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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
[美] 埃里克·霍弗 梁永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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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resty/1.9.7.4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第二章 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方法
　　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把个人同化到集体
044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不能再让他是个乔治、汉斯、伊凡或多田男，也就是不能让他是个由生与死两端所限制住的一个人类原子。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对完全没有归属感的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生命。那是虚无的永恒中的唯一真实，而他会恬不知耻地死命抓住它不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罪与罚》里（第二部第四章）鲜明地刻画出这样的心灵状态。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徘徊，精神处于错乱状态。几天前，他用斧头谋杀了两个老妇人。他觉得他和人类的关系被切断了。走过干草市场附近的红灯区时，他心里想：「假如一个人不得不生活在一块只容立足的危崖岩突上，周围是大海、无尽的黑暗、无尽的孤独、无尽的暴风雨；如果他不得不站在只有一俄尺大小的地方，站一辈子、站一千年，以至永远——这样活着，也比立刻死去要好！只要活着，活着，活着！任何好死都不如歹活！」
　　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原始的生存状态，而它的最典型例子也可以在原始部落中找到。群众运动努力要趋近这种原始的典型，所以，如果说当代群众运动的反个人主义偏执让我们有一种原始时代的印象，这印象其来有自。
045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
　　抗高压的能力部分源自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在纳粹集中营，最能挺得住煎熬的是那些觉得自己是隶属某个党、教会或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反之，所有个人主义者（不分国籍）全都陷于崩溃边缘。西欧的犹太人是最没有抵抗力的。他们受到异邦人（包括集中营里的异邦人）的轻蔑，与犹太社群又无实质的联系，只能单独面对他的折磨者，俨然受到全人类的遗弃。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体会到，中世纪的隔都对犹太人来说与其说是一座监狱，不如说是一座城堡。当中世纪的残酷在我们的时代重演，犹太人因为失去了古代的防卫方式，所以轻易就被人揪出来，加以踩死。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推论：碰到苦难和死亡的威胁，个人是无法依赖自己的勇气的。他仅有的力量来源不在他自身，而在于他隶属某个伟大的、光荣的、不可摧毁的集体。这种信仰主要来自认同；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成了某种永恒之物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准备好为人类、后代子孙、某个宗教、国家、种族、政党或家族而死，它们都不过是我们行将被消灭的自我所依附的永恒之物的具象化罢了。
　　一想到我们时代的独裁领袖有多聪明，就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不只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磨砺其追随者的意志，还知道同一个方法反过来用以折断其反对者的意志。在清算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时，斯大林成功地把这些自负而勇敢的人一个个变成畏缩的懦夫。他的方法是彻底切断他们与服务了一辈子的党以及俄罗斯广大群众的联系。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久已中断与俄罗斯以外的世界的联系。他们也弃绝了上帝。对他们来说，出了神圣的俄罗斯与共产党的范围外，就没有过去与未来可言，也没有记忆与光荣可言——但不管是俄罗斯或共产党都已经不可逆转地掌握在斯大林的手里。用布哈林（Bukharin）的话来说他们觉得自己「孤立于每一种构成生活要素的事物之外」。于是他们认了罪。他们在群众面前自我批判，借以打破孤立。他们辱骂自己，指责自己犯有滔天大罪，借以重建他们与那永恒集体之间的联系。
　　奇怪的是，这些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面前俯首帖耳的人，面对纳粹入侵时却表现出无比的勇气。造成这种差别的理由不在于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比纳粹军队更为残酷，而在于他们是以孤立个人的身份面对秘密警察，但面对纳粹时却自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员，这民族拥有一个光荣的过去和一个更光荣的未来。
　　犹太人的情形也类似，从他们在欧洲的窝囊样，你绝不会料得到他们后来在巴勒斯坦会有如此表现。巴勒斯坦的英国殖民官员执行的是一种看似合逻辑而实际缺乏洞见的政策。他们认为，既然希特勒没花多少气力就灭绝了600万犹太人，那么巴勒斯坦区区60万的犹太人应该不会太难驾驭。然而到头来他们却发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虽然是新移民，却是可怕的敌人无所顾忌、顽强倔强、足智多谋。英国殖民官员所不明白的是，在欧洲，犹太人是以个人的心态面对敌人，宛如飘浮在虚无永恒中的一抹微尘。但在巴勒斯坦，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是一颗小原子，而是隶属于一个永恒的民族——这民族背后有一个古老得难以记忆的过去，面前是一个耀眼夺目的未来。
046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
　　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大概已经意识到，要让俄国民众顺从，就不能让他们有丝毫机会认同俄国以外的任何集体。铁幕的作用，与其说是阻止间谍与破坏者的渗透，不如说是为了防止俄国人与外部世界接触（包括思想方面的接触）。因此，铁幕兼具物理性与心理性的作用。完全禁止移民（甚至包括禁止嫁给外国人的俄国女性移民）可以让俄国人对外部世界印象模糊，会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俨如另一个星球。心理上的壁垒也同样重要：克里姆林宫的宣传致力于说服俄国民众，出了神圣俄罗斯的范围，没有任何有价值和永恒的东西，没有任何值得钦佩和尊敬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值得认同的东西。
047通过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
　　若是作为仪式、典礼、戏剧表演或游戏的一部分，捐躯或杀人都显得不难。所以，为了让人面对死亡而不皱眉头，就有必要加入一些戏剧元素。在我们的小我看来，天上地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为之效死的。只有当我们自视为舞台上的演员，死亡才会失去其恐怖性和终极性，而成为一种模拟行为和戏剧姿态。一个能干领袖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他的追随者制造一种幻想，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从事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是在进行某种肃穆或轻松的表演，从而忘了生死问题的严重性。
　　希特勒给800万的德国人穿上戏服，让他们演出一台雄伟、壮烈、血腥的歌剧。在哪怕盖一间厕所都需要人作出若干自我牺牲的俄国，生活本身就是一出不间断的、激动人心的戏剧，这戏剧已上演了30年，迄今没有结束的迹象。伦敦人在弹如雨下的空袭中表现得英勇无畏，是因为丘吉尔给他们编派了英雄角色。他们在一群庞大观众（包括古人、今人和后人）前面扮演英雄，舞台有熊熊烈火作照明，背景音乐是隆隆炮声和呼啸的炸弹声。在个人分歧如此巨大的今天，是否有任何要求人民作出自我牺牲的方案可以在没有戏剧花招与烟火的配合下实现，令人怀疑。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营造色彩缤纷的戏剧性气氛的情况下，英国工党政府目前推动的社会化方案——这方案要求每个英国人都作出若干牺牲——要怎样才能落实。多数工党领袖都不事夸张造作，而这是一种人格诚正的反映，但这样一来，他们一心一意推动的国有化方案势将举步维艰。
　　赴死和杀人的艰巨事业不能缺少戏剧元素，在军队方面尤其明显。制服、旗帜、军徽、阅兵、军乐以及繁缛的仪式礼节，目的都是为了让士兵忘了他的血肉之躯，以及把生死问题的绝大真实性掩盖起来。战场常被称为战争舞台，战况常被称为战争场景，其理在此。
　　下达作战命令时，指挥官总不忘提醒部下，全世界都在注视他们，他们的祖先在看，后代子孙也会听取他们的故事。伟大的将军懂得怎样在沙漠的黄沙与海洋的波涛里变出大批观众来。
　　「荣耀」基本上是一个舞台观念。如果不是清清楚楚晓得有观众在看，演员就不会卖力追求荣耀。我们会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知道我们的英烈事迹会为同时代人和后来世代所记取。我们愿意牺牲真实、短暂的小我，换取永恒的大我。
　　对群众运动来说，「戏剧元素」大概能比任何其他方法发挥更持久的作用。毫无疑问，通过举办游行、检阅、仪式和典礼之类的活动，一个群众运动可以引起每一个心灵的共鸣。哪怕最冷静的人也会因为看到壮观的群众场面而动容。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感到溢于言表的欢欣雀跃。失意者大概要比自足者更易于受群众力量与光辉的感染。这是因为，逃离自我的渴望会让失意者极愿意在壮观的群众场面中隐没自己。
048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
　　一个群众运动初起时，似乎都会歌颂现在，攻击过去。它把现存制度和特权一律看成是老迈、恶毒的「过去」对于纯洁的「现在」的侵蚀。但是，想要撼动「过去」这座堡垒，需要最大的团结和无限量的自我牺牲。换言之，那些被号召去攻击过去以解放现在的人，必须自愿放弃任何享受或继承「现在」的机会。这种要求显然是荒谬的。因此，一个群众运动一旦开始加速，必然会改变强调的重点。「现在」——也就是原来的目标——会被推到幕后，「后代子孙」——也就是「未来」——会取而代之。尤有甚者，「现在」会被视为不洁之物，与可憎的「过去」受到同等对待。至此，「过去」和「现在」被当成一伙，战线另一边的是「未来」。
　　丧失个人生命等于丧失「现在」——但损失一个肮脏、乏善可陈的「现在」显然不是什么大损失。
　　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它贬低欢乐和舒适，歌颂严格律己的生活。它视寻常享乐为微不足道，甚至是可耻的，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在乎快乐不啻是跟敌人——也就是「现在」——打交道。大部分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宣扬苦行理想，就是为了培养信徒对「现在」的藐视。对五官之乐发动战役，为的是撼动卷缠着「现在」的顽强触须。在色彩缤纷、气壮山河的群众大会的对照下，个人生活的惨淡和不值一文更形昭著。
　　群众运动给自己设定很多不切实际的目标，乃是其对抗「现在」的策略的一部分。大凡行得通或有可行性的事情都是「现在」的一部分。标榜一些可能达到的目标，等于是肯定「现在」的价值，并与之妥协。反之，相信奇迹则是意味着否定和睥睨「现在」。所以德尔图良（Tertullian）才会说：「他从死里复活；这事情确定无疑是真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正是藐视「现在」的一种表示。最后，玩弄神秘主义也是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一种方法。它把「现在」看成是一个广大无边的不可知世界的模糊和扭曲的反映，换言之，是把「现在」看成一个幻影和假象。
049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
　　没有对美好的「未来」抱有深信不疑的信仰，对「现在」的贬抑就不会彻底。因为不管把「现在」描绘得有多么不堪，如果未来在预期中只会更走下坡或把「现在」不变地维持下去，那我们就必然会和我们的环境妥协——不管这样做有多艰难和会让我们觉得自己有多卑劣。
　　所有群众运动都会贬低「现在」,把现在说成只是通向光荣未来的初阶，进入千禧年门槛的踏垫。对一个宗教运动来说，「现在」乃是一个放逐地，是通向天堂的眼泪谷。对一个社会革命来说，「现在」是一个到乌托邦路上的中途站。对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来说，「现在」是最终胜利前可以置之不理的片段。
　　比隐约贬抑「现在」更为有力的，是把一个光荣「未来」的图像给鲜明地描绘出来——这是提升信徒胆量和促进自我遗忘最有力的推手。一个群众运动，哪怕它并未从事对既有制度与特权的生死斗争，还是必须让它的信徒把心思完全集中于「未来」。没有对「未来」的希望，自我牺牲和相互扶持的精神就不可能养成。
　　如果「今天」是我们仅有的全部，我们就会拼死命多抓住一些「今天」。我们会像是漂浮在一个虚无的海洋里，任何一小片船骸都会被我们当成生命之树一样，死抱住不放。反之，如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在前头，尚未来到，我们就会愿意把自己的所有与别人分享，眼睛放在我们手中已有的东西前面。唐纳移民团（Donner party）成员怀有希望时的互助和失去希望后的互相猜忌，反映出同舟共济精神亟需要有希望作为后盾。希望一丧失，人群就会分裂，每个人都拼命去照顾自己的利益。如果只有共同苦难而没有共同希望的话，既不能产生团结，也不能患难与共。希伯来人在埃及受奴役时，生活固然万分困苦，彼此却整天争吵不休，后来，摩西靠抬出一片应许之地，才把他们团结起来。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里关着3万个不抱希望的人，他们既没有发展出任何形式的联合行动，也没有表现出自我牺牲的精神。那里的贪婪和冷酷自私，比最贪婪、最腐败的自由社会尤甚。「他们不但没有设法互相帮助，反而千方百计去控制别人，压迫别人。」
050「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
　　讴歌「过去」可以作为贬低「现在」的一种方法。但除非同时抬出一个灿烂美好的「未来」，否则美化「过去」将会使一个群众运动行事趋于谨慎，不会再肆无忌惮、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又没有一种矮化「现在」的方法，比把它视为光荣「过去」与灿烂「未来」的中间环节更有力。因此，尽管一个群众运动一开始会厌弃过去，但最后却会热烈强调（往往是假惺惺地）一个遥远而光荣的「过去」。宗教运动会上溯到上帝开天辟地之日；社会革命运动会缅怀一个人人都自由、平等、独立的黄金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会追述或捏造彪炳的民族历史。对「过去」念兹在兹，不只是为了彰显运动的合法性和旧秩序的不合法性，也是为了强调「现在」只是「过去」与「未来」的过场。
　　在意历史也会让人产生一种连续感。因为对「过去」和「未来」有一幅鲜明的图像。「忠实信徒」会把自己视为某种向前和向后无限延展的东西的一部分，也就是某种永恒东西的一部分。他不会眷恋现在（以及自己的生命），不只是因为那是一种可怜兮兮的东西，不值得挂怀，也是因为它不是万物的起始和终结。再者，「过去」和「未来」的鲜明图像也让「现在」的真实性失色。它让「现在」显得是一支游行队伍的其中一列。一个群众运动的追随者认为自己是在鼓乐喧天旗帜招展下前进，正在向广大观众——过去世代和未来世代——演出惊心动魄的戏剧。他们受到宣传感染，相信他们不是在扮演真实的自己，而是在扮演演员角色；相信自己从事的是「表演」，而非真人实事。
051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
　　对「现在」持贬抑的态度会让人培养出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适应良好的人都是差劲的先知。相反的，那些老是和「现在」过不去的人却别具慧眼，看得见改变的种子和蛛丝马迹。
　　愉快的生活会让我们对巨变的逼近茫然不见。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常识，执着于所谓务实的观点。但这只是我们执着于熟悉事物的表现。快乐安定的生活会让其他的「真实」——哪怕迫在眉睫——看来模糊和遥远。因此，在陡生巨变时，最手忙脚乱的，就是那些自命务实的人。
　　另一方面，那些排斥「现在」而把眼睛和心思放在未来的人却具有一种能力，可以侦知萌发中的危险或利益。因此，失意者和「忠实信徒」要比那些有理由希望现状维持下去的人更能预测未来。「能够抓到解决未来问题方法的正确线头的，往往是狂热者，而非尽是细密的心灵。」
052先知们都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
　　比较一下保守派、自由派、怀疑派、激进派和反动派对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态度，会是饶有意思的事。
　　保守派不相信「现在」是可以改进的，并尝试以「现在」的面貌去形塑「未来」。为了对有缺点的「现在」心安理得，他会援引「过去」为后盾：「我需要持续感，需要确信当代种种的错误是基于人类天性而不可避免的，需要相信我们新的奇言怪行不过是古老异端邪说的翻版，需要相信现在备受威胁的美好事物在过去也受过强烈的摇撼。」这样说来，怀疑派的态度和保守派是多么相像啊！《圣经》上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在怀疑派看来，「现在」乃是以往和将来一切的总和。「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自由派认为，「现在」是「过去」的合法后裔，会向着一个进步的「未来」不断成长发展。这三种人都珍视「现在」，所以都不甘自愿接受自我牺牲的观念。以下一番出自怀疑派之口的话，最能表达三者对自我牺牲的态度：「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激进派和反动派都厌恶「现在」，视之为一种反常和畸形。二者准备好对「现在」不屑一顾，断然前进，二者都欢迎自我牺牲的观念。那他们的差异何在？主要是对人类天性的可塑性看法不同。激进派对于人类天性的无限完美具有热情信念，相信只要改变环境和改善陶冶灵魂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出全新而史无前例的美好社会。反动派则不相信人的自身具有深不可测的向善潜力，认为如果想建立一个稳定健全的社会，就应该取法过去成功的楷模。在反动派看来，未来应该是壮丽的复古，而不是前所未有的革新。
　　不过，在现实中，激进派和反动派的界线并不总是分明的。当反动派开始着手复古时，他的表现就会俨如激进派。他心目中的「过去」，与其说是实际的「过去」，不如说是他理想化的「过去」，是他按照自己希望「未来」的样子加以形塑的。换言之，他是创新多于重构。当一个激进派开始打造他的新世界时，类似的转换也会发生。由于无法无中生有，他会觉得需要有效法的对象，但因为他已经否定和摧毁了「现在」，所以只能到历史中去为他的新世界找榜样。而如果他在打造新世界的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他的人性观就会趋于黯淡，与反动派相差无几。
　　激进派和反动派的混合，在从事民族复兴运动的人身上尤其明显。不管是甘地的信徒还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乐于在复兴光荣过去的同时，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乌托邦。先知们同样是集反动派与激进派于一身的人。他们宣扬回返古代信仰，同时也在勾勒一个新世界和一种新生活。
053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群众运动贬抑「现在」的态度迎合了失意者的心理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让人惊讶的是，你会发现，失意者在大肆诋毁「现在」之后，会得到巨大的快乐。这快乐是那么巨大，以致不可能仅是来自于悲愤得到宣泄。一定还有其原因——也真的有。在把时代的一切痛骂得一文不值以后，失意者的失败感和孤立感会获得缓和。你仿佛听到他们在说：「不只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人，就连社会中最快乐最成功的那些，也是不值一哂，虚空度日。」换言之，通过贬抑现在，他们获得了一种隐约的平等感。
　　这同时意味着，一个群众运动用来贬损「现在」的那些方法（见第48节），会引起失意者的共鸣。从事群众运动需要自我节制，这带给他们一种力量的假象。他们觉得，驾驭住自己的同时，他们就驾驭了世界。群众运动喜欢鼓吹不切实际和不可能的任务，这也正对失意者的胃口。那些一般事情都做不好的人喜欢去做不可能的事。那是他们掩饰自己无能的手段。因为要是我们从事可能之事而失败，失败之责就得完全由自己承担；但如果从事不可能之事而失败，我们就可以把责任归于事情的困难。从事不可能之事比从事可能之事少一点丢脸的危险。因此，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
　　可以说，失意者从群众运动所使用的手段中得到的满足感，并不亚于从它所鼓吹的目标中所得到者。失意者会在大混乱和有钱人的没落中得到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已经为兴建一个新世界铲除了一切障碍。他们固然狂热地呼号「要么一切都变得美好，要么一物不留」，但他们心里真正热望的，大概是「一物不留」。
「未得的东西」
054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考察促进自我牺牲精神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得到的其中一条法则是：我们会愿意为想得到的东西而死，多于愿意为已拥有的东西而死。过着充实美好生活的人一般都不会愿意为自己的利益或国家或一种神圣理想而死。当人们业已获得值得他为之奋战的东西后，就不太会愿意为之奋战了。渴望而非拥有，才是人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动力。
　　「未有的东西」确实比「已有的东西」更有吸引力。在任何时代，人类争夺得最头破血流的，都是尚未修筑的漂亮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撒旦说过：「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这话固然没错，但人却会情愿以性命换取他还没有的东西。
　　说也奇怪，那些珍视「现在」并以全力抓住「现在」的人，正是最没有能力保护「现在」的人。反之，那些鄙视「现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人，却不用开口，就有所有「现在」的礼物与财宝投向他们。
　　梦想、愿景和奢望都是有力的武器和最实质的工具。一个货真价实的领袖一定拥有务实的心灵，而他们也会体认到上述工具的价值。然而这种体认往往来自对「现在」的藐视，而他们会藐视「现在」，则源于不谙实务。成功的商人通常都是不称职的团体领袖，因为他们满脑都是「已有的东西」，心思都放在时代已成就的事情上。所以，不善处理实际事务看来是管理公共事务者的必要资格。有些天性自负的人在实务世界中失败后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异想天开，认定自己有领导一个国家的大才能，可说是误打误中。
055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
　　说人会愿意为了一枚纪念章、一面旗帜、一句话或一个神话而赴死，不全是无稽之言。相反的，人会为最值得拥有的东西而牺牲，才是最罕有的事情。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中最真实的，莫过于他的生命，没有了这生命，他就不能拥有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所以，自我牺牲的动力不可能是出于任何具体利益的考虑。哪怕我们是因为不想被杀而冒死亡之险奋起战斗，战斗的冲动仍然不尽然是出于自利，而更多是出于一些不具体的东西，如传统、荣誉或希望——又特别是希望。要是没有希望，人遇到危险，不是会拔腿就跑，就是会不反抗，任由自己被杀。要不是这样，你又怎么解释几百万犹太人被带进集中营和煤气室，明知此去绝无生路，还不反抗呢？希特勒最可怕的能耐之一，就是知道怎样抽干敌人（至少是欧洲大陆上的敌人）的希望。他狂热相信自己建立的是一个至少可以维持千年的新秩序，这种信念，同时感染到他的信徒与敌人。它让前者觉得，他们为第三帝国而战，就是站在永恒的一边；它让后者觉得，对抗希特勒的新秩序不啻挑战历史的巨轮。
　　引人深思的是，在欧洲乖乖就戮的犹太人到了巴勒斯坦后却变得勇猛无比。虽然有人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勇猛战斗是因为别无选择（不战斗就会被阿拉伯人割断喉咙），但有一点仍然是事实：他们的勇敢和赴死精神不是出于绝望，而是出于狂热地希望去复兴一片古老的土地与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名副其实是为了一些尚未筑起的城市和尚未辟建的园林而战、而死。
056任何有效的主义，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自我牺牲精神往往是一种对现实认知有所不足的衍生物。一个有能力根据自己经验和观察作判断的人，通常不会有殉道的念头。因为自我牺牲乃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它不可能是经过探索和深思的结果。所以，所有群众运动莫不竭力在信徒与真实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帷幕。它们声称终极与绝对真理业已包含在它们的教义里，除去这些教义，别无真理可言。路德就说过：「我们必须坚决相信《福音书》启示的那个世界，哪怕天国的所有天使都下凡来告诉我事情是别的样子。我不但不会因此怀疑《福音书》的一个音节，反而会闭眼掩耳，因为他们不值得我看或听。」依赖感官和理性证据的人同被视为异端和背叛。如果我们知道笃信要由多少不可信加以支撑，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所说的盲信，是由数不胜数的不可信筑起的。巴西的日本侨民在大战结束多年后仍然不相信日本已经战败。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绝不相信任何不利于俄国的报道和证据，哪怕他们亲自到过应许地苏联，看过那里的生活有多凄凉惨淡，一样不会幻灭。
　　但凡「忠实信徒」都具有「闭眼掩耳」的能力，对「不值得看或听」的事不屑一顾，而他们所以能够无比坚定不移，力量亦是源于此。他们不会因为危险却步，不会因为障碍重重而气馁，不会因为有反面证据而困惑，因为他们根本否定有危险、障碍和反面证据的存在。诚如法哲博格森（Bergson）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而「忠实信徒」之所以能够在面对周遭世界不确定和不怡人的真实时屹立不动，正是因为他们自信奉行的是绝对正确的教义。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由它的奥妙性、崇高性或正确性决定，而是取决于它把个人隔绝于其自我及世界的彻底程度。帕斯卡尔有关有效宗教（effective religion）的论点，同样适用于任何有效的主义：它必须是「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欢乐的」。
057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
　　一种教义的有效性不在其内容，而在于它言之凿凿。除非声称自身为唯一和独一的真理的体现者，否则不管一种教义有多么深邃奥妙，都不会发挥效果。它必须是包含万物与万物所从出的一个单字。不管是荒唐的胡说、多余的废话，还是崇高的真理，一旦它们被人接受为唯一、永恒的真理，则它们能够促使人们甘愿自我牺牲的力量并无二致。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教义不是让人去理解的，而是让人去信仰的。「只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才会有百分百的信仰。」一种能理解的教义会缺少力量。一旦我们理解一样东西，它就会像是发源于我们自身。显然，那些被要求抛弃自我的人不会从发源于自我的东西上看到永恒确定性。凡是他们能完全理解的东西，其有效性与确定性在他们眼中都会失色。
　　虔诚者总是呼吁别人应该用感觉而不是脑子去理解绝对真理。1934年，赫斯（Rudolph Hess）宣誓加入纳粹党的时候，这样对台下的听众说：「不要用你们的脑子去追寻希特勒；用心的力量，你们就会全都找得到他。」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去解释其教义，使之明白易懂时，就是这个群众运动已经过了生气勃勃阶段的表征；现在，它的首要之务变成追求稳定。因为，正如我们稍后会详论的（见第106节），一个政权的稳定需要知识分子的效忠，而把教义条理化，是为了争取知识分子而不是促进群众的自我牺牲精神。
　　如果一种教义不是复杂晦涩的话，就必须是含糊不清的；而如果它既不是复杂晦涩也不是含糊不清的话，就必须是不可验证的；也就是说，要把它弄得让人必须到天堂或遥远的未来才能断定其真伪。哪怕一套教义有某个相对简单的部分，信众还是会把这个部分加以复杂化和晦涩化。简单的字句会被解释得无比复杂，使之看起来就像蕴含着什么秘密信息。因此，即使最有学问的「忠实信徒」也会有点文盲的味道。他喜欢罔顾一些字的真义使用这些字，并养成诡辩强扯、吹毛求疵、钻牛角尖的爱好。
058忠实信徒胆敢从事史无前例或不可能的任务
　　自信掌握绝对真理的人会有一张可以覆盖一切的网。对他而言，不会有任何意外惊奇或未知。所有问题都有解答，所有决定都已作出，所有最终结果都已预见。忠实信徒不会有惊讶和犹豫。帕斯卡尔就挖苦说过：「认识耶稣的人懂得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种人把他信奉的教义视为解决世界一切难题的钥匙。世界可以靠这把钥匙给拆开或合起来。苏联的官方历史书这样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力量在于它能使党在任何情况下找到正确的方向，了解现行事件的内在关联，预知其趋势，而且不只可以看出目前的发展方向，还知道它将来怎么发展。」忠实信徒胆敢从事史无前例或不可能的任务，不只因为教义给了他一种全能感，也是因为教义给了他对未来无穷的信心（见第4节）。
　　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否定现在，把目光集中在未来。它的力量正是衍生自这种态度，因为否定现在让它可以对现在的一切——其信徒的健康、财富和生命——无所顾惜。它必须装作已经把未来之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它的教义被宣称是打开这本书的钥匙。
059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
　　失意者会比非失意者更容易接受教条吗？他们会更好骗吗？帕斯卡尔就这样认为。他说：「一个人若恨自己，就会易于了解《圣经》。」对自己不满和轻信性格间显然是有若干关联的。摆脱「自我」的冲动也是一种摆脱理性和显而易见事实的冲动。因为拒绝照我们本来的样子看我们自己，也会培养出一种对事实和逻辑的憎恶。失意者在实然性和可能性中找不到希望。他的救赎只能来自奇迹：他相信奇迹会从「现实」的铜墙铁壁的裂缝中渗出来。斯特来斯曼（Stresemann）论德国人的一番话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失意者：「他们不但为每日三餐祷告，也为每日的遐思奢想祷告。」看来我们可以由此归纳出一条原则：易于欺骗自己的人也易于被别人欺骗。他们容易被说服和牵着鼻子走。
　　轻信的人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喜欢欺骗别人。易相信和爱撒谎并不是小孩子才有的特质。因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看事物，他们就会发展出易上当和好骗人的特质。
060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
　　本书第1节指出过，想要引发急遽而激烈的变迁，群众运动往往是不可少的。但奇怪的是，哪怕是一些切合实际和十分必要的改革（如革新一个停滞的社会），仍然需要一种强烈的激情才能实现，而且离不开群众运动中习见的各种谬举蠢行。不过，如果我们明白群众运动的最大功能在于促进其追随者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点也就没那么值得惊讶了。群众运动的结果造成的不只是一群紧密无间、无所畏惧的追随者，而且是一个同质的可塑体，可以任由主导者随意形塑。要实现急遽而激烈的变迁，人类的可塑性是不可少的，但这种可塑性看来是团结行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副产品。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可塑性和皈依的先决条件，自我疏离几乎总是在强烈激情的气氛中进行。这不但是因为煽动激情可以有效推翻一个人与其自我间的平衡，而且这种推翻也必然会释放出激情。哪怕是由最温和的方法引发，疏离自我的过程一样会释放出激情。只有能跟自我妥协的人能够对世界保持冷静态度。这种和谐一旦受到破坏，一个人一旦被迫丢弃、怀疑或遗忘自我，他就会变成一种有高度反应性的物质。就像一个不稳定的化学基（chemical radical）一样，他渴盼与任何他碰到的东西结合。他无法单独生存，非得全心全意依附于某种力量。
　　通过在追随者心中点燃和煽起凶猛激情，群众运动可以防止其追随者回复内在的均衡。它们也会用直接的办法延长信徒与自我疏离的时间。它们不但会把独立自主的生活说成是空虚无聊，还会说成是堕落和罪恶。一个单独生存的人是无依无靠、可怜兮兮、罪孽深重的生物。他只有一个得救的机会：弃绝自我，在一个神圣组织（教会、国家或政党）的怀抱里过新生活。反过来，这种对自我的诋毁又可使激情保持在白热状态。
061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
　　狂热者永远会觉得自己不完整和不安全。他无法从自身——也就是他排斥的「自我」那里获得自信，而只能从他凑巧碰上和热情依附的神圣组织得到。热情依附是他盲目献身与笃信的根本，被他视为一切德性与力量的源泉。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也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以向自己和别人显示，他扮演的真的是捍卫者的角色。换言之，他牺牲性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毋庸说，狂热者深信他所从事的神圣伟业是固若磐石、经久不衰的。尽管如此，他的安全感仍然是来自他的热情依附而非他所依附的大业的卓越性。狂热者并不是真会坚持原则的人。他拥抱一项大业，主要并非由于它正确神圣，而是因为他亟需有所依附。这种感情上要有所依附的需要，往往会把他拥抱的任何大业转化为神圣伟业。
　　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062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
　　不同类的狂热者看似南辕北辙，但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模子出来的。真正南辕北辙和沾不上边的是狂热者与稳健派。投身不同大业的失意者相互不信任，随时准备好掐住对方的咽喉。但他们事实上是邻居，甚至几乎是一家人。他们以兄弟间的恨来恨彼此。他们之间的关系远得和近得像扫罗和保罗。要一个狂热的共产者转变为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沙文主义者或天主教徒都不难，但要他们转变为冷静的自由主义者却难上加难。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他们对上帝存不存在并不在意。无神论者是一种宗教人格。他把无神论当成一种新宗教来膜拜。他是满怀虔诚与宗教热情的无神论者。诚如勒南所说的：「等到全世界都不再信仰上帝那一天，无神论者就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对殉道和英雄身段毫无兴趣。卖国贼一般都是狂热者，他们投身敌营，是为了加速一个他们所恨的世界的倾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卖国贼都是大右派。「在极端的国家主义与叛国行为之间，看来只有一线之隔。」
　　反动派与激进派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在第52节已经有所说明。所有在希特勒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反动派跟激进派的共通点，要比它跟自由派或保守派都来得多。
063在狂热者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
　　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完全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完全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唯一和独一的真理。
　　这也是为什么数以百万计战败的德国人和日本人宁愿皈依于共产主义和好斗的天主教，而不是安安分分过民主的生活。在这个事例中，共产主义的成功并非因为它的宣传技巧高明，而是由于它符合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狂热癖性。民主制度提供不了什么神圣伟业给他们依附，也没有什么集体可供他们埋没自己。苏俄轻易就可以把日本战俘改造为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反观美国的宣传再巧妙再完美，都未能把日本人转化为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
群众运动与军队
064典型的将领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
　　在结束自我牺牲的主题之前，我们不妨谈谈群众运动与军队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这问题在第35和47节略论过。
　　两者相似点很多：群众运动和军队都是集体组织；两者都会抹去个人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两者都要求自我牺牲、无条件的服从和一心一意的效忠；两者都广泛利用「戏剧元素」（见第47节）；两者都可以为那些没有能力过自主生活的失意者提供避难所。军事团体（如法国外籍兵团）吸收了许多不假思索就会投入一个群众运动的人。募兵官、共产主义鼓动者和传教士往往都是从同一个泥淖中吸收到皈信者。
　　但军队和群众运动的差异之处也是重大的。军队无法满足人们想过一种新生活的需要；它不是通向救赎的道路。在强有力的人手中，军队可以当成棍棒，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但军队最主要还是一种维护或扩大现有秩序的工具。它是一种暂时性工具，可以随当权者的意愿组合或解散。相反的，群众运动却是一种永恒的工具，参加者会视之为毕生事业。退出军队的人是退伍军人，甚至可以是英雄；但退出群众运动的人则是叛徒。军队的职责在于支持、保卫和扩大现在。群众运动则是为了摧毁现状。它的心思放在未来而它的活力与驱力都是来自这种心思。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关注现在时，那就代表它已经得势。它也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成了一个制度化的组织——也许是一个建制化的教会，也许是一个政府，也许是一支军队（由士兵或工人组成）。民兵——群众运动通常会有的副产品——会保留很多群众运动的附属品：冠冕堂皇而空洞的训话、口号、神圣的标志。但就像任何正规军一样，它的凝聚力不是来自信仰和热忱，而是来自一些不带感情的机制，如操练、团队精神和纪律。它很快就会失去一群信众会有的苦行精神和虔诚，变得纪律废弛，耽于享乐——这是一切军队的特征。
　　作为一种维护现状的工具，一支军队要应付的主要是可能出现的事。它的领导者不会倚赖奇迹。哪怕是受到一种狂热信仰推动，他们还是会愿意考虑妥协。他们会计算战败的可能性，且懂得怎样投降。相反的，群众运动的领袖都极端鄙夷「现在」，鄙夷它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和错综复杂性，甚至连地理和天气的事情第三部分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也不会被他放在眼里。他相信奇迹。他对「现在」的恨意在情势变得无望时最为强烈。他宁愿毁掉自己的国家与人民，也不愿意投降。
　　在军队里，自我牺牲精神是通过义务感、戏剧性、团队精神、操练、对领袖的信仰而培养的。与群众运动的情形不同，这些手段并不是源自对「现在」的贬抑和对「自我」的排拒。因此，它们可以在一种清醒的氛围中展开。一个狂热的军人往往是狂热者从军的结果，而非军人感染狂热主义的结果。萨耳珀冬（Sarpedon）在猛攻希腊人城池时对格劳科斯（Glancus）说的一番话，把军人的自我牺牲情操表达得淋漓尽致：「啊，我的朋友，要是你我能逃得过这场战争就包准永远不死，我就绝不会站在战斗的前排里，也不会差你到战场上去争荣誉。但永远不死的事是不会有的。死神在我们脚下设下千万个陷阱，没人有把握骗得了他。所以，我们投入战斗吧，无论把这光荣输给敌人或是赢归自己。」
　　群众运动和军队最显著的不同处在于他们对大众和暴民的态度。据托克维尔观察：「士兵是最容易慌乱的，一般在碰到革命时都会表现得无比软弱。」在典型的将领看来，群众就是他们的军队溃散后会变成的东西。他看到的更多是群众的反复无常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而不是群众轻死的精神。他会视他们为一个集体崩溃后的有毒产品，而不是建造一个新世界的建材。他的态度会混杂着恐惧与鄙夷。他知道怎样镇压群众，却不知道怎样战胜他们。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领袖（从摩西到希特勒）却会从一片大海般的群众脸上得到神启，并在群众的怒吼声中听出上帝的声音。他看出有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一股只有他才能驾驭的力量——就在他伸手可及之处。有了这股力量，他就可以横扫一切帝国、军队和所有强大的「现在」。群众的脸就像「大海的脸」（the face of the deep），从这张脸，他将可像上帝创造天地一样，创造一个新世界。
　　【注释】
　　　对这个议题更多的讨论，见第90节。
　　　指后代子孙的福祉。——译注
　　　古代基督宗教神学家。——译注
　　　《圣经·新约》里的经文，指耶稣从死里复活。——译注
　　　1846年（时值美国西部拓荒和淘金的热潮）从伊利诺伊州向加州迁徙的一支团队，途中在内华达山遭逢大雪，饥冻交加，死亡枕藉，后遇救，生存者仅余半数。——译注
　　　Christopher Bumey, The Dungeon Democracy (New York: Duell Sloan & Pearce, 1946), p. 147. See also on the same subject Odd Nansen, From Day To Day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49), p., 335; also Arthur Koestler, The Yogi and the Commissar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45), p. 178.
　　　对这个议题的另一个观点，见第20节。
　　　Ernest Renan,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 Vol. III, p. 416.
　　　John Buchan, Pilgrim’s Wa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0), p. 183.
　　　《圣经·传道书》第1章第10节。
　　　同上，第1章第9节。
　　　《圣经·传道书》第9章第4、5、6节。
　　　这个让人不安的真理可在纳粹入侵时候一个挪威人所写的信中得到印证：「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生活的各方面一直那么理想，以致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真正的自我牺牲精神。大多数人的生活是那么美好，他们不愿意拿它来干冒奇险。」转引自 J. D. Barry in the San Francisco News, June 22, 1940.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28节。
　　　《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4节。
　　　Luther, “Table Talk, Number 1687”. Quoted by Frantz Funck - Brentano, Luther (London: Jonathan Cape, Ltd., 1939), p. 246.
　　　Henri L. Bergson, The Two Sources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35).
　　　Pascal, Pensées.
　　　Thomas a Kempis, Of the Imitation of Christ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37), Chap. III.
　　　Pascal, op. cit.
　　　Konrad Heiden, Der Fuehr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44), p. 758.
　　　Pascal, op. cit.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1945), p. 355. Quoted by John Fischer, Why They Behave Like Russia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7), p. 236.
　　　Quoted by Emile Cailliet, The Clue to Pascal (Toronto: Macmillan Company, 1944).
　　　Quoted by Michael Demiashkevich, The National Mind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38), p. 353.
　　　见第14节的例子。
　　　Fedor Dostoyevsky. The Idiot, Part IV, Chap. 7.
　　　Ernest Renan, op. cit. Vol. V, p. 159.
　　　Harold Ettlinger, The Axis on the Air (Indianapolis: Bobbs - Merrill Company, 1943), p. 39.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第12卷。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collec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896), p. 52.
　　　语出《创世记》之始，和合本《圣经》中译本译为「渊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