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的孩子们》&薛忆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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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薛忆沩:勤奋是写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北青网-北京青年报
作家薛忆沩（图片来自网络）
　　“文坛上曝光率最高的名字之一”、“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一系列用于作家薛忆沩身上的词汇，是当红作家的标签。
　　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新异：直到45岁才真正进入读者视野，在海外生活，坚持汉语写作，以及他作品里高度精神化的风格。
　　要感谢白求恩大夫， 是他延续了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
　　记者：几年前读到过你的“白求恩作品”，包括《白求恩的孩子们》和《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非常喜欢。你用自由的联想，丰富的内心描写，以及充满激情和思辨的文字，“重写”了我们所熟悉的白求恩大夫。在我的印象中，你已经有将近三十年的创作经历了。请大致梳理一下你的文学创作道路：分哪几个阶段？有哪些主要作品？创作上的主旨是什么？
　　薛忆沩：回想起来，我走的是一条奇特的文学道路。首先我是一个“工科生”，本科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电子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其次我是一个“个体户”，从来没有参加过作家协会，48岁以前也几乎没有参加过任何与文学有关的集体活动。我走上文学道路并且矢志不渝，三十年过去了，仍然在文学道路孤独又艰苦地前行，这要归功于勤奋、狂热和那一点点天赋。
　　我经常说我有两次文学生命。也就是说，我三十多年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1年到1991年。1981年8月我从长沙来到北京，开始了“我的大学”。我很快就对专业（计算机）失去了兴趣，越来越沉湎于文学创作。我首先尝试的是诗歌。大概在1984年初才开始尝试写小说。我开始的风格很魔幻，后来才慢慢变得现实起来。1985年夏天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长沙，但是在当年的年底我又潜回北京，在母校的教室里完成了自传体的中篇小说《睡星》。这部作品几经波折，最后于1988年由《作家》杂志在第八期的头条刊出。尽管我现在不会将这部小说收在自己的作品集中，它的发表还是对我的文学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1988年的夏天，我在长沙顶着火炉的酷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长篇小说《遗弃》。
　　这部联结我两次文学生命的关键作品于1989年4月出版。我是4月上旬出生的人，那一年的生日意味着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生命已经过去。那一年的春节前夕，我完成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它的命运比《遗弃》更加坎坷。总之，24岁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关键年纪，我在那个年纪写出了两部带有戏剧性命运的长篇小说，不知道这应该说是“不幸”还是“万幸”。
　　那部作品题为《日》，于1990年的12月同时在《花城》杂志和台湾《联合文学》杂志刊出。作品用现代派的手法扑朔迷离地呈现现实中的难题，情绪压抑、低沉。现在，这部作品已经不会再让人大惊小怪了。但是当时，它引起的关注很快就超出了文学的范围。这是至今为止我的文学生命遭遇的最强的打击。其实那一年，我得到了不少正能量的补充，比如我的一篇小说在台湾与《黄金时代》同时得到了《联合报》文学奖，又比如我的作品第一次进入了众目睽睽的《收获》杂志……但是，负能量迅速压倒了正能量，我的第一次文学生命随之结束。那当然应该算是夭折。
　　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开始于1997年前后。它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是我在当时备受知识界关注的《天涯》杂志上的发表；一是《遗弃》在沉寂多年之后被中国知识精英们的发现。在《天涯》杂志上发表的《首战告捷》、《历史中的转折点》和《出租车司机》等引起了读者热烈的反应。尤其是《出租车司机》，在《天涯》杂志刊出之后，迅速被从《新华文摘》到《读者》在内的几乎所有选刊选载，创下了我写作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而《遗弃》从一本八年里只有“十五个读者”的小说变成了全国许多文化人谈论的热点。它的新版在几个星期内就销售一空。
　　接着，这第二次文学生命迅速成长。我的新作不仅相继在国内一些主要文学期刊（包括《收获》和《花城》等）上出现，也频繁出现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及香港《纯文学》杂志上。2001年“薛忆沩小说专辑”出现在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冬季号上。对于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这是一种怎样的“回报”啊。
　　记者：你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移居加拿大？很幸运，你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没有因为你离开母语的环境而结束。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要感谢白求恩大夫，是他延续了我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我是2002年初离开的。对于一个用母语写作的人，这种离开总是具有双重的不确定性，而且精神方面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物质方面的不确定性。但是，因为在魁北克“国立”图书馆的医学类图书中发现的那本白求恩档案，我很快就走出了这种不确定的状况。档案呈现的白求恩与我多年的想象一拍即合：那是一个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又多么执著的灵魂啊。它又一次激起了我的创作狂热。2003年4月，《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出现在我的笔下。
　　这部作品于2004年5月发表在《书城》杂志上，立刻受到了许多学者和读者的赞扬，被收入各种选刊。2009年，它又被收入由林贤治主编的《中篇小说金库》第一辑，与《阿Q正传》等十一种名著并列。这不仅是一种“殊荣”，还为我带来了一点实惠：我第一次因为出书而获得“经济效益”。我已经四十五岁了，才第一次因为出书而获得“经济效益”。而在这之前第一次的《遗弃》是负债出版，《遗弃》修订本和第一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出版也没有任何收入。这些清贫的经历是我的财富。我至今保持着质朴的文学价值观，决不会用金钱去衡量自己和别人的写作。
　　2008年，我受邀为《南方周末》和《随笔》周刊写作读书专栏。那为我提供了尝试写作随笔的机会。与此同时，我开始写下自己关于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感觉（或者说幻觉？）。这些不同的写作让我对汉语有了更深的认识。这是一种代价昂贵的认识。它让我对自己的旧作，或者说对自己的“成功”产生了很深的怀疑。2010年初，我获得机会到香港城市大学做访问学者。那长达五个月的休整对我的文学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通过写作关于七十年代的随笔《一个年代的副本》，我对随笔的写作更有兴趣和信心。同时，我开始尝试重写自己的旧作，不是那些不成功的旧作，而是那些成功的旧作。“重写”成为了我随后三年文学道路上的关键词。
　　从香港回到加拿大之后，我首先完成了一门专攻《尤利西斯》的课程，那是我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阶段的最后一门课程。然后，我开始用汉语“重写”原来用英文写成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亲爱的白求恩大夫”再一次拓宽我的文学道路。那部由32封写给白求恩的长信构成的长篇小说让我有机会将中国过去40年的历史放进一个奇特的美学框架之中，它是我在《遗弃》之后最重要的文学努力。
　　2012年被媒体称为“薛忆沩年”，我一共出版了六部作品，包括由上海三家出版社同时推出的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与马可?波罗同行》、微型小说集《不肯离去的海豚》以及长篇小说《遗弃》的重写本和在台湾出版的《白求恩的孩子们》。
　　2013年是我的“短篇之年”，在各大期刊上发表了一批包括短篇新作和重写的作品，而这一年对我的文学道路更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重写了24年前完成却一直不能出版的那第二部长篇小说，并且在台湾的杂志上连载发表。
　　记者：你写的白求恩有各方面的缺点，但是人格上的高大之处却仍然非常突出。用比较通俗的说法，你的作品让读者看到的是具有一定精神高度的“大写的人”。这在同时代的作品里是不多见的。在当下的语境里，如何能做到赋予主人公精神高度，又避免过于理想化？
　　薛忆沩：从根本上说，文学是“关于”精神也是“为了”精神的。不能够触及灵魂的作品不是文学，只是文字的排列，甚至文字的垃圾。所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学都能够将阅读的注意力引向内心的深处，都具有一定的精神高度。洞察和发现个人内心生活的奥秘是文学的终极使命。在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因为信息的泛滥和物质的膨胀，生活变得非常浮躁和浅薄，精神好像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高度……事实上，我们不应该片面地理解“高度”这个词。我们也许将它换成“深度”更为稳妥。精神的深度是可以从很多角度去体会的，比如痛苦就是一个很好的角度，还有厌倦、孤独等等。最繁荣、最和谐的时代，人也不可能没有精神的痛苦，也不可能消除厌倦和孤独。要避免理想化就要透过时代的浮华，抓住内心中最本质的“战栗”。记得《尤利西斯》最后的那一段长达45页的“意识流”吗？那表面上是一个女人的情爱史或者说“性史”，但是它具有的精神的深度会让读者对女性的生命产生强烈的同情。
　　《遗弃》关注的应该就是精神的痛苦。
　　很多人都说，《遗弃》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但是，在深圳书城的一次活动上，一位年轻的女士走过来请我为《遗弃》签名，她告诉我那本书与她的联系：她说书中的主人公就是她已经自杀的弟弟。刘再复先生称《遗弃》是等待共鸣的“奇观”。其实，它已经在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共鸣。《遗弃》的初版是1988年写成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与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世界可以说完全不同，但是，对精神痛苦的关注却让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又被当成是新一代人的自传，仍然具有现实感和可读性。何怀宏先生将它与《黄金时代》和《务虚笔记》并列，称它是中国的三部哲理小说之一，显然也是在肯定它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写作《遗弃》的时候，我24岁，完成《遗弃》重写版的时候，我将近48岁。有人玩笑着问我是不是会在72岁再重写一次这部已经够富传奇色彩的作品。如果那时候我对精神的痛苦仍然有强烈的感受，说不定呢？！
　　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我能更深地体会生命的孤独和卑微
　　记者：你的写作语言基调偏于热情，理性的热情。这是不是与你长期在国外生活有关？还是你的性格本身就比较积极进取？你的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受到过哪些影响？
　　薛忆沩：我的美国文学教授在评论短篇小说《老兵》的英译时，说我的语言具有数学般的精准又充满浓密的诗意。这也是国内许多评论家对我的写作的看法。“理性的热情”说的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我的语言深受我的数学训练的影响，也深受我学习过的西方语言（尤其是莎士比亚和乔伊斯的英语）的影响。当然，还有同行的激励。在古往今来的写作者中，有一批将文学就当成是数学的人，比如司汤达、比如卡尔维诺、比如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他们的作品和见解都充满了“理性的热情”。我个人的性格有点矛盾，一方面我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另一方面我又积极上进、一刻都不愿意松懈。也许这种矛盾正好就为“理性的热情”奠定了生理基础？
　　记者：作为当今域外写作的重要一员，你在题材选择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域外写作，带给你的利与弊分别又是什么？
　　薛忆沩：我在题材选择上的“独到之处”其实是我本身的“独到之处”，与地理位置和社会存在没有太大的关联。我在国内的写作与我在域外的写作之间并没有断裂。但是，我在进步，不断进步，尤其是在语言的掌控方面。离开了母语的大环境，我反而对母语有了更好的感觉和更深的感情，这是认知上的奇迹。对一个依赖母语写作的人，这是最大的幸运。除了新鲜的空气、简朴的生活、丰富的见识等“大利”之外，在没有人知道我是谁的地方，我还能更深地体会生命的孤独和卑微，这是更大的“利”……域外写作，有百利而无一弊。没有12年前的离开，我不会有今天的存在。
　　记者：近几年你创作的势头甚猛，不仅有七八个单行本出版，也成了国内重要文学杂志的常客，而且听说最近你又要出长篇了。
　　薛忆沩：我原来以为今年会轮空。没想到，去年圣诞节那天，在从北京回来的飞机上，灵感突然喷发，一部长篇小说的轮廓浮出脑海。在随后的九个星期里，我夜以继日地写作，完成了长篇小说《空巢》。而稍息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将最近这些年写过的几篇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随笔整理出来。这部题为《献给孤独的挽歌》的随笔集将是我今年要出版的第二本书。
　　记者：能介绍一下《空巢》吗？
　　《空巢》是我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它的顺利出版无疑是我文学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我的前三部长篇小说中，只有《遗弃》在国内出版，《白求恩的孩子们》和《一个影子的告别》现在都还没有国内的版本。《空巢》触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安定”因素。它的叙述者和主人公是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的女性空巢老人。小说将老人扭曲的“一天”与她异化的“一生”联系起来，用荒诞的历史来观照魔幻的现实，进而探索爱情、死亡以及生命的意义等人生的终极问题。我希望能把它写成一部同时具备古典体格、浪漫气质和现代视野的作品。
　　记者：在我接触的作家中，你肯定是最勤奋的一位。你好像所有的时间都在为写作殚精竭虑。是什么吸引你如此孜孜不倦，如此追求质量和产量，以至于有点像一位文学苦行僧？
　　薛忆沩：是语言的美和神秘在吸引着我。在具备无限可能性的语言面前，我有强烈的卑微感。我总是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够好，也总是在要求自己写得更加好。这种卑微感也是我不断重写自己的作品的重要原因。这种卑微感也让我养成了不断考问自己写作状况的习惯。在每一部作品写完之后，我都会有同样的一些问题：通过这次写作，我的写作是不是又有进步？我对世界是不是又有了新的认识？我在语言中是不是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在我看来，勤奋是一个写作者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套用一句雷锋日记，我生活的意义就是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写作之中”。
　　记者：你有日常生活吗？在加拿大有没有朋友圈？除了著名的长跑，还有哪些业余爱好？
　　薛忆沩：如果一定要将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对立起来，我就可以说没有日常生活。但是，所有的生活不都是日常生活吗？尽管我几乎不用手机、多年不开汽车、也已经很久不看电视……尽管我的生活与“正常人”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太多的不同……我的生活还是非常丰富。我生活在不同的语言里，我生活在不同的身份里，我离大自然那么近，离孤独那么近，我有那么多的得到和失去，我有那么强的求知欲，我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我喜欢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在加拿大这些年结识过一些有意思的朋友，他们中的几位被我写进了《异域的迷宫里》。除了长跑，我还做其他的运动，比如游泳和打乒乓球。我还有其他一些业余爱好。我阅读的兴趣仍然极为强烈，就像自己十岁的时候一样。我对知识仍然充满了敬意和好奇，总是想从新的领域里获得精神的满足。
责任编辑：任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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