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用了玉兰油的沐浴露之后,背上就长了一粒粒的豆豆,满背都是,低背的衣服根本就不能穿,很难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螨婷香皂也用了,效果不太好,我该怎么办,是不是过敏,还是什么皮肤病.急!
第一你暂停沐浴露,第二最近是不是吃什么药了.我的朋友有一段时间因为吃药、背上长了许多和你说得一样的小沙粒的东西，用手一挫就下来了：后来停药后就没有了，你想是不是这样的.
其他答案（共6个回答）
过敏,建议衣服要洗干净些
有可能是毛囊炎,用点重庆华邦的维A算软膏,但不要大范围的使用
还有可能是毒素太多,建议买几合排毒养颜吃吃,先调节一下内分泌!
那个叫做痤疮
寻常痤疮（以下简称痤疮），是一种发生于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由于认识疾病有一个过程，所以在认识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明间赋予了这个疾病很多种...
病情分析：
鸡皮肤就是毛周角化症，口服维生素A或多吃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对本病有一定帮助
指导意见：
外用皮肤角质软化或角质溶解剂，可以减轻症状，使皮肤表面变的比...
怀孕期间脸上长满痘痘,是由于体内的激素水平失横导致的。
传统认为怀男胎的妈妈皮肤会起变化,也就是脸上长痘痘,不知有没有根据。
你去医院皮肤科看看别瞎摸药啊
我以前也长过,一可能是因为洗澡时没有太注意,要认真洗,用点磨沙去角质的浴液效果最好,二是不是因为皮肤太干,擦点油吧
答: 抗组胺类抗过敏药物分为第一代抗组胺药物、第二代抗组胺药物和第三代抗组胺药物,目前以苯海拉明、扑尔敏和异丙嗪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抗组胺药物因具备较强的中枢神经抑建造用...
答: 病情分析：
您好：别蜈蚣咬了，完全没有必要忌口，但是要注意，不要再引用类似食品！
指导意见：
建议你们注意饮食卫生，从我做起，不要感染了疾病，祝你们幸福！
答: 那就看你护理不护理了？你要是平时注意护理的话是不会再严重的，但是你要是不治的话也不好看啊？我脸上原来也有，后来就用祛红&搭档治好了！呵呵，要不你也试试这个吧！效...
答: 你好，中暑由于体液和体钠丢失过多引起循环容量不足所致。表现为多汗、疲乏、无力、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和肌痉挛，可有明显脱水征：心动过速、直立性低血压或晕厥。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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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答：123456789101112131415两万字的长篇散文《回来的人》将发《花城》杂志&【家族记忆】
&关于我的父亲——每当我想起他的形象时，就好像看见看见他狭长的脸上，两只微肿的眼泡下面如鱼皮般干瘪的小黄瓜片——这该死的小黄瓜片，不但吸去了他眼睛里的水分和神采，还让我一想起这个形象时，就忍不住地将悲伤化为了嘲讽——是的，我至少有两个父亲，或者更多，不，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我要从哪里说起他呢？他有那么多的故事要讲，那么多的生命、耻辱，那么多命运的不堪，妥协与稀奇古怪的事交织在一起，要知道，记忆从来都是混乱的，繁杂而多重的。
1977年，让前一个十年果断干脆，悲哀决断地收了尾，连一点余韵都没留下，又让下一个十年做了铺垫，因此，下一个十年多少显得没头没脑的。
而这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年头——1977年的初春时节，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一周前，一场春雪浩荡而来，顷刻间将整座小镇变成了白色，然而接下去的阳光灿烂了很多天，融化了春雪。除了房顶，假山等阴暗处还残留一些白色之外，到处都是一片勃勃生机。风开始朝着东南方吹过来了，融雪的声音在温暖的阳光里滴答滴答，让人的心情轻松又愉快，感到紧缩了整整一个冬天的皮肤开始松懈。
在这个春天里，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终于在小镇如期举行了。客商和货品是江浙一带的。他们带来当地过季过时的真丝服饰、珍珠饰品，还有快过期的干咸海产品，以及各种生活日用品等等，带着与众不同的内地的气息，让人兴奋。展销会的第一天，几辆贴着“春季服装，生活用品展销会”标语的卡车载着这些货品在街道上缓缓行走着，每辆车上都有一个大喇叭，每一个喇叭都在声嘶力竭地叫唤着，推介着他们的货品。一些孩子兴高采烈地跟在了卡车掀起的尘土后面。跟在越来越多的自行车的铃声后面
&冬天过去了，春天已经来了，是该换一下生活方式了。于是，人们的目光挤在了小镇唯一的一条街道上，他们的脚也踩在了一起，在街道两旁搭建起的简易棚里蹿过来蹿过去。在人群中相互挤压着，眼睛贪婪地四处张望着，他们挑选着服装，挑选着日用品。他们其实是在挑选接下去的生活。
那些大字报，写在墙体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给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生活，他们只看到现在。
是的，新的生活从那时起，似乎就真正地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那当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平反回家的消息传来了。4月的这天清晨，天还没亮透，他从南疆四都山关押犯人的旧砖房里醒来了，窗子依然紧闭，房子里一片漆黑。他搬了一个小凳子放在窗子底下，双腿颤颤巍巍地站了上去，拉开了半面窗，清晨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像长矛一样直射到水泥地上，他看得见漂浮在光线中的尘埃。凹凸不平的地上放着一只脸盆，里面盛了一些水，冰凉冰凉的。他用指尖蘸了点水揉揉眼睛，擦去了疲倦和睡意。墙上也有一面破损的小圆镜子，他从里面看见自己的脸廋得只剩了皮包骨头，脑袋大大，下巴上留了一圈像恶棍一样的胡子。
“我要把胡子刮了才能出门。”他自言自语道。
十几分钟后，看守者提了一大把钥匙放我父亲走出了这扇门，他端着搪瓷盆儿，将用过的脏水连同胡须渣儿一起倒进房后的泥水池子里，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像是在祈祷他的过去也能永远地沉入水底。
父亲回来一个月后便恢复了工作，因为他与原先的地质勘探工作疏离太久，被组织上派到一个技术学校的后勤部门看管库房，算是一个等待退休的闲职。这一年他已经49岁了。从1967年到1977年，我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10年间，一个男人最好的青春年华损耗殆尽。
父亲回到小镇的家之后，一切似乎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一切都会好起来。他除了工作之外极少出门，整日靠在卧房的床头，或者写字台的靠背椅上，在不开灯的夜晚，他手中举着的烟在昏暗的光线中发出明灭的红色光亮，让人心生不安。没有人知道他在这样的时刻想些什么。后来我才了解，他是因为心情不好才抽起烟来的。心情不好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也因为一个曾经令人胆寒而如今要消失了的叫“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词，让他的余生沉陷在郁郁寡欢的情绪当中。
当他睡着的时候，在“文革”期间曾过度操劳的双手平放在身体的两侧，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更甚于他的面孔。就这样被包裹在一片漆黑之中，我无法摆脱他那种说不清楚的昏昏沉沉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很像迷雾，像是病痛的折磨，也像是对日益衰老和失败的人生所产生的恐惧。
这样一个父亲的形象无疑令少年时代的我感到陌生。无论我在房间的哪一个角度，都似乎看见这个像病人一样躺在单人床上的男人，头发发暗，像他的脸一样没有光泽。他因心情压抑食欲低下而消瘦，皮肤松弛。这让我感到，这个躺着的人是一个陌生人，我不曾看清楚他，也自然从未有过这是一个至爱亲人的感觉。
常常地，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可能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睡眠，但却打着浓重的鼾声。这鼾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显得悲壮和无力——他的身体就像是一堆易燃的干柴，早就丧失了水分，除了他凸起的肚子。房间开始暗下来，只能模模糊糊分辨出家具令人胆寒的轮廓，这个时候，他会突然惊醒，大声叫我的名字，他说自己总感觉屋子的角落里和家具下面有一些可疑的影子在动来动去，我说是从窗外流泻下来日落的光斑吗，他说不是的，肯定不是的。是有人藏在了家里，有人要害他。
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让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一个从内心深处闪的念头清晰而可怕——他这是怎么啦？
我记得，我父亲平反刚回来之后的大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晚上难以入睡，很警觉——他说自己在等候急促的敲门声。
还真有一个晚上，凌晨两点多了吧，一阵紧促的敲门声从隔壁邻居家传来，母亲不敢开灯，擦亮了一根火柴，看他嘴唇不住地哆嗦，坐在床上老半天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昏暗的火光中紧紧捏住了床单一角，嗅到他的恐惧，手心里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
“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轻轻地挤出这句话。
这句话，也是他常常对家人说的。
屋子里没有人应答，一片死寂。母亲在黑暗中的阴影像一个笨重的家具似的朝他倾斜了过来，加深了此刻的压抑感。
“他们来抓我了。”父亲好像很确信，自己总有一天还会被打成现行革命分子——他一听到门口的脚步声、敲门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收拾自以为需要的东西：牙膏、毛巾、香皂、拖鞋、刮胡子刀以及刀片。还有两三件换洗衣服，还有《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到了后来，这些东西全部整齐地放在了一个发旧的布格包里，搁在了床头柜上，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布袋子里还有一包用草纸包好的馒头片，他说自己最怕的是饿肚子。
很多的夜晚，我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待着始终没有出现的敲门声。
往后的几十年里，我父亲从未从现行反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人跟踪他，这个人如影身随，令他寖食难安。他说从自己刚从南疆奎依巴格镇搬到乌鲁木齐的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他出门的路上，总是看见一个40多岁的理平头的男人不远不近地跟着自己。无论是买菜，逛公园还是逛超市，他就这么跟着，从不说话，从不走近自己，“就像是一块烂泥巴，甩都甩不掉。这样一直过了好多年。”
令他恼怒的是2014年3月的一天，他所居住的小区门口的大型超市在搞超值的商品打折活动，人们闻风而动，整个超市人流熙壤，像过年一样地热闹，一个个收银台前，待交款的人排成蛇形长队，我父亲也在排队的人群中。
这个时候，我父亲清晰地听到身后有人在说话：“大家快看前面这个穿灰呢子上衣的老头儿，他是个反革命分子。别卖东西给他。”
父亲吓坏了，回头一看，隔着身后起码有三个人的位置上，那个跟踪自己的平头男人正在人群中死死地盯着自己，似笑非笑。我父亲发怒了，冲到他的面前对着他大叫：“你是谁，你跟踪我这么多年，到底想要干什么？”
——多年来，我有那么一两次听他讲述这件看似很离奇的跟踪事件，我不能辨别它的真伪。成年后的我因为家庭变故的原因，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对父亲的这一行为诊断为：幻听。
有幻听症状一定是精神病吗?
我看了一些医学资料，说是幻听是出现于听觉器官的虚幻的知觉，是精神病人常见症状之—，尤其多见于精神分裂症。我有些害怕，背着他偷偷去医院询问了医生。精神科的医生说引起幻听的原因有多种，而我父亲就有可能是心理原因比如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幻听的内容多种多样，有命令性幻听、评议性幻听、议论性幻听等。其内容常常是对病人不利的，如漫骂贬议、或是说病人犯了大错误，而且还会命令病人去自杀或去投案自首等。
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反革命分子”的称呼激起了他痛苦的回忆，它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伴随他多年，这使得他的性格越发孤僻，我父亲曾对我说：“我的一生，就挣扎在痛苦之中，总是很害怕。害怕再次被人带走，重新回到那个黑房子里。”
“这种害怕不是具体的东西，它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
听当地年长的老者讲，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在当地的小镇上曾经是一位远近闻名的美男子。
可能是真的。别小看这个男人，如果早生三十年，四十年，谁能担保我们不会爱上这个男人。三四十年前，新疆南部的小镇——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少有汽车，只有一条马路。五个商店。那个时候的人都骑自行车。
小时候，我多次端详我的父亲，觉得他的长相非常可观，拥有一个朗诵者、施舍者、带领者的面容却无关作为。少见的高个，平而宽的肩，那洗过的，带着夏季凉风味的男性躯体，四肢骨骼的比例完美极了。后来他说，他个儿大是小时候吃百家饭给催的。还有，他的两腿上都有被恶狗咬伤的如浮雕般的疤痕。
他那时的样子就是放到这个年代也算是好看的，在吃尽苦头后更好看，更有形色。我小时候就爱看他，并得到灌输，好看，男人的帅就是他那个样子，那个高度、肤色、力量。简直是美貌得过了头，他要是不说话的话，不知会有多少女人像我一样地偷看他——
据传，当他从街上走过，与一辆拖拉机上满车运砖的妇女迎面而过，她们脖子转筋似地始终看着他。当拖拉机走远了，他的身后留下了长长的一串面影……
我那时年幼，有了虚荣心，觉得他是我家的私藏，不许别的人染指。是真的，我藏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照片是黑白的。我抚摸照片上他的眉毛、眼睛、嘴唇还有下巴，硬朗中带有旺盛的蓬勃，像要从纸面上蔓延出来，如同火焰，燃烧着另一个生命的热情和能量。那时候，他是年轻的、骄傲的。谁会想到日后竟是衰老的、潦倒的、沮丧的。他的过去和现在，都难以让他似曾相识，有迹可寻。
显然，这是一个在命运开端受到厚爱的个体，但经历了那个令他最不堪的文革十年后，他的大半生飞速退化、败落，接近自戕。作为儿女的我们身处他命运的下游，只能默默听着、忍受着，最多怒其不争，无法逆流申讨。很多人都这样，总觉得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会大展拳脚，结果只是脚步踉跄、草草收场。
是的，我总是要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父亲。因为，他是我内心所有的敏感，激情和危险。我曾经以为自己逃脱了他基因的摆布。但是没有。只要我一想起他，要为他写点什么，总像是被人生巨大的悲怆袭击，深感困惑和沮丧，一次又一次动了自行告退、不了了之的心思。
我父亲不是土著的新疆人，那他又是怎么到新疆南麓这样一个偏僻之地的？
我只知他家族世代都是陕西渭河边种高粱的人。从小父母双亡，是个孤儿，被百家饭养大，念了私塾，进了西安一所地质学校，1954年，那些来自甘肃，陕西，山东或河南的人，被“到新疆去，那里吃饭不要钱，那里有地种，去了就是公家人”的传言蛊惑，招呼着亲戚朋友，动身启程，坐上了拖拉机，大卡车，和冒着长烟的火车往西走，当然，也有很多不肯走的人，他们在家乡据守故土、家族、财产等。
我父亲学校的大门也张贴了这样一些告示，说是到新疆去，那里吃饭不要钱，去了就可以成为公家人，可以拿工资吃公粮等等。父亲因无亲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在这所学校里，世界之于父亲，就只剩下了“吃”这个字，每天如何以最少的钱吃饱，是他人生中的大问题。在那些贫乏的年月有如整个空白着的严冬，是一个巨大的胃口，填什么进去都无法缩小它的空间，都填不掉那大漠般的饥饿。
刚毕业的父亲为了一口能吃饱的饭，跟着黑压压的一群人上了去新疆的大卡车。
在那个年代，前往新疆的旅程永远是这样：在玉门，他们看见了金刚砂矿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以后漫长的、夜以继日的跋涉中，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奇异景象——他们看到了库车千亩千姿百态的枯死的胡杨；看见了吐鲁番燃烧着红色火焰的群山；看见了晚上撒在头顶上的，似乎手一摸就能抓的玻璃似的星星；看见了野黄羊像汹涌的朝霞一样在落日下的戈壁滩奔跑。
几十年前，乘长途汽车使旅人变得比我们今天的旅行者更加迟钝，更带有悲剧性。更像是一次历险活动。旅途的时间当然与空间距离一样的长，不过，人们对于这样的缓慢速度似乎习以为常。对于等候天气变晴，烈日、暴雨、大风或者死亡，已习已为常。
卡车行走在戈壁沙漠上，可能一两天过去，景色仍无一丝变化，有变化的只有天空，朝霞变成晚霞，风变成雨，落日变成月牙——
一路上，他们靠在卡车闷热的车厢壁上，闭着眼睛，睡睡，醒醒，一天天消耗着体力，有体弱的人带来了传染病，病死在途中，给车厢的其他人腾出了空间，然后就地草草埋在沙漠中，同伴们把报丧的信寄回家乡；有人偷走了别人小心别在裤带里的全部积蓄；有人打架斗殴，被赶下了车厢；有人在漫长旅途中有了私情，约好卡车一到站就相约逃走——当他们终于到达新疆南部戈壁滩上的某一个目的地，被司机纷纷赶下车，没有谁留在车上，他们抓起一把发硬的，白花花的盐碱土，仔细端详。
我的出生地：新疆南部的一个偏僻的小镇——喀什地区泽普县奎依巴格镇。它距城市遥远，周围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从高处往下看，就感觉这个小镇被层层的沙子包裹住。每周日只有一辆班车通向遥远的省城。到了每年的四、五月份风季，沙尘暴来临的时候，街道会在一夜间消失，令人无法从路的这一端走向另一端。路上的人都用厚布把鼻子和嘴包得严严实实的，只留眼睛从缝隙朝外看。
小镇很小，我也很小，封闭的生活让那些大人孩子们对从远方，从省城来的外地人有一种天生的崇拜和攀结。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同学家里，只要跟一个外地来的陌生人说上一两句话，都会不安好久，要回味好久。与各地的小县城一样，像是要栽培当地人对远方的崇拜。小地方的爱，是很谦卑的。
我的童年正好赶上了混乱的革命时代，语录的声音贯穿在整个小镇时光，批斗与高呼，从广场高音喇叭传来的革命歌曲如军歌，高亢，带着不可思议的激情日夜响彻，每天都有最新指示和最高指示，工宣队、革委会、五七干校、斗私批修、深挖洞、广积粮、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奇怪的词是那些年小镇唯一的阳光和空气，像死亡一样绝对，像深渊一样真实。
好像一夜之间，全中国的漫山遍野都是革命小将，他们面色煞白，透着庄严。革命就是这样到处冲锋的人群，是呐喊和火光，革命与人群之间画上等号。小镇沿街的墙上写满了红字：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这些字连成了一句句话，显得很荒诞。
在这些字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一个“忠”字。只要墙上有需要填白的地方，就会出现这个字。而各种集会像云一样地出没，追悼、庆祝、会演、宣判、公审大会、宣演等等，充实着小镇人贫乏无趣的生活。万人大会既是人的海洋，同时也是红旗的海洋。
到了集会那天，小镇上的每个单位，都有几乎一半的人撑红旗，是那种长方形的，用竹竿串起来的红绸布。而另一半人则人手一把纸红旗，是小的，三角形。黑压压的人头和森林般密集的红旗，壮观无比，三角纸旗上统一用毛笔写着上级发下来的口号，这些口号简单明了，很好记。人群中到处都是墨汁、糨糊的酸臭味。人群蜂拥而来，新下的雪被踏翻，麻雀扑啦啦地成群冲撞，被突然冒出来的拿着大棍和红宝书的人惊得失了常。
这令人吃惊的景象深深打动了我们自己，好像自己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万个人，又好像是一万个人在一瞬间变成了自己，在我的儿童时代，留下了狂欢的记忆。那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世界只有两类不同的事物，一类是平庸乏味的日常生活，一类是超出常规的宏大场面。
以至于后来，我想到“文革”这个词时，就像看到一个扩张、渗透、略夺、囚禁，无所不在的人，混杂在一切事物之中，侵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
那些年在小镇，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当地人却对此平静很多——他们知道死亡有一天终将落在自己的身上，但他们把这个想法埋在心里，像冻土下的种子，日子如厚厚冰雪铺开，离种子很远。
&“文革”中每天的热闹事件也是让年幼如我的小孩子感到兴奋。特别是武斗，虽没有用上真刀真枪，但是那场面也是极为热烈，声势浩大的。哪里都是黄军帽，黄军装，像黄河决堤似的潮涌而来，免不了发生皮肉和金属的碰撞声，枪托砸在肉上，骨头的闷响，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怒斥叫骂，反革命者朝着革命者的惨叫和求饶——
仇恨是一种悲剧式的壮烈感情。它强大到没有一个具体的敌对面，就像是人的博大却无处施与的爱。看着某人某物在自己的手下倒下时，会感到性高潮一般的欢乐和晕眩。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经历了这一切，会不会被这仇恨的分量和纯度震撼？
1960年春，作为南疆石油勘探队地质工程师的父亲与我母亲结婚了。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相貌平平，凭着父亲当年的样貌，完全可以不娶母亲的——在父亲的眼中，母亲是那种对人对事从不抱怨，也不喜悦，从不索求，当然也不给予什么的女人。怎么说呢？她的性格在我父亲那里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内向、深不可测、坚忍、情感冷漠、精神贫乏——等等，就像是戈壁滩上干燥无风的天气。
但是他为什么要有违自己的心愿跟母亲结婚了呢？他们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据说，我父亲在遇到我母亲之前，在1958年间曾与一位来自上海的落魄女人产生了恋情，这个女人是地质队一位会计的远房亲戚。1957年她的父亲因为妻子远在香港被打成了右派，不堪凌辱自杀，于是她投奔到新疆荒漠戈壁中的亲戚这里，成为医院的一名护士。但是我父亲与她为什么就没能成呢？说来话长，好像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只知道这个上海女人最后远嫁到克拉玛依油田了。她走的时候，给我父亲撂下了一句话：“我总有一天会离开新疆，去香港找我母亲的。”
我父母婚后的几年时间里，日子过得波澜不起，不过很快他们有了三个孩子：两个姐姐和我。但是，母亲还是从这平静的婚姻生活中看出来了一点端倪——父亲样貌太好，性情活泛，有个人抱负，是一位被大家普遍看好的地质勘探工程师。他还喜欢古典诗词，《毛泽东诗词选》几乎被他翻烂了，但是，他的心呢？尽管他们之间相处融洽，但他们之间好像还隔着些什么。
那时天天都有各种的会议，没有会议的日子里，我父亲下班后，喜欢一个人独自待着，看报纸看古体诗词，练书法，还喜欢在纸上乱写，有时是一张旧报纸，有时是一个没用的信封、标签、传单的背面什么的，写了还要存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吗？他没想过，潜伏在深处的文字很容易冒出来，像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个盘踞在纸上的某一个角落里，悄悄地吐气、喘息，被某一个人听见了。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
我母亲向来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而她又生而逢时，遇上了一个让人处处疑心的大时代。事实证明她的正确。这世道，所有的人都存在疑点。她对父亲那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的字产生了怀疑，她在深夜里会无端地被惊醒，白天上班的路上会突然迷路。是他给前女友的信吗？我父亲尽管守口如瓶，但她多少还是从他人口中知道了父亲之前的事情。有好多天里，她用传闻喂养被迫害妄想症，脑袋里全是一些奇怪的念头在相互交配繁衍，生产出大量不实的、自相矛盾的信息。她被这些新鲜的信息迷住了，她不再需要外界的新闻了，她本身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制造新闻。
1967年5月一个初夏的黄昏，母亲打发我父亲去机关门口的小卖部打酱油，来回要走好远的路。她终于有机会从容地翻遍他搁在椅子上的衣服口袋，写字台的抽屉——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她将手伸进写字台最下面的一个卡住的小抽屉，它立刻应声弹出来半截，里面除了一本新毛选，以及用丝绒布包裹的数十枚领袖像章之外，再没有任何东西了。但是她觉得，他的心一定就夹在这本书里，扁平，薄如面纸。
她打开了它——果然，书里夹着一叠纸。那一张张纸上，大部分写着七言格律诗，有相当一部分是抄下的《毛泽东诗词》里的文字。母亲一页页地翻着，突然，一张宣传单上，用毛笔小楷字写下的几行诗词令她面色大惊，上面写着：
戈壁风雨起苍黄，天翻地覆慨而慷。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最爱是香港。
她对它的阅读是从纸片的最后一行字开始的。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倒着读，心跳得极快，明白了她曾察觉出的那点说不出的危险是怎么回事。这是丈夫改写的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格律诗。事情远比她想象的更糟。“香港”这两个字像是两摊血，一下子糊满了她的眼睛，一时间，她真的什么也看不见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母亲独自一人，只有没拉上窗帘的窗上映影与她为伴。接下来她必须头脑清醒地花五分钟的时间将他的东西一一归回原位，掩饰她私自翻看过的痕迹。
父亲回到家后，我母亲像电影上最老练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一样，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从容地给家人做好了饭，吃罢后很镇定地等到了夜晚便出了门，她穿过一条街，几栋平房，来到了小镇机关的革命委员会门前。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里，可是为什么会如此轻车熟路地走到了这里？走到这里要干什么，她似乎没有想好，只是心里怀着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看到革委会的窗口亮着灯，那个热爱工作的革委会主任杨正还在伏案工作。
我母亲仰脸站在闷热的风里，周围没有人，只有镇机关革委会的窗口亮着灯，照亮了门前的榆树，有小虫子爬来爬去，在咬噬树上的叶子，一点一点地噬咬。她看着地上铺满树的影子，停留了一会儿，便踩着这道影子往门口走。就在那一刻，她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揭发自己的丈夫。
是不是要再迟一些才好呢？是不是要再想一下才好呢？
可母亲就偏偏等不住。那是一个快要下雨的阴天，再迟一天也可以，可是她就是等不住。一个主意一旦快要落地，和肚子里的孩子快要落地是一样的，再也不管什么天气，时机。就像一小簇火苗，一旦燃烧起来，就收不住，欲望是真正的动机，在这个闷热难耐的阴天里，她必须要做点什么，不管天气、时机，她必须要做，要赶快做，即便是手忙脚乱，破绽百出也要做，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够与自己生活的缓慢迟滞相对抗，才能对得起她自以为是的渴望。
我母亲进门的时候，由于太过紧张，灯又过于昏暗了一些，这让她的表情显得有些诡异。
“我有重要的事向你汇报，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她把口袋里的那封信呼啦一下掏出来，一把按到了革委会主任杨正的手里，那动作很像是一个不够老练的杀手在扔炸弹。
杨正吓了一跳，有些恼怒：你干什么？当他看见这只是一封信时，身子重新坐直，拍了拍自己办公桌旁的一张旧沙发，对手足无措的她说，来，坐下，有什么事你说。
这是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一只灰色的旧沙发。在那个年代的单位，办公室大都枯燥无味公文气十足，好像哪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沙发：低矮、局促，不太好的牛皮质地，木头脚。它被一张办公桌挤在了墙角，沙发角的底下还塞着主人的一双臭鞋和臭袜子，使这张沙发散发出亦酸亦腥的霉味，由于它处在和门同侧的另一端，往往会成为来访者的盲点。
但这个位置是一个适益推心置腹的位置，适合于长谈的位置。由于这样的沙发处于黑暗，阴郁的角落，坐在沙发上的人，被墙和桌子挤压着，深深地陷在沙发的角落里，也就具有了告密者的脸色：晦暗、虚弱、身心憔悴。
母亲在这间屋子里待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这是一种背叛吗?
我不知道，但母亲的这个行为无疑是最恶毒、最伤人的，足以让一位丈夫站在那里心碎。1967年——那是一个很多人都突然消失的夏天。
多年后，我无数次地问母亲：为什么，你会告发我爸，也就是你的丈夫？但我的质问大多时候会得到她沉默的回应。但每一次的沉默，都像是在为那个致命的背叛开释自己：
“每个人都逃不出群体意志对自己的支配。每个人在相互仇恨相互残害中壮大。我也没能逃脱。”
母亲在革委会经过了那神秘的一个小时，造成了命运处境的奇怪恶化。
好像是规律：如果有谁得了罪名罪状，很快就会被抄家，停薪水，然后“隔离审查”。最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天是星期日，抄家的人终于来了。他们是在一个造反头目的带领下突然来到我家的。说到造反头目，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常令我无法展开叙述。
现在，这个造反头目站在这里，双手叉腰，瘦削的脸上白里泛黄，有一种控制起来的凶狠。这凶狠是藏在他的耷拉下来的眼睛里、嘴角里，使他这张脸有一种奇怪的威慑力。没一会儿，书和杂物就被扔得到处都是，木床底下的箱子，桌子的每一个抽屉都被打开过，衣服，被褥翻过后一片狼藉，几乎全被摊在了地上，任这些陌生人随意踩踏。
在整个搜查的过程中，父亲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他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躺椅。当撞门，摔玻璃和书的声音从房间的另一头传来时，抵达了他，又在他的身体上消遁，从他狭窄的喉咙里冲出，夸张而变形——但这一切都只是想象。
后来，这个造反头目踹开了父亲卧室的门，站在屋子的中间，扬着头，下巴抬得很高，死死盯着我父亲一字一句地说：“你是一个里通外国的叛国贼，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还丧心病狂篡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诗词，罪大恶极。你老婆揭发了你，她什么都说了。”
他的声音不高，却极有威力。
我父亲懵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要理清一下思绪。我的母亲惊慌失措地从客厅扑到了父亲的房间里，看着父亲，她不知下一步将要面临什么。这个造反头目转过身，拍着桌子对她说：“你还有什么要揭发的吗，揭发你这个反革命狗丈夫？”
在强调这个“狗”字的时候，他脸上的肌肉猛然收缩，很狰狞。
很快，这个造反头目微驼的背影消失在房门的阴影后面，我父亲五花大绑地被一群革命小将拖出了屋子，他突然打了个寒战，觉得这个早晨有一种魔力，他的整个身心在一种难言的沮丧中急遽坠落，他的心脏，他的头发，他的整个身体，在这种坠落中发出刺耳的叫声。当我父亲愤怒地将目光移向她时，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脸色煞白。
窗台上的印花布窗帘在晨风的吹拂中，传递出一种不安的感觉。这是真的，我父亲记住了这个早上的所有细节，这个被称为妻子的女人——我好像在听他说：“你是否将改变我今后的所有生活？但是，为什么偏偏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要知道，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1967年，随着夏季天气越来越难以忍受，“文革”小将们的破坏力也随之越来越强。
我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那10年里，命运的不堪就像是一场场的噩梦。
后来的几天里，小镇上革委会的人经常把我父亲弄来批斗：“蒋文宣，长期以来受社会上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里通外国，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我父亲警觉地摇摇头，似乎想要和这句陌生的话作番计较，但被五花大绑反扣着的绳子弄痛了自己。
他们还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挂在他的脖子上，一边斗他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一股浓烈的臭气汇集成一股浓烈的潮水，将他推着，撞着，他的头顶、四肢、头发、指甲等都统统感受到了这种冲撞，这可恶的粪汁喷溅到他的脸上，身上，既阴冷又灼热，熏得他几乎快要晕过去了。他忍不住地呕吐起来。
我父亲躺在地上，这些天来发生的事像无数凶猛的黄蜂一样在他的体内穿来穿去，带着噪音，这噪音中最响亮的词就是：死去。他一遍一遍地想，感到自己的心已被洞穿，被焚烧：我已经走到了绝境上，不会再有出路了。
莫名地，他突然感到会场上一阵格外寂静，这静吓住了所有的人，人人都静止在一个不很自在的，有些尴尬的姿势上，他仰在地上，在人群中看到了她——他的妻子。她似乎打算起身离开，却将动作停在了半途中，似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真相，等着看笑话——看呐，老婆告发了丈夫。她的目光恰撞上他的刀子一样质询的眼神——正是这个被称为妻子的人与所有人合谋了对他的处置。
“但是现在，我完了。我快要完了。”我父亲感到自己的意识“哗”的一下子失散了，身体一下子变得无比虚弱。
“我完了——”我父亲的胸腔发出了无声的低鸣，发出像牲畜一样的哭泣声。
而那些刚被批斗完的右派们像看戏似的立刻拥了上去。围着我父亲，他们是想看看，自己的惨是如何转嫁到了他人身上，看看他人的惨是如何稀释自己的惨。有一个同类在受折磨呢。因此折磨暂时不会轮到我身上。有个人在替我皮开肉腚了。我是多么幸运，这皮开肉腚的不是我。
还有一些人，有些是邻居，有些是单位的同事，他们一窝蜂地，一个挤一个，成了一群序列很好的观众，他们的脸上挂着久违了的笑。我父亲给折磨得越狠，他的替死鬼的功能就发挥得越彻底，让我父亲替大家疼，替大家皮开肉腚吧。现在他们一边看着，一边幸庆眼前的这个受难者不是自己。
死吧死吧。一圈一圈的自杀念头正在我父亲的心里起着涟漪。那些日子里，他的确想过自杀。自杀是私下的决定，是超我对自我的一种秘密地处死。
之前，死亡的念头对他而言是抽象的，到了这一刻才具体起来。死的念头在此刻就像是他最亲的亲人，他不该就这么冷落了它。一想到死，他就联想到因喝农药而发黑的皮肤还有内脏，上吊而伸长的舌头，又青又白的脸上毫无血色，因河水淹而泡大的尸体，还有可能被河水里的小鱼虾啃得破碎的脸——一想到这些，他的脑子一片混乱。脸上浮现出一种低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也为后来的家族的亲人所共有。就这么完结了吗？他问自己。
后来，我的母亲再未出现在这样的现场。
成年后的我，有一次在黑塞《纳齐思和戈德蒙》一书中，看他谈起母性的复杂和神秘时，颇有同感，他说：“我在母亲那里所发现的不只是世界美好的一面：充满爱的温柔的眼光的蔚蓝，微笑的优美，幸福的承诺，慈爱的话语的慰安；在这慈祥之下还藏有另一面，一切大恐怖，一切阴暗，一切的贪婪欲求，一切焦虑，一切罪孽，一切绝望，一切生与死的铁律。”
我父亲先是有两年被关在了镇上原养殖场的黑房子里。那里长年没有电，墙壁上只留一个小窗户。
后来听我父亲讲，有那么一次，我母亲曾经带我们姐妹两人去看望了我的父亲。但我父亲拒绝与她说话。我那时还很小，是站在姐姐的肩上的，我母亲在一边扶着我，我的小脑袋尽力往这面小窗户里，而窗户始终关着。我父亲后来说，那次只看到了我扎着朝天辫的小半个脑袋，他的手想伸出去，可碰到了冰冷的窗户玻璃。但他也不在乎，就在玻璃上对着我脑袋的形状摸呀摸呀的。当我们走后，他缩在墙角里号啕大哭了一场。
和我父亲关在这间不到20平方米的黑房子里的人大约有9个。而我认识他们其中的两个，一个是汉族人，姓李，因发秃，人称李光头。他是自由市场卖家禽的小贩，一天，有人抓了一只大肥鹅，问他：“这怎么弄呀？”他随口就说：“这还不容易，先杀鹅，后拔毛嘛。”就这样一句话，在“文革”中被检举出来，曲解为“先杀鹅（俄），后拔毛（毛主席）”。因而被扣上“含沙射影、恶毒攻击”的帽子入狱。
还有一个维吾尔族老大爷，是在镇机关大院看大门的，年近六十岁了，看不懂汉字但略懂汉语，他就爱抽个莫合烟（土制卷烟），莫合烟与通常的烤烟丝不一样，不光是叶，还有茎、杆碎粒在内，碎如芝麻大小，黄的绿的白的杂了，叫烟粒更确切些。黄绿的叶末多，则劲道大，呛人，维吾尔族哈萨族人抽这类的多。黄白的茎秆碎粒多，则劲头小，中正平和些。
新鲜的莫合烟抓一把在掌里，先别急着抽，鼻子凑上去嗅嗅，先是有如新锯下来的锯末那般的木香。再闻闻，能嗅出草原林木田野清悠而飞扬的天真质朴气。又被烘炒得恣肆起来，那气息馨香，如独自骑马，正午行在夏日草原上，遍坡遍野叫不出名儿的野花儿和青草，被烈日清风晒了，散得漫天满天皆是。
而要抽这个莫合烟的话，一般都得用报纸自己卷，据说不同的版面卷出来的烟，味道还不一样呢，还说一个单位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版面卷烟，而用其他的纸，则出不来那味儿。特别是带图片的报纸，因为油墨多，卷着抽起来更香。这个香，是那种醇厚的，有股子似原野飘来的天然香味，微醺了人的香。镇上阅览室的报纸也就因此缺边少角的多，往往上段字句还在报纸上，而下段，多半正好被人叼了在嘴里。
有闲人向他这个维吾尔族老大爷比较卷烟与莫合烟的差别，他指了卷烟道：哎这个烟嘛，下去，就到这个地方！手势比划在喉咙处。再深吸一口莫合烟，曰：哎莫合烟嘛，是在这个地方！那手便绕了圈，盖了满腹，有一副怡然状。&
当时的《新疆日报》与全国的报纸一样，全是毛主席语录，社论，每个版都有大大小小的毛主席的头像，有一天，这个无知而可爱的维吾尔族老人犯了烟瘾，随手撕下《新疆日报》的一小条报纸一折，洒上撮烟末，嘴边舌尖一抹一贴，前端一拧，吸口处一捏一折便成，未及三秒。点燃吸上一大口，憋一下再呼出，似满腔都伸个懒腰，随那烟雾飘散开，舒展了去。
“你在干什么？”两个造反派冷冷地站在他身后，其中一个说：“果真是个现行反革命。我观察你好久了。”
这个维吾尔族老人疑惑地看了看自己手中夹的烟——不得了，报纸上毛泽东的半个脸被他撕下卷成莫合烟的烟嘴了，抽了小半支，烟卷上的半个嘴唇正与他的嘴角亲密接触。
其中一个造反派说：“你个老反革命，打断你的腿。”这个维吾尔族老人怔住了，以为自己是听错了。
“革命委员会决定，打断你的狗腿。一个现行反革命，两条狗腿。”说完，这个老人就被捉了，拴在了镇机关门外的电线杆上。
“别打断我的腿。”这个维吾尔族老人央求说：“我还得蹲茅坑呢。”
“那就打他的脸。鼻梁脆，一打就断。”“脸打不得啊。”老人哀求道。话音刚落，大棍就落下来了，众人的欢呼声压过了哀号。旁边两棵树枝叶乱颤。当晚，这个被打得半死不活的老人就与我的父亲关在了一起。有关他的大字报铺满了大街小巷。
如果你对每一个被逼受辱自杀的死者，每一次被你破坏的缓慢而痛苦的生命，每一个被这场动乱夺去未来的老人，都感同身受的话，那么，疯狂会在你的脖颈上加副套索，把你领进沙漠中，那里暗黑无界，鸦雀无声。
两年后，父亲又被下放到一个劳改队，一待就是整整八年。那个地带四面环山，名四都，距离小镇有四个小时的山路。属于荒山野岭，四都这个名字却挺霸气的，应该在古代混得不错，挺公子哥的，而现实对它却又是无情的奚落，让它如今沦为一个无人搭理的瘪三儿。
多年后，我听过父亲在只言片语中对我描述过那个地方:时隔三十年四十年，那个地方还是很荒芜蒙昧，人都跑光了，仿佛没历经这几十年。光听他描述就知道，这个地方，有生之年去了一次不想去第二次，刀架在我脖子上也是不想去一回的。那天，背着父亲，我流下热泪，不能想象，我的父亲，在最堂皇的年轻时代是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度过的。
有一次他曾经对我说，下辈子，再不会有人来想象他们的这种生活了。在被城镇遗弃的山沟里，像是对垦荒先锋生活的戏仿，全部的时间，他们这些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们，每天都被烧制土块的苇草烟熏醉、击昏、腌制。泥地里跑来跑去的猪、苦工、恶劣的食物、臭虫、硬床，稍一不顺从的挨揍、批斗、言论被彻底剥夺——
1972年隆冬的一天，我父亲和一群右派分子们在外出劳动的时候，有一个人死了。那天像所有贫乏而苦累的日子一样，没什么稀奇。一些人在冰湖上凿洞挖冰，干活累惨了，好不容易熬到休息，便在冰湖边横七竖八地躺下，没有人聊天。他们中有一个中年男人，闭着眼睛假寐了一会儿，一言不发，把帽子很端正地戴在了头上，匆匆站起身跑了出去，纵身跃下开了膛的冰湖。待人们惊叫着围了过来，人已不知去向。看着湖水冰冷刺目的光芒，人们决定放弃搜寻。
这件事是我父亲后来无意间告诉我的，父亲认识这个年轻人，说他是一位工作二十多年的镇图书馆干部，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有点结巴。
后来，人们到他床铺下的箱子里找了一下，他一封信，一张照片也没留下。他的长相，个性太过普通，很快就被人们忘记了。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情。
又过了几日，凿湖的队伍又开始进发，离开了这面湖。
目睹身边人的死并不是“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最糟糕的事是目睹他们如何活下去。那些天，我听说革命小将们将小镇文化馆馆长给批斗了，他们往他的耳朵里不停地浇灌滚烫的开水，耳朵活像是被烧煳了的稀粥。
一些像我父亲那样的右派分子被整怕了，为了求死不惜代价。
镇上有一个中学教师，被批斗批怕了，便熬不住自杀，在看守所里找不到自杀的家伙，就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自己的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插进脑子....
还有一个老右派，被打怕了，他说他在台子上听到了各种声音，他去世了的母亲的声音，和父亲的声音、还有祖宗的声音。但那又怎样呢？听看守说，他每晚都会尖叫着醒来，手掐着自己的脖子，有一次差一点被自己掐得窒息，他的举动深深惊扰了室友，让他们觉得，活着真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我知道，一个家庭中有父亲与没父亲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父亲在家的时候，他最不厌其烦的事情就是给幼小的我们做沙包，磨杏仁哨子，还有做橡皮筋。
那些年，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我独自成长，当时住在小镇，我们家的那排泥砖的平房前，跳荡着我家三姐妹的花衣服，美丽、丰盈、豆蔻年华。黄昏中，有人在西北方向放着风筝，风筝的白点在高空缓慢摇曳，像迷途的鸟。
我们在玩跳橡皮筋的游戏。“四五六，四五七，马兰开花二十一——”黑色的或者用很多根彩色皮筋穿起来的皮筋，在夕阳下闪着光亮，扬起又落下。我们三姐妹的花衣服被风所拂动，衣服上的每朵花都在神秘开放。
美丽的蒋家三姐妹，我们的身体生长着光芒。
父亲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离开这个家以后，那个年龄的我，很害怕人，怕那些用手点着我脑门，称我是“狗崽子”的人，怕挤在一起窃窃私语，用排斥的目光扫射我的人，尽管在一两天前，他们还跟我在一起亲热地说这说那。这些板着面孔的人，早已掌握了有关我的而自己却永远不知道的“问题”。
一时间，这南疆偏远的小镇，完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死亡隐喻。
四处都有告密者，我学会不信任何人和任何事情。
年幼的我听说他被关在大山里干繁重的体力活，总在夏天里穿棉袄冬天里打赤膊。我很想念他。终于1968年的夏季的一天，，我被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带领着，去这个荒郊野岭的四都山寻找我的父亲。
那一天临近中午，我和姐姐对母亲说是要去戈壁滩拾柴禾，带揣着早就偷好的三块钱，在路边上拦下一辆去四都山拉石料的拖拉机。一车的妇女，唧唧喳喳说话，她们问我们什么，我俩像是约好了似的，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我们坐在拖拉机上，穿越南疆的村庄，沿途有干热的戈壁滩、玉米地、孩子和狗。在村庄的公路上，永远有孩子在乡村公路上不知疲倦地戏耍，廋廋的黄色土狗与他们做伴。在南部地区多风沙的荒蛮之地，孩子的童稚之心也像是带有一些兽性。还有孤独。多风沙的封闭村庄里，那些小孩子们也像是独自禁闭在自身的殿堂里。
只有当有拖拉机经过时，他们的父母亲才从低矮的土墙抬起身子，看孩子们和狗是否还在那里。
我们从这一刻一直到往后的岁月起，内心好像就不再欢笑了。一路上我的眼睛一直望着别处。那里望不到尽头的戈壁滩，偶尔有红柳点缀其间。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灰蒙蒙的炎热，太阳被遮蔽了。
有驴车与我们相遇而过，驾车的都是维吾尔族少年，他们身上有乡下孩子的荒野之气。
由于我们不说话，呆望着马路两边单调的景色，之后的故事也逐渐变得沉默。
当这辆拖拉机终于停在了山下，一路上，我和姐姐光着的腿被山间草丛里蚊虫折磨得踉踉跄跄，还差点被一块光滑的卵石绊倒。顾不上去细看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花。它们火焰般的红，火焰般的黄，火焰般的蓝。
这时，在接近山脚时，我还听见了一种无法辨识的声音。那是在暑热中不间断金属质地的鸣声。声音太响，太复杂，不像是来自周围任何的活物发出来的。然后，我的眼前展现了一片贫瘠，蒙尘的荒野，到处堆着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块，空旷地上的好几排泥房看起来个个灰头土脸的。这些乱石堆旁，很有秩序地点缀着上百名男女——他们都是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山里采石场的人。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柄锤子，还有凿子——这些都是用来敲碎石块用的，直到它们成为碎砾。
我慢慢走到他们身边去，寻找我父亲的身影，每个人都在专心干活，没有人注意我们这一两个小孩子的到来。他们都低着头，猛烈地击打着石头，南疆正午的日光汹涌，每个人的脸上，身上都闪烁着汗水。有一些男人们为了节省身上的衣服，在劳动时光着上身，在尘土弥漫的碎石间上下起浮，他们的身体散发出胶质的光芒。
我站在一块石头旁入迷地看了他们好久，忘记了自己要去寻找父亲，上百个人同时用锤子敲出的叮当声，间歇还有石头碎裂的声音，一起汇成了一种难以想象的韵律，它们和着人们起伏的有力的节奏，共同组成了一种难以驾驭的，庄严的和谐，一种逐渐侵入我身体的声响。直到我离开之后，仍在久久回荡。第一次，我感觉到眼中的世界从没这么美丽过。但这种美丽是一种粗粝的，充满敌意和恐惧的美。一种被奴役的平和。
那一天，我和姐姐没有找到我的父亲，但我好像一点都不遗憾，因为，我看见了父亲全部的、可能的生活。那一天，我们在夕阳中离开。
我父亲是在1971年5月16号这个夜晚开始酝酿当逃犯的，
那一天，在采石场上干了整整13个钟头没歇息的右派们沿路返回住地。他们的帐篷像蜂巢一样密集，帐顶上落满了厚厚的黄尘，人走过去，或者风一吹，土就不住地往下落。有几户帐门开着，露出里面蒙尘的家什，来回走动着的人也蒙着灰，鼻子眼睛看不真切，远远地看，他们不像是人，倒像是猪猡，是污浊的一群。
我父亲也像是浑身在尘土中打过滚一样，混在他们之中，不分彼此。
因为饿和累，这时他的脑浆翻搅，弯着腰，像个病人一样，慢慢走过这样的景致。肚子越来越响了，当他走到食堂门口，冷空气里散发出一股腥味儿，他闻到馒头的味道，用袖口拂去眼前的苍蝇，像是要哭出来，但最终没哭，坐下来开始大口吃饭。
突然，他身旁那个姓周的老右派叫唤起来了，说是碗里的清粥里卧着一条蛆，令自己吃不下。他是一个漆工，大概是刚刚刷完墙，胡子上染着红油漆，棉衣的袖口上也都有着陈年斑驳的染料色，合着浓厚的尘土，配上他平日里夸张的表情，很有些令人伤怀的喜感。
他站在摇晃的木凳子上，骂咧着。见没人搭理自己，就骂得更厉害了，干脆一一问候了食堂师傅的老父老母。“我是一个快死的人了，你们还拿虫子喂我。”他说着，好像还很伤心的样子。
直到食堂的师傅二板子出来，用面杖在他的腿上猛捅了几下，他才号叫着滚倒在地上，大家哄笑着，说他又在发神经病了。
没人扶起这个老头子，他独自在地上寂寞着，摇晃着头。
我父亲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这每天都发生的小插曲，机械地啃一口馒头喝一口粥，粥面上飘着虫子的尸体，他像是没看见一样，将它们一起咽了下去。
四周是一股令人生厌的，像动物一样咀嚼声。放眼望去，是蠕动在桌面上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有一股陌生的热气在身体里涌动，我父亲突然想到，我的生活和他们相比，还有另一种可能吗？我和他们不同，我就是一条狗，没心没肝，但也要从泥地里要往外爬，可是他们，就有可能永远留在这里了。这里将要淹没他们的一生一世。
“我要跑。我要离开这里。”就在那一刻，我父亲的眼睛里爆出幽蓝的火花，牙齿咬得紧紧的，嗓音哽在喉咙里像是在哭泣。
“跑”这个词在脑子里像一个会跳会动的小人儿挥之不去。
又是一个春末夏初的黄昏，就在我父亲跟着队伍从石料厂往回走的时候，起风了。是这一带典型的沙尘暴。天地间瞬间飞沙走石，一片黑暗。刚刚摞好的石料被刮得呱嗒作响，眨眼间倒塌了，碎石头像碎纸片似的在空中到处飘。我父亲被风刮得身子斜出去，跟地平线形成了一个八十度的夹角。
风把天刮黑了。东边的沙漠在往西边的大草漠搬家。一小部分沙漠携带着遥远地方的破衣鞋帽等，呼啦啦地朝着未知的方向奔逃。不少的沙石在迁徙的途中已落在了倒伏在地上的耳朵，眼睛和鼻孔里。每个人都被沙子活埋了一小半，远远看去，像是会活动的泥胎。
这是一个奇迹，真的是：自己也许能够趁着这场沙尘暴离开这里的。因为有个声音穿过时间的年轮仍在心里回荡：“跑吧——赶紧跑吧。”我父亲至今奇怪，那声音的召唤来自何处，来自谁的思想中？是谁让我离开，难道是我自己？在他身后，有一个从风中传来的微弱声音——“快，赶紧趴下。”父亲歪过脸一看，是他们队的刘指导。刘指导就在他的身后，头埋在臂弯里，脸抵着发硬的碱地，被刮向天空的碎砖石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去，与拔了根的一蓬蓬的骆驼刺碰撞，破瓦盆、砂石、树枝在风中在空中横抡，像是彻底被释放了。
我父亲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样，没命地迎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沙暴跑。他紧咬住牙，嘴里嘶嘶地抽着冷气。一想到这场沙尘暴将会让自己如愿以偿，他就要岔开双腿，支着脖子，在戈壁滩上拼命走。
“趴下，别跑，你跑不出去，你个狗——”突然，从他的肩膀后面伸出了一双大手，将他瞬间摁倒在地。
刘指导话还没说完，就被迎面从空中抛来的一把铁铲击中了，削去了半个头皮，一下子血流如注。我父亲回头一看，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土里。两天后，刘指导以极其痛苦的方式死去。
当天晚上，沙尘暴终于停了。这场沙暴，也将父亲潜伏在心的逃跑计划彻底平息了。他因逃跑未遂，成为了间接杀害刘指导的重犯。
从那以后，他成为了一个彻底认命的人。
后来，我听我父亲说，他在被作为重刑犯被关押在黑房子的那些年，老是梦见一扇门打开着，他进去，发现有很多的房间，房间又打开很多扇门，铁门、木门、安全门、暗门、宽门、窄门、双重门——
但他觉得自己是岩石中的门，无人能打开，就像是世界边缘的门。
我父亲获得平反刚回到家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了与我母亲旷日持久，长达近23年的离婚战争。
我曾经问过父亲，关于1967年母亲的告密事件，你恨过她吗？我父亲点点头，又摇摇头说，他说自己好像找不到理由恨这个女人——他的妻子。但他分明是在恨她，戒备她——他不再跟她说任何夫妻之间亲密的话。他们分床而居。当父亲在跟我们姐妹，或者同事熟人说话的时候，只要看到母亲的身影，他会不由自主地闭上嘴。
我父亲似乎有些害怕这个从厨房里搞出些悉悉娑娑声音的妻子。早上，我母亲为他做早饭。她很磨蹭地将清澈见底的小米粥和玉米馒头片端到桌子上时，什么都凉了。她每天都歉意而讨好地笑笑：“凑合吃啊。”他说没事儿。她在粥里放很少的米，她说省着点儿用。她说话的时候表情严肃，像一张保险单。
“我们不是穷人啊，家里有的是小米。”他告诉妻子。
有天早上，他听到卧室门口迟疑的脚步声，知道她又来慢腾腾地来找他了。
“吃饭了。”门开了，我母亲在门口微笑，但不是对他，而是对着眼前空茫一物。“快来吃吧，饭要凉了。”
这次的米粥稠得像是搞错了似的，还有一盘加了酱油汁的搾菜丝。我父亲心中涌起一阵呕吐之意，又被他不动声色地咽了回去。我父亲笑笑，端起一碗早已凉掉的粥。我母亲一如既往地看着他吃下第一口粥，才慢腾腾地拿起筷子，表现出来某种莫大功劳与栖牲后的神态。
我父亲打了个冷战。
“你冷吗？”我母亲问道。
“不冷，就是粥太凉了。”
也许，我父亲一直都不太不了解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女人，他们是夫妻，但仍然是陌生的。他感觉到自己在这间屋子里待了一刻钟，但却有永远那么久，并缓缓地被一碗凉粥所溢满。好像每天只有一顿接着一顿的凉粥。
我父亲曾对我说，他很想知道自己躺在坟墓里是怎么回事。大概也是像他们的婚姻生活一样沉寂吧，没有空气和阳光，只有窗外飘过来的声音隐约可闻。他们的婚姻缺少水，肥料和空气，以及土壤和种子。岔出的话题只是因为线索太多，它们之间相互扣成数量众多的环。
是真的，他有多么厌恶她，就有多么厌恶他自己。
我经常看见我的父亲怀着一种可怕的温情注视着他的妻子——我的母亲。这个与她有半个世纪夫妻名分的陌生人。他看她的时候，双眼有一层淡灰色的阴影，像她同样紧闭着的嘴唇一样，覆盖着令人害怕的沉默。在我看来，那不是源自他自身的孤独，而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嘲讽，好像他在对整个世界说：我看清楚你们了。所有人。
那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离婚这样极端的方式呢？我父亲说过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上一顿饭的锅没洗干净，下一顿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好饭菜”。
2007年，他与我母亲终于离婚那年，我父亲72岁，母亲67岁。此事过程之周折艰难，无数的细节中的挣扎，足以让一个正常的人心碎，此处不赘。
我记得，母亲与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后，她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歇斯底里喊出来的：“我再有错，你走后这么多年——这些年，有多少人让我跟你划清界限，可我没划。我一个人，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没有太多钱，我每天到菜市场去拣菜叶子，给你拉扯大了三个才貌双全、健健康康的好女儿！”
当母亲带着眼泪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到她是摒足了这些年的全身的气力。
而我父亲的冷笑像是嘲讽——
他离婚之后，病情时好时坏，性格日益变得孤僻，没有朋友，而好运气总是不肯光顾，脾气越发大了起来，干什么都要占个上风，使人生出不安和不愉快起来。一次，单位发端午节的粽子忘记通知他，他竟然跑去跟人大吵一架。工资发少了十几块也要去闹，将会计的胳膊扯脱臼了。在超市里，一个老人在款台前多看了他一眼，他也能将别人骂个半死。若是在街上，一个不相熟的路人骑着自行车，一路看天看树也看人，远远地朝着他的方向而来，顺便看了他一眼，就那么一眼，还没等人转身，他就会忍不住地朝这个人身上吐口水；告诫他多少回，他还是要用牙膏洗脸，有一次试图用洁厕灵。
一天，父亲在街上与一名年纪老迈却口齿伶俐的老妇人对骂，间或还有些拉扯的小动作，他的情绪激烈，声音突然变得很大，那声音好像回到了三十多岁，声音有了一个金属光泽的亮度，只有一个老人在自认为他被欺负了的时候，才会有那样一个令人无措的、洪亮的嗓音。
父亲的白背心也被扯成了几个洞，露出的皮肉在其间闪闪烁烁。很快围了很多看热闹的人。他是如此的窝囊，此景被我的邻居目击，很有兴味儿的看完了这一幕街头闹剧后，嬉笑着把我父亲领回我们家，说：“跟你们一家人做邻居真是幽默。”
当时我正在屋子里吃水果，在我的家里，突然毫无设防地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我停下削苹果的手，静止片刻，像面对一杯隔夜茶，无法一饮而尽。我当时想，他若是一条鱼的话，那些体面自尊的鳞在回家的一路上也是一片一片地剥了下来，被弄疼的，却是他的亲人。我不忍看他身上被抓得深一道紫一道的痕迹，还有被撕破的衣衫。如同被人生巨大的悲怆所袭击，我忍住要流出的眼泪，无从安慰他，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吃饭，听着，忍受着，不敢与他对视。
年老的他非常爱钱，也吝嗇。回忆之前的大半生，言语间全是愤恨。他常常对我说，想当年，要是在那个动乱年代留下一枚少见的领袖像章，或者一张发行量不大的邮票，现在变卖，就是一笔横财。
他还举了一些例子给我，比如，一个没儿没女的穷要饭的，一天对着一堵废墙撒了泡黄尿，你猜怎么着，尿淋出来了一块黄澄澄的金砖。
整个少女和青年时代，我静静地停泊在他的笑话里，像是置身一些溪流当中，父亲的幽默一度像一些药片，医治着我的冷漠和忧郁。
我目睹父亲的老去，每一天，他都将自己推向生命的边缘，脸上拥有了一种沧桑的水肿，好些鱼尾纹躲藏于他的脸庞，像一些鱼嬉戏于他生命的流域，而身子却急剧瘦下来。他的衣物都开始漂浮在身上，显得整个脑袋日益硕大，他整日的郁郁寡欢使眼珠潮湿，像两颗黑灰色的围棋。
我时常看到中年的他直至老年的他，脏兮兮的衣角擦着饭桌、课桌、办公桌、床头，拖拖拉拉一路走来，像极了一堆超大垃圾，被遗漏在坑坑洼洼的人生之路上，不时地擦出微弱的声响，一个人，总要在这个世界上闹出点动静来，不闹出来就不算人，有的干脆是最后几声枪声来结果。哪怕声音很小很小，啼哭、骂街、开怀畅饮、淫笑、哼哼唧唧，可是，谁肯帮你悉心录下来呢？谁又有闲工夫反复聆听？
我经常会想起一个人来。
离开小镇去乌鲁木齐工作的那些年，我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过小镇的闹市区去上班，废弃了的镇机关大礼堂门口，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高举着一本磨破了皮的“红宝书”，嘴里振振有词，他曾经又大又深的眼睛已布满细密的皱纹——这双老气横秋的眼睛，太熟悉了。他曾经是我小学同桌的哥哥。
而他每天都在这里，十多年来风雨无阻，在同样的位置站着，高举着“红宝书”，念着毛泽东语录，表情正义庄严，刚开始还有围观看热闹的人，慢慢地，就没有了。他独自的身影在晨昏的微光中慢慢黯淡下去。
去年7月，我出差到喀什，特意让车子拐了一下，来到这个曾经生养过我的小镇——奎依巴格镇，我在路边上看到了这个破败的礼堂，破天荒地没有见到这个著名的疯子，听说这个大礼堂在半年前刚刚拆掉了，还没彻底拆完，拆了一大半的礼堂到处是碎石瓦砾，墙角有蜘蛛网，光线黯淡空气凝滞，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原先我以为，这个大礼堂是会永世长存的，
是的，时代在变，生活和政治格局也在变，人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不变的。
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一直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呢？
是的这么多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如果当年没有母亲告密的话，我父亲会是一种怎样的人生?但肯定是一种作为普通人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而作为我的母亲，她曾经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过吗？她要怎样才能获得赎罪呢？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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