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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颈椎病，腰椎病等骨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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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长：痔疮，肛瘘，肛裂，肛周脓肿，肛门湿疹，直肠脱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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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分析：您好，根据您的描述，可能是小时候外伤引起的习惯性脱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如果频繁脱位影响正常生活可以考虑外科手术矫正。平时劳逸结合，合理膳食营养，适当锻炼和补充钙质。意见建议：保持良好的心态，合理膳食营养，适当锻炼，必要时就医手术治疗。祝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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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我不是来演讲的》（每日更新一篇）
（底封简介）
“我不是来演讲的。”首次登台演讲，17岁的马尔克斯如是说。1970年《百年孤独》已大获成功，他演讲时又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198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演讲却成为他作家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是加西亚·马尔克斯2010年出版的最近作品，收录了1944年到2007年间公开演讲的名篇，时间跨度涵盖他的文学生涯。除了对文学的眷恋与痴迷，讲稿中还充分体现出他对社会弊端、文化发展、核危机等问题的关注，以及与科塔萨尔、穆蒂斯等人的动人友情。这些讲稿，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倾听马尔克斯的心声，听他谈自己、谈《百年孤独》、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I．责任学堂（日，哥伦比亚，锡帕基拉）
（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1944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毕业生是比他高一级的学长。由于一笔奖学金，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得以在该校住校完成高中学业。）
所有这种社会活动，都会指定某人做个演讲。而他总会找个最合适的话题，当着众人说上一通。但我不是来演讲的。今天，我选择了一个高贵的话题——友情。关于友情，该说些什么呢？趣闻轶事、名人名言？这能写上好几页纸，却失之空乏。各位不妨问问自己，为何对某人最有好感，最愿说知心话，便会明白今天活动的目的。
这批同学即将踏入社会，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结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这就是友情，也就是今天我要谈论的话题。再次重申，我不是来演讲的。我只想请各位先公正地做个裁决，再与他们共伤离别之情。
在座即将各奔东西的有：运动场上可爱的达达尼昂①[h1] ——亨利·桑切斯和他的三个火枪手豪尔赫·法哈多、奥古斯托·隆多尼奥和埃尔南多·罗德里格斯；形影不离的拉斐尔·昆卡和尼古拉斯·雷耶斯；伟大的“试管骑士”里卡多·冈萨雷斯和辩论场上的危险分子阿尔弗雷多·加西亚·罗梅罗，这二位情同手足，堪称典范；政界及报界的未来精英胡里奥·比利亚法尼亚和罗德里戈·雷斯特雷波；一丝不苟的米格尔·安赫尔·洛萨诺和吉列尔莫·鲁维奥；心地醇厚的温贝托·海梅斯、曼努埃尔·阿雷纳斯、萨穆埃尔·韦尔塔和埃内斯托·马丁内斯；机智幽默的阿尔瓦罗·尼维亚；和而不同，但都向往成功的海梅·丰塞卡、埃克托尔·奎利亚尔和阿尔弗雷多·阿吉雷；同名且同想为祖国争光的卡洛斯·阿吉雷和卡洛斯·阿尔瓦拉多；手不释卷的阿尔瓦罗·巴克罗、拉米罗·卡的纳斯和海梅·蒙托亚；最后还有，绝不会让我的预言落空的胡里奥·塞萨尔·莫拉莱斯和吉列尔莫·桑切斯。这批同学注定将成为哥伦比亚的栋梁。为了这个共同的理想，他们将动身去寻找光明。
听完每位同学的优点，就请各位与我一道，做出公正裁决：我谨代表国立男子中学和社会宣布，（借用西塞罗②[h2] 的话）这批同学正步入责任学堂，成为智慧公民。
尊敬的听众，我的话完了。
[h1]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
[h2]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文学家，著有“西塞罗三论”，其中之一为《论责任》。
II.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后被刊登在波哥大《观察家报》上。胡安·卡洛斯·萨帕塔在《加博①[h1] 出生在加拉加斯，而非阿拉卡塔卡》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记者尼古拉斯·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席论坛，前去采访，见他“身材消瘦，蓄着浓密的小胡子，点着根烟”。他给听众讲的那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的故事，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阿尔科利萨执导的《预感》电影剧本。）
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里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带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在报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刊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我吓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真犯了愁，我对自己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的行当。当年那个短篇，我做一下午，轻轻巧巧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跟不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十九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她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净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②[h2] ，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这儿子也笑了，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是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女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个比索。”“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他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得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的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用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小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只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儿。”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好怕的，我走！”说着，就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了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全村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拨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场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会有大难，还说我疯了！”
[h1]加夫列尔的昵称。
[h2]台球术语，指主球在一次击球期间与两个目标球接触。
III. 为了你们
（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领取《百年孤独》赢得的第二届罗慕洛·加列戈斯①[h1] 国际小说奖）
（颁奖地点在巴黎剧院。评委会成员有：马里奥·纳尔克斯·略萨、安东尼娅·帕拉斯奥斯、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何塞·路易斯·卡诺和多明戈·米利亚尼。据报载，除获奖小说《百年孤独》外，入围的还有：胡安·贝内特的《沉思》、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三只老虎》、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的《我想哭的时候，不哭》。）
我曾发誓绝不做两件事：领奖和演讲。今天，我硬着头皮，头一回连破两例。在座的都是朋友，请大家在精神上支持我，帮我度过这个难挨的下午。
我一向认为：当作家，不是为了拿奖。对其他看法，我表示尊重。但为名所累的道理大家都懂。我也一向认为：作家之所以是作家，并无过人之处，不过是除了这行，别的什么都干不了。闭门码字并不比鞋匠制鞋高明多少，得名得利都不合适。然而，我来不是为了道歉，不是为了鄙薄以美洲经典文学大师命名的奖项，我来，是和大家联欢的。我想通了。是什么让我违背原则，放下顾虑的呢？朋友们，我来，是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年轻过、落魄过、幸福过，我对它一往情深；我来，是因为委内瑞拉的朋友为人仗义、一辈子爱说笑、确实了不起，我爱他们，支持他们。我来，是为了他们，也就是说，为了你们。
[h1]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委内瑞拉小说家、政治家，代表作为《唐娜芭芭拉》，日至11月24日任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创立于日，表彰西班牙语世界最杰出的小说。
IV. 另一个故乡（日，墨西哥城） （领取阿兹台克雄鹰勋章后的讲话）
（授奖礼在总统官邸松林别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①[h1] 厅举行。在场的有墨西哥共和国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和哥伦比亚外交部长罗德里戈·略雷达。按照外交礼仪，勋章由墨西哥外交部长豪尔赫·卡斯塔涅达-阿尔瓦雷斯·德拉罗萨授予。这是墨西哥政府给予外国人的最高奖赏。）
接过这枚阿兹台克雄鹰勋章，两种原本素不相识的情感——感激与自豪——同时涌上心头。勋章见证了我和妻子对这个国家的一往情深。二十多年前，我们选择在这里生活，我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我的作品在这里完场，我在的树苗在这里洒下绿荫。 六十年代，当我郁郁寡欢、落魄无依时，墨西哥的朋友支持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创作。当年的处境被我写在了《百年孤独》里，具体那章我忘了。过去十年，当成功接踵而至，宣传铺天盖地，扰乱我个人生活时，墨西哥朋友的谨言慎行和体贴入微，让我找回了内心的安宁，得以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木匠活计②[h2] 。墨西哥不是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的另一个故乡。它无条件地付出，从不计较我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我对祖国时时刻刻的思念。 然而，我感动于墨西哥政府授予我的这份荣耀，还不仅仅因为墨西哥是我生活过、并正在其中生活的国家。总统先生，我还认为，贵国政府的这枚勋章也同样授予了所有栖身于墨西哥的流亡者。我明白，我不能代表任何人，我的情况没有代表性。我也明白，我目前在墨西哥的生存状况，与近十年来绝大多数侥幸逃来的难民不可相提并论。不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独裁仍未远去，屠杀尚在眼前。今时今日，有太多被逼无奈的流亡，不同于我当年的自愿选择。虽然，这是我个人的言论，但我知道，许多人会有同感。 总统先生，感谢您打开的这扇门。拜托，无论如何，千万别关上。
[h1]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墨西哥**领导人，1917年至1920年间任墨西哥第一届立宪总统，日被暗杀。
[h2]马尔克斯于1998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文学创作就是催眠。作家给读者施催眠术，让他什么也不想，只想作家正跟他讲的这个故事。想让读者长眠不醒，得要大量的钉子、螺钉和铰链。我把这个叫木匠活，也就是讲故事的技巧、写作技巧和电影制作技巧。灵感是一回事，情节是另一回事，如何将情节呈现出来，变成真正能吸引读者的文学作品，没木匠活，做不了。”
V. 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六名科学家——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学奖），阿龙·克卢格（化学奖），苏恩·伯格斯特龙、本格特·萨米尔松和约翰·R·范恩（医学奖），乔治·J·斯蒂格勒（经济学奖）——从瑞典国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尔维娅手中接过著名的诺贝尔奖章。颁奖典礼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焦点人物，没有穿庄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着地道的加勒比西装①[h1] ，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安东尼奥·皮加菲塔，途经南美时如实记下的所见所闻，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历险记。他说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雌鸟伏在雄鸟背上孵蛋的无爪鸟，以及形似鹈鹕、勺形喙的无舌鸟。他说见过骡头、骡耳、骆驼身、鹿脚、马嘶的怪物，还说曾给在巴塔哥尼亚遇上的第一个土著照镜子，那大个子土著一激灵，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在这本篇幅不长、引人入胜的小书里，甚至已能窥见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它还远非当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更惊人的书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黄金国，本是虚构的产物，却常年出现在不少地图上，位置形状随绘图员的臆想千差万别。为了寻找永葆青春泉，传奇人物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耗时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远征队员痴念成疯，同类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谜，如一万一千头各驼一百磅黄金的骡子，从库斯科出发去赎还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一头也没到达目的地。后来，殖民时期，卡塔赫纳出售过一批在冲击土上饲养的母鸡，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那些开国者的黄金热，直到不久前还阴魂不散。上世纪，有个德国代表团研究在巴拿马地峡建造跨洋铁路的可能性，下结论说这地方铁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摆脱疯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三任墨西哥独裁者，曾为自己在“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办隆重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如专制君主般统治了厄瓜多尔十六年，死后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端坐在总统宝座上供人吊唁；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瓦尔多的暴君，神智学者，曾惨无人道地一次性屠杀了三万农民，还发明了检测食物是否有毒的钟摆，下令用红纸罩住路灯，以防猩红热；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②[h2] 像，其实根本是奈伊将军③[h3] 像，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 十一年前，当代著名诗人、智力的巴勃罗·聂鲁达④[h4] 曾用诗歌辉耀此地。那之后，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闻如潮水般涌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欧洲人的视野。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乱想的男人，有载入史册的女人，永不妥协的精神铸就了一段段传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们，从未享过片刻宁静。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总统⑤[h5] 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总统府，孤身抵挡一支军队，直至战死；另一位高尚的总统⑥[h6] 与一名重塑民众尊严、推行民主制度的军人⑦[h7] 死于两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难。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穷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积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⑩[h10] 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h1]Liquid-liqui，哥伦比亚传统服饰。
[h2]弗朗西斯科·莫拉桑（Francisco Morazán，），洪都拉斯政治家、军人，出生于特古西加尔巴。
[h3]米歇尔·奈伊（Michel Ney，），法国军人，拿破仑一世麾下的18名“帝国元帅”之一。
[h4]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智利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将。
[h5]指萨尔瓦多·阿连德（Salcador Allende，），日至日间任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困守总统府拉莫内达宫，直至战死。
[h6]指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日至日间任厄瓜多尔总统，1981年因空难丧生。
[h7]指奥马尔·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Torrijos Herrera，），曾任巴拿马国**卫队司令，1981年在一起空难中丧生。
[h8]瑞典城市。
[h9]Tonio Kr&#x00F6;ger，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Thomas Mann）于190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
[h10]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美国作家，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VI.敬诗歌 （1982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国王与王后招待诺贝尔奖得主宴会上的讲话）
（晚宴设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府蓝色宴会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有幸不用排队》（发表于1983年5月4日，收录于《报刊作品5：新闻稿1961—1983》）中回忆道：“他们让我在一张打印表上签名，将领奖辞与《敬诗歌》的版权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基金会。《敬诗歌》是我在最后一刻，和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一起赶写出来的。之后，我又为基金会成员在瑞典语版作品上签名……”）
感谢瑞典文学院颁给我这个奖，让我有幸与大师为伍。在我埋首读书、痴迷写作、自娱自乐的日子里，他们曾指引过我，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到今天，大师及其作品既成为了我的守护神，也意味着获奖后压在我心头沉甸甸的责任。他们获奖，我认为是实至名归；而我获奖，是上天又在敲打我，提醒我：天意莫测，人如棋子，大多惨淡收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遗忘。 因此，我不禁反躬自问，深入内心，寻找自我，寻找答案：是什么支撑了我的作品，是什么引起了评委的注意，能让挑剔的他们感同身受？不谦虚地讲，想通不易，希望我说出的答案能一语中的。朋友们，在我看来，这是对诗歌又一次表示敬意。因为诗歌，老荷马的《伊利亚特》中数不胜数的各色船只乘风破浪，穿越历史，勇往直前；因为诗歌，但丁用区区三层脚手架就撑起了中世纪这座沉重宏伟的工厂①[h1] ；因为诗歌，伟大的、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马丘比丘之巅》中用生花妙笔，描绘了破碎的美梦，抒发了千年的忧伤，重现了南美的辉煌。诗歌是平凡生活中的神秘力量，可以烹熟食物，点燃爱火，任人幻想。 写下每一行字，我都会祈求诗神的庇佑，运气是好是坏。诗神不易亲近、未卜先知，其力量从来都超越一切充耳不闻的死亡之神。我希望写下的每个字，都能体现我对它的虔诚。获奖让我聊以自慰，还好，努力没有白费。在此，我提议，为伟大的美洲诗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②[h2] 干杯，是他将诗歌定义为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谢谢大家。
[h1]这里指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创作的史诗《神曲》，全诗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
[h2]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Luis Cardoza y Aragón，），危地马拉作家，诗人。
VII.致新千禧年 （1985年11月29日，古巴，哈瓦那） （第二届“维护拉美各国主权”知识分子大会）
（美洲之家。在第二届知识分子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在场的有：弗雷·贝托、埃内斯托·卡德纳尔、胡安·博什、丹尼尔·比列蒂、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和其他三百多名拉美知识分子。）
我常问自己：我们为何要召开知识分子大会？除了极个别的会议在我们的时代确有其历史意义，如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召开的那次，其余大部分都只是聚众消遣，华而不实。然而，奇怪的是，世界危机越严重，会议就越多，规模就越大，成本也越高。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年便能招来近两千封邀请函，要他出席各种形式的作家大会、艺术节、座谈会、讲习班，地点遍布全球，每天至少三场。有个机构，会议频仍，费用全包，一年之内就换了三十一个地点轮流召开，有罗马、阿德莱德这样令人垂涎的城市，还有斯塔万格、伊韦尔东这样令人惊讶的城市，还有些城市的名字——波利法尼克斯、科诺克，简直能做填字游戏。会议多如牛毛，议题也多如牛毛，以致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的莫伊登城堡召开了世界诗歌大会组织者会议。知识分子只要愿意，可以在会议上出生，在会议上成长、成熟——除了赶场之外，绝无中断——直至在此生的最后一场会议上死亡。这不是危言耸听，绝对可行。 然而，想改变自平达罗①[h1] 为古代奥运会唱赞歌以来，文化艺术家们早已养成的习惯，恐怕为时已晚。当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处得比现在融洽，在运动场上，诗人的声音与田径运动员的成绩同样受人尊敬。而自公元前五零八年起，罗马人就预见到，运动会若召开得太多，危害就会太大。那几年，设立了百年运动会，后来又设立了特伦蒂诺斯运动会，每一百或一百零三年举办一次，今天看来，实为典范。 至于文化聚会，早在中世纪就已出现。辩论赛、诵诗会、赛诗会，后来是诵赛诗会，开创了至今仍令人深受其害的传统：以比赛开场，一吵架结束。这些聚会曾盛极一时，路易十四在位期间，开幕式上的宴会气派非凡：十九头牛、三千块蛋糕、两百多桶葡萄酒。我发誓，今日重提此事绝非鼓励效仿。 最著名的诵赛诗会是图卢兹诗会，始于六百六十年前，经世不辍，是迄今开设最早、历史最久的诗会。创始人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美丽动人，聪慧进取。唯一的问题是似乎并没有这个人，她只是创立比赛的七位行吟诗人为防普罗旺斯诗歌湮灭无闻的凭空杜撰。克莱门西亚·伊绍拉的不存在更加印证了诗歌的创造力，图卢兹有安葬她的金色教堂、以她名字命名的街道和专门缅怀她的纪念碑。
[h1]平达罗（Pindaro，前518—前438），古希腊诗人，其诗作曾被选作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者赞歌。（未完待续）
这两天家里断网了恢复了继续
（接上篇）说了这么多，我们也该问问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尤其是我，一个一向视演讲为畏途的人，高坐在这讲台上干什么？回答不敢，但可以向大家提个倡议：我们要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会所不为——求务实、求延续。 这次会议的确与众不同。与会的除了作家、画家、音乐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有知名科学家。换言之，我们敢将科学与艺术混为一谈，将预言与实证，古往今来都势不两立的灵感与实验、直觉与理智相提并论。圣-琼·佩斯②[h1] 在他令人难忘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说：“科学家也好，诗人也罢，应该表彰的都是他们思想的无私。”至少在这儿，他们不再为敌，面对同样的奥秘，他们发出同样的追问。 科学只与科学家有关的想法本身是反科学的，正如诗歌只与世人有关的想法反诗歌。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不清，祸害不浅，让人误以为科学、教育、文化是三码事——但其实是一码事。文化是创造力的总成，是人类智慧的社会成果，雅克·朗③[h2] 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便是一切。”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共同的家。 我只想为这三天的精神归隐冒昧提几点思考。首先，我想提醒各位，又或许用不着提醒，各位早已明白：二十世纪末的任何中期规划都是二十一世纪规划。新世纪近在咫尺，拉美和加勒比人却将有如之前错过二十世纪一样，只受其苦，未得其乐。二零零一年来临时，全球将有一半人欢庆旧千年的结束，而我们才初享工业**的成果。下个世纪，我们的命运将掌握在今天的小学生手中。有每秒运算十万次的电脑，他们却还像远古时代那样，只能板着指头数数。更糟的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还丧失了十九世纪最可贵的美德：狂热的理想主义和对感情的重视，对爱的恐惧。 下一个千年的某一刻，基因学将使人长生不老，电子智能将创作出全新的《伊利亚特》，俄亥俄州或乌克兰的一对情侣将人在月球，心系地球，在地球光的照耀下，在花园暖房中坠入爱河。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仍将为现实所困：地质灾害、政治动荡、社会动乱、日常生计，以及种种依附、穷困和分配不公，让我们无暇吸取昨日教训，思索明天的计划。阿根廷作家罗道尔夫·特拉格诺总结道：“我们也使用X光和晶体管收音机、冷阴极管和电子录像带，却从未将当代文化的基础吸收进我们的本土文化。” 幸好，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还有一项决定性的储备，那是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能量，即，危险的国民记忆。它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作为一项最早的多功能原材料，时刻陪伴在我们左右。它是一种抵抗文化，藏在语言的角落里，体现在手工业者的保护神、民众抵抗殖民教会所创造的真正奇迹——黑白混血的圣母像上。它是一种团结文化，面对累累罪行不屈不挠，为了主权身份揭竿而起。它是一种抗议文化，庙宇中手工打造的天使长着印第安人的脸庞，积雪之歌中苦苦祈求的是死神无声的力量。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体现在厨艺、服饰、独具特色的迷信和私密的爱情仪式里。它是一种欢庆、离经叛道、神秘莫测的文化，能够挣脱现实的束缚，化解理智与想象、语言与表情之间的矛盾，证明任何观念迟早都会被生命超越。这种力量来源于我们的落后。这种美丽新颖的力量，注定只属于我么，而我们有它便已足够。无论帝国主义如何贪得无厌，政府压迫如何粗暴残忍，心底梦想如何难以启齿，我们都不会屈服。**也是一种文化产物，是志向与创造力的宣泄，要求我们、同时也让我们有理由去相信未来。 如果我们至少能找到新的方式，组织引导民众排山倒海的创造力，加强创造者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对创造出的作品赋予历史延续性以及更广的社会实用性，推动“精神创造”这一最神秘、最孤独的行业发展，贡献卓著。新千禧年即将到来，政治决策刻不容缓，让我们告别作为“局外人”的五个世纪，坚定不移地迈入新世纪。
[h1]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法国诗人，196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h2]雅克·朗（Jack LANG，1939— ），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长和教育部长。
VIII.达摩克利斯之剑 （日，墨西哥，伊斯塔帕—锡瓦塔内霍） （六国集团第二届峰会）
（在六国集团（阿根廷、墨西哥、坦桑尼亚、希腊、印度和瑞典）为应对核威胁而召开的和平与裁军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各国元首均出席了会议：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希腊首相安德里亚斯·帕潘德里欧、瑞典首相英瓦尔·卡尔松、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坦桑尼亚总理朱利叶斯·尼雷尔。）
最后一声爆炸。一分钟后，人类死亡大半，陆地浓烟滚滚，灰尘蔽日，世界重新陷入混沌。冬日，下着橙色的暴雨，刮着寒冷的飓风。海洋上气候颠倒，陆地上江河倒流。鱼儿在沸水中渴死，鸟儿找不到天空。积雪覆盖撒哈拉沙漠，冰雹砸毁广阔的亚马逊雨林，一把将它从地图上抹去。地球从摇滚乐与心脏移植的时代重归早期冰河时代。灭顶之灾于黑色星期一下午三点降临，有特权躲进防空洞的人和极少数幸存者只是暂时保住性命，之后还是会因恐怖的记忆而死去。万物毁灭，潮气漫天，黑夜无尽，唯一活下来的只有蟑螂。
总统们，首相们，朋友们： 我无意效仿使徒约翰流放拔摩岛时的胡言乱语①[h1] ，只想提前描绘一下也许此时此刻就会降临的宇宙灾难。世界强国弹药库里时刻高度警备的核弹药只要有意无意地爆炸那么一点，宇宙灾难便会即刻降临。 这是真的。在今天，一九六八年八月六日，全球共部署了五万多枚核弹头。通俗一点讲，这意味着每个人——包括儿童在内——都坐在一只四吨重的火药桶上，这些弹药可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毁灭十二次。如此极大的杀伤力，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理论上还能将围绕太阳公转的其他四个星球也一并毁灭，危机太阳系平衡。任何科学、艺术或其他工业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诞生区区四十一年，便以几何级数飞速发展。人类智慧的任何其他创造也都不可能像核工业那样，可以主宰地球的命运。 寥寥数语勾勒出的恐怖场景，如果说还能给我们留下一丝一点安慰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地球上，保护生命依然比制造核瘟疫的成本要低。然而，最富裕国家的地下核弹药库已足以制造出《启示录》中的可怕场景，人民的生活却因此而改善无期。 儿童方面。这笔账用小学算术就能算清。一九八一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一项计划，旨在解决全球五亿最贫穷儿童的最基本问题，包括基础医疗，基础教育，改善卫生条件，提供食品及饮用水，供需美金一千亿。听起来像做梦，不可能办到。然而，制造一百架B-1B战略轰炸机和不到七千枚的巡航导弹就要花掉美国政府二百一十二亿美金。 健康方面。美国政府计划在二零零零年前建造十五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其中十艘的成本便足以在这十四年间实施疟疾预防计划，使十多亿人免罹病痛，挽救一千四百多万非洲儿童的生命。 粮食方面。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去年，全球共有五亿七千五百万人忍饥挨饿，以平均热量计，他们总共需要摄入的能量，成本还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导弹，而西欧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MX导弹即可帮助贫困国家购买今后四年所需的农业器械，确保足够的粮食收成。该计划的花费还不到一九八二年苏联军费预算的九分之一。 教育方面。只需美国政府计划建造的二十五艘三叉戟核潜艇中的两艘，或苏联正在建造的台风级核潜艇中的两艘，全球扫盲便可最终实现。此外，今后十年内第三世界所需建造校舍、培训师资的费用，用二百四十五枚三叉戟II型核导弹就足以支付，余下的四百一十九枚可再支付十五年的教育投入。 最后，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切外债，确保十年内经济复苏，只需全球军费十年支出的六分之一多一点就能达成。除了大量的财力消耗，人力的消耗更让人痛心：军事工业网罗了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人才队伍，其他行业望尘莫及。我们的人才不应该在那儿，而应该在这儿，在这张桌旁。把他们从那些位置上解脱出来，才能帮我们在教育界、司法界寻找摆脱野蛮的唯一方式：创造一种和平的文化。 尽管形势严峻，危害确凿，军备竞赛却一刻也未停止。就在吃午饭的这会儿，又造好了一枚新的核弹头；明早一觉醒来，富国的核弹药库里又会多出九枚核弹头。只需一枚，便能把尼亚加拉瀑布喷成檀香味儿，哪怕只香秋天一个周日。 当代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曾有过这样的疑问：地球是否会成为其他星球的噩梦？也许，地球只是一座从造物主手中滑落、遗留在广袤宇宙的远郊、失去记忆的村落，它没那么伟大。然而，我们越来越相信，它是太阳系唯一存在其妙的生命活动的星球。这无情的现实令我们得出沮丧的结论：军备竞赛与智慧背道而驰。 军备竞赛不仅有悖人类智慧，也有悖连诗歌都无法捕捉其意图的自然本身的智慧。自地球出现生命以来，经过三亿八千万年，才开出一朵仅供欣赏的玫瑰花；又经过四个地质代，人类才使自己有别于祖先直立猿人，唱歌比鸟动听，懂得为爱而死。在科学的黄金时代，想按个按钮，就让苦苦走过几亿年的星球回到起点，对人类智慧而言，极不光彩。 今日我们相聚一堂，声援无数呼吁无核世界、公正和平的人，以防噩梦成真。不过，即使噩梦成真，我们今日的相聚也绝非徒劳无功。大爆炸后的几万万亿年，一只高歌凯旋的蝾螈将重新走上生物进化的道路。或许，它会被加冕成新世界里的绝代佳人。届时，出席加冕仪式的嘉宾是否会和我们此刻一样胆战心惊，这取决于我们：科学界、文学界、艺术届的人士，充满智慧、爱好和平的人士。在这儿，我下定决心，斗胆提议，此时此刻，让我们设计建造一艘能躲过核灾难的记忆方舟，往时间的海洋里扔一只漂流瓶，让新人类了解蟑螂无法传递的信息：这里有过生命。我们曾饱经磨难，忍受不公，但我们也曾体验过爱，甚至幻想过幸福。我们要让生活在所有世代的人知道：灾难由谁造成；是谁对我们的呼吁充耳不闻，无视我们对美好和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又是什么混账发明，出于什么龌龊的利益，让我们在宇宙间消失。
[h1]典出《新约》，约翰被罗马王放逐到希腊拔摩岛，在那里完成《启示录》，描绘了世界末日的景象。
吧里都没有人的吗，冷得我都伸不出手来敲键盘了。。。
有的啊是挺冷的，我都在重感冒中了……你是手打的？好厉害！
IX.无法摧毁的信念 （1986年12月4日，古巴，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EICTV学校揭幕式）
（基金会总部位于马里亚瑙的一座老宅——圣芭芭拉别墅。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会长身份，在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EICTV，俗称“三个世界学校”）的揭幕式上发表讲话。）
一切都要从门口那两座高压线塔说起。两座可怕的塔，两只蛮不讲理的水泥长颈鹿。一位无情寡义的官员事先没跟屋主打招呼，便下令将它们建在屋前花园。此时此刻，一亿一千万伏的高压正从我们头顶经过，足以为一百万台电视机或两万三千台三十五毫米电影放映机供电。消息惊动了菲德尔·卡斯特罗，六个月前，他亲临现场视察，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之法，我们这才发现，我们魂牵梦绕的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可以设在这里。 高压线塔还在那儿，房子越修越美，它们自然就被越衬越丑。我们试过用棕榈树和花枝遮掩，可它们实在太丑，怎么也遮不住。要想反败为胜，办法只有一个：别当他们是高压塔线，就当是两座无可救药的雕塑。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的总部在此地定居之后，我们才知道，这座房子的历史既非自这双塔而始，也不会因它们而终；而且，与这房子有关的许多故事既非真实，亦非虚假——它们是电影。各位想必都看得出，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在这里拍摄过《幸存者》。如今，电影完成八年，古巴**胜利二十七年。影片中的画面既非幻想世界中的真实，也非古巴**历史中的谎言，而是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第三种现实——电影现实的一部分。 很少能有这么合适的房子让我们起程，迈向拉美电影融合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狂妄。单纯固然不会招来批评，但头一年便口出狂言定会招来指责。今天是圣芭芭拉日，基金会恰好成立一周年，巧得很，这房子原本也叫圣芭芭拉。 下周，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将从古巴政府得到一项捐赠，对此，我们感激不尽。感激古巴政府前所未有的慷慨，让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名不经传的电影人。我所说的这项捐赠，就是用当今最好的技术、为亚非拉培养专业人才的圣安东尼奥·德洛斯巴尼奥斯国际影视学校。学校仅八个月就已落成，各国教师也已招募完毕，还录取了一批学生，今日大多在座。校长费尔南多·比利向来实事求是，前不久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对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一所影视学校”。 （未完待续。。。）
（接上楼）办校自然是基金会工作的重头戏，但并非唯一要做的事。培养出专业人才，却无事可干，岂非花大代价增加失业人口？因此，在这头一年里，我们已开始为拉美影视业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首批工作如下：
与独立制片人合作，制作了两部故事片、三部纪录片，均由拉美导演执导；五集电视剧，每集一小时，独立成篇，由拉美五个不同国家的影视剧导演执导。 近日正组织选拔，帮助拉美年轻电影人制作或完成影视剧。 争取在拉美各国乃至欧洲一些国家的首都开设专门的电影放映厅，常年放映拉美各时期电影，并做相关研究。此项目已正式进入运行。 每年在基金会拉美各国分会组织电影爱好者竞赛，挖掘人才，为国际影视学校选拔学生。 研究拉美影视现状，建立拉美电影视听信息库和首个第三世界独立影片资料馆。 撰写拉美电影史，编纂西班牙语影视词典。 由基金会墨西哥分会负责，以国别为单位，收集有关拉美新电影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哈瓦那电影节期间，号召拉美各国政府及电影机构修正其国内的国产影片保护法，因其中不少条文与拉美电影融合的宗旨背道而驰。
一九五二年至五五年间，在座的四位——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胡里奥·加西亚·埃斯皮诺萨、拉丁美洲新电影教皇费尔南多·比利、杰出的艺术家托马斯·古铁雷斯·埃雷阿和一心想做电影导演却没做成的我，同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学习。从那时起，我们就像今天这样，讨论拉美该做什么样的电影，又该怎样去做。我们都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汲取灵感，一致认为那种我们一直没有尝试过的低成本、人性化的电影值得效仿。尤其是，从那时起，我们都意识到，真要做拉美电影，就要走融合之路。三十年后的今天下午，来自拉美各国、各年龄段的人们还在如痴如醉地讨论着同一个话题，这又一次证明，无法摧毁的信念能够压倒一切。 在罗马的那段日子，我去摄制组帮过忙，平生唯一一次。学校选我在影片《可惜是个坏女孩》中担任亚利桑德罗·布拉塞蒂导演的第三助理，让我欣喜若狂。有机会使个人得到锻炼固然可喜，但更可喜的是，有机会见到女主角索菲亚·罗兰——虽然其实根本见不着：一个月里，我的工作就是在街角拉警戒线，不让好奇者闯入。不凭写小说换来的那些名声，就凭我好歹当过第三助理，从未当过一家之主的我斗胆在这个大家庭里当个会长，代表电影界的众多有识之士说两句话。 这里是你们的家，所有人的家。现在只缺一块醒目的招牌，写上紧急通告“接受捐赠”。赶紧去挂。
X.新千年的序言 （1990年3月4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想象与虚构：1914—1989，拉丁美洲绘画75年”画展开幕式）
画展由委内瑞拉批评家罗伯托·格瓦拉编排设计，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组织协调，加拉加斯美术馆展出。演讲作为序言，被收入展览画册。 参展的有：哥伦比亚的安东尼奥·巴雷拉和阿尔瓦罗·巴里奥斯，古巴的何塞·贝迪亚，巴西的西伦·佛朗哥，墨西哥的胡里奥·加兰，阿根廷的吉列尔莫·奎特卡，古巴的安娜·门迭塔，委内瑞拉的“小鸟”胡安·文森特·埃尔南德斯和桑丘·基利西，波多黎各的阿纳尔多·罗切，巴西的“老马”安东尼奥·何塞·德梅略·莫乌拉奥和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塞尔帕。）
这个胆大妄为的画展开幕之时，正值人类求变的历史性时刻。三年前，米拉格罗斯·马尔多纳多起意组织画展时，世界还在这行将就木的千年里最糟糕的百年之一——二十世纪的阴影中徘徊。互不相容的教义，实用主义的想法，写在纸上，却进不了我们的内心。总以为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不了何处刮来一阵大风，将泥足的巨人吹出了裂缝，提醒我们，不知何时，路走错了。但是，别以为这条路会越走越黑，相反，它会越走越亮，迎来一个思想彻底解放、无人约束、自我做主的新世界。 一四九二年，当一队欧洲航海者在前往印度的途中与这片土地不期而遇时，我们生活在前哥伦布时代的祖先也许有过与我们今天类似的经历。远祖们不识火药与指南针，却识鸟语，能用脸盆预知未来。也许当年，他们仰望浩瀚星空，早已猜到了地球就像橙子那样圆。他们对今天的学问一无所知，可他们善于想象。 于是，他们用黄金国的传说抗击侵略者。声称在那个神奇的国度，国王浑身涂满金粉，在圣湖中洗浴。侵略者问怎么走，他们五指张开，随手一指：“从这儿，转那儿，再往那儿。”路越指越多，混乱一团，错误不堪，永远都要再往前一点点，再往那儿一点点，再过去一点点，没有办法记认。贪婪的探险者们迷失了回程的路。黄金国没人找到过，没人见到过，因为它就没存在过。然而，它的诞生，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伟大时代——文艺复兴的开始。社会变化之大，从名称一望便知。 五个世纪后，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留下足迹，人类又一次为之震动。另一个新时代到来了！当时，我们正在西西里南部的潘泰莱里亚荒岛上度假，盯着电视上那只神秘的脚在月球表面一通乱探，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们是两对拉美夫妇，带着孩子，外加两对欧洲夫妇，也带着孩子。紧张的等待过后，那只对月球来说属于外星人的脚终于落在了冰冷的浮土上，节目主持人说出了那句几世纪前就想好的话：“终于，人类首次踏上了月球。”见证历史，大家都有些飘飘然，只有拉美孩子异口同声地问：“才首次？胡说八道！”之后就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房间。对他们来说，凡想象过的（如黄金国），都发生过。征服太空这种事，他们在摇篮里就想象过，当然早就发生过。只有拉美的儿童会这样。 在不远的将来，将再没有白纸黑字的预言，也在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许多事昨天是真的，明天未必就是。也许，形式逻辑学会退化成课本上的陈旧观念、错误典型。也许，当今社会复杂尖端的通讯科技会简化为传心术。那将是文化尚古主义的世界，基本的工具是想象。 我们将迈入拉丁美洲时代。创造性的想象是新世界最丰富、最必需的基础材料，而拉丁美洲是它的第一生产者。今天，这里有一百名想入非非的画家，他们的一百幅作品不仅生动展示了拉丁美洲的现状，还对这片有待发现的大陆做出了伟大的预测：这里的死神会败在幸福手下，这里的生活会永远更加太平，时间更充裕，身体更健康，食物更热乎，伦巴更柔美，一切会更好。一句话：会有更多的爱。
XI.我不在这里 （1992年12月8日，古巴，哈瓦那） （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放映厅揭幕式）
（格劳贝尔·罗沙①[h1] 放映厅是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总部的文化设施。放映厅也兼文化中心，除放映电影外，还举办讲习班、国内会议和国际会议，上演舞台剧、舞蹈表演及室内音乐会。）
今天上午，我在欧洲的一份报纸上读到我不在这里。我不奇怪，因为我以前还听说过我卷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送给我的家具、书籍、唱片和官邸藏画，并通过使馆设法将一部拙劣的反古巴**的小说原稿带离了古巴国境。 在座的各位刚才不知道，现在总该知道了。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不能在这里为放映厅揭幕的原因。这间放映厅，就像电影本身（以及所有的电影人）一样，也许不过是个视觉幻象。它让我们如此担惊受怕、忐忑不安，时至今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五百年一个月零二十六天，我们依然不敢相信：梦想成真，它建成了。 历史上诞生过的奇迹数不胜数，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当属令人瞩目的科学发展。那是另一个照进现实的伟大梦想，电影从未有过这么优秀能干、乐于助人的邻居。当放映厅遇到困难、落成无望时，他们来敲我们的门，雪中送炭，不求回报。今天，拉丁美洲新电影基金会投桃报李，与古巴科学界的朋友共同分享这一刻，相信，我们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这说法一点也不新鲜。圣—琼·佩斯在他精彩的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辞中就论证过，科学与艺术是如何溯本同源，异曲同工。你们瞧，我不在这里，能说的话也不少。说不定，经此盛事鼓舞，我还会高兴地把卷走的家具、书籍和手稿运回来。希望托里拆利定律能帮我们从别处搬来几块基石，多做几件这样的好事。
[h1]格劳贝尔·罗沙（Glauber Rocha，），巴西导演、编剧、演员。
恭祝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①[h1] 七十大寿 （1993年2月18日，哥伦比亚，波哥大）
（祝寿会在何塞·阿森松·席尔瓦②[h2] 诗社举行。哥伦比亚前总统贝坦库尔出生于2月4日，提议为他祝寿的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瓦罗·穆蒂斯、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赫尔曼·阿西涅加斯、赫尔曼·埃斯皮诺萨、阿维拉多·贝雷罗·贝纳维德斯、埃尔南多·巴伦西亚·戈埃尔克、拉斐尔·古铁雷斯·希拉多特、安东尼奥·卡瓦列罗、达里奥·哈拉米略·阿古德洛以及诗社主席玛丽亚·梅赛德斯·卡兰萨。）
有一次，我算错了时差，凌晨单点往总统府打电话，结果还是总统亲自接的，让原本就失礼的我更觉慌张。“别担心，”他声若洪钟地对我说，“摊上这么个苦差事，我还真没别的点儿能读诗。”原来，位高权重的共和国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当时正在趁报纸还没到，没被俗事困扰、忙得焦头烂额之前，重读堂佩德罗·萨利纳斯③[h3] 的数学诗。 九百年前，伟大的阿基坦公爵威廉九世在与敌方交战之际，也曾夜不能寐，挑灯创作放荡不羁的讽喻诗和美好浪漫的爱情诗。亨利八世毁过珍稀书库，砍过托马斯·莫尔的脑袋，却也有作品被收入伊丽莎白时代的文集。沙皇尼古拉斯一世亲自帮普希金改诗，免得他通不过自己严格施行的书刊审查制度。历史没有对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如此绝情，因为与其说他是一名热爱诗歌的统治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受到命运捉弄、饱尝了权位之苦的诗人。诗歌是他一生的志向，曾害他十二岁就在亚鲁马尔中学栽过大跟头。事情是这样的：贝利萨里奥当时被rosa、rosae、rosarum④[h4] 烦得够戗，即兴赋诗一首。没念过克维多，诗句中却又明显的克维多痕迹；没念过冈萨雷斯，八音节诗倒也做得四平八稳。
主啊，主啊，求求你， 让拉丁文老师 遭天打雷劈吧！ 我们会一直求下去。
第一个遭天打雷劈的是他自己——当场开除。上帝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否则，我们怎么能在这里祝贺哥伦比亚领袖的七十大寿？ 现在的年轻人想象不出当年我们将诗歌置于何等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说高中一年级，而说文学一年级；虽然也学了化学、三角，但学位还是文学。在我们这些外省人眼里，波哥大不是首都，不是政府所在地，而是冷冷细雨中，诗人的住所。我们相信诗歌，更坚信——如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所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唯一实证。因为诗歌，哥伦比亚落后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才迈入二十世纪。那种激情四溢的狂热无处不在。掀开地毯，想用扫帚把垃圾扫进去，不行，那儿有诗歌；翻开报纸，哪怕是经济版、法制版，那儿有诗歌；咖啡渣里的残渣，写着我们的命运，那儿有诗歌；就连汤里都有⑤[h5] 诗歌，爱德华多·卡兰萨⑥[h6] 就找到过：“双眼透过汤中冒出的居家天使凝望。”豪尔赫·罗哈斯⑦[h7] 精妙绝伦的杂感文字中也有：“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只有带鳞的鱼尾。”⑧[h8] 丹尼尔·阿朗戈⑨[h9] 也曾将“生命价值之完美体现”这样一句完美的十一音节诗潦草地写在食品店的玻璃橱窗上。连公厕便池中都藏着它，那是罗马人说的：“不惧上帝，要怕梅毒。”常常，我们怀着儿时去动物园的敬畏，前往黄昏时分常有诗人聚会的咖啡馆。大师莱昂·德格雷夫⑩[h10] 教大伙儿输了棋不气恼、对帅小伙儿不手软，尤其在言语上不气短。当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和一群安蒂奥基亚地区的毛头小伙子一起，戴着蝙蝠式的宽檐毡帽，穿着中世纪学者长袍，神气十足地离乡闯荡时，波哥大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他来这儿，就是要去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鸟投林。
后来，他开始忙得不可开交。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他当上了共和国总统，日理万机——那也许是他对诗歌的唯一一次背叛。哥伦比亚没有哪个总统像他那样，需要同时处理使人家破人亡的地震、伤亡惨重的火山爆发和两场血雨腥风的战争。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在为了生存自相残杀。我以为，他之所以能一一化解这些危机，不仅凭借其卓越的政治胆识——这当然不在话下——更仰赖他身为诗人战胜困境的超凡能力。 贝利萨里奥活了七十岁，终于丢掉形形色色不肯以诗人自居的借口，对一份青年杂志袒露心声，实可谓古稀之年，不失体面地重焕青春的美好方式。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好友聚会选在诗社再合适不过，尤其是在这个依然能听见何塞·阿森松清晨蹑手蹑脚、倾听玫瑰花语的诗社。今天，许多热爱贝利萨里奥的朋友又相聚在这里。贝利萨里奥没当总统前，我们爱他；他当总统时，我们同情他；如今他无职无权、无欲无求、自在洒脱，我们更爱他。
[h1]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Belisario Betancur，1923— ），哥伦比亚政治家，1982年至1986年间任哥伦比亚总统。
[h2]何塞·阿森松·席尔瓦（José Asunción Silva，），哥伦比亚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
[h3]佩德罗·萨利纳斯（Pedro Salinas，），西班牙“二七年一代”诗人，曾将数学符号融入诗中，创作出别具一格的数学诗。
[h4]拉丁语中“玫瑰”一词的名词变格。
[h5]此处原文为hasta en la sopa，愿意为“连汤里都有”，引申义为“无处不在”。
[h6]爱德华多·卡兰萨（Eduardo Carranza，），哥伦比亚诗人。
[h7]豪尔赫·罗哈斯（Jorge Rojas，），哥伦比亚诗人。
[h8]杂感（）是一种短小精悍、诙谐幽默的文体，往往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此句也可以理解为“美人鱼不张腿，因她心存疑虑”。
[h9]丹尼尔·阿朗戈（Daniel Arango，），哥伦比亚作家。
[h10]莱昂·德格雷夫（León de Greiff，），哥伦比亚诗人。
XIII.我的朋友穆蒂斯 （1993年8月25日，哥伦比亚，波哥大） （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
（哥伦比亚总统府纳里尼奥宫，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好友阿尔瓦罗·穆蒂斯七十大寿寿宴上的演讲，当时，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授予穆蒂斯博亚卡十字勋章。2007年11月26日，在第二十一届瓜达拉哈拉书展上，哥伦比亚作为主宾国，前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经坐在一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意”，再次宣读该文章，向阿尔瓦罗·穆蒂斯致敬。）
阿尔瓦罗·穆蒂斯跟我说好，决不在公共场合谈论对方，好也不说，坏也不说，免得互相吹捧。然而，整整十年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因为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这好好的有益社会健康的约定生生被他摧毁。从那时起，我就一直伺机报复，今天这机会再好不过。 当时，阿尔瓦罗说起一九四九年，贡萨洛·玛利亚里诺是怎样在恬静宜人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俩相识的。我也一直以为那确实是我们的第一次见年，知道三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听他随口聊了几句费利克斯·门德尔松，让我猛然回想起大学时光。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没钱去咖啡馆学习，只好逃到波哥大国家图书馆鲜有人光顾的音乐厅。在下午那些屈指可数的听众里，我特别讨厌一个身大脚小的人。他总是四点来，也总爱点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十年后，直到那天下午，在他墨西哥城的家中，我才突然认出他那洪亮的嗓门、孩子般的小脚、抖抖索索连斗大的针眼都穿不过去的双手。“真见鬼”，我垂头丧气地说，“那人居然是你！” 我唯一遗憾的是，旧恨难平，却不能秋后算账。时光无法倒流，毕竟，我们一起欣赏过那么多乐曲。因此，尽管学识渊博的他居然对波莱罗①[h1] 没有丝毫感觉，我们也没有分道扬镳，还是朋友。 阿尔瓦罗干过各种各样奇怪的行当，遇险无数。十八岁那年，他在国家电台当主播，节目中随口胡诌了几句，被一个爱吃醋的丈夫听成给他妻子打暗号，提着枪在街角埋伏。后来，总统府一次正式活动，两位耶拉斯总统的名字被他弄混了，颠来倒去地叫了半天。再后来，身为公共关系专家，他却在慈善会上放错了电影。原本应向社会上广发善心的太太们播放一部反映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却被他放成一部修女与士兵乱搞一气，还有个漂亮名字叫《种植橙树》的色情片。此外，他还在航空公司做过公关部主管，后来那间公司在最后一架飞机坠毁后关门大吉。他工作的时间都花在认尸、通报死者家属、接待媒体上。家属毫无思想准备，本以为喜事临头，开门一见是他，惨叫一声倒地。 后来的工作稍好了一些，为了从巴兰基亚的一家酒店搬出世界首富的华美遗体，他在街角的殡仪馆紧急采购了一具棺材，装好后立在员工电梯里运下楼。侍应生问棺材里装的是谁，他说是“主教大人”。他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大声说话，邻桌的以为他是电视剧《铁面无私》里的沃尔特·温切尔②[h2] （阿尔瓦罗给他配过音），就扑上去要揍他。他在拉美推销了二十三年电影，行程加起来绕地球转了十七圈，依然本性不改。 而我最欣赏他的，是他教师般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一心想做教师，却因为热衷台球这个不良嗜好，从未如愿。我所认识的作家中，没有谁像他那样关心他人、尤其乐于提携后辈的。他煽动年轻人违背父命，投身诗歌，用禁书毒害他们，用巧舌迷惑他们，鼓励他们闯荡世界，坚信在这个世上做一个诗人还不至于饿死。
这么难能可贵的品质，最大的受益人是我。我说过，是阿尔瓦罗带给我第一本《佩德罗·巴拉莫》③[h3] ，还对我说：“拿着，好好学学。”他没想到，这么做等于自掘坟墓。读完胡安·鲁尔福，我不仅学会用另一种方式写作，还总备个故事，专用来搪塞别人。写《百年孤独》的时候，我的这种自救方式，绝对的受害人恰恰又是阿尔瓦罗·穆蒂斯。那十八个月里，他几乎夜夜登门，让我跟他说写了什么。尽管我说的是另一个故事，但依然能从他的反应中获得启发。他兴致勃勃地听，添油加醋地四处宣扬。之后，他的朋友们又把他讲的故事讲回给我听，我从中又汲取了不少养分。初稿完成后，我送到他家。第二天，他怒气冲冲地给我打电话。 “您让我在朋友面前没法儿做人，”他冲我嚷嚷，“这玩意儿跟您讲的不是一回事。” 从那以后，他总是我作品原稿的第一个读者，见解犀利，忠言逆耳。因为他，我最起码将三个短篇束之高阁。我也说不清我的作品里究竟有多少他的成分，但一定不少。 别人常问我，这年头，人心叵测，我们俩的友谊为何能天长地久。原因很简单：阿尔瓦罗和我为了做朋友，很少见面。尽管我们在墨西哥城一起住了三十多年，几乎算得上是邻居，但在那儿我们很少见面。我想见他，或他想见我的时候，得先电话联系，确定彼此都有见面的意愿。只有一次，我违背了这条基本原则，而阿尔瓦罗当时的表现，足以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朋友。 事情是这样：那天晚上龙舌兰喝多了，我和另一位好友凌晨四点去敲阿尔瓦罗独居的公寓大门。他睡眼惺忪地把门打开，我们俩二话不说，从墙上取下一副珍贵的一点二米长、一米宽的博特罗④[h4] 油画，抬了就走，然后胡乱糟蹋一通。对这次入室抢劫，阿尔瓦罗事后只字不提，也从未打听过那幅画的下落。而我也直到他今天迈入古稀之年，才说出内心的愧疚。 维系友谊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一起时，多半在旅行，大部分时间都忙着应酬别人、处理其他事，不到万不得已，顾不上对方。对我而言，在欧洲公路上与他共度的无数时光相当于在大学补念了人文艺术专业。在巴塞罗那到普罗旺斯的艾克斯三百多公里的路上，我学到了有关阿维尼翁教皇与清洁派教徒的知识。去亚历山大、佛罗伦萨、那不勒斯、贝鲁特、埃及、巴黎，也有同样的收获。 然而，疯狂旅行中，我也上过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堂课。当时，我们正穿越比利时的田野。十月里，雾蒙蒙的，刚被弃置的露营地里散发着人的粪便味。阿尔瓦罗开了三个多小时车，破天荒地一句话没说。突然，冒出一句：“孕育伟大的自行车手与猎手的国度。”他从未解释过自己到底想说什么，但承认他体内有个毛茸茸、流口水的大傻子，正式会见也好，总统官邸也罢，一不留神就溜出来说几句。写作时也得管着，这傻子疯得厉害，又踢又跳，总想篡改书稿。 （未完待续。。。） [h1]拉美地区广受欢迎的一种舞曲。
[h2]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美国新闻记者，曾在警匪剧《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中任叙述者。
[h3]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的代表作。
[h4]博特罗（Fernando Botero，1932— ），哥伦比亚画家。
（接上楼）但这所流动学校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还不是课堂，而是课间。在巴黎等候夫人们购物时，阿尔瓦罗就往远近驰名的咖啡馆门前台阶上一坐，仰面朝天，翻出白眼，大手一伸，做乞讨状。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用地道的法国方式尖刻地对他说：“穿羊绒衫讨饭，脸皮真厚。”可他还是给了一法郎。不到一刻钟，阿尔瓦罗就净挣四十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西斯科·罗西⑤[h1] 家，他用自创的意大利语，其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意大利语单词，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自己在金迪奥的恐怖遭遇，迷住了意大利影视文化精英费里尼、莫妮卡·维蒂⑥[h2] 、阿莉达·瓦莉⑦[h3] 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⑧[h4] ，让他们津津有味地听了好几个小时。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吧，他用巴勃罗·聂鲁达灰心丧气的语调朗诵了一首诗，有个听过聂鲁达声音的人以为他就是聂鲁达本人，居然向他索要签名。 他写过一句诗：“我知道，我永远去不了伊斯坦布尔。”读得我心惊肉跳。这首诗对于一个无药可救的君主制国家来说相当怪异，人家不叫伊斯坦布尔，只叫拜占庭，好比早在被历史证明其正确性之前，我们就一直只叫圣彼得堡，不叫列宁格勒一样。我也不懂为什么老觉得应该把诗里提到的去伊斯坦布尔变为现实。终于，我说动了他，一起坐船去，坐的是慢船，挑战命运时，得不慌不忙。在那儿待了三天，我老担心那句诗句成谶，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直至今日，阿尔瓦罗已是年届七十的老人，而我还是六十五岁的孩子这一天，我才敢说：当年去伊斯坦布尔，我不是为了打败诗歌，而是为了挑战死神。 我以为自己就要一命呜呼的那次旅途，阿尔瓦罗也在身旁。当时，我们正驾车在明丽的普罗旺斯疾驰，突然一位司机逆向行驶，发疯似的冲了过来。我只好往右猛打方向盘，根本来不及去看我们会摔在什么地方。刹那间，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方向盘飞在空中，完全不听我使唤。一向坐在后排的卡门和梅赛德斯屏住呼吸，直到车子像孩子一般摔进春季葡萄园旁的排水沟。那一刻，我唯一记得的是副驾驶座上阿尔瓦罗的神情。摔落前，他看了我一会儿，满脸同情，似乎在说：“瞧这傻瓜，干吗呢？” 在我们这些认识他母亲、并深受其害的人眼里，阿尔瓦罗的所作所为还算不上惊世骇俗。卡洛琳娜·哈拉米略人长得漂亮，脑子却不好使。她从二十岁起就不再照镜子，因为觉得镜子里的人不是自己。老太太年纪一大把，天天骑着自行车，穿件夹克，去草原给庄园里的工人义务打针。在纽约的一个晚上，我们出门看电影，拜托她照看我和妻子十四个月大的儿子。他一本正经地劝我们三思，说她在马尼萨莱斯也帮忙照看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哭个没完，她只好喂他一块有毒的桑葚糖，让他闭嘴。但即便如此，去梅西百货公司那天，我们还是把孩子托付给她，回来时只见她独自一人。保安四处找孩子的时候，她就跟他儿子一样沉得住气，还安慰我们：“别着急，阿尔瓦罗七岁那年，也在布鲁塞尔走丢了，瞧他现在不是挺好！”阿尔瓦罗就是她的升级版，还比她有学问，当然更了不得！他名震寰宇，不仅诗写得好，人也特别好。所到之处，胡吃海喝，夸张怪异，胡说八道，令人难忘。只有我们这些了解他、热爱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是咋咋呼呼，虚张声势罢了。 阿尔瓦罗·穆蒂斯不幸是个太过和善的老好人，谁也想象不到他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见过他在黑暗中，忧伤地躺在书房的沙发上。那模样，不会让前一晚任何一位幸福的听众羡慕。幸好，那无法治愈的孤独也孕育出他广博的学识、非凡的阅读能力、无尽的好奇心和忧伤凄美的诗歌。 我见过他沉浸在布鲁克纳⑨[h5] 气势恢弘的交响乐里，像在欣赏斯卡拉蒂⑩[h6] 的嬉游曲。我见过他躲在奎尔纳瓦卡花园僻静的角落，趁着悠长假期远离尘嚣，徜徉在巴尔扎克全集奇妙的文字森林里。有些人隔些日子会看部牛仔片，而他隔些日子会把《追忆似水年华》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他的择书标准是不少于一千两百页。他蹲过墨西哥监狱，所犯的罪许多作家、艺术家都犯过，可只有他蹲过监狱。他说，那十六个月，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我一直以为，他写书慢，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字写的不好，像鹅亲自抓着鹅毛笔写出的鬼画符，足以让猎狗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迷雾中惊恐地乱吠。多年前，我问他，他说等退了休，没有俗务缠身时，会潜心写作。果然，飞了那么多年，他一跃而下，没用降落伞，稳稳着地，文思泉涌，实至名归。六年写八本，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伟大奇迹。 他的书，随便挑一本，读上一页，你就会明白：阿尔瓦罗·穆蒂斯的全部作品，连同他的一生，都在确信无疑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失落的天堂再也无法找回。麦克洛尔⑾[h7] 不止是他——这话谁都会说——麦克洛尔是我们大家。 作为结束语，我斗胆提议：今晚来祝阿尔瓦罗七十大寿的人，第一次，别假客套，别怕流眼泪，别骂骂咧咧，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们有多崇拜他，妈的，我们有多爱他。
[h1]弗朗西斯科·罗西（Francesco Rosi，1922— ），意大利导演。
[h2]莫妮卡·维蒂（Monica Vitti，1931— ），意大利女演员。
[h3]阿莉达·瓦莉（Alida Valli，），意大利女演员。
[h4]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意大利小说家。
[h5]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奥地利作家，代表作为九部正式编号的交响曲。
[h6]斯卡拉蒂（Giuseppe Domenico Scarlatti，），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555首键盘乐奏鸣曲，
[h7]Maqroll，阿尔瓦罗·穆蒂斯多部作品的主人公。
XIV.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 （1994年2月12日，墨西哥城）
（在墨西哥城美术馆的演讲。讲稿第一次发表于1984年2月22日，胡利奥·科塔萨尔①[h1] 去世后不久；科塔萨尔去世十周年时，曾作为纪念辞宣读；科塔萨尔去世二十周年的2004年2月14日，又在哈利斯科州的瓜达拉哈拉“又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座谈会开幕式上宣读。瓜达拉哈拉大学设有胡利奥·科塔萨尔教研室，由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洛斯·富恩特斯②[h2] 主持。）
约十五年前，我最后一次去布拉格，同行的还有卡洛斯·富恩特斯和胡利奥·科塔萨尔。我们三个都怕坐飞机，便从巴黎乘火车前往，夜晚穿越东西德的时候，聊起两国无边的甜菜地、什么都造的巨型工厂、大战所带来的浩劫和肆意的爱情，总之，无所不聊。 临睡前，卡洛斯·富恩特斯突然问科塔萨尔，是什么时候、由谁倡议将钢琴加入爵士乐的。他不过随口一问，想知道一个日期、一个人名，谁知竟引出一篇精彩的演讲，一听听到大天亮。我们大杯大杯地喝啤酒，大口大口地吃香肠拌凉土豆，科塔萨尔字斟句酌，深入浅出，从历史到美学，一一向我们道来，直到东方发白，才最终在对特洛尼斯·蒙克③[h3] 的褒奖中结束。那长长的大舌音，管风琴般浑厚的嗓子和瘦骨嶙峋的大手，表现力可说是无与伦比。那个独一无二的夜晚所带来的惊愕，卡洛斯·富恩特斯和我终生难忘。 十二年后，我见胡利奥·科塔萨尔在马那瓜的一个公园，面对着一大群人，用美妙的嗓音朗读一个短篇，是最艰涩难懂的那种——故事中不幸的拳击手用不宜诺斯艾利斯的底层方言诉说着自己的经历。没在那种乌糟的环境待过，根本听不懂那种语言。可科塔萨尔偏偏挑中这篇，在宽敞明亮的公园里，站在台上，读给一大群人听。听众鱼龙混杂，有著名诗人、失业泥瓦匠、**领袖和反对派。那又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尽管严格来说，即便是那些精通底层黑话的人，也不容易听懂这故事，但听众却能对故事中的情感产生极大地共鸣。可怜的拳击手孤零零地站在拳台上挨打，听众能感受到他的痛，为他的梦想和苦难潸然泪下。科塔萨尔与听众建立的是心与心的交流，谁也不在乎语言的含义，坐在草坪上的人都陶醉在这天籁之音里。 对科塔萨尔的这两次令我感触至深的回忆体现了他个性的两个极端，是对他最好的定义。私底下，好比在去布拉格的火车上，他博闻强记，侃侃而谈，风趣幽默，笑中带刺，能跻身于任何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之列。而在大众面前，尽管他不愿做公众人物，可在无法回避的场合，他是那么非凡，那么细腻，那么奇特，那么令人着迷。无论哪种情况，他都是我有幸结识的令我印象最深的人。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悲秋之末，巴黎一家英文名字的咖啡馆。他时常去那儿，待在角落里，握着自来水钢笔在作业本上写作，手指上沾着墨迹。让—保罗·萨特也在三百米外做着同样的事。当时，我已在巴兰基亚的朗塞旅社（每晚花一个半比索，与低薪的球员、快乐的妓女为邻）读过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翻开第一页，我就意识到他是我未来想要成为的那种作家。有人告诉我，他在巴黎圣日耳曼大街的“老海军”咖啡馆进行创作，我在那儿等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见他像幽灵一般飘了进来。他比我想象的要高，穿着一件长的要命的黑大衣，就像鳏夫穿的那种，一张娃娃脸被衬得有些邪恶，牛犊般的眼睛分得很开，斜的，清澈透明，若非心在驾驭，活像魔鬼之眼。
多年后，我们已是朋友，我又见到了他那天的样子。他在一部短篇佳作中重塑了自己：《另一片天空》里那个旅居巴黎，完全出于好奇而去断头台观刑的拉美人。科塔萨尔似乎是对着镜子写到：“他的表情很奇怪，既出神，又出奇地专注，仿佛一个在梦中停住脚步、不愿醒来的人。”故事中的人穿着黑色的长大衣，就像我第一次见科塔萨尔时他本人穿的那件。故事中的叙述者不敢上前问他从哪里来，怕遭冷遇，因为如果碰到别人这么来问，自己恐怕也会生气。无独有偶，那天下午，在“老海军”，我也怀着同样的畏惧，不敢上前去问科塔萨尔。我见他不假思索、奋笔疾书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只喝了半杯矿泉水。天黑了，他把钢笔放进口袋，作业本夹在腋下，像世界上最高最瘦的一名学生那样出了门。多年后，我们时常碰面，他与当年唯一的变化就是浓黑的胡须。他一直在长，却一直如出生时那般摸样，直到去世前两星期，还像一个年华永驻的不老传奇。我从未装起胆子问他，也从没跟他提起，一九五六年的悲秋，那个坐在“老海军”的角落、让我不敢上前搭讪的人是不是他。我知道，无论他现在身在何方，都会骂我胆小。偶像让人尊敬、让人崇拜、让人依恋，当然，也让人深深地妒忌。而科塔萨尔正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能唤醒所有这些情感的作家之一。此外，他还能唤醒另一种不太常见的情感：虔诚。也许，不经意间，他成了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不过，大胆设想一下，假若死者还能死，那么，眼下这种举世皆为他的辞世而悲的场景，恐怕会让他无地自容，再死一次。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书里，谁也不像他那样惧怕身后的哀荣、奢华的葬礼。更有甚者，我总觉得，在科塔萨尔心里，死亡本身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八十世界环游一天》④[h4] 中，一个人居然出大洋相——死了，朋友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所以，正因为了解他，深爱他，我才拒绝出席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一切治丧活动。 我希望能如他所愿的方式怀念他，为他存在过而高兴，为我结识过他而欣喜。他留给世人的回忆犹如一部未尽的作品，是那么的美好而不可磨灭，为此，我心怀感激。
[h1]胡利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阿根廷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跳房子》。
[h2]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ntes，1928— ），墨西哥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主将之一，代表作为《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h3]特洛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美国爵士钢琴家、作曲家。
[h4]科塔萨尔一部文集的名字，是对凡尔纳（Jules Verne，）《八十天环游世界》的戏仿。
XV.拉丁美洲确实存在 （1995年3月28日，巴拿马，孔塔多拉） （孔塔多拉集团“拉丁美洲是否存在”专题“实验室”）
（在场的有：陈述人乌拉圭前总统路易斯·阿尔维托·拉卡列，参加者费德里科·马约尔·萨卡戈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个登台演讲）、米格尔·德拉马德里·乌尔塔多（墨西哥前总统）、赛尔希奥·拉米雷斯（尼加拉瓜前副总统）、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巴西文化部长）与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奥坎波（哥伦比亚前外交部长）。 孔塔多拉集团成立于1983年1月9日，正值中美洲遭遇危机之时，集团主旨即在推动中美洲和平与民主进程，最初有四个成员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该集团由四国首脑在巴拿马孔塔多拉岛成立，因而得名。）
等到最后一个发言，是因为昨天吃早饭时，我还不清楚在会上会听到什么。我喜欢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可这种活动总爱唱独角戏，妙趣横生的即席质问一概不许。得做笔记，请求发言，然后等待，好容易等到，想说的都已经被人说完了。同胞奥古斯托·拉米雷斯在飞机上对我说：想知道谁老了很容易，就看他是不是说什么都会扯上趣闻轶事。我跟他说：要真这样，那我刚出生就老了，写的作品也全是老朽之作。下面的话可以作证。
拉卡列总统开场就让我们大吃一惊，说“拉丁美洲”这个名字并不是从法语来的。我本来一直以为它是从法语来的，但也确实不记得是从哪儿看到的，也就无法提出任何反证。当年玻利瓦尔①[h1] 用的并不是这个词，他用的是“美洲”，没加形容词，但后来这名字被美国人拿去自己用了。好在在《牙买加信札》中，他用简短的一句话为我们混乱的身份下了定义：我们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将其他定义中没包含的因素——如多重起源、土著语言、欧洲语言：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法语、荷兰语等——全部包含在内了。 四十年代，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听到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素来与棒球无缘的荷兰竟然正在参加世界棒球比赛——库拉索②[h2] 即将夺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说到加勒比地区，我觉得区域定位严重不合理，不该只看地理位置，得看文化，所以应该从美国南部一直囊括至巴西北部。中美看似属于太平洋地区，实际和它关系不大，文化上应属于加勒比。这个呼吁合情合理，至少具备了将福克纳和美国南方所有知名作家通通归入魔幻现实主义大家庭的优点。再有，还是在四十年代，乔万尼·帕皮尼③[h3] 对大众宣称拉美从来对人类社会毫无贡献，连个圣徒都没出过，似乎出个圣徒是件很容易的事。但他说得不对，圣罗萨·德利马就是我们出的，也许因为她是个女圣徒，就没算。他的说法充分反映了欧洲人对我们的一贯看法：不像他们就是错，无论如何都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纠正。美国也是如此。西蒙·玻利瓦尔听够了这些劝告和命令，发出感慨说：“就让我们安安静静地走过我们自己的中世纪吧。” 选择哪种政治制度，君主制还是共和制？这种来自老朽欧洲的压力，没有人承受的比他更多。许多文献都提到，君主制是他的梦想。但事实是，在当年，即便已发生过美国资产阶级**和法国大**，君主制也不像如今在共和党人眼里那么过时。玻利瓦尔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让拉美团结、独立，按他的话讲，就是建成世界上最大、最富、最强的国家，选择哪种政治制度根本无关紧要。过去，我们就是各种教条之争的牺牲品；今天，我们依然饱受这种困扰。昨天，塞尔希奥·拉米雷斯提醒我们：不过就是一批人倒下去，另一批人站起来，民主国家的选举只是个堂皇的借口。
哥伦比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好像只要按时选举，就算落实了民主制度。走个过场就好，不用去拉票、贪污、欺诈、贿选等种种弊病。M-19游击队司令海梅·百特门④[h4] 说过：“参议院不是用六万张选票选出来的，是用六万比索堆出来的。前不久在卡塔赫纳，一个卖水果的当街冲我嚷嚷：‘你欠我六千比索！’原来，她想选的那个人名字跟我的很想，还她投错了票，事后才发现。我能怎么办？只好付给她六千比索。” 玻利瓦尔的政治融合之路越走越困惑，文学艺术界却甘冒风险，自顾自地走上了文化融合之路。我们亲爱的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他担心知识分子的沉默，不担心艺术家的沉默，言之有理。艺术家终究算不上知识分子，因为太情绪化，从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亚，一路运用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小说、影视剧等各种方式尽情表达。广播剧之父菲利克斯·B.卡格内特说：“人爱流眼泪，而我给他们流眼泪的借口，仅此而已。”大众的表达方式是拉美大陆多语种环境下最简单、最丰富的表达方式。等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开始融合，文化融合将早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美国耗费巨资进行文化渗透，而我们一分钱不花，就已经在改变他们的语言、饮食、音乐、教育、生活方式和爱情，即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
马不停蹄地开了两天会，最开心的是第一次与好邻居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见面。他说一口纯正的西班牙语，令人惊叹，而我不禁要问，在座各位中有没有两位以上会说葡萄牙语。德拉马德里总统说的没错，西语懒得越过马托格罗索州⑤[h5] ，而巴西却全民动员，创造出葡式西语来和我们交流，没准在拉美融合之后能当做通用语使用。弗朗西斯科·维弗尔特——哥伦比亚人叫他帕邱，墨西哥人叫他潘丘，而西班牙的任何一家酒馆都会叫他帕克——他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支持建立文化部。而我徒劳无功地——没准也是件好事——反对在哥伦比亚建文化部，主要理由是：建文化部会助长文化的官方化、官僚化。 别武断，我反对的只是容易沦为政治拉票或政治操纵的牺牲品的部委制。我提议：代之以国家文化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府，只隶属于国家，不对国会负责，只对共和国负责，免得三天两头受部委危机、宫廷密谋、预算黑洞之累。多亏帕丘西语流利，因此尽管我的葡语拿不出手，我们还是达成共识：无论形式如何，保护及发扬文化的重任应该由国家来负责。
德拉马德里总统提到毒品买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美国天天像送牛奶、送报纸、送面包那样毫无差错地给两三千万瘾君子上门送毒品，只有比哥伦比亚黑手党更有实力的黑手党、比哥伦比亚更腐败的政府才能做到。当然，毒品买卖问题，我们哥伦比亚人牵涉颇深，我们几乎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因为我们，美国才有如此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又正因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哥伦比亚才有如此繁荣的毒品工业。在我印象中，人类已对毒品买卖完全失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悲观失望，乖乖认输。喷雾消毒没有用，面对现实、继续斗争才是正道。 不久前，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一小块最多三四公顷、开满了罂粟的田野。他们向我们展示如何用直升机喷雾消毒。三次飞下来，估计成本大于收效。这么与毒品买卖作斗争，着实让人泄气。我对一些同行的美国记者说，应该先对曼哈顿岛和华盛顿市政府喷雾消毒。我还批评他们：他们和全球人民对哥伦比亚的毒品问题了如指掌，知道我们如何播种、如何加工、如何出口，是因为我们哥伦比亚记者深入调查，并向全球发布调查结果，不少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与之相反，却没有一位美国记者愿意着手调查，告诉我们毒品是如何进入美国、如何经销、如何实现境内商品化的。 我想，所有人都会赞同前总统拉卡列的结论：拯救美洲要靠教育。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反思论坛上，我们得出过同样的结论，并萌生出建设“远程大学”的美妙构想。我还在那里再一次呼吁：对儿童能力早挖掘、志向早发现乃当务之急。理由是：如果在孩子面前放上一大堆各式各样的玩具，他一定会拿其中一个，而国家的职责在于创造条件，让这个玩具在孩子手上一直玩下去。我相信，如果每个人从出生到去世，都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幸福长寿的秘诀。同时，我们似乎也一致认为：对国家漠视教育、将教育交予私人打理的趋势应保持警惕。理由很充分：私人教育，无论好坏，都是助长社会歧视的最有效手段。 拉丁美洲是否存在？前总统拉卡列和奥古斯托·拉米雷斯一开始就将问题像手榴弹一般抛了出来。四小时的接力赛跑完了，但愿能有一个拨云见日的答案。根据这两天各位的畅所欲言，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确实存在。也许，对自身身份的不懈追寻是它俄狄浦斯般的宿命，这种创造性的命运正是它与众不同之处。它伤痕累累，四散溃败，厄运迟迟未逝，道义还在追寻。拉丁美洲确实存在。证据在哪儿？这两天，我们找到了：我们思，故我们在。
[h1]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1783—1830），拉丁美洲解放者，曾率领拉美各族人民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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