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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九旬老人的人生感悟之三《享受人生》
来源： 时间： 09:50 阅读：
《潇洒人生》和大家见面后，不少人异口同声地提出一条意见。他们说，你那既平凡又不凡的一生，经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怎么能用两万多字就能说清楚呢？他们说，看完哪一部分都觉得意犹未尽。他们鼓励我，让我继续写下去。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去深圳、珠海。在深圳，住在四季花城。在珠海，住在鸿景花园。这些地方，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是最适合人们居住、休闲的地方，特别是最适宜写作。你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最适宜写作呢？原来，四季花城有个图书馆，藏书两万多册。可以把书借回去看，也可以在图书馆看。我整天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鱼得水。更重要的是，我在图书馆里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你们要问啦，你结识的良师益友都是谁呢？这，你们谁也想不到！他们都是大师级以上的人物。是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还有王阳明、陶渊明、苏东坡、刘禹锡等。我想，我能有幸跨越时空的界线，整天聆听这些良师益友的教诲，并同他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使我茅塞顿开，获益良多。我的心灵受到了碰撞，精神世界得到了升华。不是说“千古知音最难觅”吗？一下子找到这么多千古知音，我感到这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幸事！在大师们的启发下，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萌生了把《潇洒人生》继续写下去的念头。
很多朋友得知我继续写的消息，都很支持我。先后给我提供了大量书籍、资料。有四书五经、古典文学、名作家评传、诗词歌赋及外国有关资料等。有人甚至把自己多年来的读书笔记也给我作参考。这些都给予我莫大的鼓励，我决定在《潇洒人生》之后，再写两本书。现在这一本叫做《享受人生》。
一、三面红旗
老舍先生的小说《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福海，一生经历多少坎坷，多少艰难困苦，看了叫人愕惋！回想一下，我这“六朝元老”一辈子的穷通祸福，还真不比福海平坦多少，而且有些坎坎坷坷，比之福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照样也可以写一本小说，演一部电视剧。不信，你就往下看。特别是对我的孙子、重孙子来说，可以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1960年我在商业部工作时，上边有一条政策：国家干部要分批分期地下乡参加劳动，叫做劳动锻炼。商业部的劳动基地很多，我被分配到河南许昌。我们一行十来个人分配到一个小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生活。你们可能怎么也想象不到，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是怎么经受“锻炼”的。先说说那个时期。人家都说是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正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时期，还是“一万年太久，只急朝夕”、“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你们说，在中国历史上这么重要的时刻，我能够去农村基层生产第一线体验沧桑巨变，难道不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幸事吗？那年春节以后，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达许昌，先是县上领导欢迎我们，然后是公社、大队领导欢迎我们。这三级的宴会，你别说，还是相当丰盛的。当时全国粮食已经实行定量，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其他像肉禽蛋等也是实行凭票供应。所以到许昌以后，能享受这样丰盛的酒席，大家都有点喜出望外。当然，我们是北京来的下放干部，陪我们吃饭的人也不能少。什么书记呀，主任呀，工会的呀，妇联的呀，还有其他有关部门的呀。好像陪客的主人比客人还多。我们问“农民吃的饭也像这样丰富吗？”他们都点点头说：“差不多，都挺好。”我们听了更是高兴。当时的提法，叫做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住在老百姓家，但是不跟老百姓住同屋。吃和劳动都跟老百姓在一起。
1、只争朝夕
因为我们是劳动锻炼，所以先说劳动吧。当时已经公社化了。公社下面有大队、小队。农民不叫农民，叫社员。我们跟杜员一起劳动，听小队长指挥。每天早上天不亮，小队长就敲钟，下地劳动。两个小时以后，回小队吃饭，饭后，再去劳动。中午吃饭以后，休息半个小时，再去劳动。天黑以后，回来吃饭。晚饭以后，再去“挑灯夜战”。这样的劳作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也不论春夏秋冬，天天如此，也没有什么星期天。这就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有一天，刘少奇到河南视察。中午时分，看见一位大姑娘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下睡着了，叫了半天才把她叫醒。问她为什么大白天在外面睡觉，她说实在是太疲劳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刘少奇听了，叹了一口气说：“还是要劳逸结合嘛。”
2、最美的图画
大跃进年代，农业也有“宪法”，叫做“农业八字宪法”。哪八个字呢？叫“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里边哪一条中央都有明确规定，比如管，就是指田间管理。要求种地要深翻。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的“三一八”妇女节，我们就在翻地。要求用铁锹翻三次，就是把地翻三个铁锹头那么深，说是深翻可以增加产量。可是当时就有老农讲，你翻得那么深，结果翻上来的全是生土，熟土都翻到地下去了，还增什么产？但这是上边的规定，谁敢不执行？
还有一条就是“密”。八字宪法里“密”就是密植。每亩小麦要求播种20-25斤。说是这样可以增产。这些都是硬性规定，不管你思想通不通，都得执行。当时土地都是集体所有，先是小队核算，后来又改成大队核算。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种地计工分，有时农民干一天括挣的工分，还不如一个鸡下一个蛋．所以有些人思想不通也没办法，只能照办。
“八字宪法”每一个字都有极为丰富的内容。特别是这“管”字。除去刚才说的“深”以外，不定期有更详细的要求。比如：“地平如镜，埂直如线，土细如面”。你别以为这只是上边的号召，下边可以马马虎虎，在我们那儿可是彻底执行。先说“地平如镜”。农田不是马路，总是有高有低。那不行，必须彻底整平。土方量小的，用锨铲平；土方量大的，用独轮车运土填平。当时要求的是“平”字，所以不管工作量多大，都得达到“如镜”的要求。
“埂直如线”。田埂要求直，这不奇怪。但是直到什么程度？那可是一点也不能马虎。打田埂的时候，要用尺量好，两边拉上线，打上埂子。埂子有三个面，都要用线拉好，把土拍实。拍土不用铁锨，而是用木头做的专门工具，这样才能做到埂直如线。
“土细如面”。农田的土，一般都有大小不同的圪。八字宪法要求把它都打碎。使土壤跟面粉一样细。有的土圪太大、太硬，还要用木材做成专门的工具来打，据说这样庄稼才能增产。
以上这些都是为了精耕细作。不仅如此，比这更细的，如种什么庄稼，株距多少，行距多少，都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要拉上线，用尺量。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种地如绣花，种地如画画。“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嘛。你还别说，从飞机上拍摄中国大地的照片，那还真是美极啦！报纸上、刊物上纷纷刊登这些最美的图画。农村很多的墙上都用彩色工笔画上这些美丽的图画，令人叹为观止！
3、汗滴禾下土
河南地处中原，可以种两季庄稼．那年的五、六月份．正是收割玉米，播种小麦的季节。一次，我们被分配收割玉米，那次劳动，使我切身体会到“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 河南五六月份，非常炎热。中午时分，玉米地里又不通风，温度至少在摄氏40多度，那汗哪，不是滴禾下土，而是汗流侠背，还不对，不是汗流侠背，而是汗流全身。对啦，叫挥汗如雨最适当。一开始，还用毛巾擦一擦，后来全身都出汗，跟下雨一样，所以索性就不擦了。
&&& 玉米地里劳动的全是男的，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衣服全脱光，只穿裤权干活。这样一天下来，一个人不知要挥多少汗。
&&& 除去收割玉米以外，推水车也是很重的活儿。
&&& 原来我以为，河南地处中原，幅员辽阔，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去的那一年，正赶上大旱年。老天爷就是不下雨，所以全靠井水浇地。那时的机井，不像现在，电钮一按就出水，全靠人工推水车。水车如果用牛推，最多两头牛就够了，但是当时哪有牛哇，全靠人推。我们是四个人一组，轮流推水车。你别说，虽然是四个人，每个人都得用很大的力气，否则水车就不转。所以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艘酸腿疼。
&&& 其他农活，例如推独轮车，挑担子运土、运肥，全是重活儿．那时的独轮车，全是用木料做的，包括轮子也是用木料做的，哪有什么滑轮呀，轮胎呀，所以推起来特别费劲。总之不管干什么活，一天下来，除去腰酸腿疼，还得加上手疼、肩疼，因为手上、肩上全是血泡。劳动一天，晚上上床都很困难，这就是筋疲力尽的滋味！在这一年里，我们就是这样劳动的，就是这样“只争朝夕”的。
4、共产主义的曙光
&&& 说完劳动，再说吃。“人民公社”好，好就好在“一大二公”。那时，社员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许做饭。如果发现谁家烟囱冒烟，就要爱到严厉处罚。不是有一首歌叫做《又见炊烟》吗？歌词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可是在大跃进的年代，中国农村却是“不见炊烟”！
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这谁都知道。分配原则也不一样。一开始，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共产主义阶段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还有，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呢？有两个条件。一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二是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
听当地社员说，1958年农业大丰收，我们所在的公社，公共食堂敞开供应，于是社员从公社食堂敞开拿饭拿菜，反正是各取所需嘛，不拿白不拿。结果村里村外好多不爱吃的、没吃完的馒头、饭菜扔在地上，造成极大的浪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种非常鼓舞人心的说法：“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在地球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的粮食定量越来越少。我们所在的许昌的定量减到每人每月二十多斤。一开始供应的粮食是粗细搭配，每天还能吃上一顿白面，后来白面没有听到，一天三餐吃红薯。有蒸红薯，也有红薯粉糊糊。到后来一天三餐都是糊糊。至于蔬菜嘛，有啥吃啥。有时没有菜，红薯秧子也当菜，当时叫做“糠菜半年粮”。我们下放干部晚上就在公共食堂吃饭，因为晚饭后还要“挑灯夜战”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吃晚饭，抬头一看，天上一个月亮，低头一看，碗里也有一个月亮。所以，这就叫“天上一个月亮，碗里一个月亮”。像这样的糊糊，我一顿吃多少？说出来吓你们一跳，我能吃三大碗！
不是有一种形容老黄牛的说法吗？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当时我就是老黄牛。可是老黄牛没有草吃怎么挤奶呀！结果出现浮肿。看着胖乎乎的，小腿一按一个坑，浑身无力。上边规定，闹浮肿病的人，每人售给二斤猪肉、二斤白菜当药用，你们知道那个年代闹浮肿的人有多少吗？你们知道浮肿的滋味吗？告诉你们吧。那叫男不男，女不女，阳不阳，阴不阴。大家都变成中性的。有一部电影说马尾巴的功能。那个时期，马尾巴都失去了功能！由于吃不饱肚子，老百姓不说个个骨瘦如柴，也比柴胖不了多少。现在有个流行词，叫“减肥”，那时候的流行词叫“浮肿”。我去河南以前，是方脸，到河南“锻炼”一年以后，变成三角脸。不信？有照片为证。我们十来个人去河南以前，在商业部大楼门口有张照片，在河南锻炼期间也有照片。大家看过，方知予言不谬也！
二、史无前例
1、社会主义教育
1966年我在新疆商业厅工作期间，曾到南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期一年。这使我有机会到少数民族地区基层，去体验老百姓的生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进行阶级斗争。有一个贫苦农民，因为把毛主席像的眼睛弄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活活折腾死的事情，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之一。
我去的地方是克孜勒苏自治州阿克陶县汉特力克公社的－个小队。开始的时候，吃住在社员家里。那社员是贫下中农协会主席。南疆地区主要是维吾尔族，克州则主要是克尔柯孜族。他们都不会说汉语，所以我们在那里生活、工作都离不开翻译。
贫协主席家只有一间房子，吃饭睡觉都在这一间房子里。房子只有门，没有窗户，在房顶上开一个洞当窗户。白天把洞上的麻袋打开，以便采光和通风，晚上把麻袋盖上。由于烧饭都用柴草，所以房子的屋顶和墙壁全是黑的。那时候城里人不都讲几大件吗？他们那里不但没有几大件，连几小件都没有。房子里主要是一张炕，占据了房子的部分空间。那炕说是炕，并不像东北的炕可以烧。炕上铺的应当是毯子，可是那时候
普通老百姓哪有毯子，只是随便凑合铺点东西。他们的习惯是上炕不脱鞋，不管什么人来，穿鞋就上炕。你们如果问他们家到底有什么家具，我告诉你们，做饭有一个铁锅，烧水有一把铁壶，仅此而已，其他如盘、碗、勺等，全是用木料做的。就连面板，也只有一个长条，赶面时用一块布铺在炕上，把面板放在布上擀面。过去有一句话形容穷人，叫家徒四壁，我看用来形容这个贫协主席的家，正好恰如其分。
他们家夫妻二人，有一个小女儿，当时八、九岁，在当地一所小学上学。学校离家虽不太远，但都是羊肠小道，而且要越过一座山，非常难走。据说曾发生过有人不慎，掉到山涧里的事例。所以孩子上学，家长时刻担心孩子的安全。
&&& 他们穿的衣服也很少，冬天没有棉衣。虽然地处南疆，但因为在群山环抱中，冬天也很冷。就在那年冬天，这位贫协主席要到公社开会。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从小队到公社，骑
马要走两天。在那么冷的冬天，这位贫协主席连棉裤也没有，后来还是一位社教干部，把自己的棉裤送给他，才帮他度过这一关。
&&& 至于吃的方面，他们一日三餐都吃什么，你们可能怎么也想象不到。那时候还在“人民公社是天堂”的时期，天堂自然不能有“资本主义的尾巴”。老百姓家里不养羊，也不种菜，
只能有啥吃啥。春天苜蓿发芽，他们就把苜蓿芽割下来做菜。实在没有菜吃，就把刚长出来的青杏子放在面片汤里当菜。至于粮食，他们那里是牧区，吃粮全靠国家供应，定量很低，而且主要是粗粮。社员到远的地方千活，中午就在地里吃饭。吃什么呢？他们吃的饭比孔子的弟子颜回还简单。颜回是“一箪食，一瓢饮”，他们没有箪，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馕系在袷拌的大腰带里。他们也没有瓢，就用手捧着喝渠沟的水就馕吃。由于我们吃的粮由国家供应，有一部分细粮，还有一些油，和他们一起吃，所以很受他们的欢迎。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教育当然要抓纲，“纲举目张”嘛。以什么为纲呢？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斗争谁呢？当然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啦。前面提到的那位贫苦农民，就属于“反”，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至于地主、富农，当然有，他们早就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了。尽管如此，一有什么运动，就把他们集合起来，训斥一顿，斗争一番，叫他们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们没有当社员的资格，就连劳动也不跟社员在一起，要另行安排适合他们的劳动。
还有一种斗争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市里有，县里有，公社有，大队有，自然小队也有。中央揪出一个刘少奇，下边就能揪出一串刘少奇。我们所在的大队支部书记、小队长都是下边的刘少奇。不过他们不是汉族，是少数民族。
1967年元旦过后，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们社教工作团奉命撤回，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了。
在我们回来以前，已经听说有的社教工作团被当地老百姓揪住不放，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谢天谢地，我们那里的老百姓真好，或许我们也没有执行什么资产阶级路线，谁能说清楚呢！反正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对我们都很友善，临别的时候，还有些依依不舍呢。
我们一行十来个人，乘一辆大卡车，身上穿着老羊皮大衣，头上戴着羊皮帽子，脚下穿着毡筒，坐在行李上，顺着勉强能通汽车的山路，一路走下山来。那时候，正值隆冬季节，山里气温很低，又是坐在急速行驶的卡车上，那该是什么滋味呢？以后，再往回走，就换成大轿车了。
2、四海翻腾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7年元月四日，我们踏上归程。在山沟里呆了一年，回来的路上，真是开了眼界。那个热闹的场面，正好叫我们遇上，真乃三生有幸！不是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吗？那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了。到了喀什，再往北走，一路上都是学生。你们要问，学生不上课，出来干什么？那是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嘛，大串联嘛。学生都穿绿军装，戴红卫兵的袖章。成群结队，手里举着小红本毛主席语录。问他们大串联，要到哪里？有的说要到乌鲁木齐，有的说要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已经提前进入共产主义。遇到汽车就上，遇到饭店就吃，遇到旅店就住，不用花一个子儿，还理直气壮，说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谁敢不接待？所以我们回程的路上，吃、住都遇到不少麻烦。只好等人家走了我们再吃，人家走了我们再住。提起大字报，我们都见过。可是街上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都是打倒ＸＸＸ，火烧ＸＸＸ，油炸ＸＸＸ。在人名上还用红笔划上大号的Ｘ。学生的队伍不停地喊口号，打倒哇，火烧啦，油炸呀，还有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呀。学生的那个情绪呀，用慷慨激昂四个字来形容，也不足以表达于万一！
回到商业厅以后，再没有往日的平静。整个机关就像开了锅一样。所有的人都分成两派。每一派都声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是保皇派。不知怎么的，我回去以后，哪一派对我都很热情，欢迎我参加他们那一派。我当时想，我哪一派都不参加。谁料人家说你不参加革命组织就是不革命，就是“逍遥派”，这是不能允许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没有办法，只好参加了一个战斗队。那时的革命造反战斗队名堂可多啦。什么风雷激呀，云水怒呀，卫东彪呀等等。我参加的战斗队名曰4812战斗队。据说毛主席在1948年12月发表一篇文章，叫《将革命进行到底》。听说好多战斗队的名称，就是按照毛主席文章的著作日期来命名的。
既然参加了造反战斗队，就得有具体行动啊。别人都写大字报，自己不写也没法交代呀。可是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捕风捉影，信口开河，随便诋毁别人。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一个目标。1960年，曾经发生饿死人的“拜城事件”，早已有了结论。于是我就这个题目写了几张质问性质的大字报。
随着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文化大革命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三忠于”活动如火如荼。有一个时期又兴起“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晨一上班，大家排队站在毛主席像前，毕恭毕敬地向毛主席请示，晚上下班以前向毛主席汇报，每天轮流由一个人带头说，其他人跟着说。你们别以为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就怕轮到自己带头请示汇报。我当时的心情如何呢？可以说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什么这样呢？在那以前，商业厅有一位托儿所的阿姨，一不小心，喊口号喊错了。应当喊打倒刘少奇，她喊成打倒毛泽东。这还了得？不问三七二十一，马上定为现行反革命。结果受不了身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一天晚上乘人不备，就在商业厅办公楼的厕所自缢身亡了。所以每个人都怕得要命，就怕说错一个字，那可是性命攸关啊！
“三忠于”活动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跳忠字舞。上边一号召，人不分老幼，谁都得跳，不跳就是不忠。这个罪名谁担当得起？可是对于我这个从来不跳舞的人，可就为难啦。但是道路只有一条，跳，硬着头皮也得跳。至于跳得如何，符合不符合要求，就管不了许多了。
“三忠于”活动光跳舞不行啊，还得唱歌啊。唱什么歌呢？当然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呀。那林彪真行，他做了一首诗，“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就有人谱曲，顿时嘹亮的歌声响彻大江南北。这首歌是人人唱，天天唱，时时唱。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吗？那是从总的方面说。如果从具体方面说，那史无前例就多啦！就说这首歌吧，我敢肯定，这首歌也是史无前例的。不说那歌词如何，就说那普及程度，大会唱，小会唱，电视里唱，广播里唱，各单位的大喇叭里唱，全国人民没有不唱的。所以它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三忠于”活动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戴毛主席像章。人人都戴，戴的越多就越忠。那规格式样不断翻新。许多人都抢着买，互相赠送。耿耿忠心，天日可鉴。后来发现有点不对头，说“还我飞机”。可是到那个时候，已经不知浪费多少飞机了。
3、要文斗不要武斗
日，两派开始武斗。当天我下班准备回家时，发现商业厅大门由一派人把守，另一派的人不准出去。接着就看见一些头头、干将被抓。头被蒙上，手被绑在背后，被人押送到一栋楼里。一边走，一边打。我不是什么头头，也不是什么干将，甚至人家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派的，所以就溜回家了。
当时有一种理论，叫做“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武斗”。自那时以后人们再也不得安宁，半夜就怕狗叫。一天夜里，很大的嘈杂声把我惊醒，原来是宿舍院里忽然来了一群彪形大汉，头带柳条帽，手拿大头棒，把一个公司的职工抓走。后来经过很长时间折腾以后，他被释放回家，已经病得很重，时间不长就离开了人世。也许年轻的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打人，把人折腾死，就不怕犯法吗？你们问得很好。但是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年代，谁还顾得上什么宪法、法律？反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反正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嘛。
出现武斗以后，虽然上边不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武斗还是不断升级。大头棒换成长矛，长矛又换成手榴弹和枪。不论白天或晚上，不断看到大队人马跑在大街小巷去抓人。说是抓牛鬼蛇神。后来又发展到抓人带抄家。弄得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结果有些头头、干将就四处逃亡，形成了两派武装对峙的局面。我一看如果继续住在家里，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于是就到一个据点去住。那时候，两派各有各的据点，都有武装。我去了以后，也被武装起来，发给我一顶柳条帽和一支长矛。那时候形势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打、被抓、被抢。对啦，当时有一个专用名词，叫“打、砸、抢”，都是造反，都是革命行动。我的儿子为了怕抄家，把我们从前的许多照片放到火墙里，把许多书都烧掉，包括小说红楼梦，诗、词、歌、赋，古文等。
武斗升级以后，死人的情况就多了。一个造反组织的小伙子在据点的楼顶上值班，被对方射来的子弹打死了。还有一个复员军人制造武器，自己被炸死了。当然，如果遇到两派的武装队伍火拼，那死伤的人就更多了。
后来，又有一种提法，说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革命”。也有人说，何止触及灵魂，是抽筋扒皮。文化大革命逐步深入，触及灵魂的方法不断翻新。大会、小会批斗，押到街上游行。头上戴高帽子，胸前挂一块牌子，坐喷气式。无休止的各种强迫劳动。种种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摧残，把那些不管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或者“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人折腾得半死，使他们感到生不如死，结果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样的人好多单位都有。
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商业厅的一个职工，被人划为斗争对象。不让工作，不许回家。大会批，小会斗。你们见过批斗的场面吗？你们怎么也想象不到是怎样触及灵魂的。什么人格啊，尊严啊，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说来也怪，就有那么一些人，表现得特别积极，总是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冲锋陷阵，对待那些斗争对象“该出手时就出手”，你一拳，我一掌，绝不手软。前面不是说挂牌子吗？那不是木牌子，也不是纸牌子，而是一块钢板，起码有几公斤重。用铁丝挂在脖子上。时间一长，铁丝嵌入脖子里。你们想一想那是什么滋味呀！什么是喷气式呢？就是弯下腰，两臂伸直，放在身后两侧，做喷气式飞机状。你们又说啦，那有什么，我们还玩这种游戏呢！告诉你们，那滋味可不一样啊！那些积极分子，办法可多哪。叫你把腰弯得低低的，手在两旁伸得直直的。头还得抬起来，面向群众。脖子上挂着一块几公斤重的钢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你受得了吗！更有甚者，有的积极分子，出于对“敌人”的恨，竟然把吐沫吐得人满头满脸。人家说，这样才能触及灵魂。结果这个对象被整得神经失常，大小便失禁。就这样，也不许回家，接着批斗。后来大家去了“五七”干校，他也去了。不让他住在集体宿舍楼里，而是在外面用土块盖了一个“特别间”，叫他一个人住。到数九寒天，就算房子里有炉子，他也不大会生火，就这样不久就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1970年夏天，商业厅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批示，除留下一小部分人“抓革命、促生产”以外，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不久又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象我这种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清理的对象。虽然我的历史已经调查核实，做了结论。那不行，还得从头再来。于是我把历史问题再交代一遍。对啦，不只是一遍，已经不知交代了多少遍啦。每一遍，连底稿都得收回，然后再让你交代。有人问我，你脑子咋那么好，每次交代都是一样的。我说，我自己经过的事情，已经交代过几十遍啦，还能记不起来吗？
到了1972年，“五七”干校结束的时候，军代表对我说，你的历史问题，仍维持原结论。文化大革命就算没有审查你的历史问题，档案里没有装任何材料。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是苦是甜？该哭还是该笑？万般无奈，我只好引吭高歌，来一个长歌当哭吧！
4．广阔天地
1970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有新的指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学生不上学了，都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有四个孩子都去了农村。一个去芳草湖农场，一个去特克斯军马场，一个去吉木萨尔，一个去吐鲁番。那个时候，他们年龄大的20岁，小的只有17岁。他们远离父母，去到农村，而且有的还是少数民族集居的农村，做父母的哪有不牵挂的呢？去了几年以后，那些有权有势有办法的父母，都把孩子弄回来了。我们既无权也无势，也没什么办法，只好让孩子老老实实地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过了三年以后，四个人中有三个都先后回城了。一个是大专毕业，分配了工作。一个考上了研究生，一个继承了我的爱好，会唱歌。从农场唱到总场，从总场唱到县上，又从县上唱到地州文工团，算是回城有了工作。只有一个最小的，没有办法回来，使我们焦急万分，寝食不安。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当时又有新的政策。父母退休，可以让子女顶替上班。谢天谢地，当时她母亲提前办了退休手续，叫最小的孩子顶替。在农村接受了五年再教育，总算回来了。
写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需要向你们“交代”清楚。
虽然父母退休，子女顶替，是上面的政策，但是还得上下疏通，打通关系。否则“广阔天地”不放孩子走，让她继续“大有作为”，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我这一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也不得不折一次腰。不过我这次折腰，不是为“五斗米”，是为了孩子回城。我买了不少礼品，什么知青办哪，公社主任哪，大队支部书记呀，都得打点到。我这不会抽烟的人，也不得不买了一包好烟，毕恭毕敬地、满面笑容地、点头哈腰地向人家敬烟，我自己却不抽。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拙劣的表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前面不是说史无前例吗？那些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跳忠字舞等等，比起这不让学生上学，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可以问一问，查一查，古往今来，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有没有一声令下，不让学生上学的呢！
三、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这个词，过去最是老生常谈的了。我记得小时候上海，就有“修身”这一课。以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章、著作多得很。后来刘少奇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也都学过。觉得它是继承古代先哲们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没发现它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料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批了个体无完肤，臭不可言，一无是处。起名曰《黑修养》。而且竟把它的作者置于死地！唉，这个问题太悲惨，不谈也罢。但是自那以后，修养问题就谈得很少了。
其实，修身养性问题，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当今的中国，在物质文明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明在可怕地荒芜。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而且愈演愈烈。
不是有一句话叫饱暖思淫欲吗？人们不难发现，现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现象：理发厅不专为理发，浴室不专为沐浴，宾馆不专为住宿，球房不专为打球。这些色情场所正好满足了有些人的饱暖之后的淫乐。
现在社会上假、冒、伪、劣已经充斥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说完全出乎人们的想象。最近媒体报导，女子柔道出现了“假摔”的现象。一位女子柔道冠军，在一次比赛中，说是赢了可以拿20万奖金，如果输了，可以拿30万奖金。结果这位冠军得主，刚一出场，就被对方一击摔倒。叫人看了，一目了然，这是假摔。有鉴于此，近些年来，全国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
关于修身养性，古圣先贤给我们留下很多光辉典范。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无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孔子一生大部分时光是在贫病交加，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有德而无位，四处碰壁。安贫乐道是他对人生的基本态度。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所以孟子说，孔子表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
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经常出现“上善若水”的字样吗？我看了觉得一知半解，似是而非。最近从《道德经》中才看到这句话的出处及其深刻内涵。唐朝魏征阐释这句话：“地洼之，水流之；人谦之，德归之。”意思是说，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心地光明磊落，语言诚实守信，施与别人不求报答。做事顺其自然，因时制宜，象水一样，生生不息，万古长流。
在演艺界，评价一个人，常用“德艺双馨”四个字。比如赵丽蓉逝世的追悼会上，挂出大字横幅。写着“德艺双馨”。就是说她的道德、演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其实，不管评价什么人，都应当把德放在第一位。
这个“德”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人格、修养。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真素质不需要刻意去提醒，去表现。一个有“德”的人，已经把这个德字融化到他的骨子里。表现出来的是儒雅、自然、得体。冰心曾经说过：“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人格。”你们可能想不到，她这句话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这句话在我脑子里徘徊，至今不能忘怀。我小时候，读她的《寄小读者》，感到是那么亲切、感人。她的作品感染了几代人。她的德是几代人都公认的。但是，如果有什么人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硬要表演出来给人看，那就叫做东施效颦。这种骨子里的东西，任你演技再高，也是表演不出来的。
我年轻的时候，看见不少人家的厅堂里挂着“满招损，谦受益”的条幅。当时看了，觉得有些一知半解。后来才知道，这句话来自《尚书》。这是一条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总是拥有德行的，总是受人尊敬的。亚里士多德说：“对上级的谦逊是本分，对平级的谦逊是和善，对下级的谦逊是高贵。”
人生在世，谁都愿意过幸福生活。其实，幸福与否完全在于自己的一念之间。幸福只是一种感觉。杜甫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意思是说，世界好像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就对你微笑；你对他皱眉，他就对你皱眉。所以，作为一个人，首先要在涵养上下功夫。要经常保持开朗的心情，乐观的志度，豁达的心胸。不是有一名句话叫“知足常乐”吗？这句妇孺皆知，老生常谈的话，恰恰是人生幸福的基础。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不逾矩”太重要啦。真是一字千钧！从心所欲，那好办。我的重孙子到我家时，那时他一岁。按照我的说法，那就叫“为所欲为”，没有他不敢“为”的。电视机、VCD、电话、台灯等等，没有他不动的。还有，他竟在地毯上拉屎，你说他是不是胆大妄为？等到晚上，一开台灯，不亮啦。一开VCD，声音大得把人吓一跳，如此等等。你说这不就是“从心所欲”吗？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矩的概念。你把他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那就要另当别论啦。
孔子说的这个“矩”，作为一个人，一个高级动物，一辈子都要严格遵守，不能逾越。我为什么强调高级动物呢？意思是说，就连一般动物，也有它们的“矩”。比如虎毒不食子，鸟类还知道“反哺”呢！何况人乎？对于一个人来说，这个“矩”就太重要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一个人一生下来，要想成为一个“人”，就要一辈子遵守这个“矩”。
那么，这个“矩”到底是什么呢？按照我的理解，它的内容可多啦。首先是法律，其次是道德，再其次是风俗、习惯，规章、制度、民约、民俗、各种行为规范等等。甚至一举手，一投足，都有“矩”。
当然，这些“矩”，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比如法律，是成文的，你必须遵守，否则你就受到制裁。规章、制度，也是成文的，有些你可以遵守，有些可以不遵守。不遵守也不一定受到惩处。我这里想要特别强调的，就是道德。比起法律来，道德是不成文的。道德也不像法律那样，必须强制执行。你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制裁。你不遵守道德也没有什么条文制裁你。我想，作为一个“人”，要求不逾“矩”，那么道德跟法律比较起来，道德是最重要的。现在不是提倡“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吗？这太重要啦。过去骂人，经常用“缺德”两个字，现在不用啦。但是现在社会上缺德的人太多啦。这些人昧着良心，不择手段，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敢干。长此以往，如何得了！所以，“以德治国”，需要全国上下经过长期努力，来改变现状，实现这个大政方针。
四、结身守志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两军对峙，你可以把对方的统帅打死，但是你却不能改变老百姓的意志，把你的意志强加于人。实际上，对任何事情，老百姓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你权力再大，也改变不了他的看法。这就叫匹夫不可夺志。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对别人说，这孩子主意可真着哪。我从小就是这个秉性，到现在改了没有？一点也没改。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认为，脑袋长在自己身上，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由自己去判断，为什么听别人的呢？
但是，在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有些事情，即使你有不同看法，你敢反对吗？让你喊史无前例。。。。万岁，XX永远健康，等等许许多多的口号，你敢不喊吗？早请示晚汇报，你敢不参加吗？跳忠字舞，你敢不跳吗？在这种大潮流下，正像庄子《人间世》说的：“我内直而外曲”。庄子坚决反对在顺世中流俗，丧失自我。主张内心独立不羁，外表虚与委蛇。如果卓而不群，与众不同，易遭攻击。正如木秀于林，风必折之。然而心灵不能被世俗消蚀吞没，坚守本心、本性、本真不被改变。
在“天下大乱”的时代，我很庆幸自己守口如瓶，在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表面上虚与委蛇，但是在灵魂深处，却坚定地维护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的心灵天空。
当然，现在回头看，有的时候，对每件事情，我的“志”，也未必都是那样界线清楚。有一句话叫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能摇身一变成为真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谎言迟早会被戳穿，真相终究会大白。所以，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心灵的天空，更加宁净，没有被消蚀，没有被吞没。
1、不趋炎附势
前面已经说过，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已经深入到我的骨子里，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缺少为五斗米折腰的细胞。干工作，我勤勤恳恳，精益求精，不遗余力。但是如何溜须拍马，奴颜婢膝，讨好上司，连最简单的给上司一支烟哪，陪当官的下盘棋呀，等等，我都不会干，也从来不想干，你说怪不怪！
月间，在天津华北贸易总公司，业余时间打乒乓球，一次来了一个大胖子跟我打，我看他很胖，就左右开弓，把他遛了个不亦乐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姚依林。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商业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
年，我在五七干校劳动。跟我在一个房间住的有副厅级干部，都是“走资派”。房间还住着一位“三块钢板”。我的孩子又问啦，什么是“三块钢板”？钢板怎么会跟你们一块住？我告诉你们：“三块钢板”指的是出身贫下中农，当过解放军，是共产党员。这些都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应当说是骨干分子。有一次，有一位副厅长，打了饭，准备在自己床上吃。不料这位“三块钢板”扫自己的床，动作很大，正对着这位副厅长床上的饭菜。这位副厅长只得忍气吞声，照样吃自己的饭。我在旁边看着也是敢怒不敢言。我和这两位副厅长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我对他们的态度，一是把人家当人，二是尊重人家的人格。他们写交待材料，有的字不会写，房间里没有别人时，我就告诉他们。时间一长，我和他们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感情。等到运动完了以后，这些“走资派”都官复原职，有的还升了官。有些人就找到他们，混了个一官半职，而我却是依然故我。不过有时遇上他们，他们对我特别亲切，好像是老友重逢一样。
前面曾经提过，我调新疆以后，不论是在商业厅或食品公司，自治区物价局每次开会，必请我参加，作为会务组的成员，从起草文件，一直到会议结束。因此我同自治区物价局的领导都很熟。自治区物价局先后从各厅局调去很多干部，例如商业厅、供销社、物资局、粮食局等等。这些干部调到物价局后，都混了个一官半职。但我却从来没有对这件事情动过什么脑筋，提过什么要求。
我参加工作以后，不论在北京还是在新疆，总有一些同志和我投缘，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感受。有的甚至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但是有一条，谁要是个当权派，我就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还有，就是从北京调来的干部，不论是商业部调来的，还是其他单位调来的，有不少都已调回北京。还有不少新疆的干部，也调去了北京或其他沿海大城市。他们为什么能调走呢？答曰：工作需要。其中的奥妙，不言而喻，我就不用多说了。唉！谁让我天生的就不为五斗米折腰呢？
2、不随波逐流
我这个人哪，从不随波逐流。1951年，我去上海出差，正赶上斯大林逝世。华东贸易部举行座谈会表示哀悼。我们中央贸易部出差的人也参加。当时有一位同志表现十分悲伤，说亲爱的斯大林同志逝世，他感到十分悲伤，甚至比他父亲死还感悲伤。而且边说边痛哭流涕。我想，也许人家觉悟高，怀有无产阶级的深厚感情。凡是遇到这种事情，我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如果非发言不可，就按例行公事，说上几句。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多次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物价会议。那时候有个传统，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中央领导亲自接见，并合影留念。有时，会议正在召开，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说是有重要任务，叫代表们马上坐上汽车。从府右街中南海西门，直接进入中南海草坪，就是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的地方。许多代表都以有机会能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为荣。他们欢呼雀跃，激动万分。合影的照片可以给每个人一张，但是要收费。我记得是四元至五元。我当时想，一个人有幸能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是他一生的荣耀。象这种照片不应当收费。我在当时因为孩子多，生活困难，享受国家补助。记得有一次讨论困难补助的会议上，有人批评我，说既然享受国家补助，就不应当买棉毛衫，应当穿棉布小褂。我想，自己拿着国家补助，连买件棉毛衫都受批评，哪有钱去买这种照片呢！
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达到“史无前例”、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那个时候，凡是上级有硬性规定的举动，比如必须参加革命组织，必须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必须跳忠字舞，必须早请示晚汇报，必须喊万岁，必须喊永远健康等等，我都照章跟着做，跟着喊，跟着唱。凡是没有硬性规定的，我决不随波逐流。有一个时期，兴起一股纪念章热。每人胸前都戴一枚到几枚毛主席纪念章，许多人还收藏了好多纪念章。那规格、形状，越做越新，越做越大。后来大到比一面镜子还大。好像越大就越忠，越多就越忠。在这一股大潮中，我给自己规定一条原则。谁要是送给我，来者不拒，让我花钱买，没门。
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学习社会主义的纲领，说是要逐步缩小并最后消灭三大差别。哪三大差别呢？是工人和农民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脑体劳动之间的差别。我觉得很有道理。在我们国家，这三大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三大差别缩小了没有呢？我觉得缩小得太慢了，太不尽如人意了。举例说，工农差别。中国有句老话，叫“谷贱伤农”。在物价工作中，工业品价格指数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中间之差，那时叫“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个剪刀差未见缩小，或者缩小很慢。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从物价角度来说，农产品价格过低，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1978年以前是计划经济，主要商品由国家定价。乌鲁木齐的销售价格是：面粉每袋（25公斤）10.5元，猪肉以膘厚区分，每公斤：一级2.1元，二级1.9元，三级1.7元，绵羊肉1.15元，鸡蛋0.95元。其他如鱼、蔬菜、水果等，价格都低得出奇！要知道这些都是销售价格。对农牧民的收购价格比这还要低。而且如果追溯到五六十年代，价格还要低得多！我在商业部也好，后来在商业厅也好，曾以各种方式提出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意思。但是人微言轻，这样重大问题，像我这样的小人物，提个意见怎么能被采纳呢？
近几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取消农业税和各种费用，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而且把补贴的钱直接送到农民手中。最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而且接着采取一系列改革，正扎扎实实地在全国推进。还有，对农民工问题，对农民进城的户口等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所有这些，都是缩小工农差别，缩小城乡差别的重要工作。写到这里，我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我为八亿农民鼓与呼！”
还有，前几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接着又提出“中部崛起”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缩小地区差别的重要步骤。经过几年的实践，己经收到明显的效果。
所以，我在几十年前所想的在我国缩小三大差别的问题，正在一步一步的付诸实施，我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我还有个想法：三大差别缩小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也许，我的想法太天真了。
还有，关于国民经济的比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规定轻重工业发展的比例为1：8。我当时就不以为然，你优先发展重工业可以，可是二者的差距怎么能这么大？结果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这个问题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决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从不随波逐流的事例就数不胜数了。比如：一个时期练法轮功，风行大江南北。乌鲁木齐各公园练法轮功成风不用说，1996年秋天，我几乎走遍半个中国，没有一个地方不练的。有人劝我练，我说我才不赶这个时髦呢！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时期人们打鸡血，每人抱着一只鸡，抽出鸡血打在自己身上，说是可以强身健体。还有，早晨空着肚子，喝几大杯凉水；还有专门踢腿、摔腿等；后来，又兴起吃各种补药，比如花粉、蜂王浆、人参、脑白金等等。人们把它们的作用说得神乎其神，而我是依然故我，从来不为所动。
五、俯仰无愧
我有个朋友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在我年纪很小，还不大懂事的时候，就知道有好人，有坏人。经过几十年的切身体会，我对人的认识仍很单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论语》不是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吗？可见君子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一个人如果能以一颗真善美的心活在世界上，去面对一切人和事，他就能活得很快乐，很幸福，很踏实，很安详，就能达到心安理得，俯仰无愧。人们又要问啦，什么叫俯仰无愧呢？所谓俯仰无愧，就是上对天，下对地，上对父母祖先，下对子孙后代，都无愧于他们。这就叫“君子坦荡荡”。
有些人的心态与此不同，他们私欲膨胀，贪得无厌，尔虞我诈，蝇营狗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有的甚至嫉妒别人，坑害别人，专门给别人制造麻烦，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人总是痛苦缠身，总会发生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他们感受到的只能是人生的煎熬，人生的惩罚。这就叫“小人常戚戚”。
香港维多利亚港有一条金光大道，在人行道上印着很多名人的手印，一字排开，数不清有多少。手印旁边标明这位名人的姓名。晚上华灯初上，对面很多高层建筑的楼顶争相发射激光，在夜空闪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这美丽的夜色，而是那些手印。晚上灯光一亮，细看那些手印，竟如此逼真，不但可以看到每双手的大小形状，甚至连他们的指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不知怎么的，我的思绪一下子就由这些手印联想到脚印。我想，我这些年所走过的道路，所留下的脚印，何尝不是这么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位同事说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十年过去了，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有时夜阑人静，扪心自问，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尽管崎岖不平，命途多骞，但我都能坦然自若，决不仿徨，坚定地一往直前。回顾自己所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可以说是坚定、踏实的。同金光大道上那些名人的手印比较，在我心里的印迹同样清晰。
其实，好人与坏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只有两个字，就是善、恶。《周易》里有一句话“积善人家必有余庆”，我记得小时候街坊门上的对联就写着“向阳门第春先到，积善人家庆有余”。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期间，曾向鸟巢禅师请教佛法大意。禅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那以后，白居易苦学佛法。为官期间，体恤百姓，为民造福。不但是大诗人，还是一位大政治家。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句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你们知道什么叫“运动”吗？我以前的理解，主要是体育运动。例如奥运会呀，全运会呀，田径运动呀，球类运动等等。此外，也知道“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但不是很多。解放以后，运动一下子就多了起来。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给人的印象，国家就是靠搞运动才能发展。说来还有理论根据，叫做“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拿我个人来说，自1949年5月参加工作以来，经历的运动可以数一数：
1949年土地改革运动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2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五反”运动）
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
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7年反右派运动
1958年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反右倾’，运动
1964年“四清”运动
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
1977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学大庆运动
我说我是一个老“运动员”。你们知道“运动员”的滋味吗？告诉你们吧。“运动员”就是“运动”的对象。兰球运动是打兰球，肃反运动就是肃清反革命。“三反”运动就是打“老虎”。当时我就是被人当“老虎”打。打对了就是“运动”的胜利，打错了就是白打。我在“三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就是被白白打了两次。你们可能要问：打了半天，打错啦，不给赔礼道歉吗？你们太天真了，哪有什么赔礼道歉的呢？当时有个逻辑，叫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呢？这是组织上对你负责，是组织上对你的教育。你应当感谢组织才对呢！
历次运动的对象，都是被审查者。那么审查者都是谁呢？自然是运动的主力、干将、积极分子啦。当时有一条政策，叫“大胆怀疑”。所以在“三反”运动中，那些积极分子，向我提出的问题铺天盖地，漫无边际。看那架式，非要从我身上突破缺口，掀出一个大老虎，或者一个大历史反革命，或者一个大特务，才能大快人心。
当时还有一条政策，叫忠诚老实。我记得刚解放，就叫我们学习一篇文章，是前苏联一个人写的。意思是你既然参加了革命，就应当对党忠诚老实。对啦，还学习过高岗的一篇文章，大意也是说对党要忠诚，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在历次运动中，他们总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叫我交代所有的问题。三反运动中，有人动员大家交代所有的“你认为是问题的问题”。说“你既然已经参加了革命，就应当把所有的问题都交代清楚”，要“袖子里吞棒槌，直来直去”，要“竹筒里倒豆子，全部倒光”，要“无事不可对党言”。他说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唾星四溅。上面的话都是他的原话，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呢？！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他说话时的姿势和语气，仍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时，人家都是老干部，叫我们新干部。现在想起来，他们也都是执行上级规定的路线方针，无可厚非。在其位，谋其政嘛。
历次运动，都是从中央发起的。比如肃反运动，上边揪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下边各级都要揪出反革命分子。听说还规定了百分比，完不成任务，就交代不了。既然是叫你交代所有的问题，象我这种人，就真的搜索枯肠，把所有的问题，不管算问题，还是不算问题，都向党交代了。这里得说清楚：我的历史问题，早已交代过啦。现在有隐私权，那时候哪还有隐私权啊，当时我为了表示忠诚，把什么问题都写成材料，交给组织。后来人家说，叫你交代的主要是政治问题。
还有一种人是积极分子，运动主力。比如有一对夫妇在批判“里通外分子”时，声嘶力竭，立场坚定，表现很突出。可是后来，还没有改革开放，人家就偷偷跑到香港去了。这种人不在少数，当初还都很“红”，不象我这“二等公民”。
前面说的“大胆怀疑”，是上面的政策，跟这配套的，就是“对号入座”。有历史问题的，就怀疑是特务；从外国回来或在国外有亲戚，就可能是里通外分子；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的，叫地、富子女，还有个好听的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若是家庭人口多，负担重，象我这样的，就有贪污分子的嫌疑啦。
你们别以为有什么好怕的，怀疑归怀疑，等查清楚不就结了？哪有那么简单啊。所谓对号入座，就是对上号，先入座。
比如，我有“历史问题”，就叫“特嫌”，就要享受“特嫌”的待遇，就另眼相看啦。有一次，一个外国元首来，大家都去欢迎，一个工人通知我：“你不能去欢迎，只能呆在办公室”。我也不清楚那工人是干什么的，他怎么有权管我。但是，你敢不听人家的吗？
至于大胆怀疑，怀疑的对不对？像我，怀疑错了，那是组织上对你的关心。像刘少奇，怀疑是叛徒、内奸、工贼，不都怀疑对啦，己经正式宣判啦！置之死地而后快啦嘛！
谈到俯仰无愧，就不能不谈一谈我多年来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潇洒人生》中曾经谈到“默默奉献37年”，但是谈得很空泛。奉献的质量如何？份量如何？对国家、对人民有愧还是无愧？都没有“交代”清楚，所以在这里再重复“交代”一下。
我曾经说过，我是“六朝元老”，那只是自嘲式的一种说法。在实际工作中，我真是个“元老”。什么元老呢？是物价工作元老，我从1949年5月参加工作以后，一直从事物价工作，直到1986年退休。现在人们不知道，在建国前后，我国的物价工作有多么重要，任务有多么繁重。在那个时期，全国物价发生几次大的波动，如果不能很快稳定下来，将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所以稳定物价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在贸易部工作，就是站在稳定物价斗争的最前沿。在中央，直接指挥稳定物价斗争的是陈云、薄一波，当时他们是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我们经常能看到他们对一些电报、文件的亲笔批示。当时，贸易部长姚依林，就是在天津跟我打乒乓球的大胖子，跟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后来国务院下设物价组，我们经常去中南海请示汇报工作。还有，在北京多次召开全国物价工作会议，我不是作为会议代表，就是作为工作人员参加。还多次到中南海受到中央首长，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49年我在天津华北贸易总公司的照片，就包括当时从事物价工作的同事们，时间好象是当年的五月份。到了九月，华北贸易总公司迁到北京。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贸易部就是在华北贸易总公司、华北工商部等单位的基础上成立的。据我所知，照片上的20个人，只有4个人是一直从事物价工作，称得上元老的。这4个人中，除我以外，还有3个人。他们先后被调到国务院或物价管理委员会，现在都已退休。
全国稳定物价的工作，直到1952年底才算完成，这就给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好了基础。所以从1953年开始，实行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简称“一五”计划。现在的“十一五”规划就是这么来的。可能有人掐指一算，不对呀！“一五”从1953年开始，“十一五”应该从2003年开始，怎么差了三年呀？你们不知道，这就是“十年浩劫”给造成的。
1961年我调到新疆以后，又赶上新疆的物价工作有大的举措。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新疆物价明显偏高，物价总水平比北京高40~50%，同时新疆的工资也高。随着铁路逐步西伸，1963年通到乌鲁木齐，新疆的物价总水平逐步降低，当时我在商业厅工作，从始至终参加研究制定物价调整方案的工作。制定了大量的方案，起草了成堆的文件。1973年调到新疆食品公司以后，这种工作状况仍然没有改变。直到1985年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物价工作会议，情况仍然如此。
总之，我在37年中所作的工作，都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工作。虽然工作单位、地点有所变动，但始终从事物价工作，所以叫作“元老”我为能有幸在这项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感到自豪，感到欣慰。一个人从一天到一年，从一年到一生，都能活得内心安适，俯仰无愧，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六、与人为善
小时候，在人家的厅堂里，看到一个条幅，写着“和为贵，当忍为高”，觉得一知半解。现在从我的诸多良师益友中找到答案了，原来，这也是孟子说的。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其实，人人都渴望拥有平和的人生。如果我们给别人一份平和，我们就能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和为贵”是保持人们身心愉悦的重要生存智慧。
人，有仁爱之心，必然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一不争名，二不争利。故而能享受真正的人间乐趣。夫妻恩爱，尊老爱幼，邻里和睦，朋友众多。人与人之间形成相互关爱的关系。
孔子说“已所不欲，勿施与人”。人们显然不愿意别人以一种激烈、刻薄的态度对待自己，哪怕自己的意见是错的。同样，将心比心，我们也不应强迫别人。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说“我立下一条规矩。决不能太武断。当我不同意别人的意见时，决不立即正面反驳他。只表示在某种条件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情上，看来好象稍有两样。我很快就体会到这么做的好处。凡是我参加的讨论，气氛都融洽得到。”
学家研究出一条定律：“行为孕育行为。你对我友善，我对你也友善；如果你对我不友好，我也不可能对你友好”。这就是心理学的“互惠关系定律”。宽容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作为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永远不要和人正面冲突，永远不要说伤人的话。其实，老百姓不懂得什么高深的定律，但是对于做人的道理还是很清楚的。我小时候常听我父亲说：“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谚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两句话同上面的一条定律，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论语》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大意是说，孔子凭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的态度，来取得人们的信任和尊敬。我记得这句话也被人批过。但是，从我懂事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的人生之路就是按照这条古训走过来的。
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和谐、融洽的环境里。从我的祖父母、父母，直到所有的亲戚，包括同小朋友一起玩，从来没发生过打架、斗殴、恶语相加的事情。上学以后，尊敬师长，与同学和睦相处。总之，我所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是教我与人为善，不懂得什么叫与人斗争。
记得1949年5月，我在天津华北贸易总公司参加工作后，在一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上，有人说我圆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做出这样的评价，也是唯一的一次。当时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后来经过几十年革命工作的经历，才明白一个人要革命，光与人为善不行，主要的要学会“与人斗争”。可是，我天生不是与人斗争的料。
1966年，我在阿克陶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一位贫农，打扫卫生时，不慎把墙上毛主席像的眼睛弄破了，结果祸从天降。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被打死。当时的口号是，对这种人要：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打倒以后，再踏上一只脚。不，是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有一次看到当时斗争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场面。说来也怪，不管什么“运动”，总会跳出来一批积极分子，谁指到哪里，他们打到哪里，而且绝不手软。结果“反革命分子”被活活打死！悲惨地离开了人世。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在斗争哲学的指引下，死去的人有多少！
回想这么多年来，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因为我坚持与人为善和内直外曲这两条做人的原则，我这一生受益良多。不是有人训斥别人，说你“树敌太多”吗？我这个人哪，这一辈子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敌人。前面说过，我是“六朝元老”，在“三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审查，但是除去有时被限制自由以外，还没有受到什么非人的待遇。比如挂牌子啦，戴高帽子啦，大会批斗啦，坐“喷气式”啦，等等。我想，这大概是为我解放前后都是一个小人物，不够杠杠，再加上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罪行。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我那与人为善和内直外曲这两条做人的哲学在起作用。我这个人哪，不论到什么地方，只会踏踏实实工作，从不显山露水，趾高气扬，居功自傲，更不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所以在一些运动中，有些人质问我，说你为什么就没加入国民党等等，但对我都比较客气，好象没把我当作“敌人”。甚至那些积极分子，也没有把我不当人看。前面说的那位“三块钢板”，对我还很客气。谢天谢地！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与人为善是我奉行的做人的原则，但它何尝不应当是所有的人做人的原则呢？老祖宗留下的话，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地位高低，不管你权力大小毫无例外都得遵守。前面说的心理学的互惠关系定律，那可是对所有人都起作用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我奉劝所有的人千万都要记住这一条：“‘与人为善”！你还别说，古今中外，还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专门与人交恶。我在这里引用英国大思想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一段话：“有一种人，专门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而更象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
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朋友遍天下，还遍天上。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交朋友的乐趣。我这个人哪，不管对什么人，不管什么职业，也不管职位高低，人家尊重我，我也尊重别人，决不会摆什么架子。当然，我也没有什么摆架子的资本，只是年纪大一些，但是我从来不以什么长者或者老人自居。不管对什么人，甚至对小孩，我都是平等相待。所以，不管我走到哪里都有很多朋友。在乌鲁木齐的朋友有多少？单说在人民公园认识的歌友就有一、二百人。人家都跟我叫张老，可有的朋友我连人家姓甚名谁都叫不上来。我交朋友主要是以歌会友。年冬春，我在深圳、珠海住了半年，也结识了不少朋友。除去老年朋友以外，年轻的也有。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还有不到十岁的。有的是萍水相逢，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深深的感到，只要一个人怀着一颗与人为善的心，一颗真诚的心，而不是假情假意，心怀叵测，必然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应当珍惜每一次缘分，体会每一张笑脸，只有这样，才能活得更健康、更潇洒、更幸福。
我第一次去珠海，认识一个小朋友，那时才五岁，是个胖小子。说来也怪，我一见他就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经常相约在海边玩耍。他跟我的小儿子叫爷爷，跟我叫太爷。我们还在一起照相。时间长了，我和他的爸爸、姐姐都很熟。我回来以后，他还多次从珠海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再去珠海。2005年春节我再去珠海的时候，他已经长高了许多，还是那样胖，那样好玩，见到我可高兴啦！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一起玩。你猜怎么着，就在2005年冬天，他几次从珠海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珠海。2006年元旦，他和他的爸爸还专门打电话向我拜年。这种纯洁的、真诚的、无私的忘年之交，每次想起，我总是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一个人生活，经常到市场买东西。我这个人有一种习惯，买什么东西，认准一家，再也不换地方，所以时间一长，我和这些老板、员工就成了朋友。举一个例子，我到超市农贸市场一家店铺买馄饨。时间长了，这家店铺的老板和员工都把我当朋友看待。我一去，不用说话，人家就知道我买多少馄饨，包成两包，都不用称秤。而且后来价格涨了，对我仍按原来价格计算。
就这样，在人家不太忙的时候，还互相聊上几句。也许我这个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年纪大，平易近人。时间一长，就自然而然的成为朋友。所以我觉得，到市场买东西，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一种乐趣。
我记得“真、善、美”这三个字，过去人们经常提到。三十年代有一首歌，以这三个字做歌名，是专门歌颂真善美的。令人可惜的是，现在对于真善美提得很少了！我有一种深切的体会，作为一个人，只有抱着一颗真善美的心活在这个世界，才能处感到人生的享受，而不人生的煎熬，才能提高生命质量，获得人生最大幸福。
七、养生有道
关于养生有道，我在前面曾经提过。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两千多年前的先哲们，提出“养生之道在于和”；他们把“和”看作是世界上最高最恒常的标准。“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协调，和谐，平衡”。儒家经典[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古代许多养生思想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做到“天人合一”。
人到老年，生活归于恬淡，闲适，这就需要安详自处。生活中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自己觉得充实，无悔，就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冷静超然，从容不迫。孙道临七十九岁时说：“人的生理年龄谁也无法抗拒，但心理年龄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洪昭光也说过：“心理平衡是健康的金钥匙。”
养生，就是要保持肌体各方面的统一平衡。[黄帝内经]说：“平人者，不病也”。把健康无病的人叫做“平人”。这里的“平”，就是体内和谐、平衡的意思。我理解，也包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
进入老年以后，对于这个“老”字，我有两句话，叫做“不言老、不怕老”。有的老年人把“老”字挂在嘴边上，动不动就说：“老了，不中用啦”他［她］们有的都比我小一二十岁。我说你们在我面前不要说老。1997年春天，我的二儿子陪我去海南岛。在海口的公共汽车上，乘务员说：“请给两位老人让座。”我听了觉得很可笑。怎么我的儿子也成了老人啦？细想一想，那年他53岁，也可以算老人了。如果那一年不算老人，今年他已60岁，我的大儿子已经63岁了，还不算老人吗？
唐代诗人刘禹锡晚年赋闲，不以年老而悲愁，而是一派豪情。写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著名诗句，既是慰藉好友，也是鞭策自己。在养生方面，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1、生活规律
我前面己经提过，我是机器人，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冬季8点起床，吃过早饭后，10点到公园，活动2个小时，12点回到家。下午2点吃午饭。午饭后休息。4点起床，看书报，写文章，上街买菜，购物散步。11点睡觉。如果是春夏秋三季，时间还要提前，室外活动还要增多。特别是夏天，晚上华灯初上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到街上观赏夜景。我家住在乌鲁木齐的黄河路上，人行道很宽，街灯又亮又美，所以观赏夜景的人特别多，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看电视的时间不多，而且从不躺着看。除了午睡以外，我白天从不躺着。不躺在床上，也不躺在沙发上。前面说过，我吃饭严格控制饭量。就算是有更多的美味佳肴，我也决不多吃。还有一点，我从来不吃零食，一天就是三餐。这是我多年来己经形成的习惯。
除了散步和用健身器材锻炼身体以外，我认为参加家务劳动也是锻炼身体的好办法。我老伴已经走了10年，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从买菜、做饭、浇花、打扫卫生、擦玻璃、洗衣服，都是我自己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请个保姆？我说，我现在自己都能做，请保姆做什么？我想，人到老年，把做家务劳动当作锻炼身体，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享受。你们以为然否？
当然，有些我做不到的事情，还要我的子女做。比如，洗大件衣服、窗帘、被罩等。每年还要请几次家政工打扫卫生。
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叫做“久病成医”吗？我却恰好相反，对于疾病医疗方面的常识知之甚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经发现黄疽，怀疑是肝病，后确诊为胆囊炎，吃了点药病就好了。后来经过几次体检，胆囊炎仍然没有消除。但是没有任何反应，到现在已经20多年啦。
小时候，听我母亲说，我爷爷是个老中医。他临终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说家里人有病不要找医生看。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些头疼脑热或者闹肚子等等一些小毛病，根本不找医生看。用一些土办法，病就好了。这一传统，不但影响我的一生，而且对我的家人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走到哪里，都愿意和人家聊天。常常有人问我：“多大年纪啦？”我说：“你猜一猜看。”我粗略估算一下。有60%的人说我70多岁，20%的人说我60多岁，20%的人说我过了80岁。
2、以静延年
一个静而有道的人，会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唐代的孙思邀拒绝欲望的侵扰，不受皇帝老儿的召唤到宫里做医官，清心寡欲，鹤发童颜。人们都说他是神仙。现在的人多反其道而行之，穷奢极欲，说是追求生命质量。然而，在各种欲望中饱受煎熬，能换得生命质量吗？放慢生命节奏，静养才是生命的真谛。现在的人退休以后卸掉了工作的重担，但是还必须发挥余热。你看那些当爷爷奶奶的，哪一个不是被孙子拴住，一天忙得不可开交，不得解脱？我的大女儿的儿子有一对龙凤胎，女儿也有一对龙凤胎，都叫人羡慕死啦。但是，她却被牢牢拴住，比退休前还忙，哪儿也别想去。最近，她和我二儿子、小女儿一起出去旅游、探亲，去了将近三个月，走了六个地方，可真是玩美啦。
我跟他们就不同啦。我现在是老太爷。抚养第二代、第三代的任务已经完成。至于第四代，我就管不了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明白，一个老年人，他的一举一动，应当是从容的，宁静的，温馨的，慢条斯理的，与世无争的。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呢，怕什么？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放慢生活节奏，干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连走路也是慢慢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上乌龟啦。我喜欢它的慢性子、遇到什么事它也不急。好像它在说：急什么，天不会塌下来。自古以来，乌龟就是长寿的典范，人们不是常说：千年王八万年龟吗？这和它的慢性子有很大关系吧。那么，为什么人们骂人，常骂乌龟王八蛋呢？当然，这个问题好多人都明白。骂人“王八”，不是指的乌龟，而是“王八”的谐音，是“忘 八”。什么是“忘八”呢？“忘八”是指人们把作人准则的八个字给忘啦。这八个字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一条古训，人人必须遵守。可惜的是，现在这条古训都不提啦。在这里，我想问问我的九个孙子，你们知道不知道？所以，乌龟并不是坏东西，它有很多长处，还值得人们学习呢。
3、笑口常开
前面我引用白居易的一首诗，诗的最后一句是“不开口笑是痴人”。人就是应当笑口常开。不知怎么的，我越来越爱开玩笑。不但跟朋友开玩笑，跟熟人开玩笑，现在跟初次见面的人也开玩笑。前些日子在公园，和朋友在一起遇到两个人，互相问起年龄，一个说71岁，一个说59岁。我赶忙说：“我83岁，我们都是狗。一个是小狗，一个是大狗，我是老狗，”后边还加上一句：“你说狗好不好？好狗比坏人还好呢。”当即引起众人大笑。说“笑一笑，十年少。”太有道理啦。每天早晨，放开你的歌喉，唱唱歌，再开怀大笑几次，保证你一天都高兴。但是，有一条，我开玩笑，从来不会贬低别人，或者“当着矬人说短话”，拿人家的短处嘲笑别人。
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四个大字，我很欣常，他的为人，我更是欣赏。我把他也列入我哥哥的行列。比如，李白啦、白居易啦，都是我哥哥，前面已经说过了。那么，我喜欢郑板桥什么呢？我喜欢他的博学、多才，特别是他的极富情趣的幽默，给后人留下那么多有趣、感人的故事。
我想，人生在世，不要老是那么一本正经、道貌岸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如果那样，人们只能对你敬而远之。我回想一下，我在四十岁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四十岁以后，特别是退休以后，性格变得开朗了，由内向型变为外向型了。朋友也多了，连很多小孩都喜欢我啦。
八、自奉俭约
对于我来说，节约是与生俱来的。自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懂得节约。为什么呢？这要从我的家境说起。前面已经说过，我父亲原在沈阳商业银行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九一八"事变后，基本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没有稳定的收入。加上我们兄弟姊妹又多，所以生活日趋困难。
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少同学们都留分头，而我是剃光头。直到上中学才买背心衬衣穿，原来都穿母亲做的兜兜和小褂儿。也是上中学的时候，才和同学一起第一次到澡堂子洗澡。山海关盛产高粱、玉米、小米，我们吃的粮食以杂粮为主，逢年过节才吃大米白面。记得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母亲叫我买几斤切面，吃了一顿打卤面，高兴得不得了。
那时候，我们吃的是井水，专门有人挑，每月结算一次。我们家基本上是每天一挑水。从大人到小孩，都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要知道，那时候节约用水的要领可跟现在不同啊。单说洗脸，只用一点水。有时我们给我太姥姥打洗脸水，稍微多一点，她就不愿意，说一个人一天只能用一斤水。并嘱咐我们：“千万不要暴殄天物哇！”她这句话，使我铭记在心，永志不忘。你们要知道，她没有文化，怎么会说出“暴殄天物”这个词呢？原来不但她会说，我的母亲以及其它老人都会说。那时候，我只知道这个词的大概含义，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可惜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说老祖宗留下的这句话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大部分时间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来源，只好靠变卖家产度日。先是卖房地产。家里住的房子，还有十多亩地，都卖了。连祖坟上的百年松树也卖了。卖完房地产，再卖衣物。我记得祖宗传下来的铜境、汉瓦、古瓷器、书画，还有皮衣等等，凡是能卖的都卖了。前面说过朱自清的《背影》，是写他父亲的。我回想我父亲的背影，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中等身材，慈眉善目。他为人忠厚老实，谨小慎微，不善词令。虽然还没到老年，已经露出老态。冬天天气再冷，他也得去卖东西，否则揭不开锅。他回来时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就象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
1940年农历十月我们结婚时，住在三间门房的里屋，外屋有一口水缸，到冬天缸里的水冻了很厚的冰。就在那样冷的条件下，我们住的屋里，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1949年解放以后，我参加工作，工资每月400斤小米。1950年我妻子参加工作后，两个人的工资不到700斤小米。当时我们有4个孩子，后来我父母亲又来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工资虽然逐渐有所提高，生活拮据没有根本改变。
到1953年，我有六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每个家庭的生活来源全靠工资，没有其它收入。假如我当时只有一个孩子、二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靠夫妻二人的工资生活能过得去。但我有六个孩子，全家八口人，生活自然就困难了。怎么办呢？只能量入为出，节俭度日。
那时工作地点离家远，中午在商业部食堂吃饭。食堂的菜分三等。甲等一份0.25元，乙等0.10元，丙等0.05元。我经常吃0.05元的菜。家里吃饭，很少吃肉。有时吃炸酱面，只买0.2元的肉。偶尔吃鱼，也是买最便宜的。
那时的学费不像现在这么高。但是六个孩子都上学，学杂费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所以我们尽量选不收学费或少收学费的学校让孩子去就读。老大读的是师范院校，除去不收学杂费以外，补助的伙食费还用不完。老二读的是农业学校，也不收学杂费。
人们可以想象，我从青少年时期直到1960年以前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节约”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为我骨子里的事情。上面号召、提倡，我也如此，上面不号召、不提倡，我也如此。
我写这一切的标题叫“自奉俭约”，意思是自己生活要节约，二要简单。节约，有两重意思。首先是不要“暴殄天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浪费社会资源，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才是节约“铜板”。过去不是有人说：“节约每一个铜板”吗？
关于节约，我自己奉行的标准如何呢？先说用水。现在不是讲循环经济吗？在用水方面，我早已是循环用水啦。洗菜水用来冲厕所或擦地；洗脸水用来洗脚。洗小件衣服不用洗衣机，用手洗，用过的水也可以冲厕所。为了节约用水，我家抽水马桶的抽水设备早就掐掉了。不是有人说要节约每一滴水吗？我虽然做不到节约每一滴水，但是，像一杯刷牙水我也不轻易倒掉，而是存起来用来擦地。
再说吃饭。我这个人从小就胃口好，什么都吃，不挑剔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自从我妻子1996年离开我以后，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已经十年啦。即使是一个人，我也很少到饭馆吃饭，总是自己做。粗细搭配，荤素调和。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一个人的生活，还真是过得有滋有味，其乐融融。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很少倒掉剩菜剩饭。我觉得那样就是暴殄天物。这也是从祖宗传下来的习惯。我回想一下，我从生下来到现在，倒掉的饭菜或其它食品屈指可数。
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2005年中秋节，我收到六盒月饼。我一个人吃不完，送给人家谁都不要。月饼又有保质期限，过期就变质。结果我在一个月内把这六盒月饼，大概40多块吧，都吃完了。一块也没浪费。
再说穿衣。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穿衣穿鞋特别省。以前，没有人造纤维的时候，一件衣服，别人穿一年、两年，我可以穿三、四年。一双皮鞋，别人穿一年、两年，我可以穿五年、六年。有的甚至可以穿十年。我在穿的方面，只求实用，不求时髦。一年四季，只要有衣服穿，我就不想去买。我认为，买那么多的衣服放在衣柜里，根本就穿不过来，这就是浪费，这就是“暴殄天物”。
这里要交代清楚，有时我的子女问我，要不要给我买什么衣服、鞋子？我说不要。结果，他们就不再问我，直接把衣服买来给我。算一算，现在有多少人给我买衣服，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其中孙子辈就有十个人。
上面说的是节约。下面再说说简单。说到简单，我又想起来一句古训，叫做“因陋就简”。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长期以来，它对我有那么大的约束力。譬如住房，自从个人购买以后，有不少人都进行了装修。而我只在2000年把卫生间和厨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其它房间一律没动，直到现在。
我想，生活还是简单一点，朴素一点好。台湾一代歌星孟庭苇，十年以前，因缘际会，她淡出歌坛，信仰佛教。自那以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鲜花掌声中退出，开始了简单、平凡的生活，潜心投入公益事业。她说：“我现在是自由业者，收入很微薄，生活也很简单。但是，生活愈简单、愈朴素，反而觉得愈快乐。”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提一下朱伯庐先生的《治家格言》。说来也怪，凡是古圣先贤说的话，凡是老祖宗说的话，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永记不忘。当然，他们说过的话，也不都是一句顶一万句。有的现在不适用了，但是适用的部分，我们作后人的，还是应当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这里举一些例子，都引用《治家格言》的原文：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自奉必须节约，宴客切勿留连。”
“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上面说的“饮食约而精”，“宴客切勿留连”，现在却有很多人反其道而行之。饮食精则精矣，但是不讲“约”，讲究豪华、气派、上档次。结果一桌酒席下来，大部分喂猪去了。这还不是“朱门酒肉臭”吗？还有“宴客切勿留连”，现在宴客不但留连，一次酒席可以长达几个小时，而且宴会的次数出奇的多。不论各种行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人大部分时间是在酒桌上度过的。先前国务院规定的四菜一汤，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不知此风何时才能煞住。
上面说到简单，我又想起来一句话，叫做“讲究不如将就”。这是我小时侯常常听我父亲说的。这也是一条祖宗留下来的话。我这个人就是能将就。人家生活都讲时髦，我不讲时髦，却很能将就。就拿穿衣服来说吧，我有几件衬衣，比较好的全是子孙们给我买的，我自己买的全是便宜的。有的衬衣领子破了，我叫女儿修理一下。她一看，说：“这件衣服早该淘汰啦，还修理什么？”还有，我家的家具，都是几十年一贯制。从来没有想过更新换代，都是子女们半强制性地把新的买来，把旧的换掉。
前面说过，我这个人哪，从不随波逐流。这体现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化的社会，我发现我有些不合潮流，或者干脆叫做有点“土”。我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嘛。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土”一点又何妨呢？
九、中华文明
人到老年，才会真实地认识自己，才能冷静地观察人生。我以为，物，并不构成人生的全部，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内涵，这便是真善美的理想人生。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当然是全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我想，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应当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当前，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真是任重而道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讲了多少年，可谓妇孺皆知。但是有时我想，十年树木，可以理解，树人何需百年？一个人上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再到硕士、博士，不就是二十多年吗？像杨利伟他们这样的航天员，不但技术精湛，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涵养，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谈吐都那样得体，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培养一个人，树一个人，最多二十多年就足够了，何需百年？
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才明白了这句话的涵义。所谓十年树木，不是种一棵树，而是种很多森林。像三北防护林，也不过十来年，不已经郁郁葱葱了吗？百年树人，也不是教育一个人，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代人，而是教育几代人，是改变社会风气，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建设高尚的精神家园。树林，是物质文明建设，树人，是精神文明建设。在现代中国，大家看得很清楚。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建设突飞猛进，举世瞩目。但是精神文明建设则相对滞后。我想经过十年浩劫，经过横扫一切，人们的思想已经“天下大乱”了。有几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的优良传统，要恢复、传承、发扬、光大，十年行吗？二十年行吗？
2005年春天，我去过香港和澳门，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感觉在那里古老东方文明传统的气氛比内地浓。在香港的九龙寨城公园导游图上，写着一个景点，名叫“敬惜字纸亭”，引起我的兴趣。走到那里一看，果真有一个亭子，里面立着一块碑。碑文的大意是，人们都要敬惜字纸。因为文字是古圣先贤创造的，人们对它应当怀有敬意，不能随意践踏。敬惜字纸，就是表达大家对古圣先贤的尊敬。那么你们要问啦，你为什么对它有那么大的兴趣呢？告诉你们吧，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到处都宣传敬惜字纸。街上还有人专门收集字纸，不让人们随便践踏。所以，“敬惜字纸”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自那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没有看到过或者听说过什么“敬惜字纸”。那次居然在香港看到，使我震惊，使我感慨万千！还有，我在香港、澳门的老街上漫步，不知怎的，我忽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那里的楼房都不高，街道也比较窄，沿街全是商店。一看，那商店的字号、牌匾，一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先说那字，很多都是同升和呀，盛锡福呀，全聚德呀这些古色古香的字号。再看那匾上的字，有不少都像书法家写的字，很有功底，最起码也是正儿八经的字，叫人看着很舒服。有人问：难道其他地方的字你看着不舒服吗？我说，算你说对啦，有些字我看着真是不舒服。先说有些商店的牌匾吧。那字不错，是中国字，可那字号吧，什么趣呀，什么曼呀，什么曼尼呀，都是洋味十足。如果真是外国公司那还罢了，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公司为啥起洋名？再看那字吧，有的就像喝醉酒一样，歪歪扭扭，就是正不起来，好像是越歪越有水平。
谈到写字，现在有些“名人”写的字，我实在不敢恭维！而这些达官贵人，还到处题字，叫人啼笑皆非！
传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到李时珍，一位副总理说，李时珍来了没有？这件事后来好像被人辟谣了。但是直到现在，像这样的事情好象比比皆是。就在最近，电视台播映，有的中学生连屈原是谁都不知道。前些日子，电视上说有个学校的学生，听说朱自清的父亲死了，大家都哭啦。你们又问啦，这有什么奇怪的？原来，著名作家朱自清的文章《背影》就是怀念他父亲的作品。他的父亲早死啦，还哭什么？
还有一件让人“忧从中来’，的事，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古典文学以及近、现代文学知之甚少，对于历史知识也知之不多，已经到了膛目结舌的程度。我曾问过一些年轻人：“四大名著你看过吗？”有人说，只看过《红楼梦》的小人书。这件事情使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缕淡淡的忧愁。现在的年轻人看电视、上网，有的一天不惜用好几个小时，甚至彻夜不眠，哪有时间看什么书呀！他们说，什么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那都是老古董啦，看它们有什么用呀！我想，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优良传统，难道就要断代了吗？真是呜乎哀哉！细想一想，这种局面的形成能怪这些年轻人吗？你不给他创造相应的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叫他怎么学？这可是涉及到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的大问题呀！还不对，这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的大问题。
最近，电视里播放南方一个小镇，新设一个专门教授古文的学习班。老师学生都穿古装，学生有十几个人，有十几岁的，也有几岁的，开办时间不长，正在摸索中。
回过头来，再看看世界各国对中国传统文明是怎样看待的，怎么评价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列为榜首，是中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儒家创始人。其他还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波兰的哥白尼，英国的培根、牛顿，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康德，英国的达尔文等等。论出生年代，属孔子最早，生在公元前551-479年。其他各位都比他晚许多。还有最近加拿大和一个非洲国家成立了孔子学院。中国的古典名著《三字经》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作儿童道德教育丛书。〈道德经》在美国已成为研究东方理论思想的必修课。《菜根谭》被日本奉为集儒、释、道教精神思想为一体的经典佳作。《红楼梦》有日、英、法、德、荷兰等国译本。对红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唐诗》已风靡世界。西方研究唐诗的著作已逾百种。其他还有《孙子兵法》、《三国志》、《易经》等，在世界各国也备受青睐。
听说现在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做“重外语，轻母语’，或者“重外语，轻华语”。现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