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诱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来源：爱思想
作者：孙立平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其拥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是其力量的源泉。梁文道曾经提出一个问题：纳粹人怎么可能那么成功？他认为唯一的答案就是，其实当时那个第三帝国里面的人，尤其是少数德国人是真心拥戴他们的元首，真心相信纳粹的。
　　而最令人感叹的是，极权主义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历史奇观：它的最狂热的拥护者，最后也成了它的最深重的受害者；甚至在其成了受害者之后仍然是它的狂热的拥护者。
　　那么谁是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极权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阿伦特的观点。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基础就是无结构的群众。极权主义不仅得到群众空前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有时甚至具有无私、超功利的特点，他们不但愿意牺牲自己，而且愿意牺牲家人和朋友。当然，从极权主义垮台是过程看，群众对其的抛弃也是迅速的。按照阿伦特的分析逻辑，以利益为号召的动员只能是理性的而有结构的群体，而极权主义动员的则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
　　阿伦特认为，“群众”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发现被自己的同胞抛弃，被社会孤立，跟其生活世界疏离，丧失了一个共同的世界，漂泊无根，甚至成为现实社会中多余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希望跟某种永恒的、操纵万事万物的巨大势力结合成一体，因为惟有攀住这股力量，他们才能感觉安全妥当。他们甘心为任何赋予他们在世界上以地位和“存在理由”的运动或意识形态服务，以便获得起码的“尊严”。在投身极权主义运动的时候，群众感到自己成了“主人”，自己的价值得到了承认。所以阿伦特说，群众所迫切需要的事，乃是意识形态提供给他们的最具抽象形式的胜利与成就之结局。
　　但社会学家达伦多夫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认为，早期美国有着原子化的特征，但美国既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因为受到诱惑想成为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革命前的俄国显然也不是原子化的。达伦多夫认为，极权主义不会诱惑这类群众，而是诱惑那些停留在新旧之间的半道上的人，那些人既丢失了旧东西，而又找不到新东西，而且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掉进了要把这两种世界的最好部分结合在一起的虚假承诺的圈套中。极权主义的混合成分是不完善的现代精神、知识分子的背叛和一个领袖的蛊惑人心的花言巧语。
　　达伦多夫继续分析到，成为极权主义基础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一种较为陈旧的结构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却未能在新的秩序中找到另一个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一些毫无地位的和失去根基的阶层。之所以有诱惑，是因为人们在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中，希望摆脱一种不完善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端。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就出身于无家可归的家庭。他们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它们“从未为社会所整合”，后来也来自一些小的独立职业者和小商人，这些人都为有组织的资本也同样为有组织的工人深感不安。同时，也包括这样的一些职员，他们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地位之间被拉来拉去，摇摆不定。
　　而哈耶克和波普尔等人的分析，则揭示了极权主义更深层的基础。哈耶克指出，毫无疑问，不但在德国和其它地方为极权主义作准备的那些思想，而且极权主义本身的许多原则都已成为在很多其它国家里产生日益增长的吸引力的那种东西。日益崇拜国家，倾慕权力，好大喜功，热衷于使任何事情都“组织化”(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计划”)和“不能让任何事情听命于有机发展的简单力量，”这样的思维和逻辑，在很多社会中盛行。这是产生极权主义的深厚基础。对此，哈耶克甚至用了“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这样提法，用意在于提醒人们，极权主义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一个正常社会里无数人的思维中。
　　有一位网友这样写道：有一次，我看到身边农村穷苦的人们，生了很多孩子，我心里就骂：你们养不活这些孩子，不能给这些孩子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生他们？你们不应该生！那时候我在读大学，是个理想主义者。过后我就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有权力，是不是就要阻止他们生孩子？我凭什么剥夺穷人生孩子的权力？剥夺穷人的天伦之乐？这个事件对我影响重大。我就是波尔布特。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波尔布特。当我看到BBC关于红色高棉的纪录片，一对中国北京情侣不远万里，历尽艰辛，投奔柬埔寨，脸上洋溢着理想与希望的光辉时，再看到那些累累白骨，从心底里我就开始试图原谅他了。其实，与其说作者在原谅极权主义的追随者，不如说是在检讨自己身上的极权主义因素。
　　更令人惊异的是极权主义受害者对极权主义死心塌地的拥护，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概念移用到他们身上。
　　1973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发生了一起银行抢劫案，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大出人们的意料，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很难进行充分解释的现象。其中依赖与认同是最基本的因素。具体说，第一，对象是能掌握你生死命运的。第二，他身上有让你能产生认同或吸引你的东西。第三，他对你有某种意义上的恩惠，特别是在可以处死你的时候没有处死你。第四，他能够控制你得到的信息。第五，现实的情境或他构建出的情境能让你觉得你们是在同生死共安危。有人将其总结为下列的心理过程：被害的弱势者在长期受到侵害他们的强势者支配之下，最后终于放弃了反抗，转而认同强势者以期获得安全感的一种心理转变。受害者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激怒或挑衅加害者；而受害者这样做的时候，也渐渐失去自我意识，直到完全接受加害者的观点。假如受害者现在用加害者的眼光来看世界，他们就不再渴望自由，结果是当救援到来时，受害人可能会抗拒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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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两种情形下，人也可能非常的理直气壮：一个是自认为是为你好或代表你乃至为所有人好或代表所有人；一个是认定自己向往和追求的理想目标就是最完美的或足以补偿所有损失和痛苦的，于是就有权不择手段或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这也可以归为极权主义的逻辑范畴。
但除了自由和无限、整体和全部、所有和一切乃至神话和神通，还有什么具有全部的可能和价值呢？面对极权主义，尽管其似乎已经是公认的邪恶，但也不能缺席审判，或不给其申辩的权利。没有程序正义的保障，实体正义恐怕也难以确立。极权主义就一无是处了吗？自由民主就绝对完美了吗？痛打死老虎是容易的，邪恶也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但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或观点，还如何理性的探讨问题乃至认知不同的事物和缘由？
极权主义的最大力量就是走极端，而其极限或末日也在于此。因为，世界上只有全能才是全权或神权的。极权和全能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极权只是有限和偏激的能力，而全能则是无限和所有的能力。因此，完全自由和无限发展的社会，实际是具有所有极端或所有极权的社会。所谓少一个极端或极权都不行，因为整体和完美本来就是所有极端或必须全面，但并不等于仅一个极端或极权就足矣。以往极权主义的极端偏狭或偏见无知就在于此。
从这个意义上，只有自由和无限才是所有的极权或无限的权力，因而才是具有未来和永久性的。但这已经是超人之欲和超人之权，也就是神欲和神权了。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极权社会，就好比是竭泽而渔或杀鸡取卵，最终是难以为继或必然完蛋的。原先还有考虑，文明和野蛮的较量，也许就是生神和死神之间的对弈。但把神分为生和死，本身就有问题，或是人已知的有限所导致的对立和区分。因为真正的神必定是超生死的，乃至是全能和全通的。
于是要问，有本事把人弄死，有本事让人复活吗？但极权主义或恐怖主义最厉害的凭借就在于：尽管无能让人复活，但却能够把人弄死。不仅如此，即使不能把人弄死，从以往历史来看，人终究还是难免一死，还不如死得其所或死个痛快呢。或许，这已经对复活和永生绝望了；也或许，是局限于眼前、现世和激情之中，根本没有想到后果和死的问题；还或许，是坚信自己死后一定能永垂不朽，或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极权主义者往往都有不珍惜自己和他人生命的倾向，容易走牺牲、拼命或杀人的极端。也许，现代的极权主义，正是把有限、短暂、过去和人间，错会为无限、永恒、未来和天国了。本来超人就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方向，一种是超人的上限，一种是超人的下限。前者是趋于全知，趋于永生，趋于未来，趋于无限，趋于天国；后者是趋于疯狂，趋于灭绝，趋于复仇，趋于极端，趋于地狱。
一旦坚信或在将来必定能够实现人的复活乃至反复生死、自由生死、贯通生死和永恒生死的神话理想，杀人也就可以看做游戏，而生死也就成为喜剧了。但所谓有生有死，有永生是否也有永死呢？永生或永死是可以想象的吗？这当还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或判断所提出的疑问。这也就是为什么，认知这个世界还必须凭想象、创造、探索和理想的原因。道德只是一种价值智慧或价值选择，可以指导但却不能替代能力方法或工具理性。至于天敌，似乎是先天决定的，已经是宿命或不由人了，因而似乎也无法化解了。大自然的食物链，就是各自靠什么为生也。而人区别于动物的，就是能够创造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尤其要关注的是死亡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必然过程，并且永无止境。可这只是描述性的论断。我们要问，唯物辩证法已经全知一切了吗？如果并没有全知一切，怎么敢下绝对的结论？死亡也许是我们生命的劫数和绝对的深渊，或者说一切邪恶和绝望的黑洞也即死神。人和神之间的鸿沟就是死亡，现实和理想之间的断裂就是死亡，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极限就是死亡。甚至可以说，极权主义的最大威力就是来自暴力、毁灭或死神的力量。人能否超人成神或回归天国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认知、掌握、破解、超越或自由贯通生死也。
新生和衰亡的自然循环或规律，这是本来的天命或过去的历程；而新生和死亡的自由循环或能力，就是本来的神性或未来的理想。断定人的死亡就是永死，跟坚信人的将来可以重生乃至永生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如同神话、绝对先验或超验的。所谓永死或永生，也必须永远检验才能绝对证明。对此，都可以质疑：在全知之前，你凭什么绝对断定或确信什么永生和永死，或地狱和天堂呢？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断定将来永死就是彻底绝望或无望，从此不再劳神研究和认知或追求复活和永生；而确信将来人能够复活乃至永生，就将不断地认知、研究和追求全知，直到最终实现复活和永生也。因此，立足绝望就是不可能或放弃可能性，而认定希望就是有可能。
极权或暴力政权非要用极权或暴力手段才能消灭吗？或者说，只能是以暴易暴或以毒攻毒吗？那样的代价岂不是很大吗？放眼世界，大到苏共极权的消解，小到台湾专制政权的转化，其关键就不是凭借暴力强迫，而是首先有赖于最高当权者的自我觉醒和人性复苏。暴力似乎只能激发暴力以及相应的仇恨和恐惧，或者说暴力正是仇恨和恐惧的产物。也因为如此，自由民主的建制基础就是自愿和协商，而专制极权的建制基础是强迫和命令。不仅如此，自由民主的武力通常只限于自卫，而专制极权的暴力却是统治的根本。
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并不是永远势不两立或不能相互转化的，除了原始的暴力征服，极权主义甚至可以成为自由民主的一种极端或特例现象。比如，希特勒的当选，就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当大多数人投票赞同集权和独裁时，所谓人心所向，也就是所谓的个人崇拜和服从领袖，这已经是极权或多数人暴政的开端了。历史上不少违反当今国际法准则的侵略或犯罪，都是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规模，甚至是几个国家或民族的联合规模呢，这是怎样庞大的犯罪集团呵！而多数人的暴政或疯狂是更加可怕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用现有的眼光和道德去评价历史的演进，就像我们还无法让时光倒转或死去的人对话一样。对于众神是游戏的，对于人类就是残酷；对于下凡是好玩的，对于回归就是反动。
凡对立者当是同构的或在一个层次上的，否则也对立不上。但如果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都赞同以下三点：第一、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至高无上的，其绝对禁令都是不可杀生；第二、放弃以暴力和强迫为最高的真理标准或最终的裁决力量，或者凡不同的观点和方案，都允许和平的竞赛、自觉的比试和全面的实验；第三，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神话理想，也即超人成神和再现天国。这样，不论什么社会，在基本伦理、道义方法和未来方向上就可能一致或贯通了，人类共和、文明统一和世界联邦也就有可能建立了。
上个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以至当苏联解体时，有人还不无得意的写出“不战而胜”的书，夸耀所谓的胜利。以至后来的俄国，很可能感到有伤自尊，如同某种精神或文化战败国一般，并就此埋下怨恨和报复的种子。但跨入新的世纪，伊拉克就没有那么命好，不适用和平演变的待遇，以暴力征服和解放，这也算是一种国际法意义上的不公吧？不过，值得称赞的是，上个世纪冷战的结束，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是有赖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认同或所共识的和平竞赛的一个结果，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奉行不称霸或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所产生的辅助影响。
实际上，所谓仇恨、战争和暴力就是比谁更狠或更坏，而只有友善、理性与和平的竞赛，才是比谁更好。不论什么社会制度，都不要自我吹嘘和标榜，也不要恶意贬低和诽谤，好好比一比和全面试一试，拿每个人的感受和事实说话，所谓优劣好坏等等，不就清楚了吗？因此，就必须有比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更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性共识，才能化解两者之间的对立和争斗，以期能够进入更高的文明阶段。如果从实验和明智的角度而论，自由民主好比是允许采样实验一样，用一滴尿液或一滴血样就可以化验出真假、好坏或成败的，而极权专制却是要用整个尿池，并把人的血全部放出来检测。
以往所谓异教徒的观点或对立统一乃至矛盾论的观点，不仅本身就是敌对、偏见或偏狭心态的反映，而且也是到处寻找和制造而不是化解和调和敌对、矛盾或斗争的哲学及其方法。现实中所谓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的对立，也是在其背后更为基本的价值需求上的分歧所致。所以，自由民主不能局限于民族和国家之中，必须成为世界主义和人类主义的，否则反而会产生或激发出自己的对立面或相反物。近现代的自由民主和极权专制之争，也往往是国家民族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或不平衡所引发的。比如当初中国，用我党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矛盾或国家存亡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了，以至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成为最高价值或当务之急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民主”，“生存压倒发展”。
在这种情形下，所谓的集权体制或统一领导，只是一种最快加强整个民族和国家力量的有效手段而已。而过去文革中提倡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已经是一种非理性的偏执或心理变态了。再如果为革命连自己的性命和个人幸福都不要了，你说这革命是为了什么？似乎成了以仇杀、毁灭和消灭敌人为快了。就目前而论，军队和军队体制，至今还是包括民主国家在内的极权主义和等级制的最大现实领地。区别则在于，民主国家的军队乃至政权都真正从属于人民，并在宪政的严格限制之中。如果军人都以无条件服从上级为天职，似乎就没有高于命令或服从的价值理想、道德责任和天地良心了，也就有可能执行恶魔般的或惨无人道的命令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极权主义实际也是集权和专制的最高形式，已经是从肉体到灵魂的全方位控制。由此可见，以往的集权和专制，只是不完全的极权主义而已。但不论如何，人类只有不再依靠暴力、强迫和革命而是能够依靠理性、自愿和协商进行社会变革时，真正的文明和进步才算降临。至于自由和民主的悖论，就是自由也可能自愿选择出极权和独裁，民主也可能成为多数人暴政或入侵他国的合法依据。真正的极权只能是全能者，而全能者就是无限自由者。这样再来看极权主义者，只不过是妄图用有限控制无限也。而疯狂正是错乱的无限。即使如此，不仅对极权主义，而且对自由民主乃至所有一切等等，我人都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因为绝对一定是所有相对，而绝错也是所有相错也。
老人类的历史走到尽头的两个标志，一个就是核武时代可以毁灭整个人类，一个就是近现代赖以维持和发展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已经日益枯竭，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接近极限了。而极权主义，可以说是以往野蛮历史不甘心完结的最后挣扎。展望未来，人类就必须有比自由民主或专制集权更高更好的认知水平、价值伦理、理想目标和方法手段。为此，产生自由民主或极权专制的根源和条件以及比自由民主或极权专制更高的目标理想，才是我们必须注重、领悟和把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论什么人，也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其实都是一种结果和现象的体现，而不是其根源和本质。就事论事，不管来龙去脉，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凭的都是高于君权和民权的信念、理想、道德、智慧和共识，也就是自觉君主和民主都不是绝对的意志和权力，因而也不能不受理性、公道和宪政的指导或限制。
在人类新的千禧年之际，后宗教时代已经降临。除了中国，如果说，前宗教时代就必须信仰和期盼未来神的拯救，那么，在后宗教时代，由于众神已经彻底下凡或新人类的精神已经诞生，从此就必须坚信和依靠人类的自我拯救了。再说，对于人类普遍的丰衣足食和世俗幸福而言，更不用说超人的梦想或远大的志向了，真是不能用疯狂、仇恨、自私、极权、局限或教条的方法实现的，而必须采取自由、科学、友爱、合作、公道、探索、实验、创造乃至无限的方式才有可能。（张东照：大政法讲习笔记；；；；；；； ；；； ；；；；；；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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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关于本文的几篇回复
陈岩峰：你还是看原文好些。别人转述的不太可信。尤其中国人的。
Zdz：《极权主义》一书已经在书店看到了，因囊中羞涩未购。
陈岩峰：那里的，我这里是台湾版。如果需要我邮寄给阅读，但别给我搞坏。
独绝苍茫：如果非得说极权主义不是专制主义，那么，极权主义只能是这样一种东西：为了使自己手中的权利合法化，就奉某种合乎自己口味的漏洞百出的主义为绝对真理，而有了这样的“绝对真理”以后，就以为自己手中的权利也就绝对合法化了，接着就用自以为已经绝对合法化了的权力来誓死捍卫这种往往作为谬论的主义，使之愚弄盲众的同时又作为镇压智者的借口。通过这样的主义与权力的相互捆绑，民意也就遭到了双重强奸或权力和主义之间的无限重复的轮流强奸－－权力强奸完了主义接着强奸，主义强奸完了权力再来强奸，当然，权力和主义同时强奸也是常有的事儿。
南朵：我这里是三联版，的确，重得象砖头。经朋友与台版比对，基本上是未加删节的原版。张老师，我赠送您一册，请告地址邮编。
长夜：笔者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才点到了正题，正题其实也就是辽辽几句，确搞了这长的铺垫。我想，这就是理论很难招来读者的原因吧。读起来很废力，更是在笔法上如稍有不甚，更会让读者不知云云。
在这里我就自以为事的概括一下：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集权主义，一切以民声为根本主义它就是好主义。也只有以民声为基础的主义，才是正确的主义。
我和笔者一样，对这样的书确实没有看过，倒从一些辅助资料中三角猫的了解一些。给我的印象是，人们都是戴着有色镜来看集权主义。包括楼主也是这样，只是他对集权主义比较同情。但从今天的世界来看，反倒是集权主义更加珍惜民声珍爱和平珍爱生命……
好了在这里就不想再深入的讨论：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倒底以什么来界定才是较正确的。所以我一般不喜欢去看之类的书，很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他们在基本问题都没有弄清楚之前就只是涛涛大论。结果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可能最出色的就是以一个极端去抨击另一个极端。不过这样倒还好点，至少人们在思想交流，比起那种相对不言，各人谈各人的要进步些。
好了说了些让人听不懂的废话，呵呵……
Zdz：啊，真的很感谢二位[陈岩峰和南朵]，也有点难为情。其实，当初如果咬咬牙，当是可以买下的，如果非看不可的话。当时内心还有一个缘由，就是发现自己已经看不动书了，累了，疲惫了，也有点厌倦了。尤其痛感许多本国现实和实践的问题，都纷纷或不断变成繁琐的乃至外国的理论问题了。孙中山说知难行易，可我感到现实中已经是知易行难了！ 比如，似乎谁都知道自由民主不错，但现实中，自由民主却似乎很难实现。每争取一点点权利，不仅非常费劲，而且现实还频频出现的恶劣（比如毒奶粉之类），也一次次地在挑战人类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唉，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局面呢？总感到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甚至于自身难保了。也许，我人已经走到自己的尽头了。当初写完《永恒》就说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从此就要再次被谋生压倒了，但现在居然还勉强写出了一系列下行文章，不能不算是幸运和侥幸，吾人当知足矣！
陈岩峰：阿伦特远没有他的老师明晰，水平也差距甚大。海德格尔你更应该读。我一直认为女人不适合沉思——哲学。
Zdz：关于海德格尔，倒还有点话讲。他的《存在与时间》我是87年就买了，可看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直到大概02或03年在写作的业余时间里，用了几乎一年时间看完，感到是个好东西，非常有嚼头，为此还十分感念本书的译者。但这本号称海氏的代表作，是一篇没有完成的著作，下来的作品也很少顾及。只是感到存在主义哲学尽管深刻，但并不足以解除我人原先的人生和世界困惑。我人的内心最根本的困惑的解决，体现为《永恒》一书的完成，从此可以说从根本和终极上无惑了。这当然只是一种自我领悟和自由心证。前一阵看《读者》，有一篇文章是写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说阿伦特早年是海氏的学生和情人，这倒使我有点诧异。但两人最后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海氏加入了纳粹，而阿伦特是反极权主义者。我有时候想，极权主义者往往是男权至上的极端产物（好比宙斯也），而自由民主是主张人人和男女平等的。用中国的阴阳学说讲，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不好走极端的，而中庸之道的伟大真是所知者鲜矣。而我人年轻的时候就是特别反感和厌恶中庸的，现在回顾起来，也是不禁叹息。不同的年龄段还真有不同的观感呵！
陈岩峰：对于中庸，在强者，是欺人，在弱者，是自欺。这世界那里有中庸。孔讲中庸，无非自慰罢了。没落的贵族。
Zdz：呵呵，也许你是对的。理想的境界是一回事，现实的现状又是一回事。极权主义或当年的法西斯崇尚或信奉的就是强权政治和超人哲学。毛主义也信奉的是暴力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1-13日于中国学术论坛）
附二（补记）：《极权主义的起源》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林骧华译。友人南朵赠送了我一本，可至今还没有抽出时间看，总有一种辜负或负疚的感觉。似乎只成了对南朵友情的纪念和珍藏。这里，就先将该书最后一段话摘录如下：“……但是依然存在有一种真理，历史的每一次终结必然包含着一个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一种希望，是终结所能够产生的唯一‘神示’。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来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确实就是每一个人。”（）
附三 张汝伦：“极权主义的病理诊断书”一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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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
陈行之：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　　自去年以来，重庆以“打黑”开始了一场符合民众期望的运动，一个个占据国家政府权力宝座的黑帮人物相继落马，可谓成果大焉!在这个鲜有“符合民众期望的运动”发生的世界，遥远的山城仿佛一下子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圣地，笔者颇为兴奋地撰写了《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一文，向重庆表达敬意。　　我写道：“重庆‘打黑’无意间掀开了社会帷幕的一角，善良的人们看到了社会深处的黑暗景象，人们不得不怀疑：重庆是这样，天津是不是这样?上海是不是这样?北京是不是这样?广州乃至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和乡村是不是这样?还有多少民众成为罪恶势力刀俎下的鱼肉?还有多少社会黑幕没有被揭开?我认为这种怀疑顺理成章，即使你动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也无法说明重庆仅仅是一个特例，你更无法用遮天蔽日的谎言消泯人们内心的种种疑问。……所有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权力罪恶，权力罪恶是全部社会罪恶的渊薮。一个正派社会没有什么别的秘诀，就是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一个不正派社会也没有什么别的奥妙，就是权力横行在大地上。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社会被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社会;权力横行在大地上的社会被称之为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　　我或许把重庆“打黑”归结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社会行为范畴了，其间甚至还寄寓着对那个城市的期待。但是与“打黑”交错发生的很多事情，却让人一头雾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中一件事就是“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倡导下，重庆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据统计，(截止到当下，即2010年11月)重庆市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约13.3万场，参与市民达8000万人次;‘读点经典’丛书出版22辑，发行量1075万册;有一定规模的故事会举办了7.47万场;全市手机用户转发箴言1.6亿条次，QQ天天传箴言参与用户达到447万人次，呈现出‘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报》，)　　不恭敬地说，这些中国人民并不陌生的劳什子已经有文化大革命 “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红海洋”、“背诵老三篇”、“大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的色彩，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极权专制主义暴政对我们祖国和人民荼毒最为剧烈的时候，谁会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将近40年以后，改革开放30年以后，那不堪回首的历史图景竟然又在重庆复活了呢?真是让人有一种恍若梦中五味杂陈的感觉，就好像我们充满渴望地欣赏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结果大熊猫不见了，一群呲牙咧嘴的豺狼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样，惊愕、迷惘乃至于恐惧油然而生，关于重庆的舆情也随之发生变化，网络上出现了揶揄、调侃乃至于更为尖锐的批评的声音。　　“唱红歌”与“打黑”显然不在一个逻辑链上，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突然有了勾连，犹如上与下、左与右、南与北、东与西、白与黑、真实与虚假、忠诚与背叛、善良与邪恶等彼此对立的东西搅混在一起，打破了人们惯常的思维逻辑，出现某种程度的惊愕是很正常的事情。　　“既然这样，陈行之先生，你还要说什么呢?事情就是那么个事情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总是怀有一种从社会事物中辨析内在机理的热情，难道在这件事中也蕴含着某种值得玩味的东西么?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就来说说这个东西。　　2　　我最近接到一位八十岁老人的来信。　　“……我童年和青少年时生活于沦陷区和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也算是抗日战争的过来人了。1944年冬天，当我看到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军飞机沿着长江飞行时，真是激动不已，在内心里欢呼着：天快亮了!这个美丽的回忆伴随着我一生……然而这不是我要说的，我想说的是重庆。重庆市在‘唱红打黑'之后，又要修建一条‘红色之路'，本人很不以为然。重庆市何也?重庆是我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中华民国的首都，是这座光荣的城市领导着全国民众抗战，一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座城市写下了悲壮惨烈、英勇无畏的伟大历史，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能够与之相比。既然为了记录历史而修建‘红色之路’，那么，本着对历史和这座英雄城市负责的精神,是不是应该同样修建一条‘抗战之路'?是不是也应当竖立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蒋介石委员长的塑像?是不是也应当竖立为中华民族解放抛洒过热血的杜聿明、孙立人、薛岳等抗日名将的塑像?这取决于执政党和那位倡导‘唱红打黑'的大员的襟怀和气度。我揣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老人接着写道：“‘红色之路’上的标语应该贴切史实，而现在那些标语显然牛头不对马嘴……呜呼!是浑然不知重庆历史还是佯作不知有意抹杀?他们难道是想塑造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哀哉!”　　我当然愿意遵从老人嘱托写一写重庆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无法减轻这位素不相识的老人“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的悲叹带给我的沉重。我自认为是一个坚强的人，但是在这句话面前，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老人20岁的时候迎来了全国解放，他一定高唱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定欢呼过“我们伟大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60年过去，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天天衰老了，令人唏嘘的是，直到耄耋之年，这位老人都没有机会为祖国终于实现自由和民主而抒发感慨，他惦念不忘的竟然是对失去历史的忧虑和担心!这里边有多少悲怆，多少哀伤，多少凄凉!　　是啊，我们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自认为不管有多少坎坷多少挫折总是在推动历史前进，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国家竟会变得如此委琐如此胆怯，就连自己民族曾经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都感到恐惧!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劫掠到了这条很少有人行走的特色之路?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让一个伟大民族集体失去了历史记忆?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使人们不敢说出对现实的观感?是什么人用什么手段让人丧失了对未来的正义想象?　　是权力，严格一点儿讲，是国家权力。　　1949年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当然可以归结为一种政治力量用突变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运行方式和由此决定的文化状态，但我们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它：当一种政治力量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条件下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试图按照自己的剧本演出的时候，事实上也就为极权专制主义植入社会准备好了温床。极权专制主义一旦获得国家形态，那么，它对社会各个层面的扰动就会作为阿伦特所说的那种“极权主义运动”持续地发生，在“运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被溃解，极权主义生命体则从社会溃解的流液中汲取营养，不断获得滋润，直至成长为干预一切控制一切支配一切的超级力量。　　我们看到，从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时间里，在这种超级力量的干预、控制和支配下，存在了几千年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社会被彻底颠覆，进入到了一种国家权力意志无所不在、民间社会彻底消失、个体生活空间被无情挤占和压制的奇境之中。　　在民间社会消失的状态下，人作为个体面对的再也不是社会，而是国家——如果说以往作为个体的人是在社会过程即在与他人的联系中确立自我、证实为“在”的话，那么现在你只有在国家过程(国家意志政治化)即在与国家权力的联系中才能够确立“自我”、被证实为“在”了，于是，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譬如社会存在以及由这种存在衍生出来的人性和道德，必将发生剧烈的变动和位移，自我成为非我，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某种“国家化”了的东西。　　最近几年我曾经反复说明，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都源于这种人与社会的自然关系的非正常断裂。人都断裂了，民歌作为人的精神形态产品也必将与人的本性发生断离，成为某种异己的东西，“国家化”为某种意识形态工具。　　理论总是让人费解，我们通过民歌演变来说明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3　　我去陕北插队之前就对陕北民歌充满了期待，但是，1969年1月，当我来到陕北的时候，没有在被积雪覆盖着的高原听到任何我所期待的那种歌声，勤劳忍耐的陕北老乡在我们的要求面前十分恐惧，连连摆手说：“那歌可反动哩，不敢唱。”后来，在我们反复央求下，在一个只能容下两三个人的山洼洼里，一个中年汉子才羞涩地唱起来：“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　　听惯了狼嚎一样的文化大革命歌曲，我们都被这首曾经在陕、甘、宁、蒙、晋广为流传的《蓝花花》感动了，那优美的旋律，凄美的故事，唤醒了蛰伏在我们灵魂深处最为柔软的东西，整个世界都安静极了，在黄土高原深深的皱褶里，只有这被禁止的歌声，犹如春雨，寂静无声地浸润着我们这些刚刚进入社会、启动生命风帆的人的干渴心灵。　　后来跟老乡混熟了，我们像偷尝禁果的亚当夏娃一样，怀着难以抑制的渴望，央求老乡唱了很多这样的歌曲，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被国家意志幽闭的不是一条普通的狭小江河，而是一个极为宏阔的水域，那里曾经波光粼粼，到处都有生命在低吟，到处都有灵魂在欢唱——赶牲灵的汉子们在山谷间跋涉，用歌声排解无边无际的寂寞：“太阳出来一点点红呀，出门的人儿呀谁呀嘛谁心疼?”陕北女子纯真的爱情表白：“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碗来想起你;三天没见哥哥的面，硷畔上画着你眉眼;前沟里糜子后沟里谷，哪达儿想你哪达儿哭。”原始生命力无遮无拦的宣泄：“白生生的大腿，水灵灵的逼，这么好的东西留不住你……”　　那是一个真实得可以触摸到质感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天空的辽远和大地的葳蕤，闻到庄稼人身上的汗骚和泥土的芬芳……然而这一切在当时都成为了非法，合法存在并且上升为国家政治宗教歌曲的，只有一首名为《东方红》的所谓“陕北民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国家舆论信誓旦旦说，这首歌的歌词是陕北农民李有源创作的，“是人民用以表达对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然而，在我们聆听了那么多流淌着人的血脉真情的陕北民歌以后，这首高度政治化了的歌曲就显得可疑起来，以至于使人产生这样一种联想：在真实地活着的陕北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政治动物，这个政治动物没有作为个体的情感，没有作为个体的灵魂，有的只是某种“类”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直接体现为对高悬在个体人生之上的超级政治力量的顶礼膜拜之中。这很容易使人怀疑：李有源是不是那种超级政治力量制造出来的一个“人民”的幻象?这首歌是不是那种超级政治力量自己制造出来用以歌颂自己的?果不其然，秘密正在这种推测之中。　　据考证，《东方红》最早是流行于晋西北的情歌《芝麻油》，歌词如下：“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和绝大多数中国民歌一样，这是一首情歌，后来这首歌流传到了陕北，仍然是“妹妹想哥哥”的主调，被称之为《白马调》：“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境界很不高。刘志丹、高岗在陕北创立革命根据地以后，《白马调》开始掺进政治因素：“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儿闹革命，呼儿嗨哟，他带队伍去打横山。”　　《白马调》与毛泽东发生联系则是进入上世纪40年代的事情，此时刘志丹和高岗在血腥的党内斗争中或者死去或者失势，毛泽东确立了稳固的政治领导地位，这首歌的歌词也就相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里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由一位小学教员填写了新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咳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出于体现贫苦农民的政治意愿的需要，让没有什么文化的贫苦农民李有源顶替有知识分子色彩的小学教员作为词作者，这才有了“李有源词”的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时任延安陕北公学教务科长、政治课研究室主任、音乐研究室党支部书记等职的安波热心搜集陕北民歌，为《白马调》填写了我们看到的这段新词;第三种说法是，1943年冬天，《白马调》传到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诗人公木“在举世闻名的歌曲《东方红》诞生和定稿过程中，倾注了一腔心血”，续写了第二、三段歌词，并将其改名为《东方红》，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本人无意考证这三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我想强调的是，经由这样一番改造，来自底层民众的陕北民歌《白马调》终于完成了从民间歌曲向意识形态的转换和升格，就此我们可以断言，这首歌已经不是什么“民歌”，更不是什么“陕北民歌”了，它是现实政治对民众精神生活形态进行强奸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一个既非民间亦非艺术的怪胎。　　戏剧性的是，这首歌曲随着1949年革命的完成，随着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建立，歌词中的救世主意识与国家政治特征高度一致，乃至于彼此发生了呼应和吻合，再加之国家力量以前所未有力度对民众进行思想宣传和灌输的需要，《东方红》一步步走向了圣坛。　　日，为了向新中国建国15周年献礼，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担任总导演，动用大量国家财力与物力，由3500多名艺术家创作和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粉墨登场，进一步奠定了《东方红》作为政治宗教歌曲的顶尖位置。有阅历的人都知道，在作为极权专制主义暴政的文化大革命中，《东方红》与其说是一支歌曲，毋宁说是一支锋利的意识形态利剑，它高悬在人民头上，只要一听到它的旋律，你就会真切地意识到恐惧，你的灵魂就会感受到一种非我力量的无情侵袭，它每个词汇每个音符都在确证，在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政治强奸非但没有因为新中国成立而停止，反而借助于大一统的国家力量在持续发生，不同点仅仅在于，被强奸者的人数扩大了，由陕北民众变成了全体中国人民，变成了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的人。　　4　　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专制政体，在此种政体下，国家笼罩于社会各个层面，用我前面的话说，就是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完成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转换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不存在明晰可见的时间节点，比如我们就不能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才进入所谓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作为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它的开端和过程要由此追溯到以前很久。　　《东方红》从民歌向政治宗教歌曲的转变说明，对民间社会的干预早在“运动”开端就开始了，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以后，党的文艺工作者——这是极权主义状态下独有的一个人群——就扑向四面八方，捕捉民歌和改造民歌去了，这项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大跃进运动期间，所谓的“新民歌运动”更是如火如荼，许许多多貌似民歌的东西就像小高炉一样遍布神州大地。我们耳熟能详的《十送红军》、《农友歌》、《八月桂花遍地开》、《情深意长》、《拥军花鼓》、《南泥湾》、《边区十唱》、《翻身道情》、《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沂蒙小调》、《浏阳河》、《阿佤人民唱新歌》、《北京有个金太阳》等貌似“民歌”的歌曲，绝大多数都出自“党的文艺工作者”之手。　　所谓“党的文艺工作者”，是独特历史条件下被国家制造出来的产品，你无法要求他们道德高洁去坚守人的精神高地，你更不能要求他们放弃现世幸福去担当什么人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只是一些讨生存的人，希望得到好的待遇，长工资分房子的时候别受领导刁难，希望多挣点儿钱让妻子和孩子吃好点儿穿好点儿……在这种“利出一孔”的社会状态下，人往往能够形成一种脱离道德的、冷血的政治直觉，知道该抵制什么拥护什么，更知道该反对什么歌颂什么。陕北山沟里寂寞汉子们的生命喝吼、坐在炕头上剪窗花女子的思春低吟当然是不符合国家意志的“低级庸俗”的东西，“党的文艺工作者”知道该如何抵制它，更知道该用什么样的作品去替代它。　　在国家力量直接干预和“党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渗透着泥土芳香的传统民歌也就只能不光彩地消失。消失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取缔，不允许传唱，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出版，禁止任何形式的传播;一种是改造，即利用民歌的旋律，经由“党的文艺工作者”重新填写符合政治标准的歌词，改造成所谓的新民歌。经由这样一番蹂躏和折腾，所谓的新民歌不过是保留了民歌的外壳而已，充斥在里面的全部是为现实政治和长远政治目标服务的意识形态因子。这样的新民歌还是民歌么?不是了，当然不是了，那只是借助民歌旋律所做的意识形态喧嚣，如此而已!　　改革了，开放了，中国终于“走进新时代”，我们也曾经拥有过短暂的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机会，我们知道了我们干过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干预民歌改造民歌即为其中之一，很多人开始热心搜集整理那些被禁止的原始民歌，尽管我们由于失去了民间社会而永久性地失去了产生民歌的土壤，但是那些曾经的从底层民众心中流淌出来的歌，仍让我们感受到壮美和辉煌，我们从那些吼叫和吟唱中触摸得到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体温，感觉得到她的呼吸，听得见她的心跳……然而这一切在一个特殊年份又被突然休止了，有人开始反复给我们讲述《春天的故事》，不仅仅是“红歌”，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也开始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生产出来，以绝对优势占据着银幕和屏幕，被称之为“主旋律”的电影、戏剧、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像红色浪潮一样漫过人们的心灵世界，在那里留下茫然，留下凌乱，留下惶惑，留下腌臜……这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历史是可以往回走的，它确确实实是可以往回走的——谁能想到我们会重新看到只有文化大革命才会出现的历史图景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延伸到眼下的这幅图景——　　“由文化部和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部社文司、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广播电视局、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广电集团(总台)承办的首届中华红歌会于日至29日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文化部部长蔡武,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等有关领导出席了在重庆大剧院举行的红歌会开幕式。蔡武在开幕式上转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向首届中华红歌会开幕的祝贺。薄熙来宣布红歌会开幕。开幕式后,出席开幕式的有关领导与重庆各界群众一起观看了开幕式音乐会。蔡武、黄奇帆在开幕式上致辞。蔡武说,在祖国城乡各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歌咏活动陶冶了情操,净化了心灵,提升了文化自觉与自信,群众歌咏活动千人可唱、万人能和,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广大群众参与其中，唱出了精气神，唱出了凝聚力,鼓舞人民群众激情满怀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黄奇帆说，红歌是革命音乐的精华、先进文化的经典,凝聚着中国革命的精神,镌刻着新中国前进的足迹,是时代的最强音;在新的历史时期,广泛传唱经典红歌,是净化社会风气、传承民族精神、促进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次红歌会的主题为‘高唱红歌，振兴中华’，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选派的62支合唱团共3000余人参加。红歌会包括开幕式、闭幕式、红色经典歌曲历史记忆展、红歌汇演、红歌讲坛、新歌征集评选、‘三进’交流展演、‘唱读讲传’精品节目展演。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活动已成为重庆全民参与的一场文化盛宴，同时也成为一个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伴随红歌会的举行，重庆市还将开展;进广场、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参加红歌会的各地合唱团队将到重庆部分社区、广场和校园,为群众演唱红色经典歌曲。”(援引自近期新闻报道)　　当《公仆赞》、《永远跟你走》、《党啊，亲爱的妈妈》、《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我们走在大路上》、《红太阳照边疆》、《毛主席的光辉》、《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新长征的小红军》……等“红歌”在“红歌会”上唱响的时候，当“红色经典”影片和电视剧铺天盖地遮蔽荧屏的时候，当国家宣传机器制造的“主旋律”在神州大地上轰鸣的时候，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看到，无所不在的权力罪恶和社会罪恶正在这块古老土地上蔓延，肆无忌惮地蹂躏着善良得不能再善良、柔弱得不能再柔弱的民众——民众热盼的官员公示财产竟然因为97%官员的反对而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够让江河改道的强大国家，竟然对每年高达10000亿的“三公消费”束手无策;限制民众或者掠夺民众的法规往往今天议定明天出台，而民众最需要用以遮护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拆迁法律却迟迟不能出台，这也就意味着无人能够阻止权力和资本继续用推土机疯狂地碾压民众世代居住的房屋，意味着自焚只能持续发生，意味着歹徒们仍旧可以继续袭击和屠杀我们的父老兄弟;庞大利益集团仍旧在上下其手，争分夺秒地劫掠着人民的财富，人民的份额继续在逐年减少，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们的江河湖海泛起了被毒死的鱼虾，我们正在吃的东西被吃特供的官员们唯恐避之不及;富人越来越富，奢侈品销售全世界第一，与之相伴的则是穷人越来越穷，穷到我们的孩子不忍拖累父母，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结束掉如花的生命，穷到我们的农民兄弟怀揣五块钱用架子车拉着病人到县医院要求医治肝癌，穷到不知道有多少人连医院的气味都没有闻到过，得了病只能在四面漏风的房屋中数着星星等死……在超强的国家意志主导下，在主流意识形态精心营造中，社会被遮蔽了真相，它让人看到的全部是辉煌，使人们的载歌载舞感恩戴德，是炫目的GDP，是世界经济规模第二，是用天文数字般的钱财连续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以及名目繁多的“国际论坛”的地方。　　当你被热心于遮蔽社会的那种超级力量从现实世界中拔出，又被安放在由“红歌”、“红歌会”和“红色经典”制造出来的虚假幻象中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时空发生了错乱?是不是有一种惶惑迷失的感觉?是不是既丧失了历史纵深感又丧失了现实感?恐怖是不是犹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在内心深处不安地蠕动，像小虫子一样无情地咬噬着你的灵魂?　　现在再来重温前面说到过的那位老人关于“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庆”的悲叹，我相信，你内心也一定会泛起起一种同类相惜相怜的凄凉。　　5　　产生一种社会图景的原因肯定不是理论，但是，如果你试图对社会图景进行解析，就必须回到理论当中去。　　李慎之先生《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一文曾经介绍说，捷克政治家和思想家哈维尔把他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所生活的社会称之为“后极权社会”，由此有了“后极权主义”的概念。李慎之先生总结道：“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我很不愿意把“红歌”、“红歌会”和“红色经典”与李慎之先生介绍的后极权主义现象联系在一起，但是，所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发生，却都在印证着先生的列举：　　——“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再也拿不出新的影响和控制人的手段了，所以才重新回到过去，用本已经证明失败了的方式对人进行意识形态矫正。官员们真的相信“红歌”具有他们所说的种种功能吗?唱“红歌”的人抒发的是真情实感吗?听“红歌”的人真的被“红歌”感动了吗?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只依据我们的直觉就可以判断，官员们并不相信“红歌”的种种功能，歌唱者抒发的也不是真情实感，听众不过是看了一场滑稽的热闹，那么，如此轰轰烈烈的场景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所有人都在做所有人都不相信的事情!　　——“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动”，犹如金属构件出现疲劳，内里的裂隙使得它难以承受社会力能的冲击，但是它又牢固地铆合在原有的地方，只好用人造的激情给自己镀上一层虚假的亮色，让人看上去以为是新的。无情的事实是，它不是新的，当不断聚积的社会力能以空前力度再次产生撞击时，它极有可能发生断裂，因为它不是新的。对于这种危险，权力者是否有所自觉?他们难道真的相信镀一层虚假的亮色就能够逃脱断裂的命运吗?　　——“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任何人的任何思想就都成为了非法。“主旋律”是以消除所谓“思想杂音”作为其存在条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有人因为说出思想而被捕，而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人物却占据着国家讲坛;我们才看到具有思想品格的电影、电视剧被禁止播映，而远离普通民众生活的歌颂封建帝王励精图治的影视作品却畅通无阻;我们才看到真正具有思想艺术水准的文学作品难于出版活着动辄被查禁，狎昵讨巧、杯水风波的平庸之作却泛滥成灾;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人的声音被遮蔽，被包裹着的谎言却漫天飞舞甚嚣尘上。　　——“无所不在的恐惧”决定了恐惧者无所不在的警觉，就连他们也不敢坦然面对真实的社会图景了，迫切需要用新的油彩进行涂抹。表面上看，“红歌”、“红歌会”、“红色经典”似乎染红了历史，染红了现实，也染红了未来，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仍旧不断敲击他们脆弱的灵魂。如果把“唱红歌”看做夜行者为了掩饰恐惧发出的喧嚷，那么在此之后我们一定还会听到其他声音，一定还会听到。　　这里有一个警醒：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阿伦特所归纳的极权主义本性(运动)，决定着横亘在社会之上的那种超级力量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与权力者个人的道德状态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样说来，重庆发生什么和不发生什么也就变得无关紧要起来，“打黑”和“唱红歌”是不是在一个逻辑链上，也变得无关紧要起来……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意思延伸一下：把人民的未来寄托给某一个人是危险的，用《国际歌》中的话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是的，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太多的教训，我们只能靠自己。　　(，立冬)　　(欢迎网络转载，转载时务请注明出处，保留作者姓名，保持作品完整;纸媒转载必须得到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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