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拇指医生
&&&普通咨询
您的网络环境存在异常，
请输入验证码
验证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1<input type="button" value="GO" onclick ="var val = Number(jQuery(this).parent().children(':text').val()); if (isNaN(val) || val
1){val = 1;}window.location.href = '/50-100100-detail--1-__id__.html'.replace('__id__', val); ">
看看六十年代人的生活——转载《饥饿的女儿》----虹影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点击标签查看相关内容
看看六十年代人的生活——转载《饥饿的女儿》----虹影
小说的主人公“六六”，出生与一九六二年的重庆，那是大饥饿的年代。她是双重饥饿
（“食饥饿”与“性饥饿”）的产物，是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有累的
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因为这一特殊身世，她失去父
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
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
虹影的叙述，其坚韧，其想象力，其幻异能力，使人着迷。读她的故事，你会发现你进
入到一个苦恼灵魂深藏的真相里。
《饥饿的女儿》获得中国台湾“１９９７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在当年度的十部获
此奖的图书中，有两部出自中国的大陆作家，这就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虹影《饥饿的
《饥饿的女儿》在海外好评如潮。英国第一大报《泰晤士报》１９９８年８月９日头版
刊发评论及作者照片。英国《星期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同日以整版的篇幅连载该书
精华，而此前只有英国桂冠诗人泰德&#183;休斯Ted Hughes纪念亡妻普拉斯Sylvia Plath的诗集
《生日书简》(Birthday Letters)曾获此殊荣。英国著名女作家玛丽&#183;维斯利评价该书说：
“这是一本美丽的、令人难以忘怀的书，是我们不曾看到的那一部分中国的史诗，绝对的让
人着迷。”《星期泰晤士报》新闻版以“时代之子”为题刊出专辑，称“中国生活的现实从
来没被如此强烈的展现过”。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哥伦布邮报》，美国网络
杂志《凯克斯评论》，瑞典《首都日报》《松德斯瓦尔斯日报》等均就此书发表了评论文
章。海外评论家认为，《饥饿的女儿》是中国少有的一部由生活于社会底层平民所写的自传
体小说。《饥饿的女儿》还被英国书店定为圣诞节礼物，并荣登英国最大的书籍连锁店
WATERSTONS和美国跨英国的书籍连锁店BOOK-SETC的畅销书排行榜。该书于１９９７年问
世，同年出版了瑞典文译本，１９９８年由英国布鲁姆斯伯利出版社推出了英译本。德文法
文版预计也将在２０００年问世。迄今已有12个国家的文字版本。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怎么不继续贴了呢？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拂晓前我醒了，再也睡不着。大姐在床那头，她睡相不好，腿压在我的身上，我把身子往墙
里轻轻挪，盖着薄被单侧身对着墙壁。
　　那些早已逝去的年代，大姐在江边不过是匆匆画了一幅草图，她很明显略去不提一些至
关重要的笔墨。她说的一切并不能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这个家象个多余者？
　　我躺在床上，脑子从来没有这么活跃过，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越想疑惑越深。六十年代
初共产党发现鼓励生育之愚蠢，这块耕作过度的国土，已挤不下那么多人。于是，猛然转到
另一头，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基数已太大，为时过晚，政策和手段只能严酷：一家一胎，
男扎女结。
　　中国人多了，难道我也多了？
　　天亮时我就便秘了，肚子极痛。很奇怪，我心里一有事，就会便秘。这原是从小就有的
毛病，南岸女人常见的病。
　　家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尿罐夜壶暂时盛一下。人一多，就没法用。院子里没有厕所，得
走十来分钟弯扭狭窄的泥路，到半个山坡的人家合用的公共厕所。厕所没人照管，女厕所只
有三个茅坑，男厕所我从未进去过，但知道比女厕要宽一倍，多三个茅坑。这一带的男人为
此常夸耀，“女娃儿生下来就该有自知之明，看嘛，连茅坑都少一倍。”
　　公共厕所从大清早就开始排队，女厕所队伍长得多。拉肚子着急的人，年龄稍大的女人
绕到厕所后，到没遮没拦的粪池，不顾脸地扒下裤子，蹲在边上。男人可以随便找个什么
地，最多跑到江边解决问题，之后，学猫和狗，用脚把河沙扒拢遮掩上。
　　不知情的人遥遥一望，——那些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肿眼皮泡的排队者，会误以为是一
家早食店，那些人是为了买黄酥酥脆生生的油条。
　　我老听人不断地说红爪爪，女厕所才有的一种怪物。说是从茅坑下会突然伸出一只鲜红
的手爪爪，抓烂你正暴露无遗的下部。吓得人都不敢上厕所，或蹩在家里，须叫上足够多的
人去压阵。公安局破了案，说是坏分子耍流氓，用红药水染涂满手，躲在茅坑里装神弄鬼。
也有另一种说法：公共厕所少，不够用，有人想出毒招，编恐怖故事，吓唬人不敢上厕所，
编故事者才能顺当地拉屎。
　　女厕所的三个茅坑脏到无处下脚，白蛆，还有拖着尾巴发黄的蛆，蠕动在坑沿，爬到脚
　　想在家里方便，好不容易等房间没人了，门刚一闩上，走进布帘内就听见了朝门口来的
脚步声、敲门声。有时忘了闩上门，随时都有人跨进这间共用的屋来，我就只得屏住气息，
一声不吭地等着人出去。经常，生理要求一下子就消失，那些应排出身体的东西留在肚子
厕所里女人经常拉出寄生虫。从肛门里钻出的蛔虫，有时多到缠成一团，亮晶晶的，有点粉
红。打虫药并不贵，但费心打虫的人不多，认为吃药打虫没什么用处。虫在没油水没营养的
肠子里，四川话说“没捞捞，”就会不打自下，另找转世投胎的办法。
　　那是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圆脸，脖子瘦长，和我年龄差不多，她住在粮店那条街上。不
清楚她怎么跑到我们这一带的厕所来，想是路过，或是那一带的厕所队伍更长。我已排到厕
所内等，第二，马上就轮到了。
　　春天刚过，夏天来到，厕所里气味已很浓烈。她蹲在靠左墙的坑上，突然张开大嘴，张
开眼睛、鼻子，整张脸恐怖得变了形。虫从她嘴里钻出来，她尖叫一声，倒在沾着屎尿的茅
坑边上。排在我前面的矮个子女人走过去，把女孩往厕所外空地拖，一边没忘了警告我，
“那个坑该我了，不准去占。”
　　女孩被放倒在空地上，因为沾着屎尿，排队的人都闪避地看着。矮个子女人叭叭两个响
耳光刮在女孩脸上，不省人事的女孩吓得醒过来。矮个子女人嗓门尖细地说：“有啥子害怕
的，哪个人肚子里没长东西？”
　　母亲对我们四姐妹说，新鲜蔬菜水果，我们享不到那个福，但你们得讲卫生，生小孩后
要格外注意。天冷天热都得在睡觉前清洗，和脚盆分开，单独一个盆，十女九痔。你看你们
几个都没生痔疮，全都靠我从小到大关照。
　　我母亲有便秘，我们家四个女孩都有，住在江边贫穷地区的女人，很少能幸免。尽管我
母亲再节约，也肯化钱从店里买消过毒的卫生纸作草纸，不象其他人家用旧报纸、写满字的
作业本、包食物的纸。我们从小就知道到近郊农村田坎去挖茅草根，摘竹叶尖，煮水、泡水
喝，这类土方能缓解便秘。但清热解毒最有效的是苦瓜籽，熬出的水极涩，捏着鼻子往嘴里
倒。喝完后，赶紧用冷水冲掉苦味。这里的女人，与这个地区一样，下水道总是个问题。
　　的确，这屎拉得实在不容易，多少双眼睛盯着排泄者的前部器官，多少人提着裤子，脸
上冒汗憋着大小便地候着。年龄大的，蹲上茅坑，享受自己一时的独占权。排队的人，则会
毫无顾忌地盯着没门挡蔽的茅坑，她们嘴一敞开就难以封住了：谁的谁的子宫脱落，肯定是
乱搞男女关系；谁的谁的下身生有红斑湿疹，是婊子，卖逼的，不烂掉才怪。
　　排队紧张，上厕所也紧张，我总要带样东西，装作不在意地挡在自己面前，有时是蒲
扇，有时是一本书或书包。要让衣裤和鞋不沾着屎尿，又不让蠕动的白白红红的蛆爬上自己
的脚，又不能让挡着自己的东西碰着茅坑的台阶，还得装随意，不能让等着的人觉得我是有
意不让人看我的器官。否则，碎嘴烂嘴婆娘们必定会说我有问题，什么好东西遮起来见不得
　　那天我在关茅厮看见人吐蛔虫时，突然失去了便意，轮到我，我却走开了，排队的人稀
奇地看着我。
　　后来我的嘴里也冒出过蛔虫，见过一次这种事，身临其境就不那么恐怖。我没晕倒，但
反应依然不太对劲：我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饭豆，那些红豆子煮烂后，吃起来很粉，易饱。刚
走到天井，豆子扒进嘴里，还未咀嚼，便哇地一声从嘴里钻出蛔虫，整整一尺长灰白色肉虫
子，掉在地上还在蠕动。我未尖叫，而是把手中的碗当球一样，朝上抛去，用劲太足，碗竟
搁在瓦檐上，豆子从半空坠落下来。地面的青苔上洒了乌红的一颗颗豆子。我闭上眼睛，泪
水夺眶而出，不顾一切地猛踩那在地上甩动的蛔虫。
　　这件事，我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一件本是很痛苦的事，被我的动作弄成魔术表演，大半
滑稽小半可怕。
　　父亲带我去石桥的药铺抓了三副药。父亲说，中药好，中药没副作用。乌梅，川楝子，
槟榔片，木香，川椒，干姜，大黄等等一大串奇奇怪怪的名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入盛
了水的瓦罐里，微火熬。熬好的汤药，我盛了一碗又一碗，狠着劲往肚子里灌。要是母亲在
家多好，一星期才能见到她一次，以前我无所谓，这一天才觉得非常想念她。
　　当天晚上，我的肚子就气鼓气胀，象有妖精闹腾开了。
　　我拔腿往院门外跑。
　　别去厕所，父亲叫住我。待我进屋后，不等我闩门，父亲在外面把门反扣了。他在堂屋
坐着，把守着门，不让我的姐姐哥哥和邻居们闯入。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之际，便有近郊农村生产队来收粪便作肥料。
　　“倒桶了！”担着大木桶的农民，天热下雨，头上都一顶旧草帽。他一声吆喝，整条街
的人都从自家门后、床下、用布帘遮住的角落里，端出存放粪便的尿罐、马桶和夜壶，小心
翼翼，象捧着祖宗八代的灵位似的。不知从哪年做下的规定，倒尿罐是我的任务。往收粪便
的木桶里倒完后，用淘菜水、洗衣水和竹涮子涮干净，再捧回家。洗尿罐的脏水顺着石坎流
下坡，那一坡树长得又粗又壮，枝叶繁茂。
　　万一我错过了农民收粪便的时间，就只得把笨重的尿罐，提到公用厕所的大粪池去倒。
雨后路全是泥水，溜滑，好几次我跌倒在地上，屎尿泼了我一身，黄陶泥的尿罐摔成几瓣。
我爬了起来，赶紧奔回家，用篼箕装灶坑下烧过的煤灰，铺在泼洒在坎沟沿和泥地的粪便
上。再扫进簸箕，倒进粪坑。弄脏的地很难清除干净，自家灶下的煤灰都扒完了，还不够
用，又去求邻居同意扒他们灶下的煤灰。我怕过路的街坊骂街直指父母祖宗的本领，不管有
多远，被挨了骂的父母一定能听见，当然要把气出在我头上。
　　每次闯下这种烂祸，我总是觉得哥哥姐姐，还有父母，和街坊一样漠然地站在院外的台
阶上，俯视我满身恶臭紧张地忙乱。
　　或许他们那样做，不过是为了提醒我，做错事就得挨罚。但我却无法往心宽处想。他们
为什么不肯伸出手帮我，而总让我看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记得十二岁那年一个下霉雨天。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就问我怎么还不走？学校已敲过头
遍上课钟声了。
　　我手吊着书包带子，怯生生说，老师说就我未缴学费，放学后，我已被留下来两次。
　　母亲的腰伤应早好了，不知那天她为什么没去上班。她坐在了床头，看着我说：“好象
刚缴过学费，怎么又要缴了？”
　　“那是上一学期，”我的声音不大，但脸已涨得通红，要钱是我永远也学不会的，哪怕
向父母要钱。
　　母亲半晌没作声，突然发作似地斥道：“有你口饭吃就得了，你还想读书？我们穷，捱
到现在全家都活着就是祖宗在保佑，没这个钱。你以为三块钱学费是好挣的？”
　　每学期都要这么来一趟，我知道只有我哭起来后，母亲才会拿出学费。她不是不肯拿，
而是要折磨我一番，要我记住这恩典。母亲对姐姐哥哥们，就和我不一样，最多让他们要二
三次便给了，不象对我。母亲对我不是有气，而是有恨，我对她说：“当初你就不应该生
我。”我把书包紧抱在怀里，身体蹲在门槛边，咬住牙齿，生怕眼泪掉下来。
　　“不错！我当初就不该生你下来！”——可是母亲没说这句话，这是我从她的目光里读
出来的，那目光冷极。我扔了书包，出房门，穿过堂屋阴暗的光线，我的心在嚎叫：我不想
活，这个家根本就不要我！
　　楼梯在我脚下吱嘎响。我没有抓扶手，而是三步并二步地奔上阁楼。
　　我站在布帘前的床边，摸出四姐枕下一面小圆镜，举起来照自己。如同每次梳头后的动
作，可这个清晨我左照右照，都看不见自己的脸。
　　四姐走进阁楼，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听见我的话，双眼马上睁圆了，吓死一般冲下
楼梯，大声喊叫母亲，叫二姐，叫三哥。她的声音尖厉悠长，象唱歌一样悦耳。我面对镜
子，镜子仍是镜子，没有我。镜子坠落在地板上，没碎裂，只是反了个面，两个胖娃娃拥抱
麦穗玉米的丰收景象。
　　我不再属于自己了，我感到自己倒在地板上，双脚奋力朝外一蹬。
　　一片喧哗声，有人凑近盯着我说：“她收尸了。”
　　我收尸了？我死了，才十二岁，就这么死去？我的结局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我轻飘飘
地，不着边际，没根没依的，原来死如此简单、轻快和松驰。
　　很快，另一种感觉升上来：追悔莫及，难以言说的懊丧。我渴望再活一次，哪怕比前一
生更痛苦。我还刚刚开始活，我不必死，我就是要活！就是要不顾一切地长大！
　　我在围拢的人群中察寻母亲，我想对她说，要她烧掉我的日记，它在床底下。我看不见
母亲，我在拚命找她，用一种只有她和我才明白的语言，继续对她说：别留下我的模样，烧
掉我仅有的那几张照片——只要能允许我继续活。
　　仿佛有人在扳起我的头，很重，很痛。上楼梯的脚步声不象是母亲。
天井里人极多，站着蹲着，以舒服但不雅观的姿式，围着一个走街串户的中年男人。无论他
在哪个院子停留，都会带动一批人观看。
　　他捉住乳毛未干的鸡公，反剪双翅，小鸡便乖顺地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可怜巴巴地瞧
着众人。中年男人去掉绒毛。带刀刃的铁勾轻快地插进去，“擦”地一下拉出一块血肉。右
手的拇指和中指去掏。被阉割的鸡的卵子被放进碗里。鸡主人一般都要卵子，拿去熬汤喝。
　　这里人相信吃啥补啥。杀鸡鸭，经常把苦胆摘下往嘴里吞，说是要大清热，还得趁新
鲜。鸡胃鸭胃的内皮剥下，洗净晒干，一个能卖二分钱，化食，通气。菜市场肉案上，牛鞭
粗长地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阉鸡的主人若不留卵子，可以少付一角钱。中年男人将就小刀叉起卵子，从裤袋里摸出
盐瓶，撤上盐，然后用一块不知原来是何种颜色的布，对折包好后，放入帆布包里。
　　被阉割的小公鸡，歪倒缩在堂屋楼梯角落，不再有雄性的高叫，没人看它一眼，人不知
道鸡也会痛。
　　烈属王妈妈的孙女，有张苹果脸，很稀罕。这条街的孩子，在成人之前，都瘦骨仃伶。
院子里的人端着饭碗，到院门外吃走走饭。她要上小学了，有人问她长大做什么？
　　“骟鸡巴。”她一清二脆地答道。
　　这个女孩如果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长大必是个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南岸的人认为
她没出息，女孩被父母打了一顿。遇到人问她长大做什么时，她不作声了，有时候还是冒出
一句：骟鸡巴。她可能脑子有问题，阉割鸡巴血淋淋的场面，对她刺激太大。
　　我想我可能生病躺了一天，也可能是两天。
　　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脚吊在床边，伸进圆口单扣黑布鞋，觉得阁楼不象睁开眼睛时那
么旋转，墙仍是墙，桌子仍是桌子，一旁布帘仍挂挡着另一张床。屋里就我一人。我右脚先
下地板，落在肉墩墩的一个东西上。我惊异地跳开，低头去看，一个比我脚还大一二公分的
老鼠，抽也未抽动一下，躺在那儿。
　　从床底下抽出两根细条的木柴，我把老鼠夹起，一步步走到阁楼门外小木廊，准备下楼
梯。老鼠象活了似的，从夹着的木柴中蹦出，弹在楼梯口上，直落在堂屋地上。我终于止不
住大叫起来。
　　天井里只有个剃头匠，用一个刷子清扫一个男人的脖胫。还有两个男孩在院门坎上，给
白晃晃的蚕喂桑叶。天井靠水洞边，有人在倒涮祸水。
　　我惊骇的叫声，不过是又尖又细的轻轻一嚷。院子里的人仍是各做各的，我叫第二声
时，父亲从楼下探出脑袋问：“六六，什么事？”
　　我指着楼梯下死老鼠躺着的方向，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父亲眼睛不好，看不到。对门
邻居程光头动作快，拿着夹煤球的火钳，一边夹一边说：“哟，见血了。”
　　“见血了？”他的老母亲这会儿耳朵特清晰。
　　“见血了！”他回答。
　　“见血就好，就顺当。”老太太说。
　　“是一脚踩死的？”他扯开喉咙朝我喊。
　　我点点头。
　　“一脚踩死好。”不知老太太怎么看得见我，虽然她在自家门口内的圆凳坐着。“一脚
踩不死，不能再添一脚，就得用别的方法，”她慢吞吞说。
　　“会啷个样呢？”程光头比他的老母亲还煞有介事。
　　“补第二脚，耗子哪怕死了也有二道命，就会生鬼气，缠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喽。”老太
太说得很肯定。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回到阁楼里。
　　这天晚上，四姐和德华未回家。大姐也没回家，不知上那儿去，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
为了避免我的纠缠，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夜里又响起婴儿的哭啼，挑人
心烦。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手摸额头，温温热热，不象昨夜那么发烫，最多后天就能打起精
神去上课。
第二日上午，我听到楼下有人在问我的名字，声音熟悉极了。我赶快走到阁楼外小木廊上，
历史老师站在堂屋。在父亲注视下，我慌忙请他走上阁楼。
　　“没有你坐的地方，”我结结巴巴地说，同时手脚紧张得不知如何搁才是。我站在小桌
子边。生活和幻觉总难一致，但也许是我想象得太多了，他才会竟然会在我未想到的情况
下，来到我这个阴暗发霉的阁楼。虽然我从不讳言家穷，现在他到我的家，一下子逼近了我
的私人生活，我没作好准备，我强烈地感到赤贫的耻辱。
　　“你愿意，你就坐床边，”半晌我才说，我仍旧站着。
　　“你生病了？”他就坐在我的床边，看着我。“我猜着了。你昨天没来上课。晚上我的
辅导课，平时你都来的。”
　　我没作声，他的声音在阁楼里听来有点浑厚，也比在教室里清晰。他说：“没事吧？”
　　我头一歪。
　　他见我没话，这才去环顾四周，说比他料想的条件还差些，但他很喜欢这个我从生下来
就住的阁楼。“你说你经常从天窗望天上的云，与在江边看云不一样：云不是朝同一个方向
　　他记得我说过话，记得很清楚。但感动我的不是这个，而是他说他喜欢我家的阁楼。
　　这时，历史老师拿出一个大牛皮纸信袋，递给我。
　　“给你的，”他说。
　　“书？”纸袋是封好的，一拿过手我就猜，“什么书？”
　　“你等会儿没人时再看，”他眼光似乎有点发颤。
　　我抬起脸来，没说谢谢，我感到自己有好多话要对他说。但我喉咙堵塞着，说不出一个
字，我继续望着他，傻痴痴的。
　　他却站了起来，说上完课，正好有其它事路过这一带，他就拐下了野猫溪副巷，顺便来
　　原来他并不是专门来看我的，我正失望的时候，突然感到他的手放在了我的肩头，我的
手握着纸袋，紧张又激动。我怕他的手从我的肩头移走，他的手真就移走了。他表示要走，
“你想出去走走吗？”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去爬爬山，怎么样？”
　　我没吱声。我若和他一起走出去，院子里的人会搬弄是非。
　　我的想法看来被他揣摸透了，不等我说话，他就说他先走，下午2 点30分左右，他在第
五人民医院门诊部门口等我。
　　我送他下楼，在天井石阶前停住，直看着他的身影从院门口消失。
　　“谁呀？”石妈的声音在我的背后响起。
　　我想果不其然，这个多嘴婆，说不定就一直守在我家的楼梯下，算着时间。这是我这一
辈子，第一次有个成年男子来找我。
　　“你不说，我也晓得，他父亲是个牛鬼蛇神，不就是满南岸打爆米花胡豆的糟老头家老
大嘛？这个人成了家有老婆孩子，哼，他来找你做啥子？”
　　“不关你的事，”我冷冷地说，朝堂屋里走。
　　正对着我家房门的板墙上，挂钟指着11点45分。这个钟要么迟二分，要么快二分，发条
定时上，及时扳正钟点，也没用。
　　上阁楼后，我仔细地撕开纸袋，从中抽出一本挺厚的书：《人体解剖学》。封面写着是
医学院的课本。我糊涂了，一翻开，就看到插图，男人的裸体，正面背面；女人的裸体，正
面背面，都插了长针似的标明名称，乳房、阴部、阴毛、睾丸等等，全是些我从说不出口的
字眼。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赶紧把脸埋在书页里，过了几秒钟，才抬起头迅速地朝四周的
墙看，小阁楼还是原样，只有我一人。我再低下头来，看生殖器官图，我第一次感到我的阴
唇好象在微微启开，阴道里象有一条舞蹈的火蛇，扭动得使我难忍难受。
　　“该死！”我骂道，“我的老师是个流氓！”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昨天上完晚自习出来，我发现历史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就走上那幢尖顶大楼。他在看
书，但我觉得他在等我。看见我进来，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说你不
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这刻没病，向毛主席保证。
　　我没去拿茶杯，站在办公桌前。窗外飘起了小雨，办公室灯光柔和，我心里有种找到家
的感觉。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眼睛里闪着光泽。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
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
子”，开除工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
是在银行作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
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桷树枝桠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
就以黄桷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
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窜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桷树，贴着墙和瓦
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莹晶，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
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
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说他看见的。他满街
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
体，路上突发病昏厥的人。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
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
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
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
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象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
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三十来
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
一提起这二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
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场。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长
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俱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
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没一处干净。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
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
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颤。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
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象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
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致于
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么禁忌，而禁
忌就是对我的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装满诱惑，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
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园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
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象极了，她的神色象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
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
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中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
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象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
哪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
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
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
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条子证明。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
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
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
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
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
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
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
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
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
一周或是二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
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象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
他不会象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
　　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拆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
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旋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
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
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
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
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 月
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
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
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
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二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
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象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
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
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
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赖年少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
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
心也不能比。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
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他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
界，你也占不尽世上所有的荣华。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
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想，
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
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
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
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
　　读到广告，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很感动。还杂志
时，我想和他谈谈，刚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才二十七岁，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
他的口气非常粗暴，好象这事与他有关似的。
　　这出乎我意料外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他才变得正
常了，不过极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学后，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除了我，我
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课以外的事？论相貌教书，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师好，有什么
了不起？不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特殊，他就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对待我。我气愤又伤
心，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习的铃响了。是他的辅导课。
　　学生温习功课，有问题就向老师提出。有时，老师会针对某一普遍性问题，重新讲解。
他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坐在讲台上，看谁举手就到谁的桌前。他还喜欢坐在最后排，手里
拿的不是讲义课本，而是报纸。他经常弄些摸拟试题，发下来，让学生做。
　　那晚答考题，时间比背书过得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刻就完了。趁着人多，我溜出教
室，走在小路上，他竟赶了上来。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他问。
　　“怕鬼跟着。”
　　“在骂我？”
　　“哪敢？”
　　“你这小鬼。你在生我的气。”他握住卷报纸深深一声叹息，“不过跟你说话，我不感
　　他这么一叹息，我不理他的决心，马上烟消雾散，无气可出了。不过，我走得仍旧很
　　“你真怕什么似的？”他建议，从校大门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时间晚了，学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绕开校门走。
　　那个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么近。那近，是由于身旁没有其他人，月光照耀着倾
斜的碎石子路，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我们默默地走着，到应该分岔的路口，我侧过身，停了
下来，想对他说再见。
　　可是他好象心绪很好，他对我说，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听到我说再见之类的话。他感觉
出我害怕什么，我的脸在发烧般烫。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没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涩及莫名的
惊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么，不愿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说这话时，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书包带
子，不料与他的手指碰在一起，头一抬，我和他的眼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靠得是这么近。这时，我低下了头，听见
自己很轻的声音在说：“我快到家了。你请回吧！”
　　他点点头，说，“你还有一段路，别走小路。不用害怕。什么都是注定好的，要逃要
躲，效果不会太大。”
　　我背着书包，转身往坡下走，没有回头，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见我时，才停下来想，他
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我回过头去，历史老师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只要我朝回走，走近他，我
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那只有我能看见的悲伤，他的性格不许他讲出来。假若我能体谅别人，
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说出来，或许我们能彼此心灵靠近。
　　而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怀中，亲吻我。
　　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
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
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摸我的头，我就会忘却屈辱。但我的亲人从未
这样对待过我。这里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会有抚摸、亲吻、拥抱之类的事。没有皮肤的
接触，他们好象无所谓，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就这一点，
就证明我不正常。
　　历史老师没有，几乎没有碰过我任何部位的皮肤，可能他也害怕？
涨水前退水后，又长又宽的岸滩，沙泥里混着鹅卵碎石，锈黄钢缆绷紧在地面。被波浪凿打
得伤痕累累的大礁石，狰狞地立在江水中。在涨水时让水手胆寒的巨石，退水时变成一个形
如乌龟的小岛。
　　每年夏天，远远近近的人，都到江边较平缓的石滩地段去洗澡。我们不说游泳而说洗
澡。下河洗澡的人，翻动着或凸或扁的肚皮，与河水游耍着。精瘦的小男孩们，打水仗，扔
沙弹，一律光赤着身子。泊在驳船边的货船上的水手们，热得发慌，黑亮着一身皮肉，栽个
迷头，泡进一江黄汤里。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私人浴室厕所的人来讲，有一江水，不管何种
颜色，怎样折腾都是福气。长江从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在重庆这一段，水势已经
不太急喘。但每年夏天江里仍旧淹死不少人。很多是洗澡特胆大的，也有船翻扣毙在江里
的，被谋害扔到江里的，当然也有对这个人世满腔怨恨一头栽下水的。死得再光彩，走得再
冤枉，都一样，长江绝不会被填满。
　　“快走喽，看水打棒！”满街满院吼声象锣鼓。几条街上的人，趿着拖鞋，捧着饭碗，
顺坡跑向江边。
　　看死尸，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迥水沱边，有个
锯木厂。那儿水缓，岩石高，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扰成一种怪怪的浓汤。尸体沾裹着木
屑，颜色不明不白，肿胀得象一段树木，很难辩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
被水流冲走，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虽然几乎赤裸，却不易看出男女。不过，只要奔
来围观的人中有亲人或仇人，泡得发紫的脸，七窍里就会流出鲜红的血。
　　可惜，淹毙者“认亲认仇”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尸体，从上游不知几十几百里外漂
来，如果不在这肮脏的河湾靠岸，就会再漂上几百里几千里，到更远的异乡。但是，如果他
们漂到岸边的时间，在淹死七天之内，还会维持最后一个性别特征：女的仰着，男的俯着。
我开始知晓男女之事后，想起这些不幸者，心禁不住怦然一动：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烂
骨销，不就是在拥抱他们，给他们最后的爱抚，性的爱抚？
　　在这幢尖顶楼二层的办公室里，我感觉到夜色紫里泛蓝，残留白昼的热气，附近水田里
的蛙鸣把亮火虫吹出树丛，耀眼地飞舞。
　　当我一开口对历史老师说话，就感到高兴，他喝着茶，不时咪着眼睛瞅我。
　　三哥在江边洗澡的人堆里，又瘦又黑。母亲老是数落三哥：“你不要命，我还要你的
命。”三哥的耳朵不进椒盐，哪听母亲的？他的命是轻轻拈来的，随随便便耍的，我从来没
见他破一点皮。
　　三哥身后老有二三个淌着鼻涕的小破孩儿，不管三哥理不理睬，仍涎着脸，提着松跨的
裤衩，赤脚跟着他们的英雄。
　　大姐的第一个女儿还只有二个月时，三哥看着婴儿粉红的脸蛋好耍，趁打瞌睡的大姐不
防，偷偷把婴儿抱下河去。他撤开手，让婴儿在江水中自个儿扑腾。大姐忽有所感地惊醒过
来，跳下床，院内院外找得呼天抢地，看见三哥托着婴儿回来，湿淋淋的衣服还滴着水，头
上沾着一根黄蔫蔫的稻草。“她不用教就会游。”三哥说，不把大姐的怒吼当一回事。
　　母亲气得脸色煞白，但也没有动手打他，晚饭照旧给他多添了一碗。
　　“水打棒，早晚的事。”大姐恨着母亲，臭骂三哥。
　　三哥瞪了一眼大姐，耸耸鼻子，就窜出院门，溜个没影了，准是下河去洗回头澡。
　　“老三，你回来。”母亲着急地叫道。桌上还留着稀饭泡菜。“孤头鸟，没良心的家
　　我的脚不听使，往堂屋外走。母亲一清二楚地对我说：“六六，你不许跟着去！”她急
急收拾一个自己手缝的布包，里面装了换洗衣服和咸菜，赶回厂里去。她一周回来一次，总
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绝对不准下河洗澡，单独一个人更不行，到江边看在岸边耍也不行。
水里会伸出手爪，抛出套子。水不认好人，更要抓娃儿。
　　从我能听懂话能走路，母亲便不断地说水的可怕。我这个江边长大的舵工的女儿，竟然
从未学过游泳。沿江住的男孩女孩，没有一个不是好水性。而我，也从来不是个听话的孩
子，偏偏听进了母亲不准下水的话。
　　我害怕渡江，说不出来的怕。尤其是节假日，人多，象牲口挤着，舱顶有救生衣，翻船
往往就一眨眼工夫，谁能抢到救生衣？有次我下坡准备过江，正看见渡船翻在江中心：一江
都是黑乎乎的脑袋，象皮球浮在发怒的江水中，一冒一沉，吓得我在坡上坐了下来。
　　历史老师没象平时那样，听我说下去，而是笑话我怕水，不敢游泳。他说，游泳很简
单。女孩子学蛙泳好看，说着他站起来，走向我。绕着我走了半圈，从背后抓着我的双臂，
我的皮肤即刻火烧火燎。他的手大而温暖，非常有力。让我的手向前伸直，随着他的手一起
划动。他的神态很坦然，以致他挨着我的后背时，我都没觉察出他的心眼。
　　突然明白后，我脸一下红了，气恼地甩开他的手，退后一步。
　　他板着脸说，你不想学就算了。
　　房间里真静，我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过了好几秒钟，我什么也未等到。我感到自己又
做了一次小傻瓜，就往门口走。
　　“不多呆一会？”
　　“不。”我说着走到门口，把办公室门的把手握住，“我把这门关上？”
　　“不用关，”他仍站在原处。
　　拉着书包带子，我转过身勉强笑了笑。他没动，两眼专注地看着我。“想来就来，要不
要我送？”他说。
　　“不。”我说完，长叹一口气，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郁怅惘吐个干净。
　　我走出那幢楼好远，眼里噙满泪水，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欢我，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
就象小说里那种男人，骗女人上当，然后把女人抛弃。
　　他就是那样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决定今后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
床时，我禁不住又想着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逃跑？是我不对。我抚摸自己的脸，想象是他
的手，顺着嘴唇，脖胫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内衣触到自己的乳房，触电般闪开，但又被吸了
回去，继续朝身体下探进，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传遍全身，我闭上了眼睛。
　　整个白天，我在努力拒绝回想与他在一起的情景，没有想过他一分钟。黑夜笼罩，一切
归于寂静，历史老师的形象便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如果那会儿他动手抱住我，我会怎么样，挣扎还是顺从？
　　我的脸红着，耳朵里老鼠在楼板夹层的跑动，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婴儿在委委屈屈地哭
啼。过了一阵，堂屋里有人在咳嗽。我轻脚轻手在床上坐起来，咳嗽声就停了，一躺下，那
声音又响起，故意不让我睡觉似的。
　　堂屋有个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对门邻居程光头为他的老母亲做成的，用了他一
个长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龄还大，我还在满地爬时，就在最里端的石墙一边搁着了，冷冷
冰冰的，有一张不够长的塑料布搭在上面挡灰。里面堆了陈年谷糠壳，不知谁把一个不下蛋
的母鸡放在里面，一睡就是几星期，弄得程光头站在天井，叉腰跺脚骂爹骂娘。鸡主人忌讳
骂棺材会落得晦气，但也迎着程光头对骂开了，好象是他的鸡受了委屈。
　　程光头是驳船上的伙夫，船停在江北维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极拳，夜晚拉二胡，都
是看不得听不得的水平。他爱摸自己剃剪的光头，不等头发长出，就要用剃刀仔细地刮掉。
每回从船上回家，还未到院门口，就开始叫起“妈，妈，”一直叫到走进院门，跨入堂屋右
侧自家门老母亲跟前才停止。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空袭重庆时丧命，母亲才三十出头，未改
嫁，两只三寸小脚，独撑着一艘打鱼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亲如今已是七十奔八
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里躺着。
　　婆媳不合，在这条街是家常便饭。可他家的情形有点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会从
老婆床上跑到母亲床前，帮母亲掖被子，怕母亲受凉。老婆后来受不了，一气之下住进纱厂
集体宿舍。院子里的人听见“妈，妈，”的叫声响起，就上前搭讪：“哟，孝子回来啦。”
他笑嘻嘻地点点头。
　　盖得严严的棺材，母鸡在里面没有闷死也是怪事一桩。文革中程光头做过工宣队，去过
北京，参观过先进经验，回来后津津乐道，是我们这一带最见过世面的人。那几年他把棺材
搬回自家半截敝开的阁楼上。堂屋贴满语录、忠字，伟大领袖的画像。一大早他指挥向伟大
领袖做请示汇报，没有人敢不来，我不会唱歌，声音细而尖。
　　除夕夜的饭菜太香，穷人家平时吃得节俭，过年还是有好吃的，藕炖肉骨头，盐炒花生
米，特别是凉拌红萝卜丝，上面浇了平时不会有的香喷喷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亲不管我们
有多馋，都不让我们先动筷子，通通赶出房间，让我们在冷溲溲的堂屋或天井站着。她一人
在房内，天知道在干些什么，嘴里心里念叨着什么。母亲说不这样，祖先会不高兴。
　　“祖先都不在了，啷个会知道？”我不识好歹，姐姐哥哥们都闭嘴不说，我偏要说。
　　“乱讲，祖先这阵子就在我们边上站着。”母亲恨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拢在桌前，母亲指着桌上碗筷说：“你们看，刚才筷子头朝外，现在头
朝里了，祖先来过了。”
　　“来过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亲逮住了我。我举着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头上，在头上，你以后会离家远走，再也回不来。你拿近点，这
样就总会呆在父母身边。”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这样也不对，你耳朵生翅膀了，总听不见我的话？不能叉开筷子，叉开了，你
守不住钱，会一辈子穷。象这样，拿稳，大拇指和二指压在一块。看你。教都教不转，得
了，你今天先吃饭，明天给妈改过来。”
　　姐姐哥哥端着饭碗，埋头吃他们的饭，象未听见一样。
　　一到清明节，父亲有时一人，有时也带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
他说这样明年我们还可以摘到，饿肚子那几年就是连根也吃了，到现在野菜越来越难找。
　　这种野菜，奇怪极了，只在清明节前鲜嫩嫩，过了节就显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
地滚动在菜叶上，也那样，有点象女人的生命。它叶不大，也不宽厚，生有一层淡白色的
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净后，切碎，放入和好的面粉里搅混，用手拍扁，一
个挨着一个，放在炒菜用的铁锅边上。待锅底水干，便揭开盖，把锅倾斜地在灶上转动。熟
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连连的，有个好听的名字：清明粑。
　　父亲叫我们吃清明粑时别说话，他的严肃劲和母亲祭祖先时不一样，有种让我们畏惧的
东西。父亲远离家乡浙江，在战火连绵、生死未卜的行军途中，遇到乡亲，才知道了父母早
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远了一些，不容易召到飘流它乡的儿子身边。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顶！楼主快发完啊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
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
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
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
抬滑杆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
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
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
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
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
走的唯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统铺。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十余个少女和二个招
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二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
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
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
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
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
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
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
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
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
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
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
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
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
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
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
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
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
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 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
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二个小打杂也
忙不迭地站住。大棚式房子里二排草垫统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象故
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
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
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
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
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份，这个戴礼帽的男人
辈份高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
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
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
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
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
上来的帮会小头目，本能地不信任这个大城市里，象苍蝇一样围着他转，赖在他床上的风骚
　　他看了看母亲，与工头咕哝了二句话，就匆匆走了。
　　母亲那天被松了绑，躲过一难，又开始下班上班，渐渐忘了这件事，就象忘了她年轻的
生命中已多次历经的危急。她节衣缩食，想积攒钱寄回家乡。二个月后，一天放工时，着工
装的女工们正在过例行的搜身——厂里怕女工带走棉纱团、布片之类的东西——工头却满脸
笑容走过来，请母亲到厂门外去。
　　她出了大门，一下楞住了：一辆新崭崭的黄包车停在那里，每个金属部件都亮得晃眼，
穿着整齐的车夫恭敬地等在一边。
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
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琅当作
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叉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
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
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
特务梅花党，或是知青间谈恋爱。有时是亲历的实事：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
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
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
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给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
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
精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
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
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
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
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青年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
油，眼睛与眉毛有梭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象三十四十年代电
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
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
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
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
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杆。母亲前
后生了11胎，只有第8 胎和11胎活下来。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
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时他十四岁，弟弟五
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象早些年
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
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前，
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
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低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
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径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
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二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
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上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
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
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
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
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原来大姐另有一个父亲，她跟我们兄弟姐妹不一样。说出来了，她似乎挺得意洋洋：流氓头
子也是好汉，我们的父亲却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惊，对大姐不光彩的虚荣，很不
　　跟所有人一样，我一上小学就得填无穷的表格，在籍贯一栏，填上父亲的家乡：浙江天
台县。那是我眼前的长江，流过了千里万里，将到达大海的地方。我从未去过，也听不懂那
　　父亲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我从小就记得。父亲说话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说快，没
人能听得懂。他讲得稍慢一点，我能半懂半猜，就给人当翻译。如果我讨厌这个人，就故意
翻错。父亲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给人解释说，他小女儿不懂，说错了，请原谅。
　　冬天既潮湿又寒冷，家里没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父亲就容易发病，只
能靠药物支撑。严重时，也不肯去医院住院。本来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个子本
来不高，这时，就更缩了一截。他总是一个劲地捱，否认自己生病。发高烧时唯一的症状是
一股劲念叨：“回家。”
　　“让他回浙江！”家里姐姐哥哥异口同声说。
　　“不行的，”母亲反对，“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儿。”
　　父亲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样，由于抗战才来到重庆。十五岁时到县城跟人当学徒，先
是倒屎倒尿，端茶递水，后来背弓弹棉花。他心灵手巧，帮师傅拉线铺棉絮，很快就学会了
弹棉被整套手艺。1938年，他二十一岁那年国民党在天台县抽壮丁。乡里的保甲长收了贿，
将别人的名字改成父亲的，他只得辞别家人，跟着部队到了重庆。部队就住扎在南岸山上，
他在通讯排，挂防空袭讯号。
　　1943年春天，正是母亲从家乡忠县逃婚前往重庆的日子，父亲所在的部队开拔另一城市
守防。路上，父亲肚子痛绞得厉害，躲进树丛解决问题。等他钻出树丛，部队已成小芝麻点
在另一架山的道上，举着火把赶夜路。他当机立断，朝相反方向走。准确地说，父亲是一名
国民党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国民党枪毙的，但解放后共产党也不喜欢他这段历史。当时，幸
好无人注意，或许以为他生急病死在行军路上。战乱之年，谁去调查一个士兵的真死假活？
他回到重庆，在招商局的船舶队当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说法，父亲一生之中真正有胆有识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个春天与母亲
的结合。为了与我的父亲相遇，母亲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离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见父
亲的弯曲的路径。这四年中，父亲已在这个仍然是陌生，却强要他留一辈子的城市做水手，
他得等候一个自甘落难的四川女子，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来，我也站了起来。夜使两江三岸变得美丽了一些，一轮淡淡的月亮升起在
天空。行驶的船打着一束束白光，撤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里的小灯，象一只
只温柔的眼睛，忽近忽远地闪烁。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风一阵阵带来，我第一次觉得口
琴声是这么好听。
　　大姐嘲讽地笑了：“我妈也真傻里巴几的，争啥硬气，非要走，那个倔犟劲，倒真是象
我。我生父，那个混帐男人，”大姐说了下去，“那混帐男人不仅常常通夜不归，后来就带
了摩登女人回家。母亲独自垂泪，他看见母亲哭，就动手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养不出个儿
子的女人，还有脸！我早晚得娶个小。”
　　母亲受不了，一气之下一手抱女儿，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乡忠县。家乡呆不住，按
照家乡祠堂规距，已婚私自离家的女人要沉潭。母亲在家里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庆。那男人
登报找，还布置手下弟兄找，没有下落。
父亲在嘉陵江边，一片吊脚楼前的石阶上，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刚生下只有
几个月的婴儿，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员们浸满汗臭的衣服袜子。她洗衣服动
作麻利，专心致意。洗衣妇个个都是疯言疯语，笑骂不断，否则就接不到足够的活儿养活自
己。她站起身，虽然背上有个婴儿，但遮不住诱人的身材。
　　她的脸转过来，头抬了起来。他入神地看着，不转眼。他以为她在朝他看，但他错了，
她不过是为了舒舒腰，马上就背过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异常清澈，但冰冷，
刺骨，她的手指冻得通红，袖口挽得极高，头发梳了个髻，不知是怎么梳的，竟没有一绺头
发垂挂下来，耳朵，脖胫和手腕没一件饰物，整个人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
个不哭不闹的婴儿，带来了一点真实感，他真以为这个女人是从另一个他所不知的世界而
　　沿江一带山坡上的吊脚楼，大都住着与江水有关的人：水手，挑夫，小贩，妓女，逃
犯，人来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里便宜得多。那个女人住在一间吊脚楼里，除了洗衣，也
接补补缝缝的针线活儿做。不提她的模样，就凭她自个儿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勤俭能干，理应
是船员追逐的对象，可是没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于清闲，谨谨慎慎地度着日子。
　　干水上活这行当的人，哪个码头没个相好。男人们怎会有意躲着这个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点拔他：我看你八成给那个女人迷住了，跟每个见到她的男人一样。这是城
里一个袍哥头子的老婆，从家里跑出来的。离远点，别提着脑袋瓜儿耍女人？
　　1947年初春，对父亲一生来讲，是个特殊的分界线。他本对机械和器材有着天生的兴
趣，几年来背熟了水道情势，加上好学多问，没多久就学会了驾驶。主流支流，下水上水，
就这个蹲在江边背着婴儿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总晃荡在眼前，忘也忘不了。当她又象
第一次朝他这个方向站起来，为了舒动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时，他看见了她的全部：善良，
孤零，浑身上下的倔强劲，她就那么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衣服送给女人洗，每次给的钱比别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辞，头也
不回一个。
　　“你看你衣服还是干净的，用不着洗嘛。”女人开口了，声音很轻。他不好意思了，脸
红红地楞在门边。他实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没背婴儿，婴儿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灵巧地一转，递出一个木凳，让他在门
袍哥头四处找我母亲，登报，派手下人专门到母亲家乡忠县寻找，都没有下落，一气之下返
回自己家乡安岳，挑了个正在读中学的姑娘。匆匆办完喜事，安了一个家，自己一人回了重
庆。他是地头蛇，竟然找不到我母亲，就断定她已远走它乡。岂不知是身边一个艳丽的舞女
在作鬼，她买通他手下人，不让他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时，曾瞥见过一个
浓妆的女人，母亲没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战胜利的喧嚣早已被国共两党内战的炮声取
代。地方军阀与各帮会宗教组织忙于扩大势力抢地盘，市面上各种谣言纷传，人心浮动。袍
哥头没心思管弃家出走的妻子女儿。当然，如果是个儿子，情形就不一样了。
　　父亲言少语拙，他只能靠行动，让母亲相信他的真心诚意，下定决心请求母亲与他生活
在一起。他不象其他唾涎母亲的男人，他不怕杀人如家常便饭的袍哥头。不过也可能父亲是
个外乡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会的厉害。不管怎么说，这就是目前这个家庭的正式由来。
　　大姐说到这一段时，三言二语打发过去，我几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她几次虚虚地迈过
去。我知道她不是对父母结合不满——正是靠了这个婚姻，她才活了下来——而是觉得这种
贫贱夫妻的事太实际，不浪漫。我找到过父亲陪母亲到城中心相馆拍的一张照片，母亲梳的
流行发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价买的一件白底白花绸旗袍。日本投降时，急着赶回南京
上海的富贵人家，带不走的家当，就便宜卖了，那时有好几条街有人专收专售。父亲不在照
片上，母亲抱了大姐，端坐于一花台边。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红，是后来大姐加上的颜色，
给平淡黑白照片上添了点儿韵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来的尺寸里，眉眼很沉静，甚至有点儿
忧郁，看不出她内心痛苦还是快乐。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亲最美的形象。
家里有门亲戚，我们叫他力光么爸，但不和父亲一个姓，我从来没问，也没想过，以为是家
里认的干亲。他一来，就是母亲不在家，也与父亲关起房门，说话声低得听不见。看来他就
是袍哥头的弟弟，大姐说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约文革开始，他就很少来我们家，以后也就
没见到过了。这也许和大姐说的与“反革命”几字的瓜葛有关，彼此没联系，也就减轻了祸
事临头的担忧。
　　力光么爸的样子，我已忘掉。
　　我在大姐脸上，想象那个她叫作生父的男人，会是个什么模样？他不象一般重庆男人那
么矮小，瘦弱，他喜欢穿长衫，戴帽子，是个风流情种，偶尔吃点小醋。朋友义气重，可以
有难同担，有福共享。这么一个和母亲有紧密联系的人，一个我从未看见过的人，无论多么
真实，对我而言，也只是影子一个。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厂，捕捉在那儿半公开制造炸药的共党，却一身是血败逃回家，
母亲被吓坏了。为此，在袍哥中他没有得到提升，在家中发酒疯，砸坏结婚时客人送的所有
的匾，用脚踩，狠抓自己的头发，母亲才明白这男人日子并不一味轻松。时局一天比一天紧
张，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会听到敲门声，清查共党。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
会突然就走掉。这样的日子，恐怕母亲离开时也没有多少留恋。
　　大姐说，这个男人走到哪里身上都不必带钱，到哪里只要发一声话，就有小喽罗、小流
氓跑前跑后，将钱递上。
　　“流氓头子罢了，这有啥子值得说的？”我不以为然地说：“幸亏妈妈抱你出走，否
则，解放了，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我想煞煞大姐的傲气。现在我明白了，她为什么老抱怨
这个家穷。
　　“你说得有点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说：“哪条道，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
　　共产党占领重庆前不久，一场大火在重庆上空腾起。火蔓延着，顺着夏季的江风沿山坡
往上卷。临时板棚，吹到热风就着火。泊在河滩渡口的木船趸船也燃烧起来，贫民百姓在火
焰中奔逃。
　　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二姐，牵着三岁的大姐，尽量躲避着尚在冒余烟的房屋，沿江岸寻
找父亲的船。到处都是烧伤呻吟的人，狂奔乱逃的人，不相识的人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聚
在一起哭着，大人寻找孩子，孩子寻找大人。还有人在拾没烧坏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
经烧得焦黑的柱梁上泼水，还有人飞跑过街狂呼亲人的名字。
　　火熄之后，一船又一船运载江里江边的死的人，往下游江滩的大坑堆埋。朝天门码头中
心一个大空坝，却在烧街上的尸体，架着柴泼着油烧，穿黑制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气
味跟着滚滚浓烟，罩住了整座城市。
　　有个孕妇在翻找尸体，认自己的亲人。小孩烧死最多，身体缩成一小块炭。一个老头坐
在石梯上，脸上黑糊糊的一条条，他让三岁的孙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从火里抢东西，回
来时箱子和孙子都不在了。
　　母亲听到重庆饭店那头传来枪声，说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毙掉了。是否真如街上传言，
是国民党的消防队在水里渗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放的火，以增添老
百姓对旧统治者彻底绝望？
　　谁去弄清楚？这是个兵荒马乱，每天要死上千上万人的日子，重庆大火不过只是小灾小
　　这场罕见的大火发生于1949年9 月2 日，它熄灭之后二个月，即1949年11月下旬，这座
山城终于落入共产党军队合围之中，长江上船员大都弃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庆这水道枢纽
打仗时，船最惹祸。
　　父亲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几个国民党士兵把一个个封得严密的军火木箱运上
船。父亲在刺刀下被迫驾驶船，他只得用棉被裹住全身，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长江，从
第一声枪炮响起，父亲就用他对航道水势熟悉的全部知识，大拐“之”字行进，躲避船外两
岸飞来的炮弹。押船的一个军官大腿被子弹击中，倒在驾驶室昏了过去。血溅到玻璃上。士
兵惨叫着，有的是跳入江，有的跌趴在到船舷后。父亲的棉被上，血在一滩一滩漫开，船上
的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但是父亲却奇迹般冲到了目的地。
　　当官的掏出两块大洋赏给父亲，算是租船的钱。然后，用手枪指着父亲说：“我们要沉
船！”他跳到岸上，给士兵下任务。
　　父亲的胆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开来本是为了救船。他当没听见一样，便将船掉头往
回开。在船离朝天门两里路远时，炮火过于猛烈。他怕船被打沉，便将船开向黄沙溪的河滩
搁浅，想保住船。
　　那天，这个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经很寒冷了，人们皆在抢购粮食或逃离战区。母亲又有了
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阶上，她拎着一麻袋干胡豆，抱着二姐，让三岁的大姐自己
走。江面炮火不断，风把树刮得弯到地面，把硝烟刮进深蓝色的雾中。母亲跨进房门，血从
她的身体里流出，顺着大腿冰凉地滴。
　　她小产了。房东太太从门口路过，说掉出的肉团若是一个瓣儿，就是一个儿子没了，若
是有两个瓣儿，就是个女儿。她边说边用涮马桶的竹棍去戳看，连连叫道：“是儿娃子，是
个儿娃子呀！”
　　听着房东太太离去的脚步声，躺在床上的母亲绝望了，她认定父亲肯定死在运军火的途
中，尸体随着船的残骸在长江里飘走。
　　可是父亲从炮弹乱飞的江上回来了，脸被烟火熏抹得只剩两个眼珠子在动，吓得两个女
儿哭了起来。母亲一把紧紧抱住从死神那儿挣脱掉的父亲。
　　三天后，要父亲运去军火的部队，被包围重庆的解放军部队歼灭，被捕的军官说出了那
艘船，他对那个不怕死的年轻船长印象太深，但忘了说那两块大洋。
　　清算的镇反、肃反运动，父亲交代不清，运军火的事，他写的检查详详细细，也忘了交
待那两块大洋。父亲得救于他的一技之长，凭着他对长江航运的了解和熟悉，被留用了。长
江上游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标灯少，稍不留心，就会船翻人亡。父亲被派去，
算是对他优待处置。夜航加班次数太多，加班费不值几文，他的眼睛开始坏了。
　　我很小时知道家里箱底有二块大洋。父母低低的声音争论执得很厉害，不象院子里其他
两口子吵架那样呼天喊地，凶煞恶气，他们的声音畏畏缩缩。那时我人太小，缩在暗淡的墙
根就跟不存在一样。
　　“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了，再借些钱，找个好医院，治你的眼睛，”母亲说。
　　“算了，已经这样了，治不好。”父亲叹息道：“再说，去兑换，不就不打自招了
吗？”当时我不明白他们怕“招”的是什么，现在才觉得他们的小心无不道理。
大姐打了几个大呵欠，望望山腰，路灯在那一片黑漆中特亮。她说回去睡觉吧。
　　怎么这就完了？我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哪来的梅毒？
　　那还不明白，大姐说，袍哥头从来没有戒过嫖妓，他传染给母亲，母亲传染给父亲。
　　我说，这中间隔了好多年啊，什么时候发现的呢？父亲结婚前就知道吗？难道爸爸的眼
睛不是开夜航累坏的？
　　“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烦！”大姐嚷道。
　　她也许并非不愿意说个仔细，而是认为不值得，还对此有股不轻的怨恨。这是完完全全
的中国贫穷市民生活，绝对无法浪漫化的怪物。我们这一带肮脏潮湿长着苔藓的墙上，“包
治性病，药到病除”招贴处处可见：尖锐湿疣龟头烂痛滴虫阴痒菜花肉芽尿口红肿阴道流脓
这类广告的读法我始终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后怎么念，都是一堆乱糟糟的恐怖符号，老在
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耻的一些东西，在红太阳光芒最亮，中国社会最革命化，号称全世界唯
一无性病之国时，这些广告也没有完全消失，八十年代初又是贴得满街满巷。我从来不敢看
个明白，也从不知道谁在医治，谁在求医。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吓得没有追问下去。
注册时间： -
注册时间：
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
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唏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二个是你们的。”
　　“你连撤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说，“你喜欢吃，你就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
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
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买这么贵
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点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地，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
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
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象现在火锅馆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
罂粟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两夫妻给逮了，馆
子给抄了闭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
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
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叭嗒叭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
坝那口古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在
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
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
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
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抽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捡针线盒，剪刀，钮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倒在
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
　　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我伸手去拿，母亲
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而是有点出乎我意外。母亲怎会有这东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
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
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象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
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谢天谢地了，”母亲
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楼，退学，嫁人，哪一
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
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
定就一个格子划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
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
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
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悠慢地吱咯响。
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你
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这种事？”她盯着我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里这么说着，
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晓得你在撒谎，啥子
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象啥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口水涎涎的骚老头，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
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
意气母亲的。
　　啪地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蹩着气上了阁楼。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暗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
腾些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象一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
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好花不常开，好景
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
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
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
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糊糊，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
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楞着，有人在我身后叫：
“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
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抽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
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
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说，“么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
着，接下来她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
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
几个儿女。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
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二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
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
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象带股气似地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
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么妹，”大姐突然改了称呼。“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
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
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
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象最小。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
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
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象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
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
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
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么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
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
子了，嗯，她记阴历。”
　　“不管阴历阳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
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象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象
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象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
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咪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
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恶运全消，不会象你大姐这么命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
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的我两根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
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
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么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么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
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
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么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