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舟｜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开放时代杂志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专题。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年、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
　　为此，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本专题为与会者根据现场发言内容整理出的一组笔谈。
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
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我想在此感谢李怀印教授和来自《开放时代》的各位嘉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想感谢《开放时代》的提议，那就是《开放时代》建议我们关注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而非只是单独对比这两个时代。这和我当前做的工厂研究的思路相一致。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工业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但每个领域的时期划分逻辑不同。我每次只关注一个领域，对每一个领域都做了一些研究。关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教育、工业和农业重要的划时代和各行业之间划时代突破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是教育方面，二是工业，三是农业和中国农村。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时代变革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将要出版的来自《开放时代》关于“工厂政治”的系列文章和其他文章，也是要做类似的研究。下面谈谈我是如何看待不同领域划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的，以及我观点形成的过程。这样大家可以考虑如何划分时代，而不是单纯地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我曾经认定跨时代的变革就是1977年。
　　这是一个传统的时代划分方式。有些人认为划时代的时间节点是1978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是一个带来改变的关键人物。他在1978年复出，但是在1977年已经非常活跃。教育行业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在研究教育行业的改变，这些研究加强了我对时代划分的想法。1977年产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些转变把中国带入了另一个轨道。在毛泽东时代，通常有政策来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我的第一本书（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就是基于清华大学1949年以来的历史（此书中文译本《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这些剧烈的变化不光是在教育政策上，也发生在精英之间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指的是党内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政策是倾向教育平等。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变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哪怕四年级的课程而只有非常少的学生上大学的情况。这是非常极端的平等主义政策，试图让所有学生都上九年或者十年的学，中学之后全部分配工作，之后没人再需要读书。国家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农村，则需要建立许多学校。大学教育中断了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大学不过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技术培训。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当时的政策也鼓动对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主义的敌意。同时，通过另外的方法，他们煽动对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敌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早期。他们特别鼓动教育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相敌对，煽动人们攻击这两个群体，煽动这两个群体互相攻击。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有一个突然的改变。它产生于邓小平1977年夏天组织的会议，这是他被分配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会议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了学校的等级制度——金字塔层的学校层级。他们改善了与知识精英的关系，开始重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他们还开始提拔有文凭、有知识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之后，曾被共产党排挤在外的老一辈政治精英开始融合。所以说，从197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精英和新崛起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这一融合不光发生在革命年代的人身上，也发生在他们后代之间。教育精英和共产党精英的后代都变成了“红色专家”。最好学习的地方是清华大学，这是培养领导人最好的地方。在教育领域，传统的时代划分是有意义的。1976年变化很大。事实上，我认为教育从此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发展轨道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个轨道在此时确定下来，目前还是沿着这个已有阶层的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其他行业，情况就不同了。我用了十年时间来调查1949年至今近七十年中，工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基于这个研究，我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我发现真的需要重新调整对时代划分的理解，特别是当出现大的变革的时候。大的改变出现在90年代早期。我认为可以1992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单位时代和利润导向型企业时代。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真的认为1976年、1977年是关键的划分节点。这一观点也来自我对清华大学的研究。如果回头看看我当初的资料，从我的研究计划书、我为文献资料设立的电子文件夹和我最初的采访问题中，还能看出这个观点的痕迹。然而，之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主张，因为我发现大的转变并不是在这一时间点产生的。
　　我研究早期的切入点是采访了一些退休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干部。当然他们都认为1976年是关键的变革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很多人被提拔为领导，1976年之后又都被免除了领导职务，很多人被监禁了很多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1976年是重大的转变。从工厂领导权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我问他们关于工厂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时，他们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很明显，最初的改变非常有限。当然，最初有一些激励制度方面的改变，或许这就是全部的最重要的改变。李怀印教授也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奖励制度转变了工人的工作态度，这种改变慢慢展开，很有限。即使工厂开始招收临时工，也是有限的，大的方面来看并没有变化。工厂还是公共所有，还是公共的财产，大多数工人还是终身工作制，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同样的工厂得到工作。单位继续负责提供福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娱乐、退休金等。在工厂管理实践中，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我认为80年代的改变不是巨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重大变革。在工业企业中，出现了私有化，出现了各种企业形式。几乎所有企业都以利润为导向。对于工人而言，最大的变革是没有了终身制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或者提前退休，剩下的工人基本上都变成了合同制。最终，新一代的企业抛弃了单位制的福利，同时也出现了新一代的工人和管理者。曾经是以单位为主的工厂变为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深圳模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现在开始做农村研究。90年代后期农村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在80年代早期也有重大转变——农村去集体化，这可以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90年代初工业重组相提并论。但是，80年代逐步普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集体制有很多共同点。在两种制度下，农户都是村庄的一员。农村就像企业一样，农户基于户口制度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集体制度下，农户有权分享共同的农业生产成果。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他们也有权取得一份土地。他们在一个制度下分享产出，在另一个制度下分享土地，自己生产。这两个制度有着相似的原则，那就是平均分配的原则。事实上，很多村庄在家庭责任制时代会定期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重新分配土地。每个人继续平等享有土地。我认为还有一些潜在的原则，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而言是相同的。一个是平均主义——对每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原则，另一个是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土地，和土地紧密相连，这个体系因而给了他们相当程度的保护。村民和土地紧密相连，两种制度都为了保留小农经济。与此相匹配的还有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业化项目。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这个制度在今天的中国还留有一些痕迹。
　　80年代的变化固然重要，但当我们现在回看，更近期的一个变化似乎更加关键——90年代后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终结，向大规模商业农业的转型开始。非常清晰的是，我们进入了新的大规模商业种植的时代，基于雇工的商业农业。一些由大户经营的农场，在中国称为“家庭农场”，和美国风格的大型家庭农场相似；另一些则由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他们或者是跟农户签订生产合同，或者租地雇佣劳动力种植。这是当前中国所谓（农村）龙头企业最主要的潮流，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的。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以农村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正在被取代。目前来看不是全部取代，但是自2008年以来是大规模取代。非常难定义具体的时间——这个新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我认为虽然很难找到精确的时间点，但1998年很显然非常关键。标志性事件是农村开始禁止分配土地，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和合同制种植。 其次，这一年也首次允许农民把土地租给外村人。当然，之后这些政策有更大程度的推行。
　　以上并不是否定1977年作为划时代突破之年的重要性。1977年依然是最重要的根本变革点，标志着激进共产主义的突然结束——毛泽东去世后就结束了。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任何行业随后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划时代的转折。但是自那之后，教育、工业、农业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在每个行业里，都有着不同的时间点，这些时间节点是重大的转折点。
　　安　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
【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拾得”即偶然拾得，欣然而往之意。南昌的独立书店拾得书屋，不是一家以出售时新出版物为主的书店，而以经营二手图书为主。
在跨文化情境下，图式的关键作用体现在其文化默认值造成的解释主体的认知情境之差异。同一事件和情境对于不同文化群体，因双方社会交往图式的文化差异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序列，赋予迥异的意义，引发各自的情绪、动机甚至导致冲突的行动。
对社会地位的心理知觉在社会分层与健康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个体社会地位的主观划分离不开社会比较（把自己与他人比）与社会参照作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自我知觉）。
从整体上来看，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组织干预实际上陷入了农户直观经济收益与行为心理预期相悖的局面，这可以称作为现阶段我国“农户个体收益的流转悖论”，这种悖论意味着：从农户个体收益来看，不论组织是否干预，个体收益都很难达到最优。
新中国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是在对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这四者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中形成的观念。也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认同的基础上，新中国对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种族主义的局限，但却同时包容民族主义本身所体现出的政治与历史价值。
翻开你童年的相册是不是酱紫的？ “六一儿童节”，父母与孩子，其实都可以过得更特别点 ... ...
土地市场已经被玩坏了。 近日，上海、深圳、北京“地王”频出，让全国人民“看傻了眼”。不到一个月时间，上海地王
当全民以“宝宝要过节”开启6月的时候，易到用车则以“超级六月”打造专车界的狂欢初夏；当其他专车平台将充值与送券局限在出行范围时，易到用车已经在与乐视的深度融合化反中，将乐视生态带入了专车用户的生活。
越成功，越孤独做公司早期创始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面对员工的时候，很难向他去解释，公司可能只有三个月发工资的
今天是端午节小长假第一天，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
以学术关怀社会｜双月刊｜CSSCI ｜核心期刊
更多好看趣图，关注微信号：jdbuy100社会科学学院新版
您的当前位置为：
>>理论学习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地址：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学生事务中心14楼
电话传真：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发布时间：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人民网北京10月15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剧协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尚长荣，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舞协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叶辛，中国影协主席、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李雪健先后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习近平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习近平指出，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习近平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习近平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习近平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近平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习近平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王沪宁、刘延东、刘奇葆、许其亮、栗战书出席座谈会。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各领域文艺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人民日报 》（ 日 01 版）&
学院地址：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学生事务中心14楼
电话传真: 0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技术支持：教育技术与网络中心当前位置：&>&&>&&>&
安舟｜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些重要时间节点
　　原编者按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皆其来有自，这里不仅存在&两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存在&三个三十年&的关系问题(年、年、1979年至今)。我们应该更为自觉地建构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观，以理解中国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历程。对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旨在揭示&两个三十年&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以及如何将前后&两个三十年&所代表的发展维度并举兼容。
　　为此，日本刊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在奥斯汀联合举办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的第十四届开放时代论坛，来自美国、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近二十位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讨论，其中多数为正在由荷兰博睿(Brill)学术出版社出版的Rethinking Socialism and Reform in China英文书系(《开放时代》精选本，计划出15卷，首卷已正式发行)编委会成员。论坛期间举行了该书系的首发式。与会者从中国革命、城乡经济社会、治理、妇女、媒体、外交等角度全方位检讨了六十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及其当代意义。
　　我想在此感谢李怀印教授和来自《开放时代》的各位嘉宾，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也想感谢《开放时代》的提议，那就是《开放时代》建议我们关注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连续性，而非只是单独对比这两个时代。这和我当前做的工厂研究的思路相一致。毛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大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表现在工业上，还表现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但每个领域的时期划分逻辑不同。我每次只关注一个领域，对每一个领域都做了一些研究。关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教育、工业和农业重要的划时代和各行业之间划时代突破的时间节点，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一是教育方面，二是工业，三是农业和中国农村。我认为我现在所做的研究也证明了时代变革之间的连续性。我们将要出版的来自《开放时代》关于&工厂政治&的系列文章和其他文章，也是要做类似的研究。下面谈谈我是如何看待不同领域划时代变革的时间节点的，以及我观点形成的过程。这样大家可以考虑如何划分时代，而不是单纯地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我曾经认定跨时代的变革就是1977年。
　　这是一个传统的时代划分方式。有些人认为划时代的时间节点是1978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是一个带来改变的关键人物。他在1978年复出，但是在1977年已经非常活跃。教育行业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在研究教育行业的改变，这些研究加强了我对时代划分的想法。1977年产生了180度的转变，这些转变把中国带入了另一个轨道。在毛泽东时代，通常有政策来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尤其是在毛泽东主导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我的第一本书(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就是基于清华大学1949年以来的历史(此书中文译本《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清华大学与中国技术官僚阶级的起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这些剧烈的变化不光是在教育政策上，也发生在精英之间的关系上。这个关系指的是党内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政策是倾向教育平等。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改变很多学生无法完成哪怕四年级的课程而只有非常少的学生上大学的情况。这是非常极端的平等主义政策，试图让所有学生都上九年或者十年的学，中学之后全部分配工作，之后没人再需要读书。国家取消了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在农村，则需要建立许多学校。大学教育中断了一段时间，取而代之的是推荐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而当时的大学不过是一年、两年或者三年的技术培训。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当时的政策也鼓动对知识精英和知识精英主义的敌意。同时，通过另外的方法，他们煽动对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敌意，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早期。他们特别鼓动教育精英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互相敌对，煽动人们攻击这两个群体，煽动这两个群体互相攻击。
　　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有一个突然的改变。它产生于邓小平1977年夏天组织的会议，这是他被分配去做的第一件事情。会议之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恢复了学校的等级制度&&金字塔层的学校层级。他们改善了与知识精英的关系，开始重视精英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他们还开始提拔有文凭、有知识的大学生走上领导岗位。在这之后，曾被共产党排挤在外的老一辈政治精英开始融合。所以说，从1977年开始，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教育精英和新崛起的政治精英开始融合。这一融合不光发生在革命年代的人身上，也发生在他们后代之间。教育精英和共产党精英的后代都变成了&红色专家&。最好学习的地方是清华大学，这是培养领导人最好的地方。在教育领域，传统的时代划分是有意义的。1976年变化很大。事实上，我认为教育从此开始慢慢改变，但是发展轨道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个轨道在此时确定下来，目前还是沿着这个已有阶层的精英教育的方向发展，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其他行业，情况就不同了。我用了十年时间来调查1949年至今近七十年中，工业中的生产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基于这个研究，我正在写我的第二本书。我发现真的需要重新调整对时代划分的理解，特别是当出现大的变革的时候。大的改变出现在90年代早期。我认为可以1992年为节点划分为两个时代&&社会主义单位时代和利润导向型企业时代。当我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真的认为1976年、1977年是关键的划分节点。这一观点也来自我对清华大学的研究。如果回头看看我当初的资料，从我的研究计划书、我为文献资料设立的电子文件夹和我最初的采访问题中，还能看出这个观点的痕迹。然而，之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一主张，因为我发现大的转变并不是在这一时间点产生的。
　　我研究早期的切入点是采访了一些退休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和干部。当然他们都认为1976年是关键的变革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很多人被提拔为领导，1976年之后又都被免除了领导职务，很多人被监禁了很多年，所以对于他们来说，1976年是重大的转变。从工厂领导权的角度来看，确实是很大的转变。但当我问他们关于工厂的组织结构的变化时，他们承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很明显，最初的改变非常有限。当然，最初有一些激励制度方面的改变，或许这就是全部的最重要的改变。李怀印教授也在他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类似的问题。奖励制度转变了工人的工作态度，这种改变慢慢展开，很有限。即使工厂开始招收临时工，也是有限的，大的方面来看并没有变化。工厂还是公共所有，还是公共的财产，大多数工人还是终身工作制，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可以在同样的工厂得到工作。单位继续负责提供福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娱乐、退休金等。在工厂管理实践中，在工厂和工人的关系上，并没有大的变化。我认为80年代的改变不是巨大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重大变革。在工业企业中，出现了私有化，出现了各种企业形式。几乎所有企业都以利润为导向。对于工人而言，最大的变革是没有了终身制的工作。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或者提前退休，剩下的工人基本上都变成了合同制。最终，新一代的企业抛弃了单位制的福利，同时也出现了新一代的工人和管理者。曾经是以单位为主的工厂变为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1992年邓小平南巡推动了深圳模式的以出口为导向的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现在开始做农村研究。90年代后期农村发生了重大改变。当然，在80年代早期也有重大转变&&农村去集体化，这可以和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90年代初工业重组相提并论。但是，80年代逐步普及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农村集体制有很多共同点。在两种制度下，农户都是村庄的一员。农村就像企业一样，农户基于户口制度成为其中的一员。在集体制度下，农户有权分享共同的农业生产成果。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他们也有权取得一份土地。他们在一个制度下分享产出，在另一个制度下分享土地，自己生产。这两个制度有着相似的原则，那就是平均分配的原则。事实上，很多村庄在家庭责任制时代会定期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重新分配土地。每个人继续平等享有土地。我认为还有一些潜在的原则，对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而言是相同的。一个是平均主义&&对每个人而言非常重要的原则，另一个是基本生存权利的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土地，和土地紧密相连，这个体系因而给了他们相当程度的保护。村民和土地紧密相连，两种制度都为了保留小农经济。与此相匹配的还有促进农村发展的工业化项目。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时代已经结束，虽然这个制度在今天的中国还留有一些痕迹。
　　80年代的变化固然重要，但当我们现在回看，更近期的一个变化似乎更加关键&&90年代后期，家庭承包责任制终结，向大规模商业农业的转型开始。非常清晰的是，我们进入了新的大规模商业种植的时代，基于雇工的商业农业。一些由大户经营的农场，在中国称为&家庭农场&，和美国风格的大型家庭农场相似;另一些则由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他们或者是跟农户签订生产合同，或者租地雇佣劳动力种植。这是当前中国所谓(农村)龙头企业最主要的潮流，也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的。这就意味着现有的以农村家庭为主的小农经济正在被取代。目前来看不是全部取代，但是自2008年以来是大规模取代。非常难定义具体的时间&&这个新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我认为虽然很难找到精确的时间点，但1998年很显然非常关键。标志性事件是农村开始禁止分配土地，大力推广龙头企业和合同制种植。 其次，这一年也首次允许农民把土地租给外村人。当然，之后这些政策有更大程度的推行。
　　以上并不是否定1977年作为划时代突破之年的重要性。1977年依然是最重要的根本变革点，标志着激进共产主义的突然结束&&毛泽东去世后就结束了。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任何行业随后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个最根本的划时代的转折。但是自那之后，教育、工业、农业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在每个行业里，都有着不同的时间点，这些时间节点是重大的转折点。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7年第1期&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新思考&专题。】
& & 安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
网站QQ：&&红歌会网粉丝QQ群：
(投稿)邮箱：
还不是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