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真：黄包车与上海犹太人
[摘要]黄包车是上海犹太人艰难岁月里的一抹亮色，温暖他们的人生。旧上海黄包车作者：潘真得到Rene Willdorff的邮箱，我就写信去问他，是在什么时候创办的黄包车网站（The Rickshaw）、为什么叫黄包车。Rene毕竟老了吧，在回信中，他只是说：很多年前，我被互联网世界的巨大潜力震撼。“上海犹太人”这个社群需要分享故事和老照片，我对此很感兴趣。好些网站设计公司答应提供帮助，微软的FrontPage让黄包车网站上了线。为什么叫黄包车？也许，“上海犹太人”的故事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上海虹口出生的约瑟夫，有个当黄包车夫的中国邻居。每天收工后，邻居都把小约瑟夫和自家孩子一起抱进车里，拉去马路上兜风。想象一下吧，旧上海的马路上，一辆黄包车，拉着中犹两小孩，一路撒下稚嫩的欢声笑语！1949年，5岁的约瑟夫离别上海，带走的玩具正是一辆竹制的小黄包车。犹太人在上海避难那些年，打交道最多的普通市民，大概就是黄包车夫了。所以，在好些“上海犹太人”的回忆中，都有黄包车，一些犹太人还是跟黄包车夫零星学的上海话。犹太人不愧为犹太人，做生意的聪明头脑是遗传的吧。在“上海犹太人”里，就有个13岁小孩Jerry Moses，发现了住在浦江饭店的美国水兵和士兵对黄包车的需求，竟然与一个中国大小孩合伙，做起黄包车生意来。他负责找到客户、做翻译、收钱，搭档负责拉黄包车、送客人去南京路。在捐赠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老照片上，Jerry记录了这桩少年“伟业”。虽然“我俩看上去很饿，不仅仅是看上去，而是真的很饿”，但可以想见每天收工后两人分钱分得不亦乐乎。黄包车、黄包车，黄包车是“上海犹太人”艰难岁月里的一抹亮色啊，照亮了、温暖了他们的人生。Rene是1939年从柏林跟着父母来到上海的。家境贫寒，所以只能住在平民聚居的虹口。钱用光了，再搬到“隔都”。1942年，父亲生病去世，他和母亲在半饥饿状态中相依为命。他回忆说，中国人和气、善意，从来不打扰我们，不管我们是西方人还是犹太人。犹太难民离开上海后，被命运之舟带去地球的不同地方。有犹太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都建立起“上海犹太人”的联谊会，洛杉矶的“上海联谊会”还出版了刊物《虹口记事》。“上海犹太人”撰写的回忆录和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被带回上海……感谢互联网！新媒体，使尘封的往事有了装载平台，使星散于世界各地的“上海犹太人”隔空相聚。1980年，黄包车网站组织了线下聚会，有1000人参加。1994年，第一次在上海小规模聚会。到2006年第二次回上海前，已在中国以外聚会九次。1994年4月，上海虹口，霍山路上小小的、宁静的霍山公园忽然人头攒动，中国人、外国人，在彩旗、气球点缀的节日气氛中，笑意盈盈。原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虹口区人民政府等发起了“94犹太人重聚上海活动”。来自美国、以色列、英国、法国、奥地利等的60多位犹太朋友，应邀回到上海，重温旧梦。活动的高潮是，出席纪念“二战”时犹太难民在虹口区居留历史的纪念碑揭幕仪式。镶在灰色花岗岩中的黑色大理石碑，用中文、英文和希伯来文镌刻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万犹太人为逃避法西斯迫害来到上海。日本侵华当局以犹太难民‘无国籍’为由设立隔离区，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柏林犹太人博物馆在2003年8月，举办过一场“流亡上海”展览会，展览期间还专门安排报告会，介绍“二战”时犹太人流亡上海的那段历史。活动发起者，一位1939年出生于上海的退休犹太教师，自豪地说自己是“上海犹太人”，见到来自中国的客人则干脆自称“上海人”。再回上海是2006年4月，参加“上海犹太人重聚上海——全球犹太名流代表团访问虹口”。岁月不居，聚会出席的人数肯定是一次少于一次。但那次，到了120多位，因为很多人带来了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还是在霍山公园，《辛德勒的名单》音乐声中，近百人的全球上海犹太难民代表团与老邻居相拥而泣，然后联手签名支持虹口“犹太历史风貌区”申报联合国“战争遗产”项目。Rene也带着晚辈回上海，“我的孩子们喜欢这种经历，他们发誓有一天会带着孙子辈回来。”乘出租车到虹口，寻到唐山路、大连路口与父母、姐妹住了八年的地方（房子已经消失了），经过以前每天风雨无阻走25分钟买午饭的地方，一路走一路回忆，几乎穿越时空回到那时候，他说“走了一趟深情之旅”。上海再聚之后，黄包车网站又组织过一次加勒比邮轮聚会。海上，夕阳沉醉，有位老太太情不自禁坐到钢琴前，一串音符从指间流出。人们暂停交谈，三三两两围拢到钢琴前，跟着旋律哼唱：“玫瑰玫瑰我爱你，心的誓约，新的情意……”时光倒流至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黄包车”从上海当年一直拉到今天，虽然老迈，但还在悠悠地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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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伦敦为鉴：上海会有多少人？
　　傅蔚冈
　　大约是在436年前，英王伊丽莎白一世发布了一项影响伦敦发展的命令，明令禁止任何人在离伦敦城门3英里内的任何地方建造住房和公寓。该命令原文是这样的：“伊丽莎白一世陛下命令，禁止或不允许任何人……在离伦敦城门3英里内的任何地方建造住房和公寓……没有任何一届的议院允许在这些地区建设生活区。”
　　这是英国著名规划师阿伯克龙比在1945年为大伦敦制定远景规划时提到的一个典故，据说这是历史上伦敦第一次控制城市规模。几年后，这一禁令又把控制范围拓展至离伦敦城7英里或10英里地区，而且还在斯图亚特王朝以及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得到延续。为什么要控制建筑，无非是当局觉得当时的伦敦城人口太多了，人在城市总是要住在房屋里，如果控制了建筑物，那么人就自然而然少了。
　　但很有意思的是，尽管政府严令控制伦敦城的规模，但是伦敦的城市规模并未随之得以控制。相反，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伦敦的人口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迅速增长，维基百科的数据显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伦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伦敦的人口为8，615，245。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能够看到今天的伦敦城有这么大的规模，她还会下这个禁令吗？尽管控制城市规模并没有取得如期效果，但这种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所产生的后果却很严重：由于供给减少而导致的房价高涨，很多人不得不居住在大量的低劣建筑中。因为伦敦在英国的各种优势，伦敦还是成为英伦三岛的人口流入地。当政府禁止提供住房之后，他们该在哪里寻找住所？很快，一些商家就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在这些禁止区域内建造临时住房。由于这些住房从建造开始就是违法，商家为了减少损失就尽量使用劣质材料。尽管这些违法搭建的建筑有被政府拆迁的危险，但是由于人多房少而导致的住房价格高涨，他们的房租收益足以弥补其被拆除和罚款的风险。
　　规划师阿伯龙比举伦敦这一例子是想说明城市的规划要与市场相容，就像他在《大伦敦规划》一书中所写的：“但当克伦威尔和国王们宁愿接受罚金，也不愿看到建筑物被拆除时，这一法规最终变为无效，控制城市扩张的一切尝试都付诸东流。”不过有意思的是，尽管阿伯龙比自己对这些控制城市规模的举措不以为然，但是在他的《大伦敦规划》中，还是犯下了和伊丽莎白一世和克伦威尔们同样的错误。
　　在这个《大伦敦规划》中继续延续控制伦敦市区规模扩大的措施，具体来说就是在城市内环疏散人口，并严格控制新增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阿伯龙比的规划成果很显著，伦敦人口确实大规模减少：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伦敦的人口为8，615，245，但是自1945年后人口大规模减少，到2011年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为8，173，941。如果把大伦敦边界外的市区计算在内，伦敦的人口在2011年则为9，787，426，而伦敦都会区的人口则在1200万至1400万之间。
　　当然，伦敦市区人口的减少可能和二战后的郊区化有关，但需要指出的是，最大的动因还是伦敦市区控制住宅供应的举措，使得很多人不得不离开内城而走向郊区。同时，严格控制市区土地供应还带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市区内的房价持续上涨，目前伦敦已经成为世界上房价最为昂贵的城市之一。
　　2016年英国《独立报》报道了房产顾问公司Savills针对伦敦周边314个车站附近的不动产价格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平均下来，乘车通勤时间每缩短1分钟，居住地的房价就增加逾3048英镑：目前伦敦市中心的平均房价为60.6万英镑，相比之下，距市中心通勤时间在半个小时内的地区房价，平均为45.8万英镑。若搭乘火车通勤时间拉长至60到69分钟区间，当地的平均房价则降至33.7万英镑。尽管更多的人离开了伦敦中心城区，但是由于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留在市中心，因此很多人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通勤上。
　　之所以花费这么多篇幅来讲述伦敦的规划史，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城市的主政者在对城市进行规划时，不要与市场为敌，否则就会招致市场的惩罚。当伊丽莎白一世禁止在伦敦城墙周围3英里内建房时，那些到伦敦谋生的人就不得蜗居在由劣质材料搭建的临时建筑里；当伦敦内环严控人口时，那些从这个区域搬离出去的人就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通勤时间，那些想离工作地更近的人不得不承担更高的房价。
　　现在上海也在编制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这个冠名为《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总体规划“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紧约束之间的矛盾”，决定“至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同时还要求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将“全市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3200平方公里以内”。
　　如果这样的规划真的得以实施，上海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如果真的按照2500万的人口规模来提供公共服务，那么这个城市将会迎来我们以前从未面对过的困难：适龄儿童上学会更加困难，房价会更加高涨，医院会更加拥挤。
　　事实上，弊端已经在房价快速上涨上开始显现，一个最为简单的现象就是受建设用地总规模“负增长”的预期，今年以来上海地王频出而导致二手房市场房价疯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规划的后果还将陆续在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上显现。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率还只有不到60%，可想而知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还将吸引更多的人口，由此必然导致供给和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短缺，而这将会影响这个城市的竞争力。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中还指出，规划还将“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内涵发展的本质要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和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但是从这些对城市人口的控制来看，根本就没有显示出“以人为本”，难道上海就真的只能容纳2500万人，而不是3000万甚至更多？
　　大约是在17年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年）》也对上海的人口目标有所规划，即“按照2020年总人口为2000万左右的规模，考虑城市空间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我们都知道了，2005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在201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
　　那么我的问题是，再过20年上海会有多少人？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陈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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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2000万以上
09年底面积6340.5平方公里 2007世界大城市经济排名,23位是中国上海151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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