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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要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那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从刚开始小心翼翼的两千多斤，到后来信口开河的几万斤十几万斤，一时间，各种“卫星”飞满了中华的天空，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当大跃进的喧嚣沉寂以后，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了：当时的中国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他老人家在农村长大，为什么也会相信这亩产万斤几万斤的粮食“卫星”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就必须从当时的现实政治形势说起了。　　在“大跃进”运动中，原本理智清醒的毛泽东也开始头脑发热。在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期间，老人家大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还做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断语。他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去剥夺“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老人家豪情满怀地提出，要在15年赶超英国的基础上，10年赶上美国。这样一来，急于求成浮躁冒进的思想就占了主导地位，本来要“破除迷信”，实际上却破除了科学；原想要“解放思想”，实际上却鼓励了浮夸。于是，一些离谱离奇的“创造”诞生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的影响和支配下，放高产“卫星”运动席卷全国，各地的粮食亩产“卫星”随之目不暇接，争相耀眼。　　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人们都变得激情澎湃壮志凌云了，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想为火热的“大跃进”生活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农民为“大跃进”的粮食卫星上天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而那些为农业生产出不上力的人们——官员、记者、学者、诗人、政治家——就只能推波助澜了。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在报纸上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五十万斤番薯、三十万斤甘蔗、二万五千斤水稻的事实。诗人们也欣喜若狂，把乡下的土墙贴得花花绿绿，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一颗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另一首是“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甚至连有些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也被迫卷入这一场神话般的竞赛中。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写了一篇短文《粮食亩产会有多少？》，6月16日刊于《中国青年报》上。这位大名鼎鼎的大科学家提出：　　土地能给人们的粮食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省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竟在一亩地里收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须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的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钱学森的短文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了。出身于农家的毛泽东本来对那些放出来的农业亩产“卫星”是将信将疑的，出于群众的干劲只可鼓而不可泄的考虑，他才对放粮食生产“卫星”没有泼冷水。而科学家从科学原理对农业高产的论证，却使他相信粮食高产是有可能的。　　日、6日、9日，毛泽东先后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视察。他对群众干劲冲天放粮食亩产万斤、几万斤的“卫星”确信无疑。在徐水时，他还提出了粮食生产多了怎么办的问题。遵照领袖指示，中科院迅速展开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研究。8月初，他在接待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说，自1949年解放以来，“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问赫鲁晓夫，苏联有没有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经验。　　日，在参观“中国科学院跃进成就展览会”时，毛泽东和钱学森有如下对话：　　毛主席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陆定一同志很热心，到处帮你介绍。你在那个时候敢于说四万斤的数字，不错啊。你是学力学的，学力学而谈农业，你又是个农学家。　　钱学森回答说：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有错误。”　　主席笑着说：“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这句话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说：“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壮。过去是浅耕粗收，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样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粮食高产研究是深信不疑的。到了－27日召开武昌会议时，“大跃进”初期的狂热已过，乱象和问题出现不少，中央开始降温。在会议初始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找秘书李锐谈话。在谈到粮食“放卫星”问题时，李锐特地问毛泽东：你是农村长大的，长期在农村生活过，怎么能相信一亩地能打上万斤、几万斤粮？毛泽东说看了钱学森写的文章，相信科学家的话。　　由于得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认可，加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大力推介，大科学家钱学森的这篇短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最大的影响，则是影响了毛泽东，使他相信了当时那种浮夸不实的粮食生产“卫星”，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国计民生政策，使得中华大地上随后发生了饿死几千万人的惨痛现实。这可能是这位大科学家始料未及的吧！　　钱学森是我所敬佩的一位大科学家，不单是因为他对中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更由于他在逝世前对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教育不培养杰出人才”的那番话，这明明是一位敢说真话的科学家啊！我怎么也不愿相信他在“大跃进”时居然能写出论证粮食高产的文章。可是历史就是如此的残酷，人们更不知道的是，钱学森并不仅仅只写了一篇文章。在此之前的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不可思议的是，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了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钱学森仍然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也许，钱学森写这些为“大跃进”鼓与呼的文章是自觉自愿的，是想尽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但由于他与现实政治没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更没有对现实政治保持足够的批判力，所以当了“大跃进”的吹鼓手，尤其是毛泽东居然相信了他的研究，可谓罪莫大焉。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遗憾的是，终其一生，即便是在临终的时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钱学森也没有为他在“大跃进”中的这个污点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道歉。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没有钱学森的研究，其他科学家就不会做这个研究了吗？毛泽东就不会相信粮食高产“卫星”的神话了吗？大跃进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吗？　　
　　开门，查水表
　　毛主席固然有错，底下的干部也不是好东西。共产党的一些干部喜欢用政治任务来威胁人。有次，单位组织捐款，有几个人不愿意，领导开会说是政治任务，都不敢不捐。所以文革能打倒一些官僚作风，
　　怎么会？整人呗
　　楼主开门，顺风快递！！！
　　日，毛泽东说：我***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 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1958年3月，吴冷西回忆说：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 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 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毛主席 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64页)　　月间，国际形势骤然紧张。美国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出兵约旦。在远东，美国重申不承认中国，并支持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毛泽东开始思索和酝酿炮击金门。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日，又报道该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27岁 (一说25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毛泽东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按：毛泽东在《论人民 民主专政》一书中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1页)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刘少奇在谈话中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 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 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日，毛泽东批发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其中讲到除电力外，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非常激动，挥笔将这个报告的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注， 毛泽东对亩产万斤、十万斤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毛泽东会相信工业的大跃进？因为农业的杠杆作用很小，但工业的杠杆作用就大很多&即技术会使生产力大幅提升&，工业革命对所有人来说，都充满了幻想，就像90年代对互联网的崇拜一样。对工业这种新鲜事物，毛泽东则以一种小学生的姿态向专家们请教、学习，也很容易信任专家们的话。)　　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按：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 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笔者注)。“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 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 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日，毛主席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下如下批语：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 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 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 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 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 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 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 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 报的方法去解决。小平、彭真、震林、伯达【3】同志：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2】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3】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 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 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 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 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 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 共产主义公社。”(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3年版，119、120、175、176页)　　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日，毛泽东召集军委及空军、海军领导人开会，决定在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打击蒋介石。　　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日《光明日报》)　　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报导(报道的出处不详)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 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这一讲话一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都顺着刘主席的爱好大胆地吹起来了。(评论者不详)]　　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日，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大使尤金紧急求见毛泽东，提出中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对付美国。　　日，毛泽东召见尤金等人，在谈话中，毛泽东重申了不搞联合舰队的立场，宣布撤回请苏联援助的要求，并大发雷霆，强烈指责苏联。　　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总书记亲自作证
　　　　　　
　　庐山会议　　日—8月1日，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 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 “神仙会”，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7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左”倾错误的政治责任(以保护刚上任不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 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 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 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大饥荒就是
的胡闹和拒不改正错误造成的，　　本来老彭是为那些荒唐的大跃进泼点冷水，　　给
一点点小批评意见，　　那个老人家就受不了了，　　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导致大饥荒发生，饿死几千万人。　　在整个的50到70年代的20多年，没有让大家吃饱饭，　　是完全不应该的。
　　@落日映江
14:11:47　　1958年，注定在中国历史上要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那年夏季，全国各地农村的小麦、早稻、花生等作物的高产“卫星”竞相“上天”，从刚开始小心翼翼的两千多斤，到后来信口开河的几万斤十几万斤，一时间，各...　　-----------------------　　别怨过去，现在印票子造财富也是蛮可笑的。
　　老大喜欢发挥丰富的想象力，老二老三老刘老邓敢不跟上？　　老周老陈老彭都反对了浮夸冒进了，老大自然要带领老二老三反反冒进了！　　毛带头上，其他的都紧跟。敢说真话的都被批！　　不过那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爱好吹牛歌颂的毛了！刘邓林钱都有责任！真理在周陈彭的一边！
　　周陈彭是清醒的！　　不跟毛激进冒进！　　刘邓有错误，可纠正错误，把老百姓从大饥荒中拯救出来的，也是刘邓！
<span class="count" title="感人场面：毛主席接见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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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场面：毛主席接见溥仪
48年前,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并请溥仪吃晚饭的事,我曾于1983年在《中国烹饪》第12期发表过《从“紫罐煨肉”说起》一文,那时除了写吃的,别的不便多写,也不敢多写。在毛主席和溥仪先生长达5个多小时的谈话中,我所听到的一些内容,仅用“毛主席面带笑容十分和蔼地对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一作了中肯的分析和亲切的勉励”这样简短的文字搪塞读者,不好意思,但没有办法,只能如此。现在好了,社会安定和谐,是可以说说当年具体情况的时候了。
　　国庆10周年的热门话题
　　1959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就是这批被特赦释放犯中的一个。消息公布后,社会各界反响十分强烈,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一措施首先说明了国家政权的空前巩固；其次说明党和政府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稳定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无疑,这是国庆10周年人们谈得最多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国庆10周年发生的大事件中,有三个亮点非常突出：(1)特赦末代皇帝溥仪；(2)9月30日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80多个国家的贵宾和国内著名人士；(3)10月1日首都7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阅兵式和群众***。其中,特赦溥仪的社会影响没有随着节日的过去而消逝,仍然是大家热议的话题,直至1961年毛主席在颐年堂单独接见溥仪的时候,此事的影响上升到了顶点。之后它便跃出国界,成为国外有识之士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劳改政策的重要依据,就连一贯反对、敌视新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能把封建皇帝改造过来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溥仪话当年
　　毛主席接见溥仪那天,我正好在颐年堂值班。当时,我对末代皇帝挺好奇,很关心这件事,所以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溥仪当时的穿着、表情。溥仪身着一套蓝卡其布中山服,足穿布鞋,身材修长,腰板挺直,颇近檀色的脸上架着一副墨边眼镜,显得比较清瘦、老成。从他刚刚进门的神态看,仿佛是带着几分自责、几分喜悦和几分企望来到颐年堂的。
　　我上茶时,溥仪摘下眼镜,含着泪花异常激动地向毛主席诉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犯过死罪的人。今天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我溥仪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要……”此刻他已从落泪变成了哽咽,毛主席摆摆手说：“先不谈这个,我们欢迎你回到北京来。听说你在北京植物园劳动,休息得还不错,很好嘛。现在做清史资料研究工作还行吗?不要急,慢慢来。第一要保重身体,50多岁也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第二要继续学习,学什么?学工作,学生活。当然你也一直在努力学习,而且进步不小。”出人意料的是,溥仪竟被毛主席如此关爱备至的话感动得失声痛哭。这种场面,让毛主席也动了情。我赶紧去拿热毛巾过来递给他们,以便调节一下气氛,好让客人放松下来。
　　也许是热毛巾起了作用,溥仪擦过脸后,神情冷静了许多,戴上眼镜刚要说什么,毛主席便问道：“你在天津的日子不短嘛,过得还行吧,文绣同你分手后,还有她的消息吗?”溥仪先是一愣,很快回答说：“我在天津住了六七年,先在张园,后来搬到静园。那时刚20出头,血气方刚,各种想法也很多。天津住着不少洋人,各种消息不断,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在故宫里自由、舒服多了。可能是受我的英语师傅庄士敦的影响吧,一度很想去欧洲观光消遣。但身边的遗老们大加反对,我父亲也不赞成,还有日本人拼命拉我,只好作罢。文绣与我办了离婚手续后,人倒自由了,可日子并不好过。据说她的家里人对她十分冷淡甚至痛恨。她一直都很孤单、清苦。”说到这里,溥仪话锋一转,明确表示：“我在天津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千不该万不该投靠了日本军国主义,死心塌地地跟他们走,直至成为他们欺压、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走狗。”他接着谈到了自己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喜事、悲事、丑事、恶事,末了长叹一声说：“真是一步走错,万步难回啊!我对上,无颜面朝祖宗；对下,无脸再见晚辈。为什么要我从小就做皇帝!?要是不当这个皇帝就好了。”毛主席一直都很认真地听着,除了关键处问几句外,极少插话。唯独对“皇帝”一事倒是讲了不少：“皇帝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己可以争当,但不能决定,就是当了皇帝,也需要他周围的一帮人来捧场,名曰‘吹鼓手’。经他们一吹,皇帝就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了,而他自己也觉得皇帝就是真龙天子,唯我独尊、说一不二了。其实有的臣子也不全是在替皇帝吹捧,而是有自己的打算。清朝从顺治开始,历经260多年,有过10个皇帝,你是最后一个,叫做末代皇帝。但你与前头9个不同,是傀儡皇帝。清朝的这些皇帝中,有作为的是前几位,尤以康熙和乾隆为最,一个执政61年,一个执政60年,是做了不少事的。”说到这里,毛主席掰着手指历数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笑着说：“你不但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且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你的情况表明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有封建制度了。”溥仪连连点头,十分敬佩地说：“主席分析得好,主席分析得好呀。”
　　餐桌上的心灵震撼
　　皇帝话题结束后,溥仪又讲了日本投降后,他被苏联军队押禁在远东的情况,不知不觉已谈了2个多小时。6点整,毛主席提议吃饭,因为只有两人,所以菜肴不多。在四五个普通菜中,要算“紫罐煨肉”最好。溥仪毕竟是有过口福的,十分赞赏,誉之“味美厚重,独具品位”。毛主席则另有所指地说：“如果没有厨师,岂不淡而无味,菜做得好吃,不要忘记他们(厨师)的功劳。我也有些日子不吃猪肉了,今天算是破例。难啊!朝鲜一仗(指抗美援朝),赫鲁晓夫逼我们还债,那时国家又无多少美元,只得用农副产品、轻工产品和别的一些东西还他们。不过,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反正天塌不下来,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和原子弹?”溥仪惊呆了,傻傻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不知该说什么好,竟脱口问道：“谁劝你律己不吃肉的?是开会决定的?”毛主席笑着回答：“谁也没劝,是我们自己定的。大家都没有肉吃,为什么我还非吃不可呢?”溥仪无语,深情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见状,拿起餐勺从紫罐里盛出一大块肉放在溥仪的盘子里,示意他：快吃吧。溥仪乘机把早有准备的话说出来了：“自从我由苏联被押解回国,在近10年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过程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痛苦的思想斗争,最厉害的时候都到了生与死的边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正是
　　有了共产党正确的改造政策和高水平的监管干部,我才能有根本转变的可能。要论我改恶从善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彻底扔掉心里的皇帝尊号,放下架子,面对现实,认罪服法,重新做人。今天晚上您老人家请我吃的这顿饭,看来简单朴实,但分量极重,有尝不尽的味道,加上刚才讲的话,就像雷鸣、闪电一般,再次把我惊悟了。回想我从前在宫里用膳时,每餐都要摆上几十个菜,而且顿顿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不要说吃不过来,就连看都看不过来。那种骄纵愚蠢、腐朽没落的摆谱场面,是在吃饭还是作孽啊!?事实证明我选择接受改造这条路是走对了,使我亲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识了全新的人、全新的事。今后会靠自己的能力活着、做人。请主席放心,我也会变成新的溥仪。”
　　毛主席边吸着烟,边说：“哪一方面是对的,便站到哪一方面去。你说共产党的改造政策好,战犯管理所的监管干部好,我再给你补充几句。第一,对战犯先当人看,后当罪犯看。一律不打、不骂、不侮辱人格。第二,战犯生病要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第三,衣食起居虽在监狱,但基本生活标准是需保证的。第四,坚持让战犯自己动手,做些力所能及的个人及社会劳动。第五,组织参观工厂、学校,了解目前国家的建设情况和成就。第六,适度放开战犯与家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或赴监探望,协助政府帮助和教育他们。”溥仪连连点头答道：“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毛主席的嘱咐
　　吃完饭后,宾主回到大厅喝茶休息。接见快要结束时,溥仪突然提出打算重新整理他的往事材料,还讲了些深表感谢的话。毛主席起身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声“好”,同时又明确指出：“写往事也好,写回忆也好,是为了总结历史,总结自己,必须一真二实。真就是要尊重历史；实就是要写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和事,包括好的、不好的两个方面。以前写的东西,可以在新的认识基础上再作修改补充。总之只有把自己写清楚了,别人看了才会明白。”
　　临别之时,毛主席再次嘱咐溥仪：“抓紧时间找一位合适的女人结婚成家,不要再拖了。这样生活上有人照顾,也方便,对工作、对你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此时此刻,一个前朝的皇帝,一位当今的人民领袖,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在这一瞬间,化解了多少他年旧恨。这是中华民族大爱精神的体现,是一幅极其生动美好的历史画卷。可惜我不是画家,只能留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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