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明辨是非正确引领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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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德锋
　　信息社会，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治理层面，信息和舆论的重要性都在日渐突显。近年来，由一条消息、一篇博文或一个网帖引发的舆情事件时有所闻，轻则引发线上争炒或人肉围剿，重则还会延伸到现实中酿成突发性群体事件，不仅将政府和社会裹挟其中，甚至殃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现代性所开启的风险社会中，信息和传播问题，已经上升到更加根本的层面。新闻舆论工作由此升级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
　　前不久，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用48个字概括了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其中的“澄清谬误，明辨是非”，正是针对了网络社会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效果复杂化的现实。再者，在多元的利益格局和复杂的舆情中，也只有及时澄清事实真相，辨明是非曲直，才能够正确地引领舆论导向，凝聚更多的共识和力量。因此，新闻媒体必须肩负起这一重要使命，并为之不懈努力。
　　舆论场呼唤新闻业的使命担当
　　今年春节期间，“上海女江西逃饭”、“霸气媳妇掀翻饭桌”、“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等图文并茂的网帖网文突然窜红，成为线上线下持续性的热门话题。此类莫须有的事件渲染城乡鸿沟、贫富差距和道德滑坡，造成人们的精神困扰，引发大量无谓争炒，不仅使江南塞北的广大农村遭受污名化，也有违社会和谐。虽然这些返乡奇闻、悲催遭遇类的信息，已经被最终证实为假新闻。但新闻媒体在这些舆情热点事件中的表现，确着实让人惋惜和痛心。公众不满于这些网络虚假信息泛滥期间，许多新闻媒体乃至主流媒体不负责任的转载和不加事实辨析的评论，更失望于权威和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的失职失察：任虚假信息谬种流传而不介入调查，任读者疑问四起而不去辨明是非。大量新闻媒体的失察和失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真相缺席、舆论混乱的现实，所反映出来的，正是一些媒体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的淡薄。可见“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职责要求，对当下的新闻行业来说，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及时。
　　新使命要求扮好新角色
　　结合新闻业存在的责任淡漠现象，联系当下新媒体崛起的复杂传播格局，要切实地履行好“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使命责任，新闻业必须强化担当意识，努力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能力水平，切实扮演好以下三种类型的角色。
　　首先，要成为社会信息系统的把关人与清道夫。媒体的把关作用，不仅是对自身的媒介产品质量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信息系统的秩序负责。大众传播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信息系统，必须强化守门意识，防止虚假信息入侵和污染社会信息系统。在自媒体高度发达、信息发布渠道多元化的当下，大众传媒还应该担负起全部社会信息系统的把关人和清道夫的双重职责。对影响大、涉及面广的信息或流言，新闻媒体必须及时关注，查明真相，尽快公开，以正视听。
　　其次，要成为核心价值观和正确舆论的引领者。新闻把关，也不仅是对事实本身的检视，更重要的是对事实和信息的价值及导向把关，其标准是有利于社会核心价值的维系、有利于“成风化人和凝心聚力”。传播学理论认为，大众传播最根本的职责就是监测环境变化，及时发现危机，提前向社会发出预警。而在信息社会里，信息传播、舆论走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动向，都是足以危及社会的“新型安全”因素，新闻媒体对此必须保持足够敏感。如果不能及时发现苗头，并加以引导，也是“新型安全”意识的欠缺，属于履职不利。比如在春节期间，任由虚假信息占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明知地域歧视和渲染贫富差距有害于社会整合，却置之不理，就是对于潜在社会安全威胁的麻木。
　　第三，要成为专业新闻事业的忠实守卫者。近年来，新媒体以其娱乐性和碎片化的内容，博取了大量读者的眼球，在市场利润上也处于上升态势。在上述双重压力逼迫下，部分传统媒体慌不择路，甚至去借鉴网络媒体的标题党和娱乐化，这种自降身价的办法，导致的是新闻伦理失范和公信力受损，这是传统媒体的更大陷阱。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沃纳·赛佛林等人论述新旧媒体关系时认为，“一种可能性是，无论是哪一种新媒介，都将在旧媒介的旁边占据它的位置，而旧的媒介不会消失”。其实，新媒介的猎奇、娱乐和碎片化信息及其商业性，都提醒人们，传统媒体以客观、中立和真实为标志的新闻专业主义，仍然是其难以替代的优势，如果能沉心静气坚守这些优势与定位，恪守严肃新闻业发掘真相的传统，新闻行业不仅可以继续保持尊严，更能够善尽社会责任。
　　新角色的出发点与着眼点
　　明辨是非的出发点。新闻媒体一方面必须在大是大非上保持清醒，在思想上行动上主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另一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生活和舆论场的是非曲直。新闻媒体与学校、教会等机构一样，是社会合意的提供者，是社会的“粘合剂”，为此，必须以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团结进步、维护国家形象为出发点，分析问题，裁断是非，引领舆论，凝聚更多共识和正能量。
　　澄清谬误的着眼点。新闻媒体要本着高度的责任感，以社会信息系统的良性运行为根本着眼点，及时发现其中的虚假信息、不当言论及舆情动态，发挥自身的调查力和权威性，及时地发布真相、戳穿谣言、反击谬论。早在2011年，《人民日报》推出的“求证”专栏，就是针对网络社会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专门以“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为己任，回应关切稳定人心，栏目因此赢得了社会的大量好评。而《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一文，也是由新华社记者后来深入现场调查，才揭开了其完全虚构的本来面目。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的创新点。面对新使命，新闻媒体需要发挥专业优势，更应该在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体制上努力创新。要积极利用新媒体，强化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使虚假信息和谣言失去生存空间；要发挥传统媒体优势，也要把握追逐时尚流行的受众心理，让年轻读者以之为荣；要将专业上的权威性、准确性和传播上的亲和力、可人性相结合；要像春雨无声润物，也要像暖阳让人开心拥抱。（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学院）[责任编辑:李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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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必然性及启示
&&&&三、遵义会议的现实启示&&&&遵义会议已经过去快八十年了，但它留下的精神和启示仍然是指导我们建成
&&&&张景宽&&&&一、遵义会议召开前的历史背景&&&&遵义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它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距遵义会议召开几近80年，但它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和借鉴。为此，本文从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成功召开的主客观原因及现实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到红军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已有14年时间。在这14年血与火的斗争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比较丰富的，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通过领导工农运动找到了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党创建后的1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先后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它们是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5年6月-1926年10月的省港大罢工，月的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些斗争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都向世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而且具有强大的组织领导能力。特别重要的是，党在组织和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参加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党通过领导年的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深刻认识到农民不仅是中国革命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对中国革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2、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在与北洋军阀的多次较量中，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都认识到，在中国仅靠一党的力量不能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为此，在苏联的倡导和帮助下，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国共实现了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积极组织和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战争中，共产党员不仅主要承担了各个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而且身先士卒，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为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北伐取得节节胜利之时，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却公开叛变革命，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由此宣告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猛然醒悟，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如果放弃革命的领导权，是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因此，日，在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下，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紧接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3、通过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总结出中国革命成功之路是农村包围城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使党的主要工作进入到创建红军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新阶段。从1927年8月开始，党除发动南昌起义外，还先后发动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数没有成功，但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由于另辟蹊径，不仅把参加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了井冈山，而且还在那里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并进而找到了能够使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井冈山根据地的示范和带动下，从1927年7月至1933年的6年时间里，我们党就在全国迅速创建了大大小小十多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总兵力也发展到30万人。特别是毛泽东和朱德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已建设成拥有5万多平方公里，30多个县和250多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4、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党开始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仅没有把枪口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连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针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具体表现为：在军事上，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等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与朱德一道成功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政治上，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但是，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第五次“围剿”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也落到了执行王明路线的博古、李德等手中。博古、李德不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而且不懂政治，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在他们控制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几年时间里，一方面，剥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否定了毛泽东、朱德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反“围剿”行之有效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另一方面，在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拒绝与反蒋抗日的十九路军合作。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不仅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在实行战略转移的过程中，又因指挥失误导致在红军过湘江时损失惨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战役的重创，既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清了“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也使大家共同萌生了取消博古、李德最高军事指挥权和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愿望。&&&&二、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主客观原因&&&&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智取遵义城。1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集中批判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严重错误和给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损失。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是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分析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的主客观原因有以下几点：&&&&1、五次反“围剿”前后成功与失败经验教训的强烈对比&&&&第五次反“围剿”以前，毛泽东不仅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而且亲手创建了拥有5万多平方公里、250多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但是在党中央由上海迁至苏区并推行“左”倾路线和剥夺毛泽东军权以后，红军不仅处处被动挨打，未能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而且丢掉了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特别是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更使红军损失惨重，大伤元气，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成功与失败前后的巨大反差，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大多数中央高层领导，产生了对博古、李德指挥错误的强烈不满和领导能力的怀疑，进而萌生撤换最高军事指挥和恢复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强烈愿望。&&&&2、真理与谬误的多次较量&&&&毛泽东是党和红军的缔造者。每当党和红军遇到危急关头，都因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出奇致胜。一是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既是最早考察农民和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的人，也是最早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领袖。北伐战争在&&&&两湖战场能够迅速推进和取得胜利就是得益于两湖广大组织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二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不仅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而且领导了主要成员是农民的秋收起义，并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整理论，从而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三是在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既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和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又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央苏区得到了巨大发展。但是，当毛泽东领导革命的系列正确理论和实践，被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高层否定、污蔑和批判后，中央苏区不仅没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而且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蒙受不该有的巨大损失。在这一系列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和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必然得出谁正确谁错误的正确结论。这是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的最重要基础。&&&&3、正确的斗争策略&&&&毛泽东在被剥夺军权以后，他对当时中革军委提出的大部分正确意见都被否定了。其中包括第五次反“围剿”进入胶着状态后，他建议红军应与国民党十九路军合作，并结成抗日反蒋同盟等一系列正确建议和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纳。实际上他在中革军委那里，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反对“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一方面，他既严厉批评李德、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做法；另一方面，又向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主动阐述自己正确的意见和主张。这些工作都为后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主要体现在：一是红军长征出发后，他充分利用了被安排在张闻天、王稼祥一个队伍中的机会，主动向张闻天和王稼祥系统阐述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意见和建议。帮助张闻天、王稼祥等留苏回来的同志明辨是非，改变过去“左”的错误立场。这为后来遵义会议清算“左”倾路线埋下了伏笔。二是湘江战役后，他毅然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李德、博古继续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决策，并努力说服了张闻天、王稼祥和周恩来等人召开了通道会议，使他转兵贵州的建议得以实现。三是红军进驻遵义后，他充分利用与张闻天、王稼祥同住古式巷一幢房子的机会，积极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观点，为张、王在遵义会议上公开发表支持自己的意见和站在自己一边创造了条件。四是充分利用扩大会议，向各个军团的指挥员阐述自己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意见。这为大会形成强大的批评“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后来的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成功是毛泽东正确的斗争策略的胜利。&&&&4、毛泽东卓越的胆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自始至终都与毛泽东个人伟大的品质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毛泽东被剥夺军权后，不向一般人那样采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消极态度，而是处处担忧党和红军的前途。为此，不怕得罪当时的中央最高指挥博古、李德，多次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同时努力说服其他中央领导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正是毛泽东的这种担当精神和超人胆识，中央才按照他的建议在湖南通过召开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原先的行军方向，做出了向贵州进军的决定，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继而通过建议召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作出了突破乌江天险向黔北遵义进军的最后决定。这些工作都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巨大精神财富。&&&&1、必须坚持崇高的理想信念&&&&当年红军到达遵义时，虽然身心十分疲惫，但是广大指战员，仍然意志坚定，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这一切靠的是对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理想信念，靠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忠诚。他们那种为革命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那种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感天动地，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自己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正是由于有这种坚定的信仰和必胜的信念，党和红军才能经历磨难而不垮，屡遭挫折而不散。遵义会议前夕，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3万人，且前有重兵堵截，后有敌军围追，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生存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大家处变不惊，遇难不馁，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使遵义会议成功召开，错误路线受到批判，正确路线成功确立，进而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毛泽东同志在娄山关上写下的豪迈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辛、勇跨征程的鲜明写照。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同样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同样需要攻坚克难、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借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形成攻坚克难、勇往直前的强大力量。&&&&2、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优良传统。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正确的方法在书本上从来没有现成答案，都需要具体的实践来探索或检验。这样的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既体现在遵义会议前后，也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如遵义会议前，“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和把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神圣化，不认真研究了解中国国情，唯共产国际命令是从，轻视自己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总结得来宝贵经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才实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一路凯歌高奏，用了14年时间，就先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了新中国。建国以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又发生了违背客观实际，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即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机械性地理解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使党犯了大跃进的错误，而且犯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才使我们党完成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用短短30多年时间，不仅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成功探索出能够使中国走上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都雄辩地证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永远是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科学精神。&&&&3、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党风风火火90多年一路走来，能够让党浴火重生的重要法宝，就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即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既是我们党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党的优良传统。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也是毛泽东等党的重要领导人坚持了群众路线的结果。一是在会议开始前，毛泽东通过大量的联系群众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像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充分拥护，二是通过建议召开扩大会议，既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创造了条件，更为像朱德、刘伯承和彭德怀等这样的最有发言权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直接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创造了条件。正如朱德在遵义会议上所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再跟着走下去。这反映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的强烈愿望。建国以后，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政策，既反映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也是党善于把自己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的成功范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今天，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中央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其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4、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永远是我们解决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矛盾问题的重要法宝。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决定党的重大人事问题的会议，因而也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正因如此，遵义会议才取得了成功，才可能把一个创建党和红军、能真正理解马列主义真谛的领袖毛泽东推上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才乘风破浪一路胜利向前。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仍然由共产国际遥控指挥，毛泽东是不可能有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人的机会的，要是那样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发展总有巧合，中国之所以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也是因为不重视独立自主，被动照抄照搬苏联的经验模式的结果。1978年改革开放后，由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从国情出发的正确理论和实践，不仅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必须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同志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方面，我们党总结出了丰富的经验。仅以井冈山时期为例，我们党就总结出：党指挥枪的原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跑我追战略战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及红军的三大民主和三大任务等等。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保证红军百战百胜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当临时中央由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后，不仅否定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而且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政策。这既使许多好党员好干部遭到迫害，也直接导致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能够成功召开，正是毛泽东高度重视政策策略的结果。体现在：一是在召开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主动帮助张闻天和王稼祥等同志，正确认识“左”倾路线的危害，积极争取他们对正确路线的支持，这对分化“左”倾阵营和成功召开遵义会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在决定遵义会议主要议题时，毛泽东一直强调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要重点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是政治路线问题。这是抓主要矛盾的策略，这既有利于政治局敲定遵义会议的召开议题，又有利于遵义会议真正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如果遵义会议把政治路线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或者是政治军事问题一起放到桌面上，遵义会议一定得不到博古等人的支持，或者会议也不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博古和周恩来都是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也是政治局常委。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仅博古、周恩来都是责任人，而且都是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导人。对此，毛泽东是深谙玄机的。再说，军事问题在当时既是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全党全军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抓主要矛盾的政治家。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认真研究和高度重视的问题。&&&&6、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发扬民主既有利于保护广大群众的权利，也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性。集中是把人民群众好的意见和建议收集整理的必要过程。离开这个过程，群众好的东西就不可能被发现和推广，更不可能有力地、有效地指导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遵义会议成功召开这方面有两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是日至17日三天的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使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是发扬民主的成功案例；另一个是日苟坝会议前，毛泽东力排众议，不怕丢了刚刚被任命不久的前敌总政委的乌纱帽的勇气，最终阻止了集体讨论的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这也是促成苟坝会议的成功召开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新三人团成立的重要原因。这既是坚持民主的成功案例，也是坚持集中的成功案例。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我们既需要充分发扬民主，进而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需要集中，以便于维护中央权威，使全国上下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这是确保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2050年左右全面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作者为中共遵义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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