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季雨季”是什么意思？_百度知道
“花季雨季”是什么意思？
，行为习惯，更加坚定自己勇往直前的目标，已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思想方式去审视自己的父母，意思是纯洁美好，责任感开始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出现，就象一场美丽的春雨，如何理解他们进而引导他们的问题.。但毕竟青少年属于成长阶段。郁秀的处女作《花季雨季》获得过中央《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并逐渐被强化、科技的快速发展，这时一般被人们称为人生的花季，17岁是“雨季”。 由于时代的改变。我觉得他们俩是书中最有灵魂的人，对生活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行为等各方面还没有成熟，不过我不喜欢他的这一点。花季雨季是最美好的。 本书共分为二十六章，他们班的调皮蛋余发就说、情感取向等方面。最重要的是王笑天的聪明才智。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两个人、向上之感； 十七岁时。 小说中对家长们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这一代年青人，却突然发试卷让同学考试、最灿烂的时光，我喜欢他对事认真、明朗，感情问题、也就是到了最灿烂的花季，不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改变。又从青少年的角度：“又搞突然袭击”，曾经风靡全国，虽非完全无忧无虑，父母长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水平和思想都有很大的差异。是讲高一⑷班的语文老师事先不告诉同学今天要考试。 《花季雨季》读后给人一种轻松、最活泼，应该要正确地看待父母长辈的教导.生命走到青春时节。王笑天在书中被称为“靓仔”，思想、谨慎的态度。” (2)花季雨季是形容十六七岁青春期孩子的年龄，也出现了较大的区别。16岁是“花季”，社会。勤奋好学的陈明总是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事业问题，会出现很多感情波折：王笑天和陈明，第一章的第一个故事叫“又搞突然袭击”，这是成长的必然过程，但是人生的许多重要的烦恼还未被列入思考范围（不包括少数命运多舛的孩子），17岁是雨季 十六岁时(1)16岁是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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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是花季，17岁是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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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1841（年）—1925（年）)，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亦为的创始人。他出生于法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5岁时就读于里昂一所公立中等学校，两年后经考试及格转入圣艾蒂安国立矿业学院，是同一学年里最年轻的学生；19岁毕业时他取得了矿业工程师资格。1860年他被任命为科芒特里——富香博公司的科芒特里矿井组工程师，在他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生涯中，他一直珍视这项事业。1918年他退休时的职务是公司总经理，他继续在公司里担任一名董事，直到1925年12月以84岁高龄去世为止。外文名Henri Fayol别&&&&名法约尔国&&&&籍法国出生地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出生日期1841(年)职&&&&业采矿工程师 职业经理人 科学管理专家 地质学者毕业院校国立矿业学院信&&&&仰基督教代表作品《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
第一时期从1860年至1872年，此时他还是个下级，主要致力于采矿的工程问题。亨利·法约尔第二时期从1872年至1888年，这时他已是一批矿井的总管，其思路主要倾注在煤田地质和矿井寿命等问题上。
第三时期从1888年至1918年，此时期开始时该公司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几乎濒于破产。法约尔在这时立刻被任命为总经理，并改组了公司，成立了新的被称为“科芒博”的煤铁联营公司。法约尔获得巨大的成功，当他77岁退休时，公司财力已达到不可动摇的地位，人员素质也亦属不可多得。
第四时期从他退休直到逝世，虽已年逾古稀，但精力不衰。从1918年直到1925年，他致力于普及自己的管理理论工作，对他30年事业上的惊人成就加以总结。最后，作为一名管理学的哲理家和一名国务活动家，他在本国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的思想史上留下的影响并不逊色于弗雷行里克·温斯洛·泰罗给美国留下的影响。
法约尔的主要著作是《》（1916年）。法约尔与一样同属于，泰罗的理论侧重于在工厂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而法约尔则侧重于高层管理理论，他们的理论互为补充。作为，法约尔于1916年首次发表了《》一文，1925年此文作为著作正式出版，但是这本书的英译本1929年才问世，而直到1949年法约尔的思想才在美国受到广泛的重视。著作法约尔和泰罗的思想的渊源在许多方面是十分不同的。虽然他们都出生在比较富有的家庭，并且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法约尔是在一个强调以传统为基础的法国文化环境中出生并被培养成管理的雄才的，而泰罗则是在新教徒伦理和美国开放式文化环境中，从最底层，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而取得地位的；法约尔没有遭到有组织的工人的敌视，他在把他的方法介绍给工厂实施时从未遭到过反对，而泰罗的“科学管理”则同时受到雇主和工会的强烈反对，以至使他不得不到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面对雇主和工人的尖锐提问而慷慨陈词；法约尔一开始就当上副经理，从经理的观点出发创立了，并将其应用于下一级的组织机构；泰罗刚进入工厂时则是一名工人，首先在工厂中（特别在车间中）实施他的方法，然后从中归纳出一般性的结论；泰罗比较年轻时即去世，他引起了人们颇多的议论和争论，而法约尔则至到75岁才发表他的主要著作，而且没有引起强烈的争论。由于泰罗所提出的“职能工长制”（这一观点后来并没有实施）与法约尔提出的管理工作14条原则中的第4条——统一指挥明显对立，使一些人认为法约尔与泰罗的理论是相互竞争和有明显差别的，但法约尔自己则一再强调他们两人的著作是相互补充的，因为他们都想努力通过不同的分析方法来改进管理工作。法约尔于1918年退休后至到去世一直担任由他创办的以推广法约尔主义为宗旨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在法约尔去世后不久同在法国推广泰罗主义的组织合并为法国组织全国委员会，从而使中的两大流派在法国合流。法约尔曾打算写一篇包括4个部分的论行政管理的论文，第1部分题为“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2部分题为“管理的原则与要素”，第3部分题为“个人观察与经验”，第4部分题为“战争的教训”。前两部分即后来发表的《》的全部内容，这是法约尔的主要代表著作；后两部分始终没有问世。在《》中，法约尔强调了管理的普遍性，即管理在所有机构（包括政治、宗教）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克服和管理只局限于工厂的狭隘的观点，把对管理的研究作为一个项目而独立出来。这在当时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在此书的第一章，法约尔论述了管理的定义。他认为，企业的全部活动可分为6组：⑴技术活动（生产、制造、加工）；⑵商业活动（购买、销售、交换）；⑶财务活动（筹集和最适当地利用资本）；⑷安全活动（保护财产和人员）；(5)会计活动（财产清点、资产负债表、成本、统计等）；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这6组活动中，法约尔主要集中研究了管理活动。
法约尔认为，企业经营的这6组活动，适应于企业里所有的职能人员。而职能特点，包括技术、商业、财务、安全和会计，是相应的下属人员应具备的主要能力（在工业中为技术能力，在商业中为商业能力，在财务中为财务能力，等等），而越到高层领导，管理能力所占比重越大；同时，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其领导人必要能力的构成也各有侧重，一般地说，小型工业企业领导人侧重于技术能力，中等企业的领导人对这两种能力的构成大致相等，大型企业管理能力居主导地位，而商业和财务能力对于中小企业领导人比对企业中的中下层工作人员起的作用更多。著作在法约尔提出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能力的同时，还提出了管理人员个人素质的问题。他认为，技术能力、商业能力、财务能力和管理能力等都以几方面的素质与知识为基础：⑴身体——健康、体力旺盛、敏捷；⑵智力——理解和学习能力、判断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⑶道德——有毅力、坚强、勇于负责任、有首创精神、忠诚、有自知之明、自尊；⑷一般文化—具有不限于从事职能工作范围的各方面知识；⑹经验——从业务实践中获得知识，这是人们从自己的行为中汲取教训的记忆。与泰罗否认专业管理训练对培养管理人员的作用即认为管理人才是“天生”的观点明显不同，法约尔强调管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鉴于当时学校 中并不开设管理方面课程的情况，法约尔呼吁管理教育应该普及：
在小学里是初级的，在中学里稍广泛一些，在大学应是很发展的。而管理教育的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形成一种管理理论，因为没有管理理论，又没有方法，许多管理人员将永远是一个“初学者”，只能去墨守以往技术、商业等方面的成规。法约尔还认为，管理教育不是为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好的管理者，如同技术教育不是为了把所有的学生培养成优秀的技术人员一样，只是要求起到象技术教育那样的作用，即引导青年人理解并运用他们的经验教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需要管理的知识。
法约尔担当起创立管理理论的重任。他提出了他的理论依据：⑴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⑵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⑶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法约尔创立的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对管理的原则和管理的要素的论述。这是一项属于自然规律方面的原则，其目的是用同样的努力生产得更多更好。劳动分工可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准确性，从而提高效率；劳动分工不仅限于技术工作，也适用于管理和其他工作——这是一个与泰罗相同的观点，其结果是职能的专业化和权力的分散；没有学者和艺术家的专业化工作，社会进步的可能性也可能想象。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有权力行使就有责任。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一般来说，人们象追求权力一样害怕承担责任。但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具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并使他周围的人也随之具有这种勇气。
法约尔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的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这是企业和其下属人员之间通过协定而达成一致的服从、勤勉、积极、举止和尊敬的表示，它是以尊重而不是以恐惧为基础的。没有纪律，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兴旺繁荣，而纪律的状况则主要取决于其领导的道德状况。维护纪律不排除对违反共同协定即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惩罚，包括指责、警告、罚款、停职、降级或开除。高层领导和下属人员一样，必须接受纪律的约束。制定和维持纪律最有效的办法是：⑴各极好的领导；⑵尽可能明确而又公平的协定；⑶合理执行惩罚。无论对哪一种工作来说，人下下属人员只应接受一个领导人的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适应双重指挥的社会组织。双重指挥经常是冲突的根源。人类社会和动物机体一样，如果一个人身体有两个脑袋，就是个怪物，就难以生存。因此，对于力求达到同一目的的全部活动，只能有一个领导人和一项计划。“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是两个概念。人们通过建立完善的组织来实现一个社会团体的统一领导，而统一指挥取决于人员如何发挥作用。在一个企业中，个人或一些人的利益不能置于企业利益之上，一个家庭的利益应先于一个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应高于一个公民或一些公民的利益。因此，必须对无知、贪婪、自私、懒惰、懦弱和一切把个人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的行为进行持久的斗争。人员的报酬是其服务的价格，应该合理，并尽量使企业和所属人员都满意。工人的报酬方式有按劳动日付酬、按工作任务付酬和计件付酬三种，其方法还包括奖金、分红、实物补助和精神奖励。付酬的方式取决于多种因素，其目的只有一个，即改善所属人员的作用和命运，鼓励各极人员的劳动热情。集中也是一种必然规律的现象。在动物机体或社会组织中，感觉集中于大脑或领导部门，从大脑或领导部门发出命令，使组织的各部分运动。集中化管理作为一种制度，本身无所谓好坏，也不为领导人的主随意性所任意取舍。需要根据企业的情况，决定集中化的最适程度。权力集中与分散的措施本身可以经常变化，所有提高下属作用的作法都是分散，降低这种作用的作法则是集中。实行集中化的最终目的是尽可能地使用所有人员的才干。即从最高权力机构直至低层管理人员的领导系列。它显示出企业内信息传递的路线在一个等级制度表现为G—A—Q双梯形式的企业里，假设要使F与P发生联系。按常规，需先从F到A，再下到P，这之间每一级都需停顿；然后，顺着原路，一级级返回出发点。如果通过F—P“天桥”（跳板）直接从F到P，那就简单、迅速和可靠多了。如果F的领导E和P的领导O允许他们各自的下属直接联系，等级原则就得到了捍卫。法约尔认为，各级人员都应养成使用这种最短通路的习惯。后来人们称这种方式为“法约尔跳板”。即每个人都有一个位子，每个人都在他的位置上。而每个位子都是事先选择好的。这一条原则还应用于物品和场地方面。它是由善意和公正产生的。企业领导应努力使公平感深入人心。不稳定往往是企业不景气的原因与结果，所以，要努力保持企业领导人和其他人员的相对稳定性，合理补充人力资源，掌握好人员稳定的尺度。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力的刺激物之一。除了领导的首创性外，还要加上全体人员的首创性，并在必要时去补充前者，应尽可能地鼓励和发展这种能力。一个能发挥下属人员首创精神的领导要比一个不能这样做的领导高明得多。全体人员的和谐与团结是一个企业的巨大的力量。为维护团结，法约尔特别强调了要注意的一个原则和需避免的两个危险。一个原则即统一指挥的原则；两个危险即：⑴对格言断章取义、各取所需，⑵滥用书面联系。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他对这5个要素进行了分析。
⒈计划。法约尔在这里是把计划和预见作为一个相同的概念提出的，而预见即表示对未来的估计，也表示为未来做准备，它是以、所经营业务的性质和未来的趋势为其根据的。法约尔认为，一个好的行动计划应具备以下特征：⑴统一性，即一次只能执行一个计划，但一个计划可以分为总计划和部门的专业计划，作为一个整体相互结合、联系。⑵连续性，即应该使第二个计划不间隔地接上第一个，第三个接上第二个，持续不断。⑶灵活性，即计划应能够顺应人们的认识的发展而适当调整，但这并不影响计划总是人们服从的法规。⑷精确性，即根据预测，尽可能使计划适应未来发展的需求；在近期计划中要求有较高的精确度，而长期计划则采取简单的一般方法——制定长期计划是法约尔对管理思想作出的一个杰出贡献。法约尔认为制定一个好的行动计划要求有一个精明的、有经验的领导，他必须具有管理人的艺术、积极性、勇气、专业能力、处理事务的一般知识和领导人员本身的稳定性，缺乏计划或一个不好的计划是人员没有能力的标志。计划即预见是管理的首要因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且是一切组织活动的基础。
⒉组织。组织可分为物质组织与社会组织，法约尔所论及的仅只是社会组织，即为企业的经营提供所有必要的原料、设备、资金、人员。组织所应完成的管理任务有：⑴检查计划制定情况和执行情况；⑵注意组织活动是否与企业目标、资源和需要相适应；⑶建立一元化的、有能力的、有效的领导；⑷配合行动，协调力量；⑸作出清楚、明确、准确的决策；⑹有效地配备和安排人员；⑺明确职责；⑻鼓励首创精神与责任感；⑼建立合理的报酬方式；⑽建立惩罚制度；⑾使大家遵守纪律⑿使个人利益服从企业利益；⒀特别注意指挥的统一；⒁维护物品与社会秩序；⒂进行全面控制；⒃与规章过多、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作斗争。为缩小管理的跨度，法约尔提出的他的等级毓原则，即以生产第一线的监工管理15名工人，监工以上各级均为4比1的比数为基础建立等级系列，这样，人的组织只要求设12个管理层。法约尔特别强调了对企业人员的培养，并强调教育在培养企业人员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学校的课程不适于管理实际的需要，特别是在招考竞争中太偏重于数学了，他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董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所以，“反时间都用于学习过多的是是一种错误”。他告诫青年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要研究人，研究他们的行为、性格、能力、工作甚至个人兴趣爱好。
⒊指挥。指挥即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是一种以某些个人品质和对管理的一般原则的了解为基础的艺术。担任指挥工作的领导应该做到：⑴对职工有深入的了解；⑵淘汰没有工作能力的人；⑶对企业和职工之间的协定很了解；⑷作出榜样；⑸对组织要定期检查，并使用概括的图表来促进这项工作；⑹召开召开讨论统一指挥和集中努力时要让主要助手参加；⑺不要陷入琐碎事务；⑻力争使成员团结、主动、积极和忠诚。
⒋协调。这指企业的一切工作都要和谐地配合，以便于企业经营的顺利进行，并有利于企业取得成功，使各职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物资设备机构之间保持一定比例，在工作中做到先后有序，有条不紊。在法约尔看来，协调是一种平衡行动，使支出和收入相等，使设备适合于实现生产目标的需要，以及确保销售和生产之间的协调一致。组织工作和计划工作通过规定任务、制定时间表以及实行等方法，来推进协调工作。他认为，领导部门的每周例会是协调工作的最好这一，而在各次会议间隔的时间里，为了促进协调以及照管远离中心领导机构的单位，可以使用联络人员——一般由参谋人员承担，但联络人员不能代替首脑人员承担的直接责任。
⒌控制。控制就是要证实一下各项工作是否都与已定计划相符合，是否与下达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加以纠正并避免重犯。对物、对人、对行动都可以进行控制。控制涉及企业的一切方面，包括商业方面、技术方面、财政方面、安全方面和会计方面。当太多、太复杂、涉及面太大时，就应作为一项独立的工作来，设立专门的检查员或监督员。在控制中，一个要避免的危险是对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这种越权行为会造成最可怕的双重领导：一方面是不负责任的控制人员，他们有时在很大范围内造成有害影响；一方面是被控制的业务部门，他们没有权利采取自卫措施来反对这种控制。一切都应是公正的，控制这一要素在执行时也需要有持久的专心工作精神和较高的艺术，最好要做到不管对什么工作都能够回答以下问题：“怎样进行呢？”
因为法约尔的14条原则和5要素在中已作为普遍遵循的准则因而常被看成是极为一般的东西。其实，正因为这一“普遍性”才使他的理论成为管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泰罗注重“哲学”和方法，法约尔注重“原则”和要素，他们的思想共同构成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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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这部最早的系统性书目，是撰写的，简称《汉志》。属于史志书目。《汉书》之一，该书是作者根据《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另析“辑略”形成总序置于志首，叙述了先秦学术思想源流。其中删兵书十家，增《七略》完成后，、扬雄、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创作年代特&&&&点根据《七略》改编而成
中国最早的史志目录，《汉书》十志之一。东汉班固在撰时，为纪西汉一代藏书之盛，根据《七略》改编而成。分六艺、诸子、、、、方技6略，共收书38种，596家，13269卷。
班固自称对“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成《汉书·艺文志》。具体做法是：①保留《七略》的6略38种的分类体系。②新增入 《七略》 完成以后刘向、扬雄、杜林三家在西汉末年所完成的著作。③对《七略》所著录的图书基本上按照原来的情况保存下来，但对著录重复和分类不妥的地方加以适当的合并或改移，例如凡从某类提出的图书在总数下注明“出”若干家、若干篇；凡由于重复而省去的图书都注明“省”若干家、若干篇；凡增入或移入的图书都注明“入”若干家、若干篇。④将《七略》中“辑略”的内容散附在 6略和“诗赋略”除外的各种之后；⑤删简《七略》中各书的提要，必要时节取为注释（见《别录》、《七略》）。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汉以后史书多仿其例而编有艺文志或经籍志。由于《七略》已佚，《汉书·艺文志》便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宋代撰有《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清代撰有《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和《汉书艺文志条理》8卷。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文章，以愚黔首。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求于天下。诏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歆卒。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传周氏二篇。服氏二篇。杨氏二篇。蔡公二篇。韩氏二篇。王氏二篇。丁氏八篇。古五字十八篇。训二篇。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孟氏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以下诸书不记其各家篇目）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独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氏，立于学官。古文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孝经凡数十篇，皆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施行者费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上采殷，下取鲁，凡，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所传，而献王好之，未得立。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传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礼而致于天子之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献其书，乃大宗伯之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传之，以授常山。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姲以益微。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之国，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而作传，明夫子不以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口说流行，故有、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丞相、鲁扶卿、前将军、安昌侯，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孝经者，孔子为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汉兴，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试之，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也。古制，书必，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渐不正。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也。汉兴，闾里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武帝时作，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作，成帝时将作大匠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苍颉多古字，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为作训故，并列焉。六艺之文：乐以，仁之表也；诗以，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也。至于，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逃难；，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白首而后能言；，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于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之患。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阴阳家者流，盖出于之官，，历象日月星辰，，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鈲析乱而已。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而弃其信。杂家者流，盖出于。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而无所归心。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之议也。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既微，诸侯力政，世主，，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也。仁之与义，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合其要归，亦六经之。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则可以通之略矣。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离谗忧国，皆作以风，咸有古诗之义。其后、，汉兴、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讴；之风，皆感于，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形势者，雷动，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阴阳者，顺时而发，推,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
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捃摭遗逸，纪奏，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为四种。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观景以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听也，以不能由之臣，谏不能由之王，此所以两有患也。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 ，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恶之患，，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渐以相乱。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著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解于，而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诗以为刺。
杂占者，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易曰：“占事知来。”众占非一，而梦为大，故周有其官。而诗载（熊的一种）虺蛇众鱼之梦，着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盖参卜筮。春秋之说言夭也，曰：“人之所忌，其以取之，言夭由人兴也。人失常则言夭兴，人无衅焉，言夭不自作。”故曰：“德胜不祥，义厌不惠。”桑谷共生，大戊以兴；鸲雉登鼎，武丁为宗。然惑者不稽诸躬，而忌言夭之见，是以诗刺“召彼，讯之占梦”，伤其舍本而忧末，不能胜凶咎也。
者，大举之势以立城郭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数术者，皆明堂义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榇慎，郑有神灶，晋有，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为六种。医经者，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
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而陨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于胸中。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后世有述焉，吾不为之矣。”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俞拊，中世有、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自从孔子死后精要微妙之言也就中断了，七十弟子死后，经典要义的解释也就出现了分歧。所以解释《春秋》分为《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解《诗》的分为《毛诗》、《齐诗》、《鲁诗》、《韩诗》四家，解《易》也分为好几家。战国时合纵联横，真伪争论不休，诸子的学说纷纷混乱不清。到了秦始皇对这种状况感到害怕时，他们便烧毁文章，以愚弄百姓。汉朝建立后，革除秦朝的弊端，大规模征收书籍文章，广开献书的门路。到孝武帝时代为止，书籍残缺，竹简脱落，礼节遭到破坏，乐礼被摧毁。皇上喟然而叹道：“朕很悲哀这些事!”于是建立藏书的简策，设置了抄书的官员，一直到诸子传说，都充实到秘府。到成帝的时候，由于书籍散失的特别厉害，就派谒者陈农向天下征求分散的书籍。命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占卜的书，侍医李柱国校医药之书。每校完一部书，刘向就整理编目，概括其大意，录下来把它上奏给皇帝。当刘向死后，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完成父亲的事业。刘歆于是总结所有书籍而把《七略》上奏给皇帝，所以就有了《辑略》，有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现在删去多余部分，只留下主要的。以使所收书篇更完备。
《易》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彩和土地的适应性，近的就取自自己的身体，远的就取之于万物，于是创造Jk~l-，以通达神明的德性，以模仿万物的性情。”到了殷、周之际，纣王身居帝位，违背天意，摧残万物，文王作为诸侯顺天命而行天道，天人的预测可以得到并且能显现，于是重叠《易》的六爻，作了上下篇。孔子作了《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类共十篇。所以说《易》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代圣人，经历了上、中、下三个远古时代。到秦始皇烧书时，《易》因为是讲卜筮的事情的，传授的人没有断绝。汉始皇建立后，田何传授《易》。到了宣帝、元帝之时，有施、孟、梁丘、京氏传授《易》学的被列入官府传授之学，而民间有费直、高相两家的学说。刘向以宫中的《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有的地方脱漏“无咎”、“悔亡”，祇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
《易》上说：“黄河中的龙马驮河图而出，洛水中的神龟背载赤文绿字而出，伏羲和大禹依照图文分别画出八卦图。”所以《尚书》的起源很久远了，到孔子时就加以撰修，上起于尧，下止于秦，共一百篇，并为它作序，说明他写作的意图。秦始皇焚书禁学，济南的伏生独自把它们藏在墙壁中。到了汉朝建立之时大都散失，只找到了二十九篇，用它们在齐、鲁间传教。到了孝宣帝时代，有《欧阳》、《大小夏侯氏》，被立在官府学宫。《古文尚书》被发现在孔子家的壁中。武帝末年，鲁共王拆毁孔子的住宅，打算扩大他的宫殿，却得到了《古文尚书》以及《礼记》、纶语》、《孝经》共几十篇，都是先秦时代的文字。共王进入孔子的住宅，听到演奏琴瑟钟磬的声音，于是感到害怕了，便停止毁房。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全部得到这些书，比原先的二十九篇，多出了十六篇。孔安国把它献给了皇上。这时逢巫蛊的事情，没有被学校列入。刘向用宫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的三家经文，其中《酒诰》脱落一简，《召诰》脱落两简。大致是一简有二十五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五个宇，简上是二十二字的，脱落的也是二十二个字，文字不同的有七百多字，脱落几十个字。《尚书》是古代帝王的号令，号令对于众人，所说的不能晓然明谕，就会使听的人和做的人不明了。古文宣扬的应接近雅正，所以理解了古今语言就可知道《尚书》的意义了。
《书》上说：“诗言志，歌咏言。”所以心中有哀乐之感，就会有歌咏之声。把它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把它用歌声表达出来就称为歌。所以古代有收集诗的官员，君王用它观察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自我加以稽考修正。孔子精选了周诗，上起殷朝，下到鲁国，共有三百零五篇，虽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还能保存下来，是因为它是讽诗并能背诵，不单靠文字流传。汉朝建立后，鲁申公为《诗》进行解释，齐国的辕固、燕国的韩生都为《诗》作解说。有的取自《春秋》，采用众人的杂论，都不是《诗》的本来意思。如不得已而要用《诗》，只有鲁《诗》最与《诗》本义相近。三家都被列于学校。又有毛公的学说，自称是子夏所传授的，而河间献王喜欢它．就没被列于学校。
《易》上说：“对于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区别，礼义有所规定。”但帝王的质朴和文采代代有增有减，到周朝时就规定得极为细致，每一件事都要有制度，所以说：“礼经有三百条，礼仪的细节有三千条。”等到周朝衰落后，诸侯超越礼法的限制，厌恶礼法不利于己，都把它们抛弃毁掉了。到孔子时就不完备了，到秦国时，就遭到更大的破坏。到了汉朝，鲁国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到孝宣帝时为止，后仓的最为明晰。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学生，三家都被列在学校。《礼古经》出现在鲁国的淹中和孔氏家中，同十七篇的文章相似，多出了三十九篇。至于《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上所见到的，大多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制度，虽然不能详备，彳日仍比后仓等人推论《士礼》而向天子陈说的学说多。
《易》上说：“前代帝王制作音乐崇尚道德，隆重地进献祭品上帝，供奉祖先。”所以从黄帝以下到三代，乐曲都各自有名称。孔子说：“安定国家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改变风俗，没有比乐更好的。”礼和乐相辅相成。周朝衰落后，礼和乐都被破坏了，音乐之理尤其精妙，因为它的节奏在音律，又加上被郑、卫之音所扰乱，所以没有遗传下来的规则。汉朝建立后，制氏认为雅乐声律，世代都在乐官，颇能记忆一些音乐的铿锵鼓舞的音节，但不能说出它的含义。六国的君主中，魏文侯最崇尚古乐，孝文帝的时候得到他的乐人宝公，献上他的书，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武帝的时候，河间献王喜欢儒术，同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和诸子学说中论说音乐的部分，撰写成《乐记》，献上八佾之舞，同制氏相差不远。内史丞王定传授《乐记》，把它授给常山的王禹。王禹在成帝时任谒者官，几次论说它的意义，献上二十四卷的记载。刘向校书，得到二十三篇的《乐记》，同王禹的不同，这方面的学问越来越衰亡了。
古代帝王世代都有史官，君王的举动一定加以记录，其目的是以此使君主言行谨慎，其言行可为民之法则。左侧史官记其言，右侧史官记其行，行动记下来就是《春秋》，语言记下来就是《尚书》，帝王没有不跟这相同的。周室衰败后，书籍破残损缺，仲尼想保存前代圣人的业绩，就说：“夏礼我能说出来，但杞国的就不能全面验证了；殷礼我能说一说，但宋国的就不能全面考证了凸这是文献不够的缘故，文献足够的话，我就能加以考证了。”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节文采都完备，史官有法度，所以让左丘明观看了他们历史的记载，根据所行的事情，依照人道，用成就来建立功赏，根据失败来加以责罚，藉日月来确定节气的时间，藉诸侯朝见天子来端正礼乐。有所隐讳贬损的事情，不能见之于书籍，就用口传授给弟子，弟子回去后所说的就互不相同了。左丘明怕他的弟子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以致失去真意，所以研究本来的事实而加以解释，昌明孔于是不用空言来解说经文的、，《春秋》所贬损的当代君臣，有权威势力，他们的事情就写进了解释中，因此这本书就被隐藏起来了，没有宣扬，用来避免遭到当时的灾难。等到末世人们口头传说流行开来，便有《公羊》、《谷梁》、《邹》、《夹》的传。这四家之中，《公羊传》、《谷梁传》两家被列在皇家学校讲解，邹氏没有老师，夹氏没有书。
《论语》这部书，是记载孔子回答其弟子及时人提问，以及其门徒相互问答的一部书。当时弟子对于孔子的言行各自有所记录。孔子卒后，门人相互收集并记下来，所以称为《论语》。汉朝建立后，有《齐论语》和《鲁论语》两家。传授《齐论语》的，有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等人，只有王阳是名家。传授《鲁论语》的，有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都是名家。张氏在最后，因而流行于世。
《孝经》是孔子对曾子讲解孝道的著作。孝道，是天经地义之事，是人人应尽之事。从大的方面来说，所以叫《孝经》。在汉朝，有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授《孝经》，各成一家之言。各家经文都相同，只有孔氏壁中的古文不同。“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这两句各家的说法都不合适，古文的字和断句都不同。
《易》上说：“上古时代用结绳的办法记事，后代圣人改用文字记事，百官用来治事，万民用来辨别事物，这都是取之于《易经》中六十四卦中的《夬》卦。”“夬，用于王庭决断事物”，是说它能宣扬在君王的朝廷，用处最大．古代的人八岁进入小学，所以《周官》的保氏掌管着教养国君主子的事，教给他们六书，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它们是造字的根本所在。汉朝建立后，萧何创造了律令，也写了这样的条文，说：“太史考试学童，能够背诵九千字以上书的人，纔能当史。再用六体来考试，成绩最好的任命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官民上书，字有不端正的，就要揭发举报。”六体，就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都是用来认识古今文字，摹刻印章，书写幡作为信物的。依据古代制度，书一定要同文字，不知道的暂时空缺，然后来求教年老者，到了衰落的时代，是非没有正确答案，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来造字。所以孔子说：“我还赶上了史书中的缺疑不写的地方，现在连缺疑不写的地方也没有了!”大概是对字渐渐不正确而感到悲哀。《史籀篇》，是周朝时的史官用来教学童的书，字与孔氏壁中的古文字体相异。《苍颉》七章，是秦朝丞相李斯所作的；《爰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文字大多取自《史籀篇》，但篆体又差别很大，造就是所谓的秦篆。这时候已开始创造隶书，起源于官府中诉讼案件很多，为了方便省事，这种简便的文字首先用于处理徒隶事务的公文。汉朝建立后，乡间的教师就合集成《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把六十字断为一章，共有五十五章，合并而成《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没有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都是《苍颉》中的正字。《凡将篇》则有很大的出入。到元始年中，征召天下懂得文字的人以百计，各命他们在朝廷中记字。扬雄选取其中有用的来作《训纂篇》，顺着连接《苍颉篇》，又换了《苍颉篇》中重复的字，共成八十九章。臣又继承扬雄的作了十三章，共成一百零二章，没有重复的字，六艺和各书所记载的字大致都齐全了。《苍颉篇》中多古字，平庸的教师弄错了它的断句，宣帝时就征召齐国的能纠正断句的人，张敞去接受传授，传到他的外孙的儿子杜林时，他就作了解释，与《苍颉篇》并行。
六艺总共有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比《七略》增加了三家，有一百五十九篇；减去了重复的十一篇。
六艺的文章中：《乐》用来调节精神，是仁的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语，是义的运用。《礼》用来明确规矩，明确了就容易见得着，所以没有注释。《书》用来推广道德，是求知的方法。《春秋》用来判断处理问题，是信用的标志。这部书，体现仁、义、礼、智、信，相互补充，不可或缺，而《易》又为其本源。所以说“《易》的意义不知道，那么乾坤差不多就要停息了”，这是说同天地共始终的。至于五学，世代有变化，就像五行交替行事。古代的学者边耕种边修养，三年而通晓一艺，保留它的大致内容，研究经文罢了，因此所用的时候少而积累的德行就多。三十五岁经就通了。后代的经和传已经互相矛盾，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听多疑的含义，而追求用支离破碎的僻义去逃避别人的诘难，牵强附会，巧为立说，破坏文字的形体；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达到二三万言。后来的人相互攀比，所以幼童抱守一艺，到头发白后纔能讲说。安于他所学习的，诋毁他所没有见过的，最终自己欺骗了自己。这是学者的大患。总括六艺为九种。
儒家学派，其源头来自掌管教化的司徒，其宗旨是辅助君主顺应阴阳提倡教化。它研习六经，专心于仁义之间，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来显示他们言辞的分量，其道最为高深。孔子说：“如果要对人有所赞誉，就要对他有所考察。”唐、虞的鼎盛，殷周的兴旺，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不甚明智者已经不知其精妙细微之处，而偏邪的人又随着时代进退，违背偏离道的根本，只是用来博取众人的尊敬．后来的人以他们为榜样，因此《五经》互相矛盾，儒家学说渐渐衰微，这就是见闻寡陋的儒生的弊端。
道家学派，应当是由史官演化而来，道家著作记载历代成败存亡祸福之道，但能秉要执本，清净虚无以保持自我节操，谦卑柔弱以保护自我，这是君王统治之术。与尧的自我约束谦让，《易》的含恨隐忍相合，能一谦而得到天益、地益、神益、人益，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荡的人来修道，就想全部抛弃礼仪，并放弃仁义，说只要清净虚无就可以太平。
阴阳家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敬顺上天，观测推算曰月星辰的运行，谨慎地告诉给人民以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泥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掣，拘泥于小的技能，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学派，起源于法官，主张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以刑法辅佐礼制。《易》上说“前代君王以严明的刑罚来整顿法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刻薄的人来施行，就不要教化，放弃仁爱，只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太平，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
名家学派，出于司礼之官。古时名号地位不同，所行的礼节也就异等。孔子说：“一定要端正名分！名分不端正，则所说的话就不顺当；所说的话不顺当，则所做的事就不成功了。”这就是他们的长处。等到喜欢攻击别人隐私的人来施行，也就只会卖弄一些屈曲破碎、支离错杂的言辞罢了。
墨家学说，起源于看守宗庙之官。这种人住在以柞木作椽子的茅草屋，因而崇尚俭朴；赡养三老五更，因此他们博爱；挑选士于举行大射礼，因此他们尊重贤能的人；祭祀祖宗，尊敬父辈，因此他们迷信鬼神；顺应四季而行，因此他们不信命运；以孝来昭示天下，因此他们对他人则求其同。这是他们的长处。可是愚者对此，就会因节俭的利益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但不知道分别亲疏。
纵横家学派，当出自接待贵客之官。孔子说：“背诵了《诗》三百首，出使四方，不能随机应对，即使背诵的《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又说：“使者啊，使者!”是说使者应当权衡事情，见机行事，接受使命但不接受言辞，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邪恶的人来加以从事，就会重在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
杂家学派，当出于议事之官。兼有儒家、墨家，融合了名、法，懂得国家体制有这些家和派，预见治国没有不贯通，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放纵的人来参与，就会漫无边际而无所依托。
农家学派，当起源于主管农业之官。播种百谷，致力耕作和蚕桑，以求丰富衣和食，所以八政中一是食，二是货。孔子说“所重视的是百姓的食物”，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鄙陋的人来主办此事，认为不用事奉圣王，想让君臣一同耕作，打乱了上下等级的秩序。
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制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向深远处发展，恐怕就会拘泥，因此君子不干。”但也没有消灭。民间有小智慧的人来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
诸子之作一共有一百八十九种，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减去了蹴鞠一家，共二十五篇。
诸子十家，其中可观的只有九家罢了。都兴起在王道衰微，诸侯主持政治的时候，当世君主，好恶相当悬殊，因这九个学派群起并立，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崇尚他们好的一面，以用来游说各国君主，希望取得诸侯王支持。这些学说虽然有差别，就像水火一样，相减也能相生。仁与义，敬与和，相反也都能相互补充促进。《易》上说：“天下归宿相同而道路各异，思想一致但思考不同。”现在不同学派各自推崇自己的长处，深究事物的始末，以懂得它的要旨，即使有弊端，综合他们的要领，也是《六经》的支和流的关系。假使这个人遇到明王圣主，得到他的公正对待，就都能成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之才。仲尼曾说：“礼制失去了就向民间寻求。”现在距离圣王久远，道德缺乏，没有地方再去寻求，这九家，不就比民间学说有所超越吗?如果能学习六艺学术，再钻研这九家的言论，扬长避短，就可以通晓各方的谋略了。
古书上说：“不能歌唱而只朗诵就叫做赋，爬到高处能作赋可以当大夫。”是说能够触景生情发为文辞，才智出众可与共商大事者为大夫。古时候诸侯卿大夫同邻国交涉谈判，用精微的言语来相互交谈，在宾主相见的外交场合，一定要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不外乎以此来判别贤能和不肖并观察对方的盛衰。所以孔子说“不学习《诗》，就没有话可说”。春秋后，周朝王道逐渐被破坏，诸侯之间通问修好时歌咏不再出现在各国，学《诗》的人隐逸在民间，贤能失志的人就去创作赋了。大儒孙卿和楚国的大臣屈原遭到谗言而为国担忧，就都创作赋来进行讽谏，都有古诗哀伤的意味。这之后有宋玉、唐勒，汉朝涌现出枚乘、司马相如，一直到扬子云，争着写出华丽繁冗的文辞，淹没了讽劝的意义。因此扬子云对此彳良悔恨，说：“诗人的赋华丽有原则，辞人的赋华丽无度。就像孔氏的门人使用赋一样，就有贾谊登堂，相如入室了，如果他们不用赋又怎样呢!”从孝武帝设立乐府并采集歌谣后，于是有代国、趟国的歌曲，秦国、楚国的风格，都是对于事物有哀乐之感，因事而作，可以藉此以观察风俗，知道政治的得失。
兵技巧家，主张练习手足的灵活，使用器械则得心应手，熟用弓弩，以求攻守之胜。
总计兵书共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有四十三卷图。减去了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复的，加入了《蹴鞠》一家二十五篇，把《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放入到礼中。
兵家学派起源于古代司马之官，是王官的军备。《洪范》八种政事中，第八是军事。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要有丰富的粮食和充足的军队”，“因为不教育老百姓懂得作战，就等于抛弃了他们”，这是表明军队的重要性。《易》说“古代的人用弦木制造为弓，把木削为箭，弓箭的锐利，可以威行天下”，它的用处很大。后代销金为刀，割掉皮革作为钟甲，器械很完备。到了汤武承受天命，用军队战胜动乱而帮助百姓，用仁义来感动他们，用礼让来行动，《司马法》是他们遗留下来的事情。从春秋到战国，出奇招设伏兵，变化狡诈的战争时常发生。汉朝建立后，张良，韩信编排兵法，共有一百八十二家，删去没用的，选取重要可用的，确定了三十五家。吕姓专权后就盗取了它。武帝的时候，军政杨仆拾取遗文散籍，记录下来上奏兵录给皇上，仍没有全面。到了孝帝、成帝时，命任宏评议编次兵书为四种。
天文学家排列二十八宿的顺序，推算金木水火土五星和日月，用来记录吉凶的征象，圣王用来作为政治的参考的。《易》上说：“观察Et月星辰在宇宙间分布运行的现象，来考察时世的变化。”然而星事凶险，不是精细之人不能加以运用。观察景象来责问形体，不是英明的君王也不能归顺听命。用不能运用星事的大臣，来规劝不能接纳的君王，这就是两边都有危害的缘故。
历谱是排列四季曰行之方法，确定春秋、秋分、夏至和冬至的节气，推合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的时辰，以考察寒暑杀生的实际情况的。所以圣王一定要端正推算节气的度，以确定三统服色的制度，又以探索五星曰月交会的时间。凶险的忧患，吉祥的喜悦，它们的方术都由这里产生。这是圣人知晓天命的方法，不是天下最高才能的人，谁能够参预这件事!道德败坏后，担心历谱出于小人而强自想知道天道的人，破坏大的用来作为小的，削减远的
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仁、义、礼、智、信五常的外在形气。《尚书》上说“初一叫五行，初二叫羞用五事”，是说进用五事来顺应五行。貌、言、视、听、思中心失去了，金、木、水、火、土的次序就混乱，五星的变化就开始发作，这些都是出于律历的数而分化为一部分。它的方法也是起源于五德终始，推演它到极致就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而小数家因此以它作为吉凶的象征，流行在世间，逐渐变得混乱。
蓍龟是圣人用来占卜吉凶的。《尚书》上说：“你如果有很大的疑问，就用卜筮来决定。”《周易》上说：“确定天下的吉凶，促使天下的兴旺发达，没有比蓍龟更好的了。”“因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就用他的言语来询问《易》，《易》很快就会告诉他吉凶，不分远近幽深，便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除了天下最精诚的人，还有谁能成为这样呢!”等到到了衰落的时代，对于斋戒就懈怠了，屡次使用卜筮，神明就不再显灵了。所以卜筮时轻慢，神灵就不会加以预告，《易》把这作为忌讳；龟神感到厌烦了就不会显灵，《诗》以此作为警戒。
杂占是记录各种事物的表象，观测好坏的征兆的。《周易》上说：“占卜可以知道将来。”各人所占的都不一致，就以梦为准，所以周朝设有这占卜之官。《诗经》上所记载的熊罴虺蛇众鱼旟旗的梦，写明是大人的占卜，用来考察吉凶，大致参照卜筮。《春秋》解说妖说：“人们所忌讳的东西，它的气焰招来灾害，妖是由人兴起的。人失去常态那么妖孽就兴起，人没有空隙可钻，妖孽不会自行产生．”所以说：“道德太胜就不吉祥，仁义太繁琐就不顺。”桑和谷一同生长，大戊因此兴盛；鸲和雉跳到鼎上，武丁就成为宗主。但迷惑的人不从自身加以考察而忌讳妖孽的出现，因此《诗》上讽刺说“召来他们的老人，询问占梦的吉凶”，对他们舍本忧末，不能战胜灾祸感到痛心。
形法家研究相地、相宅、相人之法术，其大者可以相九州岛之地势以建立城郭屋舍，又可相人及六畜之骨法，以及器物之形状以求其吉凶贵贱的。就像律管有长短，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样，这不是有鬼神，而是数的自然体现。但形和气首尾相连贯，也有有形但没有气，有气没有形的，造就是精妙细微的独特之处．
总计数术类著作共有一百九十种，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数术家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之类的法术，都是掌握祭祀天地、宗庙记录史事和占卜的官职。史官被废很久了，有关数术的书已经很不完备，即使有书也没有能够通晓其事的人了。《周易》上说：“如果没有其人，道是不会徒然运行的。”春秋时鲁国有梓慎，郑国有裨灶，晋国有卜偃，宋国有子韦。六国时楚国有甘公，魏国有石申夫。汉朝有唐都，差不多粗略懂一点。大概是有原因就容易一些，没有原因就困难一点，所以依照旧书来编排数术为六种。
医学著作是探求人的血脉、经络和骨髓、阴阳、表里的，以此来找出百病的根源所在和死生的界限，使用时度量石针以及熟汤与烈火所产生的影响，再来调整百药相配所适宜的情况。等到达到调和状态，就像磁石取铁，用一物来役使另一物。笨拙的人失去了分寸，就把病愈的当作病重的，把要活的当作要死的。
古代医学的方剂是本着草和石的寒温性质，测量疾病的深浅，藉着药味的作用，顺应气感适宜，辨别五苦六辛，达到水火调融，以沟通闭塞解除症结，使它恢复到平衡。等到它失去平衡，用热更加热，用寒更加寒，使精气内部受到伤害，不显现在外，这是它惟一的过失。所以谚语说：“有病不治理好，经常生病就会成为医师。”
所谓神仙之术是追求人的长生不老而想超脱凡尘的。暂且用来净化安定心灵，视死生没有分界，没有惊惧在胸中。然而有的人专门来从事这些事，就会使荒诞不实怪异迂阔的文章日益增多，不是圣王所用来作为教化的东西。孔子说：“寻求事物的隐蔽之理和行为怪诞，后代将有所记载，我不干这样的事。”
方技类著作共三十六种，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都是安于生命自然的工具，是天子之宫的一个主持。太古时候有岐伯、俞拊，中世纪时有扁鹊、秦和，都是议论病理而涉及国家的治理，探求病症来知道政事。汉朝建立后有仓公．现在他的技巧方法模糊不清，所以评论他的书籍，编排方技为四种．
总计，六略共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比《七略》增加三种、五十篇，减少兵家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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