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号，我们营七连炊事员步枪走火，给了个行政警告处分。2月4号6点多钟，八连四班两个瞄准手浦海、肖伟强在炮车上说笑打闹。肖掏出颗手榴弹对浦说：“再说就炸死你。”浦拿起枪对着肖说：“那我就打死你。”无意中枪响了，打断了肖的胳膊。考虑同一个班的两个瞄准手，一个伤，如果再判一个刑要影响打仗，也就保了下来。一营一个司务长手枪走火，打穿了铁箱后，正好射穿了一捆面值五斤“全国通用粮票”上大写的“伍”字。接连地枪走火事故，逼得团里明令：只要发现子弹上膛就给处分。

　　2月上旬，我们得到了具体战斗任务：进攻出发地线。河口以东为YT军，坝洒以西是YY军，中间是我们YS军。YS军A师在洞坪一线、B师在曼峨一线、C师在坝洒一线。三个师沿红河排开，进攻正面达ES多公里。战斗一打响，全线进攻。渡河要求尽量偷渡，偷渡不成就强攻。我们营七、八俩连加强A师、我们九连加强B师。B师是处在整个云南前线部队中央的主攻部队，B师的YYS团又是配置在B师中间位置打穿插的尖刀部队。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YYS团强度红河和穿插。同时要求，85加农炮要靠前配置，以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渡河，并分别给各连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上级进一步强调战场纪律：我们的战争是针对越南政府和军队；所有官兵要像当年志愿军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一样，爱护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准袭击和枪杀老百姓、不准缴获老百姓的民用车辆；不准调戏和强奸妇女；对待民兵缴械教育后要释放；遇到监狱，烧毁档案、释放犯人。

　　夜里，我们三个连干部接受了具体战斗部署。刚睡下，八连长来到我们连找我。黑暗中他打听到了我睡觉的位置钻进了我的蚊帐。他小声地对我说：“坏了，危险得很哪，离敌人太近了。”我说：“我们离敌人只有三四百米，冲锋枪都能打得到。”他说：“我们只有一二百米，手枪都能打得到。”我俩讨论了一会儿，谈到危险、谈到死、谈到谁死了谁为谁的后事做点儿什么、谈到了他的前任连长肖卫常……

　　我身边的这个人叫甘敬秋，四川蓬溪人，66年兵。肖卫常，河北清苑人，70年兵，其父是南下干部，在重庆一个基建工程兵师后勤部任副部长。我刚入伍时甘是八连指挥排长，肖是我的班长。后来甘当了副连长，肖是排长，我是肖排的班长。70年代，盛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肖是积极分子，“老、中、青三结合”时，由排长直接提升为八连连长超过了甘。有一次甘犯了小错，在支委会上，肖是上纲上线批得甘狗血淋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坠落成阶级敌人、会成为军队的败类”，听得支委们浑身发冷。在我提升排长时，肖却计较平时很正常的磕磕绊绊百般阻挠，说了不少坏话。经过一段时间对我的考察，在我连代职的团副政委最后的结论是：“这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坏吗。八连，赵吉仁式的人物还有。” 赵吉仁就是肖的前任连长，心胸狭隘，他和指导员矛盾很深，两个人住一个屋子，都枕着手枪睡觉。谁干好了指导员安排的工作，他就会给谁小鞋穿。在重庆支左时，赵，一个满脸麻子浓狐臭的人靠权力和手段娶了东方机械厂一个二十岁左右非常漂亮的中提琴手为妻。赵转业后，赶上了改革开放，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去了深圳。几年后，赵却不明不白的赤身裸体孤独地死在床上。

　　全团有中央级干部的儿子，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更多，面临战争没几个人调走，肖卫常也在战前调走了。有着光荣传统的八连在雷鸣闪电到来时，甘敬秋却站到了最高处。黑暗中，我和我的老领导嘀咕着，有些遗憾、有些酸楚、也为肖的离开为八连感到羞愧。此时，我们多想有他和我们光荣地战斗在一起。

　　第二天，连队要转移到阵地所在位置。

　　红河，上游是我国云南境内的元江，中游六十公里为中越边界，自老街流入越南境内，途经越南首都河内，流入北部湾。我们战线这一段，河宽从二百多米到八十米不等，河两岸，中越两国各有一条沿河公路。上午，我们从驻地出发，途径河口县城向西，一直行驶在沿红河的公路上。这会儿，我想人人都会密切地注视着越南一侧。我看到了河那边阳光下闪着油光的公路，那是我国援建的。我们不时地发现越南兵在河对岸的草丛里站起来观察我们，他们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我们的官兵把步枪、手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箭筒都紧紧地抓在手里，心想，如果越南兵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向敌人射击。揣着随时准备和敌人干一场的心理跑了十几公里，我们住在了龙树脚一个橡胶工人的驻地。

　　在以红河为界的中国一侧，都是纵深几公里的橡胶山林。老工人都是当年开发这里的前辈。后来，又有来自重庆、成都、上海、北京和昆明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躲避战争，大多数人已经走了，龙树脚也只剩下几个人。

　　下午，B师副师长带我们勘察阵地。紧挨着边界，这里是一块河滩，借着河流急度地向南弯曲，像侧看的拇指伸向越南。隔河，正面是越南宽二三百米、纵深六七百米的开阔地带，左面是六十米高的吉旦山。吉旦山上，草丛、灌木深密，居高临下，离我们的阵地位置只有二百多米。我想，战争一旦打响，在我们抢占阵地的时候，如果山上有一挺机枪向我们射击，伤亡不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当面提出我的想法，又怕副师长认为我怕死，就私下里和连长谈。副师长听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只有摊开说了。谁知道副师长另有想法，顺水推舟，说：“这里位置也低，只能支援YYS团渡过红河。步兵翻过第一线高地，你们就有劲使不上了。不然你们就多吃苦吧，修路上山。”他指了指北面234高地，那山与这里高差一百五十米、距离一千米。副师长接着告诉我们：“那样，你们的炮火可以把步兵送得很远。”带队来的还有营里副营长和副教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吗！”于是，我们下决心修路、拉炮上山！

　　234高地，原是野草荆棘丛生，常年落叶不断。77年，林场工人放火烧了山准备以后种植橡胶树。山上土质松软，路好修、炮难行。

　　因为在山南坡修路朝向越南，每天天一黑，全连官兵便上山修路。因为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支持，官兵们只能用锹镐拼命地挖刨一宿，天亮前再用没有烧透的草木秸秆儿把翻出的新土盖上。因为时间紧迫，经过六夜苦干，土没挖多深、路没开多宽，一条拐了七十二个“之”字形弯、长达近两公里的上山路就修好了。

　　根据师首长指示，在修路期间，我带六班瞄准手刘天成进行边界侦察，以发现敌方固定目标。我俩每人带一支冲锋枪、120发子弹、一只望远镜；我另带一支手枪和一张地图。我俩每天都活动在红河边上。看着宽阔平缓东流的红河，特别爱好游泳的我要不是怕违反纪律，真想在夜里游过去转一圈儿。可在一些神秘的地方，就是到河边洗手都特别小心，惟恐绊发了水雷。岸边，硕果累累的木瓜和芭蕉，正是发黄好看的时候。我们俩搭人梯爬上一棵芭蕉树割下来一大串芭蕉，每人掰一个，用手指甲艰难地抠开芭蕉皮，咬上一口：“哎呀！”涩得拉不开舌头，就埋在草堆里，嘴里叨咕着：“等步兵过河的时候让他们吃吧。”

　　越南岸边，发了绿毛的竹签斜插在河滩上指向我方，布成了十几米宽、几百米长的蛇阵；紧挨着竹签南侧，就是一道铁丝网。我们注视着铁丝网后面和更远地方的蛛丝马迹。离界河不远的一个高地上有两个新挖的山洞，洞口朝向我方。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开了一大片，特别显眼。越南远处的高山静静的矗立着，近处的高地也静得出奇，看不到有活动的人影，只有在远一些的一个高地上，有三条断续的、高低不平的堑壕。在中间一段堑壕里，有一个越南兵右胳膊搭在架好的机枪上看着我方。我在地图上标记上了这所有的一切。

　　一天下午，我和刘天成来到红河边一个高地的树林里侦察，炮兵第S师122榴弹炮团M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也在这里。我俩正在和两位首长闲聊的时候，我发现越南一侧一男一女两个兵背着枪向边界走来。“他们是不是来某个指挥所还是暗堡执行任务？”我们严密监视，想通过他们发现一个隐蔽目标。为了看得清楚，我俩不断地变换观察位置，却被越南兵发现了。这和我们穿的橡胶工人的蓝色衣服有关。先是后边那个男兵顺势趴到了沟里据枪向我们瞄准。然后他用手摆那个女兵。女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先是怔了一下才跑下沟趴下据枪瞄准了我们。我俩顿时举枪瞄准了他们。如果不是怕随便开枪引起国际争端，我俩肯定要向越南兵射击了。几乎同时，那炮兵营长和教导员把帽檐往后脑勺一转，弓着腰跑了。对峙了一会儿，越南兵退下沟底。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他们，我们向左前方转移了一个高地继续观察，发现越南兵退去了很远才爬上沟，回去了。

　　河对面，明显的山洞和盘在高地上的堑壕谁都看得见，我们只有仔细地侦察不为人知的地方。一天，我和刘天成正在伏地观察，越南紧挨河边的高地上下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的行动诡秘而又慌张，不时地停下来仔细地观察周围的草丛和堑壕。“是不是在和隐蔽的火力点说话？是个记者走迷了路？还是想逃回国的华侨？”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我们正在用枪死死地瞄着那人的行踪，从我们旁边香蕉地里快步跑过来B师两个兵对我们说：“不要开枪。如果有越南人追过来，咱们就掩护他。”没来得及问为什么，我们答应了。

　　那个人慌忙地下了高地，顺河边向西走去，一片香蕉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本来已经没我们的事了，出于责任，我俩还是钻进香蕉地想看个究竟。我告诉刘天成在我后面十米跟进，如果我和敌人交火他就向侧面迂回，如果打散了，就各自回连队。我们警惕地摸索前进，密密的香蕉叶已经阻断了我俩之间的视线，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所在位置。接近河边，香蕉林稀疏了，离我有十二三米的河边突然站起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我以为那人已渡过河来，就用手摆他到我这边来。他怔怔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一支微声冲锋枪。我以为碰上了越南特工队，立即举枪瞄准他。他马上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听出他是河南或山东兵，越南人学话口音不可能那么像，才叫上刘天成放心地走过去。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个兵问我们。

　　“YS军炮团的。你呢？”我反问他。

　　“B师侦察连的。”

　　我又问他：“刚才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你看见了吗？”

　　他指指河对岸：“在那儿呢。”我们顺着侦察兵手指的方向向河对岸望去。那人坐在河边一蓬竹子掩映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一半淹在河水里。他坐立不安，不时地向左右和身后张望。一会儿，他跳回岸上，握着匕首在河边的堑壕里搜寻了一趟，又把河滩的竹签拔开了一条通道。他伸展几下腰臂，准备要游泳渡河的样子；突然发现了我们，才安静地坐回了那块大石头上。

　　我又问那个侦察兵：“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过来？”

　　侦察兵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夜里，我们过河侦察，发现一间草房里亮着灯，里面只有父子两人。我们就把他们押了回来。他们是华侨，家里的女人都撤到后方去了。通过我们做思想工作，他们知道回去也就没命了，答应帮我们完成侦察任务。他是昨天夜里潜藏过去的，可能没完成任务，所以不敢回来。夜里他还得进去侦察，白天只能到河边来躲躲。在这里我们可以掩护他。”侦察兵说完，我想起了前天的那件事。

　　吃过早饭，我和刘天成来到离界河不远处的高地上，看见一间砖瓦房前有一个兵走动。我们进了屋子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哀伤地垂头坐在铺着草垫的床上，一个男青年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怎么回去见你呀……”三个我国军人莫不作声地看着他们。我向一个军官打听怎么回事，军官说他们是父子俩，是华侨，昨天夜里从越南带回来的。

　　“他妈怎么了，是不是出了意外？” 我又问那军官。

　　“没看见他妈。” 那军官很没劲的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打他了？他多大了？”

　　“十七岁了呢。我们干吗打他。”

　　我怕军官不耐烦了，没有再问。年轻人哭个没完，令人心烦，如果没有这间房子，那边的越南人会听的很清楚。我嘟哝了一句：“这么大小子了，真没出息，拿枪托给他两下就好了！”

　　我再次用望远镜注视着河对岸这个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小伙子，心想：“是不是前天的他？思想转变这么快？还成了我军的侦察员，竟然这么勇敢。”我开始为当时那句不恭的话感到内疚。

　　那小伙子看见我们仨都注视着他，开始比画起来。他掏出腰间的匕首，狠劲地做了做戳杀的动作，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点了点。侦察兵告诉我们说：“他暴露了，还杀了两个人。”

　　侦察兵说我们炮兵射击需要精确的时间，上边给我们配发了电子手表，一定要看看才行。我说没有，他不相信，直到让他看了我的机械表才罢休。那会儿，电子表只是听说中的东西，是非常稀奇的。

　　虽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侦察兵已经处在很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几乎每天过界侦察，都有被越南人抓住的可能。越南人对待俘虏是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和越南的战争中，美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宁愿让中国人抓住，不愿意落在越南人手里；因为中国人优待俘虏，越南人会在他们的嘴里灌屎汤子。这次战争，我军一个侦察班长在过界侦察时被越南女兵抓住。她们把他捆在树上，把额头上的肉皮割翻下来一块遮住双眼，把他的下身割下来放在他的嘴里。我军打过去以后，发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由于过界侦察有生命危险，有的侦察兵怯懦到了极点。一个大雨倾盆的傍晚，一个侦察班要渡河执行任务，大家都上了橡皮船，最后一个人就是不上。等班长去拉他的时候，他却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后来，他在夜间站岗时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的大脚拇指，想以枪走火自伤为由逃避战斗。

　　为了得到敌人前沿具体的部署情况，我方采取了多种侦察手段。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越南有亲戚，过去来往很多，对越方地形熟悉。一天夜里，他带两个基干民兵过了河。当他们正在辨别敌方一门火炮的真伪时，敌人向他们开枪。书记带两个民兵撒腿就往回跑。敌人追过来，他们边跑边背手向后射击，跑出三百多米甩掉敌人后发现，三人手里四支手枪的子弹已全部打光。

　　侦察兵们还要抓舌头。他们在越南那边敌人出没的地方设下埋伏，在国内离边界远一点儿的高地上架一架大倍率望远镜观察，如果有敌人走近我们的埋伏点时，这边用冲锋枪打一个点射报警。我们埋伏的人就知道有目标接近并做好擒拿准备。敌人听到枪响先是一愣，看看没事，继续往前走，直到被擒。

　　越南人也真是逗气。有一次，我和刘天成看到五个越南妇女在他们的高地上走着、说着、笑着、唱着，向我们挥手高喊着：“过来呀——”这一定是敌人的诡计行动。

　　我和刘天成几天的侦察，只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些山洞、堑壕和机枪掩体，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别说我们这些业余侦察，就是专业侦察兵也让首长大失所望。他们每天夜里渡河过境侦察，抓舌头审问，得出的结论是：“边界上没有敌人”。

　　YS军曾在云南驻防十五年。抗美援越期间，YS军的参谋长曾担任过越军王牌师——316A师的师长。这次战争，316A师又是云南方向越军主力部队，听说我们军往云南一开，越军全线后撤三十公里, 给我们造成了越军怕YS军的假象。其实不然，后来才知道，敌人在边界一线设置的全部是暗堡，我军的侦察根本就没法发现他们。战争打响后抓回来的俘虏说：“别说你们侦察兵坐在我们山头上唱歌，就是坐在我枪口上，我都不会开枪。”可见我们遇到的战争滑头是多么的厉害。

　　基于“边界上没有敌人”的结论，战争打响前，昆明军区下达命令：“开战第一天，没有军区的命令，10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不准射击；节省炮弹，准备后边打硬仗。”A师给我营加强他们的两个85加农炮兵连下令：“你就是看着我们一片一片地死，不让你开炮你也不能开炮。”相比之下，B师副师长就显得英明得多、对炮兵也信任得多。他给我们连的命令是：“只要你们发现敌人，可以自行开炮，但一定要认准，不能打了自己人。”这和他是B师炮兵团长出身有关。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我国总设计师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拍桌子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越南。美国也给我国提供卫星情报说，苏联没有动静，让我们可以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国家主席的声明说，越南政府和军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有胆略、有实力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感觉到战争的临近，多数战士又刮了一次光头。上级下发了防破伤风针剂，但不够全连每人一支。连里决定给最危险岗位上的战士用。平时战士打预防针，可有几个人消极，拉肚子啦、发烧啦、躲厕所啦，找尽各种理由逃避。这会儿可不行了，有的战士开始发牢骚：“老子来打仗，连个针都舍不得给打。哪怕一人打半支呢。”可笑至极。有的说：“老子来玩儿命，连支枪也不给发，就他妈等死吧！”因为炮兵装备不是每人一支枪。对这些反映，我也有同感，手里有家伙，心里才踏实。有一次夜间，我一个人下山开会，子弹上膛、抠着手枪扳机走在草丛间的小路上。心想，哪怕是敌人拉了我的腿、堵了我的嘴，我至少能打出一发子弹，打着敌人，可能活命，就是死了，战友们也能听到枪声。这些警觉心理不是没有理由的，前天夜里，我国两个工人在我方高地上抽烟，被越南的冷枪打死了一个。

　　2月13日夜，我们开始拉炮上山。YYS团派来两个步兵连协助，民工们也帮助扛炮弹来了。85加农炮，1725公斤。天，下着雨，泥泞的路把炮轮陷下去一半，一百五十个人挟持着一门火炮。一百四十个人拽着两条拉炮绳，十来个人围在炮的周围，推的推、拉的拉。号子不敢高喊：“1——2——3！”指挥员的声音像是一股旋风从喉咙里卷出来，大家一股猛力，火炮只能向前挪动几寸或一尺多。一大把粗的尼龙拉炮绳被拉的“嘎嘎”作响，我们把两根拉炮绳并在一起。拉炮钩又拉直了，拉着绳子的几十个战士全被涌倒在山坡上。到了“之”字路，我们就像詹天佑的火车上山，来回倒着推拉。人们咬着牙，发狠有劲使不上：“要是炮能拆散了扛，每人平均才二十多斤哪！”三个多小时才拉到山上去了四门炮。最后两门炮拉到了半山腰，人们觉得实在没办法把它们弄上山去了，考虑时间也不够用了，就就地安置了阵地。六门炮都安顿好后，人们都躺在地上不动了。没有话语、没有走动、只有人们的喘息声。我们知道对面越南高地上起码有数支枪瞄向我方，烟瘾再大的人也不敢点燃一颗烟，足足休息了半小时，才下山扛炮弹。像蚂蚁搬家，人们抬的抬、扛的扛，在山路上你来我往。民工们毕竟是来帮忙的，不知道他们是气恼还是真的恨透了越南兵，反复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完，不然我们可不帮你们往山下搬了，炮也不帮你们往下拉。”每人又是两三个来回，才完成任务。山顶上，背包还在雨中淋着，我们奔向竹丛，砍回竹竿，用藤条捆架在树上当床，合雨衣而息。

　　14日夜，我们开始构筑阵地。旱蚂蝗有时会爬上我们的鞋子偷袭我们的脚腕。毒蛇早已精明地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这里土质出奇的松软。翻开表土，深层尽是些腐朽的树叶、树杈和树根，在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发着荧光。萤火虫在空中飞舞盘旋，我们犹如进入了繁星闪烁的宇宙。

　　火炮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抵抗后坐力的就是连在炮架后头的两块钢板，叫驻锄。为了让驻锄接触到足以能够抵抗后坐的硬土，每门炮都挖了一米左右深也没挖着硬土，就将就着占领了阵地。阵地前面，有一溜三米多高的茅草正好隐蔽着我们的火炮。为了不影响射击，1、2俩炮的炮长自作主张把草丛砍开了两个缺口，直挺挺的炮管提前暴露在越南人面前。第二天上午，B师炮兵科长气喘嘘嘘地爬上山来，先是表扬我们不怕吃苦，修路拉炮上山，说还要请示师司令部通报表扬。同时指出，我们的1、2炮已经暴露，必须转移。结果1、2炮又向西迁移三百多米重新占领阵地。白山伟、何东继俩炮长的胡作非为，给我们带来又一次迁炮的麻烦，也给我的指挥带来极大不便。1、2炮在西，3、6炮在东，4、5炮在山腰，使我们的炮阵地分成三块，谁和谁也投眼看不见、高喊听不见，只能靠有线电话指挥。

　　B师炮兵科长，时年四十来岁，哮喘，原来也说转业，因打仗才留下来。他要随YYS团执行穿插任务，负责指挥炮兵火力支援。因此，作战方案明确，YS军所有归属炮兵首先听从他的指挥，支援穿插。随和的他很关心我们，我们也很同情他的身体，让他少上山来，表示我们保证完成好任务。可他还是几次上山，就有关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事项再三叮嘱。B师副师长也上来过两次。他为我们下这么大决心修路、拉炮上山赞叹有佳。他说：“在没有工程机械支援的情况下做到这种地步，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位山东籍78年兵是他的警卫员，小伙子有一米八高，长得非常标致，大背一支冲锋枪、腰间挎一支手枪，恭敬而又干练。挺直的军姿、严肃的表情和红乎乎的脸庞透着他的血气方刚。副师长爱吃木薯，每次上山来，警卫员都要挖一棵扛回去烧着吃。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遭到敌人伏击，警卫员为了保卫师首长而牺牲了。

　　16日下午，“2月17日7时发起总攻”的命令传达到每个战士。自1978年12月第一次听到要打仗，官兵们惊恐地听从、忙碌地准备，现在变成了一分钟一分钟焦急地等待。

　　司务长买回了鸡，放进竹编的小笼子，每门炮后面放一个。这是因为，如果阵地遭毒气袭击，鸡就会先死，人就可以及时地采取防护措施。

　　天，渐渐地黑了。林场的一位姑娘还在我们阵地上。她是重庆知青，这几天，帮我们拉炮、扛炮弹，忙个不停。现在我们劝她回林场，她不肯，说要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说我们没有女兵，没人和她做伴。她说没关系，可以和我们一起吃住。当然我们休息也不会脱衣服。战斗中，她帮我们擦炮弹、扛炮弹、什么活都干，完全融入了我们连队的一员，和我们同生死、共命运三个昼夜。战争结束后，我们给她请功，她很快就调回重庆去了。而那些战前离开边境的知青们战后又回了林场。

　　夜里10点，战士们像木头桩子似地站在炮位上。细心的战士和干部们则寻视着没有准备好的细处。我们的一排长似乎太细心了些，他让战士给挖了一个坑，自己藏在里面，棚上盖，只留了一个向前的观察孔。战场上的这种防护措施本无可厚非，但战士们在议论中却有些微词。

　　1979年2月17日0点，夜深人静，这是战争开始日子的第一时刻。我们的阵地被漆黑的夜幕笼罩，没有声音、没人走动、只能看到五米之内的战友和身边的火炮。周围的群山、树木、茅草也静静地矗立着。但这绝不是平静的夜晚，在我们附近的边境地带，至少有几万颗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忽然，在我们炮阵地的右前方数十米，我们听到了有群人“嗖嗖”地向前蹿行的声音。我们的攻击部队像攥在腋下的拳头，从我们身后的山缝里钻出来向边界袭来。不多一会儿，山下的公路上，汽车灯闪亮时，看见得全是腿，步兵们已经塞满了公路。

　　2点，红河边，一盏马灯亮了，渡船的马达响了，却没听到枪声。看来敌人没有在这里设防，执行穿插任务的YYS团偷渡红河成功。

　　马灯、马达，这样明目张胆地过河，却没有遭到阻击。我们的心都要凉透了：“难道战争就这样无声无息的开始，一直到结束吗？”我们急切地等待着向敌人射击的命令，可是没有敌人。夜幕恢复了死一般的沉寂。我多想透过夜幕看见，在我们对面离界河一百来米，越南高地上的两个山洞。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了一大片，洞里可以容纳一百五十多人；还有堑壕、机枪火力点；难道那是专门做给我们看的？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战场情况的不可知性。

　　突然，我们东南方向很远的地方无数枪声大作，像年初一最热闹的鞭炮。

　　“东边打起来啦！”有人高喊了一声，我们为之一振。高潮的枪声持续了十来分钟，下来就是零星的枪响。这些都不是战争的真正开始，我们等待着7点的时刻。

　　“已经占领30号高地！”5点多钟，穿插部队传来消息，“已经占领42号高地。”两个高地已被我们前边的穿插部队占领，还是没有枪响。“完了，我们的炮弹真的打不出去了。”我们这样想着，有些心灰意冷。其实，作为我们既没有参加过战争又不懂步兵战术的炮兵来说是远远地想错了。

　　1979年2月17日7点整，“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争正式打响。“全连射击，30号目标，10发急速射装填！”——“放！”我们的射击，随着全线总攻的开始也开始了。炮口上，巨声的怒吼、喷射的火焰、猛击一掌般的冲击波像憋在官兵身上三个月的全部能量，一下子释放出来。整个前线，远的、近的、左的、右的，枪声、炮声、各种火器轰轰响起。曳光子弹、曳光炮弹划破夜空飞向越南国土。光、声、热浪充斥了整个天空和大地，空中布满了厚厚的钢铁云层。我和我的战士们像是跳入烈火中的金刚，高举的指挥旗、抱在胸前的炮弹、握在手里的击发杠杆、挑在十字镐上的炮弹壳狂挥劲舞。我们的火炮像一匹匹发了疯的怪物，剧烈地颤抖着，大口大口地喷吐着火焰。YYS团的弟兄们用无线话机向我们通报着他们进攻的消息，引导着我们的火炮射击：“已经占领41号高地。42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放！”“已经占领43号高地，41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放！”……穿插部队只所以让我们七次向已经占领过的高地射击，是防止敌人从后面包抄他们。

　　一次次地射击，强烈的震撼、热浪的冲击和刺眼的火光搞的战士们头昏眼花。他们必须坚持战斗，一次次地装填炮弹、清理炮位、加固驻锄。班长要指挥全班、要计算单炮的修正量，还要观察每一个战士的动作和火炮的战斗状况。钻在坑里的一排长的口令很难让班长听得清楚。情急之下，一班长拿起十字镐搂开了他的顶盖，喊到：“你给我出来！我听不清你的口令！”一排长也只好到地面上来指挥了。

　　天，还没有一丝发白的迹象。我们前面这一片黑乎乎的地带上，斗杀、伤残、死亡还在继续。

　　“29号目标，全连10发急速射装填！”我又一次下达了射击口令。各炮装定射击诸元，装定引信，传递、装填炮弹——“放！”又一轮射击开始。我们看见，我们射出的炮弹在29号高地上闪闪发光。各炮刚打了几发炮弹，前方口令改为“15发急速射”；我想前方一定是遇到了强劲的敌人，并确信我们的火炮是第一次向敌人的肉体射击。各炮打了十二三发炮弹的时候，前方突然叫了“停止射击”。两次突如其来的口令变故促使我必须问个明白。我打电话问连长射击效果怎样，连长回答说“不好”。虽然心中有些忐忑，但我还是相信自己的指挥和技术。原来，是前方的步兵营长出了问题。他命令四连占领了29号高地，却忘了此事，又让五连去占领。五连向上偷袭的时候，四连以为是抄后路的敌人攻上来，就打。五连向营长报告，29号高地遇到了敌人阻击，请求炮火支援。随即我们接到射击口令。在我们进行射击准备的时候，五连等不及了，由副连长担任队长的突击队便先行发起了强攻。突击队刚和四连接上火，我们的火炮射击也开始了。突击队连滚带爬退了下来，确让四连重机枪打伤七人。占据着29号高地的四连发现炮火从己方过来，立即报告了营长。营长这才恍然大悟，命令我们立即停止了射击。

　　一线部队过河以后，舟桥部队开始在红河上架设浮桥。敌人的炮兵、零星分队和单兵不断进行骚扰射击。一个舟桥部队的班长正拼命地指挥架桥，一个战士发现班长身上有血迹，喊了一声：“班长，你负伤了。”班长往腋下一摸，发现满手是血，当即昏了过去。

　　西线，C师一处攻击地段上，越南设置了紧贴红河水面的暗堡射孔。我突击部队乘竹筏强渡红河受阻，多次攻击都没达到目的，伤亡很大，至天亮已有一名副团长牺牲。战斗非常惨烈。至上午九点钟左右，才有一个小分队从侧翼突破红河。

　　东线，A师攻击地段上。越军以230高地为支撑点，严重地阻滞了我军进攻。攻击230高地的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团”的连队。攻击前，团长将一把该团抗日战争时期缴获日本军官的战刀交给连长刘志刚说：“你一定要带着我们团的光荣传统冲上230高地！”

　　步兵连发起第一次攻击，越军暴露出五个暗堡火力点阻击。攻击分队是不会遇到阻击就撤退的，他们高喊着冲杀的口号强攻猛打，想一举拿下这个高地。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终究打退了我方的进攻。步兵连组织爆破组进行爆破，40火箭筒、肩扛无后坐力炮、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相继攻击，摧毁了这五个火力点，然后发起第二次攻击。狡猾的敌人又是五个火力点暴露出来。再爆破、再攻击。第三次攻击开始，连长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就在冲锋号响起的时候，无数发子弹穿透了连长的身体，他倒下了。三次攻击均未奏效，全连伤亡一半、连长牺牲。我团加强给A师的两个炮兵连距离230高地只有800米。在这个距离上，一般技术的85加农炮班打方砖大小的碉堡射孔能做到百发百中。但是他们不用。真让我们两个连偿到了“看着一片一片地死也不准开炮”的滋味。官兵们骂娘、咬牙切齿。

　　谁也想不明白，A师怎么会这么信不过我们军炮团的两个连队？其实，他们是出于“边界没有敌人”、H主席又不让进去过深；认为打仗的机会极少，有目标不能让炮兵抢了头功的考虑才这样做的。可见指挥员的思想方法（或者叫思想意识）决定着多少人的性命。

　　天已大亮。红军团的连队持续不断地攻击230高地，但一直没有拿下。我们两个炮兵连失去了夜幕的掩护，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有越军的子弹向阵地飞来，零星炮弹也在阵地爆炸。A师司令部担心我们两个炮兵连遭到更激烈的炮火袭击，命令他们撤出阵地。十二门火炮在汽车的牵引下，一辆挨一辆的艰难地后撤。最后一门火炮刚离开炮位二三十米，“红军团”团长急匆匆找到炮阵地上来，他高喊着：“谁让你们撤了，拉回来给我打！你们要把这个230高地给我盖过去、再给我盖过来、再盖过去、再盖过来……”他脸色黄白、怒瞪着眼睛、反复地挥舞着胳膊比画着。看来230高地的敌人使他非常恼火。经请示，师司令部立即批准了团长的请求。河滩上，舟桥、坦克、步兵、后勤部队各选各的路，已经挤满了河滩，撤远的火炮不可能再调头回来。只有撤在最后的八连一门炮原地摘炮、驻锄没挖，副连长张士清、副指导员胡贵堂各按住一个大架、便向着230高地开始射击。步兵用曳光弹指示目标，暗堡一个个被摧毁。一共打了十八发炮弹，步兵们顺利地冲上高地。他们振臂高呼：“炮兵万岁！”团长孩子般高兴地倒地、迅即又站起来对着炮兵伸出大拇指连声说“好！好！好！”

　　A师另外一地。一辆62式坦克加足了马力，履带哗啦啦响着刚冲上高地的顶峰，“嘭”一声闷响，只见坦克车身冒起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又是一辆坦克冲了上去，又是一声闷响、一股青烟，中弹不动了，我们的坦克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油滑的越南兵可能已经见好就收了。第三辆坦克开始冲锋，冲到山顶对着可疑方向先发开炮，坦克机枪随即扫射，保住了性命。步兵跟着冲了上去。

　　整个战线情况的出乎预料，使我军认识到，边界上不是没有敌人，而正是一个最锋利的刀刃。我军纵深处大口径火炮的发射声、前面的爆炸声不断地隆隆作响。

　　我们连对面，越南人放弃了固守的阵地和村子，奔跑着向30号高地上溃逃。我军步兵奔跑着、射击着扫荡他们。我军直接瞄准射击的85高炮、57高炮，也支援了地面战斗。双管儿37高炮、四管儿14.5高射机枪的炮弹、子弹拖着红红的尾巴成排成串地钻进30号高地的草丛、树林里。

　　我们连的炊事班在山下树林里做好饭，背的背、抬的抬给我们送饭来。他们吃力地爬到离我们阵地不远的地方，我们的一次射击突然开始，背行军锅的战士本来就累得晕头转向，强烈的震响使他一失足滚倒在地——背架离了人、锅离了背架、锅盖离了锅，米饭大块大块地滚了一地。炊事员们很心疼地小心收拣起来送到阵地上，我们的战士还是大口大口地吃得很香。

　　我们连处在高地上，晴朗的天气使我们对越方三公里范围内的景象一览无余。我们看见，对面红河的岸边本来是一片河水冲刷的泥沙滩，在我再熟悉不过的这片泥沙滩上却出现了一片绿色草地。借助望远镜仔细辨认才知道，原来是步兵过河后，把背囊全部扔在了这里。

　　上午九点，我们连接到B师命令，准备向前推移我们的阵地。我们几个干部到红河边勘察。红河边上，已经被步兵们踩踏地泛起了泥浆。舟桥部队的车辆、人员，坦克部队，后勤分队都挤在了这一狭小地区。如果我们在这里占领阵地，很难顺利地执行射击任务，只有放弃了。我们站在解放牌汽车上返回时，在一个距离边界几百米、长着小树的土山包后面，有我军一个迫击炮分队正在急速地射击：“嘣——嘣嘣！”那声音没有震撼和刺激，像起开啤酒瓶盖子，悦耳动听。

　　我们连继续占守在234高地的阵地上。上午十点左右，担架排着队越过红河回到国内。战死或战伤的官兵静静地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他们刚才还像脱缰的野马冲向敌阵，是在与敌人的搏斗中，敌人的子弹、弹片或刺刀穿透了他们的身体。看到我们的人被打成这样，我和我的战士们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怒瞪着眼睛，咬紧牙关看着被抬回来的战友，狠不得端起冲锋枪面对面向敌人扫射。

　　B师还在继续战斗。距我们阵地2000米有一个曼瓜村。早上，我穿插部队YYS团过河不久便攻进了村子，把老百姓圈到村东面一处低洼地带保护起来。继而攻下26、27、28号高地后，把老百姓放回村里。谁知道，这些老百姓都是“全民皆的兵”，刚开始装扮成“良民”，后来就原形毕露，回村便拿起武器打击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争打得是比较文明的，我们连和其它大口径火炮始终没有向这个村子射击过。战斗持续了一个上午。我在望远镜里仔细地观察着战场的情景。近中午时分，曼瓜村里始终有一挺机枪在响。只见我军攻击部队的三四个兵，扛一挺重机枪、携一个支架、拿一个草人，借着一条通向村边的土沟作掩护，向村子接近。他们有时匍匐前进、有时弓着腰跑一节，架好机枪，把草人往地上一插，朝村里打几枪，村子里便有枪声还击过来。他们一次次重复着这样的动作冲进了村里，进了她的家。发现操持机枪的是一个背着孩子的妇女，她的子弹已经打完了。战士们拖着她往屋外走时，阁楼上，她七八岁的男孩儿投下来一颗手榴弹，炸死了越南妇女、背上的孩子和我们一个战士。紧随后跟进的我军战士们愤怒地把那个男孩儿连戳带撕分成了两半。

　　越修穷兵 杀我父兄 钢枪在手 义愤填膺

　　出刀猛刺 熊崽丧命 刺刀见血 恨方削平

　　第一阶段的战斗使我军很快认识到，凡是我军能接触到的越南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都是武装的敌人。

　　村西北高地上的敌人已基本歼灭。我们的人在高地上扫荡残敌。望远镜里，我看到一个穿白衬衣的越南兵趴在坑里，当我们的步兵走近时，那白衬衫变成了一面“白旗”投降了。

　　斗杀过的战场上，稻田里的死牛，路上、高地上的死马、死人偶尔可见。有的草房燃烧着，烟尘四起……据说是一个战士手臂中弹后，一气之下掏出火柴，点燃了一处草房，后边烧房的事就多起来。很多战士打仗是带着烟的，身边自然有火。

　　一条红河为界，我方青山绿水、安详自然；越方狼烟地洞、嘶杀连天。我们团政委到我们阵地上来视察，乐观幽默的他操着河北邢台乡音来了一句：“你们看看，这不是欺负人家这是干什么。”团政委，47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因为爱说大实话被打成过“右派”——平时开会讲话经常逗的全体大笑。今天这一句，大伙也一笑了之。随同团政委来的政治处干事给我们带来了团里创办的叫《战地黄花》的小报纸，在我们真知灼见的战士们面前却失去了吸引力。

　　中午，艳阳高照，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丛林的散烟灶上做好饭，背的背、担的担，送到阵地上来。当人们从他们的背上接下行军锅后发现，司务长张基宏的背上烫起了一层水疱。

　　我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河对岸的零星战斗。在炊事班长的催促下，我刚端起饭碗，我们连派出跟随打穿插部队的两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电台回来了。我们派电台跟随穿插部队的原因，是他们的通讯器材通讯距离近。我们装备的是A211B调频台，开阔地带通讯距离可达二十五公里。当时也不知道部队穿插速度会有多快，他们一定要我们跟随到步兵的通讯器材够上他们的无线电台接力站。无线班长他俩一定很辛苦也很危险，通红的脸、满身的汗，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电台一步一晃地爬上山来。

　　“今天早上咱们的射击效果怎样？”我急切地向无线班长打听情况。

　　“不知道。”他气喘吁吁地答道。

　　我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不是和穿插部队在一起吗？怎么不知道咱们打得好不好呢？”

　　班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用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对我说：“哪个知道吗，咱们一开炮，我们狠不得把头钻到地底下去，哪个还敢抬头看噻。”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深情地看着这位班长，想：“是啊！我有在远处观察炸点的权利和责任，你就没有，因为你们离炸点太近了——你是英雄、或者叫被逼出来的英雄。”

　　13点，我们接到敌情通报：越军要派歼击机、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战斗和实施轰炸。我向阵地全体人员通报了这一消息，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防不测，我令每个人挖一个单兵掩体，挖猫耳洞是来不及了。这时，才想起我们每门炮后还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鸡。

　　“吆！咱们的鸡呢？”我问了一声。一个战士回答：“早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可能是被火炮的气浪吹下了山后。

　　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把锹镐散开在阵地上，寻摩自己挖掩体的地点。不知道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会不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一锹下去，可能就决定了轰炸过后自己是死还是活着。正在战士们挖掩体的时候，山下有我军四个女兵向我们的高地上走来。我开始考量她们的来意：“是路过？有很多路可以走；去别的部队？这山上只有我们一个连；上级给我们派来的救护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预示着我们阵地遭轰炸的可能性极大了。”这个时候，我是多么不情愿相信她们是为此而来。

　　不大一会儿，正好能蹲下一个人的单兵掩体散落地布满了整个阵地。

　　我们的战士把四个女兵带到我这里。她们都二十岁左右，三个战士、一个干部，像四个离群的孤雁，茫然而又拘谨，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小。

　　她们其中的女干部说明她的部队和身份后问我：“你是连长啊？”

　　“我是副连长。”我回答她。

　　“你们连长呢？”她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就告诉她们说：“我们连长在很远的地方。你们要非找连长不可，我可以在地图上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

　　我把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在三百多米远1、2炮那边的指导员，他很快就赶过来了。女干部向我们诉说她们的遭遇：“我们跟随穿插部队救护伤员。他们边打边进攻，速度很快。当我们把两个伤员包扎好伤口交给担架队以后，已经没有了枪声，就找不到部队了。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骡马医生是男的，他带着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既然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们就非常不情愿地向国内方向走。走累了，天气又很热，我们就坐在山脚下休息。刚休息一会儿，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有敌人打了一枪，正好打在骡马医生的头上。他死了，吓得我们几个就跑开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到山上搜索了，没发现敌人，又把骡马医生的尸体交给了民工担架队，就回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平时，我们这些光棍儿连是多么希望有女兵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根本就无暇顾及她们。我对她们说：“那不行，我们没有接收你们的权力，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上级部队。”

　　她们几乎是在哀求地说：“怕天黑前找不到了，和你们住一夜明天再去找行吗？”看来娇小单薄的身体在战场上并不实用，再看她们惊恐的眼神和执意要留的样子，我们不能再撵她们走。指导员把她们带到三百多米远的1、2炮那边，安排她们住在了离炮位不远的一间破草房里。天黑前她们再三叮嘱，如果我们夜里转移阵地一定要叫着她们一起走，千万不要把她们扔在这里不管。这种嘱咐显然是多余的，我们既然答应了她们，肯定不会扔下她们不管。

　　从早上经历了刀刃战以后，步兵继续向纵深穿插，我们确没有开过炮。当我们每次看到敌人的炮火和烟尘在火线上爆炸翻滚时，就确切的知道，那是我们的步兵在遭受敌人炮兵的蹂躏。我们隐约的看到火线上的步兵战友们奔跑、跳跃、倒下。这时，我们的战士会着急，会叫：“我们闲着呢，为什么不还击！”

　　打穿插的B师YYS团的任务是，开战当天向东南方向穿插二十五公里，与YT军会合，对敌人形成区域性分割包围。但他们太艰难了，要避开雷区、砍草丛荆棘开路、边打边走。师长训斥他们穿插速度太慢，团长在电话里对师长发火：“你来试试，这是他妈的人走的路吗！”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进去了九公里。这时，他们遇到了敌人一个加强营并配有迫击炮营的阻击。随即向我们要了火力。

　　我们终于等到了还击的命令。“全连射击，N号目标，敌步兵，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8发5秒装填，预备——放！”我发自胸腔的口令刚一出口，我们三块阵地一声轰鸣，六发炮弹一齐飞向敌阵。全连首发齐射以后，我们5秒一发、5秒一发地放单响。步兵要求的这种炮火支援方式，应该是自己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前，用零星炮火压制敌人不敢抬头，自己做攻击准备。敌人好象视破了YYS团的企图，向（立足未稳之敌）YYS团发起了反冲击。在我们不紧不慢的射击时，我身旁的阵地通话器里传出了急切的呼叫声：“打得好——快点打——越快越好 ！”我们连长不断地重复着前方步兵的呼唤。这不是正规的口令，是嚷嚷；但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高喊。我突然意识到了该怎样理解连长的意图，当即修正了射击口令：“全连注意——急速射击——放！”这次只知道开始、不知道何时结束的最激烈的射击就此开始，全连火炮像疯了似的拼命地打个不停……我们手里复仇的炮弹以每分钟90多发的速度飞向敌人。不一会儿，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山顶上的1、2、3炮炮长相继报告，火炮已经跳出炮位无限制地后坐。我扭头向西，看了看离我二十多米的3炮，它已经后坐了一米多的距离，驻锄在地上冲开了两条深沟。火炮移位，会形成射弹大距离偏离目标，还可能会伤及我军。迫不得已，我命令他们：“立即修复阵地，后投入射击。”不到一分钟，山腰的4、5两门火炮也发生类似情况。全连只剩下6炮在打。6炮阵地挖得最深，土坑形成了一个大锅底。炮一放，就后坐到锅沿上，然后又复进回原位，像个扔进铁锅里的钢球，在土坑里随着一声声巨响晃来晃去。6炮的前后运动幅度越来越大，向前复进时如果翻过前面的土坎就要滚下山去。我报告连长，请求停止射击。

　　连长高声喊叫着命令我：“不许停止射击。你听听步兵在喊什么！”

　　立刻，步兵无线报话兵的声音被接转过来：“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我还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和跑动时电台的震动声。火线上的步兵边打边退，大声地呼唤着我们的炮火：“快点打——越快越好！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6炮的火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为什么大量的大口径火炮却静观不动？肯定是还没有得到军区的同意。一会儿，我们连山腰两门火炮恢复了射击。我知道前方情况已经相当危急，狠不得三门火炮再加上一倍速度射击。

　　射击中，我发现6炮整个炮管冒起了青烟。我瞪大了眼睛观察和寻思着6炮的状况：“是炸裂？炮管就有爆炸的危险。”无论如何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明知炮管爆炸也得打，多打一发赚一发。我在6炮右侧只有七八米远的距离，便把电话机向后拉了拉继续指挥射击。耳朵震得受不住地疼，我才想起衣服口袋里装在小盒子里的防震耳塞。但没有时间掏它，也没有机会打开盒子，更不可能耐着性子把它塞进耳朵里，我弯腰在地上抓起两块泥塞进了耳朵。抬头间，我看见6炮的炮管侧面出现一排字：“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想：“神了？”——想起来了，那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时期用漆喷上去的套着红边的白字，71年“9.13事件”后用绿漆把它们覆盖了。炮管受高热，漆厚的地方就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炮管的油漆燃烧着，快速地由绿变黄、由黄变黑，射击还在继续……

　　堆放在炮旁擦拭好的炮弹要打完了。6炮长报告：“副连长，炮弹快打完了！”

　　得到6班长的报告，我很想叫近在二十米的3炮过来支援，却看见他们在紧张地修复阵地。我多么期望3炮尽快修好阵地投入射击，让我们的炮火再密集一些，就没有动弹他们。

　　我回头命令6炮：“1、3、4、5炮手快去搬炮弹！” 我又挥手向我身边的两个无线通信兵喊道：“你们也去！”

　　四个炮手和两个通信兵到炮后一百米外的弹药掩蔽所去搬炮弹，只剩下炮长、瞄准手、2炮手在操作火炮，人不够用了。“这门炮一定不能停！”我暗下决心，把通话器音量开到最大，扔下听筒加入了6炮的战斗。我和2炮手他一发我一发地轮流装填炮弹，退出的弹壳他一脚我一脚地踢到炮后。

　　2炮手抱着炮弹对准了炮膛、前弓步、右手猛推，“咣当”一声，炮闩锁住炮膛。2炮手一怔说：“不好，一发减装药。”本来，我们打的是全装药炮弹，减装药是他在推装时猛然发现的。退弹、换装炮弹要耽搁时间，我脱口而出：“表尺加20、放！”这句紧急情况下根据经验下达的口令，是修正减装药与全装药的射击距离差，射弹不能偏离目标太远、但只能远不能近、因为近处是我们的人。

　　1、3、4、5炮手每人背一箱炮弹急速地跑回炮位放下，转身回去了。刚搬回的炮弹还涂着黄油，火炮气浪把土和草沫吹到上面粘得很牢，用竹片都很难刮下来。带着泥土和草沫的炮弹装填非常困难，我们就用三角木往炮膛里揳，弹壳退不出来就用手搬抽筒器抽弹壳……

　　“停止射击！”指挥所下达了口令。我们终于炮火未断坚持到了最后。山下，122榴弹炮营立即狂叫起来，接续了我们连的火力。我步兵要转入进攻。

　　四分多钟，我们的6炮发射67发炮弹，严重超过标称最高射速，炮身像是火烧过一样黑红。

　　火炮跳出阵地，完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战前，我就应该要求各炮，就是挖开松土两米深也要使火炮接触硬土，最起码也应该像6炮一样。“迁就部队，完不成任务是犯罪”好像可以用在我身上。我捶捶头：“教训，什么叫教训呢！”

　　炮火一停，不知何时又要开始，我马上跑到3炮指挥修复阵地。班长和炮手们都在紧张地修复炮位。刚才给他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加深并扩大了驻锄坑，在两个驻锄后面都卡上了一米多长的竹竿或木头。几分钟后，各炮相继报告“阵地修复完毕”、“弹药清理完毕”。这时候，我一直提在喉头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非常紧张的时刻过去了，我们等待着下一次的射击。

　　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精力高度集中，激奋、操劳，这时我才感觉到有些疲惫。精神稍一松缓，我却裹着雨衣在地上睡着了。不知道怎么睡下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个通信兵接到上级通报并把我拉醒说有“毒气袭击”。我睁大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过去了十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炮、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阵地”。有的民工手捂着鼻子猫着腰往后跑。我立即抄起电话通知三百米外的1、2炮和山腰的4、5炮采取防护措施，指挥民工们到弹药掩蔽所隐蔽，用茅草封堵洞口。战士们都有毛巾和水壶，浸湿毛巾，便把嘴、鼻子捂了起来。因为没有看到爆炸和烟雾，我们不能确信有毒气袭击，但是，我们还是把钢盔和防毒面具准备在了手边，因为戴上防毒面具和钢盔的罪过是不好受的。看来敌人的炸弹袭击很快也要来临，每个人都瞄准了自己的单兵掩体，随时准备跳入其中躲避。

　　过了一会儿，上级传来敌情通报说：“越南国防部向其前线司令官解释，中国军队飞机把握着制空权，我们的飞机根本就不能起飞增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轻松了许多。2月17号这一天，云南方向，我国出动各种战机370架次。

　　日落西山，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射击任务。6炮还有一发炮弹在炮膛里。为了防止随时接到“撤出阵地”命令产生遗忘而发生事故，6炮开始退弹。他们用退弹器常规操作无济于事，又用手搬抽筒器费了好大力气，只抽出了药筒，弹丸却被死死地卡在了炮膛里。我们只有重新装回药筒，对着可能有敌人的地方把炮弹打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