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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不是古文衰落与骈文复兴的表现的是（）
A.中唐以后骈文又恢复了统治地位的现象
B.古文变得很少，也再没有出现过像韩柳这样的大家
C.骈文在某些领域又恢复了一度被散文夺去的优势
D.骈文则在李商隐、温庭筠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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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行文全以散行文字
B.无骈体文用典的繁赘晦涩与词采雕饰之病
C.论事恳切
D.说理严密，内容切实
A.古文创作讲求&气盛&，要求以&言之短长与高下皆宜&来实现
B.完全以散文取代骈文
C.以气行文，则不拘骈散
D.使用虚词
A.先诚乎中
B.道之传无关乎文采
C.强调&用助字&
D.不薄今人爱古人
A.否定了乐关教化，文关兴衰的旧说
B.将治国平天下的关键归结于修身正心
C.提出了不论贵贱、唯问贤愚的取士原则
D.以雅颂怨剌作为为验明天下理乱的标准
A.扩大了题材内容
B.风格从初唐以来的宏博典雅变为华丽浓艳
C.讲求用典的深僻和词采的繁缛
D.竭力在琢句构思上出新，以至于离奇古怪您当前的位置 ：&&&&&&&正文
被誉为“旷代奇才”的清骈文大家胡天游
　　胡天游()，原姓方，名游，后改姓胡，名Y，字稚威，之后取&方外天游&之意，叫方天游，号云持，山阴华舍(今绍兴县华舍街道)张家救耍登宕槲募摇⑹耍肚迨犯濉酚写
　　胡天游少有异才，五六岁时其母杜氏口授昭明文选，他即能顺口成诵。及长，博览群书，学问高深。胡天游其貌不扬，双目斗鸡，面黑缀豆，个子矮小。然而他胸中睥睨一切，气雄万夫，为文挥斥百家，别具炉锤；同时性耿直孤傲，不求人知，自比管仲、乐毅。
　　胡天游家贫，曾在会稽王府庄为童子师三十余年。清雍正时中两举副榜贡生。乾隆元年(1736)，礼部尚书任兰枝荐举博学鸿词，胡天游因服丧未与试。之后到京师时，四方文士云集，每稠人广坐之中，胡天游援笔数千言，落纸如飞，纵横奥博，人皆叹服。参试后拜谒任兰枝官邸，首相鄂尔泰见其貌不扬，拟题诘问天游，天游对答汩汩如倾海，言语惊人，鄂大惊，扬言试时定天游以荣馆阁。然天游特科不第，兴发作《秋霖赋》。三年中乙榜进士。八年，高宗至兴京谒祖陵，礼成，天游撰《恭进对驾谒陵礼成颂》妙文，士人传颂。清《一统志》修讫，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拟属检讨齐吕南撰奏表，齐推天游为之，表成，大学士惊叹不已。十年三月二日，仿兰亭修禊故事，集海内知己名士马荣祖等15人，修禊于陶然亭。
　　天游生平操行端方，无攀龙凤之媚；爱文如宝，才气横溢，自视甚高，挑剔他人，因此虽素负重名，但终不得荐举。二十三年客游山西，依侍郎田懋，最后病死蒲州。
　　天游的才情、性格，与郑板桥都很相似。郑板桥在北京应考科举期间结识天游，两人成为终生好友。郑板桥有《赠胡天游弟》曰：&作文勉强为，荆棘塞喉齿。乃兴勃发处，烟云指满纸。&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内时，又有尺牍《潍县署中寄胡天游》，其中有&稚威旷代奇才，世不恒有，而乃郁郁不自得，人多以狂目之，嗟夫！此稚威之所以不遇也&、&子所为诗文，早已竞传于众口，名公巨宦，大人先生，诗坛文场之中，莫不知有山阴胡天游者&、&以子之旷代奇才，将所经所历者发而为诗歌，写而为文章，我知异日必有胜过《秋霖赋》、《孝女李三行》之绝作出现。板桥不死，定有摩挲双眼快读奇篇之一日焉&等语。此外在《范县署中复杭州余生》、《潍县署中答程羽宸》等尺牍中，郑板桥又有&我友山阴胡天游稚威，旷世奇才，诗笔雄奇峻拔，迥异流俗&、&若山阴胡天游与袁枚，均旷代奇才也&&百年中得一已难，今圣朝乃并世有二，非盛世不可得而有也&等语。
　　天游文工骈体，诗雄健有气。会稽陶元藻曰：&稚威胸有卷轴而笔足以达之。&骈体文从唐代以后日趋衰落，清初，陈维崧、毛奇龄等起而重振。至雍正、乾隆之际，天游承上启下，骈文沉博瑰丽，雄健宏肆。齐召南在《石笥山房集序》中称赞其文说：&磊落擅奇气，下笔惊人，矫挺纵横，不屑屑蹈常袭故，雄声瑰伟，足与古作者角力。&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七中也称其骈文&直掩徐、庾&。其代表作有《文种庙铭》、《灵济庙碑》、《安颐先生碑》、《柯西石宕记》、《逊国名臣赞序》等，多以铭、碑、序、记、墓志等，叙故乡之名人古迹，论者为天下奇作，人皆赞仿。天游&又移文法以入诗歌&(杨以增《石笥山房集序》)，他的诗学韩愈、孟郊，&奇情逸藻，才与学相济而成&(徐世昌《晚晴m诗汇》)。他的七绝《晓行》名于世：&梦阑莺唤穆陵西，驿吏催时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别，无端俱趁晓风飞。&此外他的五古《烈女李三行》长达625韵，亦称名篇。
　　天游著作有《春秋夏正》、《蒲州府志》、《石笥山房文集》、《石笥山房诗集》、《云持起居士集》等。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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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六朝之末到南宋之末，骈文发生了明显的蜕变。这种蜕变表现在内容方面，主要是由非功利化到功利化的变迁;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主要是骈散的分合与消长。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思想与非功利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思想不断交替的过程。骈文的兴盛与流变也自然是这样一个过程。骈文的逐渐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非功利的、重文学自身特性的文学自觉思潮驱动的结果，而骈文在六朝达到鼎盛状态，也正是文学独立自觉、进入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的黄金时代的产物。从创作主体来说，六朝文学，主要是士族的文学，他们大都官居清要，又多为文学侍从之臣，“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陈书·后主纪》史臣论）。长期的养尊处优、重文轻武使他们“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篇》），不堪剧务。无需什么政绩，只要凭借门资，便可“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但他们又有得天独厚的家世文化传统，远比寒门庶族容易在文学上脱颖而出，所以许多人幼年便崭露头角。可是因为生活空虚，尤其是缺乏现实实际生活的积累和体验，他们的创作便只能在艺术形式美上下功夫。而骈文是侧重展示文学形式技巧之美的文学样式，比其他文学样式更适于表现士族贵族的文化修养和典雅风度，因而六朝骈文鼎盛的确事出有因。然而也恰恰因为缺乏现实生活内容，过重形式技巧，最终导致六朝骈文出现华而不实的积弊，于是引起人们的反对，带动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兴起，由此骈文自六朝之末便不断演化， 在唐宋两代逐渐蜕变成一种新型体制。
西魏宇文泰是很早便从功利的思想出发反对齐梁华而不实的文风之人，他有感于当时“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周书·苏绰传》），“乃命苏绰为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柳虬传》）。但《尚书》文体太古奥了，不合实际需要，不久便失败了。隋朝开皇四年（584），文帝杨坚鉴于文风浮华，不利于新兴王朝的统治，下诏，要求公私文翰，一概实录。李谔迎合上意，写下《上隋高帝革文华书》，批判当时之文“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并要求对文风华艳者绳之以法:“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不久果真把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马幼之交付所司治罪。这种用行政手段干预文学创作的措施有些过激，当时也见些成效。不过隋代国祚太短，骈文创作成就不大。终隋之世，骈文可观者主要是李谔、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几个人。李谔虽然认识到齐梁浮华文风之害，并上书“请革文华”，可那篇上书本身还是用骈文写的，也是他的骈体文中写得最好的一篇。如“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等句骈词俪语，精工整齐，只是内容不再是齐梁“月露风云”之状。李谔之外，卢思道的骈文比较可观，并且已经透露出浑朴无华、不太雕琢的信息。如其《劳生论》中“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颤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等句，虽多偶俪，但并不华靡，也不显得过于雕饰，显露出骈文由华靡而转向质朴的趋势。不过有隋一代，这样的作品太少了，所以文体文风的变革只是稍微起步。
唐代初期，太宗君臣着重从功利思想、特别是从政教的得失出发批判齐梁君臣“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陈书·后主本纪后论》），“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龄之德，盖亦亡国之音乎”（《隋书·文学传序》）。但太宗及其重臣骈文创作成就不高，影响不大。高宗、武后时期，王、杨、卢、骆这“四杰”崛起文坛，大倡文风改革，又有突出的创作实绩，骈体文风才开始实质性的转变。“四杰”不满于当时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 ① 的风习，强调为文要有“骨气”，提倡“刚健”之风，崇尚“气凌云汉，字挟风霜” ② 的风骨。在他们手里骈文开始出现刚健清新之风。如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一文便不同于六朝的阴柔之美，而多阳刚之气:“……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究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骆宾王的《为徐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也是风骨刚健之作。如本文后面的文字极有气势:“……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是地道的唐音，显示出骈文的新风貌。“四杰”之后，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汉魏风骨”，崇尚“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作品，“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虽然他的创作成就以诗为高，骈文不大突出，但毕竟显露出朴实畅达之风。如:“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用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谏用刑书》）。这些文字明白晓畅，气体朴厚，犹存西汉风 格。继“四杰”、陈子昂之后，盛唐“燕许”二公在骈体改革上迈出了新的步伐，他们的馆阁之作，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改华从实，斫雕为朴，气味深厚，笔力沉雄，师法汉人，开骈散结合之端。孙梅在《四六丛话》中说得好:“燕公笔力深雄，直追东汉。”谢无量在《骈文指南》中称他们二人之文“特为典质”，“卓尔不群，唐骈文之盛轨也”。如张说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骈散结合，昌明博大，从容典雅:“……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鹏天运，万翼无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之绝众故尔。”高步瀛便说张说此类文章“雅絮渊懿，中郎遗则”（《唐宋文举要》），看出他师法东汉文章的奥秘。苏之作也注意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如《太清观钟铭》:“大矣哉，钟之为用!轩辕氏和音乐之，夏后氏陈义听之，此皇王所宝也;太微君上真抚之，紫虚君元方抚之，此仙圣所珍也。国家诞发玄系，丕承景业;与时偕行，惟道则佑……”以散行之气，运骈偶之词，有迭宕起伏之气，舒卷自然之态。盛唐时期虽然其他骈文家也在骈体创作上有所探求，如张九龄、常衮、杨炎等等，但成效显著，对后世影响深远者还是“燕许”二公。
进人中唐以后，为收拾“安史之乱”留下的残局，李唐君臣提出改革朝政，整顿朝纲，促进中兴的各项主张和要求。在这种政治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思潮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其标志一是延续百年的文体文风改革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二是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为时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骈文不仅让位于古文，退居次要地位，而且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原来侧重表现形式技巧之美的美文，转变为侧重于功利目的经世致用之文。当时，这一转变主要是由陆贽完成的。
陆贽改造骈文，完成形式美文到经世之文的转变，所使用的方法是上承“燕许”以散入骈的传统，同时不仅加大了力度，而且运用自如，炉火纯青。一是运单成复，不失整齐之态，如“器用所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坦然布怀，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先给军赏;环异纤丽，一无上供”（《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二是杂用单行，承转文气，如:“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感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至今，未之得也”（《奉天请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状》）。开合卷舒，流利通畅。三是力求朗畅，少用典故，如其《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但却极少用典，由此便使人明白易晓，很少晦涩之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所以苏轼说陆文“开卷了然”（《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刘大槐说陆文“条达明白” ③ 。四是加长骈句和加长篇幅。如《论缘边守备事宜状》五千余言，《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七千余言，《论裴延龄奸蠹书》六千余言，这是篇幅的加长。而骈对长句在陆文中十分常见，如“以陛下英明鉴照，物无遁情，固非延龄所能蔽亏而莫之辨也。或者，圣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谓之孤贞，可托腹心;以其好进谗谀而谓之尽诚，可寄耳目;以其纵暴无谓而谓之强直，可肃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谓之智能，可富财用。将欲排众议而收其独行，假殊宠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诚有意乎在兹，臣窃以为过矣”。用长联对偶行文，从容不迫。所以钱基博在《骈文通义》中评价说:“宣公议论缅缅，易短为长，改华从实，质文互用，工为驰聚。”陆贽创作的这种新型骈体在功用上是“剖析事理，精当不移”（曾国藩《鸣原堂论文》）。刘熙载把它概括为四个字:“正实切事”（《艺概·文概》）。在风格上是“指事如口讲手画，说理则缕析条分”（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世致用，在中国骈文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上继“燕许”融散入骈的传统，下开“欧苏”四六散化的先河。
中唐除陆贽以外，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既是古文家，也是骈文家。其中韩愈虽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但并没有彻底抛弃骈文家，对他来说“非尽百家之美;不能尽一家之奇”（清刘开《与阮芸台官保论文书》），“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美”（刘熙载《艺概·文概》）。他不但在写作古文时吸收骈体笔法，如其《送李愿归盘谷序》;而且也写过地道的骈体，如“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进学解》），纯以骈偶行文，“以 意为骨，以气为用，以笔为驰骋出入，滔滔，—往清婉”（孙梅《四六丛话》），成就也很可观。其他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骈文也有一定成就，不过总体上都是以散行之气运偶俪之词，显露出骈文散化的时代特征。
如果从总体上对中唐骈文的蜕变进行梳理、归纳，情况大体分以下几点:
第一、大历贞元时期，是庙堂台阁类骈体文蜕变的最重要时期，主要表现在陆贽对这类骈文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造。经过陆贽的这一改革，庙堂台阁类骈文由原来呆板滞涩华而不实、徒具形式不切实用的病态美文脱胎成单复杂揉，骈散并用，明白洞达，反复曲畅的经世有用之文。此后其他人的这类骈体文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体上不出这个骈散结合的范围。
第二、德宗贞元后期至文宗太和年间，是叙事、抒情类骈体文蜕变的重要时期。经过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努力，特别是韩柳二人的努力变革，这一类骈文由原来嘲风雪，弄花草，以辞采为主，以偶俪为用，以用典相尚的浮靡堆垛之文蜕变为以意为主，以气为用，以情为根，文质彬彬，又自然轻快的健康之文。
当然，骈文这一系列的改革蜕变不是整齐划一的。各个阶段，各个作家，由于各自不同的因素，其骈文创作也各自有所不同，有些人本来是中唐作家，但其骈文却主要是盛唐格调，甚至有些人的骈文还不出陈隋至初唐的藩蓠，但这些毕竟是大江东去中的点点浪花而已。总的看来，骈文至中唐，传统的皮毛已经脱落殆尽，面目已经今非昔比了。因此，不能不说中唐时期是骈体文脱胎换骨的重要变革时期。而到了这个时候，骈文也失去了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渐渐地开始衰落了。不过在奏议、制诰、表状、书启之类应用文字中，由于骈四俪六便于宣读，又便于表现士大夫的雍容典雅之风，所以骈体文仍有一定市场。另外在叙事、抒情类文章中，一些有识之士，还是参用骈体之长，甚至基本用骈体而杂用散文句子创作出更为通脱雅洁的骈体文。
晚唐时期，由于国势的衰微，社会风气的变化，文学思潮也发生巨大的变迁，因而骈文形态、地位也发生很大变化。
早在唐宪宗元和后期至长庆、宝历年间，由于政治改革的失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唐中央政权已经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等到文宗太和九年的“甘露事变”发生后，进入晚期的李唐王朝固有的矛盾更加激化:内则宦官专权，朋党交争，愈演愈烈;外则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烽烟连绵;加上农民起义风暴的冲击，其国势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无可挽救地没落下去了。在这种形势下，文士们的心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创作个性有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那就是大势已去、朝政无可挽回、国势不可救药所造成的悲观心理。尽管有少数人或希望有所作为，但却无能为力;或归隐山林，与社会不合作，但终究无补于时;或对时政发些议论，但大抵不切实际，空言而已。到头来大多数人还是在混乱的局面中寻找一点空隙，得过且过，纵情逸乐。更有甚者，则变本加厉地奢侈豪华，沉醉花间，出入青楼，过着风流浪子的生活。在这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之下，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早已消失于文士们的脑际，加上韩柳那样力倡复古的大师早已谢世，其后继者李翱、皇甫等又人微言轻，另外，考试制度依然以骈体辞赋为定式。这样，绮靡浮艳的骈丽文风、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唯美主义文学再度兴盛。《新唐书·高锴传》中说:“开成元年，（锴）权知贡举，文宗自以题畀有司，锴以籍上。帝语侍臣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上差胜于前。’郑覃曰:‘陛下矫革近制，以正颓俗，而锴乃能为陛下得人。’帝曰:‘诸镇表章太浮华，宜责掌书记，以诫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诚如圣训。’”此时的骈文作者，除杜牧、李商隐等人能够做到文质彬彬、华实相扶之外，其他人如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以绮艳浮靡相尚，即使是寻常书信也偶对连篇，华艳非常。这种唯美主义思潮逐渐支配整个文坛，直到唐朝灭亡也未止息。
杜牧骈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笔势纵横，气势雄劲，词采也清丽雅洁。这方面，他的《阿房宫赋》是最有代表性的。李商隐之骈文熔“四杰”与陆贽骈文于一炉，丽辞云簇，藻采纷呈，但叙事仍能疏宕有致，说理仍能精辟无累，抒情更感人至深，如《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呜呼哀哉!千里归送，东门故第;数尺素帛，一炉香烟。耿宾从之云归，俨盘延而不御。小君多恙，诸孤善丧。升 堂辄啼，下马先哭;含怀旧极，抚事新伤。植玉求妇，已轻于旧日;泣珠报惠，宁尽于兹辰。况邢氏吾姨，萧门仲妹;爱深犹女，思切仁兄。抚嫠纬以增摧，阖孀闺而永恸。草土梗，旁助酸辛;高鸟深鱼，遥深怨咽。呜呼!精神何往，形气安归?敬才有所未伸，勋庸有所未极;则其强气，宜有异闻。玉骨化于钟山，秋柏实于裘氏。惊愚骇俗，伫有闻焉。呜呼!姜氏怀安之规，既闻之矣;毕万名数之庆，可称也哉!筐有遗经，匣藏传剑;积兹余庆，必有扬名。愚方遁迹丘园，游心坟素;前耕后饷，并食易衣。不忮不求，道诚有在;自媒自炫，病或未能。虽吕范以久贫，幸冶长之无罪。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肝肺，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文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呼哀哉!公其鉴之。”此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既有文采，又畅达无累，可以说是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形式与内容完美统一的佳作，代表李商隐骈文的独特成就。可以说，李商隐上承徐庾骈文之长，又与唐贤接轨，是骈文发展史上的又一位集大成者。但李商隐之后温庭筠、段成式等人则又以采丽竞繁相尚、绮靡浮艳为能，如温庭筠的《锦鞋赋》:“阑里花春，云边月新。耀粲织女之束足，婉嫦娥之结磷。碧缱缃钩，鸾尾凤头;鞍称雅舞，履号远游。若乃金莲东昏之潘妃，宝临川之江姬。匍匐非寿陵之步，妖蛊实 苎 萝之施。罗袜红蕖之艳，丰跗皓锦之奇。凌波微步瞥陈王，既蹀躞而容与;花尘香迹逢石氏，倏窃窕而呈姿。擎箱回津，惊萧郎之始见;李文明练，恨汉后之未持。重为系白，瑶池仙子董双成，夜明帘额悬曲琼。将上云而垂手，顾转盼而遗情。愿绸缪于芳趾，附周旋于绮楹。莫悲更衣床前弃，侧听东唏佩玉声。”文章精雕细刻，镂金错采，过重形式，不顾内容;颜色过于浓艳，词藻过于繁缛。到处是金、玉、绮绣、鸳鸯、风月、花草一类字眼，难怪段成式说他“敏给芳词，吐水千瓶”（《与温飞卿书八首》）。读之，使人感觉到虚浮庸俗，是一种病态的美。其香软丽密、庸俗低下的文风实在是六朝淫丽颓靡之风的变种。由温庭筠开始，唐代骈文完全堕入浮靡绮艳的病态美，一直到唐亡也没有改变这种低下卑弱之风。
晚唐之后直至五代，虽世道沧桑，纷乱不堪，但唯美主义的骈俪文风却相沿不绝。司空图、顾云、韩、韦庄、欧阳炯便是此种文风的承传之人。司空图的《擢英集述》、顾云的《题致仕武宾客嵩山旧隐诗序》、韩的《香奁集自序》、韦庄的《又玄集序》、欧阳炯的《花间集序》等骈文都风流旖旎、香软丽密，纯以形式华美见胜。此处仅举欧阳炯《花间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为例:“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是以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青云，字字而偏谐风律。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文章镂金雕玉，滴粉搓酥，藻彩纷呈，绮艳非凡。特别是第一段文字，艳彩华词简直使人目不暇接。虽然作者本人也声称“南朝宫体”、“北里倡风”是“秀而不实”，而此文本身却纯以词采见胜，文掩其质，过于华丽。于此可知当时骈体之绮艳程度。更有甚者，则专事描写男女色情，淫逸纵乐，文风更为轻艳低下，牛希济在《文章论》中说得明白:“今国朝文士之作，有诗、赋、策、论、箴、判、赞、颂、碑、铭、书、序、文、檄、表、记，此十有六者，文章之区别也，制作不同，师模各异。然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见矣。”这虽然不是专指骈文而言，但骈文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直到北宋初期，此种文风也没有多大改变。
从晚唐李商隐以“四六”称其骈文之后，宋人相沿不改，“四六”成为骈体文的通称。宋代作家在唐人的基础上，对骈体文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造，使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异风貌。不过，这种变化不是突发性的，是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的。
从宋太祖开国到庆历初年，将近百年，作者如林，但骈文皆守唐人规范，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以杨亿、刘筠、钱惟寅为代表的西派文人以李商隐为宗，但多是得其皮毛，主要是以声色相夸，以隶事相尚，浮华柔弱，荡而不返。刘在《中山诗话》中说:“……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商隐，号西体，后进效之，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 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至此。闻者欢笔。”他们的骈文也是如此。《宋史·文艺传序》中就说:“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赵彦卫《云麓漫抄》中说得更为清楚:“本朝之文，循五代之旧，多骈俪之词，杨文公始为西之体”。他们骈文的突出特征是险僻晦涩，又浮华绮艳。更有甚者是窃取李商隐的名句，生吞活剥，在当时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中杨亿便是代表。杨亿为诗学习李商隐，只得其皮毛，以词藻华丽为能。其骈文也是如此，讲究辞采，充塞典故，华而不实。《五朝名臣言行录》一书引《吕氏家塾记》说:“杨文公凡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侄、诸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录入。文既成，则缀粘所录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这比李商隐“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的作法更进了一步，因而便十分低下了。因此石介作《怪说》来批评他:“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无怪，今天下反谓之怪而怪之，呜呼!”石介的批评是比较恰当的。《萤雪丛说》一书记载:“前辈尝说北朝致祭皇后文，杨大年捧读，空纸无一字，随自撰曰‘惟灵巫山一朵云，阆苑一团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轮月。岂期云散雪消，花残月缺。”虽然这仅仅是一小段文字，但确实是“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尽管流美轻艳，不过实在是华而不实。至于一味使事用典，极力模仿，刻意雕琢更是俯拾皆是，如《西酬唱集序》就这么一篇序文，连续用了《诗经》、《周易》、《礼记》、《论语》、《孟子》、《庄子》等书中十多个典故，实在是“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不从现实感受、不从内心体验出发，只是为了唱和应酬，一味模仿前人，尽做文字游戏，以此打发、消遣无聊的时日。不过，因为这种文风适合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胃口，所以居然“耸动天下”（欧阳修语），致使当时的骈体文风浮靡庸俗，长期卑弱不振。中间虽有穆修、石介等人起而矫之，但终不能改变局面。另外此时范仲淹又承继韩柳骈文的笔法，慷慨纵横，雄深雅健，有独特的成就，可惜势单力孤，也难以改变当时文坛上的风习。其后“二宋”（宋庠、宋祁）的庙堂之作追踪“燕许”，典雅瑰丽，不过还缺乏独创，也不能扭转当时的卑弱纤丽之风。
庆历以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崛起于文坛，力革西积弊。嘉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文章务求平淡典要，切于时用，凡采丽竞繁与追求怪僻之士皆黜落不取。场屋之习，从此渐变，文学风气，日趋淳美。此后王安石、苏轼等人先后相继，又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高潮，这样，宋代骈文终于呈现出自己的独特风貌。在诸多作家中，当时最能体现宋代骈文特征的是欧、王、苏三家骈文。此后一直到宋末，骈文一体，虽俊才云蒸，但大都不出这三家范围。欧阳修以古文的笔法来作骈文，如同画家从金碧山水解放到水墨山水，去华从实，造语平淡;雅正淳美，清空流转。上承陆宣公，下启苏东坡，是宋代四六散化的开山祖师。具体说来，欧阳修始创的这种新体骈文大致有这样三个特点:一、尽量不用陈言、典故，纯以自己的语言叙事论理，靠“白战”取胜;二、以文体为对，双行文句虽是骈俪，但大都自然成对，毫不拘泥，不求偶对之精工深警;三、不用浮靡轻艳之词，只用平淡浅易的文字析事论理，倾吐心曲。文风自然朴素，明白晓畅。如其《颍州谢上表》:“……伏念臣材能浅薄，性识昏蒙。偶自弱龄，粗知学古。谓忠义可以事国，名节可以荣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冤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墨才辨。盖积忧而致损，信处世之多危。伏蒙陛下造化陶钧，高明覆载;闵其孤拙，未即弃捐。付以善邦，便从私便。所冀疗治有验，瞻视复完。则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赐;便身不废，犹后效之可图”。委曲纡徐，不尚辞藻，不用典故，语言浅易明白。风格自然质朴，绝不造作雕饰。朱熹说过:“欧阳好处只是平易论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寻常底字。”又说:“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朱子语类》）这一评论确实切合欧阳修骈文的实际。
王安石骈文同他的其他文章一样，导源于韩愈之文。所以吴北江说过:“荆公崛起宋代，力追韩轨，其倔强之气，峭折之势，朴奥之词，均臻阃 奥，独其规摹稍狭，故不及韩之纵横排荡，变化喷薄，不可端倪。然戛戛独造，亦可谓不离其宗者矣。” ④ 同欧阳修骈文相比，王荆公骈文缺乏闲雅从容之态，词语迫切，间不容发。但其雄风爽气，一泄千里之势则又过之，因此，不失为宋代骈文的大家。如《周礼义序》:“惟道之在政事，其贵贱有位，其后先有序，其多寡有数，其迟速有时。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盖其因习以崇之，庚续以终之，至于后世无以复加。则岂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犹四时之运，阴阳积而成寒暑，非一日也。”文章跌宕变化，雄迈英爽，无不如意;笔势峭拔，辞气横厉，有尺幅千里之风概。方苞评之曰:“辞气芳洁，风味邈然，于欧、曾、苏氏诸家外，别开户牖。” ⑤ 我们读过原文，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苏轼博学高才，为人洒脱，儒家入世之志与道家超然之气集于一身。其骈文继承陆贽和欧阳修骈散结合的创作方法，明白洞达，舒卷自然，如行云流水，洗尽晚唐五代和北宋初期藻丽堆砌、滴粉搓酥的绮罗香泽之态，为宋代骈文的又一位宗师。如《谢丁连州朝奉启》:“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人恬飓雾，稍习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难复见鲁卫之士，而况清时雅望，令德高标。固以闻名而自惭，盖欲通书而未敢。岂谓知郡朝奉仁无择物，义有逢时。每怜迁客之无归，独振孤风而愈厉。固无心于集菀，而有力于嘘枯。远移一纸之书，何啻百朋之锡。过情之誉，虽知无其实而愧于胸中;起废之文，犹欲借此言以华其老。究途易感，永好难忘。”在这里必须说明:苏轼骈体之作，特别是奏启一类文章虽自觉师法陆贽和欧阳修之文，但其个性、襟怀和学识都决定他不会拘限于一隅，更不会泥于前人，所以其骈体文字除承继陆贽和欧阳修骈文的某些特征之外，又有所创造，总的说来比陆贽和欧阳修之文更趋散化，更为流畅，笔力则更雄强得多。对这一点，刘大概括得最为精当:“（苏轼骈体文字）虽自宣公奏议中来，而笔力雄伟，抒词高朗，宣公不及也。” ⑥ 公元1127年，金人的铁骑以排山倒海的气势，直下汴京，生俘二帝，踏碎了北宋王朝的百年承平，毁灭了通邑大都的富丽繁荣。这前所未有的惨烈打击、亘古罕见的奇耻大辱，使文人士大夫们从酣歌醉舞的迷梦中惊醒，国破家亡之痛，山河易色之悲，激荡于中，发之于歌咏，形之于文章。由此南宋初期的骈文大都直抒胸臆，慷慨悲壮，有巨大的感发力。虽然形式上不出北宋范围，但思想内容却丰富、深刻得多，如汪藻的代言之文《隆太后告天下手书》:“比以敌国兴师，都城失守。缠宫阙，既二帝之蒙尘;诬及宗，谓三灵之改卜。众恐中原之无统，姑令旧弼以临朝。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内以拯黔首将亡之命，外以舒邻国见逼之威。遂成九庙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质，起于闲废之中。迎置宫闱，进加位号。举钦圣已行之典，成靖康欲复之心。永言运数之屯，坐视邦家之覆。抚躬独在，流涕何从?……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庶臻小偈，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就说过:“汪氏《隆皇后告天下诏》可比陆宣公兴元赦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论汪藻之文时也指出:“其代言之文如《隆太后手书》、《建炎德音诏》皆明白洞达，曲当情事。诏令所被，无不凄愤激发，天下传诵，以比陆贽。”这些评论都是比较适当的。其他如岳飞的《广德军金沙寺题壁记》中有这样的句子:“……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充满英豪之气，读之令人振奋。其《奏乞终制札子》中又写道:“臣重念为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欢，死不能终衰之制，面颜有腼，天地不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内不克尽事亲之道，外岂复有爱主之臣……”字字真挚，语语血诚，忠肝义胆，卓著千秋。
不过到了高宗绍兴十一年后，宋金议和生效，偏安之局形成，南宋君臣遂渐渐习于苟安，耽于逸乐。西湖歌舞，无止无休;花前月下，流连忘返。二帝北狩之辱，破国亡家之仇，渐渐置之脑后。到南宋后期，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南渡初期骈文那种慷慨悲壮之气便为抽黄对白、采丽竞繁的颓靡之风所代替。骈体文从此又入病态美一途。这一方面，李刘等人的骈文便是代表。如李刘的《上任中书启》:“伏念某气懦弗张，骨凡难换。一科十年之不 补，愧在无闻;半通五两之甚甘，止于为养……玉堂草罢，又吟红药之翻;金匮余，还对紫薇之伴。彼智效一官而不足，此身兼数器而有余。人望一条之冰，其容已肃;公傍九霄之月，所乐不存。……”纯粹是堆砌词藻，单纯追求形式上的纤巧工丽，气格卑弱，体调庸俗，华而不实。骈文至此，实在是俗调伪体，不堪人目了。孙松友在《四六丛话》中评价李刘骈文时说:“梅亭四六，雕琢过甚，近于纤冗。排偶员工，神味全失。骈体至此，发泄太尽，难以复古矣。”这段评论太深刻了，点到了李刘骈文的病根。
当然，在这种风气之下，也有个别人不为流俗左右，在骈文创作上能够自具面目，独标风韵，刘克庄、文天祥就是这样的人物。特别是文天祥以身许国，忘死报君，所写的骈文雅切真挚，古义若龟鉴，忠肝如铁石，堂堂正气充溢其间，是卑弱衰微的宋末骈文的别调。他的《贺赵侍郎月山启》一文中便有这样十分感人的骈语:“悠悠四顾于山河，落落一麾于江海。啸吟水石，酬谪仙捉月之魂;上下风樯，访舍人麾军之迹。慨然神州陆沉之叹，发而为中流击楫之歌。”实在是借他人而自陈胸臆，气势磅礴，自铸伟词，格调昂扬激越，慷慨动人，遣词命意，皆自胸中流出，极尽迭宕起伏之态，毫无刻镂斧凿之痕。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中评价此文时说:“气象峥嵘，字句新颖，沿用旧式，自铸雅词。南宋四六得此，可为后劲。”这一评价是切合实际的。
从六朝之末到南宋之末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骈文本身发生了明显的蜕变。这种蜕变表现在内容方面，主要是由非功利化到功利化的变迁;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主要是骈散的分合与消长:六朝以后，散文体式渐盛，骈体势力渐弱。但二者在分化之中又不免融合:一方面骈体在散体的影响下更新、蜕变;另一方面散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从骈体中吸收营养，摆脱不掉骈体的影响。二者谁都不能代替谁，谁也不能彻底抛弃谁。不但并存，而且互补。表现在骈体文上，由庾信开其端，“燕许”、陆贽、韩柳、欧苏继其轨，不断地向散文化、素淡化发展。虽然这期间也有一些回潮的现象，但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所以骈文的蜕变，在六朝之后至唐宋两代主要是散文化和素淡化。
①见杨炯《王勃集序》，《全唐文）卷一百九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1页。
②见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19页。
③④⑤⑥《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3页、第853页、第856页、第10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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