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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严歌苓 &&上传： &&下载： &&更新时间： 9:38:04 &&文章状态：连载中
上一章 &&&&&&
歌苓作品：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作者：严歌苓
前言：众里寻她千百度（1）
“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主编 钱虹
　　记得某位大文豪曾经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第一辑）即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其中的十位华人女作家的十部小说、散文和诗集，犹如十株充满灵气的生命之树郁郁葱葱，而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望着满眼葱绿，却是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
　　之所以策划并主编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纯属偶然。自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为在华东师范大学讲授“台港文学研究”等课程以及此后不断受邀出席各种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而一脚踏进世界华文文学圈以来，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年。二十年来，在我先后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女性文学以及香港、台湾文学研究等等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过海内外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热情而无私的帮助。他们中间有的推荐、发表我的论文，有的邀请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有的提供给我从事有关学术课题研究的资料和经费。我曾数次受邀担任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的访问学者和客座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研究。这二十年来，我结识了一大批海内外的文学朋友和华人作家，我所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赠书，其地域之广，几乎可以拼成一张世界地图。
　　在我结识的海外华人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女性作家，我对她们的创作尤其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等都以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作为论题。研究表明，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之所以凸显其性别意识，正是因为几千年来所造就的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无所不在的形态，使得女性在历来由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成为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角色，而女性介入书写，尤其是自我书写，就意味着这种被他人书写、塑造和代言的历史的终结。而在女性书写过程中，其性别意识及其特征会或明显或隐秘地镌刻在其创作文本之中。这正是我对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书写饶有兴趣的地方。同时，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我深知女人（她当然在生活中同时也扮演着女儿、妻子、母亲等角色）从事创作与研究而要承受比男人更多的艰辛与困难。而那些在海外生存的华人女作家，要在母语创作上取得优异成绩并且得到承认那就更为不易了。比如像入选本丛书作者之一的严歌苓，当年在美国求学期间是用“边角料”时间来从事华文创作的：一方面是为了能得到稿酬以便生存；另一方面则是她对于母语写作的那一份挚爱、深情和锲而不舍。这一份对于母语写作的挚爱、深情和锲而不舍，在入选本丛书的其他女作家身上也都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所以，我对那些能够做到事业和家庭兼顾而且创作丰收的文学姐妹始终怀有一份由衷的敬意。
　　去年9月，我应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2008双年会筹备会主席吴玲瑶女士的盛情邀请，作为特邀嘉宾之一，参加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第十届双年会，在这次会议上，我就“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等作了如下演讲：
　　还记得前年（2006年）9月，第九届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双年会在上海举行，我也作为嘉宾受到邀请并出席，使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华人女作家相聚和相识，见到了许多海外华文文坛上的老朋友，结识了一些近年来华文文学创作卓有成就的新朋友，尤其是会中、会后得到了不少文学姐妹们的赠书和提供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这是我作为一位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者最为高兴和感激的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前言：众里寻她千百度（2）
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文学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其中包含了我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陆续对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作品作理论研究的心得。我认为，随着上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新*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起成为世界公认的三大批评思潮以来，人们对于占据人类“半边天”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与探究，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结晶。用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卢汉的话说，“女性主义”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不断扩展，“预示了90年代乃至下一世纪人类精神天地中一朵膨胀的星云”。然而，在现实世界，女性在成才、就业、劳动报酬、职务晋升及人身权益等方面所遭受的“性别歧视”和“温柔宰割”，却又成为始终悬置于她们头上的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国内各所高校二十多年来竞相开设“女性学”课程，但其中有一个概念至今似乎仍然模糊不清：即“女性学”课程是否等同于“女性课程”？或者说，这些课程专门是“以女生为对象的课程”，还是“以女性性别问题为内容的课程”？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范畴。今天我的演讲并不想就此展开讨论，我想谈一谈我对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和海外华文文学书写的真切感受。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已经走过了二十年并不一帆风顺的路程。从第一任会长陈若曦女士开始，到如今的周芬娜会长，以及即将接任的吴玲瑶会长，在一任任会长以及一届届工作干部的无私奉献与卓有成效的领导下，二十年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在中华大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该国、该地区主流文化的夹缝中，顽强地播撒着炎黄子孙和中华文化的良种，传承着华文文学与华夏文明的薪火，期间还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辛苦，却始终百折不挠，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为你们自豪与骄傲！在世界各处，你们用笔记录着海外华人身处异国他乡的屈辱和血泪的历史以及奋斗、抗争、生存、发展的历程；你们用笔倾诉着乡愁、乡情、乡思、乡恋以及对“唐山”（祖国）、对故乡的无比热爱；你们用笔抒发着对中国未来的美好祝愿与对同胞手足的关爱之情。不久前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你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自己捐款捐物，还向所在国家或地区进行义卖与募捐，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想方设法为灾区的重建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知道，虽然你们身处异国他乡，可你们的心，是永远与祖国、与中华民族紧紧相连，不可分离的。为此，我向你们鞠躬致敬！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难忘岁月。二十年，意味着当年呱呱坠地的女婴，已经长成了风华正茂的妙龄女郎，正焕发着青春的气息与迷人的神采。今年的双年会即以“亭亭玉立二十年，欢庆女性书写成就”为研讨会的主题，这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这次研讨会，首先是一种回顾与检阅，二十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的成就几何，其性别文化意义、艺术价值等等体现在哪里，还有哪些不足之处等等，需要我们客观地、冷静地加以归纳和总结。其次，它也是一次展望与超越，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今后前行的目标和方向。在世界范围内学汉语的人口日益增加的今天，如何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要超越海外华文文学的乡愁、乡情、乡思、乡恋等现有格局与传统书写，拓展海外华文文学的新空间、新天地，正是我们将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其实，早在2007年，我就想着如何回顾与检阅二十年来海外华人女性书写的成就，当然这首先应该是一种展示，由此希望能找机会出版一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我想起了我的校友、时任宁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哈若蕙女士。为了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由母校78级学友魏威、哈若蕙策划、编选的《大学梦圆——我们的》一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反响不错，其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回忆“*”后参加首届高考的《人生中的“偶然”》。2007年的暑期，恰逢她来沪出席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作家协会在沪联合召开的纪念高考恢复三十周年暨该书出版座谈会。她与我都属于恢复高考后最早考入华东师大的学生。1982年毕业之后我们再未见过面。阔别二十多年后，我和她竟然相逢在上海作协大厅。两天后我又去她下榻的宾馆探访，我们在一起聊起了策划编选一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的构想。若蕙是一位敏感而有眼光的出版人，对我的提议立刻作出了积极回应。此后我与她一直保持着电子邮件加手机短信的联系，主要内容基本上都没离开“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的策划。
　　从美国回沪不久，我就开始约请诸位海外颇有知名度的华人女作家提供作品，她们中有：小说家陈若曦（中国台湾）、严歌苓（美国）、虹影（英国）、陈漱意（美国）、哈若英（美国）；散文家吕大明（法国）、尤今（新加坡）、吴玲瑶（美国）、蓉子（新加坡）以及女诗人谢馨（菲律宾）等，并得到了她们的慷慨赠稿。最后确定入选“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第一辑）的，有小说五部，散文四部，诗作一部，尽量兼顾到了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在编选、出版过程中，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几乎胎死腹中，但这套丛书终于还是如有神助般如愿以偿即将出版。在此，我衷心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原副社长、现任宁夏文联副主席的哈若蕙女士自始至终的鼎力相助；感谢责任编辑戎爱军女士的大胆运作，以及她和她的团队认真细致的阅稿；感谢北京亨通堂文化传播公司的精诚合作；感谢各位入选作者通情达理的积极配合，没有她们的“不抛弃不放弃”，这套“世界华文女作家书系”要出版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如今能够顺利出版，是我们共同的福分。
　　至此，“众里寻她千百度”，“为伊消得人憔悴”，终究也都是值得的。为此，我感到欣慰。衷心期盼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是为总序。
　　2009年9月于上海寓所
“全部根须是裸露”的“生命的移植”（1）
——论严歌苓的海外小说　　
　　如果按照小说题材来划分，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可谓以“*”记忆为主的中国大陆题材之作，如《绿血》《倒淌河》《雌性的草地》以及九十年代以后的“穗子的故事”系列等；第二类则是描写海外“留学生”或“新移民”生活之作，如《少女小渔》《红罗裙》《女房东》等等，这部分作品不仅数量众多，显然更带有作者感同身受的个体体验；除了这两大类之外，在另一部分作品中，严歌苓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地理位置的转换而将这两部分生活串联起来，例如《扶桑》《人寰》等。而这第二、三类作品，都可以归为“海外小说”。
　　严歌苓的海外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创作成绩也得到了海峡两岸三地评论界和读者的肯定。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她的海外小说中的《少女小渔》《学校中的故事》《女房东》《海那边》《扶桑》等作品先后获得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文学大奖《少女小渔》1991年获“‘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学校里的故事》1992年获“亚洲周刊小说奖”第二名；《女房东》1993年获“‘中央日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红罗裙》1994年获“‘中国时报’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审奖；《海那边》获1994年“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扶桑》曾获1995年台湾地区“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1998年获台湾地区“‘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及2000年度“上海文学奖”等。，可以说这些海外小说给严歌苓带来了极大的声誉。那么，这些海外小说对于作者以及读者而言其意义何在？
　　首先，严歌苓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留学生文学”基础上，对“移民文学”的思考与书写都迈出了新的步伐。她突破了留学生身份对自我的限制，自觉地将“移民”作为自己海外小说创作的重点，这其中不仅仅有第五代留学生，也有形形色色的各种其他身份的人物；不仅仅有当代的现实生活，也有深入历史的探寻；不仅仅有海外华人，也有非主流的其他族裔。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笼罩着浓厚的“边缘”意识，她对边缘人的边缘人生有着认真的观察和生动的展现，对在不同历史时期移民的特殊生活或者说是生存条件下“人性”的微妙和复杂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与思考，并以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宽容表现了个体的价值观念。她每每穿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藩篱而将镜头的焦点集中于对人性作深入而细致的曝光。同时，严歌苓在对人生悲喜剧的把握中，擅长透视东西方在文化、地缘和心理上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对人的命运强大无比的支配力量，尤其是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对于把握命运的无奈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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