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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百家讲坛作品）首次提携中国崛起的汉武帝奠定中华两千年帝制格局，生逢国运拐点，他如何处置国运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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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鹏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
印刷时间：2012
开本：16开
字数：260000
纸张：胶版纸
包装：平装
　　三面帝王刘彻——
　　华夏民族命运十字路口的总设计师
　　内强皇权 外服四夷 迷信神仙 晚年改辙
　　他是中华民族帝国事业的奠基者？
　　还是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始作俑者？
　　圣王还是暴君？
　　百家讲坛史上最年轻的演讲者
　　复旦大学姜鹏为大家讲说：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的崛起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
　　一代雄主汉武大帝，内强皇权，外服四夷，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奠定中华2000年帝制格局。然而，他又迷信方术、穷兵黩武，几乎将汉王朝推到崩溃的边缘。
　　强盛的大国和天下苍生的幸福，哪方面更急迫、更重要？
　　雄猜的英雄对荣耀的追求是否更能得到同情、得到理解？
　　所有的争论直至今天依然在我们的时代久久回荡！　　
　　一个汉武帝、三位顶尖史家、三种时代眼光、三张不同的面孔——
　　司马迁在《史记》里：你这个暴君！
　　班固在《汉书》里：哦!圣王！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民生幸福有木有！
　　他们眼中的汉武帝，他们眼中的大国崛起
　　究竟会是怎样的形象？
　　姜鹏，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者，师从朱维铮教授，著名宋史研究专家、《资治通鉴》研究专家。
第一讲：帝王脸谱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皇帝之一。我们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他一生的重要事迹：“内强皇权，外服四夷，迷信神仙，晚年改辙”。但对于同一位汉武帝，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部史学著作《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所述所论却大有不同，勾勒出三张大不相同的汉武帝面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正如人们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第二讲：整饬诸侯
　　秦始皇虽然初步同意了中国，但并没有使郡县制落地生根。秦末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本质上是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再次较量。这两种体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酿造了很多腥风血雨。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铲除、汉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都是这种斗争的体现。汉武帝采取推恩令等多种手段，继续打击诸侯势力，才使得统一皇权的根基逐渐牢固。为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汉武帝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
第三讲：淮南冤案
　　一桩积极筹划了十四年、主谋协从多达万余人的谋反案，最终却没有调过一兵一卒，动过一刀一枪。这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却不是天方夜谭。它是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谋反案的真实写照。淮南案，是汉武帝时期处理过的影响最大的诸侯王谋反案，也是中央政府和诸侯王势力的斗争接近尾声的标志性事件。但细查这个案件种种细节，却让人感到阴云密布，疑窦丛生。这幕后有多少动人心魄的隐情？
第四讲：大侠之死
　　以文笔简练著称的《资治通鉴》，却意外地用长篇文字讲述了汉武帝时期的一个小人物：民间游侠郭解。郭解是当时民间社团领袖，在地方上有很大影响力。但这样的人物，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中，却又显得很不起眼。文笔简练到连屈原都不提一字的《资治通鉴》，为什么要长篇累牍讲述、评论这样一个小人物？他和汉武帝之间又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
第五讲：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今天几乎是被当作常识写进教科书的。然而我们仔细梳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会发现支持这一说法，其实只有《汉书》。《史记》和《资治通鉴》都从不同侧面持有异议。那么所谓的“独尊儒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玄机？
第六讲：真假儒学
　　汉代早期，丞相一职都由贵族垄断。但汉武帝却起用出生贫寒的公孙弘为丞相，打破了贵族把持丞相职位的格局。公孙弘一介寒儒，在当时情况下能做到丞相，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公孙弘七十岁才出仕，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做到了丞相。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公孙弘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他的命运、际遇，折射出那个时代什么样的问题？
第七讲：丞相命运
　　公孙弘之后，汉武帝又任命过七位丞相。把这七位丞相的命运梳理一遍，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其中居然有五位死于非命，还有一位也差点自杀。于是在很多人眼里，丞相成了高位职业。这才有了“公孙贺拒相”这一幕。丞相为什么会成为高位职业？是什么把这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逼到死亡的角落？
第八讲：张汤沉浮
　　元鼎年间，汉文帝陵园被盗。汉武帝下令彻查此事。但出人意外的是，对这件盗窃案的侦查，最后竟演变成当时的两大高官——丞相庄青翟和御史大夫张汤——之间的生死搏斗。最终窃贼没纠出来，庄青翟和张汤却都因此案双双毙命。这还不是汉武帝时期最离奇的案子。更离奇的是，一位高官因为动了下嘴唇，就被判了死刑。这些听着荒诞的故事，却真实地折射出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生态。
第九讲：酷吏当道
　　传统史家通常把生性刻薄、施行惨烈的官员称为“酷吏”，而把温良恭俭、善于抚恤百姓的官员称为“循吏”。《史记》是最早为这两类官吏设传的作品。但奇怪的是，《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人物，没有一个生活在汉代，而《史记?酷吏列传》中的人物，全都生活在汉代，尤其集中在汉武帝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司马迁想通过这两份传记表达什么？
第十讲：四面出击
　　汉武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国崛起的时代，奠定了此后中国版图的基本走向。但为达到这个目的，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史记?平准书》对汉初社会形态的描写，突出了两点：一，物质富裕；二，精神健康。而这个局面在汉武帝即位以后，急转直下，出现了财政窘迫、社会动荡的局面。强国与富民，似乎历来都是很难协调的一对矛盾，不同政治倾向的史学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第十一讲：马邑失谋
　　汉朝相对于匈奴，很长时间内处于战略劣势。汉朝中央靠和亲等手段和匈奴勉强维持和平关系。这种脆弱的和平，最终被年轻气盛的汉武帝打破。汉武帝意欲扭转乾坤，痛击匈奴。在主战派的建议下，汉武帝组织了著名的“马邑伏击”。这次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有意思的是，对于这么重要的一次行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没有记载它的主帅是谁，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十二讲：卫霍功业
　　汉武帝长期以征伐为国策，涌现出了一批耀眼的将星。卫青和霍去病这对舅甥，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双子星。这两个人身上，都有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比如，少年时代的卫青，是个连亲生父亲都不疼爱的放羊娃，他能成为汉武帝最宠信的大将军，纯属巧合。而纵观霍去病一生，他的诞生，似乎专为帮助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而来。
第十三讲：甥舅异趣
　　卫青和霍去病在性格与处世上，有很大差别。比较这两人的同异，很有意思。卫青为人谦和，注重人际关系。霍去病个性强烈，自我中心。但即便具有如此巨大的性格差别，这二人有一点却惊人相似，那就是都很能摆正自己和汉武帝的关系。司马迁将他们列入《佞幸列传》，并暗示他们和汉武帝之间有“基情”。于是，卫霍二人能建功立业，靠的是和汉武帝之间的特殊关系，还是自己的能力，引发了历史学家们的争论。
第十四讲：李广难封
　　王勃《滕王阁序》里有句名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后半句讲的就是汉武帝时代名将李广，和匈奴打了一辈子仗，却始终未能封侯。很多史学家都为李广的命运打抱不平，认为李广不能封侯是受佞幸排挤。在这一点上也体现出汉武帝用人不公。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却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见解，认为李广的命运该由他自己负责。我们怎么理解这些观点呢？
第十五讲：通使西域
　　出玉门关、阳光往西，到达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一代，就是中国古人称谓中的“西域”。西域进入汉人的视野，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派人通使西域，最初的目的是想结交盟友，共同对付匈奴。这个目的始终没有达到。而汉人的视野，却意外地得到扩宽。华夏文明也和西域文明得到前所未有的沟通。人类文明史就在这些种种意外的推动下，不断前进。
第十六讲：汗血宝马
　　在遥远的大宛国，生活着一种宝马，出汗如血，因此被称为“汗血宝马”。传说这种马是天马的儿子，具有形体高大、威猛彪悍等特征。汉武帝对这种宝马心生羡慕，派遣李广利两次率领军队攻伐大宛，最终成功取得宝马。关于汉武帝此举的动机，历来史家众说纷纭。有说这是汉武帝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占有欲；有说汉武帝是想乘坐“天马”升天。但也有人说，这些都是误会，需要宝马的不是汉武帝，而是大汉帝国。
第十七讲：财政告急
　　从汉代初年到文景之治，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民生得到舒缓。刘邦时代，连天子都找不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马来拉车。经历文景之治，普通老百姓不仅乘得起马，还要挑挑是公马还是母马。可见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长年征伐，这个繁荣局面被打破了。而且还拉开了很大的财政缺口。为解决这个问题，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
第十八讲：卜式作“托”
　　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税收途径。此举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为此，汉武帝不得不颁布“告缗令”，通过鼓励告发来确保财政增收。但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位人物，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人叫卜式，他不仅不反对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反而主动将财产捐献给政府。卜式因此受到汉武帝的赏识，走上仕途。在这一“非常”事件背后，有何“非常”玄机呢？
第十九讲：史公受刑
　　对于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亲历者的身份，内涵是比较全面的，他不仅参与了这个时代进程，还在这个时代环境中遭受了身心迫害。李陵事件让司马迁变成不完整的人。这引起后人的思考，这些事件对司马迁撰写《史记》、评价汉武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而李陵事件本身，的确就是象司马迁描写得那样吗？
第二十讲：聚人用人
　　无可置疑，汉武帝一朝，的确聚集了很多优秀人才。比如文臣公孙弘、董仲舒；武将卫青、霍去病；文章高手司马迁、司马相如；法律专家赵禹、张汤，外交人才张骞、苏武，等等。可谓人数众多，类型齐全。能聚人，是不是也意味着汉武帝能用人呢？在这个问题上，史学家们却有着不同的评判尺度。
第二十一讲：向道求仙
　　在汉武帝身边聚集的各类人物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方士。这些方士向汉武帝兜售长生不老秘方，引导汉武帝追慕神仙。汉武帝在这些方士的引诱下，屡屡作出荒唐的举动。为招致神仙，四处巡幸，建造宫观，耗费大量钱财。众多方士，没有一个真能为汉武帝招来神仙。汉武帝却痴迷不悟，“冀遇其真”。
第二十二讲：封禅前奏
　　汉武帝和上天、神灵的沟通似乎很有成绩，不断出现天地馈赠的“祥瑞”。天降麒麟，地出宝鼎。这一切像是在宣告汉武帝在沟通天人方面的成功，也是在肯定汉武帝的统治成绩。由于祥瑞的频繁出现，汉武帝在大臣的建议下，以这些祥瑞事件来纪年，形成了二千多年的帝王“年号”传统。方士和一些臣僚，以祥瑞为依据，引导汉武帝走向更高级别的天人沟通仪式：封禅。
第二十三讲：封禅大典
　　传说黄帝在泰山封禅之后，乘龙而去，到达了成仙、不死的境界。公元前110年，在做了长期准备之后，汉武帝也开始登上封禅的路程。试图模仿黄帝，化仙而去。但在这个过程中，帝王意志和学者立场发生了严重冲突。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因为在封禅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未被汉武帝允许参与这项重大活动。司马谈最终愤懑而死。这对司马迁描绘汉武帝形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第二十四讲：祸起巫蛊
　　由于汉武帝的迷信，长安城里除了聚集着大批方士之外，还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巫”。这些巫师装神弄鬼，祈福驱病，藉此结交权贵。但这些巫师后来却频频介入宫廷斗争和政治纠纷。首先出现在皇后废立案中，又出现在卫青两名老部下的案例中。经过披沙拣金般梳理，我们发现，这些巫蛊案，无一例外都与卫氏家族有着密切联系。只是恰合，还是背后隐藏着惊天阴谋？
第二十五讲：父子之间
　　汉武帝二十九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据，所以对刘据宠爱有加。但随着汉武帝子嗣的增多，宫廷斗争渐趋复杂，汉武帝和刘据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再加上这对父子在性格上存在巨大差别，一个雄武拓张，一个敦厚安静。这种差别也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双方各有支持者。父子间的隔阂被觊觎者利用，一场血腥冲突即将拉开序幕。
第二十六讲：兵戎相见
　　公元前91年，汉帝国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平日仁慈宽厚的太子举兵造反了，血洗长安城！从表面上看，是江充等一伙宵小之徒利用巫蛊栽赃太子与皇后，逼得太子起兵造反。但这么大一局棋是江充这样的人能够操纵的吗？细查其中各种蛛丝马迹，怎么看都觉得汉武帝和刘据，这对父子双双堕落了别人的圈套。
第二十七讲：史公绝笔
　　《史记》这部书充满了各种谜。其中之一，就是它的绝笔之处在哪里？有一种观点，公元前90年李广利降匈奴，是《史记》的最后一笔。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司马迁写《史记》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打住，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种种迹象来看，司马迁的这一笔很可能是对巫蛊事件的回应。而这个做法，又跟司马迁的政治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十八讲：罪己诏书
　　汉武帝晚年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关东地区出现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很多地方还出现武装反抗政府的力量。而此前长期执行的对外拓张国策，因财力匮乏，国内社会不稳定，很难再持续下去。公元前89年，当桑弘羊建议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时，汉武帝拒绝了，并藉此机会检讨了以往的国策。与此同时，汉武帝为冤死的刘据平反，把国策调整到刘据生前主张的宽和文治的道路上去。
第二十九讲：临终托孤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汉武帝的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原太子刘据去世之后，选谁做接班人，一直是个问题。出人意料的是，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儿子中年龄最小的刘弗陵。为了防止母权干政，汉武帝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此后，汉武帝又选择了四位辅政大臣，辅佐刘弗陵登基。汉武帝的这些安排，能让汉帝国顺利过渡到另一个时代吗？
第三十讲：是非功过
　　古语云“盖棺定论”。但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盖了棺却未必能定论。《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各自描绘出不同面孔的汉武帝，其实就是“盖棺不定论”的例证。史学家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汉武帝的为人和他的时代，各有不同的解读。这是历史解释的合理现象，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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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吃店遇见凯恩斯》 《狼性原则》 一、入门读物/启蒙读物 1、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经济学原理：初级 1、曼昆：《经济学原理》，北大出版社 2、萨谬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华夏出版社 3、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人大出版社 三、微观经济学：中级 1、平迪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人大出版社 2、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 四、宏观经济学：中级 1、曼昆：《宏观经济学》，人大出版社 2、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人大出版社 还有 1.曼昆《经济学原理》 2.斯蒂格利姿《经济学》及系列辅助教材 3.平狄克《微观经济学》 4.曼斯非尔特《微观经济学》 5.《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美] 范里安 (Varian, Hal R.)著 6.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 7.巴罗《宏观经济学》 8.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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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定义　　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以及这一过程中有限资源的消耗和使用。[编辑本段]简介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认为： 　　“（原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亚当·斯密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在经济学著作《博弈圣经》中写道：“经济学是输赢与均衡在公共空间里的概念”。竞争就是博弈，博弈是经济学。　　《国富论》之后的100年，自由主义经济繁荣的背后渐渐显露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和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贫富悬殊的弊端。德国人卡尔·马克思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的代表是其劳动力，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马克思在其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主张国家应在宏观上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使用调节利率，税率以及增加政府开支等方法平衡供需的结构。凯恩斯主义打破了“看不见的手”的教条，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编辑本段]历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少思想家对当时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经济思想，但是没有形成系统，并常与他们的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思想混杂在一起。因此，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可以称为经济学前史。　　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古中国和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重农学派都有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从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从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社会分工学说，纵然旨在为他设想的奴隶主理想国提供理论根据，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轲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有关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指出了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但是他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从公正原则出发持否定态度。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公元前234～前149）、瓦罗（公元前116～前27）等人的著作中。他们论述奴隶制农庄的管理和农作物的种植技术，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的首位，赞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是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市民法（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和万民法（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古罗马法学家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这些思想对于中世纪的“公平价格”概念和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一切经济行为都基于私有财产权的经济思想，而有重大的影响。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从11世纪开始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如13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原则上反对贷款取息，但认为在贷者因出贷蒙受损失，或借主逾期未还，或以入伙方式贷款等情况下，可以收取利息。关于公平价格的概念，在古罗马法学家著作中提出过。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约），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托马斯·阿奎那基本上接受这个看法，但加上了许多主观因素。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19世纪末期，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即更倾向于对经济现象的论证，而不注重国家政策的分析，有些经济学家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称。英国经济学家W.S.杰文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9年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提出应当用“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认为单一词比双合词更为简单明确；去掉“政治”一词，也更符合于学科研究的对象和主旨。1890年A.马歇尔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原理》，从书名上改变了长期使用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到20世纪，在西方国家，经济学这一名称就逐渐代替了政治经济学，既被用于理论经济学，也被用于应用经济学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相应地出现和形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　　重商主义　　16～17世纪是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封建自然经济瓦解，国内市场统一，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推动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提供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思想。重商主义原指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16世纪末以后，在英、法两国出现了不少宣扬重商主义思想的著作。重商主义重视金银货币的积累，把金银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式，认为对外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通过出超才能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因此，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但是重商主义的研究只限于流通过程，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这时，封建制度还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这种斗争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怎样使财富迅速增长，探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由流通过程进入生产过程研究的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是英国的W.配第和法国的P.布阿吉尔贝尔。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是财富的源泉。　　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初的以F.魁奈和A.-R.-J.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概念，用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业来概括资本主义，用租地农场主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重农学派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作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他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并指出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但由于斯密受到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他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认为通过人类的利己之心和“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并且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表现出许多矛盾和混乱的观点。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既有科学的见解，也有庸俗的成份。　　D·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继承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并作出了重大发展。他坚持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批评了斯密在价值论上的二元观点。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李嘉图的理论反映了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缺陷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斯密一样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的制度，从而造成了理论上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他不能解决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以及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等问题。但总的说来，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虽然已经出现，但还处于潜伏状态，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　　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发展到顶峰的同时，也开始着它的庸俗化过程。这反映了西欧产业革命初期阶级矛盾的特点。法国的J.-B.萨伊和英国的T.R.马尔萨斯是把古典经济学庸俗化的创始者。萨伊阉割劳动价值论，发展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交换价值的庸俗观点；他还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他还提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存在供求脱节和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马尔萨斯在将斯密学说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进行激烈论争，他抓住李嘉图在价值论上无法解决的难题进行抨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J.密尔和J.R.麦克库洛赫则以斯密和李嘉图的信徒面目出现，采用注释和通俗化的形式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　　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据了完全统治的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幕后走上前台。从此，古典经济学日益被庸俗化。在19世纪中叶，庸俗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N.W.西尼尔（）和J.S.密尔;在法国有F.巴师夏等。他们仍然自称是斯密、李嘉图的继承者，但实际已抛弃注释、曲解的手法而进一步采取补充、折衷的形式，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修正。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理论体系却是19世纪上半叶各派庸俗经济学的大调和大综合。他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间西方最流行、最有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的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是宣告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时代的终结。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　　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加剧。工人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传播，给资产阶级的统治以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形势下，资产阶级经济学抛弃古典经济学的外衣或以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建立新的庸俗学派了。　　历史学派 　　19世纪上半叶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以国家主义F.李斯特为先驱的德国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分为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阶段。以W.罗雪尔为创始人的旧历史学派活动于19世纪40～70年代。他们反对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法传统经济学，以历史归纳法反对抽象演绎法；以历史反对理论，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以国家主义反对世界主义；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以国家干预经济反对自由放任。随着7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出现了以G.von施穆勒、A.瓦格纳（）、L.布伦塔诺（）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在上述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因而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　　边际效用学派　　这是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一个庸俗学派，以倡导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为共同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两大支派:一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心理学派或称奥地利学派，其主要代表为奥国的C.门格尔、F.von维塞尔和E.von柏姆－巴维克等；一是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数理学派或称洛桑学派，其主要代表有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L.瓦尔拉斯和V.帕累托。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J.B.克拉克，他在边际效用论的基础上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这个学派的主旨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称为“边际主义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这个学派运用的边际分析方法，后来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　　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以折衷主义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相当完整的经济学体系，这是继J.S.密尔之后庸俗经济学观点的第二次大调和、大综合。他用渐进的观点分析经济现象；用力学的均衡概念和数学的增量概念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静态、局部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等。他用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并在这个核心的基础上建立各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决定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分配论。他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质是在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及其他许多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30年代，一直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典范。　　制度学派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历史学派变种。它的主要代表有T.凡勃伦、J.R.康蒙斯、W.C.米切尔等。他们把历史学派的方法具体化为制度演进的研究，否认经济理论的意义，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姿态出现，提倡改良主义政策。　　此外，在北欧出现了以K·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提出与马歇尔不同的理论体系，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在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有特殊地位。[编辑本段]分类　　　　JEL分类　　　　　JEL分类系统，是美国经济学会《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所创立的对经济学文献的主题分类系统，并被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该分类方法主要采用开头的一个英文字母与随后的两位阿拉伯数字一起对经济学各部类进行“辞书式”编码分类。 　　例如，C71为“C:数理和数量方法”类中，“C7博弈论与讨价还价理论”中的有关“C71:合作博弈”的内容。 　　A: 经济学总论和教学 (General Economics and Teaching) 　　B: 经济学思想流派和方法论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C: 数理和数量方法 (Mathematical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D: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E: 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and Monetary Economics) 　　F: 国际经济学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 金融经济学 (Financial Economics) 　　H: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I: 卫生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J: 劳动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 (Labour and Demographic Economics) 　　K: 法律和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L: 产业组织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 企业管理和商务经济学；市场营销学；会计学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Business E M Accounting) 　　N: 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 经济发展，技术变迁和增长 (Economic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Growth) 　　P: 经济系统 (Economic Systems) 　　Q: 农业经济学和自然资源经济学 (Agri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 Economics) 　　R: 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Urban, Rural and Regional Economics) 　　Z: 其他专题 (Other Special Topics) 　　学科分支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容愈来愈复杂、丰富，专业化程度愈来愈细密;同时，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经济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联系，也愈来愈紧密。适应这种情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愈来愈扩展。一方面，从带有高度概括性的理论经济学中不断分化出带有应用性的和独立的部门经济学、专业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经济学科内部各个分支相互交叉的学科以及经济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学科之间彼此联结的边缘学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对分析的精确性的要求愈来愈高，出现了研究经济数量的分析和计量方法的学科;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系统的历史依据，出现了各种经济史的学科；为了追溯和总结经济理论本身的发展演变，出现了经济思想史的学科。这样，就在社会科学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门类分支繁多的经济学科体系。　　17～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用作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科学的名称。K.马克思和F.恩格斯通常也都沿用这个名词。但是，他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而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局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各种生产方式。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狭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各种生产方式及其发生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称为广义政治经济学。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学科分类，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学科的发展状况，各有自己的门类划分。综合两类国家的经济学科发展现状，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门类：　　理论经济学 论述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各个经济学科提供基础理论。　　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理论经济学通常称为一般经济理论，它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视野，以经济活动总过程为对象，考察国民收入、物价水平等总量的决定和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经济周期）理论又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独立分支。另外，与经济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现在也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包括供求价格平衡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在不同市场类型下厂商成本分析与产量、价格决定理论、生产要素收入决定即分配理论等。此外，福利经济学等也已成为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分支。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如前所述，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包括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垄断前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三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生产关系是不能与生产力脱节的，中国近年来一些经济学家为了重视发展生产力，认为应建立一门以社会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但尚在研究探索之中。　　经济史 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规律，为总结历史经验和预见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依据，也为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经济思想、学说、政策提供历史背景。经济史按地域范围划分，有国别经济史（如中国经济史、英国经济史等），地区经济史（如欧洲经济史、拉丁美洲经济史等），世界经济史（以世界为整体，研究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按部门或专业来区分，有农业发展史、工业发展史、银行发展史等；按历史分期，有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现代经济史之分。关于世界经济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实际上属于现代经济史范围（这部分内容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以及现代的《博弈圣经》中独创的国正论、国正双赢理论和粒子行为论等等，都是现代经济学范围。经济史如同理论经济学一样，要受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 或称经济学说史。它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背景、所起的影响、所占的历史地位，以及各个人物、各个学派之间的承袭、更替、对立的关系等。作为一门评价和分析各个时期各个阶级各个学派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学科，它显然也要受到研究者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制约。经济思想史一般包括作为经济学前史的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等几个主要部分。按国别划分，这个学科也可分为中国经济思想史、英国经济思想史、美国经济思想史等。　　经济数量的分析、计量方法 包括数理经济学、经济数学、经济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等学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比较注重各种经济现象之间数量关系的分析。自19世纪70年代起，就有一些经济学家应用数学推导经济理论，建立数理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建立了各种静态的、动态的、微观的、宏观的经济模型。与之相联系的一个分支是经济数学，它侧重阐述现代经济分析中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这实际上属于应用数学范围。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建立较早的学科，是统计方法在经济数值处理和分析中的应用。30年代初，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把经济理论、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三者结合起来，建立经济计量学，用以建立计量模型，估算参数，分析各种经济变量之间复杂的数量关系，验证经济理论，进行经济预测，规划有关政策。结合质的分析，适当运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增强各类经济学科的精确性，增强制订政策和计划的科学性。现在，这类有关经济数量分析、计量方法的学科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已受到重视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应用经济学 主要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个分支：　　①以国民经济个别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　　②以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计划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学、银行学等等。　　③以地区性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区规划、生产力布局）等等。　　④以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　　⑤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企业管理、企业财务、会计学、市场（销售）学等等。　　⑥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边缘经济学科，如与人口学相交叉的人口经济学；与教育学相交叉的教育经济学；与法学相交叉的经济法学；与医药卫生学相交叉的卫生经济学；与生态学相交叉的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社会经济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交叉的经济地理学、国土经济学、资源经济学；与技术学相交叉的技术经济学等等。这些边缘经济学科主要研究这些非经济领域发展变化的经济含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从中找出它们的规律性。　　应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扩展、不断充实的。应用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离不开理论经济学的指导，但它们的发展反过来又丰富了理论经济学的内容，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个体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总体经济学） 　　计量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 　　世界经济学 　　社会主义部分　　博弈实体经济学[编辑本段]　　经济学概念　　劳动价值 　　剩余价值 　　博弈论（赛局理论） 　　边际效用 　　均衡价格论 　　有效需求 　　理性预期 　　货币主义 　　马克思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古典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 　　外部效应 　　圣彼得堡矛盾　　一二七死亡法则　　国正论　　国正双赢理论[编辑本段]研究对象　　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阶级性的科学。一般来说，持有不同阶级立场的经济学家，对同样的社会经济现象，往往持有不同的观点，研究时也有不同的目的和侧重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就有不同的定义。例如，对于作为整个经济学科的基础的理论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一个定义，认为它研究人们既定的目的与具有不同用途供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即认为人们要满足的欲望是众多的，而一定时期作为满足欲望手段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用于某个目的就不能用于其他目的，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人们在以有限的资源满足众多的欲望时怎样作出合理的选择。在这里，人们之间的剥削关系，资本剥削劳动的本质，就被掩盖了。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理论经济学的对象还有其他种种说法，但是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经济学是“超历史”、“超阶级”、“超政治”的，从而，它适用于任何社会和任何历史时期。这类定义的主旨，显然是要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说成是永恒的、普遍的。尽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时也揭露以至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及其矛盾，但其目的还是企图经过各种改良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使它永存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一般称为政治经济学。关于它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数认为它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体系，即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关系在内的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阶级社会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在于揭露各个阶级社会的阶级剥削。有的则认为它研究人类社会各个阶段上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以及灭亡的规律，因此，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与之相结合的社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及其发展规律。事实上，就是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经济学家，也不把生产关系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研究。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既然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那么，它既是一门理论的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而且要研究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特别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服务。　　至于以理论经济学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如农业、工业、商业等）、或涉及各个部门而带有一定综合性的专业经济活动（如经济计划、财政、货币、银行等）、或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如企业的经营管理）及其相应的经济关系。应用经济学就是要研究这些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特殊规律性。由于各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进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资本主义的应用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社会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由于所有应用经济学都以一定的理论经济学为基础，或多或少地要受到经济学家的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制约，这样，就有资产阶级的应用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经济学的分野。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支配下的经济活动，因而它们的某些分析内容和分析方法，撇开其资本主义剥削内容，也有可资吸取和借鉴的地方。　　经济学作为多种经济学科的总称，除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外，还包括其他许多门类和分支，它们也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编辑本段]研究方法　　经济学的方法，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指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就这个含义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不同的方法论。一般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反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的。当然，这并不排斥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某些内容，由于尊重客观事实和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也会不自觉地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方法论要求实事求是地、从矛盾的发展变化中、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同样，这也不排斥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某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由于对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不深入或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有时也会在某些方面背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　　研究方法的另一层次的含义，是指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性的具体方法，如抽象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纳和演绎的方法，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在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在经济学研究中，都被广泛运用。只是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在运用这些方法时的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基础或哲学基础有着差别。同时，这些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各门学科，也都具有普遍性。只是由于不同的经济学科在研究对象上有所差别，因而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时，也会有所侧重，有所不同。　　经济学各门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使运用数学方法分析日趋复杂的经济数量关系和处理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成为可能。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编辑本段]经济学的本质　　经济学使用科学的方法　　　　经济学家使用的方法在很多地方和自然科学家们使用的相同。两者都试图建立用于解释和预测的理论或模型.。例如，一位天文学家建立星体运动模型来解释星体为什么在它所在的位置和预测它未来的位置。同样地，经济学家也建立经济模型。　　为了解释和预测，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些经济模型，用以表示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例如，市场供求模型表明需求、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尽管大多数模型也能用文字加以描述，但在经济学中一般用图表或数学的形式描述更为直观。　　经济模型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原因做出一些相关假定之后建立起来的。例如，经济学家通常假定，消费者收入增加时需求会增加。这些假设一般是基于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根据对特殊现象的观察做普通论述的过程称做归纳。在作出有关假定的基础上，经济学以图表或数学函数把相应的关系表示出来，这就是经济模型。　　建立模型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经济现象。人们可以使用模型来说明经济现象发生的原因。例如，通过模型，经济学家可以说明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是工人的工资上涨太快还是进口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　　经济模型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预测。例如，如果对某商品的需求增加，它的价格会上涨；人们的收入提高，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会增加多少等。预测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在推理过程中，经济学家不得不设想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例如，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增加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这是基于该商品的生产成本没有下降的假设做出的推理。　　当然，一个经济模型的有效性还要接受来自于实践的检验。经济学家要根据是否成功地解释和预测现实经济现象来对模型进行评价。如果预测是错误的，首先要检查推理是否正确；如果推理正确，那就必须对模型进行改进或用其他预测更为准确的模型来代替。有时尽管模型的预测不准确，经济学家也想把这个模型保留下来，因为它有助于深入考察经济的运行。例如，可以实现效率、增长和公平目标的理想化经济模型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但通过它却可以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认识，比如认识它的不足等。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　　　　尽管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使用的模型相似，胆经济模型并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模型那样可以作出准确的预测，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经济学中不可能做有条件控制的实验。物理学家建立模型后可以用严格控制条件的实验室实验来验证，然而经济学家在研究经常变化的环境和个人、团体、机构等之间复杂的关系时，为了发展合理的简单化模型，他们不得不做简化的假设，比如一个常用的假设是“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然而，与物理学家不同，经济学家事实上不能让那些被假定为不变的有关条件保持不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有点像气象学等一些自然科学。由于众多因素影响气象系统的过程和发展，气象学家不得不做出各种简化，以便得出较为简单的预测。不过，随着近年来卫星和计算机的使用，大气预报越来越精确。在经济学中也是这样，在计算机协助下，经济学家发展了更复杂的模型，从而增强了经济学的预测能力。　　人的行为之间的差异是经济模型面临的又一个严重的困难。尽管在相似情形下人们会做出类似的反应，但这些行为却时常会有一些差异。例如，做投资决策时公司对膨胀率会怎样做出反应？这依赖于公司商业信用状况等不可预测的因素。在经济模型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被假定为相同，这就导致模型不可能得出精确的预测。　　由于这些原因，经常学中不同的模型之间差别很大，每一种所做假设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同。结果，经济学经常存在着很多争论。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的政党可能和不同的经济学思想相结合，左派政党所借用的模型认为要减少失业，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右派政党所持模型则认为如果政府减少干预，更多地依赖于自由市场经济，就可以减少失业。　　经济学和政策　　　　经济学家在帮助政府制定经济政策中起很大作用，为了考察这种作用，有必要区别实证和规范的观点。　　实证的观点是对事实进行描述，它要说明的是有关现象是什么的命题。实证命题可能对也可能错，不过可以通过事实来加以检验。“失业在增长”，“明年通货膨胀率超过6%”，“政府降低税收，会增加进口”，这些都是实证命题。　　规范的观点是对价值判断的一种描述，它要说明有关应该是什么的命题，比如该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关于事情是好还是坏，值得赞赏还是不值得赞赏的观点。“对富人比穷人收更多的税”，“政府应当减少通货膨胀”，“老龄养老金应随通货膨胀率增加而增加”，这些都是规范命题的例子。它们不能简单通过事实证实或证明为正确还是错误。　　经济学家通常用实证的方式对政策起作用。他们可以分析特定政策的影响，指出两种政策中的哪一个更可能达到目的，但他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说哪一个政策目标更可取。例如，经济学家可能会争论增加政府开支是否会减少失业，增加通货膨胀，但他们不能说政策是否值得赞赏。也就是说，经济学家也不能做规范的判断，与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也不比他人有更多的精神权力。[编辑本段]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多种学科的总称。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法律、军事、教育、道德、语言、艺术、民族、宗教、家庭等方面的活动和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在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经济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经济关系也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因而，除了哲学之外，经济学，特别是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成为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必先掌握的思想武器。　　任何阶级或学派的经济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哲学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基础的。当然，经济学各个学科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生动、具体的材料，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也能丰富后者的内容，推动后者的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等，归根结柢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都是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是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财产和经济利益作为任务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法律等，则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就是以维护人民的整体利益，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为任务的。这种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使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经济学和研究国家制度、法律等的政治学、法学等紧密联系起来。经济学要联系国家制度、法律等上层建筑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政治学、法学等要联系所要维护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来研究各种国家制度、各种法律等。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经济学与以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　　经济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也有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关系是决定一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而经济活动又以相互间结成一定经济关系的个人作为生产的基本成员，以家庭为消费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由此结成错综复杂的社会活动网络。人们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都有一定的心理动机，并受行为习惯的影响。但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也往往是以一定经济利益的考虑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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