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社会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 &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这句话或许有些偏颇，但当我们追寻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根源或者起因的时候，不难发现这里面都有经济问题的影子。而最容易滋生社会问题的时期，恰好是经济发展或者经济衰落时期。&&&
&&&&&&&&&&&&&&&&&&&&&&&&&&& 财政危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 日 16:46南风窗
&&&& 路易十六是1774年即位的，此时的法国，经过自称&朕即法律、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了。为了支付到期的债款和利息，王国政府不得不举借新债，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陷入恶性循环，并陷入了严重的信贷危机。
&&& 路易十六认识到，要想改变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必须对下层民众积怨已久、而特权阶层死守不放的赋税征收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先是任用重农学派著名学者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卓有成效的财政改革，然而，在改革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却恢复了&穿袍贵族&（法官）的特权，反对改革的力量骤然增大，刚刚启动的、明显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化为泡影。此后，国王又接连任用瑞士银行家内克、里尔省总督卡隆以及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主持财政改革，亦无不以失败告终。万不得已的国王于日同意召开三级会议。
&&& 然而，历史没有给路易十六留下足够的时间。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 如果国王改善财政状况以求政治稳定的意图在三级会议上能够实现，法国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然而，经过数十年启蒙思想熏陶的18世纪的法国毕竟已经不是一个多世纪以前那个君主专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古典主义&的法国了，事实证明，路易十六的设想只不过是一种天真的一厢情愿。
&&& 会议开得果然很不顺利。国王关心的只是财政问题，财政大臣内克的主题报告则是国王&指示&的乏味而冗长的注释。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对路易十六大失所望，他们认为，三级会议不能成为特权等级维护私利的场所，必须制定一部宪法以维护人人生而有之的基本权利，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以取代弊端丛生的专制机构。在他们看来，如果继续实行三个等级分厅议事并按等级投票，税收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 6月17日，第三等级将有名无实的三级会议改为&国民议会&，并且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力。对此，路易十六并未想出什么化解危机的良策，而是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关闭第三等级的会议大厅，结果引发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誓&。
&&& 路易十六在王后及部分宫廷贵族的鼓动下，向凡尔赛和巴黎四周调派军队企图加强对局势的控制，激起了因政府财政改革毫无成就而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并迅速演化成一场社会动乱。人们到处寻找武器，贫民大肆抢劫。7月12日下午开始，成群结队的起义者开始焚烧遭人痛恨的税卡。这些税卡的勒索被小店主、酒商和小消费者恨之入骨，早已成为经常引起骚乱和企图走私的场所。在四天的骚乱中，54个税卡有40个被摧毁，文件、登记簿和收据均化为灰烬，税务官四处逃散。7月14日，爆发了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
&&& 迅速变化的形势迫使制宪议会暂时放下正在起草的宪法，承担起保护农民权利的责任。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通过了著名的&8月法令&。日，制宪会议又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从根本上铲除了旧制度时期的特权原则，取而代之的是人权和法治原则。
&&& 路易十六为了控制局势，命令驻扎在杜埃的佛兰德团向凡尔赛进军，激起巴黎民众更大的愤怒。10月6日凌晨，一群情绪激奋的群众冲进王宫，国王的几个贴身侍卫被杀。关键时刻，路易十六选择了不与民众对抗，被暴动的民众押回了巴黎，被软禁在杜伊勒里宫中。
&&& 日，领导暴力革命的国民公会宣布废止君主制，第二天又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日，作为立法机构的国民公会就路易十六的生死问题进行表决，激进派仅以1票的微弱多数决定了路易十六的命运。
纳税人成为立法者
&&& 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像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此刻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他们把积累了一个世纪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头上。
&&& 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取消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恢复被历代国王废止了160年的三级会议，把全国几百名代表请到凡尔赛来&共商国是&，是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远远做不到的。他又一次次地妥协、让步，并没有真正实施武力镇压，都可以说明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国王，人们还能期望一个旧时代的君王做些什么呢？
&&& 为什么一场财政、税制改革会引发大革命？为什么良好的改革愿望带来的却是否定改革者自己的结局？为什么进行减税和平均税负的改革反而激怒了人民？我们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改革后，不免对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更加感到困惑不解。这些&为什么&的背后，一定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
&&& 早在中世纪的1302年，法国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1357年，法国颁布《三月大敕令》，确认三级会议享有决定税额、监督赋税征收和使用的权力。然而，波旁王朝却长期充当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角色。当路易十三还是个&儿童国王&的时候，就由他摄政的母亲做主解散了三级会议。路易十四又进一步扼杀了高等法院对王权进行监督的职能，王权以外的意志表达被彻底窒息。虽然&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是强盛和稳定的，但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强国&是虚幻的，他所加强的是一个上层对下层平民拥有无限权力的旧制度，这个制度已经腐朽了，不可能维持长久。
&&& 路易十六面临的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上的。此时的第三等级，是僧侣和贵族之外的一切社会阶层，力量空前强大，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纳税多而权利少的政治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重新改组社会结构和重新分配权力，此时召开三级会议反而为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这次会议变成了制宪会议。于是，第三等级的代表就不只是作为纳税人，更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仅事关财政事务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对此，路易十六竟没有丝毫察觉，更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以应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要求。这样看，国王早在他批准召开三级会议的那个晚上，就给自己签署了死刑判决书，或许，在他登上断头台时仍在为当初召开三级会议的决定而悔恨不已。
点燃&干柴堆&的改革之火
&&& 路易十六推行的财政、赋税政策与他的前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是节制的，甚至可以说是温和的。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这个时期法国的社会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荣起来了，如托克维尔说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 阿克顿写道:&法国的财政收入已经达到2000万，可路易十六仍然觉得不够花，要求国民继续掏钱。于是，在短短的一代人时间里，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1亿。&显然，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法国国王自查理七世（公元在位）时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如托克维尔所说:任意征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 就是在这座&干柴堆&上，路易十六点燃了他的财政改革之火。与一切专制统治者一样，他总是把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看作是一种&小危机&，他的注意力总是放在诸如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唯独不愿意听取有关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而是企图通过财政、赋税体制的修补来克服那个&大危机&。实际上，严重的财政危机往往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毫无认识，实行的仍然是旧的财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做法。&我们不难想象，在一个已经完全腐朽了的体制之上进行改革会有多么大的危险！&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
&&& 这种回避主要矛盾，舍根本问题取次要问题，并试图通过解决这些次要问题来解决根本问题的&改革&对于解救危机无济于事，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危机，从而命中注定他所进行的财政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旧制度灭亡前的一种毫无前途和希望的挣扎。而当他的改革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时，国家的各个部分已经&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这个严重分裂的社会已经&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 因而，以降低绝对剥夺的政策如减税或提高纳税人权利为特征的财政体制改革并不必然带来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不稳定，这是法国大革命前夕财政改革的一个主要教训。政治不稳定不一定来自于绝对剥夺，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相对剥夺，或者说，来自于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 托克维尔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首先发现了这个道理，而以往人们对这个观点是比较忽略的。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单纯追求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社会安定、避免革命发生的结论。临近巴黎的地区在革命前几年就取消了个人徭役，军役税的征收比法国的其他财政区更正规、更轻、更平等，但这里却恰恰是大革命的主要发源地。
&&&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革命前的20年里法国政府变得过分活跃，连连发起从未有过的各种事业，成为工业品的最大消费者和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会上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为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地混合在一起。财政管理不善在过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迹&之一，是从来就有的老问题，但现在却正在成为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6亿锂，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的一位财政家所说的，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怨恨一齐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的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 一方面是民众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断地刺激这种狂热，可是又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想设法把它扑灭，最后，终于熊熊大火烧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专制政权就是这样从两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毁灭。
惊心动魄财政史
&&& 就这样，权利意识已经觉醒的、对专制制度已经难以继续忍受的、私有财产欲望日益膨胀的民众到此时已经不会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政府、国王的&改革&上了，他们要亲自动手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刻起，一场流血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 所以，路易十六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没有把财政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未能进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财政看作是纯技术问题，进行的只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这种局限性极大的改革在一个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精神已经有所觉醒、社会矛盾已经急剧激化的社会里，只能带来经济状况的暂时改善，却无法拯救旧制度，甚至会引发革命，加速旧制度的灭亡。如果他能够以更高的视点观察判断所面对的形势，顺水推舟，适时地把财政改革的触角延伸到政治领域，在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贵族诸多特权方面采取一些实质性的作为，更加主动地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制度改革的会议，法国将会顺利地建立君主立宪制度，避免流血革命，他自己也可以避免悲剧性的结局。
&&&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因为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舍此没有更好的出路。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历史的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足资借鉴。
&&& 作为一个身处社会转型大潮中的中国人，回首200多年以前的那场惨烈的大革命，不禁黯然神伤。1789年，正是&皇恩浩荡&的乾隆54年，中国人在做什么？&盛世&下的奴隶与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有什么制度上讨价还价的可能？
&&& 最后，笔者想用一个真实的细节来结束本文，这个细节恐怕是任何一种法国大革命史的教科书和著作都不会遗漏的:
&&& 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
&&& 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 严重经济危机导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
&&&&&&&&&&&&&&&&&&&&&&&&&&&&&&&&&&&&&&&&&&&&&&&&&&&&&&&&&日 09:39凤凰网历史综合
&&& 1931年，德国已经有了500多万失业者，相当于全国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的生活几乎全无着落，雇人的单位少得可怜。无论是保守党、社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知道在议会和刊物上互相批评，&主义&提了一大堆，但什么解决现实问题的具体方案都拿不出来。
&&& 纳粹党则反其道而行之:基本上不和别人争辩理论的它，此时几乎被建成了一个大公司，党员们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德意志人民生产自救的活动中去:有搞市场情报的，有搞推销的，有搞组织的，有搞运输的，有搞培训的，有搞财会的，对穷人们有求必应，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照顾、体贴他们，简直和宗~教组织或红十字会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加入他们的行列，便能保证天天吃饱肚皮，从此不再失业。工人们不领工资－反正此时马克的价值同废纸一样－而是领大锅饭和一些实物补贴，比如衣服、工具之类，还负责介绍福利住宅。
&&& 对劳苦大众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刺激啊！负责发放大锅饭的纳粹党员一边往穷人们的碗里倒土豆、面包和副食，一边淳淳善诱地对他们说:&您瞅，咱们这国家披山带河，沃野千里，要物资有物资，要科技有科技，年年得诺贝尔奖，物理、化学、医学，照单全收过。可说起这经济，咱就能搞成现在这样子呢？还不是因为当权的都被帝国主义收买了，什么正经事都不干，整天就知道贪污腐败，祸国殃民？您再瞅，街上的那些警察，就知道在咱老百姓面前神气活现的，其实个个不都是卖国贼的走狗爪牙吗？这些混帐王八蛋全都是德国人民的公敌！啥时候咱们希特勒主席上台了，啥时候咱们这苦日子才能有盼头哇！&
&&& 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在成千上万工农群众对他们的再生父母－纳粹党感激不尽的泪水中，1932年德国总理大选的胜负就已经很清楚了。
&&&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而且，纳粹党的执政还有些先天不足，因为它并不拥有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席位，这些都困扰着魏玛共和国的新任总理希特勒。
&&& 在执政的第一年里，希特勒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反对党被不违反民~主的程序和手段取缔了，莱茵河西岸重工业区的工厂相继恢复了正常运转，德国摆脱了战败国的地位，收回了大量主权。除了被取缔的那些政党的忠实追随者外，大部分德国人民对反对党和工会的消失都并不反对，甚至很赞成。魏玛共和国的14年统治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场丧权辱国的灾难，人民生活水准比一战前的帝国时期大大下降，所以他们对这个民~主政体及其政党并无好感；旧工会连起码的就业率和工人最低生活保障都争取不到，更遑论其它。1933年，希特勒除了把少数反对党成员打入监狱以外，让更多的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亲手设计和主持下，人类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很有可能绝后的伟大经济奇迹开始了。
&&& 自1928年起，各种高速公路的修建计划就已经纷纷出台了，但总是因为政~府财政困难而作罢。希特勒对这个计划非常感兴趣，但也有很多反对意见，因为德国人当时穷得叮当响，连能否保住饭碗都有问题，根本没钱买汽车。但希特勒还是决定拉紧裤腰带来加以支持，因为按照他的逻辑，必须先有路，然后才能有汽车，不然汽车就是造出来也没地方开。何况高速公路可以创造大批就业机会，而高失业率又使得当时德国人的工资低廉，降低了建筑成本。所以他力排众议，跑遍全国各地，喊了许多口号，四处为工程剪彩、奠基。有的时候，口号比钱还管用，德国人民真的不计报酬，不讲待遇地跟着他们的领~袖，以军事化的纪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 Fuehrer(领~袖):这个词一直被错误地翻译成&元首&。这是日兴登堡去世后，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为一身的希特勒给自己取的新称呼，目的就是贴近群众，不要像&主席&或&总统&那样，显得太贵族化。在上任后的前四年里，他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内政建设方面。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政~府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实在出色:、1935，仅仅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国－这个之前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实际上已经破产的国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而且这完全不是靠外国投资和援助取得的。
&&& 在这三年内，德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无疑远远超过了100%－当然这也得益于大量旧工厂重新开工，世界经济复苏等客观因素，而德国国民的失业率从30%以上降到零－除了蹲监狱的那些犹太人和反对派以外。更加惊人的是，希特勒实际上兑现了他竞选时的诺言，为德国人民实现了共同富裕－决不是让少数人率先富起来，而是让广大工薪阶层和管理阶层一起富起来。工资上涨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管理阶层不久就找不到什么东西，是他们买得起，而工人们买不起的了。
&&&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工人，三年前还在下岗，为了每小时工资只够买一块面包的临时工岗位，你和你的左邻右舍争得头破血流。而三年之后，你却坐着豪华游艇去非洲或美洲享受阳光假日去了。工薪阶级有权并有钱出国度假，这之前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英国没有，美国没有，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工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甚至想都不敢想)，而在1935年的纳粹德国就有。
&&& 随着长达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它至今还叫做&希特勒路&－建成，各种造车厂、修车店、加油站如雨后春笋般相继破土而出，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建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不仅如此，希特勒还在比较飞机和飞艇之间的优劣，以决定他下一个支持建立的交通公司到底是应该叫做&大众飞机&，还是&大众飞艇&呢。当然，希特勒热衷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累实力。他曾经说过:&人民需要度假，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坚定的精神状态。&
&&& 国力的迅猛增强，大大提升了德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归属理念。日，萨尔州举行了未来归属问题的全民公决，结果以90。8%的高票率，决定回归德国。同年，柏林获得了1936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带着秦始皇&帝万世&的豪情壮志，希特勒信心十足地宣称:&在以后至少一千年中，德国将不会再爆发什么革命了！&
&&& 正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因为他希特勒已经诞生。
&&& 和大部分独~裁者一样，希特勒对艺术特别地关心。他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和建筑工程师，谁要想否定这一点，倒还不如去致力于否定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才能，后者显然会容易些。似乎直到当了总理以后，他才突然发现了自己在建筑方面的才能。&如果哪天下台了，我就去当工程师！&除了交通方面的建筑以外，他还亲身参加设计了许多的社会、体育、文艺场馆和水利设施－决不限于题个词，剪个彩，听听报告，拍个桌子之类的，而是真正的研究图纸，分析数据，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 直至二战结束为止，大部分他参预设计的建筑都未能完工，其中包括:直布罗陀大坝，目的是排干整个地中海，化碧波千里为万顷良田(另外，这样英美的潜水艇也就进不来了)；不列颠大桥，现在这个计划已经由海底隧道多所取代；以全盛时期的巴比伦和雅典为范本，重建整个柏林城，把它造成日耳曼尼亚(他按拉丁语给德意志起的新名字)的新首都，它将比罗马、巴黎、莫斯科和伦敦更辉煌，更壮观&&即便是当时已经完工的建筑，在二战后也大都被盟军用炸药彻底铲除，只有几个文艺场馆，因为躲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而得以幸存。
&&& 希特勒的艺术口味是相当保守的，或者说，是相当古典的。当时，抽象派艺术已经风靡整个欧洲，而希特勒对此极其反感，他为此还专门发明了一个词:&黑鬼化&的艺术，矛头直指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后者的艺术和政~治思想都与纳粹背道而驰。希特勒看到当时的艺术有严重的抽象化、暴力化、色情化的倾向，所以呼吁艺术界以希腊、罗马为准则，进行第二次古典文艺复兴。对于那些还顽固不化，坚持&黑鬼化&下去的艺术家，希特勒说:&他们的作品是Mist(德语，即英语中的？？？？，中文我想就不用翻译了吧)，应该被扔到Mist应该去的地方去。&历史证明，政~治家对艺术过分关心，往往既是艺术的不幸，也是政~治家的不幸。但以我个人的看法，希特勒当年对现代艺术的批评意见并没有错。二战后，世界艺术与东西方的古典艺术完全背道而驰，即便不说是&黑鬼化&，至少也也严重&非洲化&了(当然，你要是觉得黑人快板、南美裸舞，以及画展里满眼丰满的乳房和臀部比起达芬奇、莫扎特来是进步的话，那我也无话可说)，这样的发展轨迹也就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德国电影界迎来了它不仅空前，而且很可能也绝后的辉煌时期。德国历史上最出色的几位导演都在这个时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们发明的许多拍摄技法好莱坞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为纳粹党拍摄的几部记录片堪称经典，开创了大场面电影的先河。希特勒本人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也当数他为纳粹党设计的旗帜和制服。象征社会主义的红色，象征民族主义的白色，还有那醒目的钩形图案，在党旗上如此和谐地凝聚在一起，让人一见便终身不忘。灰黑色的头盔、大衣、长筒靴和粗皮带组合起来，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威压感，让敌人一见便胆战心惊。没有艺术造诣的人，就像中国的汽车外形设计师，是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独特的创意的。
&&& 1936年夏天的柏林奥运会，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党宣传的盛大舞台。那是一届高科技的奥运会，场面前所未有的壮观。这次演出的高潮其实在揭幕式上就出现了:成百上千的外国运动员－其中包括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波兰人&&这些德国未来死敌的运动员们，集体向观众席上的希特勒和纳粹官员们行举臂礼。它也同样是希特勒的独创，在当时的欧洲被看作极其时髦的礼仪。纳粹德国在本届奥运会上制作的纪录片，也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杰作之一。
&&& 尽管德国运动员在田径场上输给杰西&欧文斯让希特勒很不愉快，他拒绝和这个美国黑人握手的事件甚至引发了官方抗议，但这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第11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已经令德国人民对本民族和希特勒政~府的信心空前高涨，同一个声音在全德国各地响起:&Heil，Hitler！&(赞美你，希特勒！)如果他在此时突然意外去世的话，必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流芳千古。
&&&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1937年，希特勒在视察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时，突然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看着吧，德国经济很快就能达到足以支撑战争的规模了！&
&&&&&&&&&&&&&&&&&&&&&&&&&&&&&&&&&&&&&&&&&&&&&&&&&&&&&&&&&&&&&& 经济崩溃导致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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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的计划编制和生产方式的全民所有制--一个已经被废除，另一个已贴上了废除的标记。然而，并没有新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们的位置。于是，经济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从形势严峻发展到经济危机，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经济紧缩。它的GNP在1990年下降了2.4%，在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见表5-1）。固定资产净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人民的货币收入持续上升，预算赤字也持续上升，使本来已经灾难深重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 在从持续的经济增长到经济破坏最后演变为经济紧缩的过程中，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要对之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引发1990年至1991年经济危机的，还有两个因素也很重要:1989年至1990年东欧剧变，苏联各共和国、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崩溃。
&&& 苏联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东欧经互会的成员国。其中六个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1988年占苏联进口的54.2%，出口的48.9%。然而到1989年至1990年，除苏联以外，整个东欧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都丢掉了政权。这对苏联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因有二:第一，因为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经济活动大量下降，从而减少了它们同苏联进行贸易往来的能力;第二，新的亲西方的东欧领导集团把其贸易重心转向西方。
&&& 结果到1990年至1991年，苏联突然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主要的贸易伙伴。这种打击在1991年尤其严重，这年苏联进口产值，以卢布的官方汇率计算，下跌了56.2%，这主要是由于从东欧进口的下降。工业进口和消费品的主要源泉的突然消失，和苏联商品主要的外国市场的突然消失一样，沉重地打击了苏联经济。此外，这种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应该低估的。虽然由于苏联经济多样，尤其是其广阔的领土上有丰富的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它并不是一个贸易依赖性很严重的国家，但这种打击还是很严重的。在80年代后期，苏联的总进口只相当于其GNP的7%～8%。这样，当1991年对外贸易下跌近50%时，苏联经济大受损伤。不过，这并不就意味着苏联整个的经济活动就瘫痪了。
&&& 对苏联经济损伤更大的是1990年至1991年间的苏联各共和国的自治。在第8章，我们将考察1988年至1989年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的运动。到1990年夏天，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包括俄罗斯共和国，都已经宣布自己是有着领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国家。自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建成以来，经济已经高度一体化了。许多产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都仅仅是由一个或者两个企业为苏联整个市场而生产。深水抽水机的唯一制造厂在巴库，所有空调的生产由一个集团负责。估计有80%的苏联机器工业产品都是由单一的厂家供应。现在，这种高度一体化经济的许多联系都开始崩溃了，这就像位于不同共和国的传统的企业间的供应关系被新的过分自信的共和国追求自治所中断了一样。在一些地方，企业的货物交换不得不穿过国界才得以进行。这种状况是1990年至1991年经济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 （《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作者:[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明帝国的经济危机引发李自成等农民军大起义
&&&&&&&&&&&&&&&&&&&&&&&&&&&&&&&&&&&&&&&&&&&&& 日 10:38凤凰网历史综合
&&& 在万历年间，明帝国在册田地到底有多少亩呢？一共有7亿多亩田地[注1]。
&&& 当时的明帝国政府从这7亿亩田地中，平均一亩地收取二十斤米，这一共会收取多少斤米呢？答案当然非常简单，它一共是140亿斤米。
&&& 当时一石米折合现在188.8市斤[注2]；那140亿斤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石米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相当于当时7415万石米。
&&& 当时一石米值0.7-1两银子[注3]。我们按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7415万石米相当于当时多少白银呢？答案同样非常简单，它就相当于当时5190万两银子！
&&& 通过这些简单之极的计算，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明帝国政府只需要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一年就可以获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 如果明帝国政府向每亩地平均收取20斤米的赋税，相信谁也不能说帝国政府横征暴敛吧；但就是如此，明帝国政府一年可以筹得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
&&& 当然了，这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里面，还仅仅是来自于农业方面。明帝国当时人口保守估记已超过一亿，更有学者估记当时已达到两亿；在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基数上，来自其它方面（工、商、矿、盐、铁等）的收入同样是个绝不可低估的数字。但这里，我们权且忽略不计，[注5]即使如此，帝国一年收取五千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 但？明帝国政府显然从未收取过如此高额的赋税；即使在最后最穷凶极恶之时也是如此的。明帝国政府如果一年真收取这样多的物资，一年就收取五千多万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那崇祯之时也就用着天天喊缺钱了。
&&& 当然了，即使明帝国政府真的收取如此高额的赋税；那农民肯定没事就偷偷乐了；因为这负担实在太轻了。一年一亩地平均交出二十斤米，其余的都归农民自己，这种负担实在太轻了。
&&& 问题是:明末农民，怎么可能就这么点负担呢？
&&& 如果明末农民真的就这么点负担，那立足于小农思想而言，&共产主义&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泪痕敢说，在他们心目中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也不会比这么更美好！
&&& 我们现在许多人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太窄了；因为我们常常把区区几百万两白银当成天大的数字；好象这也能成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当时就是从一亩地平均收取三斤米，将会是多大一笔银子呢？
&&& 7亿亩田地，一亩平均收取三斤米；那就是21亿斤米，折合成当明普遍的计量单位，那就是1112万石米；按当时一石米七钱银子计算，这就是是778万两银子。崇祯十年以前，明帝国政府所加的税，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字。
&&& 如果帝国政府一年向每亩地多收二三斤米，就足以导到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我们也把明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看得太简单了。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当时哪个地主收取的地租会是这样小的一个数字呢？如果帝国政府向农民多收取二三斤米，都足以导至帝国的经济危机；那普遍地主一亩地向农民收取二三十斤米，五六十斤米、七八十斤、一百多斤米的地租又算什么呢？[注4]
&&& 我们假设，如果当时的明帝国是一个能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府；那它把田地产量的50%据为己有；一年将会获得多少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经济物资呢？这最保守估计也会达到二亿多两白银、或与此相当的物资。当然了，明帝国如果真的征收如此高的税额，那可真是称得上横征暴敛了；问题是:如果劳动人民所受的盘剥只是来自于赋税，那赋税额就是真的达到50%，它也不会把帝国经济搞得破产了！
&&& 但我们必须得知道，地租是地主阶级的的利益根源所在，帝国政府无论表现的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帝国的皇帝无论表现的有多少了不起，他也无力征收田产量50%以上的高额税收。因为如果帝国政府占据了田地产量的50%以上，那普遍地主能收取的地租还会有多少呢？这岂不是要侵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 地租、赋税合起来征收的极限，就是得保证农民得留有生存的口粮。（这个极限，怎么也得停留在当时田产量的20%以上；农民留有这样份额，再辅助以全家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各种副业、零工，才能保证生存）。地租、赋税通常不会超越这种极限的，如果硬要超越这种极限，那就意味着要损坏了帝国、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了。
&&& 当然了，当地租、赋税加起来接近这种极限之后；那赋税再想增加，就自然而然的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反对。地主阶级想维持自己的已得到的地租份额、农民阶级想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力。从阶级利斗争的角度去看，帝国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响彻天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也威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支持下，这种声音才会响彻天空。
&&& 为什么泪痕要如此说呢？因为，反对帝国政府加税的声音响彻天空；但比这更危及农民生存的高额地租，但显然比赋税数量大十几倍、几十倍的高额地租，却显然很少有人把它归结为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这种观点永远也成不了当时社会中的主流思想，因为这种思想，他是威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思想，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他永远不会在当时成为主流。
&&& 从政府的角度去看，反对加税的声音之所以会响彻天空；那是因为帝国政府已彻底官僚化了；官员们遇事都是大说漂亮话，就是不干一点实事。我们首先必须得清楚，帝国政府为什么要加税；那是因为帝国政府财政发生了巨大的危机，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帝国政府的军队已开始成天欠饷了，在外敌日益强大、并开始蚕食帝国的背景下，这种问题是必须得解决的。
&&&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简单办法，自然是恢复从前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清除军事系统内部的贪污、腐败。但谁有能力做到这一切呢？谁敢自告奋勇的去做这一切呢？显然是没有一个人的，所谓的邪党、阉党、阉党余孽自然没有这种人才，就是所谓的东林党中，也不会有这种人才。
&&& 既然如此，那帝国军队成天欠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 皇帝听到反对加饷的话，通常反应是非常讨厌；因为这种漂亮话谁都会说；问题是，帝国现在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做为官员如何不顾这个最基本前提，就成天大说漂亮话有意思吗？
&&& 所谓皇帝拿出私房钱，就能解决帝国军事系统存在的问题；那纯粹是把政治当童话去讲的；且不说明帝国灭亡后，崇祯皇帝绝不可能有三千多万两的私房钱，就算他真有这样一大笔私房钱，拿出来就真的能挽救帝国的命运吗？我们现在分析一下这笔银子是多么大一笔数字；3000万两银子，按一石米0.7两银子，能买多少米呢？大约能买不到4286万石米；这些米推在7亿亩田地中，一亩地平均多少斤米呢？总共不到12斤米罢了！如果把这些银子平均在17年中，一年无非是每亩少征收0.7斤米罢了。（我们只想知道，随便拉出一个地主所收的地租，会是这个数字的多少倍？）就这样一个数字，就真足以挽救帝国的灭亡。
&&& 帝国经济的大窟窿，绝不是这样一个小的数字可以补上的！
&&& 不要说皇帝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银子了，就是真他真的有，面对帝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窟窿也只是杯水车薪。人们之所以肆意夸大这笔银子的数量，及其作用；无非是英雄史观的一种表现罢了；在英雄史观中，历史的变迁好象就是几个人可以决定的；但实际上历史哪有这样简单！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当他出现在历史大潮流之中时，他也是渺小之极的；历史的变迁是受各种利益群体搏奕的合力推动的！
&&& 我们许多人在分析明末历史时，常常眼界也窄得太厉害；好象某笔区区几百万两、或一千多万两银子（三饷）的何去何从，就是导致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事实上，以明帝国那样庞大的经济基数，某笔区区几百万两银子的何去何从，实在意义太小了！真正造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显然是一个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的经济物资流出了帝国政府的控制范围。
&&&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无可抑制，明末的地租份额，与明初相比；那实在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帝国的经济资源的50%、60%以上都通过这种渠道流向地主阶级手中； 这笔经济资源是帝国政府无力支配的；这笔经济资源也是普遍百姓无福享用的。仅此就已够可怕了，更主要的是这笔庞大的经济资源，他已走向了帝国政府、社会的反面；地主阶级利用这样庞大的经济实力，更肆无忌惮的继续侵蚀帝国社会、政府所剩的、越来越少的经济资源。于是帝国经济危机遂越来越无法挽回。
&&& 这才是帝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
&&& 但？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思想上也必然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在明末之时，所谓忧国忧民的学者、官员伙矣，但谁敢把帝国政府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所以在分析明帝国灭亡之时，哪个学者敢把帝国灭亡的根源归于这种原因呢？
&&&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皇帝的私房钱遂被传得越来越神；也正是这种背景下，所谓的&三饷&被说得越来越神；好象帝国的灭亡，真这点银子造成的，也是这么点银子就可以挽回的！
&&& 在万历四十六年到崇祯三年那13年间；帝国政府所加的辽饷，最多时只是五百二十万两，平均一亩地加9厘银子罢了；这九厘银子按当时物价等于多少斤米呢？（一石米0.7-1两银子），能买现在不到2.5市斤米。
&&& 从崇祯3年到崇祯10年，辽饷一共加到650万两；[注1]一亩地平均加银一分二厘罢了；这一分二厘银子按当时的物价能买多少斤米呢？大约是3.2斤吧！
&&& 当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剿饷、练饷。
&&& 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加这么点银子；就足以让帝国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那普遍地主收取这十几倍、几十倍、甚至近百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 剿饷，征收于崇祯10年，一年二百八十万两。在崇祯十二年时结束。
&&& 练饷征收于崇祯12年，合计七百三十余万两。
&&& 所谓三饷，就是在帝国征收最穷凶极恶之时（那时帝国已乱得一蹋糊涂了）；也无非是每亩地平均多收了五六斤米罢了（大约折合当时一千五百多万两白银）。而且这仍然是以米价7钱银子计算的，事实上当时米价哪有这么低的？当然了，这也是以帝国政府能够足额征收而言的，事实上帝国政府当时哪还有这种本事呢？
&&& 做为一帝国，真的有可能亡于帝国政府一年一亩地多收了二三斤米(六七百多万两白银)、五六斤米之上（一千三四百万两白银）？如果我们真相信这一切，那也实在是把政治当童话讲了。如果政府向每亩地多收这几斤米，就足以成为帝国灭亡的原因，那普遍地主征收远高于这种数额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 导致帝国经济陷入于危机之中的主要的原因，是伴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而出现的越来越高的、越来越普遍的地租。帝国的经济资源，50%以上都通过地租的形式流入了少数控制土地的既得利益集团手中（皇室、贵族、官僚、上层太监、庶民地主、缙绅、大商人）；这已足够可怕了，更可怕的还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依靠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资源，却是仍肆无忌惮的扩张着自己的利益；他们向上肆意蚕食着政府手中&横征暴敛&来的资源、向下肆意侵蚀着普遍百姓手仅剩的经济资源。
&&& 垄断性的、高额的地租所占帝国经济资源的比例越来越大；这才是帝国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这实际上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这笔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走的经济资源，实际上是所谓&三饷&的二三十倍。
&&& 但对此，据说最忧国忧民的东林党人，恐怕最多也只是含糊其词，谁也不敢对此去深究。如是他们敢那样，实在等于站在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如果他们敢这样做，他们实在是不想在社会上混了。
&&& 一个人得罪皇帝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开口闭口说皇帝&贪财&闹得国将不国，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敢得罪统治阶级、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那后果可实在太严重了。一个敢大呼这种言论，那肯定是想自绝于人民！
&&& 但在明末，有一个不信邪的人叫李琎。崇祯9年，他向皇帝上书说现在社会的财富都到了少数有钱人家里（在小农帝国中，当然普遍是源于地租），如果制定种种法令让他们拿出钱来，那帝国的财政危机马上就可以解决了。这种论调，一下子把地主阶级给打晕了；这种论调竟然会出现在帝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不要造反吗？
于是他们对于这个妖言惑众的李琎恨不得一棒子打死；东林一系的钱士升更是激动的大呼小叫，好象这种论调敢出现，真是国将不国了；好象如果不把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家伙抓进牢里、或是砍了头，那帝国就会要大乱了。[注3]
虽然是皇帝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但对于李琎那种可以解决帝国财政危机言论也是深以为然的。但皇帝终究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他实在不敢采用李琎这种要得罪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
李琎还算幸运，他这种妖言惑众；按清流士大夫的意见，恐怕最次也得抓进大牢里面，会不会被杀头，恐怕只有求上帝保佑了；因为清流士大夫给他上纲上线定的罪是:&或疑此辈乃流寇心腹，倡横议以摇人心，岂直借端幸进已哉&？（《明史、钱士升传》）
但李琎有幸遇见了残暴的崇祯皇帝、著名的奸臣温体仁；事实上只有残暴的皇帝、祸国殃民的大奸臣，才会想法保护这种死有余辜的狂徒。当然了，皇帝与温体仁也绝不敢公然说李琎这种妖言惑众无罪（如果这种公然挑战统治阶级利益的言论都无罪，那发表什么言论才算有罪呢？），皇帝与温体仁只是说如果惩罚进言者，那以后谁还敢进言呢？
就是皇帝、宰相都认可这种言论，他们也只有把这种认可压在心底；谁也不敢公然支持一下这种言论。至于普通的官员、百姓谁敢发表这种言论、公然支持这种言论，那肯定是不想在社会里混了。
一个人想非议皇帝，说皇帝应该拿出私房钱，说皇帝贪财好色弄得国将不国；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皇帝实在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就算皇帝敢把你怎么样了，这以后也是你在政坛继续混的资本。但你敢这样非议统治阶级的利益，后果一定很严重。
对皇帝的利益扩张（收取矿税），你如果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算皇帝敢降你的级、免你的官、甚至让你进监狱。但？整个社会（当然包括整个上流社会）都会支持你；这种东西通常总会转化成无形的政治财富。
但对地主阶级的利益扩张（日益普遍的、越来越高的地租），你如是敢大发反对之声、大肆阻挠，就是皇帝非常认可你、欣赏你，你也注定是要进监狱的，因为你这种言论是注定要得罪整个上流社会的。区区一个皇帝，哪敢为你去得罪整个统治阶级呢？
你别看所谓的清流士大夫一副清高之极的样子，但他们、他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是&躬耕于南阳&的？有几个不是靠地租相关的东西维持体面生活的？至于所谓的贪官污吏、皇亲国戚、地主恶霸就更别说了。你说日益普遍的、越来越严重的地租，是导致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他们谁会支持你呢？
泪痕也非常相信钱士升的观点；因为皇帝如果真敢采用李琎这种妖言惑众的观点，那帝国恐怕真国将不国了。这个帝国不过是地主阶级统治的工具，皇帝不过是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罢了；如果帝国、还有皇帝敢站在这个统治阶级的对立面，那崇祯皇帝他真是不想继续往下混了！
在经济上有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思想上也占有统治地位。所以威胁地主阶级利益的观点（比如李琎那种异端邪说），在当时主流社会中永远也没有敢响应；甚至有人敢表达这种思想，所谓的清流也恨不得拿刀杀了他。东林一系的钱士升对李琎反应更是激烈异常，他认为应该马上把李琎关时监狱去。
而对地主阶级利益构成帮助的思想（比如反对帝国政府加税、让皇帝拿出私房钱）永远会在社会中上响彻天地；因为这种思想，对地主阶级利益没有任何害外，相反在地租与赋税的竞争中，对地租继续保持、扩张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那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打着为帝国百姓利益的旗号。
但我们也必须得知道；帝国的赋税如果不增加；是不是地主的地租就会原地踏步不增长，甚至会适当减少呢？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当童话看，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层意义上，帝国政府赋税的增加，只是侵犯了地租扩张的空间；即使政府的赋税不增加，农民的收入还会因为地租的扩张继续缩小。
既然帝国普遍的人都认为帝国加税，已把农民逼到绝路上了；所以他们一个劲的反对加税。但手中握有的众多田地人们，可不可以少向佃户收点地租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年头，在政府横征暴敛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就是那些最自命为百姓利益呼喊东林党；他们、他们家族、他们密切来往的圈子，不是靠地租维持体面生活的人恐怕也没有几个。比如后期最为著名的东林党人钱谦益，泪痕虽然不清楚他家到底有多少田地，但从他奢华的生活来看，他家田地应该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注1]。他们是不是会收取比当时低很多的地租呢？显然是不会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没有理由不大肆宣扬自己的这种善举。
在利益面前，是没有温情可言的！
那些成天喊着老百姓穷、老百姓可怜的大善人们，那些成天喊着如果这样下去，帝国就会国将不国的大明白人们，他们家如果有大片的田地（通常他们家里面总会有大片田地的），他们真会向农民少收点地租、甚至不收地租吗？如果我们不是把政治当童话看，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了，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这年头地主家也没有余粮的，为了生存他们也没有办法啊！
从理论上，帝国政府加税，并不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因为我们前面已分析过；帝国政府加一千万两白银，也无非是向每亩地平均多收取四五斤米罢了。如果增加这么点税收，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也实在太不符合我们的常识了。而且如果多收这么点赋税，就足以对帝国经济构成实质的威胁，那普遍土地所有者收取比这高十几倍，几十倍的地租，又算什么事呢？
再从理论上讲，帝国政府加税，只有向田地加税罢了；而田地普遍都在地主阶级手中；这种税只地使地主阶级利益受到点损失罢了，这种加税法，还会使地主阶级扩张的脚步放慢呢！杨嗣昌在大谈加税时，大约就是抱着这种观点。[注4]但利益面前，理论永远是苍白的。有句老话早就说尽了，羊毛他永远出在羊身上，指望他出在狗身上，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上处于强势的阶级，在剥削下层阶级时；通常都是贪婪的没有节制的。只要下层阶级除生存之外还有剩余，他们就不会停止剥削的脚步。在资本主义初期，社会生产力不知比从前提高了几十倍，但社会普遍无产者依然每天需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甚至十七八个小时（一天不过是二十四个小时罢了）；却只能取得维持温饱的工资。[注5]
但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他在维护自己利益、监督政府方面，绝不是封闭、孤立、分散的小农阶级可以比拟的！所以劳资之间的利益可以通过相对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而无产阶级利益被压榨到近于极限也只是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
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却显然实在太难和平的、理性的得到缓和。虽然在农民利益高额地租下逼得已走到了生存边缘；但他们之间却无法达成任何可能缓解的方式；甚至而言，整个社会都没有人敢把地主阶级高额的地租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他们只是把一切矛头指向了帝国政府，把帝国皇帝的私房钱、帝国政府加的税归为帝国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帝国的税不加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帝国财政的大窟窿，是明摆着存在的；而不加税却显然无法补上这个大窟窿；至少所谓的&阉党&、东林除此之外都没有办法补上这个大窟窿。
而且帝国不加税，是不是地租数额就会停在原地不前进、甚至减少呢？显然是不会的。只要土地兼并的步伐不停止，地租的数额就不会原地踏步，更别说指望他减少了。既然如此，一个劲的反对帝国加税；有什么意义呢？他真能挽救帝国的灭亡吗？
至于皇帝的私房钱，我们在第一节中也论证过；这笔钱即使真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大（3700万两白银），但它对于整个帝国的经济而言，也是杯水车薪的。
在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们自然不敢把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为高额的、垄断性的地租越来越充满整个帝国。他们只有从此之外寻找帝国灭亡的原因。当然了，把这矛头他们敢指向皇帝、指向政府，就是不敢公然指向地主阶级（因为这个阶级是帝国所有强势群体的联合体）。
我们习惯性认为，帝国吏治的败坏是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帝国的吏治为什么地败坏呢？当然了，最简单的、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一切归于官员们的道德；但这种分析历史的方法，永远不可能触及到历史的本质。因为唯物物史观不是有句名言吗，是环境决定意识，而非意识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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