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鱼1:1:1是什么意思啊？_百度知道
金龙鱼1:1:1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上次去超市买金龙鱼油:1，看到上面的塑料纸上写着金龙鱼1:1
提问者采纳
您在烹饪的时候　　1∶1∶1比例是一种概念。
而是说，基本就达到1、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最好达到1∶1∶1的比例：1了。因为你炒菜的时候，肉类里面是有油脂的，倡导人们饮食结构中饱和脂肪酸。
其实他们配比1：1，并不是说自己的油里三种酸比例达到这样的标准，胆固醇等就属于这类物质。　　　　通常饱和脂肪酸在动物中含量超高。植物的不饱和脂肪酸和中度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1：1不是说的他们添加了动物油脂
提问者评价
其他类似问题
您可能关注的推广
金龙鱼的相关知识
按默认排序
其他3条回答
有经济就是3种油混在一起，广告说做过科学实验，对人身体好
是指油里面各种材料的一个比例。可以放心使用的意思。
它的配方的比例吧，应该是这样，不太确定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相关文章推荐:&&&&&&&&&&&&&&&&
/ 媒体帝王　
自愿出售时表示意见的投票权。这个人是他两个儿于、妻子和两个弟弟。审 判期间，纽豪斯的律师们从未解释一九五六年章程修改的理由，他们说不论 萨姆·纽豪斯奇妙地修改公司资金结构的用意何在，它将永远是个无法可解 的谜，答案已经随他一同人土了。　　但是对谢立德而言，章程的修改一点也不神秘，它再清楚不过。他解释 说，萨姆·纽豪斯是一个“奸商中的奸商”，他决心要使公司在自己死后， 完整地保留在子孙手中。　　一九五六年章程修改，虽然在字面上看，给予家中优惠股持有人，有自 愿出售的权利，但是优惠股的股价，被故意地定成一个很低的固定数字。所 以，事实上，在萨姆·纽豪斯有生之年，家人不可能想卖股权。而一旦老萨 姆去世，任何人若想拥有普通股以及它的投票权，则又必须获得优惠股持有 人一纽豪斯家人——的一致同意，否则无法完全掌控“前锋公司”。　　对谢立德和国税局而言，他们确认一九五六年章程修改乃是一项老谋深 算的诡计，设计得让外人以为——至少在逃避遗产税的目的上——优惠股持 有人和普通股持有人老萨姆，是地位平等的公司共同所有人。这项修订使士 毅和他弟弟得以据而声称，萨姆拥有的遗产比公司总共价值要低得多。　　谢立德律师坚持他的观点：“这项计划是使普通股和优惠股看来完全平 等，但事实绝非如此。”他说“前锋出版事业公司”全部的权力和金钱都是 萨姆·纽豪斯一人掌握，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但是在他死后，他的子孙却要 求政府相信他的公司是：经由集体决策过程而由家人们共同经营，不同股票 的所有权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谢立德整个研究了案情并且深入查阅有关文件 之后，这项障眼法没有影响他的立场。他多年之后在接受一项访问时，强调 纽豪斯公司章程似是而非故布疑阵，“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是一九五六 年或是其他任何一个日期，人们会得到这么一个矛盾的结论：萨姆从开始就 一人掌控公司，后来又忽然改变了做法，不再一人掌控了。”谢立德的任务是推翻纽豪斯的税务理论。尽管他如何洞悉内情、如何慷慨陈词，面对如此一件极端复杂的重大税案以及纽豪斯律师团锋锐的辩词， 政府方面似乎在资料上准备不足。这件案子之所以刚巧由谢立德代表国税局提起诉讼，原因起于国税局内部的一项办案规则。根据政府作业办法，因为纽豪斯死于佛罗里达州他的冬 季别墅，所以由国税局南区分局承办案件，虽然他成年之后绝大部分时间都 是纽约居民。他的遗产税是向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的国税局办事处申报 的。一九八三年末，案子分发给谢立德处理，他当时是在亚特兰大上班的特 别出庭律师。　　谢立德一九七○年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大 部分律师生涯都在国税局服务。先后己有十年之久，他历任不同的法律职位， 负责督导有关税务稽核与审查的法律技术问题。从一九八○年开始，他成了 国税局非常少数能在联邦税务法庭处理案件的专案律师之一。能够上达这个 法庭的案子，通常都是案情非常重大的，或是牵涉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公司欠 税案，焦点都在联邦税法的细密解释上。一九八八年尾本案开审时谢立德四 十六岁，他被授以全权处理。纽豪斯案件的成败，都由他一个人承担，不受 别人的干扰或节制。　　起初，谢立德不认为纽豪斯的案子非上法庭不可。从一九八二年起，以 及随后的两年之中，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和纽豪斯家人聘用的律师们会晤，　　希望能在庭外达成和解。以他独特的方式，谢立德表示愿意不伤颜面地解决 问题，纽豪斯律师团事后也都同意他的想法颇具君子风度，也很专业。纽豪 斯聘请的是华府专办与媒体有关税务案件的“道·罗恩斯·朗恩”（Dow Lohnes Long）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谢立德耐心地听取对方律师的说法，他们认为 国税局没有理由以蓄意欺诈而另加 50％的罚款。纽豪斯兄弟另外又聘请了一 位独立的财务分析专家以第三者的立场估算出遗产的总值。对方律师据此强 调说，国税局仅只根据不同的估算价值就课征罚金，过去从来没有如此法律 先例。　　谢立德同意他们的观念。事实上有关罚金的决定与他毫无相于，他接到 案子时罚金就已经在里面了。为了展现诚意，谢立德接受纽豪斯律师的意见， 同意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法庭宣示，免除三亿零四百万元罚款和利息。　　这是政府最后一次让步。谈判继续进行，而谢立德决定以后不再做任何 进一步的退让。　　对双方律师来说，剩下的问题只是环绕在萨姆·纽豪斯普通股在公开市 场上的价值，以及申报遗产税数额是否反应真正价值。纽豪斯律师团辩称， 普通股拥有的投票权根本不具特殊意义，因为优惠股持有人掌控了公司的关 键。他们声称，萨姆·纽豪斯的普通股和他家属持有的优惠股大体上是一样 的。他和持有优惠股的家属们同样地按比例分配股息，没有他们的同意，他 无法卖掉公司，任何有正常头脑的人，都不会未得优惠股持有人之事先同意， 而愿意购买萨姆·纽豪斯的普通股，所以，它的价值远比国税局估算的要低 得多。谢立德根本不接受这种说词。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双方都聘请专家加强各自的立场，希望说服对方妥协；但是谢立德反而愈益相信纽豪斯申报的税 额绝对不公平。萨姆·纽豪斯握有的普通股，并不反应他对公司全盘控制的 说法，看来是荒谬的。谢立德在法庭上他的开场声明中解释说，“在这里，‘控制’一词的涵义是普通股拥有整个投票权的控制。它意指对合并的控制，它意指对公司前途、命运，对收购，以及对公司整个生命源流的完全控制。” 要决定到底谁在负责，法官只需翻阅萨姆·纽豪斯生前自己亲口说过的 话。在留给他子孙的回忆录中，老纽豪斯形容自己的角色是一个做决定的人。 萨姆·纽豪斯写道：“作为一家之长——自我十三岁起就承担了这个地位——在做任何最后决定时，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假如纽豪斯兄弟敢掷骰子，愿意打这场官司，谢立德有信心赢得赌博。 如果想赢官司，士毅·纽豪斯和他弟弟就必须出庭接受讯问，他们得说服法 官：他们的父亲——白手起家创造了庞大家产的人——并不曾完全掌控一 切。谢立德认为他们绝对讲不出这种话。“请报姓名以便记录。”“小萨缨尔·I·纽豪斯（Samuel I Newhouse，Jr.）。” “你目前做什么工作？” “我是前锋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康德·纳斯特出版事业公司董事长，我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头衔。” 一九八九年一月一个阴沉的日子，士毅·纽豪斯，一个瘦小而又几乎完全不起眼的男子，坐在灰暗的证人席上，举右手宣誓一定会说真话。尽管他 面无表情地刻意掩饰，自他父亲去世十年之后，士毅·纽豪斯已经成为全美 国最有钱、最有势力的传媒巨子。“本庭讯与萨姆·纽豪斯先生的财产有关，请问你与他的关系？” “我是纽豪斯先生的长子，”他回答道，“我也是他财产的法定执行人。” 在华府联邦税务法庭的这次听证会上，士毅·纽豪斯的证词不仅只于保卫他父亲的遗产，也不仅只于说明如何累积如此庞大的媒体财产，并且还要 规避纳税。他的证词也需要说明他经营这份事业的动机、出发点，以及他的 家族王国如何能如此戏剧化地快速成长，在这个法庭上，他将被要求必须诚 实无欺地、一五一十道出家族事业的种种细节——除了家人之外，这是一个 高度禁忌的话题。关注此项隐私权，家族律师要求庭上存封记录，以免报业 大亨宣誓的证同曝光，流入新闻记者或是竞争对手的手中。威廉斯法官以必 须遵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理由，驳回辩方律师这项要求。　　纽豪斯告诉庭上，一九四八年他二十一岁时开始进人家庭事业中工作， 在《长岛新闻》编写讣闻。他自称以毛头小记者的身分，设法弄到邀请，每 周三次参加早晨九点钟他父亲和两位叔叔共同商讨决定公司大计的会议。当 时诺曼叔叔是《长岛新闻》的总编辑。　　在作证席上，士毅·纽豪斯把自己当年情况，说成是一个混身带劲目标 坚定的年轻人，这幅自述的形象与从四五十年代就认识他的印象实是大相径 庭。法官问道为什么从大学休学，士毅回答说，“我和弟弟每人都只念三年 大学，我们都没有耐心傻等拿雪城大学的学位，我们都急于赶快开始工作。” 唐纳德后来作证时表现得更加坦率，庭上问他大学主修什么，他干脆回答， “享受快乐时光。”问完士毅个人历史以后，纽豪斯的律师团开始为遗产税的辩护打点理论基础。他们将这个主要案子交由一位名叫阿尔伯特·杜库斯（Albert Turkus） 的律师处理。杜库斯出身哈佛大学法学院，曾经一度在“拉尔夫·纳德税务 改革研究所”（RalphNader’s Tax Reform ReserarchGroup）工作。根据社 库斯设计的“一致同意”理论，士毅·纽豪斯在作证时必须强调纽豪斯家族 事业是由成员们全体共同决策，老萨姆只是集体之中与众平等的一员。这段 说法，纽豪斯和他的律师群，事先已经反反复复演练得十分纯熟，来到庭上， 自然就表演得天衣无缝。杜库斯问道：“纽豪斯先生，令尊是否曾经有过向家族其他成员命令一项决定之事？” 这么直接的问法，倒是让纽豪斯听了几乎愣住。不过，他马上想起他该有的回答。　　“没有，事情是——我从来不记得他曾命令什么生意上的决定。那完全 不符合他的个性。他——我们事业的基础是共同管理，噢，那种一致同意的 观念，任何的——他从来不会命令一项决定。”　　这种说法会让很多曾经在萨姆·纽豪斯手下长时期工作的朋友听了大惊 失色。不过，在宣誓作证的情况下，他儿子对有关家族事业管理方式的说明 继续进行，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纽豪斯先生，请你告诉庭上，你什么时候获悉你是前锋出版事业公司 股权持有人？”士毅回答说：“当我第一次拿到股息支票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 “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不同类型股票之间有什么不同的权益？” “是的，我知道。”“请你向庭上说明一下，好吗？”　　“噢，我无法清楚说明是什么时候，不过，就在《时代》杂志开始就这 个问题做文章时，大家开始注意我们，在那些文章中提起股票的不同类别， 我才第一次知道——那是——那是股票之中有所区别。”　　这位年已六十一岁的传媒王国的嗣子，继续叙述他成长的故事，满头刚 硬的银灰头发似乎根根竖立。　　纽豪斯解释他在五十年代第一次拿到他的股息支票，那时他将近三十 岁，结了婚有孩子，已经在空军服役两年，参加过无数次家庭会议，家庭事 业中几乎每一件事都经过集体讨论才共同做出决定。不过，士毅在作证中说 溜了嘴，在家庭拥有的亿万美元事业中，到底谁拥有什么，他还得从《时代》 杂志的文章中才能略知一二。好在庭上似乎没注意这件事。　　士毅·纽豪斯声称他不记得，也没特别关注前锋公司不同类型股票有何 不同的说法，居然非常贴切地符合了他律师们的辩词理论。他的律师团辩称， 假若纽豪斯公司不同股票之间的差别不具特殊意义，那么萨姆·纽豪斯完全 掌控的普通股就不能依公司资产的全额缴纳遗产税。国税局固然认为这种法 律论点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但它似乎也是飘浮在法庭上的一个试探气球。　　“纽豪斯先生，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令尊去世的时候，你对前锋出 版事业公司的所有权问题有什么了解？”他的儿子说：“他不幸过世是我们的重大损失。他在公司的经营上，以及所有权问题上，都曾经是一个有力因素。他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剩 下四个——我们五个，新的情况是，我们有五个人共同拥有公司。父亲去世 当然情况不同了，不过，这是既成事实，我们五个人——。”他开始糊涂了，喃喃地语焉不详。杜库斯灵活地迅速打断他的话，“先生，对每一成员之间所有权的比较，你有什么了解？” 纽豪斯一脸茫然地盯着他的律师。“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想过每一个人的股份数字和他们所占所有权的百分比。以我所了解的程度，我好像心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和我们的工作全然无关，我们注意的是怎么把 事业经营好。”税务律师杜库斯决定，干脆单刀直人把问题引上正题。“纽豪斯先生，在那个时候，关于公司的股票，有些是所谓普通股，有些是所谓优惠股，你 觉得两者之间有不同意义吗？有什么不同意义呢？”“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意义。”纽豪斯回答。杜库斯就投票权问题又问同样的话。 纽豪斯再一次表示：“在有关公司的所有权上，在有关公司的营运上，我不觉得有任何不同之处。” 回忆父亲的风格，士毅·纽豪斯指出，父亲绝非出版界几十年来一致公认的那种一呼百应、一言九鼎的霸道人物。他说，无论是否把赚来的钱投人 事业，或者如何发放股息，或者做任何家族事业的决定，萨姆·纽豪斯从来 不是狮子，而是一头乖顺的羔羊。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上毅·纽豪斯作证说，“他——在这件事和所 有任何其他事情上，他是集体讨论的一部分。”　　对以后几乎任何一个有关家族事业的问题，纽豪斯都成竹在胸般地有他 预存的标准答案，可是当他垂头坐在证人席位上，样子就显得很不相衬，就 像一个不心甘情愿的人被逼着做预演，让其他人觉得被耍得昏天黑地。纽豪斯在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时说：“我们没想过股票。我们从来没想过公司的合法性，以及公司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那么样的一起工作，家庭事业 嘛，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当时的确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而我一直也认 为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家人之中有什么不平等。”　　国税局的律师给搞得垂头丧气。谢立德和他的助理霍华德·列文（Howard Levine）在交叉质询时，似乎从来没有威胁到纽豪斯振振有词一以贯之的说 法。总而言之，难道这么一位对所有经营细节都关注备至的发行人，会不了 解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性质吗？问题的本质并未得到解答。在整个听证会 上，仍是一团未解之谜。　　列文提出问题：“请你告诉庭上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你的财产净 值。”纽豪斯的律师在回答之前立刻提出反对。　　杜库斯反驳说，“法官先生，反对。”杜库斯趁胜追击，他辩称纽豪斯 无法说出自己的净值。“要求他说出自己的净值，需要他提出他并不专长的 专家证词，所以——。”　　这有点太过分了，连威廉斯法官都觉得受不了，他已经偏向于纽豪斯的 说词。他不接受列文的这种问法。　　法官说：“我想可能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净值，就像他们能说出他们所 拥有的财产价值一样。可是我不认为这种事还要再找专家来作证。”双方继续针锋相对地辩驳，最后成廉斯法官宣布退庭午餐。听证会重新开始，纽豪斯再次面临许多有关他由前锋出版公司支领薪水的细节。文件中 显示，当萨姆生病不能视事时，包括士毅在内的其他家人，立即因为工作负 荷加重而提高薪资。一九七八年，士毅·纽豪斯年薪二十三万九千五百元， 第二年父亲过世，年薪升到四十万七千八百五十九元。列文律师最后问他：“好吧，请你告诉庭上你的薪水为什么大幅增加？”　　士毅·纽豪斯答复说：“一九七九年父亲开始不那么活跃，当然，中风 之后就完全动不了啦，最后，他终于过世。你注意到所有的薪水上升，我认 为我们这批家属体认到我们必须一起分担他留下的责任，由于责任加重，所 以薪水跟着增加，这是理所当然。”列文跟着又问：“在令尊去世时，他被公认为媒体财产最内行的估价专家之一，这事对吗？” 杜库斯立即提出异议：“反对，庭上。他是指一般社会大众都这么认为？或者是引述某个特定消息来源？他怎么会假设证人知道——。”　　威廉斯法官点头表示同意：“列文先生，我想你应该说得更具体一点。 是一般社会大众？还是其他媒体老板们认为？”列文回答：“是一般社会大众，庭上。” 咸廉斯法官继续问他：“是指出版事业？还是另外一群人呢？” 国税局的律师似乎也给弄得迷惑了。列文回答说：“我想我是指以上所提的所有的人。他是否被一般媒体事业界公认为媒体财产最内行的估价专 家？”列文看看证人席。　　纽豪斯低声说：“我不知道。我们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做得相当好，有 些事情我们做错，另一些事情我们做对，我只是不知道人们怎么认为他。” 两位政府律师谢立德和列文，在纽豪斯的宣誓证词里一直没有找到破绽。　　纽豪斯反倒抓住机会，解释公司章程修改的目的只是希望维持家族事业 于不坠，可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绝对没有任何逃税的企图。　　　　纽豪斯告诉庭上说：“很多家庭由于家人不和而四分五裂，导致卖掉报 纸，这种事我们看得太多，太有经验。几乎我们所有的每一家报纸都是从有 问题的家庭手里买下来的。因此，我们自己早已心生警惕，他山之石，可以 攻错。我们家族的事业未来绝对不容许发生类似的事。我们的律师为我们想 出股东一致同意的办法，据以修订章程，它可以达成许多目的，但其中第一 个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持未来公司的稳定。”　　为使纽豪斯家产完整元损，大家长拥有的一份当然愈小愈好，如此可以 尽可能地少缴遗产税。　　纽豪斯对家族事业情况了解得相当深入，对答如流，表现出奇地好，使 两位政府律师十分沮丧。在交叉询问将近尾声时，他们挑出另外一件事情， 希望这回能逮住他。列文律师利用的是老萨姆·纽豪斯一九七六年以一亿五 千万美元并购“布斯”（Booth）媒体集团的事，要求士毅一步一步地详细说 明家族的决策过程。国税局律师希望从这一项收购密西根州报团，以及也属 于布斯的《巡游》周日增刊的事件中，证明出萨姆·纽豪斯是决策的真正主 角，证明这项大家一致确知的事实。“你也参与了那件购并案？”列文提出质问。 纽豪斯回答：“我当然参与了决策。” “好，??。”列文说，他紧紧盯着纽豪斯，等他说出有关详情。 纽豪斯先用一种无奈的滑稽眼神回看他。然后，他用一种极端厌烦的倦怠声调说，“好吧，要详说这件事，有点像要我形容什么是爱??”回护　　等到轮到国税局邀请的主要证人之一约翰·卡菲（JohnCoffee，Jr）出 庭作证时，政府提控的这件案子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了。在卡菲的眼里，纽豪 斯似乎到了赢家的边缘，即将成功地逃漏掉一度被估算为十亿元的遗产欠 税。准备了好几个月，等待了许多年，国税局的这件案子已经支离破碎，卡 菲也无力回天了。不过，他仍然坚信纽豪斯是在设法逃避应缴的巨大遗产税。 卡菲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专任公司法的教授，他曾经分析过许多私 人公司中复杂的内部股权移转案件，经常在有关税务审判中以专家身分应邀 作证。从某一个角度而言，他有如一位验尸法医，一位专门检视家族公司遗 产的法院会计师，对卡菲来说，纽豪斯公司股权转移的机制和股票类型不同，虽然看来复杂，但其底线清楚不过：萨姆·纽豪斯掌控公司一切决策。　　卡菲后来解释说：“他可能是爱兄弟的人，不过他一个人独占了所有的 投票股。”　　在证人席上，卡菲教授说，应以公司实际价值的总额课征遗产税，而不 是纽豪斯计算出来的小零头。他详尽地分析了纽豪斯新闻工国的财务结构， 在交叉质询时，他对公司的透彻了解令人印象深刻，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看 法。　　不过，这项助力看来不够。卡菲感觉到他的证词对庭上影响甚少，这个 情况使他既尤奈又备感挫折。卡菲稍早曾和谢立德打过交道，问他本案可否 协助和解，却被谢立德断然拒绝，他觉得谢立德非属同济。　　让卡菲感觉最紧张不安的，是谢立德与法官威廉斯之间，在本案审理过 程中发展出来的敌对关系，随着案情的升高，两人敌视愈甚。　　当然，在理论上，法律案件的决定应该依据事实与法理，不容渗杂任何 个人的个性。但是威廉斯法官似乎无法掩饰自己对谢立德出庭表现不佳的轻　　蔑。审讯结束几个月之后，卡非回忆说：“他们是我在这种案件上所见过最 强烈的个人冲突。通常，法官对政府一方特别有一份尊重，尤其在税务法庭 上。”　　威廉斯法官并不如此。威廉斯本身曾是国税局的律师，对国税局的内部 作业十分熟悉。尽管他曾有任职政府的经历，咸廉斯法官毫不避讳地表示出 来他对国税局律师，尤其对谢立德的不满。卡菲感觉得到法官对他个人的尊 重，但是他十分惊讶威廉斯对谢立德的态度。卡菲说：“在审讯过程中，咸 廉斯法官曾经多次公开陈述类似这样的话，‘我手上是一件十亿元的大案， 他们竟给我派来这种律师。’”审讯期间，威廉斯至少有六七次激怒地大声 抱怨国税局律师表现拙劣。两人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威廉斯当堂申斥谢立德。 威廉斯法官直指谢立德并责备说：“你对这个案子根本缺乏了解，你对这个案子的准备更是不够，简直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这是我当法官以 来见过的表现最差劲的律师。国税局局长派你来代表政府起诉这个案子，真 是令人不可思议。”　　威廉斯法官停了一下，看着惊愕不止的整个法庭，“你还有什么话要 说？”谢立德耸耸肩，“没有。”“好吧，我想我说完了，你请坐。”法官说。 如此一来，政府向纽豪斯追讨十亿欠税的案子急转直下再也翻不过身来。尽管威廉斯法官个人的态度对这件政府大案多少有所影响，但是基本的问题，还是国税局及其律师在策略及法律决定上所犯的错误。政府一而再、 再而三，一连串错误的步骤和错误的估计，使纽豪斯的律师团有机会在法庭 上尽得上风。辩方纽豪斯的陈述，主要依赖华尔街股市专家和出版界巨子，提供“前锋出版事业公司”在公开市场上价值的实际评估。媒体大王鲁珀特·默多克 和美国最大报系“甘奈特公司”（Gan-nett Co. Inc.，）负责人道格拉斯·麦 考金德（Douglas McCorkin-dale）同意出席作证，说明假若外界有人愿意购 买，默多克和麦考金德都指出，萨姆·纽豪斯拥有的一千股有投票权 A 级普 通股的价值，应比整个公司的总值小得多，尤其是可能的买主无法很容易地 收购家族其余的优惠股，优惠股有权决定出售与否以及还有其他有关规则。 麦考金德说：“仔细了解它的整体结构之后，我们不会有兴趣卷进这么一个 复杂的情势，而且还可能引起法律纠纷。”　　鲁珀特·默多克自愿义务地替纽豪斯出庭作证。澳洲出生的媒体大亨告 诉庭上，他与士毅·纽豪斯兄弟的关系不仅只是生意上的往来，双方之间颇 具友谊。　　默多克承认在好几处媒体市场上，他和纽豪斯家族是竞争的关系。仅仅 几个月之前默多克买下老牌图书出版公司“哈泼·罗”（Harper＆Row）井以 之与他的英国出版公司合并组成新的公司“哈泼·柯林斯”（Harper Collins），是纽豪斯的“兰登书屋”的强劲对手。默多克也指出他和纽豪斯 在杂志市场上也竞争得很厉害，双方经常争取相同的一批读者。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默多克旗下一份妇女杂志《米拉贝拉》，是以它创始总编辑之名 命名的，士毅将她从《时尚》总编辑职位上解聘之后，默 多克立即雇用她创 办《米拉贝拉》。　　　　　尽管这种友善的竞争关系，默多克还是帮忙地在证词中表示，假若不能 与家族其他成员事先取得某种协议，他不会付一分钱买纽豪斯的普通股。 他被问道：“请你向庭上解释你为什么没有兴趣买这种股票？”　　澳洲传媒大王以非常权威的声音说：“我们没有兴趣购买任何一个公司 里的少数股权，除非有特殊的战略目的，以之为跳板，下一步能够买下整个 公司。”　　默多克和甘奈特公司主管的证词，完全符合纽豪斯律师团提出的理论基 础——萨姆·纽豪斯有投票权的 A 级普通股价值，远较国税局所主张的价值 要少，他的家人已经公平地申报了税额。正如默多克在作证时提出的许多合 理而实际的怀疑，谁愿意去买所有权这么复杂的家族企业中的一部分股权 呢？　　在审讯过程中，谢立德和国税局邀来的证人，一直无法克服这些怀疑。 审讯结束之后，威廉斯法官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终于整理完成，并公布他 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各点结论，后来许多法律学者都认为颇能言之成 理，而且内容中，一点都没提到整个审理过程所充斥于法庭的火药味，对谢 立德律师和国税局的证人们，也毫未表示有任何不满。不过，威廉斯法官在 这项遗产税案报告中的见解和决定，对美国政府而言，无疑地是一项灾难。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法官公布的长达一百页的判决书，对士毅·纽 豪斯、弟弟唐纳德和更年轻一代纽豪斯孙辈们来说是一场全面胜利。他们运 用复杂的手法，堂堂正正地继承了祖父遗留下来的庞大家产。简单地说，威 廉斯法官同意纽豪斯律师的立场。他判决“前锋出版事业公司”在萨姆·纽 豪斯去世时价值大约十五亿美元，但是他个人拥有的一千股普通股只值一亿 七千六百万元。因此，家人应缴遗产税四千八百万元，几乎正是十年前纽豪斯家属申报的数额。　　威廉斯法官的判决不仅使国税局输掉纽豪斯一案，它也为国税局今后判 定有钱大户私有公司的价值时，留下一个麻烦头痛的判例。从此以后，国税 局必须使用更加精细的办法来决定一家公司在公开市场上的价值，如果真有 愿意的买主，假若不能全盘掌控公司，他一定把其中部分股权价格尽量压低。 根据威廉斯法官的意见，有关各种不同类别股权的各自权利和义务，现 行法律规定得非常不明确，要决定像纽豪斯这么大笔财产的真正价值，必须把浩繁的法律费用计算在内，否则难于理出头绪。　　有些观察家们认为，法庭对纽豪斯案的如此判决，对美国每一个有钱家 族事业而言，将造成一个令人气恼的现象，大家群起效尤，重新设计财产税 计划——运用反复修订章程、增删条款的手法，把资金结构搞得令外人觉得 复杂难懂。纽豪斯这方面当然对官司的结果大表欣幸。整个案子审理过程中， 都一直旁听关注的纽豪斯家会计师保罗·席勒（Paul Scherer）回忆说：“没 有一个人真能说明法官为什么会这么判。不过，这是一个有关财产税的里程 碑式的案子。我所读到的有关本案的评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 的意见。”　　萨姆·纽豪斯当年设计这么混淆的章程时心里到底是什么打算，如今已 经与他一起化成尘埃。不过，在职业会计师的学术期刊上，他现在地位崇高， 大家认为他是解释税务法令的厉害人物。对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卡菲而 言，萨姆·纽豪斯的居心绝对让人厌恶，他用这种令人困扰的手法对付国税 局，只会令罗伊·科恩那种人觉得兴奋骄傲。卡菲说：“他们两个人故意地　　设计出这套战略。二十年之间章程修改十一次，在财务结构上、在用词遣字 上，无一不改。从来没有一个正常的公司，会在基本结构上如此一再修改。” 国税局曾经一度做过如此大规模的详细调查，但是事后无功而返，使纽豪斯的家产如今已经净值上涨超逾一百亿元，安全无损地进入九十年代。 当这个案子冷冷冰冰地通过法庭的考验，绝大部分财产保存下来，使纽豪斯公司得以更加大肆扩张。先后收购了“兰登书屋”和《纽约客》杂志， 以及其他事业。如果他们缴纳应缴的遗产税，这些后来的收购行动即使不是 不可能，至少会进行得困难些。　　纽豪斯家族十亿美元逃脱遗产税案，并未引起新闻界应有的关注。所以， 士毅的亲自出庭，向庭上宣誓作证，详述家族决策过程种种细节，并没有为 他带来任何个人的窘困。　　默多克那天在庭上作证指出，如果不先买下所有的优惠股而仅只收购前 锋公司的普通股，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生意决定——”，这 个证同完全符合纽豪斯的盼望。默多克说完，穿上大衣准备离去。　　当他走出法庭门口，他微笑地向纽豪斯招呼点头，士毅正和儿子韦恩一 起看证人名单。默多克说：“纽约见。”随即钻进等在法庭外面的礼车，扬长而去。第八章 “兰登书屋”的新主人　　那天的晚宴非常特别。一九八○年二月宣布成交的时候，士毅·纽豪斯 邀请和他最接近的一批亲友，参加一项私人庆祝活动，祝贺他新的井购成果——他得到了“兰登书屋”。那是他父亲费尽一生心力，都无法得手的东西， 在萨姆·纽豪斯去世不到一年，士毅和弟弟唐纳德居然轻易地将之收入囊中。 三十个人聚集在曼哈顿东区丽晶酒店，一处士毅最喜欢的日本餐馆，在 那里，纽豪斯可以得到完全的隐秘。极少数被邀请来陪他庆祝的外人之一， 是长期担任“兰登书屋”董事长的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一个身材高大但很害羞的人，他在图书出版界颇有声誉。 晚宴上的客人，很多都是蜜芝·纽豪斯的好友。她已七十六岁仍然十分活跃，穿着一袭缀满金属亮片的礼服，有如参加百老汇首映典礼的盛装，她 看来十分愉悦，但甚少发言。那么快就能顺利买下美国地位最高的图书出版 公司，士毅喜形于色，只见他喋喋不休，比往常的话讲得更多。　　在首席桌上，罗伊·科恩整晚都是聚会的重心。他讲了好几则幽默的小 掌故，看起来非常为他好友的幸运高兴，似乎同沾喜乐。怕恩斯坦和妻子海 伦对科恩的负面形象早有耳闻，但没有因他的出现，而对纽豪斯收购“兰登 书屋”的企图产生任何疑虑。罗伯特·伯恩斯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他那 天晚上很可爱，早就有朋友告诉我，科恩就是那个样子。”那天晚上，笼罩晚餐席上的气氛充满节庆意味，回想起来有点像庆祝士毅·纽豪斯终于从幕后走向台前。 从那一个时刻开始，纽豪斯家族的新闻王国正式属于士毅，由他负责经营，弟弟唐纳德顺从地支持他。“兰登书屋”是他雄心壮志的大胆宣示。在此之前，纽豪斯家尽管财大势大，却无法得到像这样高水准与高品味的一件 财富。拥有全美国最顶尖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不仅为纽豪斯家族形象添加 一份书香气息，也是一项稳定的滚滚财源。在报业世界里，“声望”和“品 质”是从来不曾和纽豪斯名字连在一起的两个形容词。即使是康德·纳斯特 冠冕上的珠宝、精心巧制的《时尚》杂志，纽约艺文圈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认为只不过是虚夸的精美广告而已。终其一生，萨姆·纽豪斯四处寻访钻营， 无论如何希望买到像《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甚至《纽约时报》那种 高声望高品质的传媒，但每一次都被坚拒，从来不能得逞。那份心愿似乎只 能期待在儿辈身上实现。四十二岁的士毅·纽豪斯非常急切地想展现自己的不同风格。在他父亲故世不到一年之间就能买下“兰登书屋”，的确吸引了全世界新闻媒体的一 致注意，并使纽豪斯的名字有如破茧而出，跃上枝头。如此一来必然会破坏 他隐姓埋名的规矩，士毅对此的确表达关怀。但是并购“兰登书屋”是一项 明确而必须的重要讯号，也让世人知道，第二代有心把萨姆·纽豪斯原来不 计生冷、有报就收的家族企业提升层次，使能鲤跃龙门，更上层楼。判若云泥　　收购“兰登书屋”也是一项个人胜利。从前不论人们如何怀疑士毅接管 家产的能力，所有的疑虑将从今一扫而空。以七千万美元由“美国无线电公 司”（RCA Corporation）买下“兰登书屋”、处理得又干净又利落，手法之 圆熟连他父亲都会自叹不如。八十年代，“兰登书屋”的资产净值大幅升高， 到八十年代结束时，上涨不止十倍。这是士毅处理的第一件巨额交易收购案，　　纽豪斯并购“兰登书屋”的行动，在他家族内部引起戏剧性的骚动，也震惊 整个大众传播事业圈。此后，大家对他留下不易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其他大规模图书出版事业，市面上只剩下少数几个， 于是，纽豪斯的“兰登书屋”把卖书的生意，推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出版的新书销售业务，必以百万册计算，而且要有万人空巷的效果。不再 是以前纽约文化出版界的艺文高雅格调，而是更像好莱坞的票房轰动效果。 无论是曼哈顿四季酒店午餐桌上，或是长途电话上，士毅总不忘提醒他的高 级主管，出版成功之要诀在于：不论付多高的代价，就是要出版来头最大的 书。这项新的书籍出版公式，造成整个出版公司上下员工内心的极度不平衡， 几乎把“兰登书屋”原来所有的价值观都给重新定义。编辑们像“铁打的衙 门流水官”，五日京兆般地迅速来去，谁都干不长久。由于基本精神的变异， 最后，终于导致罗伯特·伯恩斯坦的去职。美国最著名的出版公司到底怎么 了？这是新闻媒体界和出版事业内部辩论不休的题目。但是，在九十年代，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兰登书屋”的现况和士毅·纽豪斯十年前购并时的原 样，已经面目全非。　　在罗伯特·伯恩斯坦来说，他开始时绝对没有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大幅 的变化。一手经营“兰登书屋”十五年的伯恩斯坦，当初易手之际，只是想 找一个他能信得过的老板。当年“兰登书屋”的主人本尼特·赛尔大（Bennett Cerf）安排与亚佛瑞·克诺夫的出版公司合并。那真正是君子协议，两个人 握握手，一切都成定局。大家心里只有一个真挚的共同目的，尽可能出版最 精致的书。当八十年代初期他寻觅可能的买主时，伯恩斯坦知道，事情不再 像他想的那么单纯了。伯恩斯坦出身哈佛大学，是赛尔夫个人亲自挑选的干部，负责“兰登书屋”在本世纪后半期里五十年的经营，早在几个星期之前，伯恩斯坦就知道 了他挚爱的出版公司即将上市求售。自从一九六六年，公司就由 RCA 拥有， RCA 当年付了一笔很好的价钱给赛尔夫。RCA 主管隔行如隔山，从来不知道要 怎么经营“兰登书屋”，所以一向放手给伯恩斯坦，由他负责营运。伯恩斯 坦的自主权由于 RCA 的求售，立即受到威胁。开始求售不久，伯恩斯但接到一通纽豪斯的电话。他知道 RCA 委托的经纪公司把这件“兰登书屋”待价求售的事和纽豪斯家族接上线。但是纽豪斯 两兄弟都坚持，他们在签下任何有关协议之前，必须先和伯恩斯坦见面详谈。 伯恩斯坦同意和两位纽豪斯兄弟在泛美大厦的俱乐部同进午餐。伯恩斯坦事后回忆说：“我必须说纽豪斯兄弟处理这件事非常高明。他们告诉我，只有在‘兰登书屋’工作人员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买这 个公司，他们要求我先探询大家的意见。”　　伯恩斯坦自己做了一点调查工作。据他了解，当时一九八○年，士毅和 他弟弟唐纳德都还不算出名，即使在纽约曼哈顿媒体圈子里，也没有太多人 知道他们。传媒界一般公认他们父亲只要报纸赚钱就可以了，对编辑立场不 甚干预，儿子们的做法应该仍是肖规曹随才对。这和东主 RCA 给予伯恩斯坦 的自由经营情况似乎非常类似。纽豪斯是一家私人拥有的公司，这是吸引伯 恩斯但的另一个原因。无论出版生意的起起伏伏，伯恩斯坦认为“兰登书屋” 最好属于像纽豪斯这种私人公司，免得像现在的情况要向董事会答复一切问 题，每一季还得向股东们提出财务报告。一九八○年二月有一天， RCA 董事长埃德加·葛理菲斯（Edgar H.Griffiihs）通知伯恩斯坦，“兰登书屋”卖给纽豪斯已经成交。怕恩斯坦私 下庆幸能有如此一个新东家。　　第二天，“兰登书屋”易手一事，成了全美各大报纸头版大新闻，报刊 杂志上再度提起有关纽豪斯第二代也将采取“编辑自主”的神话。《纽约时 报》在头版新闻上指出，“根据图书出版界高阶层人士的看法，值此许多作 者和编辑们，对图书出版事业日趋商业化普遍感觉尤奈之际，纽豪斯以其编 辑自主政策，将是‘兰登书屋’的适当东主。”　　伯恩斯坦尤其感到欣幸，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好老板，从此可以依照理念 放手地经营这家出版公司。几个月之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书香的天堂　　有将近半个世纪之久，“兰登书屋”几乎就是本尼特·赛尔夫自己的书 屋。他的朋友和同事们都很高兴地体认到，它更像他个人能表演发挥的舞台。 早在一九二五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年轻的赛尔夫和他同学好友 唐纳德·克罗佛（Denald S. Klopfer）开始以他们锐利的眼光和处事的热诚 出版书籍。他们最早出版的一套书是重新设计过且印刷精致的古典文学作 品，定名为“现代文库”（Modern Library）丛书，为以后发展成的“兰登 书屋”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它将高文学格调的经典作品，与老少咸宜的通俗读物合而为一，树立了“兰登书屋”以它为传统的独特品味。　　赛尔夫个子不高，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架一副牛角框的眼镜，非常懂得 交友之道，朋友们很容易喜欢他。“兰登书屋”最具才华的编辑之一杰森·艾 普斯汀（Jason Epstein）说：“本尼恃把‘兰登书屋’经营得有如演艺事业， 只是稍稍保守一点，从某一个程度看，公司似乎有些粗陋。可是本尼特有他 的品味，他知道公司旗下作者名单中拥有菲立普·罗斯（Philip Roth）和威 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是多么重要，他绝不流于凡俗。其他出版家 即使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作者，也晓得一千种致富之道；柯尼特·赛尔夫却 不晓得。”在赛尔夫和克罗佛手下做事，无论编辑和作家都享有尽情发挥才华的自由，他们出版的作品百家杂陈，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约翰·奥 哈拉（John O ’Hara）、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安·兰 德（Ayn Rand）、詹姆斯·米契纳（james Michener）和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Proust）尽皆网罗在内。赛尔夫似乎有一份天赋的本领，能够察觉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他了解公众的兴趣和阅读习惯，照他自己所形容的，他 能推出一批书籍，使在书店里剜览的读者“任意挑选”（“at randOm”）就 能买上一本。“现代文库”的经典作品，到一九七一年赛尔夫去世时，已经 售出五千万册。另外还有好几种赛尔夫设计出版的书也部长期畅销，成为公 司的金矿。　　赛尔夫曾经勇敢地下了一项决定，和政府打官司，直接挑战联邦政府的 出版品检查制度。那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讼案，结果使詹姆斯·乔 伊斯（Janles Joyce）的作品“尤利西斯”（Ulysses）得以在美国出版，也 使“兰登书屋”初露头角的声名大噪。出版乔伊斯这本力作的官司引起全球 关注，“兰登书屋”成了争取文艺表达自由的无畏先锋，一个与文学诸圣同 一立场的出版家。乔伊斯小说末尾叙述的所谓“脏话”，被联邦法官判决为 “诚挚而严肃的企图，为了观察和描述人性而思维出来的一项新的文学手　　法”。“兰登书屋”终能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出版乔伊斯的小说。经由法庭 官司的轰动，不仅使这位爱尔兰作家一夕成名，世人也对敢于向政府猥亵禁 令挑战的年轻出版家刮目相看。　　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本尼特·赛尔夫是以长期播映的电视现场表演“我 的立场”（“What My Line？”）担任主持人而闻名。但是他真正的成就在 于结合文学创作的才华精英，把“兰登书屋”创办成美国伟大的出版公司之 一。　　二次大战之后，赛尔夫和他的公司坐落于曼哈顿中心麦迪逊大道上，有 如宫殿建筑一般古朴的“维拉大厦”（VillardHouse），就在圣柏垂克大教 堂的后面。大厦内部有意无意地营造出一种雅致的书香气氛。当五十年代中 期，杰森·艾普斯汀刚由另一家出版公司被网罗到“兰登书屋”担任编辑时， 他向老板娘表达了他的快乐心情。当时也在“兰登书屋”担任编辑的菲莉丝·赛 尔夫回忆说：“杰森·艾普斯汀一进门就喊，他进了安乐乡。它真是最醉人 的场所，他觉得自己就像进了美丽的天堂。”罗伯特·伯恩斯坦是从“西蒙·舒斯特”　　（Simon＆Shuster）出版公司跳槽到“兰登书屋”的，和艾普斯汀几乎 同时进公司，他对“兰登”也有同样一见倾心的感受。他是公司里一颗新星， 后来职位升迁快速。任用艾普斯汀和伯恩斯坦反映出赛尔夫的理念，他认为 经营一个出版公司和经营一个冠军棒球队非常类似。他相信一定要培植像阿 尔伯特·爱斯肯（Albert Erskine）、罗伯特·鲁米斯（Robert Loomis）、 乔易·福克斯（Joo Fox）以及罗伯特·葛特利布（Robert Gottlieb）这种 具有才华的第一流编辑，合力创造一份崇高的事业，才能保证“兰登书屋” 继续不断地发展和成功。他聘用伯恩斯坦，是借重他推销通俗读物的商业专 才，而聘用艾普斯汀，则是借重他对文学鉴赏的慧眼以及寻访重要作品的才 识。“杰森·艾普斯汀是我高档读物的编辑，罗伯特·伯恩斯坦是我大众读 物的编辑。”赛尔夫曾一语道破地公开表示。到了一九六五年，“兰登书屋”已经发展成一家产品内容多元化成熟的出版公司，包括六十年代初期购井的“阿尔弗雷德·克诺夫”与“诸神”（Pantheon）等表现卓越的出版单位。那年赛尔夫六十七岁，他决定卖掉“兰 登书屋”，从公司总裁身分退下；他挑选伯恩斯坦继任。赛尔夫在回忆录中 说：“我们有一个资历完整的人选，一个适当的继任人选。”那一年，赛尔 夫和亨利·鲁斯的“时代生活公司”（Time-Life Company）接触，谈判出售 合并之事，双方均表同意。可是联邦司法部出面干预，认为“时代生活公司” 是一家大规模的出版商，两者并购之议，违反“反托拉斯法”的规定，政府 必得依法阻止。后来“美国无线电公司”RCA 老板大卫·沙诺夫（David Sarnoff）表示愿意照赛尔夫的开价承购，这项交易一拍即合。合约内容非常 优厚，条件中讲明仍由赛尔夫的班底经营“兰登书屋”,RCA 不干预其出版业务。　　伯恩斯坦担任公司总裁的任期中，他一向保持赛尔夭和唐纳德·克罗佛 留下的传统，给编辑极大的自由创造发挥空间。不过伯恩斯坦似乎命中注定 总是有人在后面监督他；到他一九七一年逝世为止，赛尔夫一直担任“兰登 书屋”董事长，对公司的营运关注不减。赛尔夫承认，虽然对伯恩斯坦有充 分信心，自己却很难完全卸下对这份事业的责任感，有时候，免不了仍插手 公司事务。在附属于 RCA 的年代，伯恩斯坦要向葛理菲斯等一批对图书出版　　经营，毫无了解、毫无兴趣的顶头上司们简报公司营运状况，自己感到苦不 堪言。所以一九八○年纽豪斯买下“兰登书屋”，伯恩斯坦以为今后只面对 一个老板，外界又盛传他“编辑自主”的政策，心中顿感舒坦多了。两年后， 伯恩斯坦告诉《华尔街日报》：“在 RCA 时代我有五六个主管，RCA 有八十 亿生意，我们仅只占四千万元，他们根本不重视。”伯恩斯坦和 RCA 之间有 一项特别的争议，久久不能解决，但是纽豪斯接掌之后，几个星期内就处理 掉了。他迅速批准伯恩斯坦的建议，买下“佛西特图书出版公司”（Fawcett Books）。“佛西特”是一家专门走群众路线出版平装本小说的出版公司，伯 恩斯坦希望用它来搭配“兰登书屋”冗长的大牌作者名单，以及价格昂贵的 精装本出版物。伯恩斯坦心怀知遇感恩，以为这个新老板不仅立刻进人情况 而且果断有为。　　士毅·纽豪斯谦称自己对图书出版事业许多方面都所知有限，他处处表 现出热切的学习意愿。在出版业界主要的专业期刊《出版家周刊》（Pulbishers Week1y）一篇专访中，士毅·纽豪斯形容自己只是伯恩斯但经营“兰登书屋” 的一个“顾问”。他说，“我希望和他经常碰面，洽谈有关问题。我在年轻 时代有能力从基本上做起，先学报纸、再学杂志。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 但是，我希望能够体会充斥于图书出版事业之中的机会和活力。”纽豪斯声 称，他主要兴趣在于“出版事业的庸俗面”，例如印刷、发行、市场和其他 与财务有关的事务。许多不太了解纽豪斯企图的编辑和作者们，闻言如释重负。　　伯恩斯坦一向是一个心安理得的人，对公司里搞阴谋毫无兴趣。他对于 纽豪斯所提的问题都知无不言，并且还鼓励他直接找编辑们谈话。伯恩斯坦 回忆说：“我从不企图影响他对出版事业的看法，希望他发展出自己的观点。” 他的理论是：纽豪斯了解出版愈多，在他庞大王国多元事业的相互竞争中， “兰登书屋”就能受益愈大。每个星期二下午，纽豪斯和伯恩斯坦在四季大酒店一家牛排屋中同进午餐。他们快速地检讨有关公司业务的各种备忘录和报告，纽豪斯用一本黄页 记事簿记下要点。伯恩斯坦提到这项午餐汇报表示：“时间很短，很快。谈 公司里各个部门发生的事，谈人事、谈买书、谈上星期里出版界大体发生的 事。如此每星期例行的谈一次，他当然可以完全掌握出版事业的全貌。”有纽豪斯的充分支持，伯恩斯坦把公司主持得很好，“兰登”快速扩展，业绩由一九八○年购并时的二亿元，升到八十年代结束时的将近九亿美元。 在伯恩斯坦领导下，“兰登书屋”成了美国正派书籍出版的主流力量之一。 然后又把竞争方向扩张到通俗小说、当代传记、历史、小品文等非小说性的 散文文学，以及知名作者的其他类别著作。为了提高盈利，伯恩斯坦把并购 来的“佛西特”图书公司与它既有的“拜兰汀”图书部（Ballantine Books） 合并，组成美国最大通俗读物的出版者之一。他又成立了“维拉”图书部（Villard Books），向“纽约时报公司”买下“时报”图书部（Times Books）。 他也扩大“兰登书屋”为《读者文摘》、《美国汽车协会公路地图》（AAA Road Atlas）等较小出版商的代理发行业务，又请儿童读物与畅销书作者灌制录音 带和录影带。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兰登书屋”的盈利逐年稳定上升，利润高达 15％——在图书出版业一般利润要低得多的情况下，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而“兰 登”成了纽豪斯手上值得骄傲的一个金库，财源滚滚而来。一九人五年纽豪斯接受《纽约时报》一项访问时，难得他讲了一句大话，“我认为（我买下 兰登），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划算的买卖。”鸿沟显现　　虽然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财务上成就非凡，伯恩斯坦与纽豪斯之间由于 基本个性迥异，从来未能建立真正的友谊。时间稍久，伯恩斯坦了解到两人 交谈时的哪些话题能谈，哪些禁忌话题不能谈。“兰登”的业务能谈，《浮 华世界》或是其他康德·纳斯特杂志的事务却绝对不得触及。楚河汉界画得 十分清楚，不得逾越。　　尤其，谈论家庭状况是个犯忌的话题。有次两人结伴公务长途飞行，伯 恩斯坦试着谈及双方家庭生活。伯恩斯坦幽默的表示自己是个“孝子父亲”， 并骄傲地述说三个儿子们各自的成就，以及日渐增多的孙辈。纽豪斯也有三 个孩子，现在均已开始成年，但是他却绝不愿提及他们。当纽豪斯被问及类 似话题时，交谈迅即中止，弄得十分扫兴。　　在每周一次“四季酒店”的午餐汇报上，士毅偶尔会带侄子思蒂芬·纽 豪斯（Steven Newhouse）参加，他是他弟弟唐纳德的儿子。思蒂芬在纽豪斯 家第三代中，被大家一致看好，将来父亲和伯叔辈一旦放手，他将是最可能 的接班人选。当长辈们讨论公事时，纽豪斯家的下一代一向都是静待一旁不 敢插嘴。士毅年轻时就懂得这个道理，每当父亲和叔叔们谈论报纸事务时，他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现在情况亦复如是，士毅在“四季酒店”和有关人员讨 论“兰登书屋”的业务时，思蒂芬永远一育不发。他的沉默使伯恩斯坦非常 惊异。他回忆说：“思蒂芬从来不说一个字。你无法从他口中听到任何意见。 有很多次，整个午餐过程里他只是坐在那里，从头到尾不发一言，真是奇怪 极了。”士毅·纽豪斯和伯恩斯坦的不同，不仅存在于两人的个性，他们对出版事业的目标以及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完全不同。纽豪斯家族对出版事业的 观点，历来一向都是很直截了当的。士毅曾经以坚定语气说过：“我不喜欢 搞慈善事业，我认为我的生意每一件都要弄清楚收入和开支，要有利润，这 样才能稳定，叫人安心。赔钱的生意不会稳定，而且也没有机会改善品质。” 可是伯恩斯坦对图书出版的看法，除了需要赚钱之外，还有一层比较高 贵的目的，他是一个重视传统的人，有时候他会出版一些虽然不赚钱，但是 他认为值得出版的书。另外一些书，明知可以赚钱，但会损害公司声誉，他 也拒绝出版。伯恩斯坦非常服膺启蒙师父赛尔夫对出版事业的看法：“我们 所追求的不是盈利，而是声望。”他相信品质和声望与“兰登书屋”的成功 息息相关。他在“兰登”的经营上采取多无化手法，分设了十多个不同出版 部门，分别负责出版小说、传记、食谱，以及儿童读物等不同性质的书籍。 “不是要一座山，而是要一群山脉。”他告诉他的编辑们，“一家出版公司 是为作者服务的公司，帮他们编辑，帮他们推广，最重要的是需要爱护他们。” “兰登”出版过一套以“苏斯博士”（Dr，seusse books）为名的丛书，是 孩子们床头上重要读物，风靡了好几十年，也是“兰登”稳定财源之一。它 的作者泰德·言索尔（TedGeisel）就是伯恩斯坦最忠诚的崇拜者之一，他称誉伯恩斯坦是“我们的凯撒大帝，我们的教皇”。 由于伯恩斯坦对出版事业持这种敬爱的态度，自然使得他也积极从事于言论自由与人权的争取。像“赫尔辛基观察组织”（Helsinki Watch）、“人 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Watch）“言论自由基金”（Fund for Free Express） 等国际性组织的成立，伯恩斯但都是有功劳的。七十年代初期，担任“美国 出版家协会”主席期间，伯恩斯坦发起全球性的努力，保护作家与新闻记者， 使不受政府的暴力与虐待。　　七十年代中期，他访问当时的苏联，会晤过不少异议分子作家，他们有 些人曾经下狱。一九七五年伯恩斯坦夫妇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诺贝尔 和平奖颁奖典礼，获奖人安德烈·沙卡洛夫（Andrei D. Saknarov）无法出 席，由妻子雅莉娜·邦纳代表宣读丈夫撰写的讲稿。伯恩斯坦个人与世界上 著名的异议分子像贾可波·提摩曼（Jacobo Timerman）和纳但·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等人的情谊，使“兰登书屋”有机会出版许多畅销书， 因而名利双收。由于了解并信任伯恩斯坦，沙卡洛夫仅简单地和他握手就达 成君子协定，将他的回忆录原稿以走私方式偷偷运出苏联，文托给伯恩斯坦， 由“兰登”的“克诺夫”图书出版部发行。伯恩斯但对世界人权问题用心良 苦，关注备至。有一次，“克诺大”一名经理向他请示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的书稿“给奥加的信”（Letters to Olga）应以什么方式给酬。伯 恩斯坦显出他少见的不耐烦。他大声下令，“他现在关在牢里，把监牢给买 下来！”哈维尔是捷克的政治异议作家，当时正在坐牢，后来当选捷克总统。 伯恩斯坦热心从事人权活动，办公室也经常出入有关人物，一些人权团 体每月一次的会议，就利用他的办公室举行。他为争取人权自由常常各处旅 行，从未事先向纽豪斯报准。一些了解纽豪斯心态的人知道，他不可能对“兰登”董事长的这么多外务表示满意。　　基本上，纽豪斯一向坚称自己与政治无关。如果在政治上有任何能够看 出来的倾向，纽豪斯永远赞成现在，无论现况为何。伯恩斯坦自己判断，士 毅在私底下是支持像里根那样的保守派。纽豪斯偶尔也会出现在政治性场合 或募款会上，但是仅只现身而已。他约束自己绝不和任何政府打交道，不去 设法影响，也不占它好处，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过去从来不曾有过 一个纽豪斯的主管像伯恩斯但一样，在国会委员会上公开作证，反对里根提 名的国务院人权与人道事务助理国务卿人选。“纽豪斯家族基金”总是小器 地少量捐助慈善事业。伯恩斯坦希望获得纽豪斯对他的支持，常鼓励纽豪斯 做大手笔捐款。事实上，纽豪斯家族就是因为享有印刷出版自由，能够表达 他们要表达的任何言论，才有机会赚得百十亿家财。他更认为纽豪斯看在他 曾为“兰登书屋”赚来大批钞票的面子上，至少也应该捐一笔钱给人权组织， 表示对他个人努力方向的道义支持。谈过一两次之后，纽豪斯终于在一项人 权筹款晚餐上买了一桌。　　自此之后，而人间的不和日益明显。从较宏观的角度看，这正象征着过 去经营出版事业的理念与出版事业今后趋势之间的不同。虽然伯恩斯坦公开 场合上仍然对纽豪斯表示支持服从，但私下他已经表示，原先对他的看法和 他所谓编辑自主的承诺，全是自己一厢情愿的错误判断。“兰登书屋”不再 是本尼特·赛尔夫和他继承人罗伯特·伯恩斯坦理想中的那种具有道义承当、 能开创风气、追求声望的出版事业，而是纽豪斯拥有的赚钱工具之一。辞退　　到八十年代中期，纽豪斯对图书出版事业的了解自认已有足够信心，他 开始一连串地提出种种构想，他的构想就从交办事项开始。　　　　在伯恩斯坦不表同意的情况下，纽豪斯安排“兰登”在一九八五年出版 了房地产巨子唐纳德·特朗普（Denald Trump）自吹自擂的《交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Deal）一书。出版之后，倒是洛阳纸贵，成为“兰登”的 畅销书。几年后再出特朗普的续集《高处不胜寒》（Surviving at the Top）， 新书正要上市之前，刚巧传出特朗普资金周转不灵的财务大危机，该书遭池 鱼之殃，销路甚惨。　　纽豪斯又要求“兰登书屋”的编辑，为曾替他们家族服务过的两个律师， 出版自传或回忆录，一个是克拉克·柯立福（Clark Clifford），另一个是 罗伊·科恩。表面上看，似乎都是好主意，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两本书为 “兰登”带来莫大的困难与窘境。八十年代后期，士毅·纽豪斯建议出版柯立福回忆录“总统顾问”（Counselto the President），柯立福历任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三位总统的高级 助理，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华府律师。他曾经一度想替纽豪斯家族购井《华 盛顿邮报》，但没买成。可是在柯立福回忆录正式出版之前，因为卷人“国 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ommerce and Credit lnternational，BCCI） 国际性金融丑闻案，使他一世英名一夕扫地。他后来被纽约曼哈顿地方检察 署以刑案起诉并且枝判有罪。惟柯立福因风烛残年健康太差未能出庭应审，可是 BCCI 案使柯立福的政治家形象已变得虚伪而不同于往日的风光。　　至于科恩的回忆录，虽然稿子已经整理得接近完工，但是由于科恩在内 容上有许多挟私人恩怨而恶意攻讦他人的情况，害得“兰登”在最后一刻打 消出版的原意，临时叫停。对这些由纽豪斯倡议出版的书，伯恩斯但持相当保留的态度，但又不能不勉强应命，两人之间的嫌隙日深。 在他们每周一次的午餐工作汇报上，纽豪斯故意地一再提高业绩标准，一步比一步逼得愈紧，责成伯恩斯坦达成更好的业绩要求。很明显的，纽豪斯已希望换人主持“兰登书屋”，想用他自己的方式经营出版公司。经过好 几个月的努力抗拒，伯恩斯坦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达成盈余数字要求，体认到 “兰登书屋”已经不再是他能经营的事业了。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历经很长 时间的不断摩擦，终于宣布伯恩斯坦即将卸任，继任人选却尚不明确。正像 两人本质上的不同，伯恩斯坦称他的离职是“辞职”，而纽豪斯则称之为“退 休”。纽豪斯一如惯常地闪烁其词，简单而阴柔地说，“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事。”他并表示不记得是谁先提起伯恩斯坦要走的话题。 伯恩斯坦非常珍惜自己穷其一生在出版界建立起来的声誉，对于被逼去职，他保持君子风度绝不口出恶言，甚至也不提自己与纽豪斯之间存在的基 本观点不同。宣布辞职之后，他只是说，“这是该走的时候了，士毅和我之 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去职一年多以后，对于士毅·纽豪斯如何改变了“兰 登书屋”的本质，伯恩斯坦仍然保持缄默。伯恩斯坦离去之后，坐落在东五 十街的“兰登书屋”已是国际性的出版事业王国，不复是杰森·艾普斯汀当 年在古朴的“维拉大厦”创建“兰登”事业时的那个——志同道合的学院式 正派工作场所。　　罗伯特·伯恩斯坦在他董事长办公室，当着一批大约六十位的高级编辑， 和他妻子海伦的面前，宣布他要离开他挚爱的公司。在他离职之际，他只和 一位作家讲了内容稍微深入的一段谈话，“从最初加盟开始，我一直觉得“兰　　登书屋”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一个所有的好作品、新思想，以及那些从 世界黑暗角落里奋战求生的作品和思想，都能将它们的价值出版上市的地 方。尤其在这个虚伪和商业主义横流的时代，我笃信这层意义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益形重要。”　　伯恩斯坦去职后一星期，士毅·纽豪斯宣布他选中对手出版公司“班腾·双 日·狄尔”的（Bantam Doubleday Dell）老主管艾伯托·维塔尔（Ajberto Vitale）继伯恩斯坦接掌“兰登书屋”。维塔尔被人公认是处理数字优于文 字的人，纽豪斯希望他把“兰登”属下十多个不同的出版部门重新整顿，使 能一呼百诺地更具竞争能力，堂堂进入九十年代。上任之际，维塔尔也表达 了对伯恩斯坦的敬意，他说：“自从罗伯宣布退休的时候开始，从大家流露 出来对罗伯的敬爱和祝福，看得出来他已经是美国出版事业的传奇，更重要 的意义是，他是‘兰登书屋’所有工作同事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永远受到大 家的肯定和景仰。”　　在“兰登书屋”内部，大家也稍稍松了一口气，纽豪斯毕竟挑选了一个 圈年人来接替伯恩斯但，而不是小报专栏上所传言的全国棒球协会主委彼 德·尤怕罗斯（Peter Ueberroth），或是士毅的三十二岁侄子，那个一言不 发的思蒂芬。可是好景不常。维塔尔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在“兰登书屋”业务中首先要削减的部门，正是伯恩斯坦最钟爱的“黑暗角落”——以出版好作品好思 想为传统的“诸神”部门。当他采取行动时，维塔尔才体会到，在纽豪斯的 “兰登书屋”里，愤怒、反抗和关切的情绪有多么深广。第九章 重塑美国出版事业　　史塔兹·德克尔（Studs Terkel）记得，当他最初听到这个想法时，认 为有些不可思议，可是进而深思之后，豁然觉得简直妙极了！用非常生动的 笔法，比照描写一个中国小村庄的方式，向读者栩栩如生地介绍芝加哥的生 活。　　六十年代中期，德克尔是芝加哥地区广播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兰登书屋”旗下部门“诸神出版部”负责人安德烈·希夫林（Ande Schiffrin）在电话上向他提出建议。希夫林说，参照詹·米铎（Jan Myrdal） 的书《来自一个中国村庄的报道》（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的写 作方法，详细报道芝加哥人的生活方式。他接受了编辑的构想，写出一本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形形色色一条街——美国》（Division Street：America），他生动地描述横越芝加哥心脏地 区的一条街，以及捕捉居住都市中美国人们的心声。这本书奠立德克尔在文 坛的一席之地，他也从此对希夫林言听计从、忠心耿耿。“我之所以能有今 日作家的成就，一切都归功安德烈的指点，”德克尔说，他总共写了六本由 “诸神”出版的书，包括一九八五年获普立策奖的《圣战·二次世界大战口 述历史》（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warⅡ）。德克尔的文学经历，是许多希夫林一手培植出来的作家们典型故事，他们心怀知遇，从此成为“诸神”旗下有如家人般传统的一部分。希夫林的父 亲开创这项传统，儿子后来沿袭下去。一九四二年库特·吴尔夫（Kurt wolff） 和妻子海伦创办了“诸神出版公司”，第二年杰奎斯·希夫林（Jacqures Schiffrin）加盟——三位知名的出版界先驱都是由纳粹占领下的欧洲逃亡赴 美。杰奎斯是名作家安德烈·吉德（Andre Gide）的密友，“诸神”在出版 事业上的成功，以及树立了思想先进的美誉，杰奎斯功不可没。一九六一年本尼特·赛尔夫买下“诸神出版公司”将之纳入“兰登书屋”旗下。他并且慧眼赏识希夫林的儿子安德烈，请他负责经营这份极富声誉的 出版事业。当时它已经出版过布瑞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的《齐 瓦哥医生》（Dr. Zhivago）和乔伊·艾当森（Joy Adamson）的《生本自由》（BornFree）等巨著。赛尔夫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挑选最理想的安德烈·希夫林经营‘诸神’，安德烈在海外有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又有卓越的判断 能力。我们呵护‘诸神’成长茁壮，目的在出版精致的书。我们并不刻意地 要求它出版畅销书，但是每隔一阵子，总会碰到一本大赢家。他们表现得非 常好。”像阿瑞耳·杜夫曼（Ariel Dorfman）、芭芭拉·爱荣瑞吉（Barbara Ehrenreich）、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和诺姆·庄斯基（Noam Chomsky） 等知名作家都公认“诸神”是勇于出版偏激性观念或煽动性政治言论的全国 性书商。“它的品味不流入凡俗，”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庄斯基说，“当然， 任何一本不合常轨不落俗套的书，总是会找到某一个出版商出版，但是‘诸 神出版公司’对出版这种书视之为常态。‘诸神’鹤立鸡群独树一格，是因 为希夫林使它独树一格。”“诸神”风云　　在“兰登书屋”的世界里，“诸神”出版部有如一个小村庄般遗世独立 地独处于大厦二十七楼，希夫林带领手下一批年轻精英编辑使之自成格局。　　连上二十七楼的电梯也是独特的一部，与其他“兰登”编辑所使用的电梯不 同。　　公司里其他部门高级主管对“诸神”在编务及财务上享有的自由程度， 心态上显然感觉不平衡。纽豪斯对“诸神”到底有什么想法，外人不得而知。 希夫林的妻子是维多利亚·纽豪斯的朋友，大家偶尔会有社交往来，所以对 这种别人侧目的情况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警惕心。不过，当罗伯特·伯恩斯坦 被迫去职之后，“诸神”出版部很快就成为艾伯托·纶塔尔第一波整顿计划 的开刀对象。维塔尔是一个只懂赚钱的经理型人物，纽豪斯雇他来就是要削 减成本开支。一九八九年伯恩斯坦离职那年，“诸神”是赔钱的。可是大多 数了解“兰登书屋”那一年财务收支状况的人都知道，与“皇冠”出版部（Crown Books）的问题，或是许多先忖大笔头款而后市场很差的书约比较，“诸神” 的亏损数字不大。真正使维塔尔生气的，是希夫林对“诸神”赔钱所持的那 种毫不在乎的倔做态度。希大林说话时温文儒雅，与其说像大公司主管，毋 宁说更像一位大学英语教授。他回忆这段住事，“‘诸神’一向希望出版最 好的书，即使其中有些会赔钱。但是维塔尔来了以后，公司的气氛大不相同。 他觉得我们会对其他出版部门引发不良后果。”　　上任两个月之后，维塔尔向希夫林摊牌，要他把“诸神”新书出版名单 由一百二十本减成四十本，工作人员也要按此比率裁减。希夫林断然拒绝， 并且一怒辞职。对这件事双方各执一词。希夫林说维塔尔告诉他，要“诸神” 出版的书单里包括有右派的书，也要有左派的书。维塔尔否认有这样的说法， 他说：“百分之百的不正确，我是就事论事。‘诸神’出版部的问题绝对是 最令人刺眼的。任何部门都可能有赔钱的一年，但是连续几年下来，??这 对别人不公平。”纽豪斯和“兰登书屋”新来的董事长维塔尔，没有料想到气走希夫林的严重后果。罗伯特·伯恩斯但去职所引起的群情哗然被压抑下去，主要因为 伯恩斯坦本人不愿大事张扬。很久以后，伯恩斯坦仍然认为抱怨自己处境并 不光彩。（有些编辑认为伯恩斯坦拿了纽豪斯一笔大钱，同意在某一段时间 内保持沉默，但是伯恩斯坦公开表示他决不会签这种可耻的闭嘴协议。由于 伯恩斯坦在人权和言论自由上众所周知的严正立场，纽豪斯可能也不敢提这 种要求。）希夫林情况不同，他和老板在高职金协议中约定，一年之内不向新闻界发表任何公开谈话。事实上，纽豪斯花钱买得希夫林的缄默。但是他手下一 批感情已经水乳交融般的编辑和许多著名的作家，则另有一番看法，他们决 心不让他如此不明不白地悄悄隐人暗夜。希夫林手下编辑在集体请辞之前， 在公司总部大楼里发动了自己的游击战争。他们将自己一方的说词以发新闻 通稿方式，电传给各个新闻单位，并且分头打电话给相熟的新闻记者，他们 把维塔尔描述成只懂收支数字的庸俗小人，一心只想毁掉“诸神”及其尊崇 文学的传统。维塔尔虽然有点高傲，但也还算是一个和蔼的人，他对接手经 营“兰登”一事，自感任务重大，希望有所作为，认识他的人也都惊异他居 然被形容成如此不堪人耳的恶棍。维塔尔虽然是个行政首长，他对编辑们仍 给予相当大的自主权。　　“请神”内部群情激昂，矛头虽然指向维塔尔，但是真正愤怒的对象， 是后台大老板纽豪斯和他经营“兰登书屋”的基本作风。纽约的文坛在几个 月间，先后看到伯恩斯坦与希夫林扫地出门，大家认定“兰登书屋”出事了，　　金字招牌已逐渐灰暗。
成为本站VIP会员,
若未注册,请点击 成为本站会员.
版权声明：本站所有电子书均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侵犯您权益的情况，请立即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及时作相关处理。
　　　　　　　　　　　　　　　　　　　　　　　　　　　　　　　　　　　
蓝田玉PDF文档网致力于建设中国最大的PDF格式电子书的收集和下载服务！