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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细腻抒情的语言，展现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普通人的生活情景。
甜蜜而神奇的地方
我的出生地是江西南丰，这是一个甜蜜而神奇的地方。
　　1939年春天，父亲跟随祖母逃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南丰县定居下来。第二年进入协成瓷店做工。还是干老本行，赵家几代人都是在店铺里做店员。
　　1947年，父亲和母亲这两位逃难到南丰的南昌人喜结良缘。按农历算，母亲比父亲小三岁，她9岁上学，14岁那年跟随父母逃难到临川，第二年因其父黄惠鑑所在的宝成布店被炸，失业后全家逃难到南丰定居。她先后在南丰东门卷烟厂和白象卷烟厂做了四年卷烟工人。结婚之后，辞去工作，怀孕在身，做点家务。
　　父母亲结婚时只添置了三件家具，一件是双人床，这床做工精细，三面的围栏上雕有花纹，结实耐用，一直使用了50多年。另一件是一口未装锁包角的木箱。还有一件是方桌，我未曾见到过。据说，这是一张上好的麻将桌，搬回南昌时在船上被风刮到河里去了，真可惜！在我的印象中，还有一对皮枕，称得上是好东西，颜色和床配套是枣红色，枕头上面有图案，寥寥几笔，兰花写意，两侧有题字：“空谷幽蘭”，“清风徐来”，字体飘逸俊秀。
　　1949年10月的第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光耀大地。11天之后，我在这个赣东小县城呱呱坠地，一出生就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之下。
　　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后，本来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家庭，增加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更是雪上加霜。而就在此时，父亲因所在的协成瓷店生意不景气而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失业后，父亲到处寻找新的谋生手段，但始终未找到一份长久安稳的工作。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在又一个女儿云英出生后实在无力抚养，母亲只能忍痛割爱送给别人家抚养，自己走进南丰县总工会主任魏兆凤家做保姆。
　　1952年父亲由南丰县总工会介绍，来到老家向塘加入了修建机场的劳动行列。祖母带着姐姐也回到了南昌，在城里宫保第租一间小屋居住。机场完工后，父亲返回南丰，又由工会介绍到新华书店做临时发行员，3个月后被辞退，再一次面临失业。
　　1953年5月，走投无路的父母亲带着我毅然离开了居住了14年的南丰，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南昌，在绳金塔下那一堆破烂不堪的平方里，租了一间简陋的房间栖身，全家五口人在这里团聚。
　　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他们没有留在南丰消极地打发时日，而是迁到南昌城里来积极地寻求机遇，这为自己也为后代们开拓出一片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再晚几年，实行了户籍管制，要想举家从县城迁往省城，就很难了。假如当时没有走出南丰县，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呢？亲爱的爸爸妈妈，感谢你们走投无路时作出的正确选择。
　　南丰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在我4岁那年，便随父母回了南昌。脑海里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在回南昌的路上，我们全家在车站上等车，汽车缓缓倒车，我慢慢地往后退，结果撞倒了身后的热水瓶。这情景不知道是真实发生过还是梦境里出现过。我一直没有向大人们去证实。
　　我家迁回南昌后，姑姑赵润秀仍然留在南丰，并和当地人结了婚。记得有一年过端午节，姑姑从南丰来南昌看望祖母和我们全家，吃完中饭，步行到六眼井照相馆郑重其事地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成了五十年代我们家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从小就盼望能去南丰走一走的愿望，在1976年秋天终于实现了。同学胡新有熟人开车去南丰，邀我与他同行。我们坐在货车的车箱里一路兴奋。傍晚到达南丰，姑姑看到我们很是高兴，一连几天杀鸡宰鸭做好吃的款待我们。我们在县城里闲逛，并没有见到高楼大厦，只有几条老街。在姑姑居住的屋子旁，有一片一片的桔树林，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
　　南丰是一个盛产蜜桔的地方，绵亘九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能看到桔树。南丰蜜桔色泽金黄、无核多汁、细嫩无渣，有着一种特殊的甜味和浓郁的芳香。古人曾评价说，食之为蜜，掰之香气盈室。每年桔子熟了之后，南丰姑姑就会寄过来一些蜜桔，我们全家以能尝到从南丰寄来的正宗的蜜桔而高兴，这也是我幼年时的一件乐事。
　　第二次去南丰是1985年7月，我参加省电台通联部组织的听众调查组，一行五人来到南丰，南丰县委宣传部接待了我们。晚宴上有两道菜令人难忘，一个是三杯鸡，一个是鱼丸。晚宴后，我信步来到姑姑家。姑姑老了许多，已经和结婚了的儿子一起住。家庭中的琐事和矛盾成了她主要话题。
　　高高的桔都大厦已经立起来了，城区街道也比以前宽阔了，只是姑姑家旁一大片一大片的桔树林，已经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参差不齐的楼房。读书岩是南丰著名的风景点，相传北宋文学家曾巩少年时曾在这里刻苦攻读，曾巩的文章流畅朴实，擅于说理，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故去后葬于故乡，南丰有曾巩墓。可惜这次在南丰只住了一个晚上，没有时间去游览读书岩，祭拜曾巩墓。
　　南丰地处闽越之交，是赣东比较偏僻的小县，古老的民俗得以流传。傩舞，又叫“跳大傩”、“鬼戏”，这一被人们称为民间文化活化石的活动，在南丰流传千年，至今不衰。这种傩舞起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是古代驱鬼逐疫，求福灭灾的一种祭祀活动，以后又增加了戏剧舞蹈性表演的娱乐成份。据说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十天左右，南丰县都有傩舞班在城乡流动，搭台演出。演出时，锣鼓齐鸣，加上唢呐、竹笛、二胡一起闹腾，热闹非凡。演员们身穿彩衣，头扎布巾，戴着各式面具，翩翩起舞。可惜这种传统的南丰傩舞表演，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没有印象，从我能够记事起，就离开了南丰。唯一能够记起的，是我们家迁到南昌后，有一年的某一天，我忽然从家里的某个角落里翻出了好几个纸做的傩面具，有孙悟空、猪八戒等神话人物，我把它们戴在脸上，到邻居家串门，引起邻家孩子们的羡慕，都争着想戴一戴这些面具。当时，南昌城里没有这样的面具卖，这些面具一定是从南丰带过来的。
　　我两次到南丰都只是在县城里走了走，对于南丰的印象只能是浮光掠影。南丰是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有一篇《南丰赋》这样赞美南丰：
　　武夷横卧，雩山舒臂；军峰山气势磅礴恰似屏障，南台寺居山临水塔寺双辉；读书岩月白风清景色如画，蜜桔园春华秋实叠彩溢香；车摩岭天然浴场翠羽流金，洽港溪紫霄漂流宛如仙境；盱江拖蓝碧水相荡成涟漪，潭湖水库秀色可餐甲江南；南丰三奇，绿色、傩舞、豆腐皮；桔都三子，桔子、炉子、俏女子。无处风光不迷人，一草一木令人醉。
　　赋中提到的军峰山、车摩岭、恰港溪、潭湖水库、南台寺等景区，就像是散落在南丰县境内的一串珍珠，令我神往；又像是待字闺中的一群农家少女，令我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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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对于少年的我是一段最快乐的时光。学校已经放假了，可以整天都在外面玩了。
　　绳金塔下养济院背这一带是横七竖八的平房，而邮电宿舍那边是三、四层高排列整齐的楼房。两地之间，有大片大片的菜地，有一口挨着一口的池塘。池塘里养着鱼，偶尔还能发现有水蛇在水面流动。池塘边长满了野生的灌木杂草，开着不知名的小黄花，蝴蝶蜻蜓在花间草上飞舞。池塘旁有垂柳，知了在树上叫着，此起彼伏，一阵高一阵低。偶尔听到“扑通”一声响，那是躲在草丛中的青蛙跃进了水塘。这块田园之地是我们夏天里的乐园。我们会在花丛中捕捉蜻蜓蝴蝶，它们或是透明或是彩色的翅膀成了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我们会在草丛中抓蟋蟀，匆忙地掀开草叶后，有时会蹦出一只螳螂，亮出两把锋利的大刀。我们会在竹杆上挂一个塑料袋，屏住呼吸，悄悄伸到知了的身旁，准备下手时，它却一阵风似的飞走了。我们会捡来一堆瓦片，比赛打水漂，看谁的瓦片在水面上溅起的涟漪多，谁就是胜者。玩累了，我们会在池塘边采摘马齿苋，这种野菜清热消火，家里人都喜欢吃。若干年之后，我曾写过一首《捉蜻蜒》的诗抒发对这段生活的感受：轻轻、轻轻 /按捺住狂跳的心，/怀着第一次追求的虔诚，/颤抖着伸出手臂，/去获取最初的憧憬。/即将成功的那一瞬，/蜻蜓飞走了，柔美的舞姿 /是那样轻盈。/要飞就飞远些吧，/为什么总飞不出我的视野，/在我渴望的眸子里定格，让我重燃奋起的热情。/啊，蜻蜒，美的精灵，/那透明的双翼，/一次又一次 /搅碎我儿时的梦境，/让我开始懂得人生。
　　每到黄昏时，家长都要让孩子们到池塘里去洗澡，那时自来水要走很长一段路去挑，还要花钱买。到塘里洗澡既省钱又省事，家长们何乐而不为。
　　年幼时，我随父亲下塘洗澡，稍大一些后我就单独下塘了，洗澡是次，游泳为主。孩子们成群结队来到塘边，*衣服，“扑通” 、“扑通”都跳进水里，扑腾着、打闹着、嘻戏着，这是真正的裸泳，无牵无挂、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痛快淋漓。一开始，我只能在塘边练狗爬式，渐渐地，头能抬出水面，身体能浮在水上游动。日久天长，无师自通，随着身材逐年长高，我学会了量水（自由泳）、刁仰子（仰泳）、潜水、踩水，各种姿势都会。
　　“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游湘江时下写的诗句。我没有伟人博大的胸襟与抱负，但从击水中体验到的激情、豪爽和欢乐，应该是相同的。
　　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唯一能降温纳凉的，是手中的扇子。巷口的理发店，也只能在天花板上挂几块大纸板，通过滑轮用绳子串联起来，下面那人一拉绳子，几块纸板同时摆动，以此来给顾客扇风。盛夏的南昌有火炉之称，晚上睡觉房间里是呆不住的。我住的地方叫“八间头”，两栋平方并列，大门相对，一共住了八家。夜幕降临时，大家都把竹床摆出门外，一张紧挨一张，邻居们挤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夏天的夜晚是最热闹的时候。邻居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坐着、或躺着，摇着扇子聊着天。天南海北、家长里短、轶事趣闻都能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
　　“凤眼娘，告诉你一件好笑的事。”
　　“什哩事？”
　　“老东又在骗他80多岁的婆婆，这回骗到不少钱。”
　　“啷骗咯？”众人围过来问。
　　“老东找到一只万金油盖子，用绳子绑在手腕上，骗他的婆婆说买了一只手表，他婆婆眼睛不好，看不清，以为是真的，给了他好多好多钱。”
　　“前几年老东骗他婆婆更好笑。他跟婆婆说自己的*流了脓，他婆婆说，*流脓，是不是做了大人？那是好事，赶快去买只公鸡吃了发发……”
　　“哈哈哈！”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夜深了，聊天声渐渐平静下来，我躺在竹板床上仰望天空，繁星闪烁。我先要找到那颗一眨一眨闪着幽怨光芒的织女星，然后越过银河，去找排列整齐的三颗星，中间最亮的那颗是牛郎星，两旁的是大担、二担，那是牛郎和织女生的两个孩子。他们在银河边苦苦相望，盼望一年一度的团聚。这个美丽哀怨的民间故事我早就听说过，但每当我从银河旁找到这两颗星星时，都会生出一份感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不再是两颗星星了，而是有血肉有形象有情感的两个人。
　　人们都说，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颗相应的星。我望着满天星斗思考着，我应该在星空中的哪个位置呢？我无法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夜空中星星们眨着眼睛，有大的、有小的、有亮的、有暗的，而更多的是银河里那些肉眼看不见的不知名的小星星，他们交相辉映，互相照亮，组成一个和谐美丽的世界。
　　夏夜，在满天繁星的陪伴护佑下，我渐渐地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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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摊与茶铺
绳金塔下的那间小屋，见证了我们家五、六十年代的艰辛。塔下那一条条小路，留下了我少儿时代成长的足印。塔下那一口口池塘，荡满了我往昔欢快的笑声。
　　忘不了那个给了我知识拓宽我眼界丰富我课外生活的书摊。它位于进贤门外靠近父亲本家普根开的小店旁，由两位女人经营。书摊面积不大，连环画却很多，密密麻麻地摆在四周的书架上。店内摆放着十几条低矮的长凳，长凳上坐着聚精会神翻看连环画的读者。
　　我是这家书摊的常客，星期天不上课，如果身上有一分钱，我就会走进书摊，在书架上搜寻自己想看的书。书摊收费标准是：定价在三角钱以下的连环画，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定价超过三角的，一分钱只能看一本。我的选书原则是，不选三角以上的书，不选二角五分以下的书，专挑那种三角以下二角五分以上的书。这样既省钱，又能看到更多的书。我选好两本书后，拿给女老板过目，交上一分钱，挑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一页一页仔细地阅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连环画最繁荣的时期，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都有。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名著的套书，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八女投江》、《董存瑞》的故事，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卓娅、舒拉、丹娘的传奇，有根据最新电影影印出版的《李双双》、《渡江侦察记》，有聘请知名画家精心创作的《三毛流浪记》、《雷锋的故事》。
　　丰富多彩的连环画，不仅给了我知识的营养，还把我带进了一个文学的天地，那里有人性最美好的展示，那里有人类最崇高的追求，那里有人间最丰富的情感，那里有人生最宝贵的爱情。我要感谢这个小小的书摊，是它给了我阅读的兴趣，是它给了我文学的理想。
　　当我看完连环画的最后一页，揉揉眼睛，站起身来，发现长凳上已经没有人了，女老板正等着打烊关门。我走出书摊，夜色即将降临。
　　忘不了那些个给了我无限乐趣令我留连忘返的茶铺。绳金塔下大街上有好几家茶铺，白天晚上都坐满了人。那时的茶铺是人们休闲的最佳场所，谈生意的、朋友聊天的、卖菜歇脚的、打牌的、下棋的、闲得无事可做的、打听消息的、爱凑热闹的……都挤在一张张方桌旁，津津乐道、高谈阔论、吹牛扯淡、嘻笑怒骂，巨大的噪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茶铺的常客以中老年男人为主，他们花五分钱，就可以泡上一杯茶，慢慢地喝着。隔一段时间，伙计会提着热气腾腾的水壶，逐桌逐个地续水。茶客们喝着香茶、抽着香烟、嗑着瓜子、聊着大天，还真是一种享受。
　　而我当时还只是个读书的少儿，为什么会喜欢茶铺呢？
　　原来茶铺为了吸引茶客增加收入，晚上增加了一个“说书”项目。说书人与茶铺老板分账，原来每杯茶只收五分，有人说书，每杯茶增加到一角。虽然价涨一倍，但茶铺里的人更多，几乎座无虚席。茶客们有精彩的故事听，哪里会舍不得多花五分钱呢？
　　每当夜幕降临，打听到茶铺里有说书的，我就会赶去听。茶铺里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在门外旁听，我挤了进去，加入了旁听的行列。昏暗的灯光下，说书人站在中间那张方桌旁，手握一把折扇，桌上一块惊堂木，滔滔不绝，有板有眼。说到关节处，惊堂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至今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的有两个人。一个叫老潘，年龄偏大，中等个子。他说传统书目《七侠五义》时，声音不紧不慢，温吞水一般，缺少激情。他介绍书中人物出场时，总要说上一堆描绘人物外形的套话，上身穿什么，下身穿什么，头上戴什么，脚上蹬什么，肩上披什么，腰间系什么，左手上拿着什么，右手上提着什么，眼睛像什么，眉毛如什么，鼻子似什么，脸好比什么……比如一位老夫人出场，他就要来上这样一段：头戴鱼尾霞冠，脑后飘扬金缕；身穿团鹤锦袄，腰间缠绕丝绦；紫雹裙罩着红缎鞋长过一尺四五，黄罗袜包定白腿骨粗余六寸七八；手擒玉如意一条，肩挂折铁刀二口。如果是小姐上场，老潘必定是：但见面若凝脂，红粉中露出桃花之色，目如点漆，黑白间荡起秋水之神；细柳腰迎风欲舞，小金莲落步生香……这些形容词对于少年时的我毫无吸引力，我讨厌这些程式化的对偶句，我希望他赶紧往下讲，迅速展开情节，而他却总是慢条斯理、面面俱到、娓娓道来，一点点事情拉得老长，像现在掺了水分的肥皂剧。其实，不应该责怪他，这是说书人吊味口的一套本领。一部书如果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讲完，他还到哪里去赚钱？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说书人叫万笑铃，就是那位经常在街上讲笑话卖梨膏糖的筱贵林。据说他年轻时遇到上海著名滑稽演员筱富林，因天资聪慧，被收为弟子，潜心苦学，得其真传，名字按辈分改为筱贵林。南昌人都喜欢听他说笑话讲故事，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筱贵林开了口，你就莫想走。”
　　筱贵林说《三国演义》时，虽然还是按传统话本讲，但总能增加点笑料，“病话哩”特别多，让人忍俊不禁、为之一笑。他讲到关公“温酒斩华容”时，书上说关羽如探囊取物，筱贵林说是像“裤裆里面掏家伙”，语言粗俗而生动，符合市民的欣赏口味。在传统的故事中增加笑料，就像菜里面加了味精，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
　　站在门外听筱贵林说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并不觉得累，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兴犹未尽，不愿离去。
　　如今筱贵林讲的南昌谐谑故事，已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发掘抢救保护对象。他的儿子小筱贵林继承父业，用南昌方话说相声、讲笑话，颇有影响，但我看过几段录相，感觉完全不对。不知是他狗尾续貉，还是我不再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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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老城区南面，有一座七层八面的古塔。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衰微破败，满身疮痍。年久失修的塔身斑驳陆离，石缝中生出朽木残枝，引来秃鹰或昏鸦盘旋，四周的塔檐被千年的风雨侵蚀得只剩几根木桩。矗立在一片杂乱低矮的茅屋平房中，古塔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颤微微地站在那里。唯一能给人暖意的，是那个金光闪闪的塔顶，站在夕阳的余晖下观看闪着光芒的塔顶，是我儿童时代里一件感兴趣的事情，一项长期保留的节目。
　　相传唐代天祐年间建塔挖地基时，挖出一个铁箱子，箱子里藏着300个金瓶舍利、3把古剑、4匝金绳，于是命名为绳金塔。曾有老人告诉我，绳金塔的塔顶是真金铸成，日本鬼子占领南昌时想抢走，无奈塔内无梯上不去，派直升飞机吊走又吊不动，只能作罢。这当然是逗小孩玩而编出来的故事。
　　4岁那年我住进了绳金塔下的一间小屋。从南丰县搬来的第一天，我生死不肯进家门，哭闹着重复一句话：“这不是我屋（家）里！”“这不是我屋（家）里！”在门外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晚上睡觉时才被劝说进门。
　　这是怎样的一间屋？屋里没有一扇玻璃窗，只是朝北的板壁上开了一个1尺5寸见方的口子，口子用一块木板遮挡着，木板上方装了铰链，白天开窗时，用棍子把木板撑开成40度角，晚上关窗时收起木棍。这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的窗户。倘若下雨或者是寒冬季节，不能开窗时，屋里的光线全靠屋顶上的二块明瓦了。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透过明瓦照进来的阳光会形成一束好看的光柱，映得人心暖洋洋的。
　　屋子的墙壁是竹篾上敷黄泥，外面用木板遮挡。父亲当年在南丰做粉笔时用来晾晒粉笔的木板，成了加固墙壁的好材料。
　　晚上，全家用来照明的是一盏煤油灯。不是街上买的罩子灯，是最原始的自制灯，一个小瓶子，用铁丝扭成一个把手，用铁皮卷成一个灯头，调节明暗亮度靠直接去拨动灯芯。这盏油灯一般总是高高地挂在墙壁上，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让它的光线能照亮更多的地方。我上学以后，有时晚上做作业，要把油灯取下来放在当办公桌用的那只木头箱子上。小小的油灯被我的身影遮挡，顿时屋子里暗了不少。每当此时，屋子里就会响起大人们的斥责声：“日上不做，晚上来做！抵尸影！”
　　我不知道“抵尸影”这三个字是否写对？是否能正确表达他们的意思。在一片责难声中，我只能加快速度做完作业，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作业，晚上做作业的情况很少。
　　除了这盏自制的小油灯外，还有一盏玻璃罩子灯，那是父亲晚上在堂屋里做事用的。刚回南昌那几年，父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做皮箱把手卖钱。这是一件既费体力又费时间的技术活，有时为了赶出一批货早点出手，父亲总是要“打夜作”。他把灯上的玻璃罩取下来，用布擦拭着，擦完，用嘴呵口气，又擦一遍，明晃晃一尘不染，才放心地安上去，点亮油灯，满屋生辉。父亲找来一张纸，中间挖一个洞，放在玻璃罩上，光线被纸罩住，全集中的案板上，集中在父亲不停忙碌着的那双手上。
　　望着父亲在明亮的罩子灯下做事，我心想，如果我能够享受到在罩子灯下做作业的待遇，那该多好！这在当时是个多么奢侈的想法啊。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台灯下写着这些文字时，半个世纪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家里摆放的所有物件。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除了中间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空地外，四周都放着东西。一张大木床横着放，一张大竹板床顺着放，几乎占满了空间。靠近窗下放着一只用木架架起的木头箱子，箱子上放着火柴、竹壳热水瓶、镜子等几件日用品，放着油灯，成了全家人活动的中心。写字、看书、游戏、做针线、商量事情……都在箱子周围。在木床与墙壁之间不足两尺的角落里，摆放着中国人使用了千百年的卫生设施——马桶。另外还有两只圆形木桶，用来放衣服。房顶半边用木板搭出一个搁层，用来放杂物。堂屋只能用靠近房间的这小半边，两条高脚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成了父亲干活的案板，案板下面放着堆煤球的木箱。两家共用的厨房里，放了一只水缸，一只简易的切菜台子，一只煤球炉子，炉子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铁钉，炒菜的耳锅不用时挂在上面……这就是维持全家吃喝拉撒全部生活的全部物件。
　　门牌为养济院背91号的这栋木板房，住了两户人家，右边是我们家的那间小屋，左边是房东家的套房。两家共一个大门，共用一个堂屋，共用一个厨房，按理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应该睦邻友好、相互帮助。无奈房东心术不正素质太差，很难相处。
　　房东李苟婆是个油漆匠，在乡下四方游走帮人油漆，顺带搞点贩买贩卖。长期的有毒物质污染，造成了他的肺结核病，又称为“痨病”。早晨或者黄昏，我们总能听到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气逼”过后，终于吐出了一口痰，声音趋于平静。
　　这口痰，不是一般的唾液，而是携带无数病菌的传染源，父亲称之为“黄脓”。李苟婆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即使是这种“黄脓”痰，也毫无顾忌，故意吐在堂屋里人多的地方。似乎不传给别人他的病就不会好，传得人越多他的病就好得越快。我见过他刚吐出来的脓痰，状如桨糊，冒着热气，泛着泡沫，散着异味，令人恶心。
　　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面对地上的“黄脓”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背后咒他“吐血”。父亲知道肺结核病是会传染的，他担心“黄脓”痰会把病菌传染给自己的儿女，他总是悄悄地用煤球灰把痰盖住。
　　父亲对于房东的这种恶行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李苟婆从外地乡下贩了一批食油来倒卖。食油是统购统销商品，国家不允许私自买卖。父亲悄悄地报告了有关部门，结果是否被查处，我已经记不清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办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绳子掉着一张竹板床，悬在半空中的这张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张可以单独享用的床。这床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中铺，大床应该算是下铺，用木板搭建放杂物的搁层算是上铺，但上上下下远没有硬卧方便。熄灯睡觉后，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床角落去方便。如果没有灯光照亮，很可能会踩到大床上的人。好在我从小就养成了“睡前一泡尿，睡觉不拉尿”的好习惯，一般夜间不会惊动别人。
　　更令我烦恼甚至痛苦的是，睡在悬空的竹板床上，只要稍微一动，就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这响声在夜深人静时被放大。
　　而此时的我正处在青春发育期，灵与肉的躁动令人不安。往往一觉醒来，便会胡思乱想，朦胧中意识萌发，热血上涌，身体膨胀，禁不住会辗转反侧。于是，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难堪，仿佛是在宣告着什么。我像个怕被人发现的小偷，赶紧停住了响动。
　　然而，压抑着的欲望像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青春的火苗越烧越旺，难以扑灭，又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响起，我的理智在黑暗中哭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是在“动”与“静”这矛盾的焦灼中度过的，我不知道饱受过多少次灵与肉搏斗的煎熬。
　　我们兄妹六人像一群挤在小窝里的雏燕，终于渐渐长硬了翅膀，相继飞上了天空。我们先后考入了师范学校、工艺学校、卫生学校、共大总校……在广阔的天地间奋飞。离开塔下小屋至今已经40年了，我对它的那份特殊情感却挥之不去，越陈越香。尽管我到过西安的大雁塔杭卅的六和塔，然而，故乡绳金塔那金色的塔顶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那样耀眼、那样壮观；尽管我住过两室一厅三室两厅，然而，当年从两块明瓦中照进来的那一束光柱在我的意识里，永远是那样明亮、那样温馨；尽管我吃过龙虾宴鲍鱼宴，然而，塔下小屋过年时母亲用鸡汤、藕粉、肉丁、豆腐丁、红白萝卜丁做成的糊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那样鲜美、那样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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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老家山背村的传统习惯，我们一直把祖母叫做嬷嬷。嬷嬷名叫辜大妹，家里有四姊妹，她排行老大，自然叫大妹。嬷嬷出生于1896年，比毛泽东主席诞生晚两年，凑巧的是，她比他去世也晚两年。一个被亿万人敬祝万寿无疆的伟人，一个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一辈子的凡人，生命的长度是相等的。人世间有多少不平事，唯有在这一点上是平等的。
　　19世纪末中国还处在男子疏长辫的满清时代。这个时代给嬷嬷留下了终生痛苦的印记，那就是一双不到5寸长的小脚。
　　嬷嬷幼年时便缠了脚，慢慢地足部骨骼拗折畸形，最终成了五个脚趾裹成一团的小脚。这种小脚只能穿布鞋。在我的记忆中，嬷嬷从未穿过皮鞋、胶鞋、凉鞋、拖鞋，她一辈子似乎只穿过一双鞋，那就是她自己缝制的布鞋，因为只有一种样式，所以在我眼里，始终只有那一双鞋。
　　我的祖父赵乾元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地过日子。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惨案。中国军队企图抵抗，组织了武汉会战以图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然而无济于事。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3月，冈村宁次调集日军三个师团和一个混成旅团，向南昌逼近。南昌的老百姓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举家逃难。
　　位于南昌至向塘公路旁的山背村，是日军进攻南昌的必经之路，乡亲们像无头苍蝇一样随着人流逃窜。
　　嬷嬷带着儿女们是最后一刻离开了山背村。她的婆母年岁已大，又舍不得自家的房屋，坚决不肯离开家乡。3月1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昌，山背村被日军放火烧毁，留在家里守房屋的老人，和房屋一起化为了灰烬。
　　嬷嬷拖着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刚成年的儿子，带着一个跛腿的养女，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地前行。逃难路上的经过，嬷嬷并没有给我讲述过。我想那肯定是一个恐惧、焦虑、疲惫、饿无定食、居无定所、难而无助的漫长过程。不知走了多少天，终于到了抚州，迎接她的是人生中又一道难关。
　　抚州成了嬷嬷揪心裂肺的地方。
　　据史料记载，日军用了10天时间攻下了南昌，然后向西进发，4月2日攻下重镇高安。4月20日中国军队74军和51师渡过锦河，与日军在高安激战，双方伤亡惨重。此后，由于兵力不足，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离开南昌向南逃难的人群因此在抚州得以喘息。日军虽然没有从陆路攻打抚州，却经常派飞机到抚州等地轰炸。尖锐的警报声响起，人们都纷纷躲进防空洞。有时警报声响过几遍之后，飞机却迟迟未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复多次之后，不少人便产生了侥幸心理。
　　那天中午，防空警报又一次响起，嬷嬷带着孩子们躲进防空洞，洞里人群密集，空气污浊，几个小时过去，并未看见飞机的影子，又是一场虚惊，人民骂骂咧咧地散去。傍晚，警报声再一次响起，接受了中午教训的大儿子不听劝说，执意要留在做临工的瓷器店里，嬷嬷只能带着小儿子和养女躲进防空洞。
　　“想不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真的来了，还丢了好多炸弹。”嬷嬷事隔多年之后给我讲述时，心情依然沉痛。“第一颗炸弹就把瓷器店炸了，活生生的后生崽俚子就这样炸死了。真是造孽啊！”
　　早年丧夫的嬷嬷，忍着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擦干眼泪，带领全家，为了生存，继续向南走，终于在南丰找到了立脚之地。
　　在南丰定居后，已长大成人的父亲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像现在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样，四处奔波，寻找着每一个赚钱的机会。在嬷嬷的辅佐下，他白手起家，凭着10个手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养大一家人。
　　嬷嬷去世至今已经整整30年，他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身体瘦弱但精神矍铄，没有文化却精明过人，一辈子受苦受累仍能尽心尽力。
　　嬷嬷最擅长的是针线活。一块布在她的手上，能很快地变成一件衣服。这在会使用缝纫机的人看来，不是什么难事。但她从不使用缝纫机，全靠用手工一针一线地缝。上个世纪50年代很少有人买得起缝纫机，有些人家想做老式的大襟衣服，就会把嬷嬷请到家里来做，除了供吃饭之外，还要给一些工钱。嬷嬷总是很早就去了雇主家，傍晚时分才回来。晚上在家里还要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缝补补，孙子孙女们衣服上的每一块补丁，都是她精心打造的作品。
　　记得我参加工作后仍然在穿的一件破棉袄，已经是补丁叠补丁，整件衣服被补丁遮盖了，几乎看不出原有的颜色。而这些补丁，大大小小、方方正正、针脚细密，排列顺眼，穿在身上并不觉得难看。
　　嬷嬷用手工为别人缝制了无数件衣服，而她自己却没有什么好衣服。唯一一件值钱的是香云纱大襟褂子，平日舍不得穿，偶尔穿一次倍加小心。换下来洗时舍不得搓揉，只是在清水里浸泡，也不用力拧干，怕伤了纤维。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她从不拿到外面去晒，只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怕毁了颜色。
　　嬷嬷因为小脚而干不了较重的体力活，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硬撑着去做。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个单位都在招工，母亲进了市政工程处做事。从此，操持家务的担子落在嬷嬷肩上。买菜、做饭、洗涮、缝补……这些繁琐的事情她都能胜任，唯独每天一次的挑水、每月二次的买煤球成了难题。她的小脚走路都困难，怎么还能挑重担呢？
　　自来水站离我家大约有100米远，每天要用二担水，水价是1分钱两担。嬷嬷无论怎么努力也挑不起满满的一担水，只好和不满10岁的我抬水。一前一后、一老一少、一祖一孙，每天都要来回走上八次。嬷嬷十分珍惜每一滴水，洗了菜的水，会用作洗衣服打头道。如果我们多用了水，她会唠唠叨叨地说：“要坐水牢，这要坐水牢啊！”在她看来，这辈子用多了水，下辈子肯定是要坐水牢的。
　　为这挑水的事，我小时候不知挨过嬷嬷多少次骂。现在想来，这也难怪她。放学以后有时我喜欢在外边玩，没有及时赶回家，嬷嬷见水缸里没有水，无法洗菜弄饭，急得团团转。怎么能不骂呢？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人家都在贫苦线上挣扎，一般的小病都不会花钱上医院看，民间的土方子、土疗法往往就能解决问题，这既省钱又方便。
　　嬷嬷可以称得上是远处闻名的土郎中，她的绝技是捺蛾子、刮痧、收吓，经常有人找上门来请她医治。
　　扁桃体急性炎症是青少年容易感染的常见病，中医称为“喉蛾”。患者咽喉部发红、扁桃体*肿大，吞咽疼痛。“捺蛾子”实际上就是用拇指、食指置于患者咽喉处按摩。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掐两侧的少商穴，一种是反复搓擦两侧的大鱼际处。我不知道嬷嬷是用哪一种方法？还是两种都用？只见她在拇指、食指上醮一点墨，然后伸进患者嘴里，使劲按捺。患者被她这样一捺，往往会咳嗽。嬷嬷拍拍他的背，意思是说，很快就会好的。
　　夏天炎热时，有人闭了痧，会找嬷嬷刮痧。刮痧是用刺激皮肤的方法，使皮下*，毛细血管扩张，全身血脉畅通，汗腺*病邪从汗而解，达到正本清源、阴阳平衡之目的。刮痧时，嬷嬷并不用什么器械，只是在指头上醮点水，然后在患者的胫部、胳窝处、胸部、大腿根部用力反复刮拭，一直要刮到这些部位出现红紫色瘀点。刮痧不仅是一种力气活，还需要相当的技术和经验，如果刮拭的部位不正确，手法不适当，都会收不到效果。
　　如果说“捺蛾子”、“刮痧”，在医学上有一定的根据，那“收吓”就有些神乎了，甚至带点迷信色彩。
　　当年的孩子不像现在这样被父母管束着学这学那，放学后书包一放下，便满世界乱跑，结伴玩游戏，轻松快乐。到了晚上，还要玩“蒙蒙躲躲”，互相藏起来，让对方去找。找着找着，突然从黑暗处跳出来，一声尖叫，猝不及防，吓一大跳。有些年幼的孩子禁不住这一吓，会被吓坏，睡觉时哭闹，整日焦燥不安、神魂不定，甚至吃不下饭，头痛脑热。
　　被吓的孩子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我家找嬷嬷收吓。嬷嬷拿来一只大杯子，装满一杯米，用红布把杯子包好，然后在孩子面前不停地转着圈晃动那只杯，嘴里念念有词，似乎是在召唤着上苍把魂灵还给这孩子。孩子静心静气地等待着，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嬷嬷停止了晃动，揭开红布，看看那杯米，然后对守在外面的家长说：“到东南方向去找。”
　　当天晚上，就能听到家长带着“收吓”后的孩子在他家东南方向的路上叫喊：“××—回—家—啊！××—回—家—啊！快—点—回—家—啊！”声音悠长富有韵律，随着这一路的喊声，似乎孩子丢失了的魂灵真的会回来。
　　现在看来，嬷嬷的“收吓”似乎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仔细一想，这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心理疗法。通过这样一整套程序，使孩子焦燥的情绪得到缓解，心灵得到静化，惊吓状态因此而慢慢消失。
　　遗憾的是我没有问过嬷嬷是怎样确定方位的。可能是因为米在不停地晃动中，间隙越来越小，揭开红布后，杯里的米自然会少一角，那一角留在杯里那个位置，就定在哪个方位去找。是这样的吗？
　　嬷嬷经常给别人看病，自己却从来没有上过医院看病。在我的印象里，她似乎从不生病。如果有时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她总是自己忍着，不愿告诉别人，更不愿花钱上医院。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挺不住了，也只是吃点晚辈带回来的药丸。以至于她离开我们了，我们还说不清楚她最后患的是什么病。这是我们做后辈的失职，为此我深深地愧疚。慈爱宽厚的嬷嬷，你能原谅我们吗？
　　1978年早春时节，天气很冷。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比冬天还冷。
　　83岁的嬷嬷因为感冒而卧床不起。操劳了一辈子的身体不能下地行动，只能弓着背，低垂着头，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说话，不睁眼，无声无息，像一尊雕塑。向圹老家的姑姑闻讯赶来，尽管她一出生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她却依然想在亲生母亲弥留之际尽到一个女儿的孝心。姑姑坚持着挤在我们家住，侍侯在嬷嬷床前，端茶倒水，接屎接尿。
　　我们都以为身体一直硬朗的嬷嬷能挺过这场感冒，挨过这段春寒料峭的日子，所以都按部就班一如往常，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万万没有想到，嬷嬷像一只旋转了一辈子的陀螺，一旦停下来，便会悄然倒下。
　　那天早晨我下楼洗漱，姑姑拉着我的手轻声说：“嬷嬷今天看来不行了，你赶紧去单位请个假便回来。''那时我所在的工厂考勤很严，上班时要点名。我急忙骑自行车赶到工厂请假，而后又匆匆返回。姑姑在门口焦急地等我，见我回来了，赶忙递给我一只水杯，说：”你快进去看看，喂口糖水。''（事后我才知道，按照家乡的风俗，这种时候女儿是不能进去的。）
　　我走进房间，嬷嬷躺在床上，原本瘦削的脸更加瘦削了，她睁开眼睛，见我在眼前，嘴唇微微地动了几下，却听不见声音。我喂了口水给她喝，她却咽不下去了。没过多久，我见她嘴角歪斜，显出十分痛苦的表情，最后，头一歪，闭上了眼睛。
　　嬷嬷，你就这样走了吗？你为了这个家、为了子孙后辈尝遍了人世间所有的苦痛，操碎了一颗慈爱的心，耗尽了毕业的精力，如今后辈们都长大成人，你却没喝完一口糖水，就这样匆匆离开我们吗？
　　嬷嬷，你的一双小脚，在逃难路上不停地奔波，在贫困线上艰难地行走，如今日子稍好一点，未来将更加美好，想让你歇歇脚，你却要匆匆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似乎忘记了一切，只有眼泪不停地往外涌。姑姑走进房间，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别难过，打挂鞭炮吧，再去叫你父亲来。”
　　很快，一家人都赶来了，亲戚邻居都赶来了。父亲呜呜地哭，像个孩子，母亲也没有很多主意，我联系好一位司机朋友，让他开来一辆大客车。在早春的阴冷中，我们为嬷嬷出殡。
　　一路风雨交加。那天的风特别大，呜呜作响，像是老天爷在为嬷嬷致哀。雨也特别大，下个不停，像是我们止不住的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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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白光从那块明瓦上漏了进来，黑暗的屋内渐渐地清晰了。经过九口人一夜的呼吸，绳金塔下这间小屋里的空气有些浑浊，甚至带点异味。
　　嬷嬷（我的祖母）第一个醒来，她躺在竹板床上，弯着身子，伸手揉捏着有些酸痛的小脚。昨天买了200斤煤球，和孙子孙女们抬回家的，从书院街口到养济院背，来回走了四趟，加起来10多里路呵。虽说有送煤球上门的，那一担煤球要加两角五分钱运费，说不定煤球还要少给，我们经济人家，能花这冤枉钱吗？
　　“我要吃馍馍！”嬷嬷正思量着，还没睁开眼的小孙子，醒后的一声喊，打断了她的思路。
　　“晓得你要吃！”嬷嬷赶忙坐起身子，支起小木窗，屋里顿时亮堂了，晨风吹进一股新鲜的气息。她把那只预备好了的冷馒头递给了小孙子，这是只有他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
　　父亲母亲见天已大亮，赶紧起床，洗漱完后，匆忙赶路。单位离得远，自行车买不起，公交车坐不了，经济人家出行只能靠两条腿。
　　早晨是养济院背居民区最忙碌的时候，我们家后门外的公共厕所更加热闹，周围近百号居民都要靠这个男四蹲位女两蹲位的简易厕所排泄，能不热闹吗！这不，男厕所门口站了几个心急火燎团团转的人，厕所里，除蹲坑外，小便池上还蹲着人。
　　“倒桶子啊！”
　　“倒——桶——子——啊！”
　　听到这一声声响亮的吆喝声，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忙碌起来。她们争先恐后提着盛满一夜排泄物的马桶，朝厕所方向奔去，叫喊声来自站在厕所旁挑粪桶的一位菜农。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为了自家地里的蔬菜能长得更好，卖出个好价钱，菜农们蒙蒙亮就要进城收集粪便。
　　睡眼朦胧的女人们来不及洗漱，提着马桶来到菜农面前，逐个揭开马桶盖让菜农过目，看货给钱。凡一马桶满的给两分，只有小半桶的给一分，这给女人们讨价生出了理由。
　　“人家一桶子净是尿也给两分，我这大半桶忒稠的也要给两分吧！”
　　“不行！你半桶子还想要两分呀！”
　　女人们与菜农的争辩声，逐个倒马桶的哗啦声，响成一片的刷马桶的嚓嚓声，喧闹而有味，构成共和国五、六十年代市民晨间交响曲。
　　上班的上班了，上课的上课了，早晨的热闹渐渐沉寂，只有几只母鸡在屋后为争食而发出的吵架声。嬷嬷准备淘米弄饭了，她望着几棵烂青菜发愁，全家九张嘴光吃这点菜哪里能够？
　　她转身来到屋西边的菜地旁，两块四张桌面大的菜地上种的莴笋怎么也长不大。为了开出这两块小菜地，老命都累掉半条啊。这里原本是一块屋宅地，因为一场大火把房屋烧毁，留下这片空地。国家号召“一种三养”，许多人家都在房前屋后开出了菜地，嬷嬷也不甘落后，硬是要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光在这块地上清理出的断砖残瓦就有好几担，为防家禽吃菜，又用泥巴筑起了一道土围栏，没有工具，全靠两只手一点一点搭建。然而，辛辛苦苦却没有应有的回报，菜秧子栽下去，没有及时施肥，没有天天浇水，菜总也长不起来。
　　父亲在菜地边种了几棵南瓜苗，长势很好，没过几周，青藤就沿着竹竿往上爬，爬上架后，长得更快。满棚架的南瓜叶子形成了一道绿色的屏障，遮挡住了夏天毒辣的阳光直射在我们家西面的板壁上，房间里因此而凉爽许多。南瓜光长叶却不结果，让人失望。有一次向塘的表弟大蝉到我们家玩，他摘下一朵南瓜花，撕去花瓣，把花蕊插到另一朵花里，笑着说，公花插进母花里，母花就会结南瓜。后来还真的结出了一个南瓜，不过只有碗口般大。
　　嬷嬷从菜地摘不到菜，返回厨房，从一只陶罐里掏出一把盐菜，一边洗，一边念叨：“我们经济人家，这年头有盐菜吃就不错。”
　　中午父亲母亲都不回家吃饭，我是长孙，成了嬷嬷唠叨的对象：“放在米缸里的饼干不晓得被谁偷吃了，钻山打地洞，一点子东西不管放在哪里都寻得到，吃就精灵。叫你一天挑担水，就跟涯病样，说破了嘴才动一下。好吃懒做，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看你长大了怎么得了！你爸爸他是十个指头子养大一家人，10多岁就去当学徒，一天到晚帮东家做事，人还没有扁担高就要挑两大桶水。你还总想吃好的，我们经济人家吃得起吗！一个月总共交给我56块钱，9个人吃饭，我不精打细算行吗！我是掐着指头在日算夜算，不当家不晓得柴米油盐贵，我们经济人家，一分钱都是金贵的……”
　　“我们经济人家”是嬷嬷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我理解她的意思，经济就是用最少的钱买最合算的东西办最多的事，经济人家就是最节俭的人家。
　　嬷嬷这一通唠唠叨叨的诉说，既是对后辈进行传统思想教育，又是在排解她心中的烦恼与苦闷。我静静地听着，并不与她争辩。
　　中饭过后，收拾停当，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嬷嬷翻出了前几天母亲买回家的一块花布。这是一块按原价五折卖的处理布，布上的花纹印错了色，整齐排列的图案中间，有两条白色的杠杠，就像一幅美丽的山水画，被造反派用白色粗暴地打了叉。虽然看起来有点不顺眼，但布的质量一样结实耐穿，经济人家图的就是价廉物美嘛。嬷嬷拿出尺来量，一面量一面在心里盘算，凭她多年当裁缝的经验，如果套裁，可以做两件褂子，两个孙女一人一件。
　　计划经济下什么都要计划（唯有生儿育女不要计划），买什么都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买菜要供应证。买香烟当然也要香烟票，香烟票是按户发给，不管你家里人抽不抽烟，每户都凭票每月供应五包。父亲从不抽烟，也不会抽，母亲虽然逃难时在南丰卷烟厂做过事，学会了抽烟，但也不会去抽。我们家每月的五包香烟票是多余的了。烟瘾大，抽烟人多的家庭每月五包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宁肯出高价也要买烟抽。
　　这样一来就悄悄形成了一个市场。每天晚上，在抚河桥头边上都围满了人，黑暗中人们互相询问，讨价还价，暗中做着香烟的买卖。这天晚上，父亲母亲吃完晚饭后带着我来到抚河桥头，桥头旁人影绰绰、轻声细语、动作诡密、如同偷盗。胆小的人眼睛四处观望，生怕突然有人来查处。
　　父亲母亲站在一旁，让我进到人群里去打探行情。我在人群中穿行，偷听别人讨价还价，最后摸清了行情。壮丽的原价两角五，这里卖三角五，太平的原价一角七，这里卖二角五。我将行情告诉了父母亲，他们观察着买烟者的面相，那些一眼看过去就不是好人的人不谈，那些趾高气扬滔滔不绝的人不谈，见到一位面善且寡言的中年人，父亲轻声问：“要烟啵？”中年人笑着说：“我也是卖烟的。”
　　我瞄到一位年长者因价钱没谈好而作罢，赶紧追上去说：“我这里有烟，要啵？”年长者疑惑地看着我，我把他带到父母身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成交，父亲接过钱，把布袋里的五包烟给了那人。
　　忙碌了大半夜，赚了四角四分钱。这可是我们家唯一的计划外收入，钱虽不多，但正如嬷嬷她老人家说的，我们经济人家每一分都金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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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日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大面积减产，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二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盛行，各级政府没有客观冷静地采取相应的政策对待灾害。三是因为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建项目、逼迫还债、雪上加霜。
　　我是这次灾害的亲历者，虽然当时只有10多岁，但记忆是深刻的，有些情景历历在目。
　　情景之一：安徽佬抢饭吃。
　　刚开始搞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我们都要进食堂吃饭。一天中午，我把全家的饭打好，急匆匆回家。在绳金塔大街上，我前面的一位年轻人端着一碗饭正走着，冷不丁从路旁窜出一个“安徽佬”，饿狗扑食一般，冲上前来，用双手抢到一捧米饭，往嘴里塞。年轻人见手里的那碗饭没有了，气愤至极，拳头两声般落在“安徽佬”身上。任凭怎么打，“安徽佬”不作任何抵抗，只是拼命将手中的饭粒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下去。年轻人打累了，在众人的劝说下，无可奈何地停住了手，端着一只还剩几粒饭的碗，长叹一声：“我一家人还吃什么！”
　　类似这样的“安徽佬”，当时南昌街头有很多。以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安徽佬”成了流落街头讨饭人的代名词。每当遇到有人狼吞虎咽吃相难看时，就会说他像“安徽佬”一样。
　　古语：“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年大饥荒时期，当饥饿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人间的廉耻便丧失殆尽。街头上那些衣不遮体、蒙头垢面的“安徽佬”，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食品，而去抢夺，这是人在极端状况下的非常举动。因为在他们的家乡，可以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已经全部啃了、嚼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比黄连还苦，也被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下去，甚至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由于饥饿，卖儿卖女成了风气，家破人亡习以为常。
　　情景之二：一家人分饭吃。
　　那几年我们家是嬷嬷(祖母)操持家务。天还未亮，她就要摸黑赶到菜场排队，凭供应证购买平价的蔬菜。那时的菜场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情况下无菜可卖，碰得好会卖点包菜边皮。嬷嬷将边皮洗净切好，放进鼎罐里和米一起煮粥。等水开了一段时间后，她揭开锅盖，在水中捞出两碗饭，然后再盖上锅盖，继续熬粥。
　　一大一小两碗“捞饭”是我和大弟云冰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我那时十多岁，云冰七、八岁，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男孩好动，体力消耗大，为了能让我们俩健康成长，嬷嬷硬是从全家的嘴里抢出饭来给我们吃。捞走两碗饭之后，鼎罐里的粥更稀了。嬷嬷和其他孩子只能喝包菜稀粥了。
　　嬷嬷在家庭内部采用的这种“重点照顾，定量分配”的方法，是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如果不是这样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合理安排，那就会发生家中断粮、无米下锅的惨状。
　　当时的粮食定量也不是很低，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吃不饱？主要是肚子里没有油水，物资缺失，没有任何副食品，肉、鱼、蛋、奶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光吃粮食，能不饿吗？
　　情景之三：吞着口水看人吃。
　　少年时期我一直没吃过早饭。清早起床后急匆匆要赶到学校去早读，家里不会准备早饭，也不会给钱到街上买吃，只能空着肚子上课。那几年肚子里油水少，每餐都吃不饱，又是长身体贪吃的时候，不吃早餐要熬完四节课，真是不容易。
　　中午十二点放学，街上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开始曲是那支百听不厌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我听着听着，最后那三字竟听成了“吃不饱”。这是我心里的一闪念，从来不敢说给人听。
　　放学路过进贤门交叉路口，那里有几个路旁小摊，我们会围上去看，有钱的同学会买点小吃。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买藕丸的小摊，一团一团像鸡蛋一般大小的藕丸晶莹剔透、香气朴鼻。望着这些个诱人的宝贝疙瘩，饥肠辘辘的我们久久不愿离去。
　　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城里人的一只表，当不得乡下人的一担藕。”手表是那个时代的“三大件”之一，是有钱人的象征物，在食品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手表不能充饥，确实抵不上一担藕的价值。那天放学后我们又围在藕丸摊旁过眼睛瘾，来了一个拉板车的壮汉，左手掏出一叠钞票，右手拿起筷子，夹一只藕丸，往嘴里一塞，囫囵吞枣，一口咽下；接着又夹住一只，往口里一塞，来不及咀嚼，又吃了下去……只见他一口一只往嘴里不停地塞，我们在心里替他算着数，与此同时，每当他吃一只，我们禁不住要咽一口唾液，他一连吃了十二只，我们的咽喉动了十二下。
　　情景之四：流着泪水慢慢吃。
　　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描绘的情景。
　　三年困难时期，一名警卫战士从家乡探亲回来，毛泽东与他交谈，了解农村实际生活状况。警卫战士掏出一个窝窝头，轻声地说：“这就是乡亲们吃的粮食。”
　　毛泽东接过窝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人吃的窝头！又黑又硬的一团。他感慨万千，沉思良久，哽咽着说：“这就是老百姓吃的口粮，我应该尝尝。”
　　毛泽东把窝头掰开，一点一点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艰难地咽下，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悄悄地流淌出来。在场的警卫战士们见此情景，也都流下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一生很少流眼泪，即使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屡次失去亲人之后，他都没有流泪。而此时他面对一个窝头却流泪了。
　　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减到最低限度。中央号召机关干部们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中南海里的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也要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经历了这三年饥饿日子的煎熬，我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缕恒念物力艰辛”有了更深切地理解，形成了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和观念。这种习惯与观念，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也可以说是束缚我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枷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贫穷，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要想生活得顺畅，只能靠节俭，靠长远计划，合理安排。否则，生活中的难关很难渡过。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能节省的钱尽量节省。但过份的节俭往往会导至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甚至吝啬小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如今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的收入相差很大，要想生活得幸福，只能靠增加收入，多赚钱。如果光靠节俭，从牙缝里抠钱，那是永远也发不了财的。
　　彼一时此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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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贤门内有一条小街，几百米长的街面上曾经是大户人家聚集之地，布满了高大宽敞的深宅大院。厚实沉重的大门上悬挂着门环，门前的石狮气宇轩昂，走进门楼，只见天井明亮高深，门窗雕花精细，沿着红麻石铺底的一进进院落层层深入，别有洞天。
　　这条小街叫书院街，南昌古代三大书院之一的豫章书院就坐落在此因而得名。豫章书院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清两代经多次修建后规模宏伟，藏书丰富，成为南昌士大夫的读书中心。从此薪火相传，文脉久远。光绪年间废科举，豫章书院改为江西省办高等学堂，以后又改为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方志敏烈士曾在这所学校的机械科读过书。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度成为南昌大学工学院，1958年改名为洪都大学，1963年改为南昌十八中学。
　　我是1963年南昌十八中学创建时，由十六中转入十八中的，有幸成为南昌十八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这是一次令人高兴的转学。南昌十六中位于坛子口原175医院旁边，从养济院背到坛子口去上学，有很长一段路程。那时家里吃饭都困难，不可能买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每天早上蒙蒙亮，起床后不吃早饭，就要上路了。穿过热闹的绳金塔大街，穿过狭窄的十字街路口，穿过细长的东坛巷，进入宽阔的八一大道，最后走进校门，还有一段长长的路，才能望见教学大楼。这一路走要50分钟左右，每天来回要走四趟，有时有晚自习要走六趟，在路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刚从小学进入初中的我，被每天的步行上学弄得疲惫不堪，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课外阅读提高素质上。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应该显露出来的潜质没有表现出来。
　　初二转入十八中后，上课的路大大缩短。从养济院背到书院街，只有10分钟路程。这让我从疲惫中解脱出来，上学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洪都大学改建成的南昌十八中，教学设置齐全，有高大的教学楼，有专门的教师办公楼，有宽阔的操场，校园里绿树成阴，整洁干净。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剧院式的大礼堂。
　　图书馆有单独一栋平房，藏有各个时期遗留在这里的大量书籍。我没有进到内部深处去看过，只是在门口近处的几排暂借书目中挑过几本书看。这样规模的图书馆在初中学校里是不多见的。
　　用作全校开会的大礼堂，紧靠教学大楼，分上下两层，可容纳近千人。有供演出的舞台、灯光、幕布，整个格局就像是一个剧院。每逢春节时，有些剧团会租用这个礼堂对外卖票公演。
　　在这个曾悬挂康熙御书章水文渊匾额的书院内，十三郡二百多学士曾济济一堂，聆听名儒讲学，成为当时名声大震的学府。乾隆下江南时，这里的学生去应召试，有两名一等，被作为人才重用。可见书院的教育水准之高，学生们求学之刻苦。薪火传承到当代，莘莘学子们在好好读书天天向上的教导下，学习更加努力。
　　学习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潜质开始显现出来。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听懂，这是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力的关键。课堂上弄懂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老师每次在期末评语中都有这样一句：“该同学接受能力强。”不是我的接受能力强，而是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认真听。
　　很快，我的学习成绩成为全班佼佼者。我仍然喜欢作文，而且小露锋芒，在全校的一次国庆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我以《小巷今昔》为题，描述了养济院背我家旁边一条小巷的变迁，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文获奖后，我的作文经常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次是写短作文，一节课45分钟完成，记校运会中的一件事。我匆匆写完就上交了。过了几天，作文居然被抄在校门口黑板报上，还加了编者按语：“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写出这样构思完整、情节起伏、语言流畅的作文，是很可喜的。”
　　每次作文课都是二节连上，老师布置题目，作些说明，然后让大家去写。我看了题目后，在心里琢磨，总想写出新奇的东西，能让老师眼前一亮。于是陷入沉思，左顾右盼，看到别的同学都在动笔写，我却一字未写，真有些焦急。
　　往往一节课完了，别人都写了一半，我还在苦思冥想。等到第二节课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万事开头难，写好开头之后，思路打开了，句子源源不断涌入笔下，我只能一口气写下去，不再左顾右盼，时间仿佛凝固……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我刚好停住了笔，来不及检查一遍，老师就来收本子，我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孙家珠，他培养了几名班里的数学尖子，我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我曾获三等奖。孙家珠是班主任，晚上自习他也要来班上照看。他把我的作业本拿去批改，都是对的，改完之后，把作业本还给我，又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都给我，让我对的打“√”，错的打“×”，完后他只写个“阅”字。孙老师为了自己省事，居然让我替他改作业。我当时的心情还挺得意，这是老师的信任呵！其实是孙老师在偷懒。
　　我的英语成绩却每况愈下，初一时90多分，初二时80多分，初三时只有70多分。原因很简单，英语要记单词，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光靠课堂上听讲解决不料了问题。而我成绩好只是建立在课堂听讲上，课后从不背单词，到了初三单词多了，不死记硬背行吗？说来也有趣，学校组织了一次英语书写比赛，我并不当一回事，英语成绩不够好的我匆匆抄了一页纸上交，揭晓时我居然荣获一等奖，真是歪打正着。英语书写连笔，讲究流畅，而我匆匆一笔而蹴，比那些刻意者显得自然，不拘束，反而赢得好评。
　　书院街有一座非常富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深宅大院，采光极好的巨大天井一共六进。这所原本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成了江西师范学院的一处宿舍，于是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住了进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经常拜访这里的有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有著名画家彭友善、有作家胡平的父亲逻辑学教授胡正业等人。这便形成了一个文化浓厚的生活圈子，给文脉久远的书院街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当年的一批少年脱颖而出，其中有学者（江西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有画家（南昌画院副院长）熊青、有作家（南昌市作协副主席）杨建葆、有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等人。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死读书，而是得益于文化环境陶冶、兴趣爱好广泛、课外生活丰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哪还有钱供他们读高中上大学呢，家长只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能找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并不想逼着孩子走高考这座独木桥。那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培养合格的普通劳动者为教育方针。没有应试的重压，学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多方面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每当下午上完第二节课后，校园便热闹起来，游戏声、鼓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各类兴趣小组自由组合自由活动。操场上，篮球队员们龙腾虎跃你争我夺，远投命中掌声四起。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临时球台旁，同学们挥拍上阵麈战激烈，大力扣杀引来阵阵叫好。
　　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男同学都迷上了吹笛子，一根小小竹笛贴上竹膜，就能吹出悠扬婉转的乐音。下课后人手一管，煞是闹热，班长吹得最好，晚自习后教室归于寂静，他便悠闲地吹上一曲《《红梅赞》》，优美抒情的旋律在校园里回荡，扣人心弦，吸引众多女生驻足静听。我也是吹笛大军中的一员，苦苦练习了几个月，仍是五音不全，只好做南郭先生悄然作罢。
　　有几位同学爱好特殊，买来线圈、可变电容器、电阻等元件，自己动手安装矿石收音机（那时还没有半导体），神秘地鼓捣一阵后，居然成功了。我从耳机里听到电影录音剪辑的声音，喜出外望，以后不看电影也能知道剧情了。于是我也买了几个元件动手安装，但技术不过关，始终弄不出声音来，那些元件只好长期冷落在课桌里。
　　1965年8月，作为第一届毕业生我告别了南昌十八中，告别了文脉久远文风鼎盛的书院街，告别了给了我知识给了我荣誉的高高的教学大楼，告别了给了我欢乐给了我成长的美丽校园。
　　在纪念南昌十八中成立35周年的时候，作为特邀嘉宾，我又一次回到了当年的校园，一切都改变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任何痕迹，哪怕是一砖一瓦，哪怕是一草一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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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受了一位叫宋彬彬的女学生献给他的红卫兵袖章并佩戴在手臂上，他穿一身绿军装向广场上聚集的百万小将们挥动手臂，这一天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南昌的学生闻风而动，很快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派人前往北京串联。9月2日工艺学校第一批学生赶赴北京，我因为不是红五类，没有被列入进京名单。9月16日，我被推选作为“南昌市大中学校师生赴京代表”，起程坐专列进京参加国庆*接受领袖检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江西到外地旅行。
　　在火车站前的大马路上焦急地等候了20多个小时，从晚上等到白天，又从白天等到晚上，终于登上了这趟满载南昌大中学校师生代表的专列。无需购票验票，对号入座，学生们按校排队依次上车基本上都能找到座位，少数人坐在车箱连接处因祸得福，晚上可以伸腿躺下，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奔波，列车鸣一声长笛后停在了近郊的永定门车站。上千人的队伍被安排乘坐数十辆公交车奔赴宿营地，车队经过天安门城楼时学生们一阵欢呼，我转过头来发现红墙黄瓦的天安门远远望去并不像心目中那样高大，很快车队驶进了建国门附近的芳草地住宅区，一排排新建的楼房成了我们下榻的地方，6人一间我们睡在地铺上，睡得很踏实很香甜很兴奋。
　　一种由面粉做成的叫火烧的圆饼成了我们在北京近20天的主食，刚吃时甜津津的觉得新鲜好吃，每人每餐五个都被我们吃完。连续吃了几天过后干巴巴的火烧越来越难下咽如同嚼蜡，勉强吃了一两个就吃不下去了。此时才觉得再平常不过的大米饭香喷喷的是多么可爱，正应了南昌人的那句“吃千吃万不如吃饭”的老话。我们的领队老师将剩余的火烧饼收集起来，满满一布袋扛回了南昌。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伙食得到了唯一一次改善。那是共和国诞生17周年国庆日，凌晨2点我们起床集合，每人除火烧外又增加了一个鸡蛋、一个苹果、一根香肠。我们列队在夜色中等候，每个人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待一个幸福时刻的来临。为了迎接这一刻，我们已被安排在住地反复操练队列步伐好几天了，20人一排，手持语录本高喊万岁口号一遍又一遍地操练，唯恐领袖检阅时队列不整齐，展现不了革命小将昂首挺胸革命到底的精神面貌和完美形象。
　　这一年的国庆*人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除了首都的工农兵学商各界队伍，还有外地来京的150万红卫兵小将，这是继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天色渐渐地亮了，北京城迎来了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在指定的位置上集结，不时有手持彩旗、鲜花的队伍从我们面前经过，人群像一场大会战之前那样紧张而兴奋地川流着，红卫兵的歌声此起彼伏，我们激动地唱起歌颂领袖歌颂北京歌颂*的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心里明……”
　　这一首红卫兵唱了千百遍的《抬头望见北斗星》，此刻唱来热血沸腾格外亲切，心中的北斗星今天真的要见到了。
　　上午10时左右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声，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工农兵的队伍举着领袖巨幅画像和各种标语昂首走过城楼，接受检阅。
　　我们的队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在下午2点40分左右进入天安门城楼下，远远望去，可以看见城楼上一排人影，但看不清面容。我们有节奏地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尽量向金水桥边靠拢，原来的队列早已不存在了，我们忘情地挤在一起，不愿离去，都渴望能多看一眼领袖的光辉形象。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在后面队伍的推动下，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水桥旁，这才发现前面的队伍已经走远了五十多米，我们跑步跟上。事后听同学说，毛泽东当时并没有站在城楼上，可能是因为时间太长，他已经进去休息了。说实话，我也说不准自己是否真的看见了毛泽东，因为我在来北京的那个晚上，突然找不到眼镜，这给我的北京所见蒙上了一层模糊的影子。隔着高高的城楼，领袖的形象在我模糊的视线里，像海市蜃楼一样虚幻，然而感觉是真实的，情感是真挚的，内心是真诚的。
　　*完毕我们返回住地稍作休息后，被一辆辆大型客车拉到工人体育场狂欢。国庆之夜除天安门广场之外，另外还设了三个点同时放焰火，真可谓是四处开花，交相辉映。天空中有礼火在绽放，舞台上有歌舞在表演，草坪上有露天电影放映，欢声笑语响彻云霄，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激动与喜悦之中。
　　在北京近20天我抓紧时间参观游览，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处处都充满新奇，处处都值得流连。我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园，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我眼花缭乱；我走进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珍贵的展品令我感慨万千；我游览了景山、北海、天坛、颐和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令我赞叹；我参观了故宫劳动人民文化宫，宏大的宫殿和精美的九龙壁令我流连忘返……
　　我还应该感谢装潢美术班的唐锐鹤老师，这位承担八一起义纪念塔浮雕设计制作的雕塑家，10月7日在离开北京的时候，用他的相机给我们拍照，我至今仍然保存着这张在北京站前的留影。
　　2004年7月，我和妻子一起游览了北京，这是我第10次来到北京，我专程到芳草地去看了看，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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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到上海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966年11月我们串联的第一站选择在美丽的杭州下车。领袖号召小将们大串联要经风雨，见世面，我们经的风雨不多，主要是去见见世面。设在车站附近的接待站，安排我们在候车大厅吃饭。大厅可容纳上百人，每人在门口领一份菜，进去后米饭自由添加。饭后，又有客车将我们送到远离闹市区的一所中专学校住宿。
　　在杭州住了几天，我们游览了西湖边上的几个景点。至今印象深刻的有湖滨公园，那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游人如织。站在湖边远望，白堤苏堤像美人伸出的两条手臂，手臂上戴着串串珍珠，搂抱着一泓碧波；三潭印月像一块巨大的翡翠镶嵌在碧波之中，阳光下更显得娇美。如此美景，真应该拍照留影，可我们几个穷学生都没有相机。有人提议，我们五人凑钱买胶卷，再请有相机的人帮我们拍。这主意好，大家赶紧掏钱在路边买好胶卷，在公园寻找有相机的人。转了几圈，有相机的人不少，但没有人愿惹这种麻烦，为别人拍一整卷胶卷，那要耗费多少时间。我们无奈地离开湖滨公园，走上白堤，在断桥处，见一面善的中年人挎着相机迎面走来，我们围上去诉说苦衷，中年人欣然同意帮忙，将我们的胶卷装入相机，又返回湖滨公园为我们四处取景，逐个拍照。我在湖边拍了一张，在公园中央的军人塑像前拍了一张，胶卷拍完已到中午时分。
　　在时局*的岁月里，居然有人肯用自己的相机为一群素不相识的外地穷学生拍照，耽误很长时间，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让我想起20多年后在合肥包公墓前的那次经历，在摄影点交了钱，填了通讯地址，无比喜悦地拍照，满怀期望地等待，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未收到。原来摄影点设了个骗局，用无胶卷的相机假装拍照。包青天九泉之下，也要感叹“人心不古”！
　　印象深刻的景点还有灵隐寺。*中的灵隐寺一片萧瑟，游人寥寥，寺庙闭门谢客，一律不予接待。我沿飞来峰转了一圈，来到大雄宝殿前，攀上门前的铁栅栏，从木门的缝隙里望去，释迦牟尼的佛像在暗影中静默，相隔距离较远，看不清楚。我又来到大殿后门，攀上栅栏，点起脚尖，透过门上的缝隙窥看，眼前顿觉一亮。一尊我生平见到的最高大最壮观最完美的观音塑像立在眼前，观音菩萨慈眉善目，手持杨枝净瓶，脚踩鳌鱼，普渡众生。更让人惊奇的是，观音旁边上下左右，雕刻着大大小小上百个仙人，其中有那咤、二郎神、托塔天王等，好像还有孙大圣，仙人们动作不一、表情各异、神态逼真、栩栩如生、色彩艳丽、造型完美，可以称得上是古代雕塑艺术的*。在破四旧的喧嚣声中，灵隐寺因遭禁闭佛像们得以保存完好，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20年后1986年9月的一天，我和母亲、妻子三人冒着大雨来到灵隐寺游览。此时的灵隐寺香烟缭绕，游人如织，一派兴旺。我夹在众多的游客中间来到大雄宝殿后殿，望着当年只能从缝隙中窥见的这一尊观音造像，观音还是那样慈眉善目，含笑远望，恒久不变，而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种触电般的感觉。黑暗中看到的月亮，是那样圣洁明亮，晨光中看到的月亮，只能是淡淡的一个光影。
　　在杭州住了几天，一位同学突然生病，要返回南昌。其他几个人有的想去上海，有的想到南京，意见不统一，最后决定自由行动，各奔前程。我独自一人，提一只行李袋，走进了大上海。
　　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房子很高。在这之前，我见过的最高建筑是南昌13层的江西宾馆。在上海外滩上迈步，抬眼望去，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一路排开，很是壮观，大饱眼福。走在南京路上，永安公司路旁突兀高耸七重天，驻足抬头仰望，想数一数有多少层，却眼花缭乱，数不胜数。
　　上海的高房子让我惊奇，公共厕所却令我尴尬。厕所外墙边挖一条小沟，就成了男用小便池，无遮无栏的露天场所，男人们只要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掏出家伙，就能方便，尽管身后行人不断，也无所顾忌。这可能是上海人多地少空间有限而造成的后果。有一次我内急不得不站在这种室外小便池方便时，不知为什么，怎么也出不来。
　　在上海的那些个日子，孤独一人的我像一条从山野小溪进入汪洋大海中的鱼，自由地游动着，不停地张望着，贪婪地吮吸着。
　　接待站安排我在徐家汇附近的一所中专学校住宿，这所学校专门组织来校外地小将们到工厂参观。我先后参观了上海胶片厂、上海缝纫机厂和上海重型机床厂，这些工厂里都还在正常生产。
　　上海重型机床厂位于闵行，我们从徐家汇乘车前往，一路上人群不断，车流不断，都是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去看万吨水压机的。厂门口红旗招展，宣传牌林立。我们排队走进车间，一座20多米高的庞然大物矗立着，上百吨的通红的钢材在水压机的工作台上像揉面似的压制成各种不同的钢件。讲解员告诉我们，这台重2200多吨的水压机有四根立柱，每根立柱高18米，立柱上的一个螺帽就有5吨多重。经过这台水压机锻压的钢件，内部结构更加密实、均匀，更有韧性，不宜断裂。讲解员最后提高声调用朗诵腔说：“在一无资料、二五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我国工人阶级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填补了中国重型机械工业的一项空白，这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辉煌成果！”
　　这是我当年看到过的最大的一台机器，40多年之后，它仍然是我看到过的最大的机器。
　　全国学生免费大串联，使一些党政机构逐渐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与交通。为此，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串联，并说领袖支持步行串联，希望大家作好徒步串联的准备。我在上海街头看到这则通知后，打消前往南京继续串联的念头，决定返回南昌。
　　那天我在南京路附近闲逛，迎面碰得同学雷学锋，他是我的一位诗友，平日经常在一起交流。他被安排在附近的居民楼里住宿，我立即随他登上居民楼，上到6层楼，房东有两间房，一间自家住，另一间腾出来安排了四位学生住。见到老同学，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孤身一人在上海呆了这么多天，从未与人交谈过，现在终于可以畅谈一番了，我们交流着对上海的印象，谈论着对时局的看法，说得更多的还是今后的打算。
　　夜色笼罩着大上海，站在6楼窗口远望，万家灯火亮了起来，楼下街道上的行人不断。此时，我打开行李袋，掏出里面的几大叠传单，一把一把地从窗口撒出去，传单在夜空中轻轻飘荡，飘得很远很远。这是我在南昌编印的批判反动血统论的传单，在踏上旅途的头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油印室忙碌了半夜。从杭州到上海，一路上都没有合适的时机和场地散发。在我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在人口稠密的南京路旁，终于我将所有的传单都撒向天空。
　　上海，你还记得吗？曾经有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将他炽热的情感投进你的怀抱，作为告别你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