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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转载]伊斯兰在中国
中国绝美风光 云南元阳梯田
伊斯兰在中国
有人说，那是在伊斯兰世界，穆斯林有了自己的政权和军队，有系统的宣传和教育，伊斯兰传播取得那样的成就是可能的。可是中国穆斯林历来都处于少数，处于下层，没有任何的权力和地位，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境地，因此没有长足的进展。甚至一位伊协的官员告诉我们，中国穆斯林从来就没有主动传教的传统，正因如此才使得她与佛儒道主流文化相安无事。
其实这是他对历史的无知，在伊斯兰政权没有波及的许多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教也曾取得过巨大的成绩。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就是证据。中国也是如此，真正客观的历史会告诉我们，中国穆斯林们一千多年来在坚守伊斯兰、传播伊斯兰方面是光荣而成功的。
远在唐代，穆斯林圣门弟子就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传播伊斯兰。非穆斯林编写的史书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前来中国不是为了传教，乃是为了经商。其实他们错了，经商只是这些人的谋生手段，把伊斯兰传遍世界各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他们与其他圣门弟子一样忠贞虔诚，在正统哈里法时期，他们怀着巨大的宗教热忱向全人类发出召唤：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他们远离了先知的故乡，来到了偶像崇拜的国度，学习汉语，身着汉服，聘娶汉人的女子，向汉人传播伊斯兰，他们离开了故乡，永远地留在了中国。他们怀念尊贵的先知，于是将他们在中华大地上建起的第一座清真寺命名为怀圣寺。直到今天，人们还非常敬仰这些先贤，保护着他们的坟墓，将他们的故事传为佳话。如果他们没有为传播伊斯兰作过什么，而只是利欲熏心的富商巨贾，恐怕人们不可能会对他们如此敬重。
从西安清真大寺遗留下来的《创建清真寺碑记》也可以窥见唐代兴修寺院传播正教的遗迹。虽然有史家认为那是明代的伪碑，但他仍然记录着唐代先民宣传真理的初衷。
殆与尧之钦若昊天，汤之圣教日跻，文之昭示上帝，孔之获罪于天无所祷，此其相同之大略也。所谓百世相感而不惑者，足征矣。……盖将统领群众，崇奉圣教，随时礼拜以敬天，而祝延圣寿之有地矣。
如果没有向外传教，何必用典雅的古汉语来阐释伊斯兰教，而且从那时开始，人们就已经用儒家经典中固有的名词来翻译伊斯兰教的概念了：把伊斯兰称为教，把安拉称为天，还有圣人、斋戒、沐浴等词语，都准确地从中华文献中找出了对应词汇。我们问一句，如果唐代穆斯林先民只是将伊斯兰父传子受，他们有没有必要如此煞费苦心？他们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安拉、奈比、麦斯志德等音译的经堂语词汇。
元明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蒙元政权覆盖了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地区，大批穆斯林得以来到中国内地，穆斯林在官方取得了重要地位，并且为国家的建筑、天文、军事、文化交流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伊斯兰教在元代的自由环境中也得以迅速传播。那时的穆斯林先民丝毫没有今天的封闭保守和民族主义，随着穆斯林屯兵在各地的安居，他们与中国的汉人男女互相通婚，彼此交融，很快伊斯兰教也开始为人们争先信奉，一座座清真寺拔地而起，穆斯林遍及运河两岸，大江南北。
伊斯兰在中国的本土化基本完成于元末明初，正是由于大量的汉人加入伊斯兰，伊斯兰才得以如此地富有中国色彩。明初，人们已经普遍地使用汉语；姓氏也开始改为汉姓；更多地使用中华文化中的概念阐释伊斯兰；当时兴建的所有清真寺也清一色地采用中国式建筑。正是由于在中国的大多数伊斯兰信奉者已经是汉人，他们才能在元末的农民起义中起而反对蒙古政权，这与元初穆斯林先民援助蒙军攻打南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如此，许多穆斯林在清军入关后多年还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返清复明。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那时的穆斯林的主体已经是中华民族，更多的是汉人。
穆斯林在明代的发展，受益于明代政权对伊斯兰的优待。正如傅统先先生所言：明太祖起自回民繁盛之淮上，左右近臣多为回教徒，加之历代帝王推崇回教，故汉人之改信回教者亦日渐增加。是以明代之回教徒，无论在饮食、衣服、语言、习惯上，均已纯粹为中国人。
——摘自《中国回教史》60页
明代对伊斯兰的政策是宽松的，甚至各代皇帝都对伊斯兰表现出热情和褒扬。这与当今的教科书告诉我们的不同，教科书常常告诉我们历代统治者都是歧视、压迫伊斯兰的，只有到了今天，穆斯林才迎来了春天。不是的，我们会发现，唐代、元代、明代、民国的穆斯林基本上都获得过宽松的环境，只有在清末和“左倾”时期穆斯林才遭受了重大的迫害。
明代王室对伊斯兰是倍加推崇，这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起于皖北的穆斯林地区，他的重要将领包括他的妻子都是穆斯林，甚至有一些研究者发现有史料证明他和后代的其他皇帝也是穆斯林。台湾的马明道先生和西安的程连飞先生指出了以下几点：
（一）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城南是穆斯林聚集区，穆斯林居民多姓朱，而朱元璋家正居城南。
（二）1344年凤阳蝗灾旱灾，他的父母哥哥相继去世，均用布包起来安葬。穷人买不起棺木的，一般用芦席掩埋，而布比芦席昂贵，朱家贫穷且连逝几人，不用芦席，而用布匹，说明是在谨守伊斯兰礼仪。
（三）《明史》中提到太祖“生活孤苦无着，入皇觉寺为僧”，该寺坐西朝东，与其他寺院不同，证明此寺为清真寺，因为当时佛寺清真寺统称为寺，寺里的学生也统称为僧，甚至历史上有人把牧师称为大食僧。朱元璋登基后赐名“皇觉寺”，意为皇帝在此觉醒。
（四）朱元璋住寺期间，群雄并起，但他并未投靠，而他听说穆斯林领袖郭子兴起兵时，却马上参加也证明他是穆斯林。
（五）朱元璋的妻子马高皇后也是穆斯林，其后裔至今仍是穆斯林，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的配偶也必须是穆斯林，因此这也是一个明证。
（六）许多对明政权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重要将领都是穆斯林。
（七）明太祖洪武元年在南京敕建清真寺赐名为净觉寺，并撰写《至圣百字赞》，全文如下：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王，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惠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贯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谟德，至贵圣人。
其中对先知的伟大功绩给予高度的赞扬，感情真挚，足证他对伊斯兰的虔诚信仰。
（八）设回回钦天监，使用伊斯兰历法，一直延续到清康熙年间。
（九）永乐五年，米里哈吉得到永乐帝的敕谕，使他携带着在全国各地传教，皇帝亲自下令鼓励传教，证明对伊斯兰的爱护和支持。这个敕谕至今还保留在泉州清净寺寺壁之上：
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成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赐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事天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十）据《明武宗实录》卷一八0“正德十四年，上巡幸所至，禁民间养猪”而且还说：“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返真，盖谙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他还御制诗篇道：“一教元元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这里他已经表明他的伊斯兰信仰了。
据马文升著《元明贤秘史》记载说，太祖严禁臣民议论王室的宗教信仰，违者重罪。再加上后代历史的有意掩盖，似乎从正史上寻不出伊斯兰的影响，其实伊斯兰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穆斯林在天文学、历法学、航海学、医学、数学、建筑学等领域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伊斯兰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走向也有很大影响，虽然从正史中找不到系统的记载，但是如果对唐代后佛教思想在中国的没落，以及宋明理学、心学的兴起进一步深究的话，是不难看出伊斯兰的影响的。如果再看一看现存于全国的大多数清真寺都是始建于明代的话，就可以得知伊斯兰在明代的发展确实是盛况空前。
清代伊斯兰继续蓬勃发展，一个个苏菲教团来到中国西北，伴随着嘹亮的赞美词，西北五省的伊斯兰化在悄悄地进行着。许多先贤把伊斯兰传给了为数众多的汉族、藏族、蒙族百姓，新疆自不待言，到十六世纪，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塔塔尔、柯尔克兹、乌兹别克六个突厥民族相继归信伊斯兰，伊斯兰教牧歌般地传遍了新疆各个角落。很快，那里成了一片伊斯兰的净土。接下来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穆斯林的比例均已占了绝大多数。西北五省已经伊斯兰化，而内地的发展也并不逊色。陕甘穆斯林后来遭到了满清的大屠杀，穆斯林人数锐减，但在华北、东北的几个大省，至今仍有大量的穆斯林后裔。仅河南一省，穆斯林人数就多达百万以上。在许多城市都有人口众多的穆斯林聚居区，大平原上分布着一个又一个穆斯林村庄，豫东有的地区穆斯林村庄的数目甚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在中原腹地，在中华文明的摇篮，伊斯兰教竟然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先辈们的成功无疑是令我们敬佩不已的。
然而，与明代对穆斯林鼓励和优待的政策截然不同，清代统治者一直在致力于消灭中华大地上这股强劲的伊斯兰力量。这是因为清王朝的统治是异族对华夏民族的征服。中国穆斯林作为中华民族，同其他同胞一样无疑也是拥护明代政权，反对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
再者，明代王室和伊斯兰的特殊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清政府对伊斯兰的仇视。按照程连飞先生的主张，清代政府仇视伊斯兰是由于仇视明王室，屠杀穆斯林也是为了屠杀所有与明王室有着共同信仰的拥护者。这种观点是不无道理的。退一步说，即使明代王室并不崇奉伊斯兰，但由于它对伊斯兰的亲善以及穆斯林对它的拥护，也足以让清王朝寝食难安。所以，清王朝对自己这一心腹大患的态度自不待言。清初，由于统治者致力于恢复元气，所以摆出一副仁覆天下的样子。然而，自乾隆开始，清王朝认为自己的江山已经稳固，就暴露了本来面目，将屠刀挥向了穆斯林。1781年，乾隆的密旨中写到：“应明白晓谕归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教之罪，令其杀贼自效，如此以贼攻贼……既壮声势，又省兵力，而贼势益分，剿灭自易。”——摘自《伊斯兰文化论集》392页
在这里，乾隆将新教旧教统统认定为贼，并令剿杀，其消灭伊斯兰的面孔暴露无遗。自此之后，清王朝对穆斯林的压迫和屠杀政策再也没有改变过，这样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的覆亡。
有清一代，穆斯林的命运改变了，蓬勃发展的伊斯兰教受到了重创，最终陷入了衰落和停顿之中。然而，这决不能说明中国穆斯林的昨天毫无起色，也决不意味着伊斯兰在中国没有取得过什么成绩。相反，透过充满血和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昨天的穆斯林们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功。由于伊斯兰在中国的强大，使她在清代中叶构成了对统治者的严重威胁。西北一代的苏菲主义各门宦的兴起，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伊斯兰的政教合一。在中国内地伊斯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似乎都不存在真正原初意义上的神圣权威与行政权威相结合的网络，而只有苏菲的门宦是例外的，它们建立了跨地区的垂直的线性领导体制，并把公共关系纳入教权之中。然而正是这样，它运作起来必然同大社会发生矛盾，如果大社会不去关注它的个性的话，积累而不是消解这些矛盾就可能酿成事端。因此，为数众多的信徒，必然会遭到禁止，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会引起剧烈的冲突，导致重大的创伤。清代对伊斯兰的剿杀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清王朝覆灭了，中华民族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中国穆斯林度过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民国统治短短三十几年，伊斯兰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流传千年的《古兰经》，终于首次有了汉语全译本问世；中国穆斯林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和学术研究的协会，并且创办了大量的杂志报刊；有了新型的经学院和一个个的伊斯兰学校。并且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为伊斯兰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穆斯林是优秀的，我们的昨天是辉煌的，中国穆斯林取得的进步甚至被伊斯兰国家的学者所称道。七十多年前，埃及学者舍凯卜·艾尔·色兰在他的著作《穆斯林的沉浮》中对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穆斯林占少数的地区的同胞取得的成绩也曾给予了肯定。他说：穆斯林往往落后于他人，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目前，我们知道个别地方的穆斯林领先于其他民族。如波赛尼亚，那里的穆斯林从物质和精神上都不比周围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差，而且有高一等的现象，又如苏联许多地方的穆斯林，就连同与他们杂居的基督教徒也不比其他基督教徒差。众所周知，中国穆斯林总的来说是落后的，但比中国的佛教徒要进步。该书写作于中国的民国时期，而那时，中国穆斯林正兴起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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