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纪泽与西方世界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1要谈论曾国藩和曾纪泽父子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恐怕写本大书还不够，这里只能截取部分西人、到过西方的人，以及他们本人著述来展示他们的片断，通过这样形而下的调查，来窥探曾氏父子的大道。&&&&一&&&&作家唐浩明在其历史小说《曾国藩》开头描写道：“这人家姓曾，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荷叶塘位于湘乡、衡阳、衡山三县交界之地，崇山环抱，交通闭塞，是个偏僻冷落、荒凉贫穷的地方，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却异常宏伟壮观：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严严实实地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进士第”竖匾，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往日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2探源湖湘乃至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学家发现曾国藩的意义是引人注目的。&&&&国内研究曾国藩的著作已经很多，这里摘录一些外国人对曾国藩的研究和评论。英国人伯纳特曾著《戈登在中国》一书。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en，）毕业于英国军官学校，1860年9月到中国，同年10月就参加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等一系列侵略活动。后来清朝赐他为总兵头衔，配合李鸿章的淮军和曾国藩的湘军围剿太平军。该书把霍?巴?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写的《太平天国纪事》一书有关“戈登奏捷”作为附录选入，其中“第十六章”中写道：&&&&我们来到衙门等候接见，曾国藩用了最隆重的仪式来欢迎戈登中校――鸣放三声礼炮，大开中门，让轿子一直抬到最进深的庭院里，然后把他带到一个面向边庭的大厅上，举杯请他入座。在开始的客套中，霍布森先生作着必要的翻译，因此我有时间打量一下这位伟大的人物――他拯救了他的原籍湖南省，使之不受叛军的骚扰，并把他们赶出了邻近几省；他和李鸿章协同作战后，又把叛军压缩到了日益狭小的范围内。我可以把我对他的印象归纳成最恰当的一句话：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而另一方面，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他们两个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是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还有些吝啬；虽然他的官俸给了他一笔财富，但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个数字是不很大的。作为军人来说，他们的功绩可能是旗鼓相当的；但在管理国事上，李鸿章所表现的能力和见识就不是他的对手所有的了。3
　　从这段话里至少可以看到在老外眼里曾国藩衣着朴实，无奢华之气，处事谨慎谦虚，无嚣张之举。
　　英文专著《曾国藩和太平叛乱》（Tseng Kuo-Fan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作者是耶鲁大学历史教授William James Hail。该书描述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并重点叙述曾国藩在剿平太平天国中所起的作用。
　　这里，笔者还想引用中国第一位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容闳见了太平天国的干王、国务大臣洪仁之后和见了曾国藩之后的对比印象。容闳本来很早在香港认识洪仁，他在回忆录写道去南京见老友，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七项建议：按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建立银行体系，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等。4可这位在太平天国里最有见识的干王给我们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一颗长方官印、一块第四等爵位黄缎，以为这么高的诱惑自然会让他投身他们的革命，而对他提出的建议丝毫不提。这令满腔报国热情的容闳大为失望，于是拒绝他们封的高官，并因此怀疑他们能否取得胜利，即便取得胜利是否能给中国带来实际好处。而他见过曾国藩之后，感觉完全不同。曾至少跟他一起办成两件事 ：第一件是在中国建成了第一座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 ；第二件是在中国组织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洋――一百二十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5
　　容闳对曾国藩评价很高：“曾国藩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最具权威最具实力的人。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几乎是无限的权力，也从未听说过他乘机利用由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或肥其家庭、亲戚和朋友。他不像其僚属和后继人李鸿章那样给子孙后代留下四千万银两的遗产。曾国藩身后萧条，他在自己的政绩簿上没有留下污点，而留下了受人尊敬的品格和为世人颂扬的正直、爱国、廉洁的美名。他非常有才干，但又很谦逊；他思想开朗，又稳健节制。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典范的人物。1863年秋天，我极为幸运地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人。”6
　　容闳对曾国藩的外貌印象为：“1863年我见曾国藩时，他已年过六十，正是生命的黄金时期。他身高五英尺八九英寸，体格魁伟健壮，肢体匀称协调；他方肩宽胸，头大而对称，额宽且高；其眼睑成三角形状，双目平如直线。……他那浓密的连鬓长髯直垂下来，披覆在宽阔的胸前，使他威严的外貌更增添几分尊贵。他的眼睛为淡褐色，双眼虽然不大，但目光炯炯，锐利逼人。他口宽唇薄，显示出他是一个意志坚强、果敢明决和有崇高目标的人。这就是我在安庆第一次见到的曾国藩的外貌特征。”7
　　曾国藩这样廉洁自律是有其深厚的学问和修养支撑的，这从他给他的儿子曾纪鸿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简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8他在另一封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信中说：“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烦恼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William James Hail在他的著作里列专章探讨曾国藩人生哲学，将如上几条一一引用。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作为国家重臣和士大夫精英代表，他确是忧郁不安。尤其他看到西方强国的船炮长驱直入，惶遽怵惕之情、噬肺之痛油然而生：“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9因此，哪怕在猛攻安庆的太平军的时候，他同时更担忧的是西方列强，他极力赞赏从外国购置的枪炮轮船：“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10除了购买外国利器之外，曾国藩想到购买外国货容易受制于人，还得抓紧自己建造。为此他在1861年攻下安庆之后，立即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不聘洋人，却集结当时国内一流的专家，如制造炸炮的专家黄冕和龚芸棠，精于化学和轮船汽机的的徐寿和他的儿子徐建寅，数学家华蘅芳等。当华蘅芳和徐寿等造出火轮船的蒸气机之后，曾国藩亲自观看演习，他看得很细心，连汽机的各部件都记录在日记里，在该段日记末尾他欣然自豪地说：“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11随后造出中国第一艘木壳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试行该船已是隆冬季节，曾国藩不顾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尽管这所火轮在当时中国已是很先进的产品，但曾国藩知道跟外国先进武器相比仍有距离，因此他委托容闳到美国购买“制器之器”（也就是外国先进的零部件），并建造中国第一个规模最大的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该军工厂的设立有生产对付捻军、回民起义所需的枪炮之目的，但最主要是为了防御外国入侵，曾国藩为此写道：“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安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12 1868年造出近代中国第一艘大型新式兵轮，曾国藩亲自登船，并命名为“恬吉”号（意为“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他看完新造兵轮的操演之后欣喜地说：“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局等军工厂，不但起了“自强御夷”作用，而且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篇章。
　　曾国藩是位“勤远略”的大政治家，除了制造洋枪洋炮、新式战船之外，他深知制器，必然要明了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还专设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先后聘任徐寿、华蘅芳、赵元益、李善兰、徐建寅等和外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len）等人。这批人翻译的态度极为严谨，翻译先是外国人口译，华人笔录，若有不明处，则讲明之，华人再改正润色。故这个翻译馆的译书质量和数量（先后译印图书达一百七八十种）皆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次。13这些西书的翻译对中国近代科技和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
　　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清醒地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实力上不如西方列强，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内耗，国力积弱，他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之感叹。因此，他一方面从事洋务，力图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在处理外交关系中发扬务实的精神，以“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为原则，忍辱负重，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起来。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的继任者李鸿章影响颇深。
　　曾纪泽出生豪门，但毫无纨绔子弟之气，而是秉承其父的学问道德，是曾国藩最着力培养和寄予厚望者。他的诗文书画俱佳，对当时新出版科技书籍也研读颇深，又自学英文。时人称赞曾纪泽说：“学胆而有文，才高而能博。”“潜讨天下之变，求所以康济之；又益通究四夷之学，殆所谓闳伟非常之材者也。”14
　　据曾纪泽自述，他是在湖南乡间为父亲守墓开始自学英文，靠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无友朋相与讲证”。据李恩涵先生考证：“他每于晚饭后，即苦读英语正音一书，每日半页，或一页，或数页，并随时在作简明的批注，以奠定发音的基础。有时因为家务繁忙，虽在谒拜父墓或访问友朋的坐舆中，亦颂读英语不缀。同治十二年正月元旦，他于新春‘试笔’后，仍按时‘学洋字良久’；同年十一月，甚至当他爱子广鏖患病期间，医药抚抱之余，亦经常不忘‘默温英语’。在这段时期，他曾取《韦氏大字典》（Webster Unabridged Dictionary）逐字记诵；年余后，又取基督教《圣经》及瓦特的《圣诗选辑》（Watt’s Selected Rymes）为读本，每日颂读。此外，他所阅读的英文书籍，尚有《英语韵编》、《英语自选集》、《英语话规》（文法）等；并开始用英文写信给马格里及其他外籍人，间试译英诗。”15后来他到北京，结识了“同文馆”总教习丁匙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朋友，进步迅速。曾纪泽在《日记》记录自学英语的甘苦：“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感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深愿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与勉焉。”16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谈到曾纪泽：
　　翁同曾记载一个读来发笑的情景：‘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二十余人，曾候与作夷语，啁啾不已。’“啁啾”、“啁”、“啁噍”都是古诗文里描写鸟声的象音。当时中国的出使人员很钦佩曾纪泽会“夷语”：‘袭候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与其人会晤，彼此寒暄。’英语也罢，法语也罢，到了对洋鬼子远而避之的翁同的耳朵里，只是咭咭呱呱、没完没了的鸟叫。”17
　　公使里像郭嵩焘的诗和古文、张荫桓的诗和骈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曾纪泽做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18
　　我们从中可见能说外语在当时并不是十分好的事，因为皇帝的老师翁同都避之并视外语为鸟语。曾纪泽除了国学深厚，诗文画出众之外，还有勇气来面对当时以说洋话为“儒者之耻”的现实。他在三十三岁时开始自学英文，在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后面的注解考证：“注解（29）……丁匙良教过曾纪泽英语，《中国六十年》365页说曾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fluent but ungrammatical）”19
　　曾纪泽评价自己外语水平只是“略识”，他出使英法临行前接受慈禧太后接见时有一段话：
　　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
　　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轻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
　　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礼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英国）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20
　　从此可见曾纪泽谦虚谨慎，而且对外交礼节非常熟悉。相比之下慈禧太后的有关国际事物的知识就很有限了。因此，曾纪泽出使英法的任命公开以后，外界反映良好，美国署公使在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详述曾氏自学英语经历以及与西人的交往之后，并评论说：“此项任命，应给予特别注意。曾侯是近代中国最卓越政治家之一曾国藩之子，现约四十岁，他至少部分遗传了他父亲非常的才能，是一位文雅的学者。虽然他父亲的思想，相当保守，他自己却十分开明。”21
　　曾纪泽与当时南北两大译书的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中外人士关系皆很好，再加上他父亲身处高位，所以他在出国前得到有关外国的信息就很丰富，眼界开阔。他对当时许多拒斥西方的迂腐之人十分不以为然，认为：“夫先圣昔贤之所以论述，六经典籍之所以记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骇备古今万世之器与名。学者与口耳之所未经，遂慨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辑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尊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骘之，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卫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 侩之间，诗书礼仪无间焉，惟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22
　　曾纪泽出任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计八年（）。在他外交生涯中所经办的最显著的一件事是与俄国改签条约，收回伊犁。原清朝钦差大臣重厚与俄国人订的条约的主要内容为：将伊犁地区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偿付军费五百万卢布；俄商不但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可以免税，而且还能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汉口等地贸易；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至吉林内地的都伯纳。这绝对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到国内，朝野一片哗然。清廷治罪重厚，拒绝承认该条约，后任命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曾纪泽使俄后与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从他的奏章来看，他的思路相当清楚：“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尝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23他在谈判桌上审时度世，针锋相对，把握主次宏纤，刚柔相济，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后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广大地区，并给原约所给予俄国的贸易权力也规定了某些限制。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在半殖民地中国外交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胜利。连他的对手格尔斯对曾的才智也赞扬说：“不惟出众于中国，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24
　　曾纪泽出使国外，对西方的关注和研究是多方面的。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如有关学习西方教育政治：“今之论西国者，曰财货之雄、炮械之利而已。岂知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则其为政教必有斐然可观者。……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子弟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渐推广。其费视出洋为省，而其功必宏远矣。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25 他常能事事关心，从小见大：“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二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此处他从建筑、地价、城建，谈到社会政治制度，归结到西人政治理念“与民同乐”，与我国孟子之说暗合。26他还非常注意外国的文化，在巴黎他看戏看画，其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英国他看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有日记：“夜饭后，偕清臣、松生、逸斋、湘浦、省斋至戏园观剧。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27
　　曾氏之经世致用、儒学理教，开放眼观对湘人和世人皆有垂范意义。自曾国藩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形成湘人驰骋天下、威震世界之势。我访问曾家富厚堂读到几副对联：思云馆木刻门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居室门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还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几副对联联系起来看，就知道曾氏父子的精神境界了。
曾国藩是位“勤远略”的大政治家，除了制造洋枪洋炮、新式战船之外，他深知制器，必然要明了制器之所以然，因此他还专设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先后聘任徐寿、华蘅芳、赵元益、李善兰、徐建寅等和外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len）等人。这批人翻译的态度极为严谨，翻译先是外国人口译，华人笔录，若有不明处，则讲明之，华人再改正润色。故这个翻译馆的译书质量和数量（先后译印图书达一百七八十种）皆是当时中国最高层次。13这些西书的翻译对中国近代科技和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远的。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曾国藩清醒地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实力上不如西方列强，再加上太平天国的内耗，国力积弱，他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之感叹。因此，他一方面从事洋务，力图自立自强；另一方面在处理外交关系中发扬务实的精神，以“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为原则，忍辱负重，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强起来。他的这些思想对他的继任者李鸿章影响颇深。曾纪泽出生豪门，但毫无纨绔子弟之气，而是秉承其父的学问道德，是曾国藩最着力培养和寄予厚望者。他的诗文书画俱佳，对当时新出版科技书籍也研读颇深，又自学英文。时人称赞曾纪泽说：“学胆而有文，才高而能博。”“潜讨天下之变，求所以康济之；又益通究四夷之学，殆所谓闳伟非常之材者也。”14据曾纪泽自述，他是在湖南乡间为父亲守墓开始自学英文，靠一部英文字典，和一本英汉对照的《圣经》，“无友朋相与讲证”。据李恩涵先生考证：“他每于晚饭后，即苦读英语正音一书，每日半页，或一页，或数页，并随时在作简明的批注，以奠定发音的基础。有时因为家务繁忙，虽在谒拜父墓或访问友朋的坐舆中，亦颂读英语不缀。同治十二年正月元旦，他于新春‘试笔’后，仍按时‘学洋字良久’；同年十一月，甚至当他爱子广鏖患病期间，医药抚抱之余，亦经常不忘‘默温英语’。在这段时期，他曾取《韦氏大字典》（Webster Unabridged Dictionary）逐字记诵；年余后，又取基督教《圣经》及瓦特的《圣诗选辑》（Watt’s Selected Rymes）为读本，每日颂读。此外，他所阅读的英文书籍，尚有《英语韵编》、《英语自选集》、《英语话规》（文法）等；并开始用英文写信给马格里及其他外籍人，间试译英诗。”15后来他到北京，结识了“同文馆”总教习丁匙良、医生德约翰等外国朋友，进步迅速。曾纪泽在《日记》记录自学英语的甘苦：“余能西音，然在湘苦无师友，取英人字典钻研逾年，事倍功半；又年齿渐长，自感难记而健忘，一知半解，无可进矣。深愿友朋年富而有志者，相与勉焉。”16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谈到曾纪泽：翁同曾记载一个读来发笑的情景：‘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壁，遥望中席，约有二十余人，曾候与作夷语，啁啾不已。’“啁啾”、“啁”、“啁噍”都是古诗文里描写鸟声的象音。当时中国的出使人员很钦佩曾纪泽会“夷语”：‘袭候于英、法二国语言皆能通晓，与其人会晤，彼此寒暄。’英语也罢，法语也罢，到了对洋鬼子远而避之的翁同的耳朵里，只是咭咭呱呱、没完没了的鸟叫。”17公使里像郭嵩焘的诗和古文、张荫桓的诗和骈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曾纪泽做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18我们从中可见能说外语在当时并不是十分好的事，因为皇帝的老师翁同都避之并视外语为鸟语。曾纪泽除了国学深厚，诗文画出众之外，还有勇气来面对当时以说洋话为“儒者之耻”的现实。他在三十三岁时开始自学英文，在钱钟书先生的文章后面的注解考证：“注解（29）……丁匙良教过曾纪泽英语，《中国六十年》365页说曾的口语‘流利而不合文法’（fluent but ungrammatical）”19曾纪泽评价自己外语水平只是“略识”，他出使英法临行前接受慈禧太后接见时有一段话：问：你能懂外国语言文字？对：臣略识英文，略通英语，系从书上看的，所以看文字轻易，听语言较难，因口耳不熟之故。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话。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礼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问：你既能通（英国）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对：臣虽能通，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力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转口齿难转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与外国人谈论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20从此可见曾纪泽谦虚谨慎，而且对外交礼节非常熟悉。相比之下慈禧太后的有关国际事物的知识就很有限了。因此，曾纪泽出使英法的任命公开以后，外界反映良好，美国署公使在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详述曾氏自学英语经历以及与西人的交往之后，并评论说：“此项任命，应给予特别注意。曾侯是近代中国最卓越政治家之一曾国藩之子，现约四十岁，他至少部分遗传了他父亲非常的才能，是一位文雅的学者。虽然他父亲的思想，相当保守，他自己却十分开明。”21曾纪泽与当时南北两大译书的北京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的中外人士关系皆很好，再加上他父亲身处高位，所以他在出国前得到有关外国的信息就很丰富，眼界开阔。他对当时许多拒斥西方的迂腐之人十分不以为然，认为：“夫先圣昔贤之所以论述，六经典籍之所以记载，足以穷尽宇宙万物之理若道，而不必骇备古今万世之器与名。学者与口耳之所未经，遂慨然操泛泛悠悠茫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辑旁午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天变人事会逢其适，其是非损益轻重本末之别，圣人之所尊言，学者得以比例而平骘之，其食饮衣饰之异，政事言语风俗之不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所不及见闻，当时存而不论，后世无所述焉，则不得不就吾之所已通者，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则考求各国语言文字，诚亦吾儒之所宜从事，不得以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也。今之学者，不耻不知，顾且为虚骄夸大之辞，以自文饰，一旦有事，朝廷不得贤士大夫折卫樽俎之材而用之，则将降而求诸庸俗 侩之间，诗书礼仪无间焉，惟货利是视，其于交际之宜，措施之方，庸有当乎。”22曾纪泽出任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计八年（）。在他外交生涯中所经办的最显著的一件事是与俄国改签条约，收回伊犁。原清朝钦差大臣重厚与俄国人订的条约的主要内容为：将伊犁地区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偿付军费五百万卢布；俄商不但在蒙古和新疆全境可以免税，而且还能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汉口等地贸易；准许俄国人在松花江行船至吉林内地的都伯纳。这绝对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到国内，朝野一片哗然。清廷治罪重厚，拒绝承认该条约，后任命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曾纪泽使俄后与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从他的奏章来看，他的思路相当清楚：“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尝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23他在谈判桌上审时度世，针锋相对，把握主次宏纤，刚柔相济，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后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广大地区，并给原约所给予俄国的贸易权力也规定了某些限制。虽然这仍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但在半殖民地中国外交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胜利。连他的对手格尔斯对曾的才智也赞扬说：“不惟出众于中国，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24曾纪泽出使国外，对西方的关注和研究是多方面的。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如有关学习西方教育政治：“今之论西国者，曰财货之雄、炮械之利而已。岂知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其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合于儒者之言，则其为政教必有斐然可观者。……今虽设有出洋局，然费巨难继，所养仅百人，岂能家喻户晓。不如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请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子弟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渐推广。其费视出洋为省，而其功必宏远矣。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25 他常能事事关心，从小见大：“中华人来欧洲者，有二事最难习惯，一曰房屋太窄，二曰物价太贵。西人地基价值极昂，故好楼居，高者八九层，又穴地一二层为厨室、酒房之属，可谓爱惜地面矣。然至其建造苑囿林园，则规模务为广远，局势务求空旷。游观燕息之所，大者周十余里，小者亦周二三里，无几微爱惜地面之心，无丝毫苟简迁就之规。与民同乐，则民不怨，暗合孟氏之遗说焉。”此处他从建筑、地价、城建，谈到社会政治制度，归结到西人政治理念“与民同乐”，与我国孟子之说暗合。26他还非常注意外国的文化，在巴黎他看戏看画，其日记中都有记载，在英国他看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有日记：“夜饭后，偕清臣、松生、逸斋、湘浦、省斋至戏园观剧。所演为丹国某王，弑兄、妻嫂、兄子报仇之事。”27曾氏之经世致用、儒学理教，开放眼观对湘人和世人皆有垂范意义。自曾国藩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形成湘人驰骋天下、威震世界之势。我访问曾家富厚堂读到几副对联：思云馆木刻门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静；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居室门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还有“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几副对联联系起来看，就知道曾氏父子的精神境界了。 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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