒的男生比较容易交到女朋友？
　　崔：好像是会喝酒的女生比较容易吸引男生吧？（做沉思状，唐磬大笑）很可能抽烟的男生比较吸引女生。
　　唐磬：据说当时的男生到了冬天，还互相比谁的围巾更长？
　　崔：我的大学同学中男生大部分没有围巾，至少我不记得，没有印象，没有一条围巾吸引过我。
　　唐磬：那么你们跳舞吧？
　　崔：我有同学会跳很好的交谊舞。我基本上不会，我只跳DISCO。经常是一场舞会，我坐板凳从头坐到尾，就等结束之前的那首DISCO。别人请我跳舞都不跳。
　　唐磬：是学校学生会定期举办的舞会？
　　崔：基本上是，每周末都有。
　　唐磬：免费的？
　　崔：当然是免费的，没有人想过要收钱和付费。不过一般来说，舞会上的顶尖人物并不是生活中的顶尖人物。那时候人们还是比较看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外貌有多潇洒。你们现在没有舞会么？
　　唐磬：平时很少，元旦的时候有，以前在食堂里面，后来因为有人在食堂里放鞭炮，就改成露天了。
　　崔：你们有篝火晚会么？
　　唐磬：我们每个班会组织秋游或春游，一般是到风景区或农家院，自己班搞篝火晚会。
　　崔：篝火晚会上有人拉手风琴么？有人集体唱歌么？
　　唐磬：这个倒很少。不过在KTV里面会集体唱歌呀，新歌也有，老歌也有。
　　崔：假如没有CD里的伴奏，你们会自己唱么？比如说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唐磬：也会。歌曲接龙什么的，或者把小时候的儿歌，民歌，改编的儿歌和民歌都唱一遍。这时候一般也会顺便历数一下小时候的拍洋片儿，过家家，特殊部队玩具，软糖，冰棍儿，魔鬼糖，《新白娘子传奇》等等。
　　崔：我们的儿歌就是毛主席语录歌。有些毛主席语录你让我背，我背不下来，你让我唱倒可以。前几天徐友渔让我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一时卡壳，后来我在心里把它全唱出来了，一字不差。
　　九、“在路上”的一代与“在凳上”的一代
　　唐磬：我想起小时候家里有许多自己录的古典音乐的磁带？
　　崔：很多是从杨炼那儿转录的。巴赫的大提琴啊，十二钢琴平均率啊，肖邦的钢琴啊，这是补课。粗糙的物质生活并不等于精致的精神生活。当然精致的物质生活也不等于精致的精神生活。你觉得我们这一代和你们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唐磬：我曾经用了一个比喻。如果用“在路上”形容68年一代的话，那么我们这代人可以用“在凳上”来形容。信息的丰富或者说爆炸使得只需坐享其成就可以了。等待多于寻找。“在凳上”和“在路上”相比，或许要更加早熟，更加独立，但却也更加孤独，更加缺少一种生机勃勃的激情。我不知道对于别人来说是不是如此，至少就我自己而言，我对八十年代的生活还是比较憧憬的，它似乎更符合我对于青春的理解。有着更多的勇敢与挑战，单纯或真挚。当然这也只是我根据许多后来的描述拼凑出来的想象，真正完整而真实地还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可能的。甚至现在让我描述出自己正所经历的每一天的模样，即使把一切都摊到BLOG上，也依然不能消除偏颇和缺失。和60年代，70年代生人相比，我会感伤自己什么大事件也没赶上，浑浑噩噩就到了浑浑噩噩的二十岁。更伤感的是，由于自己的记忆基本成型在变化飞快的九十年代，导致原来脑海里有的也早已拆的拆，搬的搬，或者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零零散散了。一边是现实的飘忽，一边是网络的虚拟，用现在的话说便是：“这事儿实在有点不靠谱。”
　　崔：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生活在别处”，我小时候还遗憾自己没生活在战争年代呢。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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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简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理论和当代中国先锋文学。近年来同时从事思想文化评论写作，并译有当代中东欧思想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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