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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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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来源：澎湃新闻
今天（5月10日），人民日报用两个版刊出了习近平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全文。虽然篇幅较长，但因为有不少“新料”，读来并不觉得枯燥：“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一些干部‘为官不为’已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各级党委就要不等不拖、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从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习近平近两万字的讲话中，还有哪些新的论述？人民日报客户端为您梳理。谈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1、新常态并没有好坏之分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2、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3、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这个道理，我讲过多次了。谈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1、创新能力不强是中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块头的“阿喀琉斯之踵”。2、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3、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不能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4、开放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前所未有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5、共享政策不能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我们要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思考设计共享政策，既不裹足不前、铢施两较、该花的钱也不花，也不好高骛远、寅吃卯粮、口惠而实不至。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2、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在境外，是因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我国一些有大量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已从珠宝首饰、名包名表、名牌服饰、化妆品等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等普通日用品延伸。据测算，2014年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事实证明，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谈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1、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现在，经济社会管理难度很大，各种复杂因素很多，出现一些失误是难免的，但学费不能白付，要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避免同一种失误一犯再犯。对各种项目、投资、金融活动，要深入研判、评估风险，不能见钱眼开，有奶就是娘。简政放权、先照后证不是不要管理了，该管的还要管，上级部门放的权，下级要接住，不能出现真空地带，这也是守土有责。2、一些干部“为官不为”已成突出问题，要争取尽快扭转综合各方面反映，当前“为官不为”主要有3种情况：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为”，二是动力不足而“不想为”，三是担当不足而“不敢为”。这些情况，过去也有，为什么当前表现得比较突出？除了一些干部自身素质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外，也有我们工作上的原因，还有社会上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大家都认为，一些干部“为官不为”已成了一个突出问题，各级党委就要不等不拖、辩证施策，争取尽快扭转。3、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他们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责任编辑：薛冬霞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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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日21:30&&来源：
原标题：习近平：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
　　图为：日下午，习近平在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了解现代化港口群布局情况。
　　二、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
　　当前，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两者关系的认识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我国当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不过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便开始风靡的“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而实践形态在美国前总统里根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经济理论上拥抱西方供给学派，在政策主张上求教“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这意味着，如果不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理论分野，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模糊混乱，工作中就会走偏出错。正如习近平所说，有些同志，“对供给侧改革弄得还不是很明白，社会上很多讨论看了也不是很清楚。”因此，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显得尤为紧要，这不仅是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实际上，认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国供给学派的翻版，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美国在二十世纪80年代出现的、被冠以“里根经济学”之称的供给学派思路与主张，与中国现阶段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都是从供给侧入手，但两者不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存在着本质区别。
　　首先，宏观经济背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产生的主要背景是美国宏观经济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突发的“滞胀”。针对于此，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之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已利用需求管理手段来大力刺激宏观经济，甚至通过把名义利率提高到20%以上来试图压制通胀，但结果却是仅对于滞胀中的“胀”来说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对“滞”的解决却毫无贡献。1981年里根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声明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并主导了1981年和1986年两次重要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主要宏观经济背景与美国二十世纪80年代所面临的“滞胀”明显不同。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国际市场有效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远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从供给侧发力，找准在世界供给市场上的定位。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需求管理边际效益不断递减，单纯依靠刺激内需难以解决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因此，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其次，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不同。供给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对供给作片面强调，甚至主张与需求管理“彻底决裂”。我们对供给侧的注重则并不否定和放弃需求管理，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习近平指出：“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再次，宏观政策主张不同。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是减税，不注重全面的政策配套问题。习近平指出：“供给学派强调的重点是减税，过分突出税率的作用，并且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中国供给侧管理不是只有减税，而是确认货币政策是对总量调控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同时亦确认财政政策是具有针对性的、对结构调整更为有效的政策手段，主张继续践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从服务全局与政策协调配套考虑，在合理范围内扩大财政赤字、提升政府财力分配的作用空间。习近平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只是一个税收和税率问题，而是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别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实体经济、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来解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最后，具体措施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这一思路总体仍囿于需求侧“三驾马车”传统框架，停留在对总量调控的思考层面。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习近平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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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何与供给学派无关□ 张 林
&&发布时间： 11:44:34 星期四&&来源：&&&&&&订阅《春城手机报》：综合版发送CCZH到元/月）
习近平总书记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这一讲话明确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研究中，对我国经济的研究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含义，盲目照搬会造成负面影响。
供给学派及其错误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观点和一套政策主张。由于里根政府采纳了这一经济政策主张，供给学派风行一时。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学派便很快销声匿迹了。
在经济学文献中，很少使用“供给学派”这个名称，更多的是把这种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称为“供给侧经济学”。换言之，经济学界并未将这种“供给侧经济学”视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因为它缺乏构成一个学派所必需的理论体系。它之所以声名鹊起，是因为它的一套政策主张以及里根政府对这套政策的运用。这种“供给侧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有三个主要内容：减税，放松管制，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措施。这些主张中最重要的是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所依据的理论基础是“拉弗曲线”。这条曲线因出自供给学派代表人物阿瑟·拉弗之手而得名。它所表达的含义是，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并非总是正向关系，当税率过高的时候，税率与税收收入将呈反比关系，因为过高的税率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拉弗曲线”表达的意思看似有理，但它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也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拉弗曲线”并非严格的经济学研究的结果。1974年，拉弗为了说服当时美国总统福特的白宫助理，使其相信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困境，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抛物线。当时在场的《华尔街日报》副主编贾德·万尼斯基在报刊上大力宣传这条曲线，将其命名为“拉弗曲线”。对这条曲线的理论推导和解释直到1978年才出现，而且漏洞百出。
“拉弗曲线”存在诸多理论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它混淆了截面和时间序列，或者说把一个时点上的状态等同于过程：税收负担较轻的时候人们愿意更多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工作。而且，“拉弗曲线”要成立，必须假定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助于宏观经济的扩张和国民收入的提高。第二个错误是它强调替代效应，忽视了收入效应。也就是说，它只看到收入与闲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低税率刺激人们放弃休闲，更多地投入工作赚取收入；但是，当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即便税率很低，人们也更加愿意享受闲暇而不去工作。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强调的是降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累进税率，而高收入者的收入效应远大于替代效应。第三个错误是“拉弗曲线”的理论错误，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静态的、机械的、孤立的性质的典型体现。
从计量经济学检验的结果和里根政府的减税效果来看，“拉弗曲线”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也是问题重重。1982年的一项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在美国实际的“拉弗曲线”上，最优税率是75%。这个税率不仅远高于美国实际执行的税率，而且还意味着减税将降低税收收入。从减税的实际效果来看，里根政府期间美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增长率、就业率等）的确有所改善，但不能证明这种改善与减税直接相关，更有可能是别的原因所致。减税政策的直接结果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度提高，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
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含义。供给学派流行之际，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盛之时。供给学派的放松管制、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充分说明它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只不过这个分支昙花一现。包括供给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种“亲商业的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就是强调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以“自由”之名扩大不平等，深受大公司、高收入群体的欢迎。
因此，如果把中国当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采纳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结果将会是经济增长不一定有保证（减税、放松管制、反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高收入者从减税中获益更大），压缩公共支出导致民生工程成为无米之炊（为避免扩大赤字，必须压缩公共支出），同时催生新一轮私有化浪潮。这样的结果显然与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和实质相悖。
责任编辑：苏宇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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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国家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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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国家发改委
20世纪70年代，主要发达经济体相继出现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危机。面对滞胀，之前长期使用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方式捉襟见肘、无济于事，由此供给学派主张盛极一时，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政策也登上历史舞台，美国以里根经济学为代表、英国以撒切尔主义为代表，之后其他欧美国家也曾采用过类似政策。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和结构性改革助推英美摆脱了滞胀泥淖，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但随着时间推移也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如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推动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等等。&当前，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综合研判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基础上提出的重要举措，尽管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下的结构性改革在概念和部分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存在系统性区别，集中体现在理论基础、实践背景、改革内涵、政策手段、动力机制等方面。&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国家供给学派思想根源是建立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与欧美当时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供给学派政策看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相信长期经济增长有赖于供给面条件改进，但没有形成独立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像是相关理论的经验集成。其货币政策实践主要是借鉴货币学派理论，放松管制政策基于竞争创造繁荣的现代经济学常识理念，减税政策则较多诉诸公共财政领域的最优税率分析框架。尤其是放松政府管制的主张以及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评，实际上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表现。&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相关经济理论精华的重大理论创新。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产品供给质量，释放经济发展潜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和消费互相关系、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平衡关系等理论的实际应用；同时，借鉴吸收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部分思想。其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协调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经济环节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等相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也吸收借鉴了发展经济学关于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等相关理论的精华。最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等辩证统一观点的深化应用和发展，同时借鉴了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精华。&二、实践背景不同&美英等国家推行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时期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市场机制步入相对成熟期。推行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短期背景是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或徘徊、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攀升三者并存局面，需要依托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结构性改革破解上述困境。长期背景是受凯恩斯思潮支配，政府过度干预管制市场弊端重生，经济效率降低，需要通过改革瘦身释放发展活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生在后起追赶和体制机制转型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市场机制还不成熟。短期要解决“四降一升”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利润下降、工业生产品价格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以及潜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逐步上升，为此需要综合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提升供给对需求的反应灵敏度。与美英等国当期“滞胀”情况不同的是，尽管我国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但近年仍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水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居于前列。我国并未出现显著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水平长期处于低位，尤其是工业品价格较为低迷。长期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破解我国经济社会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如低端产品供给过剩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并存、产品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并存等等矛盾。&三、制度环境不同&西方国家是以私有制为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采取供给学派主张时，普遍具备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这些条件就决定了英美等国政府在政策思路上主张政府干预最小化，强调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对现有经济体制机制进行适应性改革，是结合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主导思路遵循“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的原则，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最大可能地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尤其是总结早先过于依赖调控政策干预经济以及大规模刺激政策实践经验和利弊得失，探索如何调整政策方针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求在更高水平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四、政策手段不同&西方供给学派政策旨在通过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来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供需失衡问题，政策涉及面相对较窄。由于西方国家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基于已有的制度安排，其政策手段偏重于宏观政策调整，政策手段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导，辅之以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机制改革，主要包括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削减政府预算、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及放宽政府管制、推行私有化、削减工会力量等举措。&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涵盖领域更加丰富、广泛，影响也更加深远。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政策调整，也包括中近期和远期体制机制改革，体现了各项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它是由目标任务、政策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构成的一个完整体系。&五、动力机制不同&英美等国家推行供给学派政策主张时期，经济结构和制度都较为成熟，结构调整余地不大，改革空间较为有限，短期释放经济发展潜力有较大难度。一是城乡差别较小。1980年，英国和美国的城镇化率分别达到78.5%和73.7%，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潜力不大。二是地域差别较小。英美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内区域间要素流动性较充分，区域间发展差距不大，区域结构调整挖潜的空间相对较小。三是市场制度较为成熟。英美属于现代市场经济发源地和先行地区，经过长期培育发展，各领域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各方利益主体博弈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收入水平，与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进一步增长还有很大空间。现阶段，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较为突出，诸多体制机制尚处于构建和变化之中，通过结构优化和改革创新仍能够释放出很大发展潜力。一是目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依然很大；二是制约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三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还有较大潜力。因此，在较长时期内，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资源配置障碍，释放结构优化潜力，仍然有条件培植经济持续增长新动能。&总之，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西方供给经济学的翻版，而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环境和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和政策创新，并将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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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指导之下，中国亟需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绿色、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们特别强调如下两点认识：其一，只有从供给侧发力方能解决当下中国环境安全与食品安全问题。
　　中国经历30多年高速发展之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我们正在认识、适应和必须引领新常态。矛盾凸显的特征已经突出表现在空气、水流、土壤等方面的环境危机因素所形成的威胁和制约。比如，雾霾橙色甚至红色警告之下，我们只能指望来一阵大风，出现特殊气候的调整，来减少雾霾的困扰。
　　在大气污染因素威胁我们的宜居条件的同时，人民群众还有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因为关系到水流和土壤这些污染因素——在这么多年看着粮食产量“12连增”的同时，土壤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有害物质含量也在明显上升，大量使用农药、化肥，还有一些重化工业污染造成的重金属元素超标等问题，在威胁着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
　　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还停留在过去比较熟悉的需求管理视野上，只讲发挥好需求侧“三驾马车”作用，现在看来这是绝对不够用和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抓住机制创新、制度供给等关键环节，作出整体性、系统性的通盘考虑，把整个发展的动力体系从“三驾马车”这种结构，转到供给侧方向上，转到如何优化结构与提高增长质量上来。
　　其二，只有以制度创新来引领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化解矛盾和危机，才能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这个论断里所包括的，首先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多次强调的“要构建有效、有活力的现代市场体系”。总体而言，要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配之以“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有为和有限”的作用。
　　市场的有效决定性作用，加上政府的有为而有限地更好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实施好一系列的创新。比如像PPP这样的机制创新，超越了原来政府和市场主体各行其道、井水不犯河水、划清边界的认识，走到了政府、市场、社会的多元治理主体，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运营和连片开发这样大规模经济建设领域里，以伙伴关系的方式一起合作共赢来做事情。
　　其次，形成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财税机制。特别是中国在市场运行基础机制和管理体制层面，把新一轮价、税、财联动改革做到位，改革煤、电基础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使比价关系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并可做动态优化的调整。税收是一个依法的、在法定情况下稳定而长效发挥经济参数作用的重要制度因素。财税体制要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等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价、税、财合在一起，促使中国能够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绿色、低碳、可持续地往前运行。因为基础能源、资源的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对于中国可持续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为减少从空气到水流、到土壤等由于各种各样污染因素排放造成的环境恶化，一定要有长效机制，即一定要有调动千千万万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内生动力的利益导向机制。所以必须以价、税等经济手段为主来构成优化的经济参数体系，这又和价、税、财联动改革息息相关——政府怎样合理利用税制可塑性和财政制度的可塑性，又与解决国家治理的基础——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问题息息相关。
　　三、建设中国绿色财税体制的构想
　　在指导思想上，要把构建中国绿色财税体制明确纳入以财税改革服务于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总体经济社会制度转轨中，贯彻落实在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的整体改革设计的执行之中。虽然现在财税体制改革进度已经明显滞后于中央的要求，但是推进改革是别无选择的。当前，改革大的方向、逻辑仍然还存在，财税改革重点和基本的一些事项，虽没有按照要求于2016年都做出来，但是在年还要继续努力，到2020年要实现中央所说的改革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并且紧密匹配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匹配五中全会所说的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落到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的贯彻上。下面，主要是勾画一下绿色财税体制的框架和其运营的基本要领。
　　第一，明确各级政府相关环保事权。从总体来看，必须坚持在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中，合理清晰地规定各级政府的环保事权和相关责任。从中央到省、市、县，按照说了多年的职能合理化、事权合理化，形成可操作的职权责任一览表，即事权与责任的明细单，特别要针对中国“胡焕庸线”①所刻画的“非常之局”，体现这种事权分配中大家同心协力、合作分工，体现高水平理性供给管理的“非常之策”。这种事权的一览表、明细单是非做不可的。2016年中央下发了关于事权合理化的文件，在这方面应该乘势把一览表、明细单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而不是空谈这些事权合理化的取向和原则。
　　①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最初称“瑷珲—腾冲一线”，后因地名变迁，先后改称“爱辉—腾冲一线”、“黑河—腾冲线”。这条人口分割线与气象上的降雨线、地貌区域分割线、生态环境分界线、文化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
　　第二，匹配各级政府相应财权。履行事权必须要有与之相顺应的财权和与之相匹配的财力。和财权相关的基本问题，首先是法定、稳定的大宗收入，就是税收。当然广义的宏观税负还包括非税收入，比如说还必须存在的一些行政性的收费，以及还有起调节作用的政府举债。这里面“钱从哪里来”是第一道环节，后面跟着的是“用到哪里去”，收入机制里必须正确设立内洽于绿色发展逻辑与适应调节要求的税种、费种。税的方面，涉及绿色税收体系建设取向下的资源税和环保税的改革。资源税要把从量征收变从价征收并扩大覆盖面，环保税是要把原来的排污收费纳入费改税的轨道，然后再进一步优化调节机制。还要积极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碳税方面经验，在中国怎么表述和设计只是技术问题。积极借鉴国际上的碳税经验，对中国来说是不可回避的实质问题。
　　第三，用经济手段助推绿色产业发展。以经济手段为主促进广大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内生地自觉节能降耗，是引领新常态最主要的机制特征。在各级政府预算中，应设立支持环保和绿色发展的专项资金、引导基金、转移支付项目，助推绿色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并且，应该把传统的财政贴息政策、信用担保方式，加上现在的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构建成一套政策体系。近日财政部、部印发的《建立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补贴制度改革》，〔2〕首次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对政策性资金进行市场化运作和专业化管理，加上杠杆式放大效应，来对接和结合商业性的信贷，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绿色金融概念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必须是与商业性金融结合，并超越商业性金融。绿色金融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而且还要掌握好可持续性，避免种种道德风险，防止设租和寻租。这是一个更高水平、更具挑战意味的理性供给管理要求。
第四，创新机制形成绿色发展合力。这里我们特别看重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创新机制，必须经过一个阳光化程序，避免非常容易出现的项目决策失误，产生绩效提升效应。在政府财政参与下，PPP机制的创新模式，在支持绿色环保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从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连片开发，到越来越成为新热点的海绵城市、特色小镇、大大小小宜居的绿色环保建成区，很多PPP项目怎样适应现在所强调的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这不光是在建设期，特别是在运营期，要发挥非政府的市场主体、专业机构的相对优势，把总体的绿色环保绩效水平提升上去。
　　第五，构建绿色财税体制还需要依托一系列的基础工作和配套事项。首先，构建中国绿色财税体制应坚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这里面包括政府对整个国土开发顶层的规划上，必须体现出应有水准的规划先行。比如，在京津冀一体化推进方面，我们已经看到鲜明变化，这种通盘的国土开发和不动产资源配置，不可能靠市场上分散的微观主体和基层单位以试错法形成合理的结构。规划的供给是政府牵头的责任。政府的顶层设计若要达到高水平，必须调动各方面专家力量，以及充分听取民意。在“城市病”倒逼之下京津冀一体化，给首都和周边地区重新整合整个国土开发安排、优化结构提供了新契机，我们现在看到大手笔的事情已经宣布出来了，未来两年多北京所有市级领导机关要迁到五环之外通州的潞河镇——这样的规划先行是必须要做好，而且力求水平要高。“多规合一”：过去习惯了的各个部门的专业规划，必须有机地打通，合在一起。发改委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城乡建设部的城乡建设规划，国土资源部的国土开发规划，交通运输部的公共交通体系规划，环保部的环境保护规划，还有科教文卫的医院和学校发展规划，财政的中期资金规划，等等，它们的内在联系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过去很遗憾，往往由于部门分头设计，“九龙治水”，相互之间不能打通和有效结合。现在必须在规划这方面争取高水平，这也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必须做好的有效规划供给。其次，加快绿色财税体系信息系统建设。除了努力多年的金财、金税、金关、金盾等工程之外，不动产登记制度已有全面安排，所有国家资源要在资产负债表概念下覆盖，还要争取覆盖到所有的自然资源。再次，重视绿色发展的社会力量建设。民主法制取向下的社会建设是绝对不可以忽视的，这些年中国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志愿者组织的发展，都应该和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形成互动和优化结合。我们还需要以更加成体系的财税政策，来支持环保公益组织和民间志愿者队伍更好发挥作用。这几年发展的态势是明显的，存在的一些磕磕绊绊的事情则需要引起我们进一步的重视，来减少实际上形成的不便之处，更好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发挥社会的潜力。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
　　〔2〕绿色生态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出台〔N〕.经济日报，.
　　【责任编辑：刘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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