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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每一天,敢为天下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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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靓颖-敢为天下先歌词mp3什么时候出 武媚娘传奇插曲敢为天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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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媚娘传奇插曲《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张靓颖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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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ITLAW-庄毅雄律师北大就是北大：北大校长演唱《隐形的翅膀》成了重大新闻 - 热贴钩沉 - 聊天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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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就是北大：北大校长演唱《隐形的翅膀》成了重大新闻
刚才用“北大校长演唱《隐形的翅膀》”为关键词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1,450篇。
下面是人民网今天的一篇报道《网友热议北大校长演唱〈隐形的翅膀〉》，大家看看，细想想，有些话说得挺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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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年轻，歌声多嘹亮；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当这首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一字一顿地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口中轻吟而出时，你也许不会想到，他就是65岁的北大校长许智宏。
　　网友大赞：北大校长“有亲和力，有魄力”
　　“可爱的老头呀！很会创新。”
　　“喜欢这样的校长。校长挺有娱乐精神的！”
　　“这才是大学校长。”
　　“这样的校长，好有勇气。”
　　“歌曲选得很好，很励志。”
　　“不在乎唱的好不好，许校长毕竟不是什么歌手，他是学者，是做研究的。”
　　许智宏校长的演唱视频在网络上快速流传，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许智宏演唱《隐形的翅膀》，是在日晚的百周年纪念讲堂。这天，是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新年联欢晚会，许校长致词鼓励北大全体学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随后，他深情演唱了《隐形的翅膀》，赢得了台下数千学子们的热烈掌声。
　　网友“青鸟”在新闻跟帖中说，“许智宏校长演绎得并不专业，但他质朴的演唱，却感动了成千上万颗求知的心灵。”
　　“北大学子好幸福呀，这么大年纪的名校校长能在台上为他们唱歌，真羡慕！”网友“001”感叹说，“我也是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毕业的，辛苦的奋斗了4年，别说听校长唱歌了，就连校长的面都难得见一次，大学毕业的时候很期待能从院长（根本不敢奢望校长）手中接过毕业证和学位证。结果呢，只是学院一个工作人员念过我的名字后，顺手把我的毕业和学位证丢到桌子上。当时那个心寒呀！！！为了能亲手从校长手里接过学位证，只好到国外读研。好羡慕，这样的校长！”
　　网友激辩：是作秀？还是打破成规？
　　网友们喝彩声不绝于耳，但也有网友发表了自己的质疑。网友“叮当”说，“无聊，作秀，不就是唱了一首流行歌，有必要上纲上线大肆吹捧吗？”
　　“肯定是北大自己人一手策划的！太明显了。”网友“COOL”说。
　　这样的“恶评”，立刻引来了网友尖锐的反驳。
　　网友“thunder”说，“这样的校长充满亲和力。当然，意义绝非如此。它同样宣扬了北大不墨守成规，敢于打破传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一是如此‘亲近学生’的大学校长太少了。从2000年开始，北大的新年狂欢夜已然过去了9个年头，而许智宏唱流行歌曲也已经9个年头。如果有人说校长唱歌是作秀，可连续坚持9个年头还是作秀吗？……”
　　“二是大学校长都会唱歌吗？校长会唱流行歌曲其实没什么，但是这体现的是一种紧随时代，关注新事物的进取精神。一个人一旦对新事物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循守旧就成了必然的结局。许智宏的专长是生物学，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音乐的热爱。从前年的《老鼠爱大米》、去年的《江湖笑》到今年的《隐形的翅膀》，许校长可以说是一个时髦的学者，可也说明他是一个思想开放，勇于进取的领导……”
　　北大毕业生观后感言：“让我的心又回到那个地方” （原文摘录）
　　虽然我已离开北大有半年多的时间，但是心却从来没远离过它一丝一毫。那个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未名湖的明澈，博雅塔的挺秀，图书馆里斑驳陆离的藏书，三角地前匆匆往来的黑发学子、鹤发童颜的教授都让我牢牢记挂着。这种心情不由我控制，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追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心，也随着许校长的歌声，再次踏入那个神圣的地方。
　　依然清晰地记着初入燕园时，许校长在迎新大会上的讲话，他说北大是个充满自由与梦想的地方，欢迎你们加入！没错，自由与民主，百余年来一直都是北大所恪守的信条。这种文化的熏陶，让每一个北大人都有着一种天然的社会使命感。一代一代的北大人传承着这种文化，将不拘一格的奋斗精神不断发扬光大。这种特有的精神气质，让你可以在一群人中间马上认出北大人来。
　　校长的一首歌，流淌出来的是浓浓的爱意和希冀，他所赐予我们的，就是那一双双隐形的翅膀，让每一个北大人可以乘着梦想的和风展翅翱翔。我为曾经拥有如此亲切的校长而感到骄傲，也希望他老人家身体安康，学术上再取得更加丰硕的成就。（董雷 蔡娟）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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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北大校长许智宏唱《隐形的翅膀》 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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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倾情演唱
在辞旧迎新的时刻，北京大学学生中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校长许智宏会在新年狂欢夜中演唱哪首流行歌曲。谜底终于揭晓：许智宏在新年零点钟声敲过以后,演唱了奥运歌曲《我是明星》以及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
无缘得闻许氏风格的流行歌曲，更无缘一睹许校长演唱流行歌曲时的风采。但不管怎么说，得悉许智宏“屈尊”演唱流行歌曲，心下还是为之一喜。
说其“屈尊”，似乎并不为过。流行歌曲不见容于高雅殿堂，并不是新鲜事。以许智宏之尊，以北大之恢宏，似乎只有《我的太阳》等黄钟大吕才能与之相称。
然而，许智宏显然不这么想。他不仅唱了，而且是在学生面前，在新年狂欢之夜。这不禁让人想到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想来，高人皆如此，常出人之意料，也有特立独行的风范。这一刻，许智宏不但没有失去师道尊严，相反塑造了自己平和、进取、时尚的形象，而这一点，其实是当前的北大或许所有的中国高校都最需要的。
这些年来，舆论对北大的批评从未停止过。稍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对北大说三道四。北大人其实不必郁闷，天上的星星既然聚集了关注的目光，当然也应该能承受众人的批评。或许，北大人应该自省，今天的北大与国人的期望到底有着怎样的距离，又如何才能拉近这样的距离呢？
虽然，从北大校长的喜好与选择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但人们不会傻到从一首歌就看出他的治校思路，但这毕竟是新年来临之际，全世界都喜欢期待。从许智宏的歌声中，同样能让人感觉到希望，感觉到北大更趋近自由、宽容和进取的希望。
北大就应该这样兼容并包，不仅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不仅有高雅艺术的拥趸，还应有流行歌曲的粉丝；不仅有人唱《我的太阳》，还有人唱《隐形的翅膀》，这就是百花争放。也许在冬天的时候，草没有开花，但我们不要就视之为草；到了春天，到了夏天，相信他们也一样会开花。我理解，这就是自由，这就是包容。
唱流行歌曲的许智宏更可亲，富于包容精神的北大当然也更美丽。如果说小学校长是“娃娃头”，那么大学校长其实就是“青年头”。成天与青年人打交道，高校的校长心态应该年轻一些，对流行文化、时尚，对青年人喜欢的东西，也不妨关注一些。　（乔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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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唱首流行歌曲居然成了重大新闻，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事，而各色人等从中发掘出的重要意义也颇发人深思，从某个侧面折射了我国大学的某些现状……
如果就事论事，在此类联欢会上唱流行歌曲的大学校长恐怕大有人在，但也就是北大校长（或许还可以加上清华校长）来这么一嗓子能引起如此关注，那些校长和他们所在的学校难道就不能体现出这些评论中所倡导的东西？
我不认同有些人说许智宏校长是“作秀”，大学校长唱流行歌曲也是个人爱好，确实体现出许智宏校长的时尚和平易，但也仅此而已，相信许智宏校长本人在演唱时也没有考虑太多。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意义”，那就提倡中国的大学校长都像许智宏校长这样唱流行歌曲，是否可以表明中国的大学都在走向“自由、宽容和进取的希望”？
1月11日是蔡元培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昨天《广州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蔡元培的后来者何在》（作者邓清波），文章说，先生已经作古，而以当前的现实环境来论，“来者”也不知何时才能出现，先生的风范确有“绝世”之忧。“……此等风范，今日何处可觅，有哪所中国大学校长敢自诩堪与比肩耶？”
我没有研究过蔡元培，不知道蔡元培会不会唱流行歌曲，似乎也没见到有论著提起过，当然，会唱或者不会唱，都不妨碍蔡元培成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的后来者何在》全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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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苏辛 的帖子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从某个侧面折射了我国大学的某些现状”，而是折射中国社会的某些现状！比如，同样一席话，出自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的口中，所引起的反响也如此。我们耳熟能详的“某某某作重要指示/批示”、“要深刻领会其精神”，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出一辙。
其实，苏辛也许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很多讲话也在在全国各地电大被认真地学习和深刻领会。
学者当自树其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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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 肖俊洪 的帖子
谢谢肖老师。
不过，我说的“从某个侧面折射了我国大学的某些现状……”，主要不是指你提到的那种现象。
另外，我真的想知道蔡元培会不会唱流行歌曲，但愿我们不至于只能在舞台中和歌声中寻觅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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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篇旧文，当然，“不代表本管理员的观点”。原文较长，分几贴贴出。
世上已无蔡元培
《读书》2005年第4期&&
　　一场轰轰烈烈改革的大幕可以落得如此静悄悄，以至于时至今日，校外的朋友经常还要认真地问起，“你们北大的改革后来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太过复杂，所以不回答也罢。潜移默化的变化正在进行，而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事件又是如此的矛盾，尽管最后颁行的文件所规定的是一个折中的、在一些主要原则方面甚至大打折扣的制度，聪明的人们却已经寻得了跳过这些制度的捷径——不过，这至少说明这个文件无论有多少漏洞，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在。
　　性急的人们已经开始撰写这场改革的历史了。无论如何写法，有一笔大概是史家们不会忽略的：这就是无论倡导这场改革的勇士，态度复杂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此项改革的智者，对它的最后结局都是不满意的，或者非常不满意的。这一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此项改革为人重重提起却轻轻放下的原由。人们胸中郁结的不平烦闷之气各有所自，而用来浇这些形形色色块垒的却几乎是同一杯陈酿：蔡元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大陆范围，下同)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我们怎么来面对今天中国的大学改革?
　　在那些记录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文献里，人们发现，在现代大学发展早期的陶铸过程之中，大学校长对一所大学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风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开一代风气之先，这一现象在美国那些著名大学里尤其醒目。然而，那些校长们没有哪一位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一生奔走于教育与革命之间，兼有多种身份，既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亦是几届民国政府的高官，同时还是一位哲学家。然而，蔡元培首先是一位教育家，——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作为此种状况的一个象征，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一所大学是有自己的章程或宪章的。如果大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独立的法人、独立的教育团体，那么它就应当拥有自己的原则、宗旨、标准和追求，而后者在不同的大学是有其不同的内容和意义的。我说这个现象是一个象征，指它表明了中国大学作为行政部门下属机构的性质，而并非说没有章程或宪章的大学就必定是不独立的。然而，因为没有章程一类的规范，而大学在形式上又是法人，它的权力来源就缺乏公共性。于是中国就有了一项世界大学界里最为独特的现象：无沦是多么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大学，开设有校长产生的公开程序。校长是指定给大学的。学校的大部分教师于校长的产生这件事情是无足轻重的，也许某一天中午他们课后到食堂吃午饭，听到旁桌的人说，“某某校长如何如何’，他或她觉得这个某某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于是知道或者猜想有了一位新校长。大学不是自治的，校长自然也就不可能具有代表大学的全权，并且从程序上、从事实上来说，他也不对大学负有全责，而只需对任命他的行政部门负责就行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讨论蔡元培式的改革，那么人们自然就会碰到一个挠头的问题，谁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震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这里且将个人的意志、理想、道德操守、原则和威望放在一边，或者假定中国的大学校长们都具备这些良好的品格而不弱于蔡元培先生，一个严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发动一场蔡元培式的改革?无论校长还是书记，都首先只是行政官员而已，他们并不是自治而独立的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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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校长作为大学教学和行政的共同领导人，作为大学权力的代表，这是现代合理而成熟的大学制度最为典型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内容，无论校长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董事会任命的。它的付之阙如则意味着相应的大学制度还不是合理而现代的，或者至少表明它们有待改变为合理而现代的制度。然而，这里的关键并非在于校长职位的意义，而在于作为行政部门附庸的大学，因此我在这里更愿意将关注点集中在大学本身的意义上面。
　　众所周知，现代大学是一个拥有特权的教育与学术自治团体，而正是由于这种特权，如授予学位和学衔，自治的权利等等，它就负有相应的义务来承担社会责任(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坚持学术与道德要求、服务于社会而非特殊利益团体，如此等等。大学所拥有的特权与大学所肩负的责任，要求大学具有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和道德标准、自身荣誉，而从历史上来看，正是后面这些性质才使大学获得了那些特权并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在维持一所大学以及它的历史、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同时，也维持和保存了整个社会的教育与学术的规范，正常秩序。仅就这种规范和秩序而论，社会与大学之间是相互约束、监督的关系，因为大学是自治的，所以这种约束和监督是能够奏效的。在大学自身，自治是大学能够拥有和保持这些性质的前提，而自治总是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
　　大学自治可以简单地从两个层次上来分析，这就是大学本身在社会中的独立的身份，以及大学之中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地位，这就是说，大学本身应当是二个各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学和研究单位的联合体；是一种教学与学术共同体。因此，大学自治就是由宏观自治和微观自治的双重结构来实现的。西方主要国家的大学体制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然而，在均具有自治的双重结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尽管相对而言，欧洲大陆大学宏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程度却颇高：与此相反，美国大学的宏观层面自治程度相当高，而微观层面的自治相对薄弱。然而，至关重要的一点，这种双重的自治结构是相互依赖的，两个层面之中任何一个的缺乏就会使另一个也失去意义，从而使大学自治结构坍塌。大学这种双重自治的结构，从渊源上来说虽然可以追溯至大学在中世纪的形成方式，然而，这同时就表明，它对于现代大学来说依然是最为适合的形式。其实，一切旨在从事思想和知识层面的创造性活动的团体，都会趋向于以如此结构为基本框架。以官僚层级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对于创造性的思想和知识活动来说，不啻扦格不入的形式。这一点，在我们这里常常为人所忽视，甚至是许多人，包括教育官员和大学校长等等，所不了解的。
　　既然中国的大学不是自治的，因此不是一个充分意义上的自为者：它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原则和决定行事、并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权限和能力。因此，中国任何一所大学事实上也就无法独立地确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也无法建立起自己的荣誉。
　　作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大学的基本学术单位也主要是大学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并且受到双重束缚，它们所具有的自主性相当薄弱。这主要体现为行政主导，基本学术单位的主要管理方式，从教学学术到其他事务，都是行政决定式的，而不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的，亦即民主的方式决定的。而在现代社会，任何自治必须借助一定形式的民主方式，否则就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里面，不要说全体教师，就是教授也没有决定基层学术单位重大事务的平等的权利和权力，更没有保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制度和程序。即便在颇受争论的北大方案里面，教授会议也无非是一个咨询机构，并无实质的权力：并且这个方案事实上的许多漏洞，使得人们可以轻易地对这个可怜的咨询机构敬而远之。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原本还包含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大学的系、学院或研究所一级的组织，就其组成而论，乃是教学和学术的自为者的合作组织。所谓教学和学术自为者，是指这些单位中的基本成员都是独立地从事教学和学术活动的教师。基本学术单位当然有其共同的目标，然而这些共同的目标是由这些自为者通过自由的精神劳动并通过彼此之间的协调而完成的。这种协调无法通过官僚层级制的行政命令而只能通过民主和平等的协商达到。基本学术单位的自治程度必定直接决定教学和学术的自由以及民主式协商的程度，而后者直接影响大学产生新知识、新思想乃至新技术的能力。
　　中国所有正规大学就被整合在这样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与学术单位，一元化的行政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决定了中国大学的基本状态和发展的前景，决定了中国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生态环境，从而决定了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学术道德状态。
　　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上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它所承认的是权力，即使是学术地位和声望，也要通过它的确认和整合才有其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或者说，任何取得学术成就的最高的奖赏，按照这个体系的原则，就是封官。与此同理，一些人虽然没有什么学术地位学术成就，但是如果能够谋得一官半职，那么就可以换得学术权力，甚至学术荣誉。&&
　　这里的危害在于：行政权力与学术的外在价值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可以相互转换；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学术成就和地位是可以转化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权力、控制力和影响的，这一点原本就是教育与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逆向的转化是不允许的，它是反教育和反学术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教育与学术之所以为教育与学术的不可突破的界限。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这种转化已经司空见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可以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成果、学术标准等等，举凡掌握在这样一个行政体系之中的一切，大体皆在可以转化之列。
　　作为这样一种行政控制体系的必然结果，学术寡头也开始出现，并且由于这种体系而得到制度性的保障。与西方的大学体系相比，即使与那些受到政府直接而强大的管理的国家的大学体系相比，中国现行大学体系和其他学术体系之中的学术寡头，有更为强力的行政力量为其依凭，从而获得对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性的权力。而且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学术寡头，其所具有的学术成就和造诣远称不上学术权威，而却通过上述那个行政体系依靠非学术的因素获得巨大的学术控制权。
　　这里不妨在比较的视野下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权力结构的特点。一般而言，中国大学权力结构既具有欧洲大学的特点，也具有美国大学的特点，然而，不幸的是，是更多地具有了两者的缺点。就欧洲的制度来说，政府在许多方面对大学的直接管理，学术寡头，大学之间缺乏特色、竞争和分工，这些正是中国大学既有的或正在形成的通病：而欧洲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的完全自由，教授颇高的地位和决定权力以及校长由教授和其他相关人员选举产生，则是中国大学所缺乏的。与美国大学体系相比，在大学内部和外部，教授相对较低的地位，校、院与系较强的行政权力，美国大学的这些特点中国大学无不具备；然而，董事会管理方式，从而使大学行政权力有其明确的来源，大学行政官员具有明确的责任，受到章程和董事会的明确而有效的监督。基本学术单位内教师的平等地位，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的决定性权力、强大的教授组织，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大学的分工和特色，大学自身的严格的学术和道德标准和荣誉，大学强大的筹款能力和社会化的从而多元的经费来源(无数的基金)，这些优点又是中国大学体系极度缺乏的．尽管不能说中国大学界以及学术界的所有弊病都根自这个体系，但是，后者无论如何也是那些弊端的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大学领导人既是行政任命的，而且实际上在有些方面他们的权力远大于责任，所以几乎看不到为自己大学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挺身而出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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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既无蔡元培，大学没有风格，校长缺乏荣誉，学术失去标准!于是，我们看到学术腐败愈演愈烈，有学术良心并且仅能依靠学术良心的院士痛斥“一个本已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中国某大学和部分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近一亿元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又看到，中国科学院发表《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抨击中国科学界存在“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盗名欺世”、“屈从权力”．‘学术霸道”、“权学交易”、“心态浮躁”、“科研欺诈”等八项恶行，直指中国科学界道德沦丧(&瞭望东方周刊》二OO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同一个报道中，作者还指出：“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道德委员会之所以软弱无力，甚至最后也行“暗箱操作”的矛盾之举，关键在于，它也是上述那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让这个体系自己来对自己做道德监督，除了搔痒之外，还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效果呢?因此，这个报告的最后建议仅仅局限于建立依然从属于月阶教育与学术行政体系之内的官办的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真是让人顿生南其辕而北其辙的感叹．当然还有虽然妙却更无济于事的建议：“大学校长尊严奖’。(《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二月二日)这种英雄主义的精神或许能够造就个把“英雄校长”，但中国大学校长的绝大多数对此大概只能苦笑一声，因为他们都是明智的。在这里，令人可怕的是我们时时都要面对这样一个体系，而令人悲观的是人们的思想也被圈在这个体制里面，无法找到真正的突破口。
　　这个真正的突破口就是中国大学以及相应的学术机构从这样一种行政管理体系中解放出来。这个行政体制就应该去履行它最基本的任务和职责，这就是建立中国大学和学术的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规范，并且确保这些规范得到遵守。大学应当是自治的，大学的国立性质与自治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大学的真正自治，是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第一步，自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个自治的教学和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充分的自为者，不仅有建立自己的宗旨，品格、学术与道德标准和荣誉的必要，而且也有联合其他大学共同捍卫大学的声誉、学术和道德标准的动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大学和学术界种种腐败以及更为普遍的灰色学术，才会失去所以滋生的土地和庇护的依靠。中国大学就能走进它们从来就没有进去过的象牙之塔。
　　大学自治并不意味着大学无需规范，抛却一切制约，相反，在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后，它应当受到法律、社会、其他大学和大学内部中坚力量即教授更为有效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大学内部其他群体如学生等等的约束。然而，这些积极约束的前提乃是大学实际的自治。
　　这样一种改革，并不是一两个大学校长所能造就的，需要无数个蔡元培的共同努力。不但如此，这样一场改革并非单单是大学的职责，因此也并非仅是大学校长、大学教师的职责，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精神、思想、知识领域可以达到多高水平。
　　大学自治的时代倘若能够到来，大学改革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事情，“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就会成为大学自身的问题，而不再是使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戴着镣铐跳舞的人尴尬和愧疚不已的社会问题。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大学所能进发出的创造性是人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蔡元培依然是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然而当他的原则付之实现时，人们不必拿他再当旗帜来挥舞。
　　世上已无蔡元培!
　　二OO五年二月二十一日改定于北京魏公村听风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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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诞生一百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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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发行的蔡元培百年诞辰纪念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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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演出视频
[ 本帖最后由 大头驴 于
15:08 编辑 ]
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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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唱唱流行歌又何妨
作者：柴葳
日 中国教育报
65岁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北大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的视频在网络上一出现，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论。支持者大赞其亲和力与人格魅力，反对者则抛出无聊、媚俗等评价，将整个事件定义为“作秀”。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北大校长献唱流行歌曲引发的争议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众对大学校长形象塑造与形象定位的集体无意识。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认识大学校长，随着大学校门向越来越多求知者敞开，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校园内人际关系开始受到更多关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由于忙于重要的工作，大学校长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新时期大学校长的形象正经历着一个被公众误读的过程。而这种误读一旦成为一种庞大的思维定式，无疑会给大学校长形象的改变与突破带来负面影响。
曾经有人这样抱怨：“我在一所重点大学辛苦奋斗4年，别说听校长唱歌，就连校长的面都难得见一次！”这并非个案，不久前一项“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显示，3000名受访者中，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仅有6.54%，认为大学校长作风民主的有27.24%，认为大学校长具备关怀精神尤其是关怀弱者的仅有22.57%。
大学校长应该是官员还是教育家？大学校长该不该伏下身来，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笔者认为，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更应是一种价值的守护者。大学校长应当伏下身来，既关注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传承，也应当花更多时间与普通学生或教师倾心交流。
笔者希望，大学校长们都可以像许校长一样可爱起来、开放起来，走到学生中间的机会能多起来，让学生们可以真切体会到“校长与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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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柴葳作者的观点:
大学校长不仅是一个学校的管理者，更应是一种价值的守护者。大学校长应当伏下身来，既关注知识的传播、文化的传承，也应当花更多时间与普通学生或教师倾心交流。
笔者希望，大学校长们都可以像许校长一样可爱起来、开放起来，走到学生中间的机会能多起来，让学生们可以真切体会到“校长与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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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能够这样做的校长并不多.
饮一杯清茶，聆听来自不同地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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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 苏辛 的帖子
苏辛唱了那么多年的歌呢，而且比许志宏唱得好多了！
希望苏辛有机会也唱唱隐形的翅膀，和许比试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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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6 老虎 的帖子
谢谢老虎。可惜我现在“原则上”已经不唱歌了----因为如你所说，我唱了那么多年的歌，也没有过一篇报道或者评论。呵呵，当然，确实本来就没有什么报道和评论的价值。
当然，你也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我是北大校长，我会每天都唱几遍隐形的翅膀或者不隐形的爪子。说不定还会到中国音乐学院师从金铁林们，中国教育史会出现一位校长歌星。
有些纳闷：唱歌这么重要，为什么没有人想起办个大学校长卡拉OK培训班或者高级研修班呢？还有，我原来提出的那个问题，至今还是没有人回答：蔡元培会不会唱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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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
作者 王旭东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思想家、革命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美育实践家，他为我国近代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永不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从蔡元培的生理寿命来说，是个跨世纪(19～20)人物；从他的心理寿命或思想理论的影响而言，则也是一位跨世纪甚至超世纪的人物。随着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将越来越显示出蔡元培关于发展教育、科学、艺术事业方面思想理论的生命力。
作为教育家的蔡元培，他与其他教育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中国首先施行美育，毕生倡导美育，亲身实践美育。这也是蔡先生教育思想及其教育活动的一个最突出、最鲜明的特点。“美育”一词，是蔡先生于1912年从德文Asthetische Erzie Hung译出（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7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目前所见资料，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美育的王国维（见1903年8月《教育世界》中《论教育之宗旨》）。）。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为了倡导和实践其美育思想，蔡先生坚持不懈、不遗余力地宣传，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演说，反复地讲解，从而为教育家所注意，为教育界所认同，把它和德、智、体并列为“四育”，成为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不但有科学的思想理论，而且有具体而全面的实施方案（注：1922年6月《教育杂志》《美育的实施方法》，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更可贵的是，他不但口笔宣传，而且躬身实践。就音乐美育而言，他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在学校里开设唱歌课的教育家之一（注：蔡先生于1902年创办爱国女学。1903年修订《爱国女学校章程》，其中预备科、普通科的课程中都增加了“绘图、唱歌”科。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第26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1917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把他的美育思想贯彻到大学教育中去。他除亲自讲授《美育》这门课程（这是先生在北大开设讲授的唯一的一门课）外，同时积极倡导、扶植、赞助建立各种与美育有关的学术研究社团。其中主要的是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和音乐研究会。仅就音乐而言，1918年6月，他把音乐会改组为北大乐理研究会（后改名为音乐研究会）；1920年3月，创办了在国内第一份连续发行的专业音乐刊物《音乐杂志》，并撰述发刊词；月，他与萧友梅一起把音乐研究会改组为正式的音乐教育机构音乐传习所；1923年4月，在他的支持下，由萧友梅组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管弦乐队；1927年11月，他与萧友梅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我国近代第一所独立的专业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在开院典礼上，发表了见识高远的开幕词。本文将着重介绍蔡元培从北大开始的音乐美育活动及其在建设和发展我国近代音乐事业中所作出的业绩和贡献，以纪念蔡先生诞辰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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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续一)
倡导美育　发起组织音乐研究会
北京大学于1916年秋蔡先生未到任时，已有一个名叫音乐团学生课外组织，后改名为音乐会。但其活动和组织都比较简单，更没有明确的思想理论作指导。为推动学校美育，经章太炎介绍，蔡先生于日，特请精研过西洋音乐、曾留学日本、时年40岁的山东诸城琴派一代名师王露()来北大演奏古琴、琵琶，并聘他为音乐导师。从而在校内掀起了一股提倡国乐的热潮。
紧接着，蔡先生依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美育主张，于半个月后的6月6日提议将音乐会改为乐理研究会（后又改名为音乐研究会），并亲自为研究会草拟了章程，宗旨是“敦重乐教，提倡美育”。他从实际出发，把研究项目设定为音乐学、音乐史、乐器和戏曲四大类，并以教师之便，设琴、瑟、琵琶、笛、昆曲五类（注：日《北京大学日刊》）。由于蔡先生聘王露进北大任教，王露病逝后又聘刘天华任音乐导师，并为他艺术才能的发挥提供了自由的天地。就这样，在蔡元培的推动下，由此开创了我国古琴、琵琶、二胡进入高等学府并列为正式课程的历史。王露在研究会执教2年，刘天华在研究会和日后的音乐传习所及北京艺专、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任教多年。他们先后培养了一批民族音乐人材，其中造诣较高的有张友鹤、杨昭恕、康白清、吴伯超、储师竹、陈振铎（健在）、曹安和（健在）、蒋风之等等。
在蔡元培亲拟的研究会章程公布（见日《北大日刊》）后，通过讨论、筹备和活动，音乐研究会于1919年1月正式成立，蔡先生任会长。此后研究会每有演出活动，蔡先生总是出席聆听。比如，日晚在东城米市大街青年会礼堂举行音乐演奏大会，他出席并任演奏会主席，到会的有千人以上。对这次演出盛况，第二天北京《晨报》及时作了报道（注：日北京《晨报》载：“青年会门前车马如云，会场则楼上楼下甫到开会时间便已满席，后至者无容足之地。演奏之次序，系以古今中外之乐相间而作（如古琴、钢琴、提琴、琵琶、洞箫等，有独奏者，有合奏者），并约昆曲专家到场演唱……十时半闭会，听者皆尽欢而散。”）。同年11月11日，音乐研究会举行同乐会，参加者也达一千多人。由研究会导师李文华、王露、陈仲子、赵丽莲及外籍音乐家哈门等演奏中西器乐、蔡先生又作为主席，并在演出前致词（注：《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以下简称“演说词”）。他首先是宣传自己的美育主张，强调音乐的社会作用和音乐人材培养的重要。蔡先生指出：“音乐为美术（即艺术——笔者注）之一种，与文化演进有密切之关系。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美术并重。吾国提倡科学，现已开始，美术则尚未也。”接着，他介绍了欧洲各国都有音乐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材，不论在大城市、小村落常开音乐会的情况，并且联系当时中国的现状指出：“吾国今日尚无音乐学校，即吾校尚未能设正式之音乐科”；但他认为依靠“学生之自动与导师之提倡”而组织的“音乐研究会”，“未始非发展音乐之基础”。由此可知，蔡先生早在1919年就把兴办音乐教育看作是发展我国新音乐的基础。“演说词”的基本内容，集中体现了蔡先生关于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基本思想。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音乐史学界没有重视这个“演说词”，对之未作过深入的研究，故有必要在这里强调地加以分析。
(1)蔡先生首先重视音乐“创造之人才”的培养。他依据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吾国音乐在秦以前颇为发达，此后反似退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创造之人才”；“好音乐者，类皆个人为自娱起见，聊循旧谱，依式演奏而已”。他认为“创造之人材，非独科学界之需要，美术界也如此”。蔡先生把“创造人材”即作曲家的培养，看作是“发达”我国新音乐的关键，这是十分正确也很有远见的。
(2)蔡先生所要求的“创造人才”，是要能“根据学理自制新谱者”。而所谓“学理”，按蔡先生的思意，是指从音乐艺术的事实即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经验。他于同年10月的一次讲话里指出：“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注：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上的训词。日《北大日刊》）。）就是说，要根据从音乐艺术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知识来“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材。”
(3)蔡先生依据文化、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主张中西交融，中西结合；于是他把中国音乐的建设与发展之道明确概括为19个字：“取西乐之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蔡先生热爱和重视民族音乐即“中乐”，否则他也不会请王露、刘天华任音乐研究会导师。蔡先生是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国民族音乐的。那种认为他轻视“中乐”是毫无根据的。为了回答那些有意无意贬抑蔡元培的音乐史学工作者，这里请读一下蔡先生1924年5月在法国时写的一段话：“一民族之文化（当然也包括音乐文化在内——笔者），能常有所贡献于世界者，必具有两个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之文化以为滋养料。此种状况，在各种文化事业均可见其痕迹，而尤以美术为显而易见。”（注：《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7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就是说，在蔡先生看来，建设中国音乐不是凭空的，是要有一个基础，即本民族“固有之文化”；吸收他民族文化则是作为“滋养料”，决不是照搬，更不是来取代；而是学来以后创造新东西以贡献于世界。
总结“演说词”的核心内容，即蔡元培的音乐思想是：以中国固有的文化为基础，学习、吸取西方音乐的长处，来弥补中乐的不足，创造出随时代而进步与发展的中国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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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续二)
创办《音乐杂志》　“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
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音乐研究会创办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份在国内音乐界产生较大影响的专业音乐刊物《音乐杂志》（注：1906年李叔同于日本创立了《音乐小杂志》，在国内影响不大。），蔡先生亲笔题写刊名，亲自撰述“发刊词”。由杨昭恕编辑。1920年3月，留学德国专攻音乐的萧友梅()学成归国。萧先生“到了北京，不过几天”，蔡元培就送给他一本刚出版的《音乐杂志》，向他约稿（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142页。），由此开始至1921年7月，萧友梅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很有价值的文章。这个刊物的创办与出版，对于交流各音乐社团的活动经验，促进音乐理论研究的开展，介绍民族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五四时期的音乐文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发刊词”（注：《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92页。），则是蔡先生继“演说词”后更进一步全面论述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音乐的一篇纲领性著作。由于长期以来音乐史学界没有给蔡元培在近代音乐史上以应有的地位，这个“发刊词”同样不被音乐史家所重视（注：目前公开出版的音乐史著作，特别是汪毓和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把蔡元培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经“反复修改了两遍”的1984年2月版，毫无根据和理由地对蔡元培进行批判，说什么他的“美育”观点，实质上是改良主义的。1994年版虽然修正了错误，放弃了批判，但蔡先生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业绩、贡献、地位，仍然没有写。蔡先生的生平简介被放在地脚的注释里。可作者还自称作了“全面改写”。），故也值得论述介绍。
在“发刊词”里，他依然是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记》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简单之格调所限制”；但另方面，他又指出了我国音乐之所以不进步的主要原因。他说：“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接着对“学理”作了明确的解释，并说明西方音乐的长处之所在，亦即“所以进化”的原因。归结到一点，就是“知技术之精进，固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仍资科学”。紧接着蔡先生就把与音乐相关的几门近代科学，都一一说到了：“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所及于人群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蔡先生一连讲了6门近代科学；而这正是近代中国所缺乏的。把音乐的研究与这6门科学结合起来，“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为了发展我国新音乐，那就应该“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在这里，蔡先生强调地提出了音乐（乐器、乐曲与理论）的比较研究。所谓“考其违合”，就是要比较研究中西音乐的异同，取长补短，以促进中国音乐的改进。因为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没有进步与发展。蔡先生认为，文艺的进步离不开比较。1918年他在批评北大部分学生专己守残的陋见时指出：“治一国文学者，恒不肯兼涉他国，不知文学之进步，亦有资比较。”又说，“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50～451页。）
这些观点，同样适用于治音乐者。蔡先生站得高，看得远，有志气，有信心，他认为，只要按这样的做法坚持下去，即“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也就说，中国音乐的发展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请看，蔡先生说得多清楚、多具体、多精辟啊！但过去音乐界有些人却把蔡元培看作是音乐上主张不要发展民族音乐、走西化道路的“总头目”来批判，这是“冤案”，多么不公正啊！
依据“发刊词”，再结合1916年蔡先生编写的《音乐》教材（注：这是蔡先生1916年春在法国从事勤工俭学活动期间，为华法教育会在巴黎开办的华工学校师资班编写的讲义。《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19～420页。），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一、蔡先生是我国音乐史上最早主张并运用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等近代科学知识来解释和看待音乐的美学家之一。很清楚，如果不把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运用到音乐领域，近代音乐理论科学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蔡元培在《音乐》和“发刊词”中所表述的音乐思想，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优良传统与近代西方音乐文化相溶合的体现。这两篇加起来仅有1千余字的著作，与蔡先生同时代的某些音乐家类似的相关论述，是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向近代音乐美学理论转变的一个标志。可以说，蔡元培是我国近代音乐美学理论建设的开拓者之一。
二、蔡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参加于”或自立于“世界著作之林”、世界民族之林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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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续三)
组建音乐传习所　创办近代第一个管弦乐队
北大音乐传习所的组建，是萧友梅根据蔡元培整理学生课外社团的计划，由蔡、萧共同商议筹办的。史实经过，是近两年来陆续出版了与蔡元培有关的著作之后才弄清楚。在此之前，鲜为人知。
1920年9月，萧友梅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哲学系讲师（一说国文系）及音乐研究会导师，主讲和声学、音乐史等课程。萧友梅的加入，加强了研究会的教学实力，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来听课。据当时的报道，课室坐无虚席，迟到的只能站在后面听，教室里满了，就挤在走廊上。听讲者迁人。萧友梅成为贯彻蔡先生美育主张的中坚人物。为了进一步在北大提倡美育，日北大评议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由蔡元培手书的《提议北大学生事业委员会名单》，其中萧友梅为委员之一，负责音乐（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48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在这之后，萧友梅根据学生事业委员会组织大纲关于整理学生社团的规定，对音乐研究会作调查研究，发现研究会放任自由，虽有一定成效，但不大。于是萧友梅就向蔡元培提议改组音乐研究会传所。蔡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6月24日，蔡先生手书了三份通知，其中一份是专给萧友梅的，内容是：“为组织音乐传习所事，请于26日晚7点，临第三院便餐，商议一切”。（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52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另外给其他两位，是关于商议体育委员会和调整画法研究会隶属关系的，时间、地点相同。可见，26日晚举行的是由蔡先生主持的一个专门研究组建和改组学生社团的会议。8月1日，经学校第九次评议会通过，改组音乐研究会为音乐传习所，作为对外招生的正式教学机构，附设在北大。由蔡元培任所长，萧友梅任教务主任。刘天华、杨仲子等人为导师（《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说王露也是导师，这是失误，王露已于1921年12月辞世）。8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简章》，公开登载招生广告。暑假过后，于10月2日上午9点举行的北大1922年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先生在致中公开宣布说：“美术的陶养也是不可少的。”原来的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今年改由学校组织，分作两部：（一）音乐传习所，请萧友梅先生主持。……除规定课程外，每星期要有一次音乐演奏会……以引起同学审美的兴味”（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第56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于是，在蔡元培的提议与支持下，萧友梅就在原音乐研究会的西洋管弦乐组基础上，于1923年4月正式组建了一个15人的乐队，由萧友梅任指挥。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人指挥、中国人组成的西洋管弦乐队（见照片）。从成立之日起，到1927年春，曾举行过40多次音乐会。萧友梅称之谓国民音乐会，“是实行普及美育的最好办法之一”。而蔡元培则“深知这国民音乐会的价值”，要求“每月开若开次”（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230-231页。）。传习所于日开办，选定所址后于12月12日正式挂牌。教职员学生24人摄影响留念（见照片）。蔡元培因公务未能参加，委派教授、校长室秘书兼总务长谭熙鸿代表他出席。从音乐传习所的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毕业标准学分的规定看，实际上它就是大学中的一所音乐院，只是名称不同而己。蔡元培曾同意萧友梅建议改“音乐传习所”为“音乐院”，但日召开的评议会没有通过。（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235页。这次评议会，蔡元培因离京南下准备出国未出席。）
蔡元培与萧友梅共同组建的北大音乐传习所是我国近代第一所高等音乐教育机构。1927年6月，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刘哲下令“合并”北京各国立学校的音乐科，传习所被迫停办。计共办了近5年。曾培养了谭抒真、吴伯超、郑颖荪、储师竹、周学昌、王美岩等一批音乐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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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续四)
创建国立音乐院　“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
大家知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主要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并由他提议创设了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任院长。而“大学院原以提倡科学、艺术为宗旨”（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1927年6月音乐传习所被迫停办，对音乐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的萧友梅是决不肯罢休的。他说，1927年7月，“国民政府将要成立，同时北平九校快要关门，我决意南来，向蔡先生提出一个要求，请他于大学院成立时，在上海创设一间音乐院，一来觉得音乐一门非独立不可；二来藉此也可以纪念大学院一下。果然蔡先生提出这个议案通过了，并即从10月起筹备，于11月27日成立，破天荒的国立音乐院总算开幕了”（注：《萧友梅音乐文集》第335页。）。
创办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计划，是由萧友梅提出的，得到蔡元培的赞同、支持并由他在大学院讨论时说服了多数人，努力争取才得以通过。（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并正式委任萧友梅为“音乐院筹备员”，负责一切。（注：《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简史集》第42页，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蔡元培、萧友梅是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是确定无疑的（注：徐士家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纲》（南海出版公司1997年7月第一版）、修海林的《蔡元培的音乐美学理论及其实践》（1995年第4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都排除了创办人之一的萧友梅。汪毓和的年两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则根本不提蔡元培是创办人。）。但蔡先生终究不以音乐为职业，不是音乐家，他的职务是够多的，工作是够忙的。所以他当了一星期的院长，12月3日即任命萧友梅为代院长，日又正式任命萧友梅为院长。但萧先生辞不受命，院长一职，始终空缺，萧先生实干他的教务主任。1929年国立音乐院降格改为国立音专。这时萧友梅才正式就任校长。由于此时大学院已废除，蔡元培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蔡元培对国立音乐院及其后的国立音专始终是关心的。决不是如修海林同志所说的“再无机会实践其音乐美育的理想”（注：同(24)的第2项。1998年第三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对此有详细论述）了。下面请读一段深知蔡先生为人、当年萧友梅校长办公室秘书、至今健在的音乐史专家、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廖辅叔先生的话：“蔡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之后，对音乐院（音专）仍然是继续关心。就我所知，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就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同。他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注：《乐苑谈往》第3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这里，着重谈谈同样不被音乐史学家们重视的蔡先生在国立音乐院成立典礼上的开幕词（注：吴伯超《国立音乐院成立记》，国乐改进社编的，《音乐杂志》（1928年第2期））。这是继“演说词”、“发刊词”以后的又一篇明确表述蔡先生音乐思想、在近代音乐史上具有历史意义至今仍有启发、教育作用的音乐文献。
这个开幕词，篇幅不长，但简直可以当作一部高度概括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纲来读。他从远古的唐虞“命夔典乐”讲起，说到宋代音乐家姜白石“制为调谱、自乐其乐”的“一种著述”，总结了中国音乐在“理论及技术两方面若存若亡”的原因。由于国立音乐院招生时各校已经开学，考生较少，只录取23人，“来学者不多”，而且“校舍亦狭窄”。针对这一情况，蔡先生语重心长而又十分自信地对师生员工们说：不要“稍抱不安之感。古人谓‘作始简，将毕钜’，只要教者学者及办事人，皆有一番热诚毅力，相策相辅，黾勉精进，则必日起有功，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可拭目而待”。讲话充分表现了蔡元培奋发有为、坚毅求进的创造精神和高瞻远瞩、放眼未来的宽广胸怀。
在开幕词里，蔡元培强调了西方音乐“作品成绩及其法则”的“日异而月不同”。“其供给贡献于吾人，至精且备”。但他不是拜倒在洋人脚下，仰人鼻息。可贵的是，他同时还见识高远而又充满信心地提出：“吾人如果勇猛精进，日新不已，则不难大有创作，而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亦绝非不可能”。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与“发刊词”中“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以参加于世界著作之林”的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又发展了，信心也更足了。
炎黄子孙有志气。华夏人民有能手。中国音乐家有才华。80年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建设成就，已经对蔡先生在“发刊词”、“开幕词”中的预言作出了响亮而又漂亮的回答。新中国成立后音乐界的许多领导骨干和教学中坚如贺绿汀、吕骥、喻宜萱、丁善德、钱仁康、谢绍曾、葛朝祉、范继森、江定仙、李焕之、夏之秋、沈湘、李德伦、周小燕、郎毓秀、瞿希贤、桑桐等等，可以列出一分长长的名单，他们无不出自国立音专。50～60年代直至80年代仅中央、上海两所音乐学院培养出的一批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材的老师，不少都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或曾在音专学习过。“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已经实现。我们可以告慰九泉的蔡元培先生：现在中国音乐界正在为以更好更新更多的创作、表演和理论研究成果“回向以供给贡献于欧美”而不断努力！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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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续完)
从北大音乐研究会、音乐传习所到上海国立音乐院（音专），从“演说词”、“发刊词”到“开幕词”，蔡元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是他，开创了近代中国新音乐教育事业；并按艺术的发展规律，为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建设与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教育家们提倡和实践美育，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蔡元培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蔡先生顺应时代的潮流和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音乐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而提出的一种进步思想与表现出的一种革新行动。蔡元培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与沈心工、王露、萧友梅、杨仲子、吴梦非、刘天华、赵元任、黎锦晖、刘质平、丰子恺、黄自、朱英、吴伯超等等一大批音乐家的关系是：或同事，或挚友，或师生，或知音。他的音乐思想和美育主张，就是依靠他们来实现和传承的；萧友梅等人则是蔡先生思想理论的最忠实、最积极的贯彻者。而萧友梅等人的音乐教育理想，也只有蔡元培最理解，且都是在蔡先生的关心与支持下才能得以实现，或在他的思想理论影响下进行的。蔡元培与萧友梅等一批代表性音乐家志同道合，才智互补，相得益彰。
总之，蔡元培通过他思想理论的指引力，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的推动力以及他躬身实践的作用力与学识修养、人格学风的感召力，扶植、培养、奖掖和激励了整整两代文化人，直接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无数后代人，他为振兴中华，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毕生精力，作出了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无以伦比的卓越贡献。
伟大的教育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注：毛泽东唁电，日重庆《新华日报》）”，中国近现代音乐事业的开拓者奠基者蔡元培先生永垂不朽！
（本文由黄旭东执笔。与本文相配合的，还有一幅彩色、对开的《蔡元培、萧友梅与近代中国音乐发展示意图》，读者可以一目了然，脉络清晰地看到蔡元培与二三十年代一大批音乐家的关系。该图由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出版的第三期《学报》作为《论蔡元培与中国近代音乐》一文的插页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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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了半天，还是没有考证出蔡元培会不会唱流行歌曲，决定放弃
在机场候机，航班已延误数小时，仍无何时起飞消息。
干脆自己在网上“考证”蔡元培会不会唱流行歌曲这样重大的“学术课题”，遗憾的是没有什么结果----唯一可以确认的是，蔡元培肯定没有唱过《隐形的翅膀》。
好在还是发现了蔡元培作为大学校长，作为教育家，他对我国音乐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居然做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已经淡忘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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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4 苏辛 的帖子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流行歌曲呀，怎么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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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25 老虎 的帖子
你可以考证一下，蔡元培是不是特别喜欢唱《何日君再来》啊。呵呵。这会证明他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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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校长更具&亲和力&
台大学校长男扮女装大跳钢管舞慰劳学生
12:06:39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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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着一头金发，身穿小可爱迷你裙，任谁都看得出来，台上大跳钢管舞的火辣女郎是男扮女装，不过让人大吃一惊的是，他是台湾高雄树德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男扮女装穿着火辣，挺着肚子搔首弄姿，虽然大受欢迎，不过堂堂副校长牺牲形象，都是为了年终博君一笑，慰劳大家整年来的辛劳工作；而不让副校长专美于前，学校男主任也同样一袭性感装扮，上台争奇斗艳。
让台下惊呼连连的，还有身材皎好，体态动人的性感猫女，同样也是由学校的体育老师友情客串，平常严肃的夫子们，不惜牺牲色相卖力演出，果真让学生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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