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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并解答桃三十个梨四十个苹果五十个怎么算这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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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并解答桃三十个梨四十个苹果五十个怎么算这道题一共有多少个水果?30+40+50=120,一共有120个水果.
有桃三十个梨四十个苹果五十个小明一天吃桃三十个梨四十个苹果五十个请问小明几天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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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比梨少10个，梨比苹果少10个，桃和苹果一共80个。问各有多少个？
桃子个数：(80-10-10)/2=30梨子个数：30+10=40苹果个数：40+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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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水果一共多少个？答:30+40+50=120（个）
桃和梨一共70个，梨和苹果一共90个，桃和苹果一共80个
求桃，梨，苹果各多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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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2016年第4期
南城市规划中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以常州古桥遗产保护为例
◎ 严 波 张 勇
苏南地区是江苏省南部地区的简称，包括南京、 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市，拥有广袤的太湖平 原，长江东西横贯境内，京杭大运河流经苏南大部。 苏南地区受地理位置的影响，雨量充沛，气候湿润， 河网纵横交错，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其中水域面 积占21.15%。再加之经济繁荣发达，创造出丰富的以 苏南古桥为代表的众多城市文化遗产。苏南古桥文化 遗产是江南“水乡记忆”的重要符号，是苏南城市文 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几十年来，苏南经济持续以较快速度增长，城 市建设大规模展开。城市发展带来难得历史机遇的同 时，也在文化遗产保护等城市文化建设方面遇到更为 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城市化加速发展进程中，持续推 进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成为迫切需要研究 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常州古桥遗产现有的保护模式
古桥文化遗产与现代城市发展的确存在着难以两 全和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怎样处理好这对矛盾，有 待于不断的探索。近几十年来在常州城市改造建设中 如何保护古桥遗产，归纳起来有八种模式:
1.本善桥模式
本善桥模式是采用“开辟新桥，保护老桥”方式 解决陆路交通压力矛盾的样板，是一种相对经济的模 式。常州市本善桥位于金坛市金城镇清培村，横跨清培河上，是常州地区保存较好的一座宋式单孔石拱 桥。本善桥担负金坛西北乡村的水陆交通，桥西是闻 名遐迩的天荒湖，桥东“过街棚”连接沈渎、白塔古 镇。所跨的清培河是通向苏、锡、常地区的黄金水 脉，北河通往潭头古闸和吕w、庄城、上新河三大古 镇，南河与通济河相通直达县城。在“三分天下”水 占其“一”的清培，这座古石桥带来清培集市的繁 荣。日，本善桥被公布为江苏省第四批 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常州市第一座被列入江苏省文物 保护单位的古桥。
本善桥地处清培村村头，经过全面维修，使古桥 重新焕发了生机。为了有效地保护好古桥，已经在 本善桥旁新建了一条马路作为村民出行的通道（图 1），本善桥作为古老的人文历史文化景观受到科学 的保护，得以休养生息。常州许多古桥遗产就是采用 这种方式保护，作为古老村落的象征，即受到村民的 呵护，同时还保留了原生态。
2.宝善桥模式
宝善桥模式是另外一种解决陆路交通压力的方式，即采用古桥扩建的方式。宝善桥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东街36号东，南北向，横跨在老孟河上，是一座单孔石梁桥。宝善桥建于清宣统年间，因为时间的流逝这座石桥也变得破损不堪。1983年，当时的武进县小河公社重新将这座桥进行了扩建，原来这座桥宽只有3米，用三根条石并铺而成，扩建后增加到8米多（图2），扩建部分是钢筋混凝土的双曲拱桥。桥下原有水闸，现残存部分构件。至今桥一侧的桥柱上还刻有“武进县小河公社”“一九八三年扩建”字样。
在一些城镇道路建设中，如果遇到因道路拓宽涉及到对古桥保护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在老桥的旁边开辟新桥。但如果该桥在所在路段仍在发挥着道路交通的作用，又没有空间另外建造新桥时，其做法是在保持古桥原有形制不变的前提下，以最大限度保留住古桥的主要构件，在古桥两侧铺设新的桥梁，让古桥与新桥并驾齐驱。这样既保护了古桥的主体结构，同时又可缓解城市交通拥塞。宝善桥模式对原来古桥的历史风貌有较大的破坏，是某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古桥保护模式，现在已不采用。
3.礼嘉双桥模式
礼嘉双桥模式是古桥按原貌重新修缮的样板，这是现在古桥遗产保护采用比较多的方式。礼嘉双桥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老街，礼嘉双桥为两座平板石梁桥，是两座一横一竖相毗邻的石桥，跨兴隆河，其中东西走向的叫礼嘉桥，南北走向的叫太原桥。礼嘉双桥首尾相接，呈“L”形布局的双桥桥制在常武地区绝无仅有，是常州地区江南水乡纵横交汇的特色桥梁代表。日，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礼嘉双桥被评为常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之一。
修复之前的礼嘉双桥为了方便现代交通工具出行，桥面浇筑了钢筋混凝土，桥栏也改为铁栏，原桥梁石阶几乎无法辨别，看上去已是改良过的新桥。太原桥虽然保持着原貌，梁石上的“太原桥”三字清晰可辨，但所跨的河道早已填没，成了一座旱桥。礼嘉双桥失去了旧时的风貌。2013年7 月，武进区公路管理处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礼嘉双桥进行抢救性加固维修。2014年11月，对礼嘉双桥本着修旧如故、保存历史的原则进行修缮。此次修缮根据石板平桥的形制将水泥横梁换成了石梁。原本埋没在水泥桥栏中的石桥栏，此次也一一显现了出来。为原汁原味地展现当年礼嘉双桥的风采，石桥栏中缺失的部分，施工方用同样的石材和雕刻方式作了补缺（图3）。
礼嘉双桥是礼嘉当地水利工程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属桥涵码头，在历史上起到了航运、交通等重要作用，为反映礼嘉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发展和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礼嘉漕运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见证。礼嘉双桥的修缮，对于研究礼嘉及常武地区的历史文化，展示常武地区明清两代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礼嘉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4.乌路桥模式
乌路桥模式解决水路泄洪压力的样板。上面两种模式是缓解了陆路交通的压力，乌路桥模式则是解决水路排洪的压力。位于天宁区青龙街道华严村丁塘港上的乌路桥，地处水陆交通要冲。乌路桥所跨的丁塘港，连接京杭大运河与北塘河。丁塘港上从北到南依次建有狄墅桥、史家桥、乌路桥、潞城桥、奉先桥和丁堰桥六座古石桥，这些古桥除乌路桥外今已全部拆除或改建成现代桥梁。丁塘港水流湍急，遇到发大水，乌路桥就影响排洪。1982年为有利泄洪，就在拱桥西侧将桥堍驳岸开通，向西收缩，并在水中筑两墩设三孔梁桥，这样，乌路桥就成为拱梁相接的石桥。拱桥的桥孔高大，供舟船通航，增梁桥孔有助泄洪。改建后的桥梁在陆行、航行、泄洪三方面互补发挥作用。这种改建方法省工省料，因地制宜地把保护古桥与兴修水利相结合，成为当地既有泄洪能力又有观光价值的桥梁（图3）。
5.广济桥模式
广济桥模式是古桥移建的样板。现代城市的扩建，道路或河流的拓宽，一些桥梁难免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拆除或者破坏，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如果丧失了原地保护的条件，则应当实行迁移保护，这符合《文物法》的精神，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广济桥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东坡公园御码头和半月岛之间，东西走向，横跨大运河，是一座三孔薄墩石拱桥，其中孔跨径是城区古石拱桥中最大的。广济桥俗名“西仓桥”，原址位于城西西仓街大仓弄北口和西直街西端的京杭大运河上，连接西圈门和三堡街。西直街曾是一条繁忙热闹的街巷，东头是文亨桥，西头是广济桥，一条大运河沿着西直街绵绵地向东流淌，沿着街巷的两边商店林立。
1984年春天起，苏南运河常州市区段拓宽试点全面启动，先拓宽运河市区东段，即从同济桥到原白家桥地段，因首当其冲的白家桥没有能保留下来，后来引起极大的争议。为此，市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和规划仅留存的广济桥（西仓桥）和文亨桥（新桥）的移迁工程，广济桥成为常州市古桥“乔迁”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④。1986年这座已达530多高龄、造型精巧的三孔石桥，移建至现东坡公园内。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能通行自行车的钢架西仓便桥，现在仍然跨越在运河之上，钢架油漆成蓝色，成为运河一景。惠济桥因为严重阻塞航道的原因，于1990年被拆除，拆除的石料被用于维修材料使用，甚是可惜。
尽管广济桥和文亨桥的移建比白家桥和惠济桥的命运要好，但是古桥移建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并不值得提倡。保护古桥建筑不仅要保护文物的本体，还要保护其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古桥一旦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就等于离开了历史，再也唤不起后人的记忆。有些古桥没有被列为文保单位或者是大运河遗产点，只是因为不是原地保护，文物的原生态面貌被破坏了，文物遗产价值就大大降低了。这样的教训很多，像常州运河上的四大桥③（图4）：惠济桥、白家桥、文亨桥和广济桥当初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常州市区段拓宽而消失或移建，而拓宽的运河使用二十年因为再次改道而成为景观河。如果当初能够多一点文保意识，运河早规划改道，古桥就能够保留下来了。也许常州运河四桥能够像浙江省湖州市的双林三桥一样，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6.焦溪古桥模式
焦溪古桥是郑陆镇焦溪村从北到南横跨在龙溪河上的青龙桥、咸安桥、中市桥和三元桥四座古桥组成
的古桥群，四座古桥均是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焦溪古桥模式是古桥与周围环境整体保护的样板。日，江苏省政府公布了江苏省第七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武进区郑陆镇焦溪村入选名村目录。日，郑陆镇焦溪村入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单⑤。
《常州市焦溪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划定了焦溪村的规划范围（39.10公顷）和核心保护范围（10.09公顷），包括历史格局（历史街巷、历史河道、自然山水）、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优秀传统建（构）筑物、历史环境要素等物质文化遗存和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焦溪村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对象，以“古宅、古街、古巷、古弄、古河、古桥”为载体，确立了焦溪村“一河、四桥、七街、两巷、十三弄、多圈门”的空间格局（图5），展示以“黄石半墙”建筑为特色的江南水乡风貌，将焦溪村建设成为集生活居住、文化展示、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名村。在保护村庄的历史文化遗存真实性和历史环境整体性的基础上，形成“有风景、有生活、有文化”的“千年古村．圣贤焦溪”。
焦溪古桥模式优点在于，它是一种最理想的原地和原生态的古桥遗产保护模式，缺点在于需要相当的资金投入。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强大和文化遗产旅游的兴起，应该考虑有更多的古桥通过历史格局的整体保护得到有效保护，建设决策者们应首选这一模式。
7.上店桥模式
上店桥模式是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外古桥遗产保护的样板。上店桥位于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上店村，是一座纵联分节并列式单孔花岗岩石拱桥，南北走向横跨兴隆河上。上店桥代表清朝时期江南石拱桥的桥梁特征。上店是座历史悠久的古镇，约建于春秋时代。上店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恽南田就诞生在这里，也是我国当代新闻界老前辈。明清时期的上店桥处在古驿道上。南通荆宜（今宜兴），北达常郡，往来行李，晨昏不绝⑥。上店桥始建于明朝弘治壬戌年（1502）元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建，1949年曾重修。1988年11月，武进县（现为武进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县文物保护控制单位。2011年3月，公布为常州市第二批历史建筑。
历史建筑，是指经市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历史建筑是体现城市历史文化发展的生动载体，是城市风貌特色的具体体现，更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日，国家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历史建筑的申报批准、规划编制、保护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至此有了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近年来，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常州市规划部门及时制定了《常州市市区历史建筑认定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实施办法》《常州市市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方案》和《常州市区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规程》，为历史建筑的保护提供了政策支持与技术支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历史建筑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保护规划的要求，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周边规划也应尽量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对于还未能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来说，先列入历史建筑的保护目录中也是一种途径。目前常州市公布了三批历史建筑，分别是2008年的33处、2011年的15处和2013年的178处，其中古桥有列入第二批历史建筑的上店桥，列入第三批历史建筑的东富村桥、（陶冶）太平桥、西虹桥、庄基桥、小钱垛桥、陆家桥、西庄桥和吴铁桥。这些目前没有被纳入文物保护单位目录，属于“预备目录”的古桥，比起没有被纳入目录的古桥多了一份法律保障，特别有利于这些“目录外”古桥保护的是：由于“历史建筑本体及保
护范围划定规划”是由规划部门制定和公布，有利于古桥和周围环境的前置规划，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城市发展和古建筑的和谐共存。
目 前 ， 上 店 一 带 正 在 规 划 和 实 施 “ 南 田 文 化城”，主打“文化、休闲、居住”等功能，充分利用和放大片区内的恽南田、胥城寺、上店老街、上店桥（图6）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南田文博园、宗博园、胥城遗址公园、武进画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中心等；并充分利用片区内的兴隆河、永安河等水系资源，沿兴隆河两侧建设商业古街区、古典园林会所等，这样上店古桥和与之相关的水系、其他古建筑的历史风貌都有可能得以延续。
8 .古桥大观园模式
古桥遗产等不可移动文物的特性是比较分散，不可能所有古桥遗产都能像焦溪古桥群一样做到原生态整体性开发。许多古桥遗产的周围环境已面目全非，独木不成林，可以考虑进行集中移建。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古桥大观园模式。这种方式目前在常州还只是初步实施，但可以作为一种常州不可移动遗产保护的未来主流模式。古桥大观园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整桥移建，就是把农村中废弃的石桥集中迁建于园中，布置沿河塘路之上，河汊之口，或圆或方，形态各异。二是用古桥构件造“新桥”，利用废弃古石桥的构件， 用传统石作工艺拼装组合。三是众多古桥构件展示，展示古桥代表性残存石构件。
我国桥梁专家唐寰澄曾对古桥大观园有过如此评价：“古越多名桥，然时代进步，不变有碍于与时俱进，今迁而存之，既保护文物，又类聚群分，以清脉络。子孙永宝，岂不快哉。”古桥大观园保护模式为各地方古桥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指明了一项有效的措施，这样就既保护了古桥，又为景点添色。
三、古桥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2005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第一次以“文化遗产”为主题词的政府文件，表明开始了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性转型①。通过对常州古桥等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可以发现古桥文化遗产保护与其它种类的文化遗产一样，其内涵逐渐深化、范围也不断扩大，呈现出若干“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的发展趋势。
1.古桥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深化
以往“文物保护”主要由文物保护部门和专业人员进行，而“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全民的参与。桥梁文化的创造、发展和传承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既有分享古桥文化遗产的权利，又要承担保护古桥文化遗产并传于后世的责任。人类文明就是在世代的文化创造和积累中不断发展和进步，每一代人都应当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与众多文化遗产一样，古桥遗产的保护需要注重公众参与性。古桥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仅局限于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的范围，对古桥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传播需要不同学科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尊重和维护。常州古桥遗产正是通过“龙城文物保护志愿者”等形式，让更多的市民积极投入古桥等文化遗产保护之中，使文化遗产保护形成强大的社会意志②。正是通过民间古桥遗产保护组织，拉近了民众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联和情感，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受益权的同时，也使古桥等文化遗产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
2.古桥文化遗产保护外延的拓展
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保护空间不断扩大。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古桥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而“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 作 用 而 形 成 的 “ 混 合 遗 产 ” “ 文 化 景 观 ” 的 保护，从以往重视一座桥、一座塔、一组古建筑群等“点”“面”的文物保护，扩大到空间范围更加广阔的“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的“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我国自古以来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形成文化与自然遗产相互交融的重要特性。随着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常州古桥遗产可以作为大运河苏南段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整体规划保护中来。从几座桥的“点”的保护扩大到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群”和“运河文化线路”，成为常州文化遗产旅游的新名片。
3.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类型不断扩充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的保护。古桥文化遗产与大多数文化遗产一样，她不是静止不变或死气沉沉的，而是充满生活气息的、与岁月一同发展变化的。例如万安桥等许多古桥，经过修缮后充满活力，仍然承担者日常生活中行人过河的交通功能，与百姓的生活融为一体。
4.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性质不断延伸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大型城市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反映普通民众生活方式的“民间文化遗产”式的乡间古桥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处于城市交通要道、体态大型、有地方志记载的古桥遗产才被列入保护范围，而民间的、小型的、无任何记载的古桥文化遗产常常被认为是普通的、一般的、大众的而不被重视，而它们却反映了乡间社会民众最真实的生活状况，具有鲜明的民间朴素色彩，是民间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文化的重要补充。近几年，常州古桥文化遗产消失比较多的主要就是民间乡村古桥，乡村古桥遗产作为一种“乡土建筑”，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乡民认识到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把它们作为延续乡土文化的一种符号。
5.古桥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态不断扩展
以往“文物保护”重视“物质要素”的文化遗存保护，如今“文化遗产保护”还要同时重视由“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结合而形成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保护内容由物质的、有形的，伸延到非物质的、无形的，显示出对于文化遗产认识的进步。古桥遗产是典型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体，具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优势。古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古桥营造技术、古桥艺术、古桥美学、古桥民俗等古桥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遗产。有的古桥虽然已经拆除，但它的非物质文化仍然有可能存在。有关古桥的故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越加引起大家的记忆和怀念。
古桥文化遗产是生活在城市水泥森林中市民曾经的“水乡记忆”，而文化遗产是共同生活人群的“集体记忆”。古桥文化遗产保护是所有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缩影，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和范围不断扩大，其蕴藏之丰富、品种之繁多、门类之齐全，必将深刻影响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现实城市生活中，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过去城市的“文化积累”之上，有了这样的共识，就必然引发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渴望与努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格外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只有保护和建设两者并重，城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发展。
（作者联系地址： 严波，河海大学地方文化研究所； 张勇， 常州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苏州：鸳鸯蝴蝶派
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
上海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中心，是鸳鸯蝴蝶派启程的目的地。苏州是鸳鸯蝴蝶派出生、成长、流动、生活、工作的核心地域，也是他们走向上海、走向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起点。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时期也正是鸳鸯蝴蝶派从青少年走向成熟的时期。前者对于后者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起到经验积累、知识锻炼、兴趣培养的奠基作用，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同时也构成了上海文化创意产业（也就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后花园和鸳鸯蝴蝶派从事“预备性”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空间。
一、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全面发展
苏州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出现受到了城市发展的影响，如方旭红认为，年，苏州已形成初步的城市化潮流，出现特有的集聚、分化、整合的连锁设应，这一时期也是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成熟时期，金兵则从商业形态上给予确认，认为这一时期“通商场”的开辟推动苏州城市的发展，成为城市新政的试验田，这里的“通商场”又称“各国租界”，19世纪90年代与日本租界几乎同时在苏州开辟，这也印证美国历史学者费正清对于民国时期“乡村”如何向“城市”转化转换的论述，他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乡村才是真正的家”“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市民”渐有凌驾“乡民”之上的趋势，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苏州租界的存在也是这一时期乡民市民化的佐证，秦猛猛认为集中苏州于此时出现一个“双商业中心”的场域，即阊门外地区与东部观前地区。张琛则进一步指出，这一区域的商业功能细化，从传统商业街到商业游憩区，具备购物、饮食、娱乐、文化、交往、健身等各种服务功能，我们知道，文化创意产业正是与“娱乐”“交往”密不可分的产业。秦猛猛也提到“城南工厂”区的出现，称日租界、公共通商场和盘门商埠区一起带动城南的开发，城南地区一度成为苏州发展的重心，近代工厂区在城西运河沿线成型，这一区域与城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相对应，体现出民国苏州的城市产业空间的分布结构。路仕忠、张笑川的《近现代苏州城市空间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也回顾对民国时期近现代苏州城市空间研究的文献，谈及城市功能的演变、商业中心的转移、租界、建筑与住宅、城市规划与建设和公共空间等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投眸苏州，认为苏州在明清以来形成以苏州为中心的世界系统或称“世界城市”，以此来说明苏州的文化经济地位。
伴随着这一时期苏州城市的改造与建设，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出现并发展出完善的类型。从发展历程看，较先起步的是传统演艺业和报刊出版业。传统演艺业不但在苏州本地有所发展，而且推动了上海的演艺业发展。当时上海的昆曲演出都是苏州的昆班过去表演的，当然上海也扩大苏州演艺业的影响，使得苏州演艺人有全国性的声誉。
苏州的报刊出版业出现也较早，这主要由于苏州毗邻上海，可享受几乎与上海同步的信息传播便利。早在1872年4月《申报》于上海创办后不久，苏州阊门外渡僧桥即设有该报代卖处，开启了苏州出现新式报刊的先声。甲午战争后，苏州本地也兴起了创办新式报刊的热潮，此后至北伐战争胜利前，苏州本地先后创办过40多种报纸，70多种期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全国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文化中心由北京向上海的南移，苏州新闻业也进入相对繁荣时期。
除传统的文化创意产业外，一些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不断出现。随着报业的发展，苏州广告业的大幕也渐次拉开，苏州广告业主要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报业发展而发展。报业对于苏州广告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第一，报业广告是广告产业的主要经营内容。第二，报业促进印刷业的发展，这些印刷公司不但承印报纸，而且承印商标、宣传单，是苏州广告业的主要机构。在报业广告和印刷公司的推动下，苏州广告业崭露头角，初露峥嵘。
在上海的支持下，苏州的电影业也有明显进步。苏州不但兴建起大批电影院，而且有很多的热情观众。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很多在上海从事电影业的人也来到苏州，推动苏州电影业发展。1937年前，苏州已是苏南区域的电影产业重镇。
在传统演艺产业试图突围之时，现代演艺产业在苏州现形，歌舞演艺是重要的一类。20世纪20年代末，苏州就已出现不少歌舞团，当时有个新柳歌舞团成立一年，团员人数达“卅余人”，其中“女团员占三分之一”，这些歌舞团多选苏州女性作为演员，主要由于苏州女子的姿势好。民生歌社也是当时苏州比较有名的歌社，歌女很多，这些歌社的歌女们还参加赈灾义演，由于“清唱筹赈，不足号召”，有人提议发起“歌女选举”，拟仿照“上海水灾义赈会花选”，在位于金阊北里的民生歌社的36位歌女选拔，具体程序是公开投选，揭晓之日，则“备有游艺”“举行歌后加冕礼”，将选举与游艺活动合在一起，另是一种演艺业的形式。灵光的苏州人同样不会错过向西方文化创意产业学习的机会，他们巧妙地搬挪西式“奇技”，结合本土文化，打造出深受市民喜欢的“苏式”文化产业，像吴芑荪先生就成立“万国魔术会”的苏州分会，以及“幻术研究社”与“世界魔术函授学院”，设立工场，雇用工匠，自制魔具，编订函授讲义，请画家顾肖虎作表演插图，他的学员遍及全国，魔具也售寄各地。营业鼎盛，获利亦丰。据说参加函授魔术的有三万之众，历年寄出的魔术道具要有三四吨之重量，这种不断衍生、新像纵横的文化创意产业形式体现出的正是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活跃度。
当时苏州阊门内的西中市、东中市，阊门外横马路、大马路和观前街地区，这一路线是早期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生命线，也是集中戏曲、电影等艺术表演活动的场域，形成了苏州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空间，多样的艺术形态在这个空间里完成了创意革新、市场拓展与技术融合，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类型。文化创意产业机构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载体，影院、戏院就是其中代表。当时苏州的影院主要有乐群电影部、公园电影院、青年会电影部、真光大戏院、南京影戏院、大光明戏院、苏州大戏院等。这些影戏院的硬件逐步改善。乐群电影社就采用新式电影发音机，使观众“听得到看得见”，即使是戏院也多半采用现代经营制度，如新舞台就是由刘正康、金家悦、黄驾雄、吴秋泉、俞寅市、徐浩然、陈荫甫、解建勋、徐少甫联合发起，其中就有股本的投入。不是哪一家的私人戏班，而是一个由大小股东联合出资的企业。大观园也采取股份制，有报道称它在拆账时，存在大股东压榨小股东的现象，从侧面也说明了戏院的经营制度之现代。
这些文化创意产业机构不断涌现，激烈竞争，像苏州戏园大观园和新舞台的竞争，苏州影院青年会与乐群社的竞争，苏州报馆《明报》与《早报》的竞争，都说明各类型文化创意产业正在互相碰撞、冲突、发展与融合，体现出文化创意产业在苏州发展的活跃性。
二、苏州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对鸳鸯蝴蝶派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工作的影响
苏州作为大部分鸳鸯蝴蝶派的故乡，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究竟对后者从事相关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
1.开启了鸳鸯蝴蝶派最初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讯息视窗。大部分鸳鸯蝴蝶派是在苏州成长起来的，苏州提供了他们成长过程所需的重要的母源性环境，这个环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受到近现代以来不断活跃的现代经济的影响，其中就有文化创意产业的身影，像传统演艺业和报刊出版业就对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如包天笑青少年就习唱昆曲，姚民哀从小就工于评弹，这种在苏州演艺业的发展中得到滋养的素质后来成为他们活跃在电影文化产业的酵母。苏州也是上海报业的发行市场之一，当时上海的报纸可快速送达苏州，使得苏州人能阅读到最新的消息，方便苏沪的文化交流，正如包天笑所回忆的那样，“订报的苏州读者，在下午三四点钟就可以谈到《申报》”，刊载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动态的各种报刊就这样进入苏州市场，放在鸳鸯蝴蝶派的书房案头，成为他们把脉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通道和信息支撑，为他们提供了对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便捷入口。
2.为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工作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和吸收经验的平台。像包天笑就在苏州出版与发行了《苏州白话报》，积累了丰富的办报与发行经验，成为后来在上海报业立足站稳的基础。苏州的一批小说家更是借助上海的报刊发表平台获得了广泛的名声，如上海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就向苏州的张秋虫约稿，并于1929年出版了张著的一本百万字的《海底莺花》，给出了将近2000元的稿费。张在苏州写小说，浸淫在苏州的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中，但他的小说却能从上海拿回稿费，不正揭示出苏州文化创意产业与上海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传统的文化产业外，一些新兴的文化产业也不断出现，如苏州的电影业就有明显进步。苏州不但建起大批电影院，而且吸聚很多热情观众，电影市场不断扩大，到了1937年时，苏州已经成为苏南区域的电影产业重镇，这种发达的电影市场吸引着鸳鸯蝴蝶派回苏创业，如徐碧波就回到苏州开办公园电影院，他们把在上海学到的产业运营经验用于苏州的市场开发，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创意产业从业履历和拓展了自己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舞台。
鸳鸯蝴蝶派在青少年时代，就在文化创意产业已有所发展的苏州从事相关活动，所以他们在走向上海时就已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内容不陌生，甚至可以说十分熟悉，苏州为他们将来走向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的对接提供了条件，成为他们最初从事文化创意产业的练兵场。他们往往会把在苏州就从事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搬到”上海，如包天笑到了上海，从事的还是老本行――办报。当他们已经在上海从事文化创意产业活动后，苏州仍然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市场，他们还会回到苏州开拓市场、发展事业，如徐碧波就回到苏州开办影院，推动了当地电影放映事业的进展。
3.使得鸳鸯蝴蝶派在苏州就养成了文化创意消费的习惯。当他们进入上海后，这种从苏州就开始点滴养成的文化消费习惯使他们更容易融入上海的现代环境，并以此为手段，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消费和工作中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苏州不但是鸳鸯蝴蝶派影响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起点，而且也在鸳鸯蝴蝶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推动过程中持续受惠，成为上海之外的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阵地。早期苏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不但体现出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周边影响，而且揭晓出鸳鸯蝴蝶派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阶层的原因：正因苏州有着活跃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氛围，鸳鸯蝴蝶派才受到深层的滋养和广泛的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知识，产生进入文化创意产业的强烈兴趣和欲求，所以会毫不犹豫和驾轻就熟地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里挥洒智慧与投入汗水。
（作者联系地址： 苏州科技大学）
寻觅20世纪中华文化产业的源头
――读李斌《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左图为徐枕亚的小说《玉梨魂》封面 右图为刊登在《申报》上的电影《玉梨魂》的广告（载于《申报》日）2015年11月，扬州广陵书社推出一本新书：《鸳鸯》。我认为，它是一本特殊的史志著述。书名虽称“中国”，背景却是在上海和苏州，而苏州人又占了多数。所以，它论述的内容，主要还是民国苏沪的文化创意产业。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个创作群体，成员多为苏州人。由于价值取向特殊，一直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截至2016年3月，中国知网（CNKI）以“鸳鸯蝴蝶派”为主题的文献，多达1500余条。这还不包括，对他们成员及著作、作品的个案研究成果。这说明，要在鸳鸯蝴蝶派的研究选题上，有所突破，并非易事。但本书作者李斌先生，以此内容申报的课题，连续受到国家及省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使之成为诸多社科基金项目。李斌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引起了一定反响，这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2011年11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从此，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健康、有效、持续发展，便成了中国改革面临的新任务。支撑“文化复兴”战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与源流。所以，文化复兴的终极目标，就是激发人们的文化自觉，推动文化的继往开来。李斌先生将鸳鸯蝴蝶派对文化产业的探索与实践，作为一个突破口，以此总结和勾勒20世纪苏沪文化创意产业的发端与发展，我以为，这不啻是一项学术创新，它对未来中国创意产业的走向，都能起到启迪和示范作用。
该书的研究路径，独辟蹊径，也值得我们关注。作者在“后记”说，“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调整的重要力量。正因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已成为我国重大战略，所以对其历史流脉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①文献梳理后发现，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图景，果然是宏大而壮阔的，它的深度与广度，远超人们的想像，相关研究成果也源源不断问世。截至2016年3月，中国知网（CNKI）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文献，多达9500余篇②；亚马逊图书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题的著作，多达754部③；本书从影视视角切入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之前也出版过类似的著作，比如《中国影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创新研究》 ④。面对这样一个热门选题，想要有所突破，难度可想而知。李斌先生的研究策略，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立足本土资源，遵循扬长避短规律，在学术路径上标新立异。李斌是新苏州人，他的本硕博，都就读于此，对吴文化深度浸染，能够充分领悟与接受苏州文化的精髓。这种积淀有益于课题研究。苏州是一座古城，有2500年漫长历史，其文脉源远流长，滋养和影响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包天笑、周瘦鹃、范烟桥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绝大多数人都是苏州人。李斌将他们当作研究对象，自然如鱼得水。本书形成前，作者曾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范烟桥与中国早期电影》 ⑤《徐碧波与早期中国电影》 ⑥《周瘦鹃〈影戏话〉与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生成》 ⑦《初探民国苏州报纸〈大光明〉广告》 ⑧《徐枕亚及其〈玉梨魂〉电影研究》 ⑨《论吴文化与苏州创意产业发展》 ⑩等，均从寻觅20世纪中华文化产业的源头本土的文化现象中就地取材，以此延伸和辐射其他作家。这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思维方式，可不断拓展学术内容，在课题研究上事半功倍。这项研究也为苏州总结了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成果，可谓花开两面，一举多得。尽管相关成果多如牛毛，丝毫不影响本书在学界的特色与地位。
为了准确研究鸳鸯蝴蝶派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本书刻意凸显了宏大的社会背景，其中有苏州也有上海。这为读者的学术解读，拓展了思维。比如上海，作为民初中国的大都市，为何能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化创意产业的大本营？要探究这个问题，必须从理论与现实两个角度，来寻找文化创意产业生存的合理性。本书探讨这一议题的理论依据，是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查德佛罗里达教授发表的研究报告，《“创意时代”的欧洲》。查德佛罗里达认为，“欧洲创意指数”包含三方面：人才指数、包容性指数和技术指数。人才指数，是指创意人才在整个从业人数中的百分比；技术指数，是指研发、创新和高科技指数；包容性指数，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对反现代或反世俗的价值观的态度。而“3T”理论，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它包括技术、人才和包容度三方面。 k对照这一理论，上海无疑是当时中国的首选地。民初上海最空前的资本，就是能够吸引大量移民与人才，来到这里创业淘金，形成新型上海市民阶层。这是文化创意产业的社会基础。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具有一定资本或技术生存手段，比如城市资产者、产业工人、银行或公司职员、中小商人、拿工薪的专业人员、工程师、律师、医生、会计师、建筑师、记者、编辑、作家、中小学教员、账房、伙计、学徒、小贩、工匠等l。从世界先进技术进入中国的视角看，上海也是第一站，它能影响和改变上海的文化产业形态，使之成为新兴文化产业的发源地。由于引进了现代印刷技术，报刊杂志图书才可快速出版走向市场；由于引进了留声机技术，流行音乐才得以普及并形成产业。以当时上海的戏剧市场为例，沪剧、越剧、评剧、锡剧、甬剧、京剧、昆剧、淮剧、扬剧、苏剧、浦东说书、方言话剧等，之所以在上海广泛传播，影响巨大，正是依靠现代传播技术手段，推动这些流行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使之成为商业文化营销的重要资源。本书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创造产业市场、形成产业氛围、吸引产业人才，远比直接倡导、强行推动产业本身，要有效许多。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论”与“述”在主题阐释中的有机统一。严格地说，本书属于史志类文本，内容表达突出一个“述”字。书名《鸳鸯蝴蝶派与早期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本身就有历史时间的界定，论述的内容，也局限在民初21年间的中国（苏沪）创意文化的起源、分类、发展。但它又不限于史实的介绍，在分类的历史表述中，还不时楔入一些恰到好处的背景介绍、名词解释或意义引申。如同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常常将读者从情节的感性投入中，剥离出来，来换一种理性的思维，看待和分析历史现象。比如第一章“鸳鸯蝴蝶派走向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作者首先诠释了一座城市具有“文化创意”基础的三个条件；接着比较了“文化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之后又对文化创意产业涉及的几个关键词汇，如“创意”“科技”“合作”“跨界”等，逐一做了注解。有了理念与内涵的准确把握，本书主体内容的史述，就会变得畅通许多，受众对学术信息的理解，也会更加通透与疏朗。在专用词语的阐述中，作者的思路常常跨界，从中西方不同的学术领域，借鉴参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比如，解释“创意”一词，作者便受到德国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家熊彼得的论点启发。熊彼得在1912年认为，现代经济创新的关键，在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 m 作者还从陈放、武力的《创意学》一书中，借鉴了有关“创意”的论述； n 引用了学者李世忠《正确理解“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界定理论。李世忠认为，“文化创意产业”之所以与“文化产业”不同，就在于突出文化创意与艺术、技术的融合，“文化产业不向第一、第二产业渗透，而文化创意产业则是把文化与创意，通过艺术与技术的手段，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产业群和更长的产业链。” o 这样的研究成果，可增强本书史述的思想深度，也能解除读者阅读的专业困惑。
本书的信息传播，采用多元并进的方式，使之变得引人入胜。研究民国时代的文化创意产业，不是一件容左图为1924年出品的周瘦鹃编剧的电影《水火鸳鸯》剧照 右图为觅鸳鸯蝴蝶派任职的大中易的事。一是缺乏现成的资料，研究者除了从较多的著述成果中转引有关资料，更需要从汗牛充栋的旧报刊中，去梳理和筛选有用的史料。笔者得知，作者在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常常泡在沪苏两地图书馆，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去查找可供参考的文献。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民初报刊《新闻报》《良友画报》《上海画报》《电影月报》《电影杂志》《银星》《影戏杂志》《开心特刊》《明星特刊》《银星》《电影画报》《紫罗兰电影号》《上海影戏公司特刊》《新小说》《绣像小说》《紫罗兰》，苏州图书馆收藏的民初报刊《大光明》《吴县日报》《苏州明报》，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大中华百合特刊》（1925）、《天一特刊》（7.12），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民初相关史料，都成了作者查阅的对象。科研的前期资料准备，有时要比正式撰写论著更加艰苦。二是资料整理的艰难，旧报刊因印刷技术的局限，字迹常常印得模糊不清，收藏也不可能全面、完整。比如上海图书馆的《新闻报》（）是微缩胶卷，《良友画报》是影印本，会给阅读带来不便。研究者不畏艰难悉心搜求，才能寻到有价值的文字与图片信息。从本书使用的大量论据来看，作者的前期资料筹备，确实投入了相当精力。大量一手史料在论证课题中的运用，使本书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与说服力。不同史料的密集印证，也说明作者对课题的把握，举重若轻而游刃有余，这对于一本研究100年前产业历史的专著来说，十分不易。此外，表格的运用，为本书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便利性，它可让海量而复杂的信息接收，变得一目了然，使读者的文本阅读，更加简化与直观，由此增强阅读兴趣，而不会惮于学术的抽象。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图像化的表达。书中插入不少民国初年的画面，比如与鸳鸯蝴蝶派有关的报刊、影戏、广告、图书等。这些内容，多为当时文化创意产业的成果，它们可以与文字、表格一道，相互印证同一段史实。这么一来，原本学术化的信息传播，就会变得形象生动。它为受众的信息接收，搭建了一个立体可视的传送平台。
本书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终归是一个政策性选题，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对于传统的鸳鸯蝴蝶派研究，它是一个突破，也是入选国家、教育部与江苏等各级社科基金的重要因素。本书由此开掘下去，我认为还可以引申出更多的学术创意。作者对相关史料的认真梳理，本来就是一段鲜活生动的历史景象，它给读者带来的文化信息，远非“产业”这两个字所能涵盖。民国初年的苏沪文人，都是人们景仰的文化精英，他们热爱生活、讲究生存质量。他们活在当时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更无“产业”理念。而是以文化的方式，印证自己对时代的态度，体现着中国文人的群体个性与精神形象。对这种个性和精神的研究，或许更能贴近中华文化的本质。因此读完这本书，我们对作者会有更多期待。
（作者联系地址： 苏州科技大学）
东晋南朝士人所持北音、吴语之交融概说
西晋末期，匈奴刘渊率五部之众举兵反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大批衣冠士族南下，依江、淮之险，在南京重新建立汉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北方士族入南，其文化史之意义不待多言，在方言上却形成一个有趣的现象：侨居外来语与本土方言并行，并成为优势语言，即便吴中大姓亦以操北语为荣。但可想而知，北方士族虽代代传习北语，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吴语的影响，而吴语面对外来语言的冲击，其本身亦有变化。北语与吴语之差异在衣冠南渡之初定然是泾渭分明的，但到南朝后期，二者则呈现交融的态势，北语不纯，吴语亦不纯。
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论述北族南渡后吴语之地位，甚有见地。文章指出，南渡之初，大族虽流行北语，然执政者为调和南北矛盾，团结吴中大夫，亦提倡吴语。（如《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王导即用吴语与刘唇惶福┑媳备罹萁倌辏豢梢桓哦郏渚咛遄疵不褂写徊绞崂怼Ｖ芤涣肌赌铣衬谥髦秩思罢源摺罚ā段航媳背仿奂罚本┐笱С霭嫔1997年版）则从语音角度推测侨旧之同化，由此拈出：“无论侨人、吴人若何努力于保存其固有风习及观念，终难免于互相影响同化。”其举出南朝侨人对楚音鄙视一如西晋之初及梁时对“北语”（此即指北方“伧人”之语，虽经宋梁两代之变化，杂以胡风，亦当与北语差异不大）之鄙视两例而证当时士夫所崇尚之“北语”实为北语与吴音之混合语。此亦卓绝之推论，而待将其置于东晋南朝北音、吴语之变化历程中考量。
除以上两位先生的研究外，关于东晋南朝南北语音之变化的讨论还有很多。如李新魁《近代汉语南北音之大戒》（《中国语言学报》1997年第8期）、许伯明《吴文化概观》（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林亦《百年来的东南方音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鲁国尧《“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望道讲座演讲录：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版）、鲍明炜《南京六朝吴语辨》（顾黔《鲍明炜语言学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上述著作虽都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皆总括六朝，统而论之，颇有吞枣之憾。当然，这也和语言变化缓慢的特点有关，比如东晋到刘宋，虽然是两个朝代，期间南北语未必有大变。然时间一长，比如东晋和梁陈，差异还是明显的。（以朝代而进行语言分期有诸多问题，不妨拟之为一大体时段）故挟愚柄钝，榷而论之，以求教于博雅君子。
若述此题，必于士人南渡前北音、吴语之地位有所了解。
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南北一统。政治与文化中心在东都洛阳，吴人若想在新王朝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屈从于中原文化，从而得到掌控朝政与文化的北方士族的认可。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吴中旧族陆机、陆云、顾荣同时入洛，博取功名。史籍清晰记载了洛阳名士对吴郡陆氏的嘲弄，如羊酪及长柄壶卢之事，这背后体现了北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心理。
姜亮夫云：“中原人士，素轻吴、楚之士，以为亡国之余，其见于《晋书》《世说》《殷芸小说》者至众。”（姜亮夫《陆平原年谱》《姜亮夫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33页）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云：“盖四方之音不同，各操土风，互相非笑，惟以帝王都邑所在，聚四方之人，而通其语言，去泰去甚，便为正音，《颜氏家训》论之已详矣。东汉、魏、晋并都洛阳，风俗语言为天下之准则。”（《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版，932页）
所以，当时的雅音即是以洛阳话为宗的北音，吴语则受到轻蔑。
陆云《与兄平原书》谓：“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须作文，为思昔所识文，乃视兄作诔，又令结使说音耳。”《文心雕龙?声律》云：“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都是对陆氏作文用吴语的批评。《世说新语?豪爽》篇说王敦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也是这个意思。
中 原 陆 沉 ， 衣 冠 南 渡 ， 世 家 大 族 渡 江 者 十 有七八。（见《晋书?王导传》 ）东晋初年为江南语言转变之契机，兹先言过江之北土士人：
北土侨居者初到吴地，高标自持，以北音为正统而不改吴语，然因沟通之需要，入乡随俗，不免略知吴语，偶然使用，且北方高族为调和南北之矛盾，笼络江南士族，亦以操吴语为亲近之法。《世说新语?排调》：
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此条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述东晋王导之功业》皆有论述，不赘。高族虽偶沾吴语，然其平日所持，自为未过江前所操之中原北音。此种北音未受杂染，极为纯正。若其吴语，道听途说，苟有其形，不可谓真吴语也。
吴中士人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东吴瓦解后，衣冠南渡之前，吴人中己有效仿中原文化者。余者之态度可分为两类：一对北人文化语言极为排斥，坚守吴语，若葛洪。观其所著《抱朴子》，于北人学术、风尚皆大为不满。二为倾慕中原士族，而渐渐为北人同化。如《抱朴子》云：“乃有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既不能便良，似可耻可笑。所谓不得邯郸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之二十六，中华书局1991年版，12页）以上是东晋初年江东士夫语言的总体状貌。
当过江者逐渐老去，在江东生长的“北人”虽被目为中原传统士族，但自幼浸于吴声之中，借用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儿童语言习得的理论（CriticalPeriod Hypothesis），我们很容易想象到东晋中期北人的语言特点。尽管家传与聚居（周一良指出北土高门士族有聚居地）使得他们依旧有持北语的语言环境，但受吴语的影响较之父辈来说大得多。胡德宝说：“东晋中期以后，侨人使用吴语应该是相当纯熟了。他们已经可以模仿江南民间流行的吴歌进行创作。”孙绰曾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此外，还有王献之作《桃叶歌》，王Q作《长史变歌》。（胡德宝《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北大史学》2009年第14辑）
《世说新语?轻诋》云：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支公讥王氏兄弟唤“鸟语”，即谓他们不发雅音。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按此为“讥王氏兄弟作吴语耳”。王氏兄弟此时聚言吴语已与其先辈王导有目的性地偶作吴语不同，乃是一种习惯使然。
虽然侨居北人已然习得吴语，但他们仍然目吴语为下等鄙语。如司马道子“尝集朝士，置酒于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晋书》卷八十四《王恭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2184页）《北堂书钞》卷五九引《晋中兴书?太原王录》作“尚书令谢石为吴歌。”可知“委巷之歌”即是“吴歌”。谢石“因醉”方敢为吴歌，而王恭正色斥责谢石。由此而见吴语之地位。
而北方士族代代相传的北语至此则不再纯正。
《世说新语?雅量篇》云：
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
刘孝标注引《文章志》云：“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洛生咏本为洛阳普通之官话，而谢安身为北土旧族，自当习得。然此谓其以“少有鼻疾，语音浊”之特殊生理条件才擅长，于是知其时所传北音渐失其真。余氏于《世说新语笺疏》“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条下论曰：“东晋士大夫侨居久，又与吴中士庶应接，自不免杂以吴音，况其子孙生长江南，习其风土，则其所操北语必不能尽与洛下相同。盖不纯北，亦不纯南，自成为一种建康语。”可参。
南人虽有追尚洛音者，亦有轻蔑之声。《世说新语?轻诋》云：“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顾氏为吴中旧族，其心态与葛洪相同。
寒人特起，刘宋建立。此时距衣冠南渡已有百年。语言之大变即是吴中旧族基本皆操北语，所持吴语不变者寥寥。
《宋书》卷八十一《丘Y之传》云：“先是，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中华书局1974年版，2078页）其点明他们吴语不变，则余者皆变可知。宋时对于吴语的鄙夷已成为公论，无论南北。
《宋书?长沙景王道怜传》：“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 卷五十一，1462 页）
《宋书?庾悦传》：“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卷五十二，1506页）
所谓“楚音”即指江东旧音，与“雅道风流”显然没有什么关系。南齐承宋，吴语之地位一如前时。《南齐书》卷二十六《王敬则传》云：“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危拱傍遑，略不尝坐，接士庶皆吴语，而殷勤周悉。”（中华书局1972年版，484页）《南齐书》言王敬则“不以富贵自遇”，而举“接士庶皆吴语”之事，盖谓其不自持身份，特以北音而作姿态耳。
再举吴人尚洛音之证。《南齐书》卷四一《张融传》载：
广越嶂峻，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721页）
此时张融已经没有了东晋中期顾恺之嘲笑洛生咏的意愿，反而临难作洛音并藉此得以保命。周一良说：“知宋齐南士贵达者多弃其吴语，易言之，即求贵达必先与侨人士大夫同流一气，虽语音末节，亦相模仿。”（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见《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8页）犹是知宋齐时的情况较东晋为简单，大部分士人皆操“北语”（以下言宋后之不纯北语皆加引号，以示区别）不分南北。但有两点需要言明。一、此时为士人普遍操持之北语已然不纯，乃杂合吴音之“北语”。周一良言此为北语与吴音之混合语，良有以也。二、上层士族多操“北语”，下等庶族多用吴语，此现象及原因有多家论述，不赘。惟一可论者为此非下等庶族不尚洛音，乃其家世、身份不与洛音相符，其接触者多为吴中平民，自然不能以洛音与之交谈，其有无高门之家传言教，故而不易也没有必要熟习北音。
鲁国尧在《“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中指出：
“到了南北朝后期，即梁与北齐、北周鼎峙时，中国已形成了两个通语，黄河流域以洛阳话为标准，而江淮地区则以金陵话为标准。《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帝王都邑’的语言具有权威性：‘独金陵与洛下耳’。”（鲁国尧《“颜之推谜题”与南北朝语言和方言》，见《望道讲座演讲录：复旦大学中文学科发展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51页）
梁陈之时，“北音”已成为当时之真正官话，亦如南渡之前北音在洛阳之地位。只是此“北音”已非彼“北音”。（见上节）《梁书》卷四十二《卢广传》云：
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中华书局1973年版，678页）
《陈书》卷十《周铁虎传》：
周铁虎，不知何许人也，梁世南渡，语音伧重。（中华书局1972年版，169页）
按，梁陈时目北来人语为伧音，盖有两端。一为五胡乱华日久，北语已沾染胡气，故不似正统北音之纯正，然北音之变化未必有如是之大。更为主要的是第二端：南朝人所讲“北语”亦非正音，乃杂糅吴语之北音。二者全非，故差异始见。
唐人张籍有诗云：“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永嘉行》）此所谓“晋语”，即指北语而言。文学的想象与概括总易将问题简单化。当千载之下的读者涵咏此句时，可能未必会意识到，在原初的文化语境中，“晋语”二字竟有复杂的意涵。
（作者联系地址：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文学院）
阴晴不定黄梅天 抱个“竹夫人”好入眠
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里，撑把古老的油纸伞，最应该找个水边的茶馆，邀二三知己一起泡上一壶碧螺春，有一句没一句说些曾经往昔，看看水岸边的绿叶在雨水里分外干净的模样，红红粉粉紫紫的小花在旧房子的木窗边开得烂漫，听着瓦当滴下淅淅沥沥的雨声，如泣如诉，不由得低吟――“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浩腕凝霜雪。”的那份画般的诗歌。或者一个花伞在石板路上轻轻地飘过，想起戴望舒的那首著名的《雨巷》，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或者就在你的想象里翩然而至呢。最喜欢对着雨天吟诵那首宋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样的天气最适宜于怀旧或者想念，手里一本叶嘉莹的宋词解读，在摇椅上慢慢地吟看，慢慢地在午后的茶香里换得浮生半日的闲情，人生于此眼缘乎人缘乎城缘乎都轻轻放下了……
旧时苏州人喝茶很讲究的，一般的市民泡茶用的水取自胥门外的胥江水，苏州城里老虎灶上的水就是专门取自胥江，然后雇人挑到老虎灶上，讲究的文人或者茶客喝茶最喜用天落水，收集此水的装置叫净落，下雨时，雨水通过净落管流到坛子里，且有开关装置，初雨有尘不要，要等到屋面已被雨水洗干净后，才打开开关，让雨水流到坛子里，特别是每年五月黄梅季节，收蓄雨水，以其甘滑胜山泉，嗜茶者视为珍品，称之梅水。清人徐士宏在他的《吴中竹枝词》曾经这样写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熏蒸润绿苔。瓷瓮竟装天雨水，烹茶时候客初来。”
梅雨天，一会儿窗外雨潺潺，一会儿是晴天大太阳，湿热蒸腾，让人生出窒息的感觉，路边的石头上、老房子的院子角落青苔悄悄地发起绿来，这个时候，苏州的老屋里会有些“霉蒸气”冒出来，苏州人会用苍术、白芷、大S、芸香之物燃香，以辟毒祛霉蒸气。而芸香这味植物特有的香味有杀虫效果，可用来驱蝇，所以古人多用来放在书橱里，防止蠹虫啃咬书籍字画。旧俗，苏州妇女有买茉莉花戴发鬓，老屋里一阵阵茉莉的清芬飘荡起来，人也仿佛神清气爽起来了，这也算是红袖添香的一种吧。
苏州人黄梅天要“适宜”地度过，焚香戴花外，还有充分利用竹子制造各种器物，如竹席、竹夫人、竹塌……民间还把这些竹制品分成两大类，即“竹肉制品”如竹笛、竹床、竹椅、竹橱、竹筷、竹席等；还有“竹皮制品”又称“竹篾制品”如竹篮、竹篓、竹扇和竹夫人，特别是竹夫人，今天的人们大都没见过也没听过，在古时候却是炎夏一大纳凉用品，江南苦夏尤不可缺。据考证，“竹夫人”一词出现在宋朝，在记载当时汴京繁华的《梦粱录》“诸色杂货”里，有“枕头、豆袋、竹夫人、懒架。”的罗列，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诗里即有：“留我同行木上座，赠君无语竹夫人。”其实，早在唐朝时诗人陆龟蒙就有《竹夹膝诗》里提到的“ oY”大约也是指竹夫人，其诗道：“截得oY冷似龙，翠光横在暑天中。堪临竹簟闲凭月，好向松窗卧歧风。”据清人高士奇《天禄识余》里考证，认为竹夹膝即时“竹夫人”，在北宋黄庭坚的《山谷集》里也曾这样写道：“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背休膝，似非夫人之职，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长，故易名青奴耳。”这里说的“憩背休膝”和陆龟蒙的“竹夹膝”异词同物，只不过黄庭坚又为她取了个新名字――青奴而已。杨万里在他的《诚斋集?竹床》中有句：“已制青奴一壁寒，更w绿玉两头安。”所以竹夫人在宋时即有此称呼了，而且当时的文人还送她一个“青奴”的别称。黄庭坚还有《竹夫人》诗传世，其诗云：“ 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虽无红袖添香夜读书之欢，然青奴伴眠亦是人间乐事。元人杨铁崖还有一篇短文《抱节君传》专写竹夫人，称之“抱节君”。清时“竹夫人”成了街市消夏价廉物美的的寻常市物了，民间夏天的“宠物”，顾禄《清嘉录》里说三伏天苏州街市“什物则有蕉扇、苎巾、麻布、蒲鞋、草席、竹夫人、藤枕之类。沿门担供不绝。” 枕着竹席抱着竹夫人，“最忆纱橱凉梦醒，浑身肉影大如钱。”
竹夫人通常有竹制和藤制的两种，犹以竹制为多，用光滑精细的竹皮编织成圆形中空、周围有洞的竹笼，笼长约五尺，直径五六寸，或用整段竹节只在筒皮上打些孔眼，形成空气对流而通风散热。炎夏抱之入眠，或手脚间夹个玲珑多孔的竹夫人，根据“弄堂穿风”的原理，空气流通，竹篾生凉，即使出汗也被铺着的竹席和抱着的竹夫人所吸收，讲究的人家，还在竹笼里放些薄荷、栀子花、茉莉花等香草鲜花，让苦夏的眠梦也带有几缕香芬甜美。所以人们又称竹夫人“百花娘子”。立秋后，竹席卷起塞入竹夫人肚中，既不会压扁竹夫人，也不会弄折了竹席，所以，旧时往往卖竹席的地方又兼卖竹夫人，她们俩成了炎夏消暑的最佳搭档。南宋陆游《初夏幽居》诗里咏唱的雅致有趣，其诗云：“虚堂一幅接篱巾，竹树森疏夏令新。瓶竭重招曲道士，床空新聘竹夫人。寒龟不食犹能寿，弊帚何施亦自珍。枕蕈北窗宁有厌，小山终日对嶙峋。”
明朝苏州文人冯梦龙才气冲天，他采用当时流传在苏州一带的山歌，描写了竹夫人前世今生的遭遇，歌中用拟人化的手法和一口纯正的苏白历历数落着从青纯绿竹到被制成竹笼，小贩沿街担卖，到夏日里和主人“相偎竹肉竟难分”的枕席之爱，到秋凉时被抛弃的过程，十分生动有趣，歌中唱到：“做人弗要像之竹夫人，受只多少炎凉自在心，硬子骨头开子眼，看我人情势败像秋云。……增钱买我家去，放我来红纱帐子里安身。拿子我恩恩爱爱，勾子我殷殷勤勤。拿子我汗弗离身，勾子我手弗离颈，指望百年同道老，榔咴缕吡⑶镏眨绮ǖ笔逼穑衲钊菀仔耍　簧渖湮依疵鸥舐淅铮圩游衣砀雠癯尽郎细ナ怯凶忧锒薮合模愦罡銎鸬檬比诵菪ξ沂比耍　贝烁枰シ泶淌捞琢梗舱绶朊瘟谒摹队魇烂餮浴防锼担汗湃私峤晃┙嵝模袢私峤晃┙崦妗＝嵝目梢酝郎崦婺强肮财都＜堑迷诓苎┣鄣摹逗炻ッ巍防铮卧灾穹蛉宋 制 作 了 一 则 灯谜――“有眼无珠腹内空，荷花出土喜相逢，梧桐落叶分别去，恩爱夫妻不 到 冬。”每 每 读到这儿，总为作者在 此 隐 含 着 宝 钗与 宝 玉 因 缘 不 到头的预兆，暗暗怜惜起薛宝钗不幸的命运安排了。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博物馆民俗部）
北方地冷无南果，最恨杨梅未得尝。极目杭山涎欲下，移家聚坞未能忘。若论带雨千金直，谁为和羹万里将。此日吾乡真不恶，红盐紫颗贮盈筐。
这是明朝嘉靖年间，卢襄（吴县人，历任兵部主事、陕西参政等）写的一首《忆聚坞杨梅》诗：初夏时节，在北方为官的诗人追忆曾经移家光福，在潭东聚坞品尝杨梅的难忘而美好岁月，由衷地表达了思念故乡的深深之情。
苏州太湖之滨的光福是苏州花果之乡，有梅花、桂花，还是江南重要的杨梅产地。光福种植杨梅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已经闻名江南，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 ～ 983）的《太平寰宇记》就有记载，云：“杨梅，出光福山铜坑者为第一。”明朝王鏊《姑苏志》、杨循吉《吴邑志》也记载道：“杨梅为吴中名品，味不减闽之荔枝，出光福山铜坑第一，聚坞次之。”光福杨梅可与福建荔枝相媲美，是苏州最著名的名优特产之一，曾被列为贡品。
光福杨梅种植主要分布于铜坑、聚坞、窑上等地，尤以铜坑、聚坞为佳。光福果农曾从浙江苕溪（吴兴别称）等地引种优良品种，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载：“吴中杨梅种类甚多，名大叶者最早熟，味甚佳；次则卞山，本出苕溪，移植光福山中尤胜；又次为青蒂、白蒂，及大小松子，此外味皆不及。”光福杨梅有 20 多个品种，其中“甜山”杨梅颗大核小，汁多味甜，鲜美可口，开胃生津，备受士大夫、文人墨客的喜爱和青睐。明成化十四年 (1478) 五月，苏州状元吴宽曾特地买舟赴光福尝鲜，赋诗云：“新春已负雪湖梅，却为杨家果特来。落日酒船山色里，水南人道画中回。”“铜坑山下遍杨梅，曲径人从树杪来。共爱石桥凉似水，湖梢未放酒船回。”他还说“光福杨梅今正熟，冰盘归荐鹤头丹”，称赞光福杨梅颗大，色如鹤丹。日本昆仑堂藏有著名画家沈周的《观物之生蔬果册》，其中有《光福杨梅》图，吴宽题诗云“五月果初熟，枝头鹤顶丹。欲知甘冷好，千颗荐冰盘。”沈周在《题光福画卷》中写有“霜前桔柚万色黄 , 雨后杨梅千树紫”诗句。唐伯虎诗云“四月清和雨乍晴，杨梅满树火珠明”。诗人王醇《光福杨梅》诗云：“仙露凝寒深紫痕，谁家最美在云根。乱收色但随鲜市，晚熟甘才异别村。病客心耽将去郭，筠筐日馈不离门。高眠似了山僧约，碧岫无劳几期昏。”光福杨梅曾被人们作为赠送亲朋宾客的佳果，“筠筐日馈不离门”。
初夏杨梅上市时节，文人骚客纷纷前往光福品尝杨梅，犹如初春邓尉探梅、夏天西湖赏荷一样，成为一个热闹而繁忙的时令旅游项目，曾被列为江南“胜游佳境”之一。明末宰相朱国桢在《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七）中写道：“江南花木胜游，梅时玄墓，菊时娄江，桃华时蟠螭，芙蓉时西湖，术时菁山葛仙井，杨梅时光福，樱桃时北固山。”苏州文人文震亨对光福杨梅称赞有加，他在《长物志》（卷十一）“蔬果”类中说道：
杨梅，吴中佳果，与荔枝并擅高名，各不相下，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盘盛之，色与漆等，一斤仅二十枚，真奇味也。生当暑中，不堪涉远。吴中好事者或以轻桡邮置，或买舟就食。出他山者味酸，色亦不紫。有以烧酒浸者，色不变而味淡。蜜渍者，色味俱恶。
光 福 杨 梅 与 荔 枝 一 样 享 有 美 名，个 大（“一 斤 仅二十枚”），味美（“真奇味”），果农善于营销，精心包装（“以漆盘盛之”），而记载了杨梅时节苏州城里达官显贵、墨客骚人争相品尝（“或以轻桡邮置，或买舟就食”）的盛况。
杨梅有紫、红、白等色，而白杨梅尤珍稀，称为“圣僧”。清初，武进文人董文骥特别喜欢光福杨梅，写下“光福山家山是田，杨梅熟后不论钱”等诗歌，有一年杨梅时节，他特地率全家祖孙三代八口人从常州来到光福吃杨梅，并一口气写下《放 船 光 福挈家人吃杨梅 口 号》诗 十 四首。 葛一 龙 诗云 ：“ 入荐推卢橘，论交可荔枝。墨 云 涂 一 色，朱火郁三时。西子坞中好，邓尉山北迟。空教冰碗对，转渴故人思。”与卢橘一样荐为贡品，而论美味公认可与荔枝媲美。杨萦小堆蠲反省啡酌栊垂飧Ｑ蠲罚湟辉疲骸敖霞压蠲罚蝗招氤⒁话倩亍Ｒ湮羯硐心芊⑿耍蔫肷嚼础！ 诗人以为光福杨梅是江南数一数二的佳果，因而“一日须尝一百回”，曾经多次与僧人鼓棹而来，足见其对光福杨梅的嗜好。其二云：“铜坑珠坞科头去，红烂杨梅如蜜甜。野店山房随意坐，盘中不用水晶盐。”从“如蜜甜”三字，足见光福杨梅品质之优。其三云：“绿叶青枝弱不胜，垂红缀碧树层层。堆盘火齐寻容易，何处空山有圣僧。”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更有难得珍稀的“圣僧”白杨梅。
清末道光、咸丰间，苏州潘遵祁隐居光福山中，筑有“香雪草堂”，他对光福杨梅特别喜欢，情有独钟，曾有《山中食杨梅》诗写道：
杨梅五月夸吾吴，铜坑之产天下无。昔人并称南海荔，却笑曾被红尘驱。九重之尊不可致，何况商贾空趑趄。山中老圃擅口福，长夏灌漱如醍醐。甘鲜云液绝比拟，色味隔宿回悬殊。美人但堪玩深闼，杰士直欲韬名区。年年野航趁风日，复以~车盛以芦。坐令入市凡果伍，颗颗尚荐豪家厨。点盐俊味诧远客，调冰清宴追狂奴。岂知山村绿树合，青露乍滴红灵珠。药炉茗碗悉屏弃，丹丸一咽烦疴除。安山之西结茅住，筠筐日馈疑输租。近来百为与世左，犹幸此计殊非疏。
在诗人眼里，铜坑杨梅是天下独一无二的佳果珍品，因此昔人将它与南海荔枝媲美并称；铜坑杨梅珍稀名贵，“九重之尊”也很难吃到，更何况一般商贾呢，他们是既想又不敢想，只能是空惆怅；山里的果农口福真好，“长夏灌漱如 醍 醐”，让 人 心 生 羡 慕。诗人更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诉世人，吃了这里的杨梅不仅可以抛弃所有的药炉茗碗，而且还 可 以 消 除 人 生 的烦恼和医治身上的沉疴，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联系地址：苏州日报社）
从板浦盐场至台北盐场――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贡献卓著的盐场
现今，许多人甚至包括连云港市的大部分人，他们只知道台北盐场，或只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板浦盐场，却不知道台北盐场和板浦盐场的传承关系。说到底，台北盐场原名就叫板浦盐场，板浦盐场新中国成立后才改名叫台北盐场。板浦盐场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北蒲盐场，板浦盐场在北宋时即见著文字，均说明它是连云港市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曾经与中正场、台南场的分蘖，与浣渎场、徐渎场的合并，但只有板浦场寿命最长。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从海水煮盐实现滩地晒盐，从季节性晒盐变为常年塑苫晒盐，再到矿盐卤水制盐，成为中国海盐生产实现三大技术革命的发生地，为中国海盐生产作出了卓著的贡献。现对这样一座赫赫有名的盐场介绍如下：
一、场名的演变
板浦盐场场名，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时间是北宋天圣元年（1023）。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连云港市境内于北宋天圣元年设板浦、惠泽、洛要三盐场。位于现赣榆区沙河一带的洛要盐场于南宋绍五年（1194）废除，位于现灌南张店一带的惠泽盐场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裁废，均不复存在。其后有临洪场、兴庄场、临兴场、莞渎场、徐渎场、中正场、济南场等盐场不断兴废，唯独板浦场虽经分分合合，但一直沿用板浦盐场之名。到民国 15 年（1926），陇海铁路修到大浦，设立大浦火车站，板浦场署由板浦移驻大浦。板浦盐场仍未改名。民国 22 年（1933）由于板浦场在猴嘴修建官坨落成，板浦盐场署由大浦迁移至猴嘴。民国二十八年（1939）三月场区陷落。民国二十七年（1938）淮北盐务管理局西移汉口，改板浦场署为板浦办事处。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在新浦成立淮海区盐务管理局，改板浦办事处为板浦场务所。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民国政府接收板浦场，恢复板浦场公署名称。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七日场区全境解放。中共华中局工作委员会和行政办事处决定，因板浦场位云台山北端，改板浦场为台北场，中正场因 1945 年国共两党接收日产时，共产党接收了中正场的东半部，后称方洋场，再后称徐圩盐场；国民党接收了中正场的西半部，至 1948 年国民党逃亡后，中正场东西两部分已成两个实体。因西半部位于云台山之南，相对于台北盐场，而称台南盐场。
台北盐场的名称一直使用至今。由此可见，台北盐场是由板浦盐场改名而来。
二、悠久的历史
《宋史?食货志》明确记载宋代海州境内有三大盐场：即板浦、惠泽、洛要。洛要盐场在今赣榆区沙河镇（古称洛要镇）一带，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被废除。位于今灌南县张店镇一带的惠泽盐场，也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废除，并入板浦盐场，因此板浦盐场成了海州境内志书最早记载的三座盐场中寿命最长的一座盐场。南宋绍熙五年（1194）洛要盐场废除后，于岗埠农场、黄川、浦南一带新建临洪盐场。
元元贞元年（1295）现灌南县新安镇花园乡一带建莞渎盐场。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云台山周围设徐渎场。
明正德七年（1512）在现赣榆区墩尚镇以东设兴庄盐场，至此时海州境内有板浦、临洪、莞渎、徐渎、兴庄 5 座盐场。
清康熙十七年（1678）徐渎场并入板浦场。
清雍正年间，莞渎场裁废，亦并入板浦场。此时的板浦场产区在东陬山至朐山这一辽阔地带。
清雍正六年（1728），临洪场与兴庄场合并为临兴场。清乾隆元年（1736），将板浦场的中正、东大、小浦、东辛 4 疃划出，成立中正盐场。清嘉庆五年（1800），海州境内有板浦、临兴、中正三场。
清道光三十年（1850），因海势东移，滩地移至东陬山、蒿子头一带。光绪年间中正、小浦、东大及东辛 4 疃报废，新开大张圩、宣口圩、陶圩、兴隆圩、大端圩、六路圩、西方圩、西临圩、乔圩、朱头圩、沈二圩、老唐圩、丁圩、大陈圩、刘二圩、大板跳、小板跳和刘圩。
民国元年（1912），大德、大源、大阜、大有晋、公济、裕通、庆日新七大公司共同成立济南盐场。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一月七日盐场全部解放。淮北盐务管理局成立，于 1948 年 12 月对盐场重新区划，建立六大制盐场，即改板浦盐场为台北盐场，中正盐场西半部为台南盐场，中正盐场东半部为方洋场，后改为徐圩盐场。划济南场灌河以北的大阜、大德、公济、大有的一部分成立灌东盐场及新滩盐场。临兴盐场改称青口盐场。1958 年 12 月底，淮北盐务管理局将上述盐场下放给地方。台北盐场、台南盐场、徐圩盐场属新海连市，灌西盐场属灌云县，灌河以南盐场属盐城市，青口盐场属赣榆县。直到目前连云港市境内盐场仍称台北盐场，台南盐场、徐圩盐场、青口盐场和灌西盐场。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从板浦盐场到台北盐场，可以说是连云港市境内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最长的盐场。除此以外，板浦盐场的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据东汉熹平元年（172）东海相满君立于孔望山《东海庙碑》记载：朐山“源濒海盐……民赖其利”。说明当时朐地“当已设官司盐”。又据东海县尹湾村出土的西汉晚期汉墓木牍 1-23 版记载：“伊芦盐官吏员 30 人……，北蒲盐官吏 26 人…… ；郁州盐官吏 26 人……”。由此可见，当时连云港市境内有伊芦、北蒲、郁州三盐场。在这三盐场中，北蒲盐场应该就是板浦盐场。
板浦地名的由来也与盐有关。据说，这块靠近海边的产盐滩地中间有一条南北向流淌的小河，灶户为了交通便利，在河上架桥，低洼之处以苍梧板铺垫以利通行，因而人们就把这个地方称为板铺。日久天长，由于濒临河流入海口，人们就称此处为板浦。汉墓木牍上记载此处为北蒲。从板浦产盐与吴王刘濞联系起来考虑：吴语方言与北方官话比较，北蒲与板浦读音相同。这样一来，汉墓木牍记载的北蒲就是指板浦，那么，板浦盐场的名称就近两千年。如此悠久的一个海盐盐场历史，这在江苏省是独一无二的，恐怕在全国也没有出其右者。由此可见台北盐场的悠久历史。
三、贡献卓著
从板浦盐场到台北盐场，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造了许多载入史册的辉煌佳绩，为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
1. 完成了海盐生产三次重大技术革命
海盐生产经历了四次重大技术革命。第一次由自然摄取盐份变为煮海为盐。中国最早煮海为盐的灶址现存于赣榆、日照的交界处。第二次是将煮盐改为滩晒盐。这一变革发生于明成化三年（1467）。原海西县的西海所镇守使丁德兴之侄丁永到板浦任盐业督办，在板浦场太平埝始改煮盐为晒盐。第三次技术革命是改一年两晒（春晒、秋晒）为塑苫全年晒盐，实现产量翻倍。1972 年，台北盐场海滨二区原三组 12 号滩建成中国第一块平塑结合塑苫地进行浮卷法收放塑苫布作业，开创了“浑水制卤，浑卤结晶，新卤结晶，长期结晶的生产新工艺。第四次技术革命发生在 2005 年 12 月 30 日，台北盐场制定矿卤滩晒原盐项目建议书，2005 年 5 月 8 日在海滨工区开始项目试验，并获成功。从而完成了矿卤塑苫滩晒全年生产工艺的技术突破，并被推广应用，成为当前海盐生产最高产、最先进的生产技术”。
2. 生产出了中国海盐最高品牌的产品
海盐因粒大、色暗、干燥等特点，而被世人青睐。但因为滩晒作业，难免存在色白、泥土杂质高等致命弱点。就此 , 台北盐场职工注重生产工艺，狠抓产品质量，终于在 1988 年 12 月以其产品作为淮盐的代表参加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并获金奖，这首开中国淮盐品质先河。为此，台北盐场获江苏省盐业公司特等奖。
3. 带动了多座城镇昌盛
板浦盐场在淮盐生产中历来具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人所共知的。千百年来，随着海岸线的不断变化，板浦盐场的场区也在不断变化。每变动一处，就塑造了一座新的城镇。古人云：“因利所以聚人，因人所以成邑”。板浦盐场所经过的地域便塑造了一批历史名镇。
淮北盐都――板浦
从西汉末年的北蒲盐场到北宋天圣元年（1023）的板浦盐场。至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淮盐生产的淮安分司迁到板浦建立分司署并更名为海州分司。更到民国二十年（1931）两淮盐运公署从扬州移驻板浦，使板浦达到了顶盛时期，成为中国的淮北盐都。当时的板浦镇驻有济南七公司驻朐办事处，有湘鄂赣皖四岸公所等，还有两淮盐运公署下设 91 处盐场办事处，板浦镇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盐务机关，加之板浦，中正两场垣商多居于此，盐业经济带动了中国、中央、上海、商业、江苏、交通、厚康等诸多银行在此广设分所，并有典当，银楼钱庄 15 家，保险公司8 家。马路两侧店面衔接不断，商贾川流不息。酒楼、茶馆、澡堂、妓院等场所人声鼎沸，使这座淮北盐都名扬苏、鲁、皖，被称为“小上海”。
苏北名城――新浦。
连云港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地新浦的兴建，源自于盐业内河运输的需要。1862 年，新浦运盐码头设在前河（今市化街）。由于此地位于南北要冲的特殊位置，更加之以后大浦港埠兴起和陇海铁路展筑，新浦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消费性小商埠。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片热土上粮行、货栈、商会、盐号、浴池、旅馆、戏院等应运而生，计有 13 个行业，经营业主 400 多家。河岸上人来人往，河面上帆樯如林；海昌青楼，妖声嘤嘤；临河店主揽客招呼声，扛包人的号子声，赶牲口的吆喝声，独轮车的吱呀声，唱小戏的胡琴声，耍把戏的锣鼓声，甚至叫卖、打架的嘈杂声，交杂在一起，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井风俗画。形成了海属地区商业交通的中心，江苏省东北部的繁盛之地，民众戏称其为“二上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城市就这样孕育而成。建国后一直为淮北盐务中心，直至现在连云港市区中心，新浦无不深刻地烙有盐文化的印痕，由此也构成了新浦城市发展史的独特内容。
因盐盛衰的大浦。
大浦的兴衰与淮盐集散密切相关。清乾隆十五年（1750）后，海潮后退，大浦始有居民在这里建滩晒盐，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为盐业及其他物资运输，大浦以胶海州关的名义自行开放，大大地促进了淮北原盐的运输及销售。1926 年陇海铁路修到大浦，建大浦火车站，为运盐专线用。是年板浦盐场也由板浦北的大平埝迁至大浦。板浦坦商集资建成大浦盐坨，盐船由大平埝驳盐河、张跳开支河直达大浦火车站。1926 年大浦坨销盐 26.96 万吨。由于大浦港的扩大，大浦有商行 18 家，旅社 9 家，可谓是四方商贾云集，徽腔楚调杂陈。那时的大浦可谓是个繁荣之地
1927 年 临 洪 河 逐 渐 淤 积，1930
年发生日本“白鹤丸”轮在临洪口搁浅沉没。1933 年板浦盐场署迁到猴嘴，由此大浦开始萧条衰落。
因盐而盛的猴嘴。
1930 年以前，猴嘴还是一片沟壑纵横，杂草丛生的海滩，民国二十年（1931），武、沈两家把猴嘴土地卖给陇海铁路局。陇海铁路局为了招揽铁路货源，将其后建设盐坨的 600 亩土地奉送给淮北盐务管理局，这时由于盐业兴盛及盐坨兴建，板浦及大浦迁来 10 来户人家，猴嘴始有居民定居。民国二十二年（1933）猴嘴盐坨建成，专线火车开通，淮盐开始用火车运输，由此猴嘴成了盐运重地。加之板浦场署由大浦迁至猴嘴，猴嘴由此很快兴盛起来。
猴嘴建坨以后，坨里有两条铁路，14 个段位，可储原盐 12 万吨。运盐船在坨内盐河中来往，在坨房停靠卸盐上廪，热闹非凡。火车如条条空肚子的巨龙，在坨里，喘着粗气，冒着白烟，车厢里装满淮盐，长鸣一声离去，可谓生气勃勃。当年不少人又把猴嘴称作苏北“盐都”。
抗战中猴嘴被日寇占领。1945 年抗战胜利，国民党盐务机关继续使用盐坨。1948 年 11 月 7 日板浦盐场解放。11 月 21 日中共华中局和华中局行政办事处决定，将板浦盐场改称台北盐场。1953 年设猴嘴镇。1958 年盐区区政府设猴嘴镇，猴嘴成为盐区，云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3 年猴嘴镇改为猴嘴街道办事处，2005 年连云港市市政建设提出“一心三极”战略设想，三极为新海地区，连云地区和青口地区，一心即猴嘴地区，从而使猴嘴街道办事处成为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区。
4. 为连云港市的城市发展提供了辽阔的土地资源。
台北盐场一直属省淮北盐业公司管辖。随着盐业生产技艺的改变，盐用土地逐步调整减少，转为发展种植、养殖业。随着连云港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城市建设，特别是临港产业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省委省政府于 2007 年 6 月 24 日发文，决定将江苏省淮北盐业公司所属金桥盐业公司整建制地移交连云港市管理；因此，台北盐场一并也划归连云港市。这样一来，连云港市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就可将总面积 40km2 的台北盐场纳入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在台北盐场这块土地上崛起了连云新城、发展了连云港临港产业区，连云港市开发区许多新开工的企业都在原来的台北盐场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台北盐场也在调整自身产业结构过程中，开发建设了许多新企业，由此可见，台北盐场为连云港市城市发展、经济转型提供辽阔的土地资源，为连云港市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历史将永记台北盐场的功绩。
（作者联系地址：连云港市老科协）
海门夏季农谚
◎ 李元冲整理
三月立夏种花勿算早（花：指棉花），四月立夏种花勿等草（草：指绿肥，即使绿肥并不茂密也不要再等了，赶快种棉）。
立夏三朝裸麦香（立夏节三天内元麦扬花飘香。裸麦：元麦），小满三朝枷头响（小满可以收割脱粒了。枷：一种麦秸脱粒的工具）。
立夏西北风，小麦要撞钟（指小麦籽粒粗壮，可敲钟）。立夏到，蚕豆炒（蚕豆可以吃了），梅子吃得光光叫（梅子也可以吃了）。
小满在初（指月初），麦收勿富（勿富：喻没有好收成）。小满在中腰（指月中），一个麦捆两人挑（喻收成好）。好蚕勿吃小满叶（小满前蚕已吐丝作茧，如还在吃桑叶，定是多病、茧薄之蚕）。
吹过小满风，草籽好留种（草籽：指草本蔬菜种子）。芒种芒种，样样要种，一样勿种，秋后落空。芒种插秧田赶天（整理土地作好插秧准备），夏至插秧时赶时（抢时间）。
雨打黄梅头，四十五日无日头（通常农历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梅雨季节，芒种后第一个丙日――黄梅头――开始入梅，小暑后第一个未日出梅）。
五月十三青杠（晴天），床底下摸蚌（喻水灾）。
夏至来，把秧栽；夏至呒得苗，来年要抱瓢（抱瓢：乞讨要饭的意思）。
夏至三朝知了叫，耕地有三好：虫死、草死、土变好。夏至棉田草，胜似毒蛇咬。
正要日长，夏至一碰（夏至以后开始日短）。
头时棉花二时豆，三时种赤豆（夏至在农业气象上谓之夏令交“时”之日。自夏至日开始为头时，共七天，此后为二时五天，再后为三时三天，至小暑断时。头时移栽棉花，二时种黄豆）。
夏至无雨三伏热（伏天共计约 30 ～ 40 天：初伏 10天，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至第四个庚日――每个庚日为十天；中伏 10 ～ 20 天不等，夏至后第四个庚日至立秋后第一个庚日；末伏 10 天，立秋后第一个庚日至第二个庚日）。伏时星星稠，明天热煞牛。
伏里有雨，锅里有米（稻喜欢伏天下雨）。小暑一声雷，黄霉依旧归，倒转黄霉十八天。小暑起西北（指阵雨从西北方向来），鲤鱼跳上屋（洪水为灾的征兆）。
小暑东南风，四十五天有凉风。
小暑起燥风（指东南风），日夜好天空。
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
小暑热得透，大暑凉飕飕。
小暑发棵，大暑发粗，立秋发穗（指中稻的生长规律）。
小暑垩稻一换三（小暑时稻是最需要肥力的时间），
大暑垩稻一换一。
五十养子勿得力，五月种茄呒得吃（五月种茄太迟了）。
五月挖葱、六月种葱（葱挖出后曝晒 20 天左右再种，
才能蓬勃生长）。
大暑开黄花（指棉花开黄花），四十五天拾棉花。
六月到，水肥都浇到。
六月十二借凉风，棵棵棉花如吊桶。
六月重迷雾，撑船不问路（有暴雨成灾的危险）。
六月三个阵（阵：指雷阵雨），白米吃来剩（指丰收）。
六月不热，五谷不结。
六月北风当天雨。
六月里锈钉，七月里乌云（指棉花的生长规律）。
今朝火烧云，明朝晒煞人。
乌头风（黑云翻L是阵雨前兆）、白头雨。
东闪西闪，晒煞泥鳅黄鳝（光打雷不下雨是干旱象征）。
东南阵，小娘阵（夏天从东南方向来的阵雨较多，故称小娘阵，但一般雨小时间短），落雨不满寸。西南阵，经过落三寸（会下大雨）。
西北风，寡妇阵（夏天从西北方向来的阵雨较少，故称寡妇阵），经过落三寸。
南闪火门开（闪电在南方会热），北闪雨来临（闪电在北方很快会下雨）。
雷击天顶，虽雨不猛。
雷击天边，大雨连天。
人在田里热得跳，棉在田里哈哈笑。
夏天多锄草，秋后收成好。
春雾雨、夏雾虫、秋雾风、冬雾雪。
夏刮东南井底干，秋刮东南水淹山（东南：指东南风）。
春雾有雨夏雾热，秋雾转凉冬雾雪。
九九落雨（九九，指夏九），口口吃米。
夏九歌（夏九从夏至开始起九，前后八十一天）：
头九与二九，扇子不离手；
三九二十七，冷水甜如蜜（指喝凉水很可口）；
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漉；五九四十五，遇上秋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上添被单；八九七十二，薄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