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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春天的故事》（二）何阳卖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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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春天，给喜好“大历史阐述”的中国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年整个儿都是春天。
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那些谙熟中国国情的人，都从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机，很显然，一个超速发展的机遇已经出现了。这时候，需要的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在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 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1.8万多元”。
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 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一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在中关村，1991年的科技企业数目是2 600家，到1992年底冲到了5 180家。四川、浙江、江苏等省的新增公司均比去年倍增，在深圳，当时中国最高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里挤进了300家公司，“一层25个房间，最多的拥挤着20多家公司，有的一张写字台就是一家公司”。
3月9日，珠海市宣布重奖科技人员。珠海生化制药厂厂长、高级工程师迟斌元从市长梁广大手中接过价值29万元的奥迪轿车钥匙、三房一厅的产权证书和26.7184万元的奖金，上百家海内外媒体拍下了他热泪盈眶的情景。珠海重奖新闻很快诱发连锁效应，辽宁锦州市政府拿出76.7万元奖励5个科技人员，四川用80万元奖励一位农学家和他的助理们，山东、安徽和江苏等省纷纷用现金、轿车、住房或家电等奖励当地的科学家。几年前还偷偷摸摸的“星期六工程师”现在被允许公开承包项目，江西省规定，科技人员搞技术承包，可与所在企业分成，承包者所得不低于50%。
除了科技人员，那些有商业创意的人也成为了新的明星。7月29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别出心裁地刊出一条独家新闻：《何阳卖主意，赚钱40万》，消息称，“思想、策划、主意也能卖钱。北京一位名叫何阳的发明家光靠给企业出谋划策，赚了40万元。他创办的和洋民用新技术研究所，目前已获中国专利20多项，技术转让总收入100多万元。”
何阳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化工厂，1988年，32岁的他辞职下海，成为了一个“知识个体户”。他想去《北京晚报》登招聘人的广告，报社让他先去人才交流中心开证明，中心的答复是个体户不能登招聘广告，他情急之下就满大街去贴广告，结果下午果然来了四个人，定睛一看，是四个市容检查队的，让他一张招贴罚款一块钱。就这样，何阳的“研究所”几年下来只有他一个职员，而他却靠给企业出点子创了一条路出来。一家塑料厂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积压，何阳出点子说，把京广铁路沿线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个小地图，在铁路沿线的火车上卖。塑料厂一试，果然大灵。一家灯具工厂的台灯卖不出去，何阳想起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的爱国者导弹，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形台灯，样品拿到香港的博览会上居然脱销，何阳收到6万元酬金。浙江的金华火腿已有800年历史，但近年销路不畅，何阳出点子说，为何不把火腿开发成罐头食品呢？就这一句话，何阳收到10万元的点子费。
在任何时代，像何阳这样的聪明人都是一个“宝”，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产品积压和缺乏创意是所有大小公司共同的困扰，何阳似乎总是能够一语点破天机，通过一些聪明的主意让滞销商品顿时变活。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之后，何阳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他被誉为“点子大王”，各地找上门来求教的企业络绎不绝，他四处演讲，成为最受欢迎的“商业智多星”，他的演讲会常常成为现场的咨询大会，台下的人报出一个滞销商品，何阳一眨眼就能说出一条“救活的点子”。一年多后，他顺势出版了一本名为《何阳的点子》的小书，它的发行量超过50万册，其中例举了数十个新奇的产品创意，包括“刻着星期的筷子”、“避孕泡泡糖”、“魔术酒瓶”等等。何阳热直接催生出了一个“咨询策划产业”，在他的身后出现了很多类似的聪明文化人，他们以善于策划和出点子闻名，成为中国商业界一群活跃的身影。
何阳的出名，让每一个对商业没有恶感的人都感受到了“知识就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青年人投身到商业活动中去。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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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阳：法制比点子重要得多
何阳1956年4月生，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高分子专业。1988年创办“和洋民用品新技术研究所”。后又设立“北京和洋咨询”任总经理。曾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等12所院校兼职教授，著有《点遍中国》等，被称为“点子大王”。2001年，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
　　两顿饭后打定主意下海
　　32岁前，何阳跟北京城无数年轻人一样，在国有部门上班，只需要看看报，喝喝茶，便可以度过一个日。20多年后，狱中的何阳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月薪只有56块钱。那时，“下海潮”刚刚鼓起小风浪，下海的都被视作异类。甚至在单位里，他还写过不少批判“下海”的稿件。但在吃了两顿不愉快的饭后，他打定了下海的主意。
　　顿饭是在北京展览馆的“老莫”。
　　1985年的一天中午，何阳到北展参加活动，偶遇一位初中，对方正在展览馆门口摆地摊卖。同学很热情，拉着何阳到“老莫”餐厅请。点了一大桌酒菜后，同学大谈生意经。无意中，同学说了一句，“你当年学习成绩那么好，现在不还没有我挣得多吗?”
　　“我马上就火了。”何阳向同学递下战书，“3年后，咱再比比看。”
　　第二顿饭，是跟一起吃的。在一家高档就座后，何家母子点了主食，服务员站在那里，按惯例让何阳点主菜。最便宜的菜都在10元以上，何阳了两三分钟没有出声。
　　多年后，何阳提起此事仍耿耿于怀。“即使只点一个菜，我下一星期就得饿着肚子。”何阳说，“我觉得太窝囊了，一个大老爷们儿，连给母亲吃个菜都吃不起。”
　　1988年，何阳在北京海淀区创办和洋民用品新技术研究所。这是一家以高科技产品技术转让为业的公司。
　　下海前，他曾犹豫了3年，他在时机。而时机一旦来临，即使母亲哭喊着劝他，他也不再回头。
　　“我不是神，不可能每个点子都对”
　　何阳的母亲罗咏秋现年78岁，何阳1999年入狱后，年年去看他，直到两年前身体无法支撑为止。
　　以前，罗咏秋经常为何阳的高智商自豪。“何阳上学很不用功。”罗咏秋说，但他成绩特别好，好得让人怀疑他在作弊。
　　时，何阳用手工做出几部机，在几个家属楼间通话，让邻居们啧啧称奇。
　　何阳的研究所创立后，曾30多项专利。在技术转让的过程中，何阳时常帮们出些“点子”，直到有一天，他点子也可以卖钱。而他的点子也受到了媒体的追捧：
　　一家塑料厂的一次性塑料杯大量积压，何阳出点子说，把京广铁路沿线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个小地图，在铁路沿线的上卖。
　　一家灯具工厂的台灯卖不出去，何阳想起海湾战争中大显神威的国者导弹，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型台灯，样品拿到香港的博览会上居然脱销，何阳收到6万元酬金。
　　浙江一家火腿厂销路不畅，何阳出点子说，为何不把火腿开发成罐头食品呢?就这一句话，何阳收到10万元的点子费。
　　为什么会想到那么多点子，何阳说：“也不清楚”，只是遇到问题后，“点子就像闪电般从大脑中蹦出来”。
　　1992年，一篇《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的报道经人民日报刊载后，何阳顿时红遍大江南北。
　　何阳的点子并非都是仅靠智商想出。在此之前，他的外公从台湾回来探亲，对他的点子生意很支持，给了他一万，让他到美国和欧洲去考察学习。
　　何阳坦陈，“我的不少点子都是从西方平移过来的，中国人觉得新，那是因为我们太闭塞。”
　　但事实上，对何阳点子的实效，业内一直颇多质疑。甚至有策划专家称，何阳除了策划过商业晚会外，没有什么点子真正奏效。对此，他承认，有些点子没点对，“我不是神，不可能每个点子都能发大财。”
　　那有效的点子占多大比例呢?何阳说，“至少有80％吧。”
　　“我就是帕瓦罗蒂”
　　“何阳走红，与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密切相关。”著名商业策划人叶茂中说，当年，何阳的点子被看做是科技创造的最典型的例子。
　　在叶茂中的里，何阳是一个“暴聪明”的人，“思维爆发力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强的，一分钟可以想出400个点子。他的最大贡献，是开辟了一个商业策划的新时代。”
　　在中国商业史上，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浮躁的一页。“水变油”的“高科技”，包洽百病的保健品，还有门派林立的气功疗法，都极一时之盛。
　　对那些只想一夜暴富的企业主，何阳并不太赞成，但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受追捧，正是源于这些人的暴富。
　　走红的何阳很陕了技术转让的生意，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雇了十几个人，应付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信和电话。“我连睡个安稳觉都没”，只有坐在飞机上，才能消停一会儿。
　　除了出点子，他有了另一种生财之道――演讲。“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50块一张，我的门票是200块。”而出点子的报酬，更是以万元为起点。在成群结队的粉丝的簇拥下，何阳感到，“不只是我，更是知识了应有的尊重。”
　　何阳在办公室上放了一面中国地图，每去一地，他便在上面插上一面小旗，几年过后，他发现“旗子已无处可插，全中国我跑遍了。”
　　何阳已经忘记了自己做过多少次演讲，有多少人次的听众，又出过多少点子。但在监狱里，他曾多次告诉狱友，“眼下各大企业的老总，在当年几乎都听过我的课。”
　　狱警也证实，经常有各地的或顺道来看望何阳，或给何阳寄钱寄物。
　　何阳往往给人一种拎着皮包走天下、单打独斗的形象。“也有人劝我把生意做大，整一个全面的公司，我没答应。”
　　“帕瓦罗蒂你知道吧，世界上一流的家，他为什么不去开一个歌舞团呢?”何阳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长和活法，一个独唱的人，比合唱的人往往更能显示水平。”
　　“我就是帕瓦罗蒂。”何阳说。
　　点子大王因诈骗罪入狱
　　但是，“独唱者”何阳栽了。
　　事情源于1996年1月，何阳到银川演讲，宁夏宏刚实业贸易总公司总经理夏虹刚慕名找到何阳，要求为其公司做战略策划。
　　6月，何阳给夏虹刚公司的“酸妞”饮品做了一份广告策划。此外，经何阳及其公司担保，银川市工商银行同意贷款给宏刚公司700万元。
　　日后，夏何二人因100万费用反目。夏向警方举报何诈骗自己100万元的广告费，何则称这些钱是自己的策划费和贷款抵押的“好处费”。夏向何追讨后，何将一辆20万元的轿车和9万元现金抵给夏。
　　日，何阳因诈骗罪被一审判处12年徒刑。他不服上诉，4月2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狱中的何阳至今保留着一份日的《北京报》。该报当天以《狱中何阳在喊冤》为题，披露了何阳对判决的不服，更披露了何案的疑点。这些疑点集中在认定何阳诈骗广告费的证据上。法院认定一封没有何阳签名，只盖有其咨询公司公章的信件，证明何阳曾为举报人夏虹刚承揽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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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阳，中共党员，施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历任省委办公厅办文处副主任科员，省委办公厅办文法规处副主任科员，省委办公厅办文法规处主任科员，省委办公厅《云南通讯》编辑部副主编（六级职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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